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科技史之农学和生物学的发展

农学和生物学的发展
（一）重农思想和精耕细作的农业技术春秋战国时期，伴随着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转变，以一家一户为基础的小农经济逐渐发展起来。铁制农具的出现和推广使用，同时借助于牲畜动力，对推动农业生产和技术的发展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黄河流域的农业生产面貌焕然一新，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的开拓也逐渐取得进展。一家一户独自经营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以生产谷物为主，种植桑麻和饲养豕、鸡、犬等小家畜为副业，形成了以五谷、桑麻、六畜为轻重次序的农业结构。由于可以做到深耕，多锄、及时施肥灌溉，并创造了畦种法、复重轮作法，进一步挖掘了土地的生产潜力，开始形成了我国农业生产上精耕细作的优良传统。
　　在谷物种植上，由于技术能力的提高，过去地位次于黍（黄米）、稷的粟（谷），栽培面积逐渐扩大，取代了黍、稷的地位。黍、稷的种植地区则向北推移。但由于当时抵抗旱灾的能力还没有很大提高，防旱的主要措施就是在栽培粟等主要粮食作物的同时，搭配播种一些耐旱 保岁 的大豆（大菽），而且大豆的播种要达到每人五亩的面积。《管子》称， 菽、粟不足 ，民就会有饥饿之色；《孟子？尽心上》说： 圣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水火。
　　菽粟如水火，而民焉有不仁者乎？ ，即谓 圣人治天下 必须使菽、粟的生产达到用之不竭的水平。后来由于冬麦栽培技术的发展和种植面积的扩大，终于形成了菽、粟、麦三者并重的粮食生产组合格局。
　　冬麦栽培技术的推广所引起的一个重大改变，是部分地区过去一年一熟制开始走上复种轮作的道路，即把冬麦和一些春种或夏种的作物搭配起来，采取一些适当的技术措施，在一年或几年内，增加种植和收获的次数。春秋期间， 嵩山之东，河汝之间 ，即今河南中部地区，已可以 四种而五获 ①，即四年五熟。到战国时期，《荀子？富国》称，在黄河流域的一些地方， 人善治之，则亩数盆，一岁而再获之 ，即达到一年两熟。这是我国古代在耕作制度改革上的一项伟大创举。
　　农业技术的发展和农业主产的提高，也反映到诸子百家的著述中。这一时期既出现了如许行一样专门谈 神农之学 的农家学派②，也出现了专门的农学著作《神农》二十篇和《野老》十七篇。前者为 诸子疾时怠于农业，道耕农事，托之神农 而作的，后者据东汉人应邵所说是 年老居田野，相民耕种，故号野老 ③。它们当是当时农业生产技术经验的总结，可惜都散佚无存了。今天仍能见到的是《吕氏春秋》中的《上农》、《任地》、《辨土》、《审时》四篇，以及散见于其他先秦典籍中的零星资料。这些论述大体上反映了春秋战国时期我国农业科学技术发展的基本水平。
　　１。重农思想春秋战国时期，我国就形成了以 农本论 为特色的重农思想，即把农桑耕织看作 本业 ，把商贾技巧看作 末业 ，崇尚本业、抑制末业的思
　　①　　 《管子？治国》。
　　②　　 见《孟子？滕文公上》。
　　③　　 以上均见《汉书？艺文志》。
　　想。《管子？王辅》称： 强本务，去无用，然后可使民富； 《管子？治国》称： 舍本事而事末作，则田荒而国贫， 这是农本思想的代表性论述。
　　这一时期所形成的农本思想，并不是一种单纯的经济思想，而是兼具政治的和军事的多种内容。从经济上讲， 民事农则田垦，田垦则粟多，粟多则国富 ， 桑麻植于野，五谷宜其地，国之富也 ①。即只有发展五谷、桑麻、六畜的生产，才是国家致富之本。从政治上讲，《管子》指出： 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 因为 民富则安乡重家，安乡重家则敬上畏罪，敬上畏罪则易治也；……故治国常富，乱国常贫，是以善为国者，必先富民，然后治之。 所以，重农又是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大计。从军事上讲，《管子》指出，粟多则国富、兵强，才能战胜、守固；相反，如果不注意发展农业生产，人贫则轻家，轻家则易去，……则战不必胜，守不必固矣.把天（时）、地（利）、人（和）看作是农业生产三大要素的 三才 思想，在春秋时期已逐渐形成，战国时期的思想家们，开始用 三才 理论来指导农业生产。荀子在谈到致富之途时就指出，只有 上得天时，下得地利，中得人和 ，才能 财货浑浑如泉源，■■如河海，暴暴如丘山 ；反之，如果失掉天时、地利、人和，就会使 天下敖然，若烧若焦.《吕氏春秋？审时》篇称： 夫稼，为之者人也，生之者地也，养之者天也。 这就在农业生产的三大要素中，把人的因素放到了首要地位，这是很有积极意义的，说明当时的农业生产已经从等待自然恩赐，向主动地去改造自然、向自然索取的方向迈进了。 农本论 在农业生产上的表现之一，就是集约经营 思想，即提高劳动强度，实行精耕细作，充分挖掘土地潜力，努力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在战国初期，我国的农业生产就表现出了集约经营的特色。
