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清初中西文化对话论”质疑

从明代万历十年（1582年）耶稣会士罗明坚到达广东直至清代康、雍之际，有1000多名来自欧洲不同修会的传教士相继入华，其中不少人在华居住时间达数十年之久。他们一方面出于传教需要把各种西学引入中国，另一方面又把中国文化翻译介绍到欧洲，使中西文化在明末清初发生了大规模、深层次的相互往来。中外学界对这一文化史实的各个构成层面进行了相当深入的探讨，并对此作出了各种不同的评价。所谓“对话论”便是其中的一种。

“明末清初中西文化对话论”，是指国内不少学者有意或无意地认定明末清初的这次中西文化交往的性质是一场旷日持久的“对话”，其理据大致有二：一是发生了文化上的事实往来，特别是当传教士用儒学概念术语表达天主教义理之后，在传教士与中国士人之间发生了思想层面上的相互应对关系；二是中国士人在回应西人西学的刺激与碰撞之时，很多人的心态是冷静平和的，没有像现在这样盲目地追捧西学。

笔者并不完全反对用“对话”这个现代学术词汇来描述明末清初的中西文化交往关系，但是，笔者认为在使用这个词汇之前，应知晓它的一般蕴涵：其一，这个词是作为“对抗”的对立面来使用的，因此，“对话”要求参与对谈的各方，以平等心态居己居人，反对任何一方心怀自傲而俯视他人，同时，也要求放弃敌/我、真/伪、正/邪等绝对分立的等级价值框架；其二，对话所遵循的是“问与答”的逻辑，即对谈者向对方的提问，要接受对方（文本及文本的大语境——文化）的制约，反对在提问之前，先为所有对谈者提供一套自适而不能适人的框架，因为这种前提下的提问，必不能问其所当问，故亦必不能得其所当得之对方的真义理、真面目、真精神，而只能是借对方来自说自话、以交谈之名行独白之实；其三，对话所要求于对谈者的是一种“我—你”关联，而非“我—他”或“我—它”关联。前者是把对方视为平等的对谈伙伴，后者是把“他”视为要加以克除、征服或利用的对象（“它”就是指把对方当成“物”）；其四，对话要求对谈者彼此以“他性”作为“自性”的前提与保证，其结果当然会、也理应要造成彼此对于对方之某一“部分”的消化、吸收，以促成“自我”机体的丰富与强壮，但决不可、也做不到在“整体”上消除或征服“他性”。“他性”既是“自性”的保证，同时也是对话能够得以持存的保障，对话始终是一个“他性”与“自性”的诠释循环；其五，对话中的各方，谁也没有现成在手的惟一真理，在过去的文化交往中，以真理之代言人自居来展示自身傲慢的依据，在对话的场景中无以安立；其六，有些西方学派（如哲学诠释学）提出，对话乃存在者的基本境况，因之“问与答”的逻辑结构已将进德与求知之二方面加以存在论的整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