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胜十败”与“四胜四败”

“十胜十败”①与“四胜四败”②分别是郭嘉和荀彧在曹、袁并立时对两大集团的领导人曹操和袁绍所作的优劣评判与分析。其中郭嘉的“十胜十败”之说出自傅玄的《傅子》，而荀彧的“四胜四败”则见于陈寿三国志《荀彧传》。“十胜十败”与“四胜四败”在某些方面十分接近：二者都是为了增强曹操战胜袁绍的自信心而作的评议；都以对比的方式列举了曹操的优势与袁绍的劣势；都提到了曹操在度、谋、武、德四方面（“十胜十败”另有道、义、治、仁、明、文六方面）远胜于袁绍，且所用词句亦是极为相似。下面我将荀彧的“四胜四败”与郭嘉的“十胜十败”重合的部分并为一处，以方便大家比对。绍貌外宽而内忌，任人而疑其心，公明达不拘，唯才所宜，此度胜也。（荀彧）绍外宽内忌，用人而疑之，所任唯亲戚子弟，公外易简而内机明，用人无疑，唯才所宜，不间远近，此度胜四也。（郭嘉）绍迟重少决，失在后机，公能断大事，应变无方，此谋胜也。（荀彧）绍多谋少决，失在后事，公策得辄行，应变无穷，此谋胜五也。（郭嘉）绍御军宽缓，法令不立，士卒虽寡，其实难用，公法令既明，赏罚必行，士卒虽寡，皆争致死，此武胜也。（荀彧）绍好为虚势，不知兵要，公以少克众，用兵如神，军人恃之，敌人畏之，此武胜十也。”（郭嘉）绍凭世资，从容饰智，以收名誉，故士之寡能好问者多归之，公以至仁待人，推诚心不为虚美，行己谨俭，而与有功者无所吝惜，故天下忠正效实之士咸原为用，此德胜也。（荀彧）绍因累世之资，高议揖让以收名誉，士之好言饰外者多归之，公以至心待人，推诚而行，不为虚美，以俭率下，与有功者无所吝，士之忠正远见而有实者皆原为用，此德胜六也。（郭嘉）二者如此雷同究竟是纯属巧合还是《傅子》与《三国志》的两种不同版本的“胜败论”中有一种是假的？我个人的观点倾向于后者。对同一事物不同的人持有相似看法和观点的例子比比皆是，但像“十胜十败”与“四胜四败”这样相似到连表达方式和部分言辞语句都几近一致这等地步，似乎就不是一句“巧合”所能解释得了的了。何况曹操如果真的曾先后聆听过这宛若孪生兄弟般的两篇高论，怕不会两次都喜笑颜开而是要骂后进言者拾人牙慧无耻之尤了。确定了《傅子》与《三国志》两个版本的“胜败论”不可能都曾真的发生过，下面要做的是分辨其中哪一种说法才是假的。首先来看一下记载“十胜十败”的《傅子》和“四胜四败”的《三国志》各自的成书时间。《傅子》的作者傅玄出生于公元２１７年，卒于公元２７９（一说２７８年），故此虽然不能考证《傅子》的具体成书时间，却可以肯定这一日期是在公元２７９年之前。而《三国志》则是陈寿在公元２８０年晋统三分之后才开始编纂，由此可知《三国志》的成书时间要晚于《傅子》，因而也就可以排除傅玄简选《三国志》中“四胜四败”的内容加以补充并将之安置在郭嘉头上的可能性。反过来说，《三国志》中的“四胜四败”有没有可能是陈寿将《傅子》原文删减后张冠李戴给了荀彧？答案同样是不可能。一是未有陈寿作《三国志》时曾参照《傅子》或以《傅子》为基础素材的纪录；二则对照《三国志》与裴松之所注引《傅子》的内容多相抵触；三者以陈寿修史的严谨态度断不至于疏忽到误将郭嘉抄作荀彧的地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