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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20世纪以来,关于《三国演义》中曹操形象的研究,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其研究内容,主要涉及曹操形象的审美认识价值、“为曹操翻案”,以及《三国演义》的不同版本中曹操形象的差异等;近20年来,研究者则主要运用新的理论视角来透视、解读曹操形象,这有效地拓展了曹操形象研究的审美空间。不过,回顾百年来的曹操形象研究,虽然取得了不俗的成就,但也由此引发了一些耐人深思的问题。【关键词】《三国演义》/曹操形象/研究回顾/存在问题
曹操形象是《三国演义》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关于这一课题的研究,如从上个世纪初算起,迄今已历百年。百年来,研究者曾就曹操形象的审美认识价值、“为曹操翻案”,以及《三国演义》的不同版本中曹操形象的差异等问题,展开过比较热烈的讨论,发表了许多颇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今天,重新梳理这些研究成果,不仅有助于加深对《三国演义》中的曹操与历史人物曹操的理解和认识,有助于推动《三国演义》研究的进一步开展,而且对于如何正确地研究、评价历史小说中的人物形象等,也是不乏启迪意义的。
一、20世纪初至新中国成立前的曹操形象研究这一时期的《三国演义》研究逐渐经历了从古典形态向现代形态的转型,这种转型涉及了文学观念、思维方式、研究方法,以及表述方式等诸多方面;表现在对曹操形象的研究上,学者们虽承传统批评之余绪,尚不脱比经附史式的道德评点模式,但已开始尝试运用西方的美学理论来分析、评价曹操等人物形象。例如,冥飞的《古今小说评林》即以现实主义的美学原则为依据,指出《三国演义》“极力尊崇关云长,然写来不免有刚愎自用之失;写孔明亦是极力推崇,然借风、乞寿、袖占八卦、羽扇一挥回风返火等事,适成为踏罡步斗之道士,殊与贤相身份不合矣。……综观全书,倒是曹操写的最好。盖奸雄之为物,实在是旷世而不一见者。刘先主奸而不雄,孙伯符雄而不奸,兼之者独一曹操耳。……书中写曹操,有使人爱慕处,如刺董卓、赎文姬等事是也;有使人痛恨处,如杀董妃、弑伏后等事是也;有使人佩服处,如哭郭嘉、祭典韦,以愧励众谋士及众将,借督粮官之头,以止军人之谤等事是也。又曹操之机警处、狠毒处、变诈处,均有过人者;即其豪迈处、风雅处,亦非常人所能及者。盖煮酒论英雄及横槊赋诗等事,皆其独有千古者也”。[1](P132)这段评论就通过关云长、孔明与曹操形象塑造的得失比较,较为具体地揭示了曹操形象的真实性、典型性和复杂性,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受。胡适也指出《三国演义》并没有将曹操简单化:“平心而论,《三国演义》之褒刘而贬曹,不过是承习凿齿、朱熹的议论,替他推波助澜,并非独抒己见。况此书于曹孟德,亦非一味丑诋。如白门楼杀吕布一段,写曹操人品实高于刘备百倍。此外写曹操用人之明,御将之能,皆远过于刘备、诸葛亮”。[2]鲁迅则指出《三国演义》的缺点之一是将人物简单化、绝对化了,它“写好的人,简直一点坏处都没有;而写不好的人,又是一点好处都没有。其实这在事实上是不对的,因为一个人不能事事全好,也不能事事全坏。譬如曹操他在政治上也有他的好处;而刘备、关羽等,也不能说毫无可议,但是作者并不管它,只是任主观方面写去,往往成为出乎情理之外的人。”不过,鲁迅又指出,从客观效果上讲,“作者所表现的和作者所想象的,不能一致。如他要写曹操的奸,而结果倒好象是豪爽多智”。[3]显然,鲁迅也是基于现实主义的美学思想,以真实性、典型性等审美标准来评论曹操等人物形象,才作出这些精辟的论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