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演义》研究的百年回顾及前瞻

内容提要本文在中国学术由古典向现代转型的宏观背景下，在广泛搜集和充分占有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对20世纪海内外《三国演义》的研究历程进行全面的梳理，对其重要成果与不足进行系统的总结，同时也探讨了今后的突破方向，以便为21世纪的《三国演义》以及其他经典小说的研究提供有益的借鉴与启示。《三国演义》[1]因其卓越的艺术成就和丰厚复杂的思想内涵及广泛深远的影响，而受到历代学者的普遍关注。但自《三国演义》刊行到19世纪末，由于受传统学术价值观念与思维定势的局限，明清两代学者的研究依然主要沿用“比附经史”、“劝善惩恶”等儒家诗教观念，对作品或作感悟式的道德评判，或作辨伪式的史实考索，等而下之者甚至肆意谩骂、一味诋毁。其间虽亦有如清毛宗岗父子的评点之类的重要成果问世，但就整体而言，在小说观念与批评方法上未有根本性突破。直到20世纪初，随着中国社会及学术转型的日渐完成，《三国演义》的研究方始真正进入自觉的文学研究畛域。与20世纪中国社会及学术本身的转型和发展相契合，百年《三国演义》研究明显地呈阶段性演进之势。前半个世纪，在中国学术现代化与中西文化交流的宏观背景下，《三国演义》研究逐步摆脱了比附经史的传统观念以及感悟式“评点”为主体的传统批评方式的限囿，开始尝试融合西方现代人文科学新的理论与方法，由此将《三国演义》研究引上了现代学术研究的轨道。自50至70年代，随着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古代文学研究领域中的广泛运用，《三国演义》研究在破旧立新中出现了一派崭新的气象，然而由于受“左”的僵化思想的影响，研究的思路比较狭隘，模式比较单一，尽管在“人民性”与“为曹操翻案”两大焦点上讨论热烈，促进了《三国演义》的传统与普及，但真正经得起历史检验的学术成果并不多。至70年代末，由于改革开放与思想解决运动的推动，《三国演义》的研究才逐步回归学术本身，并呈现多元发展之势，在文献、文本、文化研究诸方面都取得了重要突破。此外，20世纪海外《三国演义》的研究成果也相当丰富，并在从原先隔绝状态逐步走向交融的过程中，与国内的研究相互补充，相互促进。本文试图通过对20世纪海内外《三国演义》研究进程的梳理、对其成果与不足的系统总结，为21世纪《三国演义》研究的突破与超越提供新的学术起点。一20世纪前50年，《三国演义》与其他小说名著的研究一样，也经历了从古典形态向现化形态的转型，但彼此的发展曲线是各不相同的。概而言之，最初10年为起步阶段，承传统批评观念和方法之余绪，无多大价值。20年代出现第一个高潮，基本完成了从传统向现代的学术转型。30年代渐趋沉寂；至40年代形成第二个高潮，研究日益走向广泛、精细和系统，与前一个高潮前后呼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