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演义专题研究（5）

一九九八年《三国演义》研究综述一九九八年的《三国演义》研究成果，与一九九七年大体持平。据初步统计，中国大陆全年公开发表的《三国演义》研究论文大约在７０篇左右。从研究的内容来看，引人注目的主要有以下几个问题。一、世纪之交的回顾与展望经过几代学者的不懈努力，特别是八十年代以来的长足进展，对《三国演义》的研究已经成为一门专学――“《三国》学”。在二十世纪即将结束的时候，如何准确地了解和总结以往的成就与不足，如何正确把握研究的方向，在新的世纪把研究提高到新的水平，这是值得每一个研究者认真思考的问题。对此，一些学者作了积极的努力。在回顾方面，沈伯俊的《新的进展，新的突破─―新时期＜三国演义＞研究述评》（下）（载《诸葛亮与三国文化》卷三），连同该文的上、中部分（分别载《诸葛亮与三国文化》卷一、卷二），比较全面地回顾了八十年代以来《三国演义》研究的发展概况，对其中研究较深、进展较大的八个问题作了综合述评。这八个问题是：（１）关于罗贯中的籍贯；（２）关于《三国演义》的成书年代；（３）关于《三国》版本的整理与研究；（４）关于《三国演义》的主题；（５）关于《三国演义》的人物形象；（６）关于《三国演义》的创作方法与艺术成就；（７）关于毛宗岗父子和毛评《三国》；（８）关于“三国文化”研究。文章提供了比较丰富的资料，对其他研究者有一定参考价值。在展望方面，比较重要的有两篇论文：一篇是陈辽的《实行八个“并举”，开创＜三国演义＞研究新局面》（载《汉中师范学院学报》1998年第1期）。文章指出，自1984年中国《三国演义》学会成立以来，《三国》研究的广度和深度超过了以往任何时期。但是，目前还存在着应用研究不够，版本文本研究不足，比较研究尚需发展，研究史这一空白有待填补，《三国》在国外的情况有待确切查明，《三国》的创作经验需要科学的揭示，青年一代研究队伍亟需壮大，资料工作还需加强等问题。为了开创《三国》研究的新局面，必须实行八个“并举”：一是《三国演义》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并举；二是版本研究和文本研究并举；三是《三国演义》研究和对《三国演义》研究的研究并举；四是对《三国演义》的独立研究和对《三国演义》的比较研究并举；五是对《三国演义》在国内的研究和对《三国演义》在国外的研究并举；六是把《三国演义》作为古典名著的研究与作为第一部历史题材的杰出长篇的研究并举；七是老一代《三国演义》研究专家、学者和中青年一代《三国演义》研究专家、学者对《三国演义》的研究并举；八是做好资料工作和不断推出新观点、新思想、新学说并举。这八个“并举”，指出了促使《三国演义》研究继续健康发展的几个主要问题。另一篇比较重要的论文是沈伯俊的《面向新世纪的＜三国演义＞研究》（载《社会科学研究》1998年第4期）。文章主要从四个方面论述了如何在新的世纪把《三国演义》研究提高到新的水平：第一，新的突破必须以版本研究的深化为基础。近十年来，有关专家对《三国》版本的源流演变的认识大大深化，但还不够系统。这直接影响到对《三国》的成书年代和罗贯中原作面貌这两大问题的研究；而这两大问题的研究，又直接关系到对一系列问题的定位。因此，必须继续深化版本研究，以版本研究的突破来促进整个研究的突破。第二，必须在研究的思路和方法上有所创新。这突出表现在三个问题上：（１）在大文化的广阔背景下，对《三国》进行全方位的研究。这至少包含三个层面：一是对《三国》的文学特征和成就继续进行精深的探讨；二是将《三国》置于中华文化发展的长河中，深入发掘其文化内涵；三是全面总结《三国》对我们民族的精神生活和民族性格的广泛影响。这样，《三国》研究的天地将是无限广阔的。（２）积极运用新的研究方法。《三国》研究的每一次历史性进步，都与研究方法的变革有关。随着社会的全面进步和人们思想的进一步解放，新的文艺理论、新的研究方法将不断涌现。我们应当以开阔的胸襟和求实的精神，认真鉴别，选择吸收，推动《三国》研究的继续深入。（３）勇于提出新的见解。第三，必须重视和加强对研究史的研究。大量的事实告诉我们：只有重视和加强对研究史的研究，才能从整体上提高《三国》研究的水平。为此，应当逐年整理《三国》研究论著索引，系统收集新的研究资料，撰写专门的研究著作。同时，应当大大强化研究者重视研究史的意识，把这与树立严谨求实的学风联系在一起。第四，努力加强中外文化交流。历史证明，中外学者的交流，对于推动研究的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既不应夜郎自大，自我封闭，也不必妄自菲薄，自惭形秽；而应以开放而自信的心态，与外国学者平等交流，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共同推动学术的发展。此外，还有两个问题很值得重视：一个是学风问题，另一个是研究手段的现代化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