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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余国简介
古国名，亦作夫余、凫臾，由中国东北地区的古老民族扶余人所建立的国家，亦是中国东北地区第一个有史可考的国家。扶余国从前2世纪立国到494年东扶余国被高句丽灭国为止，历时约700年。前期国都在今吉林省吉林市，后期国都在今吉林省农安县。扶余国是汉朝的属国，据《后汉书》卷85的〈东夷列传〉中记载：扶余国，在玄菟北千里。南与高句丽，东与挹娄，西与鲜卑接，北有弱水。地方二千里，本濊地也。
扶余起源
赢姓是炎帝族系中一文明程度很高的族类，直系祖为伯益。此支炎帝后代除秦族后徙至西北地区建国外，徐国、重黎、奄、黄、江、梁、葛、赵、蒲姑等族均不出江皖豫鲁一带。由于他们同属于黄帝系的周族族系有别，所以自周朝建立后屡次被征伐。特别是徐族，力量强大，疆土辽阔，据《史记·鲁世家》的记载，徐族的北境已达今山东滕县一带，其足以与周相抗衡，后来周王朝对其采取了恩威并加的安抚措施，在徐的同族国被逐渐灭亡后，周敬王八年(公元前512年)徐国亦被异族即周太伯的后代吴国所灭。
夫余之“夫”为“番”，“余”即为“徐”，则夫余实即“番徐”，其族众便是由番族和徐族等民族为主所组成，夫余是一复合族名，均属炎帝族系。
夫余国俗尚白，《太平寰宇记》“东夷”日记:“男女皆纯白。”此俗与秦族一致。《史记·封禅书》说:“(秦人)而衣尚白”，只是到了秦始皇统一天下后，据《史记·秦本纪》的记载，才“推终始五德之传”，以水为德，始改以黑为尚。
番徐两族同为炎帝裔，本发端于中原各地，其后又举足东北地区，迁徙的时间当以番族为早，徐族次之。
夏代将居住在其东方的，非黄帝族系的民族统称为.九夷，九夷之中有白夷，即番族，这时他们仍在东部沿海一带活动。到殷商时期，一部分番族才进入东北。《大戴礼记·礼察篇》:“成汤卒受夭命“一海之外肃慎、北发、渠搜、氏、羌来服。”一般说来，海之外指今渤海之外。北发即北番。番族位列肃慎之后，渤海之外，·其地当然就在东北地区。
徐族人居东北，当约于商末周初。商末封王无道，数次大规模讨伐他们的亲属民族九夷，徐即是九夷中之一夷。周王朝建立后，更因种族原因屡征徐族，徐族也多次举兵抗周。
生活在这种环境中的一部分徐族，为逃避战争和异族压迫转徙入东北地区，同他们族源一样的番族等共居一地。《尚书·武成》孔氏传日:“海东诸夷驹丽、扶余、馯貊之属，武王克商皆通道焉。，也说明武王时期他们已入居东北。
因此，早在周初，番、徐两族就已组成了一个新的民族，‘这就是后来见诸于史册中的夫余族。
结论：夫余族赢姓炎帝的后裔，直系祖伯益，初名为“蕃”和“徐”，居山东江苏东部沿海一带。后周朝建立，屡次征伐徐族和蕃族，最后徐国被泰伯后代吴国所灭。蕃族同样受到周朝的打击排挤，徐、蕃两族相继向东北迁徙，后因同源关系，又都居东北一地，遂结成一个民族“夫余”
扶余风俗
其丧祭之俗，与中国略同。史称夫余“以腊月祭天。大会连日，饮食歌舞，名曰迎鼓。是时断刑狱，解囚徒。有军事，亦祭天，以蹄占其吉凶。”
夫余：“丧皆用冰。杀人殉葬，多者以百数。有棺无椁，停丧五月，以久为荣。其祭亡者，有生，有熟。丧主不欲速，而他人强之。常诤引，以此为节。居丧，男女皆纯白。妇人著布面衣。去环佩。大体与中国相仿佛。”
扶余国 - 夫余始祖东明
东明，是传说中的夫余始祖。关于夫余的建国传说，在许多史籍中均有记载，其中最早的为东汉王充撰著的《论衡·吉验篇》。
