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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汉桓帝、汉灵帝以来,天灾人祸不断,旱灾、水灾、瘟疫、暴动、少数民族叛乱,导致东汉的人口、户数大量减少。汉桓帝时期,比较大的灾祸有“建和元年春二月,荆、扬二州人多饿死”、“永兴元年秋七月,郡国三十二蝗。河水溢。百姓饥穷,流冗道路,至有数十万户,冀州尤甚”、“延熙九年春三月,司隶、豫州饥死者什四五,至有灭户者”①;汉灵帝时期,“建宁三年春正月,河内人妇食夫,河南人夫食妇”②,更有著名的“黄巾之乱”,其余小规模的天灾、少数民族叛乱或入侵,就不计其数了。司隶、豫州、冀州是东汉经济发达、人口稠密的地方,司隶人口约三百万、豫州人口约六百万,冀州人口约五百七十万,占东汉人口约五千多万的四分之一强③,但仅上述延熙九年的饥荒,司隶、豫州就饿死三四百万,其他原因导致户数的丧失,就更难以计算了。自黄巾起义之后,东汉政府虽然镇压了主要的几支黄巾军,但黑山、青兖黄巾等余部尚散布各地,随之而来的是凉州汉羌各族的暴动,又不断对司隶进行袭扰。汉灵帝无力处置,又在几年后病死,留下了一个烂摊子。然而,统治阶层内部在对最高统治权的争夺中两败俱伤,引来了另一个权力的觊觎者董卓。董卓对治理国家无甚才能,但在破坏上却有着惊人的能力。“卓纵放兵士,突其庐舍,淫略妇女,剽虏资物,谓之‘搜牢’。人情崩恐,不保朝夕。及何后葬,开文陵,卓悉取藏中珍物。又奸乱公主,妻略宫人,虐刑滥罚,睚眦必死,群僚内外莫能自固。卓尝遣军至阳城,时人会于社下,悉令就斩之,驾其车重,载其妇女,以头系车辕,歌呼而还。又坏五铢钱,更铸小钱,悉收洛阳及长安铜人、钟虚、飞廉、铜马之属,以充铸焉。故货贱物贵,谷石数万。又钱无轮郭文章,不便人用。”在面对关东州郡的联合讨伐下,董卓竟然“尽徙洛阳人数百万口于长安,悉烧宫庙官府居家,二百里内无复孑遗”,以至于“步骑驱蹙,更相蹈藉,饥饿寇掠,积尸盈路”④,到汉献帝入关时,加上迁徙而来的人口三辅户口也不过才数十万,人口户数的丧失,可见一斑。紧接着的军阀混战,更是人口迅速丧失的根源。首先是饥荒,连军队都不能保证粮食供应,老百姓就只有活活饿死了,甚至人吃人。“诸军并起,无终岁之计,饥则寇略,饱则弃余,瓦解流离,无敌自破者不可胜数。袁绍之在河北,军人仰食桑椹。袁术在江、淮,取给蒲蠃。民人相食,州里萧条。”⑤曹操与吕布争夺兖州时,“蝗虫起,百姓大饿”、“谷一斛五十余万钱,人相食”,曹操也不得不“罢吏兵新募者”以节约粮食⑥。其次是战乱,曹操征徐州,“凡杀男女数十万人,鸡犬无余,泗水为之不流,自是五县城保,无复行迹”⑦。李傕等在关中,“时三辅民尚数十万户,傕等放兵劫略,攻剽城邑,人民饥困,二年间相啖食略尽”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