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进言惹祸三学官

        明代正统、景泰间，一些将帅，贪污腐化，战争中勒索、苛派，无恶不作。而王朝庞大的官僚机构，也多半各行其是，容不得来自外界的有益意见。假如有人敢于提出参劾或建言，则挖空心思，千方百计对进言者施加打击。        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正统末年和景泰初三年间，有三位出于爱国爱乡热忱而上书言事的基层学官，先后遭到出人意外的报复。         詹英弃官逃走        正统十四年(公元1449年)春，明王朝三伐麓川(今云南陇川)的大军，从滇西边境奏凯回朝。        总督军务的靖远伯王骥，和总兵官、平远将军宫聚等将帅，“行李二三百扛，用伕五六百，声势喧哄，沿途劳扰”，满载而归。所过之处，百姓为之侧目。        时任四川会川卫儒学训导的詹英，联系将军们战争中勒索边境土司、阉割少数民族儿童为奴、诱擒无辜山民充作俘虏、冒功请赏，以及逼索地方供给运粮马匹、迫使士兵高山徒步负米致死多人，将官有马不骑，向民间苛派“坐轿、山轿、凉帐、暖帐、雨帐”……等一系列“害民虐军”事实，深感“皇上深居九重，岂知此情此弊?”于是“不避势要威权，冒犯天颜”，写出《陈言征麓川疏》，飞奏入朝，请求速派廉洁干员，清查各官行李，把王骥、宫聚等人，逮送法司明正其罪，以“上解天怨，下满士心”。《疏》中引用唐玄宗时权奸杨国忠穷兵黩武、发动十万大军远征南诏、全军覆没的旧事，把当权太监王振暗喻为奸相杨国忠。        詹英的奏疏首先落入王振手中。而从正统六年开始的三次麓川之役，正是王振为“示威四夷”、借以树立威信所发动。王振对詹氏恨之入骨。由于会川远在西南，不能直接报复，因而想出了一条借刀杀人的毒计。        原疏很快转到王骥军营。同时，一份诏旨也下达四川，命令詹英即刻起程，追上王骥大军，就在“军前效力”!        让揭发人到被揭发者手下供职，后果如何?不问可知。詹英知道自己上书言事的行为，惹来了不测之祸，迫不得己，只得弃官逃走，不知所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