　　李悝在魏国为相时，就曾对魏文侯作 尽地力之教.他说： 治田勤谨，则亩益三斗（约合今六升） （当时的一亩约合今三分之一亩）。《吕氏春秋？上农》篇更突出地强调了集约经营： 敬时爱日，非老不休，非疾不息，非死不舍。上田夫食九人，下田夫食五人，可以益，不可以损。一人治之，十人食之，六畜皆在其中矣，此大任地之道也。 这是要农民起早贪黑，以大强度的劳动去努力增产；并规定 上田 每个劳动力要养活９个人， 下田 每个劳动力要养活５个人，牲畜的饲料还要包括在内。这样的劳动生产指标，是相当高的。
　　２。精耕细作春秋战国时期，由于制造了铁犁，推行了牛耕，从而为深耕细作创立了物质条件。到战国时期，深耕的提法已遍见于各种典籍。
　　在西周时代，我国就很重视中耕除草和农田管理。到春秋战国时代，由于铁农具的广泛使用和牛耕动力的推行，中耕水平有了显著提高，逐渐形成了 耕耨结合 的耕耘体系。 耕 主要指播种前的基本耕作， 耨 指作物生长期间的中耕管理，特别是锄草。当时诸子的著述中多有 耕耨 连述的，或者 耕■连述、 耕耘 连述。《韩非子》中称： 耕者且深，耨者熟耘 ；《吕氏春秋？任地》称： 五耕五耨，必审以尽。 都强调了耕种之后要精细地锄多次，尤其在干旱时要锄地，即 人耨必以旱 ，以使土壤疏松，减少水分散失。这种重视中耕除草和加强田间管理的措施，成为我
　　①　　 《管子》。
　　国精耕细作优良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为了利于涝时排水和干旱时保墒，《吕氏春秋？辨土》提出整地时 ■（垄）欲广以平，■（沟）欲小以深 ，这样就可以使作物 下得阴，上得阳.在《任地》篇中更明确地描述了当时已实行的 畦种法 （垄作法），即 上田弃亩，下田弃■ 的栽培方法。这是说在高田旱地或雨水稀少的地区，墒情不足，应该把庄稼种在沟里，即 种垄沟 的 低畦栽培法 ，以减少水分的蒸发，并防风；而对于低湿田，水分过多，要把庄稼种在比较高而干燥的垄上，即 种垄台的 高畦栽培法.这是根据地势的不同，合理进行田间作物布置，以保证 上田 、 下田 都能得到充分利用的科学方法。在这一方法的基础上，汉代以后又发展了 代田法 和 区田法.３。多粪肥田和土质改良我国古人很早就对土壤的肥力有了较深刻的认识。《国语？周语》上有 阳气俱蒸，土膏其动 的说法。 膏 即指肥美的养料， 土膏 当然是指土壤的肥力。这说明至迟在春秋时期，人们就知道了土壤具有肥力这一基本特性了，而且还把 土膏 看作是 动 态的，即可以改变的。《禹贡》按肥力的高低把全国的土壤分为３等９级；《管子？地员》更进一步把全国的土壤分为３等１８类９０种，这是世界上土壤分类研究的最早成果。《周礼》中有 草人掌土化之法 的说法，汉代郑玄注曰 化之使美 ，即通过人的垦耕熟化，使土壤肥美起来。这实际上已经指出了土壤的肥力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可以改变的，特别是可以通过人的活动来加以改造。
　　如何提高土壤的肥力呢？在春秋时期以前，主要靠休闲来恢复地力，施用肥料还不是普遍的方法；而到春秋时期，情况就有了很大的变化。《周礼》记载当时已有 不易之地 、 一易之地 和 再易之地 的区分，就是有连年种植不休闲和休闲一年、二年的土地。这不休闲的耕地显然要靠人工施肥来保持和提高其肥力了。到了战国时期，随着农业生产力的提高，施肥受到普遍的重视。《孟子？滕文公上》中有 粪其田而不足 的记载；《荀子》更提出 多粪肥田 ，并说这是 农夫众庶之事 ；《韩非子》有 积力于田畴，必且粪灌 的说法。《史记？李斯列传》记载商鞅变法后的秦国，有 弃灰于道者刑 的规定，即把可以作为肥料的灰抛撒在路上的人要被治罪，说明对肥料的珍视。《吕氏春秋？任地》提出： 子能藏其恶而揖之以阴乎？ 意思是说你能把粪便藏于田地而使它在土下不断发挥肥力作用吗？这说明当时已有了关于施肥的技术和学问。正是因为有这种基础，《任地》才能明确提出： 地可使肥，又可使棘（瘠） ，即可以用人力改变土地的肥瘦。文称： 凡耕之大方，力者欲柔，柔者欲力。息者欲劳，劳者欲息。棘者欲肥，肥者欲棘。急者欲缓，缓者欲急。湿者欲燥，燥者欲湿。 意思是说土壤耕作的基本原则，过于坚硬的要使之柔软，过于柔软的要使之坚硬些；休闲过的要种植，种植过的要休闲；贫瘠的要使它肥沃，过于肥沃的又要控制调节；过于致密的（粘土）要使它疏松，过于疏松的（沙土）要适当致密些；过湿的要使之干燥，过于干燥的又要使它湿润。这五项处理原则，包含了土质改良、轮作养地、施肥保墒等丰富的技术内容，为合理使用土地、提高土壤肥力和增加产量提供了保证措施。
　　这些措施的实施，保证了土地的较高产量。《荀子？富国》说 田肥以易，则出实百倍.《吕氏春秋？适威》也说： 若五种之于地也，必应其类，而蕃息于百倍。 这都是说当时已可使产量为播种量的百倍。或许这有些夸大，不过当时农田产量较高还是可信的。
　　４。防虫除草采取多种耕作措施来防治害虫、清除杂草，在春秋战国时期积累了不少经验。
　　通过深耕细作来消除杂草和减少害虫危害，是一个基本措施。
　　《吕氏春秋？审时》中总结了适时种植的麻、菽、麦抗虫免虫的经验，得出了 得时之稼兴，失时之稼约（青病） 的结论，令人信服地论证了 凡农之道，候之为宝 的科学真理。