橐离国王出行时，他的一位侍婢怀了身孕，国王归来后大怒，欲处死这位侍婢。侍婢对他讲：“当时见天上有一股气，如鸡子大，将于我身上，故而怀孕。”国王余怒未息，就将她囚禁起来，后来这侍婢生了一个男孩。其后，国王命人将其生下的这个小男孩扔到猪圈中，群猪以口气吹他，得以不死。国王又令人将其扔到马圈中，想让群马将他踏死，但群马如群猪一样，以气吹他，他仍没有死。国王以为这个男孩一定是神人之子，便收养了他，并为他起名“东明”。
东明长大后，勇武善射，国王担心他会篡夺自己的王位，心生猜忌，便又动了杀机。东明知道后便逃走，当逃至淹水时，没有桥，而追兵又已临近，东明以弓击水，有无数鱼鳖聚浮于水上，形成一座“大桥”，东明乘桥过后，鱼鳖便自动散开，追兵不能渡水，东明得以安全地逃到秽人的居住地区，建立了夫余国。
各史所载东明事迹大致如上述， 但是必须指出的一个问题是， 这一建国传说与高句丽始祖朱蒙建国传说如出一辙。两者相较，朱蒙建国传说晚于东明建国传说。
高句丽始祖东明圣王姓高， 名朱蒙， 出自夫余。夫余国王偶遇一女子，自称河伯之女，名柳花。夫余王将其带回国中，幽闭于密室。忽一日，有日光照射于柳花之身，移身躲避，日影又追逐其身，因而怀孕，不久后生出一个五斤大的肉球。夫余王将其丢到猪狗群中，猪狗不肯吃，又将其丢到大路上，牛马则避开它而不肯践踏。又丢到野外，却被飞来群鸟用羽翼覆盖。最后，夫余王想用刀剖开它却砍不破，只好还给了柳花，柳花便将他包裹起来放在温暖之处，不久便有一男孩破壳而出。
这位男孩 7 岁后英勇无比，因而得名朱蒙。朱蒙在高句丽语中是善射之意。 朱蒙越来越受到诸王子的猜忌，最后在母亲的支持下，率三位心腹逃往国外。在南逃途中遇到河流，欲渡无桥，此时夫余追兵又至，情急之下，朱蒙对水大喊：“我是天帝之子、 河伯外孙， 现在身后追兵至， 我该如何过河？”话音未落，便有鱼鳖成群而至，转眼间形成一座大桥，朱蒙等人得以过河，而鱼鳖随即散去，追兵不得渡。后来，朱蒙便率人来到纥升骨地区，创建了高句丽王国的前身———卒本夫余。
将夫余与高句丽两个建国传说相比较可见，除了后者更加丰满、完善和更富戏剧性之外，其基本内容几乎没有什么差别， 尤其是朱蒙与东明音相近，且《三国史记》更称朱蒙为东明圣王，这就不能不使人产生疑问， 朱蒙与东明到底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
目前学界的看法不尽相同， 其中主流观点认为，是高句丽借用了夫余的建国传说，原因是夫余建国于高句丽之前， 其建国传说的记载也早于后者数年。因此，后者应该是在高句丽逐渐强大起来后，为使自己的历史更悠久与辉煌，同时也是为了显示王族的神圣性而在夫余建国传说的基础上进行了艺术加工而形成本民族的建国传说。
有关东明的纪事仅见于历史传说之中， 东明应当是有其原型， 而此人必定是一位对夫余民族作出巨大贡献的人物。因此，我们也应将东明视为夫余的始祖。这些历史传说虽并非历史事实，但其中必然有真实的成分。
春秋战国时期，生活在东北南部的貊族开始大迁移。一部分南迁与华夏族融合，一部分北移与濊族接近。当时，东北共有四个古族系：东北南部为古商族(汉族)系;东北西部为东胡族系;东北东部为肃慎族系;东北中部为濊貊族系。《长春县志》记载这一时期的长春古族多以肃慎族为主。据专家的考证，在距今两千多年以前的春秋战国时期，长春地区人口约有3万左右。古代长春还是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先后有肃慎族(肃慎南支)、扶余族、高句丽族、靺鞨族、契丹族、女真族、蒙古族、满族在这里生息繁衍，从事农牧业生产活动。经过长期的历史演变，长春地区从原来的单民族聚居区，发展为多民族的聚居地区。史籍《后汉书·东沃且传》、《三国志·沿传》都记载当时在长春一带濊族等多个民族活动的情况。
