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诸葛亮的几个问题

作为一个重要的历史人物，无论就其生平事迹、活动地域、政治经济与军事措施等的是非得失，往往随着各个不同历史阶段的时代精神、价值标准以及各人的主观倾向，而随之毁誉不同，是非难定，甚至某些史迹莫衷一是。这类现象在古代乃至近代中外历史上屡见不鲜。诸葛亮的情况，正如上述一样，从晋人陈寿撰著《三国志》到现代，在不少问题上均有较大分歧。如说诸葛亮为伟大的政治家、军事家或说诸葛亮之才“于治戎为长，奇谋为短；理民之干，优于将略”(参见《三国志.蜀.诸葛亮传》)，或说诸葛亮“有逸群之才”，为“英霸之器”，“公诚之心，形于文墨”。但论者“或怪亮文采不艳，而过于丁宁周至”(见上引书)；祝秀侠甚至著书认为诸葛亮过于相信自己，未能培养出合格的接班人。为何要隐居？论者意见亦不一致，或说诸葛亮“不求闻达”，因而是“躬耕于野”；或就由于上代仇杀，诸葛亮不得不“苟全性命”，避徙他乡，隐居于田野山林之中。至于“躬耕地”之在南阳或襄阳的争论，正如众所周知，已有千年以上的不同意见。其他不少史迹与具体事件的评议有别，这里不一一列举了。我们认为上述现象确历史上的正常现象，“真理越辩越明”，不应该阻止或妨碍科学的探索争论，应该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并贯彻到历史科学和其他学术领域，从而繁荣学术，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做出自己的贡献。应该看到，许多历史问题决非几十年、几百年甚至几千年能够得出公认的结论；随着新资料、新理论的不断出现，往往推陈出新，创见层出不穷。过去常说“盖棺认定”，而实际上，有时“盖棺”也未必能够“论定”。毫无疑问，我们坚持惯彻“双百”方针，通过谨严的扎实的劳动，总会不断接近历史的实际，日益接近于真理的。诸葛亮在入蜀前的身世，陈寿撰写传记时只能在一些问题上有所定论，而同时又都有所纷争或保留。如《三国志.蜀.诸葛亮传》记：“诸葛亮字孔明，琅邪阳都人也。汉司隶校尉诸葛丰后也。父珪字君贡，汉末为泰山郡丞。亮早孤，从叔父玄为袁术所署豫章太守，玄将亮及亮弟均之官。汉朝选朱皓代玄。玄素与荆州牧刘表有旧，往依之。玄卒，亮躬耕陇亩”。照陈寿所记，诸葛亮从叔父玄当为善终。但同传刘宋裴松之注引《献帝春秋》则与此相持：“初，豫章太守周术病卒，刘表上诸葛玄为豫章太守，治南昌。汉朝闻周术死，遣朱皓代玄；皓从扬州太守刘繇求兵击玄，玄退屯西城，皓入南昌。建安二年(197)正月，西城民反，杀玄，送首诣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