　　（二）动植物形态、分类知识１。动植物分类思想的产生由于铁农具和牛耕的普遍使用，春秋战国时期的农业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为了治理好农业，并充分利用丰富的动植物资源，就需要具有关于辨别不同动植物类别的知识。所以，关于动植物形态和分类的知识在这个时期得到了不小的发展。《周礼》在关于西周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的论述中，提到了所设置的一些专管农业的官吏，他们就有辨别各种不同的动植物类别的职责。这说明辨别不同动植物的种类，当时已成为与社会生产和经济生活息息相关的 学问 了。
　　如何对生物进行分类，当时还没有形成明确的分类原则，但是人们从生活和生产实践经验的积累中，特别是基于对动植物形态认识的深化，还是逐渐形成了一些分类原则。商周时期已经出现了以下几种分类方法①：①按照毛色分类。如黄牛、幽牛；白羊、黄羊；马有■（黑色马）、■（金色马）、■（赤色马）、骐（青骊色马）等。植物也有以色泽区分的，如粟有■（赤苗）和芑（白苗）之分。
　　②按照体形大小分类。如大兕、小■等。
　　③按照雌雄性别分类。如牡（公牛）、■（公羊）、■（公豕）；牝（母牛）、■（母羊）、■（母豕）等；大■有苴、■之别。
　　④按照功能、用途分类。如马有种马、道马、田马、驽马等。
　　⑤按照外形特征分类。如牛与羊以其犄角之大小区分；虎与豹有条形斑纹与铜钱斑纹之区分；龟鳖类体被介甲，鱼蛇类体被鳞甲等。植物有 木 本和 草 本的基本区别。
　　这种分类方法，主要是以动植物直观的形态特征为依据的。战国后期，随着动植物分类知识的增长以及后期墨家学派逻辑分类概念的形成，荀子在《正名》篇中提出了 制名以指实，上以明贵贱，下以辨同异 的观点。荀子发展了后期墨家 类 的思想，提出了 大共名 、 大别名 的区分概念级别的方法。大共名 即泛指一切物的最高类的名，如 物 ； 大别名 即泛指某一类事物之名，如 鸟兽.更进一步愈来愈细致地进行区分，达到 别则有别，至于无别 ，最终 使异实者莫不异名也 ， 使同实者莫不同名也 ，就是个别事物的名了。荀子的这种具有逻辑学特色的分类思想，对生物学分类工作也是有指导意义的。
　　在《荀子？王制》篇中，荀子对自然界的事物作出了如下的分类： 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 这是根据当时的 元气 本体论学说，以 气 、 生 、 知 、
　　①　　 参见芶萃华：《我国古代的动植物分类》，《科技史文集》第 4辑，上海科技出版社 1980 年版。
　　义 作为不同级别的 共则有共 、 别则有别 的标准，将自然事物分为有生命的和无生命的两大类，有生命的（生物）又分为无感知的（植物）
　　和有感知的（动物）两类，动物中又分为有义（理性）的和无义的（禽兽）
　　两类。这种分类同时也给非生物、生物、植物、动物和人类下了定义。这就将前人经验性的分类方法上升到了理论性的分类思想。
　　２。动植物的具体分类在具体的动植物形态、种类的认识和分类方法上，春秋时期都有所进步。
　　《诗经》中记载的动植物约有２５０余种，如农作物就有禾（粟）、稷、黍、麦、牟（大麦）、稻（■）、菽（大豆）等；蔬菜有葵（冬寒菜）、■、瓜类等；果树有枣、郁（郁李）、■（欧李）、杏等；经济树种有榛、栗、椅、桐、梓、漆等。动物有熊、狐、狼、鹿、雁、鸿、鸳鸯、鹈、仓庚、鲤、■、鲔、鲂、鲨、■、蛇、蜉蝣、莎鸡、蟋蟀、斯螽、蜩、螗等１００多种，其中鸟类有７０多种，昆虫２０多种。
　　《周礼？地官？司徒》提出了 以土会之法，辨五地之物生 的分类方法。 土会 即计土征纳贡赋， 五地 即各种不同地形。其中首次出现了 动物和 植物 两个名词，而且分植物为■物（指柞、栗等果实有壳斗之属）、膏物（指生有橐韬的莲芡之属）、■物（指梅、李等核果类）、荚物（指生有豆荚的植物）、丛物（指 萑苇 之属）五类。这是根据果实的形状对植物所作出的最早分类。
　　关于动物，文中分为毛物、鳞物、羽物、介物与■物五类。毛物指虎豹之属，即兽类；鳞物指鱼类；羽物指鸟类；介物指龟鳖之属；■物指人类。
　　按照现在的分类学观点，这五类都是脊椎动物。《周礼》中的这种分类方式，与现代把脊椎动物分为 人 、 哺乳类 、 鸟类 、 爬行类 和 鱼类基本一致。
　　在《考工记》中把动物分为 大兽 和 小虫 两大类。在谈及雕刻工匠（梓人）关于动物造型的创作时称： 梓人为■■。天下之大兽五：脂者、膏者、■者、羽者、鳞者。……外骨、内骨、■行、仄行、连行、纡行，以■鸣者，以注鸣者，以旁鸣者，以翼鸣者，以股鸣者，以胸鸣者，谓之小虫之属。 文中所说作为 宗庙之事 的牺牲的 脂 、 膏 二类，是根据用途定类的，没有分类学的意义。其他三类（■、羽、鳞）都是脊椎动物。
　　结合于《周礼？地官》所述， 大兽 应包括这三类和毛、介两类脊椎动物。
　　上文后半段讲的都是昆虫的形态，包括具有外骨骼和内骨骼的，有不同行动方式的，有以口、腹侧、翅和后足腿节发音的。所以，这里所说的 小虫 当指以昆虫为主的无脊椎动物。因此，《考工记》实际上已将动物分为脊椎动物和无脊椎动物两大类，这是动物分类上的一个进步。
　　由此可见，春秋时期已经形成了我国古代的生物分类体系了。
　　战国以来，人们对动植物形态的认识不断扩大和深入，因而在关于动植物形态、器官的描述以及动植物分类原则和分类系统上，都有明显的进步。
　　在战国后期成书的训诂之作《尔雅》中，《释草》、《释木》、《释虫》、《释鱼》、《释鸟》、《释兽》诸篇，集中概括了这一时期积累下来的动植物方面的知识，也成为一种分类系统。
