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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总理的廉洁奉公和简朴是出了名的,但出人意料的是,在1997年中国银行进行内部审计中,审计员竟然意外发现周总理名下有1.2万英镑的存款。
在中国银行工作人员的不懈努力下,他们很快查清了这笔“巨款”的来历,揭开了一对跨国夫妻感人泪下的爱国故事。
1913年,中国正处于民国建立的初期,此时的北平政局不稳,刘本堃正是在这样的时局下出生,他19岁就考入清华大学经济学系学习,早早就定下实业救国的抱负,主动把自己的前途和命运跟国家的未来联系在一起。

人一旦有了理想,便有了前进的动力,刘本堃在清华大学学习期间十分刻苦,每天都埋头经济理论的著作之间,甚至为了以后和国外接轨,早早就掌握了一口熟练的英语。
1937年,日本发动了侵华战争,由于国民党的无能,北平沦陷,不愿当亡国奴的刘本堃选择来到中国的经济中心上海,并凭借着自己的优秀才能,被当时的中国银行总行聘用。
此后几年,由于日军的侵扰,他和中国银行的同事们不得不在香港和内地一路辗转,为中国抗战做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受到了国民党的高度赏识。
1943年,刘本堃被国民党委派到英国伦敦中国银行分行,位于伦敦的这家分行是当时我国对欧洲和非洲大陆最重要的业务枢纽,是国内抗战的重要经济来源之一。
而刘本堃与妻子多利也正是在这相遇、相知和相爱,当时作为分行出纳的多利十分关心中国的反法西斯事业,对国民党在分行的贪腐和侵吞抗战资金问题十分厌恶,她因为多次破坏国民党高官的好事,因而面临被银行开除的风险。
但此时作为银行出纳主任的刘本堃也对国民党的腐败深恶痛绝,他毅然站出来力挺多利,为多利据理力争,得以使多利继续在银行工作。
而后,在以后的工作中,在共同理念的推动下,郎才女貌的两人很快互生好感,并在1949年夏正式结为夫妻,多利也改名为刘道蕊。
刘本堃在英国期间对国内十分关注,此时的刘本堃夫妇早已对国民党失望透顶,十分向往投入中国共产党的怀抱
1949年10月,当刘本堃听说新中国的成立,抑制不住内心对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的向往,多次向刘道蕊表达回到中国参与国家经济建设的想法,刘道蕊也十分支持。
而在此之前,刘本堃干了一件大事。
本来新中国成立,中国银行在周总理的参与和监督下成立了总管理处,通电各海外分部清算、冻结资产等待接收,但伦敦分行的经理拒绝执行总部规定,仍然听从蒋伪政权的命令,打算把资产转移到台湾。

刘本堃为了保护国家资产,联系当时任伦敦分行副经理的楼福卿等同事,逮到一个机会把这位分行经理驱逐出银行,并立即通电国内,宣布起义。
1957年,多利为了使丈夫以后回国没有顾虑,注销了自己的英国国籍,选择加入中国国籍,夫妻俩在1967年处理好伦敦事务后正式回到中国。
此时的中国刚从贫困中开始恢复和发展,急缺发展资金,刘本堃夫妇看在眼里急在心里。
经过深思熟虑后,6月份,刘本堃夫妇给周恩来总理写了一份未署名的信:
“敬爱的周总理,我们通过银行给你汇去了1.2万英镑,这是我们的所有积蓄,现在把它捐献给国家,用来支援国家建设,由于不清楚如何汇款较为稳妥,便把钱交到您的手上,我们相信您。”
周总理收到信也十分高兴,但马上意识到这封匿名信没有写汇款人姓名,这笔钱也是以私人名义汇来的,这十分不妥。
周总理立马喊来工作人员,指示道:“精神可嘉!但个人的收入交国家,国家不能收,要尽快找出捐款人,把钱退回去。”
在银行系统工作多年的刘本堃夫妇早已料到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怎么会让他们找到自己呢?当时的科技水平可没有现在这么发达。
此后,尽管周总理多次敦促相关工作人员继续查访汇款人,但还是一无所获,不得已,工作人员只得把这笔钱暂存到周总理的名下。
时间很快来到1997年,当工作人员查到这笔钱后,立即再次展开了调查,这次,工作人员经过反复核验,再借助于现代科技,很快确认了当年的汇款人就是刘本堃夫妇。
此时已经84岁的刘本堃听到调查人员的来意后,十分感动,但还是拒绝了调查人员还钱的举动,坚定地说道:“这笔钱是我们捐给国家的,不能再收回!”
事后,当人们看到老人生活过得十分清贫,便不解地问刘道蕊老人:“你们捐钱为什么不进行宣传呢?现在你们生活如此贫苦,为什么不用这笔钱改善一下生活条件呢?”
刘道蕊老人回道:“一个人如果将个人所得全部用于享受,就失去了人生奋斗的真正意义。”
“我现在是一名真正的中国公民,中国就是我的家,我深深地热爱着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