西汉初年，扶余人成为长春地区的主体居民。于公元3世纪建立了政权，史称扶余国。其前期和后期的王城就在今吉林市和长春市农安县一带。扶余国以农业为主，畜牧业很发达，手工业也较发达。“其国殷富”，“方二千里，户八万”。东汉末年，扶余王城共有3万户，总人口约20万。
扶余国的都城是扶余王城，扶余族所建，吉林市地区最早出现的城市之一。扶余王城是木栅城。城市形状是圆形。扶余王城分前期和后期。前期王城在吉林市，后期王城在长春市农安县。西晋以后扶余国势衰落。公元285年西部鲜卑族入侵，扶余王自杀，扶余国第一次灭国。第二年晋武帝派兵帮助复国。公元346年扶余王城由喜都迁到农安。470年南部高句丽族入侵，破城54座，村落1400个。493年，北部勿吉族(满族先民一支)入侵，扶余王逃到高句丽，其国灭亡。扶余建国600多年。农安一带为高句丽所占领，又统治了200多年。到了唐朝时期，为防唐朝征讨，高句丽沿辽河南起营口，北至农安修筑了一道长长的土垒，史称千里长城。
北魏至唐初，东北东南部为高句丽疆域，原来的扶余故都为高句丽的扶余府。668年，唐破高句丽，这时属唐的河北道。由渤海都督府管辖。713年，肃慎族的后裔粟末靺鞨在其首领大祚荣的率领下，建立了渤海国，并设5京15府62州，在原扶余都城所在地设立扶余府(一度又称为书山府、隆州府)，定为国都，其下辖有扶州、仙州。后迁都“敖东城”，但扶余府仍为渤海国文化经济中心和第一大城市，经济文化发达人口稠密，总人口已近50多万。
925年，居住在东北辽河上游的契丹族、女真族强大起来，首领耶律阿保机率兵征渤海，四月围扶余府，次年春攻下扶余府。传说，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回师扶余时病故。当时城内上空出现飞升的黄龙，辽遂将扶余府改为黄龙府，并建有佛塔一座。辽国分上、中、西、南、东京等5个道，上京辖临璜府(今内蒙巴林左旗南波罗城)，为政治中心。而黄龙府属东京道(今辽宁省辽阳市)，统5州(益州、安远州、威州、清州、雍州)、3县(黄龙县、迁民县、永平县)，是辽的政治军事重地。
在军事上，黄龙府郡部署司统领信州(今吉林怀德县秦家屯古城)彭圣军书度使、宪州(今农安靠山乡广元店古城)怀氏军节度使、祥州(今农安万金塔乡万金塔古城)瑞圣军节度使、益州(今农安县小城子乡小城于古城)观察使、威州(今农安县三宝乡小城子古城)刺史。这些军队都驻在黄龙府附近。
黄龙府是辽金的名城。南宋名将岳飞曾誓言：“直抵黄龙府与诸君痛饮耳。”岳飞所说的黄龙府，就是今天的农安古城。
黄龙府是各族人民聚居之地。由于辽代移民的结果，这一带不但居住着契丹人、渤海人(和女真同族，满族先民)、女真人、汉人，而且还有铁骊、兀惹、突厥、党项等少数民族。在黄龙府辽圣宗时代(983-1030年)修建的佛塔至今犹存。塔高43米，中实、砖造、密檐式，8角13层。年久经浸蚀，塔基破坏，但仍未倒塌，说明辽代劳动人民建筑技术上的卓越才能。为了保护祖国文化遗产，1953年国家曾拨款修复到10层，在修复的过程中，于塔的上部中心一小砖室中，发现银佛2件，以及木制圆骨灰盒、骨灰布包(内有舍利子)、瓷香炉、瓷香盒、银质小圆盘、银质单线刻划的银牌佛缘各一件。1983年由国家拨款，将古塔修复如初。如今塔身每层都塑有狮子、麒麟等瑞兽，姿态各异，栩栩如生。每层各檐角都挂有风铃，一遇风雨锵锵铮铮，金铁皆鸣。