　　《释草》、《释木》两篇，把植物分为草、木两大类。草类中著录草本植物１９０余种，木类中著录木本植物７０余种，两类中主要都是种子植物。此外，草类中还有菌藻类和羊齿类；木类中还包括 寓木 ，即寄生植物。在《释木》篇中，把木本植物区分为 小枝上缭 的 乔木 ， 族（丛）
　　生 的 灌木 和 无枝 的 檄木 （棕榈科植物）三类。乔、灌二词至今沿用。
　　在具体的分类中，《尔雅》注意把形态上相似和亲缘上相近的排列在一起。如把山■、山葱、山蒜这些山野生的百合科植物，蘩、蒿、蔚等菊科植物，芑、■、■、■等禾本科植物，壶枣、酸枣、羊枣、大枣、苦枣、■枣等枣属植物等，分别排在一起， 以类相聚.《释草》中所说 槐棘■乔，桑柳■条，椒■■■，桃李■核 ，则分别以 乔 （枝高耸）、 条 （枝低垂）、 ■ （圆形聚合成球的■果）和 核 （核果）等形态特点作为区分槐棘、桑柳、椒■、桃李等植物的分类标志。
　　《尔雅》把动物（包括低等动物、高等动物和家养动物）区分为 虫 、鱼 、 鸟 、 兽 四大类，再以其形状、形体大小、色泽、生态环境的异同作更细致的区分和叙述，从而较清楚地表现出了动物分类阶元的思想。其中所列的 虫 ，相当于现在所说的无脊椎动物； 鱼 为鱼纲、两栖纲、爬行纲等变温动物； 鸟 为鸟纲； 兽 指哺乳类。《释畜》篇中的家养动物可分别列入鸟类和哺乳类。在虫、鱼、鸟、兽以下更详细的分类相当于现代所说的 目 、 科 的分类阶元。
　　（三）植物生态知识１。植物与环境随着人们有关植物知识的增加，不仅加深了对植物个体形态的认识，而且也越来越多地了解了植物的生活习性、植物与环境的关系以及植物的分布。
　　植物与环境的关系是比较复杂的，也是多方面的。庄子首先提出了 种有几 ①的命题， 几 即环境，是说任何物种都有一定的生长地势、环境和条件。在更早的《诗经》里，就有不少诗句反映了人们对植物与环境的依赖关系的认识。如 山有扶苏，隰有荷华；山有乔松，隰有游龙 ②，说明扶苏和乔松生长于干爽的山上，而荷花和游龙（马蓼）则生长在低湿的地方。《诗经？大雅？公刘》中称： 相其阴阳，观其流泉，其军三单，度其隰原，彻田为粮。 就是说要选择水源充足、湿润的土地，才适宜辟为农田生产粮食。
　　２。植物与水春秋战国时期，我国古人对水在植物生长中的作用、甚至水与植物不同器官发育的关系，已有相当清楚的认识。《管子？水地》篇中称水 集于草木，根得其度，华得其数，实得其量 ，说明水是植物的根、华、实赖以生长的重要物质基础。当时人们不仅知道旱生与水生之分，而且知道不同的水分环境生长着不同的植物种类。《诗经？小雅？白华》称： ■池北流，浸彼稻田.水稻所需要的正是水可浸苗之地。
　　３。植物与土壤、地势关于植物生长与土壤的密切关系，在春秋战国时期的著作里也多有论述。《管子？地员》是一篇专门论述土壤与植被关系的文章。它把各地的土壤分为三等、十八类、九十种，分别说明了它们的特性和适宜的作物。如上等土壤中最好的三种是 粟土 、 沃土 和 位土.粟土无干湿之患和
　　①　　 《庄子？至乐》。
　　②　　 《诗经？郑风？山有扶苏》。
　　泥泞板结之害，土质疏松，透水、蓄水性好，最适于粟的种植；沃土有五种，干而不坼裂，湿而不积水，持水性与透水性良好，适于植物生长；位土的水是青黑之色，无论高低保水性都很好。上等土还有 壤土 、 浮土.中等土壤如塥土累然如仆累（蜗牛），不忍水旱，……不若三土以十分之四 ，说明塥土中有许多象蜗牛状的砾石，不耐水旱，作物产量比三种上等土壤低十分之四。下等土如 觳土 ，贫瘠不耐水旱，只适于种植些豆类和果木。在这些论述中，都把持水性、透水性的好坏作为评价土壤的主要标准，这与现代理论是一致的。
　　关于土地的合理利用，文称： 凡地之所载，纷纷纭纭，无所不有。而重视五土之辨，九谷之宜，盖将以养万民之生，尽万物之性也。五土 即山林、川泽、丘陵、坟衍、原隰五种地形； 九谷 指黍、稷、稗、稻、大麦、小麦、大豆、小豆、粱。说明土地上生长的植物、动物品种繁多，一定要辨明土质施种谷物，才可获得好收成，养活万民。
　　《管子？地员》篇还举出一个十分精彩的例子，列举了１２种植物随地势高下的顺序分布，说明了 草土之道.文中说： 凡草土之道，各有谷造，或高或下，各有草土（物）。叶（荷）下于■（■或茭白），■下于苋（莞），苋下于蒲（香蒲属），蒲下于苇（芦苇），苇下于■（旱生之苇），■下于蒌（蒌蒿），蒌下于■（胡枝属，扫帚菜），■下于萧（蒿属），萧下于薛（薛，莎草类），薛下于萑（■，益母草），萑下于茅（白茅）。凡彼草物，有十二衰，各有所归。 这里从低到高、由 叶 到 ■ 、 苋 、 蒲 、 苇 、 ■ 、 蒌 、 ■ 、 萧 、 薛 、 萑 到 茅 ，从深水到高陵，从水生到陆生，准确地说明了水生植物、湿生植物、中生植物、旱生植物在不同地势环境中的分布。现在看来，从 叶 到 苇 是低湿地的草本植物，属草甸土的成土范畴；从 ■ 到 茅 ，是高地的草本植物，属草原土的成土范畴。这表明了 草与 土 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有什么土壤，才有什么植物。
　　在《尚书？禹贡》中，也叙述了 九州 的不同土壤和植物分布生长的关系。如说明兖州（鲁西）为灰棕壤，草茂树高；徐州（苏北与皖鲁交界处）
　　属棕壤，草木丛生；扬州（江、浙、皖南）为湿土，草丰茂，树木多高大的乔木。
