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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如《比较文学教程》一书,在《比较诗学》一节里,先讲“比较诗学是在近几十年来比较文学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新的研究领域”,后面又讲“在这个大有可为的研究领域里,中国学者取得了累累硕果。如朱光潜《诗论》、钱钟书《谈艺录》、《管锥编》……”[13](P89、91)作者将《诗论》、《谈艺录》、《管锥编》等视为比较诗学研究领域里的硕果,是非常正确的。正如朱光潜《诗论》重版后记中所说:“我在这里试图用西方诗论来解释中国古典诗歌,用中国诗论来印证西方诗论。”而且他“自认为用功较多,比较有点独到见解的,还是这本诗论”[14](P311)。钱钟书对《谈艺录》、《管锥编》用心之多,费时之久,以及对比较诗学研究贡献之大,在中外学界众口一词。问题是,《诗论》初稿于1931年,初版于1943年,1948年再版;《谈艺录》出版于1948年,1949年再版,《管锥编》1979年出版,然而这部始笔于1972年的巨著是钱钟书多年积学的成果。这三部中国比较诗学的奠基之作,无论如何都无法归为“近几十年”来即1963年以后的成果。不然,就陷入逻辑的混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