1114年9月，女真各部不堪辽代统治者的残酷压迫，其首领完颜阿骨打率兵攻下黄龙府。在攻打黄龙府的战斗中，女真大将完颜娄室立下了卓越功勋、他首先断绝了辽兵外援，控制交通要冲，并乘风纵火，督军力战，火燃战靴至足而不知，一举攻下这座军事重镇。完颜娄室是长春历史上一位重要人物。它的家族墓地遗址至今还留在长春东南的净月潭山南坡上，是吉林省重要的金代遗迹之一。
完颜娄室从古至今引起学者的关注。据《金史》、《柳边纪略》记载：因完颜娄室攻克黄龙府有功，被封为黄龙府万户。以后，他又擒获了辽国天祚帝，战功显赫。1130年，完颜娄室病故于军中，终年53岁。金太宗亲自派队护送完颜娄室灵柩，归葬于黄龙府东南的奥吉里，即今石碑岭。
金国攻克黄龙府后，改黄龙府为济州，置利涉军节度使。金之所以把黄龙府改为济州，是因为金太祖完颜阿骨打率兵南渡混同江(今松花江)时，水深无舟，便命一人在前探导，乘赫白马渡水，后续兵马按他鞭子所指的方向而行，水深仅及马腹，全军顺利过江攻入黄龙府。后来，使人测所渡之处，水深不得其底，大军无船而顺利涉过，乃是天意，正合“济州”，“涉利军’之意，后改为隆州。金末，蒙古族兴起，金为加强东北的军事力量，于1140年，将隆州升为隆安府，这里又成为金王朝北方的军事重镇。辽金这两个北方民族的国家，都曾经进入中原，用兵于长城以南甚至长江流域。
1115年完颜阿骨打建立大金国，将长春地名改回祖先的隆州白龙府，迁都中都(北京)之后，改称隆州“宽城府”(宽城子)，为北方的军事、政治、文化中心。此时的大金国，国富民强，从西方传来的景教(基督教)成为大金三大国教之一(道教、佛教、景教)，全民信仰，宽城子成为东北亚最大的基督教圣地，全城大小教堂很多，信仰民众有数十万，此时的宽城人口近百万，城市已具备规模，城墙高大分为内外两城，宫殿虽不使用但也保持的十分豪华，百姓安居乐业，有专门传道的牧师在教堂讲道，大多数信徒为富有的地主阶级，修建大小教堂，小市民在公办的最大的教堂听道。
此后蒙古日益强大，攻占宽城子，用了近一年的时间才攻下来，蒙元由于信仰藏传佛教，所以认为这里是景教的不详之地，才会久攻不下，遂下令将宽城子城墙拆毁，百姓迁移到辽阳和中原等地，这座千年古都变为一片废墟，又将废墟挖地三尺，夷为平地，所以今天几乎上找不到这座古城的任何痕迹，只有在今天小城子村附近有点留下一点残存的遗迹。
1234年，蒙古族灭亡了金帝国，后来统一中国，成为元帝国。在元帝国统治期间，长春属辽阳行省开元路，治所在隆安府。蒙古王朝的统治被推翻以后，元帝国力量的主要残部，败退到东北。
明洪武20年(1387年)正月，明太祖朱元璋，“命宋国公冯胜为征虏大将军，颖国公傅友德为左副将军，永昌侯蓝玉为右副将军，率师20万北伐”。同年六月，由于纳哈出的投降而结束了这场战争。“初，纳哈出兵分为三营：一曰榆林深处，一曰养鹅庄，一曰龙安一秃河。”其中的“龙安”即今农安，“一秃河”即伊通河。当时投降的纳哈出部下20余万人，“羊马驴驼辎重亘百余里”。
平定东北以后的明帝国，设立奴儿干都司，在长春地区设置了隶属奴儿干都司的亦东河卫和亦速河卫，地址就是现在的伊通河和饮马河流域。
明帝国虽然在长春附近设立了军政机构，但并没有改变原有的民族居住状况。从12世纪蒙古族由西北向东南移居开始，直到18世纪中叶为止，除去蒙古部族之间的争夺之外，一直是蒙古族游牧的地方。
当满族势力在东北兴起时，蒙古族郭尔罗斯部的一支就在1633年投降了后金并参加了反明战争，因此其部族的首领在1636年被封为札萨克辅国公。所以在长春设治以前，这里是郭尔罗斯前旗札萨克辅国公的封地。
