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代对诸葛亮的褒扬

在我国古代许多杰出的历史人物中，三国时的政治家、蜀国丞相诸葛亮最为声名煊赫。尽管历代统治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待诸葛亮在历史上的贡献，但有一点是共通的，即认为诸葛亮具有忠贞冠世的高风亮节和鞠躬尽瘁的献身精神。正因为如此，虽然诸葛亮终生致力于谋求天下统一的事业未获成功，却仍然受到历代极大的褒扬。蜀汉建兴十二年(公元234年)，诸葛亮病逝于五丈原前线，葬于汉中定军山。诸葛亮刚死，蜀国治下的许多地方便纷纷上书请求为诸葛亮建立祀庙。据习凿齿《襄阳记》的记载来看，尽管蜀汉朝廷碍于礼制暂时不能为诸葛亮建祀立庙，但民间却利用岁时节令，在田间陌上祭祀诸葛丞相。[1]这种情形在当时蜀国西南部少数民族地区也出现了，《三国志·蜀书》称为“戎夷野祀”；而蜀都居民也在大街小巷举行祭拜，称为“百姓巷祀”。据《砚北杂志》记载，汉中之民，每年春月，也要男男女女一路哭着去诸葛亮墓上祭奠，“其哭甚哀”。[2]这足以说明在诸葛亮治理过的西南及汉中人民心目中，他享有十分崇高的地位。蜀汉景耀六年(公元263年)春，步兵校尉习隆、中书郎向充等人上表说：臣闻周人怀召伯之德，甘棠为之不伐；越王思范蠡之功，铸金以存其像。自汉兴以来，小善小德而图形立庙者多矣。况(诸葛)亮德范遐迩，勋盖季氏，王室之不坏，实斯人是赖，而蒸尝止于私门，庙像阙而莫立，使百姓巷祭，戎夷野祀，非所以存德念功，述追在昔者也。今若尽顺民心，则渎而无典，建之京师，又逼宗庙，此圣怀所以惟疑也。臣愚以为宜因近其墓，立之于沔阳，使所亲属以时赐祭，凡其臣故吏欲奉祠者，皆限至庙。断其私祀，以崇正礼。这篇表文层次分明，说得既委婉又入情入理。蜀后主刘禅无话可说，于是下诏为诸葛亮“立庙于沔阳”[4]。到了景耀六年的秋天，魏镇西将军钟会统兵征蜀，“至汉川，祭亮之庙”[5]，可见这座祀庙此时已经建成。蜀亡以后，诸葛亮的名声反而更大。晋王司马昭在灭蜀后，立即就叫陈勰学习诸葛亮兵法。后来做了皇帝的晋武帝司马炎还亲自向蜀汉降臣樊建请教诸葛亮治国之方，听讲后还感叹“善哉!使我得此人以自辅，岂有今日之劳乎!”[6]其实，司马炎的祖父司马懿早就称赞诸葛亮为“天下奇才”[7]了。晋代开国的司马氏祖孙对诸葛亮的推崇，给后世尊崇诸葛亮开了先河。晋代张辅曾著文对诸葛亮和乐毅进行比较，得出的结论是乐毅不及诸葛亮，并说：“余以为睹孔明之忠，奸臣立节矣。”[8]《晋书》把陶侃比之于诸葛亮，说他“忠顺勤劳似孔明”[9]。唐代，励精图治的唐太宗曾多次向臣下称道诸葛亮治国的忠勤，他一再向臣下说：昔年蜀汉后主“昏弱”是事实，“然国称治者”是因任用了诸葛亮的关系。[10]唐太宗这么说，不光是为了激励臣下学习诸葛亮的忠勤，同时也是勉励他自己要杜谗任贤。唐太宗称诸葛亮为“贤相”，赞他为政“至公”。他在举出诸葛亮当年处罚了廖立、李严，而廖立、李严得知诸葛亮死讯“皆悲泣”这件史实之后，叹息说：“非至公能如是乎!”[11]唐太宗认为诸葛亮治蜀“十年不赦，而蜀大化”[12]的根本原因正在于此。他要房玄龄、杜如晦这班大臣效法诸葛亮“公平”治国：“卿等岂可不企慕及之”[13]，足见唐代这位创业之主对诸葛亮的推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