　　４。植物与阳光、气温、空气对植物生长与阳光的关系，春秋战国时期已有清楚的认识。《诗经？大雅？公刘》中已记载人们规划农田时要选择向阳的地块： 既景乃岗，相其阴阳。 阴、阳分别指背阴和朝阳之地。《诗经？大雅？卷阿》说： 梧桐生矣，于彼朝阳 ，说梧桐生长良好的原因在于朝阳。《左传》云： 松柏之下，其草不殖 ，说明松柏林下阳光不足而草不茂盛。《荀子？劝学》篇说： 蓬生麻中，不扶自直。 飞蓬是一种菊科野草，在光线充足的地方长势散乱，向四面八方争受光照；而在长得又高又快的大麻间隙里，被迫直立上长，以争取更多的阳光。这里已经认识到了植物争夺阳光的现象，即懂得了无论作物或野草，只有受到充足的阳光照射，才能良好地生长。
　　对于植物的生长与温度的关系，古人最早是根据植物叶子的春萌、夏荣、秋陨的现象认识到的。《夏小正》中已有多处记载。《诗经？豳风？七月》中也有 四月秀■ ， 十月陨■ ，即四月狗尾草抽穗，十月树叶凋落的现象。
　　植物需要呼吸，绿色植物的光合作用又需要二氧化碳，所以空气对大多数陆生植物的生长有重要作用。古人早就知道农作物之间要有一定的距离使空气流通。《诗经？大雅？生民》和《诗经？王风？黍离》中提到 禾役■■ 和 彼黍离离 ，都是说禾谷一行行纵直通达，这是为了便于管理和使庄稼通风透气。在《吕氏春秋？任地》中明确提出了 子能使子之野尽为冷风乎？ 强调了农田的通风问题；接着在《辨土》篇中指出： 既种而无行，耕而不长，则苗相窃也.然后具体回答了使庄稼通风（和透光）的方法和作用： 茎生有行，故速长；弱不相害，故速大。横行必得，纵行必术，正其行，通其风。夫心中央，帅为冷风。 这就强调了把作物种成行列的重要性，说明西周以来我国在农业上已普遍实行条播了。不过，大风对植物的生长是不利的，这种情况在当时的著作中也有记载，如《五藏山经》的东次三经中有： 无皋山，无草木，多风。 地势的高低，地形的起伏，往往使气温、光照、水旱情况及土壤等都发生变化，从而使植物的生态条件也发生综合的变化，直接影响到植物的分布和生长发育。前面已述及《周礼？地官》中已记载了不同地形上生长的植物的不同；《管子？地员》在谈及九州的土壤时，也讲到了不同地形上植物种类的差异。如 其山之浅，有茏与斥（芹）；其山之枭（阜），多桔符榆；其山之末（半），有箭与苑；其山之旁，有彼黄■。 这是说山中浅水处有茏芹等水生植物，山阜之地有榆属树木，山腰处有悬钩子属植物，山边上则生长着葫芦科的贝母。
　　５。植物分布界线春秋战国时期，人们还获得了关于我国第一条植物分布界线的认识。《考工记》载： 桔逾淮而北为枳，……此地气然也。 在《晏子春秋》卷六中也有： 婴闻之，桔生淮南则为桔，生于淮北则为枳，叶徒相似，其实味不同。所以然者何？水土异也。 这是说桔子只能生长于淮河以南，如果把它移到淮河以北，就会变成另一种植物枳了。为什么会如此呢？就是因为淮河南北的 地气 或 水土 不同，即包括气候、温度、水分、土壤、光照等条件在内的地理环境是有差异的。现在我们知道，在地理学上，秦岭、淮河是我国暖温带和亚热带的分界线。像竹子、茶叶、柑桔等亚热带植物，只有在这条分界线以南才能良好地生长。《考工记》等第一次明确提出了这个植物分布界线的思想，是很可贵的，它完全符合科学道理。当然，桔变为枳的说法是不准确的，它们虽同是芸香科，但并不同属，在形态结构、对环境条件的要求和地理分布上也不相同；它们的叶子也不相似，桔具有单叶，枳则为具有三个小叶的复叶，用简单易地的方法使它们发生转变，是不可能的。
　　另外，在关于植物生态的知识方面，我国古人对植物间的相互关系，也早就取得了不少直观的认识。《诗经》中就记载有植物的寄生现象。如 茑与女萝，施于松柏，……茑与女萝，施于松上.①女萝即松萝，附生在针叶树上。
　　（四）动物生态知识春秋战国时期，有关动物生态学的知识，即动物与周围环境的关系的认识，有了更深入的观察与概括，有的已初步提高到理论认识的水平。人们认识到，每一种动物都有一定的栖息环境，并对周围环境中的各种自然因素如
　　①　　 《诗经？小雅？頍弃》。
　　水分、温度、光照等产生一定的反应。
　　１。动物与非生物环境的关系很多动物都栖息在山林、水域，这在古籍中有大量反映。如《诗经》中的一些诗句，便说明了鹤和大雁生活在沼泽地，鱼生长于有水藻的池泽，蝉生活在柳树茂盛的地方，黄鸟栖息在灌木丛中。
　　《荀子？致土》篇也指出： 川渊者，龙鱼之居也；山林者，鸟兽之居也.说明鱼类和鸟兽栖息环境之不同；进而又指出： 川渊深而鱼鳖归之，山林茂而禽兽归之 ；反之， 川渊枯则龙鱼去之，山林险则鸟兽去之。 这又说明了环境条件的好坏影响到动物的存亡。
　　在对动物与水的关系的观察中，人们还发现了动物的形态构造与生存环境的适应关系。《庄子？骈拇》篇讲到： 凫胫虽短，续之则扰；鹤胫虽长，断之则悲。 说凫（游禽）足短，正适于在水中游泳觅食，足长了反而不利于游泳；相反，鹤（涉禽）足长，正适于在浅水中行走捕鱼，足短了则不利于涉水逐鱼了。
　　关于水对动物的重要意义，《管子？水地》篇把水看作 诸生之宗室（本原） ，说： 水，鸟兽得之，形体肥大，羽毛丰茂，文理明著。 说明动物靠水才得以正常地生长发育。人们还观察到不少动物对天将雨的反应。《孔子家语？辩政》中讲了一个故事，说有一足之鸟，飞集于齐宫殿前，舒翅而跳，齐侯怪而遣使请教于孔子。孔子回答说： 此鸟名商羊，水祥也。昔童儿有屈其一脚，振讯雨眉而跳，且谣曰：天将大雨，商羊鼓舞。 ①商羊虽然是一个被神化了的鸟类，但这个传说却反映了古人早已知道鸟类对将雨的天气会有反应的。
