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主张投降的谯周

东汉末年的建安五年(200年)，谯周出生于巴西西充国(今四川西充县)。他的父亲谯，研治《尚书》颇有心得，还兼通诸经和图、纬之学，是一个学识淹贯和操守可风的读书人。他谢绝了州郡官吏的辟请，仅“州就假师友从事”(《三国志·谯周传》)。成长于这样家庭环境中的谯周，自幼接受其父熏陶，耳濡目染，养成了嗜古笃学的习惯。经过自身充实与刻苦钻研，谯周已是“研精《六经》，尤善书札，颇晓天文，而不以留意;诸子文章非心所存，不悉遍视也。”(《三国志·谯周传》)如此的饱学之士，杰出的蜀中人才，自然非“系而不食之瓢瓜”。后主刘禅建兴(223年一237年)中期，诸葛亮以垂相领益州牧时，遂任谯周为劝学从事;亮卒，大将军蒋琬领刺史后，又任其作典学从事，“总州之学”。后主立太子之后，他担任过家令，官至光禄大夫，位亚九卿。谯周是称名当时的硕儒，史称他“词理渊通”，著作不少，有《法训》八卷、《五经论》五卷、《古史考》二十五篇、《论语注》十卷、《五教志》五卷多种，可惜已亡佚不传，只在《三国志》本传中保留了《谏帝后疏》、《仇国论》、《谏后主南行书》等为数不多的资料。后主平庸，政绩几无甚可叙者，然而却喜声乐之享与游观之趣，为此，作为后主家令的谯周向后主上疏劝谏:昔王莽之败，豪杰并起，跨州据郡，欲弄神器。于是贤才智士思望所归，未必以其势之广狭，惟其德之薄厚也。是故于时更始、公孙述及诸有大众者多已广大，然莫不快情恣欲，怠于为善，游猎饮食，不恤民物。世祖初入河北，冯异等劝之曰:“当行人所不能为。”遂务理冤狱，节俭饮食，动遵法度，故北州歌叹，声布四远。于是邓禹自南阳追之，吴汉、寇恂未识世祖，遥闻德行，遂以权计举渔阳、上谷突骑迎于广阿。其余望风慕德者邳肜、耿纯、刘植之徒，至于舆病赍棺，襁负而至者，不可胜数，故能以弱为强，屠王郎，吞铜马，折赤眉而成帝业也。及在洛阳，尝欲小出，车驾已御，姚期谏曰:“天下未宁，臣诚不愿陛下细行数出。”即时还车。及征隗嚣，颖川盗起，世祖还洛阳，但遣寇恂往，恂曰:“颖川以陛下远征，故奸猾起叛，未知陛下还，恐不时降;陛下自临，颖川贼必即降。”遂至颖川，竟如恂言。故非急务，欲小出不敢，至于急务，欲自安不为，故帝者之欲善也如此!故《传曰》:“百姓不徒附。”诚以德先之也。精通历史的谯周，引经据典，援古证今，向刘禅进言:作为蜀汉之君，应以德治国，约束自身行为以赢得国人的拥戴，就像西汉末年群雄并起，刘秀(世祖)关切民虞，务理冤狱，节俭饮食，以法度来约束自己的欲望和行为，得民望而安天下。这难道不值得后主深思并效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