时间：2026-11-02访问：1来源：历史铺
汉族儒士在元代以前本是一个广泛活跃在政治舞台上的群体，他们的行为常常会在政治场上掀起波澜，许多决议也会影响一个国家的走向，但这个本拥有较高社会地位的群体在元代却遭到了挤压，甚至出现了“边缘人”的趋势。
儒士在元代统治者眼中得不到重视，甚至还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排挤。
儒士很难进入官场上层的位置，即便做官，也会被安排在一些不重要的职位，或是停留在边缘位置打杂，儒士与真正官场中的人物之间像是被建造起了厚重的墙壁，儒士很难真正获得机会再施展拳脚。
在姚遂《牧庵集》中曾提到，元代入仕的方式有三种，分别是宿卫、儒、吏。尽管儒士也被列入三大途径之一，但根据比例，儒士仅占十分之一。
这些能够步入仕途的儒士大部分都是有着蒙古血统的人，他们负责的工作也只是停留在朝廷中下层，只有少数几位真正拥有过人的才能或是具备过硬后台的儒士才能走到中书省、枢密院等掌控国家脉络的机关内。
元初时期，儒士在朝廷内还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重用。当时蒙古人刚掌控大片领土但由于他们更擅长攻取城池，并不懂得如何管理城池内的百姓，所以蒙古统治者不得不采用汉族统治者曾使用的统治方式。
在成吉思汗治理国家时就开始重视儒士的作用，为他作出许多贡献的谋士耶律楚材就是一位儒士，几乎所有国家内的重大决策都是出自耶律楚材之手。
耶律楚材曾数次进谏于成吉思汗，常常以孔孟之道对他进行说理，成吉思汗也将他的话都听进心中，但即便他认可耶律楚材的观点但对汉族儒士还保留了戒备之心，因此耶律楚材的职位一直都不算高。
等到忽必烈时期，汉族儒士得到了大规模任用。在忽必烈即位之前就已经认识到了儒士的价值，“上在潜邸，独喜儒士，凡天下鸿才硕学，往往延聘，以备顾问。”
在与胞弟争夺继承大统之权时，他也不断招纳汉人儒士，汲取多方智慧，为他出谋划策，最终取得王位。
即位后的忽必烈将这些儒士安排在合适的位置，发挥出个人的才华，成就了一番盛景。
但等到忽必烈以后，能够进入政治中心位置的儒士少之又少，他们负责的主要工作都是以编纂国史或起草诰书为主，所任官职皆以闲差为主。
即便有能够进入翰林院的儒士，他们所负责的工作仍以为皇帝参考决策为主，尽管皇帝对他们提出的建议也会采纳接受，但大多数情况下更依赖于以蒙古人聚集为主的中书省或枢密院。
元代统治者对待汉族儒士的态度多为任用但并不依赖，接纳汉族儒士的更主要目的还是为了缓和两个民族之间的关系，调和社会氛围。
汉族儒士在官场内常常会受到来自蒙古贵族的排挤与冷落。元代的贵族权贵皆出身蒙古族，他们不需要像皇帝一般需顾及两个民族的关系，他们对汉族人民的戒备之心完全彰显无遗。
在朝廷内，蒙汉大臣间的纷争也持续不断，汉族士大夫许衡曾不满阿合马掌权的跋扈之势而上书于忽必烈，但忽必烈并没有接纳他的上书，这件事传到阿合马耳中，阿合马非常愤怒，下决心报复许衡。
阿合马上书举荐许衡进入中书省，打算将许衡放置于自己眼皮底下，伺机寻找报复的机会。但许衡猜到了阿合马的心思，便多次请辞，最终才免去一场风波。
在官场上层位置的士大夫每日需提心吊胆谨防遭到贵族大臣的暗算，而还有大批儒士正处于进入上层无果的尴尬境地。
因为受到贵族权贵的防备，许多儒士一直未能找到满意的官职，就算有些人亲自到权贵府内请求谋得一个官职也会遭到冷落，所以大部分儒士都只能在地方担任小官吏或是干脆远离官场。
儒士们盼望着通过科举扬眉吐气，但元代很多年间都未再举办过科举，甚至曾一度废除科举。科举制度受到冷落也意味着儒士们仕途惨淡，被迫陷入边缘位置。
汉代儒士们曾一度想通过自己坚持的思想主张对蒙古统治者进行宣传，他们将自己心中已形成的十分完备的儒家思想以含蓄的方式尝试传递给蒙古统治者.
在初期，汉代儒士们也满怀信心，相信在共同的理想抱负之下，蒙古族人也能够接受他们的思想主张，但不曾想由于两个民族之间的文化环境差异太大，甚至存在某些冲突，蒙古统治者并不能完全接受他们的主张。
在经历数次打击后的汉族儒士只好接受现实，他们的心志也不再像从前那般雄心壮阔，这个群体也退居到了“边缘人”的位置。
就在这种艰难处境之下，一些儒士仍保持着积极乐观的心态。在各自的职位上尽力发挥自己的作用，创造价值，其中有不少人通过自己的努力在不引人注目的角落为国家的发展也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但这些只是少部分人群，大部分儒士在经历接二连三的打击后，内心对君主的不作为彻底失望，为了能够继续在动荡不安的社会中立足，他们中的一些人整日战战兢兢地身处官场中、左右逢源；
也有一些人刻意调换到距权力中心较远的地方担任小官，碌碌无为地度过一生；还有一些人干脆远离官场，彻底过起了闲云野鹤般的生活。
官场上的儒士逐渐减少，能为国家出谋划策的人物也在减少，这要造成了元朝后期国家内的政策存在许多问题，政务荒废，政局混乱，作为统治者，能够将各民族文化融合融洽也是一项巨大的考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