　　气温对动物生长和活动的影响，特别是各种动物的活动方式随一年内四季的变更而发生的周期性变化，如候鸟的南北迁徙，鱼类的繁殖和活动范围的改变，兽类的换毛和冬藏等，古人早就有了很多了解。《夏小正》、《尚书？尧典》、《诗经？豳风？七月》以及《吕氏春秋》等著作中所记载的许多物候现象，都反映了这些知识内容。
　　关于昼夜以及月望、月晦的变化对动物活动的影响，春秋战国时期也有记载。《庄子？秋水》篇有一段议论说： 鸱鸺夜撮蚤，察毫末，昼出■目而不见丘山，言殊性也。 鸱鸺为角鹗类鸟，它与一般在白昼活动的鸟不同，夜间视物清晰，可以取蚤而食，白天却什么也看不见，《庄子》把这归为鸟类不同的特性所致。《吕氏春秋？精通》篇还记载了月亮的圆缺变化对某些海洋动物生育活动的影响： 月也者，群阴之本也。月望则蚌蛤实，群阴盈。
　　月晦则蚌蛤虚，群阴亏。夫月形乎天，而群阴化乎渊。 这里记载的蚌、蛤等水生动物体内肉质随月望而充实、月晦而空虚的现象是符合事实的；实际上此类动物的生殖腺在月望时增大，表明生殖期到来。由于古代把月亮和水生动物都看成是属阴的，所以上述这段记载不仅指出月相变化对蚌、蛤生殖活动的影响，而且还推广到月亮对所有水生动物（ 群阴 ）的普遍影响，即所谓 月形乎天，而群阴化乎渊.汉代以后的《淮南子》、《论衡》等著作中也多有此类记载。发现月相变化对水生动物的影响，是我国古代动物学上的一个重要成果。
　　一般说来，动物受地形的影响比植物为小，不过还是有一些相关性的。
　　①　　 《孔子家语》，二十七卷。
　　《周礼？地官？司徒》中已提出了不同地形适宜于不同动物的生活，如：山林，其动物宜毛物 ； 川泽，其动物宜鳞物 ； 丘陵，其动物宜羽物 ； 坟衍，其动物宜介物 ； 原隰，其动物宜■物。 即山林多走兽，江湖多鱼类，丘陵多飞鸟，水边低地适于水居陆生动物，平原地区最适合人类生活。这段论述虽然还较粗糙，也不完全正确，但说明当时人们已经根据生态学的观点去观察生物界了。
　　这诸多无生命界的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使动物也呈现出一种地理分布状况。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们活动范围的扩大，我国古人逐渐认识到分布在各地的动物是不同的。《五藏山经》中记载了各个地域动物分布的差异。如《南山经》记载的动物有蝮虫（蛇）、■鱼、犀、兕、象、白猿；《东山经》记载的动物有糜、鹿、虎、蛇、蜃（蚌属）、文贝（贝类）；《中山经》记载的动物有■牛、虎、豹、■羊、■羊、麋■、麂、麝、兕牛、白犀、象、熊罴、■■、白蛇、■、翟、鸠等。《南山经》、《东山经》与《中山经》中记载的这些动物多生活在热带、亚热带地区，与所论述的地理位置相符合。
　　《西山经》记载的动物有肥■（蝮蛇）、■牛、毫彘、旄牛、熊罴、鹿、同穴的鸟鼠、■、赤■等，显示了温带和干旱地区的特色。《北山经》记载的动物主要有马、骆驼、牦牛、人鱼（■）等，为草原和干旱地区的动物。
　　《考工记》中还提出了动物地理分布的界线问题，称： ■鹆不逾济，貉逾汶则死，此地气然也。 ■鹆即鸲鹆，俗称 八哥 ，多生活在我国中、南部各省的平原和山林间。济水与今小清河河道略同，自泺口以下至海。上文说八哥只能留居于济水以南；貉是生活在北方的毛皮兽，不适宜生活在南方较暖的地区。汶今名大汶河，在山东西部，古汶水西流经东平县南至梁山东南入济水。上文说貉若越过汶水以南，就会因不适应较暖的气候而死亡。
　　济、汶这条古代动物地理分布界线，与现在我国动物地理区划中古北界里的华北区的南界（秦岭、淮河）大致相当，说明《考工记》所讲的这条动物地理分布界线很有科学价值。
　　２。动物之间的相互关系我国的古籍里，有不少关于动物之间相互关系的记载。《诗经？小雅》中载有关于动物的寄生现象： 螟蛉有子，蜾蠃负之 ，即螟蛉的小幼虫被蜾蠃带走的现象。经过历代药物学家的观察研究，才弄清楚这是一种寄生现象，即蜾蠃产卵于螟蛉身上，靠螟蛉身躯长育，最后食之而出。我国古人还巧妙地利用这种寄生关系来防治螟蛉虫害。
　　动物的共栖现象，早在《尚书？禹贡》中就有记载说： 导渭自鸟鼠同穴。 这里说的 鸟鼠同穴 是山名，是说渭水流域有鸟鼠同穴的山区。《五藏山经？西山经》也有： （■山）又西二百二十里，曰鸟鼠同穴之山。 《尔雅？释鸟》篇解释说： 鸟鼠同穴，其鸟为■，其鼠为鼷。 这是最早指出的同穴共居的鸟鼠的名称。这一现象是否真的存在，历史上有过长期争论，因为这个现象多出现在我国西北边远地区，人们知之不多，所以怀疑它的真实性。但后来不少人，如后魏时前往取经的和尚惠生，公元６０７年隋炀帝杨广和文人牛弘，明代充军甘肃的岳正，清代文人宋琬和方观承等，都亲眼看到过这一现象。刘宋时的段国在《沙州记》里说： 寒岭去大阳川三十里，有雀鼠同穴，雀亦如家雀，色少白；鼠亦如家鼠，色如黄虺，无尾，……。 方观承１７３３年随军出征蒙古时所写《从军杂记》写道： 鸟鼠同穴，科布多河以东遍地有之。方午鼠蹲穴口，鸟之鼠背，……鼠名鄂克托奈，译曰野鼠，色黄。雀名达兰克勒，译曰长胫雀。在《庄子？山林》篇中记载了不同种类的动物之间为了获得食物而存在的激烈斗争现象。说一天庄周来到雕陵栗园，看到一只翅膀宽广、眼睛圆大的异鹊停在栗林中，庄周执弹欲射，忽见一蝉方得美荫而忘其身，被藏在树叶后的螳螂捉得；螳螂也因获得猎物而忘其形，不知已被异鹊发现而为异鹊利之；异鹊见利而忘其身，不知自身已陷于被庄周弹杀的危险之中。庄周见此情景而感叹说： 噫，物固相累，二类相召也 ，遂弃弹而走，不想被管林的虞人当作偷栗者 逐而谇之.这个故事生动地说明了人窥人、人弹鹊、鹊食螳螂、螳螂捕蝉等激烈竞争的关系，即 虞人——庄周——异鹊——螳螂——蝉 之间的相互制约的链锁关系，也就是包括人类在内的生物之间 相累- 相召 的关系，实际上蕴含着 自然-社会复合生态系统 的萌芽认识。
