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4-07-31访问：5来源：历史铺
天人关系历来是中国古代的思想家、文学家热情关注的一个永恒命题。“天人合一”所界定的天人关系的基本内涵包括：其一，天主宰人，人效法天；其二，天人一体，同质异形。这两种基本内涵的终极指向都是人类与自然、个体与群体的和谐相处。反映到美学追求上，则表现为对物我相谐、天人融通所蕴涵的圆融、中和之美的赞赏和崇尚。天人合一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思想和审美文化的基本精神，对《三国演义》等古代章回小说的创作构思和谋篇布局同样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具体而言，天人合一思想及其思维模式对《三国演义》的叙事系统所产生的巨大影响主要表现在微观和宏观两个方面。微观方面是指小说的叙事过程中出现了大量强调天人相互关联、融通以及感应的具体内容，主要包括天文乾象、吉凶预兆、星卦谣谶、感应梦幻等具有浓厚神秘色彩的具体细节和宣扬天人感应、天命思想的诗词歌赋等等。宏观方面则是指小说作品在情节设置、结构布局等方面追求一种中和圆融的审美理想，努力营构和谐而完满的艺术境界。正是由于天人合一思想及其思维模式的介入，由于微观影响和宏观影响的交叉作用，《三国演义》的叙事系统形成了以下三个显著特点。
一、叙事时空的自由灵活
《三国演义》叙事始于汉灵帝建宁元年（公元168年），终于晋武帝太康元年（280年），时序纵横112年。然而，这漫长的历史在作家笔下不是拘泥流水，却被自由处理、灵活设置。瞬间故事可以铺张在广阔的艺术空间，数年历程也可以在简短的叙事中完成。小说的叙事机制完全打破了客观历史时间的均匀和次序，换算成作家对历史生活的整体把握和审美再现。在全书自由灵活的叙事时空的营造过程中，包括天文乾象、吉凶预兆、星卦谣谶、感应梦幻等具有浓厚神秘色彩的具体细节在内的，大量强调天人相互关联、融通以及感应的感性内容，无疑功不可没。最典型的例证，当属书中屡屡安排感应、征兆等现象反复出现，并借此完成叙事场景的自然转换，由彼及此的空间变更必然造成一定的时间跨度，这一时间跨度往往可视文本需要而灵活设置。书中的第63回交待庞统之死，先就以孔明寄书出兵西川的刘备：“亮夜算太乙数，今年岁次癸巳，罡星在西方；又观乾象，太白临于雒城：主将帅身上多凶少吉。切宜谨慎”［1］，给读者强烈的心理暗示，后更以“落凤坡”的巧合和“预计三分平刻削，长驱万里独徘徊，谁知天狗流星坠，不使将军衣锦回”的诗叹、“一凤并一龙，相将到蜀中。才到半路里，凤死落坡东。风送雨，雨随风，隆汉兴时蜀道通，蜀道通时只有龙”的童谣强化了宿命的残酷和生命的无常。在庞统死前，本回的叙事焦点锁定庞统，叙事场景延展于取西川的征途。庞统死后，本回的叙事焦点锁定孔明，叙事场景切换至众将留守的荆州城。其间则借天文乾象完成了叙事场景的自然转换——七夕佳节，众官夜宴，“只见正西上一星，其大如斗，从天坠下，流光四散。孔明失惊，掷杯于地”，放声痛哭：“今夕西方星坠，庞士元命必休矣！”“今吾主丧一臂矣！”再如第33回完成了对曹操统一北方的叙述，若按照曹操这条线索，接下来该是挥师南征统一全国的雄才伟略。就像书中所写：“程昱等请曰：‘北方既定，今还许都，可早建下江南之策。’操笑曰：‘吾有此志久矣，诸君所言，正合吾意。’”但在全书的叙述程序中，刘备应在曹操南征之前遇孔明，否则舌战群儒、草船借箭、火烧赤壁、智算华容等好戏就无法上演。因此，作者在此又设置了一些神秘的感应细节。先有曹操夜观天文，领悟：“南方旺气灿然，恐未可图也。”继而见金光一道从地升起，曹操命人随光掘之，得一铜雀。然后牵动曹操留曹植与曹丕在邺郡造铜雀台，自己则将大军人马班师许都，分兵屯田，养精蓄锐的故事情节，为此时尚寄居刘表处的刘备三顾茅庐赢得时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