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演义》与“历史—传奇”体系

(一)“历史—传奇”，是明清章回小说中的一个重要体系。此派小说产于元末明初，肇基于《三国演义》与《水浒传》。这两部长篇巨著，以其思想艺术上的巨大成就，成为我国章回小说发展过程中的第一个高峰。此后，明代中后期和清代前期，涌现出一大批踵武二书的小说。《西汉演义》、《东西晋演义》、《隋唐演义》、《说唐演义全传》、《残唐三代史演义传》、《杨家府世代忠勇通俗演义》、《说岳全传》、《水浒后传》、《英烈传》等，就是其中有代表性的作品。历史—传奇小说在创作上的共同倾向，是取材于历史。这一点，已成为公认的事实。鲁迅先生《中国小说史略》就把《三国演义》、《水浒传》及其后出者称为“元明传来之讲史”。孙楷第先生《中国通俗小说书目》，也把除《水浒传》之外的其它历史—传奇小说列人“明清讲史部”。这些作品，或写历朝历史，或写历代英雄，无不与历史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然而，表现历史题材虽为历史—传奇小说的重要特点，但却不是其唯一的特点；此外，还有常常被人忽略的另一重要特点，那就是无不表现出不同程度的传奇性。历史—传奇小说的传奇性，其首要标志，是史实的虚化。所谓“虚化”，是指人民群众、民间艺术或文人作家对历史素材以艺术方式所进行的变异处理。处理后的史实，衍变为虚化的历史，把历史性与传奇性统一在一起。《新列国志叙》指出：“自罗贯中氏《三国志》一书，以国史演为通俗演义，汪洋百余回，为世所尚。嗣是效颦日众，因而有《夏书》、《商书》、《列国》、《两汉》、《唐书》、《残唐》、《南北宋》诸刻，其浩瀚几与正史分签并架，然悉出村学究杜撰”。这里所说的“杜撰”，就是史实的虚化，可观道人的这一概括，反映了当时历史—传奇小说创作的实际。史实的虚化，主要原因是由于作家对理想的追求。晚清管达如《说小说》一文指出：“小说之作，所以发表理想；叙述历史，本非正旨”。即一矢中的，抓住了问题的肯綮。同时，还应看到明清历史一传奇小说中的多数作品，又是群众创作与文人创作相结合的产物，成书之前，早就以话本、戏曲、传说等形式流传于民间。这些东西专讲传闻性的历史人物事件，本非严格意义上的历史。到了明代，通俗小说家或以之为蓝本，或以之为素材，对其描写生动的故事亦多有撷取。除了文人作家的虚构加工外，宋元讲史、野史、传说及戏曲的重大影响，也势必导致历史—传奇小说的传奇倾向。史实虚化的集中表现，是艺术形象的超人化，由此形成历史—传奇小说传奇性的另一重要标志。历史一传奇小说取材于历史，主要是演述历代“兴废争战之事”，反映尖锐复杂的阶级才盾、民族矛盾和重大政治、军事斗争，必然以勋名事业彪炳天壤的英雄为其主要人物，描写他们的奇情侠气、逸韵英风，表现他们的英雄本色。英雄乃人中之杰。现实中的英雄，本具奇特与崇高之美。他们一身之美德勇武，献身于名标青史的伟业，历代人民出于对他们的热爱，广泛地传扬他们的事迹，加之民间艺人与进步作家的进一步理想化，故而其形象比生活更高、更典型、『更完美、也更奇特。这样的英雄形象，既植根于现实的土壤之中，又超越于现实生活；既含有生命中常人的因素，又超越于常人；既有客观生活的现实性，又有主观理想的幻想性，是经过虚化处理的性格完美、精神崇高、才能卓异、奇雄壮伟的一种超人。他们的道德品质，无与伦比；武功智慧，绝伦超群；都非常人所及，都高出于现实人格统计平均数的极值，都闪灼着光彩夺目的传奇美。例如，三国英雄刘备之仁、关羽之义、诸葛亮之忠、张飞之勇，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就誉为高不可及的典范；以宋江为代表的水浒英雄，也一直被视为“忠义”之高标。又如武松将四五百斤重的石墩一抱、一撇、一提、一掷、一接而面上不红，心头不跳，口里不喘；岳飞文武并茂，博古通今，神臂弓能开三百余斤，九枝箭从一孔穿出；俞通海在水中伏得八九个昼夜，流星锤索长三丈，转转折折，挡着他便粉身碎骨；穆桂英智勇双全尤擅骑射，披甲跃马大破天门阵，等等，其本领皆世间罕见，令人叹为观止。除了圣君贤相、英雄豪杰外，历史——传奇小说中的某些反派人物，也同样具有“超人”性质，同样是在现实基础上经过集中、夸大的超越于现实的传奇形象。其中，品格卑下心灵丑恶的，如曹操、高俅、秦桧、潘仁美等，都是奸恶品质的集大成者，从反面意义上说，也是常人难以企及的一种范本。本领非凡、勇武过人的，则如吕布、高廉、史文恭、金兀术、哈密蚩、宇文成都、尚师徒等等，亦可谓超群绝伦，尽管缺乏崇高的精神品质而不能像正面人物那样闪光，但就异于常人而言，亦为超人形象之一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