　　在动物的生存斗争中，为了适应环境、躲避敌害或迷惑对方，不少动物还逐渐形成了与环境相似的保护色，甚至可以随环境而变化其体色。《晏子春秋》外篇中记有 尺蠖食黄则黄，食苍则苍。 （五）生物资源的合理利用与保护我国古人很早就懂得了保护生物资源、合理开发利用生物资源的重要性。在先秦古籍中，就有不少有关这一论述和政策的记载。
　　如关于开发山林资源的问题，《周礼？地官》中说： 山虞仲冬斩阳木，仲夏斩阴木。 《管子？立政》称： 山泽救于火，草木殖成，国之富也 ， 修火宪（制订禁烧山林的法令），敬山泽，林薮积草。夫财之所出，以时禁发焉。 说明保护山林与富国生财的关系。《管子？法禁》说： 工尹伐材用，无于三时，群材乃植。 《管子？八观》指出： 山林虽广，草木虽美，禁伐必有时。 《管子？轻重》甚至戒曰： 为人君而不能谨守其山林菹泽草菜，不可以立为天下王 ，就是说不能保护自然生态的人，是没有资格当一国之王的。
　　《孟子》曰： 斧斤以时入山林，林木不可胜用也。 荀况更进一步阐述说： 山林泽梁，以时禁发 ； 杀生时，则草木殖 ； 草木荣华滋硕之时，则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 ； 斩伐养长不失其时，故山林不童，而百姓有余材也 ； 修火宪，养山林薮泽草木鱼鳖百索，以时禁发，使国家足用，而财物不屈，虞师之事也。 ①这就全面地论述了禁止乱砍乱捕，保护和有计划地以时开发利用生物资源对于富国富民的重要意义。
　　《吕氏春秋》具体记载了保护植物资源的政策： 制四时之禁，山（非时）不敢伐材下木 ； 正月禁止伐木 ； 二月无焚山林 ； 三月命野虞无伐桑柘 ； 四月无伐大木 ； 五月令民无刈蓝以染，无烧炭 ； 六月树木方盛，乃命虞人入山行木，无或斩伐，不可以兴土功 ； 九月草木黄落，乃伐薪为炭 ； 十一月日短至，则伐林木取竹箭.这些记载包括了不得违时砍伐山林，伐薪烧炭；不得烧山；不得在树木正长时兴土功；还包括了要派人巡山护林等多种法规和措施。
　　《管子？度地》篇还记载了在河堤上 树以荆棘，以固其地，杂以柏杨，以备决水 的造林护堤的措施。
　　在动物资源方面，秦汉以前就认识到了乱捕、乱猎的危害，制订了依时
　　①　　 皆见于《荀子？王制》。
　　开发的法令。《荀子？王制》称： 养长时，则六畜育 ；《吕氏春秋？孟春纪》称： 是月也，无覆巢，无杀孩虫、胎犬、飞鸟，无■（鹿子曰■）、无卵。 这是说初春这个月，不要翻鸟巢，不要捕杀动物幼崽和怀胎的狗，不要捕捉飞鸟、幼鹿，不要掏鸟卵，这样才能使鸟兽繁殖成长。《礼记？月令》规定初夏不得大事捕猎，初冬才可撤网捕鱼。这些认识和法规，今天仍有借鉴的意义。
　　八、中医理论的初步创立（一）经验医学知识的积累一般认为，春秋战国以前是我国 巫医结合 的时期。随着医学经验知识的积累，逐渐发展形成了一门具有我国自己的思想特色和理论体系的传统医学科学。
　　１。巫、医的斗争在疾患的治疗上，西周时期巫医的势力还是很大的。到春秋时代后期，由于周天子威望扫地，出现了对 帝 和 天帝 迷信的动摇，巫医的影响也日渐衰落。在关于生命、疾病和死亡等问题上，逐渐出现了用自然界的物质原因作出说明的思想。如公元前５４１年晋平公患病，郑国的子产就认为是 出入饮食哀乐之事也，山川星辰之神又何与焉？ 齐国大夫晏婴也说齐景公的病是 纵欲厌私 所致，祈祷是无用的。战国后期的荀子、韩非子更决断地说： 养备而动时，则天不能病 ； 用时日，事鬼神，信卜巫而好祭祀者，可亡也！ 据《吕氏春秋？知接》篇记载，管仲说过： 死生命也，苛病失也。君不任其命、守其本，而恃常之巫，彼将以此无不为也。 《吕氏春秋？尽数》称： 近世尚卜筮祷祠，故疾病愈来 ，意思是说用卜筮治病，疾病就愈发猖獗了。
　　这种时代的气氛，在巫的身上也反映了出来。《山海经？大荒西经》载：大荒之中，……有灵山，巫咸、巫即、巫盼、巫彭、巫姑、巫真、巫礼、巫抵、巫谢、巫罗十巫从此升降、百药爰在。 《山海经？海内西经》载： 开明东，有巫彭、巫抵、巫阳、巫履、巫凡、巫相，……皆操不死之药以距之。 这说明巫咸、巫彭等虽然 索隐行怪 弄神弄鬼，但也不得不 采访百药 和用 不死之药 来医治病患。
　　２。对疾病的认识春秋时期到战国初期，我国还没有专门的医学著作，只是在一些典籍中零散地记载了一些对疾病的认识和药物知识。
　　《诗经》中已出现了４０余种古代疾病的名称，并说明了不少疾病的证候。如■（人疲不能行走）、闵（伤痛）、狂（精神分裂症）、■（忧伤）、噎（气息不利）、疚（心忧惫病）、瘼（瘵，结核病）、癫（癫狂）、朦（视物不明）、瞽（盲）等。《易经》中记有 妇孕不育 （流产）、 妇三岁不孕 （不孕症）、 往得疑疾 （精神病）等。尤其是《山海经》中记载了３８种疾病，大都根据疾病的特点给出了固定的病名。如瘕疾、瘿、痔、痈、疽、疥、痹、风、疟、狂和疫疾等２３种；明确记载症状的有腑（腑肿）、■（大腹）、腹痛、呕、嗌痛、聋等１２种；另有３种如肿病、腹病、心腹之疾，病名较笼统。《周礼》中还记有肿疡、溃疡、金疡、疟疾、疥、■、瘅疽、足肿病、佝偻病（ 黑而上偻 ）、秃头、胼胁等疾患。这些记载反映了对疾病认识的进步。
　　３。人体结构知识