清军于1644年入关以后，着手修筑东北的柳条边(简称柳边或称柳条边墙、条子边等)。这里所说的柳条边墙是指在边墙外有沟，引满了水，以阻止行人私自入边。边墙高3尺，宽3尺。墙上栽种3行柳树，以阻行人，因此称之为柳条边或柳边、边墙。柳条边有老边、新边之分。老边建于清初(顺治年间)，曾在辽河流域修筑了一条东起凤凰城，经开原到山海关的边墙，全长1900余里，名为“盛京边墙”。因其修筑时间较早，也叫老边。新边是指吉林省境内的柳条边。据《盛京通志》记载：“东自吉林北界，西抵开原县威远堡边门，长690余里，遮罗奉天北境，插柳结绳，以定内外之柳条边，亦名新边。”
“老边”自东向西设边门16个。“新边”自南向北设边门4个。它主要指布尔图库边门、克尔素边门、伊通河边门、法特哈边门。
除边门以外，还随边墙的走向设有许多边台。新边的头合在今吉林地区舒兰县法持乡东10里处的头台村，而法特哈门是二台，以松花江为天然屏障，过江后在长春地区九台县境内接着是三台、四台(今上河湾镇四台村)、五台(今上河湾镇五台村)、六台(今六台乡六台村)、七台(城子街七台村)、八台(今苇子沟乡腰八台附近)、下九台(今九台镇)。清朝对新边采取从一台排到十台，然后再重复从一台排到九台，称上十台、下九台。饮马河台也叫头台，在今放牛沟乡荆家村饮马河头台屯。二台在今放牛沟乡腰站村二台屯。在九台县境内共有边台达9处，全长262华里。
从九台县放牛沟乡任家屯村北双项子向西南走去，柳条边就出了九台县境，进入长春郊区三道镇四合村东南盛家岗子和双阳区泉眼乡岗子村后屯交界处。这是进入长春市郊的一个边台(后台屯)，向南一华里到西边屯、净月乡小河台(第二个边台)。过幸福乡的靠边吴屯、新立城乡的靠边孙、靠边王到邢家台径直向南进入今新立城水库。在乐山乡同永春乡交界点的东面(今新立城水库内)向西南转向处，即新边的伊通边门旧址。在长春郊区范围内有柳条边的一个边门——伊通边门、三个边合、全长80华里。总计柳条边在长春地区为342华里，路经九台县、双阳县和长春市。清代柳条边每个边台设台丁150名至200名，台厂是“由汉人入籍人充之，种地免税”，俗称“边台人”。边台并不像墩台与烽火台一类的土台子，而是柳条边区域性的行政管理机构驻地。经过修筑清代的柳条边，进一步明确了的长春市，以及农安、德惠和九台币的部分乡镇都处于边外(新边以西)，是属于郭尔罗斯前旗的土地。
清军入关并在北京建立了统一的中央政权以后，为镇压汉族人民的反抗，从顺治朝开始就不断有一批批“罪犯”及其家属被流放到东北。当时流放的地点很多，其中也包括了柳条边沿边的各个门、台。旧志中有：“有流人居边门，父子葺破屋以栖，尝大雪，老者僵卧，其子晕绝尸旁……询所苦，知初从关内来者。”由此可知300多年前就有清代人流入到这里。但在清初，流入还是比较少的。
到了康熙朝，郑成功的继承者遭到清帝国的镇压，以吴三桂为代表的“三藩”的叛乱，也被平定了。因此，就有了大批的“反叛”官员、军人及其家属、近亲，被押送到东北。其中包括闽、浙、鲁等沿海省份和慎、黔、湘、桂、粤等省的民人。
明清交替之际，沙俄势力达到了黑龙江上游的中国边境地区。在平定“三藩”之后的1682年春，康熙皇帝东巡到达船厂和大乌喇虞村等地，开始策划反击侵略者的边境战争。
1683年春天，康熙皇帝下令考察辽河的航运办法，派遣“吉林宁古塔副都统瓦礼祜等，自伊屯口至伊屯门、伊尔门河口，验视水势。到迫使侵略者签订尼布越条约为止的几年中，伊通河上的航运相当繁忙。大批粮食和军用物资，通过这条水道，运往雅克萨前线。对于这场战争的胜利，沿线居民，流人出身的水手和造船工匠，都作出了很大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