　　这一时期的不少文献中，记载了一些对人体结构的认识的简单知识。如《管子？水地》篇有关于五脏（脾、肺、肾、肝、心）、五肉（膈、骨、脑、革、肉）、九窍（鼻、目、耳、窍）的记载。《吕氏春秋？达郁》篇称凡人有三百六十节、九窍、五脏、六腑、肌肤、血脉、筋骨。《韩诗外传》释六腑曰： 何谓六腑？咽喉量入之府，胃者五谷之府，小肠转输之府，小肠受盛之府，胆积精之府，膀胱液之府也。 ①《内经》明确提倡对人体进行解剖。
　　《灵枢？经水》说： 若夫八尺之夫，皮肉在此，外可度量切循而得之，其死可解剖而视之，其脏之坚脆、腑之大小、谷之多少、脉之长短、血之清浊、气之多少，……皆有大数。 《灵枢？肠胃》中记载，人的大小肠的长度与食管长度的比例为３５∶１，与现代解剖所得比例３７∶１基本相符，说明当时确实已通过解剖来认识人体内脏的结构了。由上述记载可以知道，战国时代对人体的宏观构造如皮肤、骨胳、肌肉、血脉、肌腱、关节、五脏、六腑、九窍等，都已有了大体上正确的认识，为进一步探讨人的生理功能奠定了基础。
　　４。药物知识的积累春秋时期，治病所用药物的品种增多起来，用药的经验也日益丰富。《周礼？天官》所称的 五药 ，指草、木、虫、石、谷，这可能是对药物的初步分类；文中还记载有用 五毒 （胆矾、丹砂、雄黄、■石、磁石）炼制外用腐蚀药，这可能是我国古代使用化学药物的最早记录。
　　《诗经》中记载的大量动植物，有１００余种都作为药物收入后世有关本草著作之中，如■■（车前）、■（泽泻）、葛（葛根）、薇（白薇）、芩（黄芩）、虻（贝母）、荑（白夷）、■（益母草）、壶（葫芦）、木瓜、枣等。对其中一些植物的食用作用也有说明，如说■■ 食其子，宜子孙 ，即有利于妇女生育。
　　《山海经》中记载的植物、动物和矿物药物最为丰富，并明确说明了它们的功效。种类达１２０多种，包括动物药６７种，植物药５２种，矿物药３种，水类药１种，还有几种类属不明的；按其功能又分为补药、毒药、解毒药、醒神药、杀虫药、预防药、避孕药、美容药、兽药等。除此之外，还记有如桂、杞、桔梗、麝、雄黄、芍药、■■、术、门冬等６０余种药名，只是没有关于它们的功效的说明。特别可贵的是，《山海经》还对植物药的根、茎、叶、花、实，动物药的喙、翼、足、尾等不同部位在疗效和使用方法上的差异作了详细说明。如《西山经》中说浮山有草 名曰薰草，麻叶而方茎，赤华而黑实，臭如蘼芜，佩之可以已疠。 关于用药的方法，《山海经》记述有食、服、浴、佩、带、涂、抹等，如说 食之无疾疫 ， 食之可御疫 ， 食之不蛊 ， 服之不狂 等。
　　５。早期的预防保健思想在对疾病认识的基础上，我国古人逐渐产生了预防疾病、保持个人卫生的思想。
　　夏商时代，人们已有洗脸、洗手、洗脚的习惯。《礼记》中已有了人们定期洗澡、洗头的记载，还认识到 头有创则沐，身有疡则浴 的治疗意义。
　　《礼记》中提出了对病者要 内外皆扫，彻亵衣，加新衣 ，即更换内外衣；《易经？■卦》中还提出了在疫病流行时应远离回避，以防传染。
　　①　　 见《太平御览？人文部》第四。
　　在饮食和养生方面，《易经》中说， 能协于天地之性，虽得疾病，常可不死.春秋末期的老子把 恬淡虚无，少思寡欲 作为养生的基本宗旨；孔子也强调淡泊名利、生活简朴和保持恬静的心态。他在回答鲁哀公如何长寿的问题时说： 人有三死，非其命也，已取也。 第一种便是 寝处不适，饮食不节，逸劳过度者，疾共杀之.孔子还指出不同年龄的人要注意不同的问题： 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贪求）。 ①在日常生活方面，他主张 食不厌精，脍不厌细 ，食物腐败、变色、臭恶、失饪、不时等皆 不食 ；还讲究用姜、酱、醋之类的调味品。
　　《礼记》主张饮食要与季节变化相适应， 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咸.《吕氏春秋？尽数》篇指出： 大甘、大酸、大苦、大辛、大咸，五者充形，则生害矣；大喜、大怒、大忧、大恐、大哀，五者接神，则生害矣；大寒、大热、大燥、大湿、大风、大霖、大雾，七者动精，则生害矣。 指出过甘、过酸等皆害形，过喜、过怒等皆害神，过寒、过热等皆害精。所以 凡养生，莫若知本，知本，则疾无由至矣.所谓 知本 ，就是要懂得致病之因而加以预防。文中以 流水不腐，户枢不蝼，动也 为立论的根据，指出 形气亦然，形不动则精不流，精不流则气郁 ，气郁则引起头、目、耳、鼻、腹、足等多种疾病，所以人们要经常活动形体；同时， 凡食，无强厚味，无以烈味重酒 ， 食能以时，身必无灾.《庄子？刻意》篇也宣扬 道引之士，养形之人 的 吹嘘呼吸，吐故纳新，熊颈鸟申 的养生活动。《吕氏春秋？古乐》篇称： 民气郁阏而滞着，筋骨瑟缩不达，故作为舞以宣导之 ，即以舞蹈使民防疾健身。
　　在婚姻制度上，当时也有了一些合理的主张。《礼记》称： 三十曰壮，有室 ；《周礼》称： 男三十娶，女二十嫁 ；还说 礼不娶同姓.《左传》称： 男女同姓，其生不蕃 ；《晋语》有： 同姓不婚，恶不殖也。
　　是故娶妻避其同姓。 这些晚婚优生的认识，都是符合科学道理的。
　　在环境卫生上，《周礼》、《诗经》中记载有除虫灭鼠的方法，如抹墙、堵洞、药熏、洒灰、扫房屋等。《周易》中有 井者法也 的记载，说明当时为保护井水的清洁，甚至要采用法律的手段。《管子？禁藏》中还有 易水 的记载，说 春三月，……杼井易水，所以去兹毒也.说春季要清挖井中的积垢淤泥，排除积水，换以新水。另外，《诗经》、《左传》、《周礼》中还有不少冬季贮藏天然冰以供夏日应用的记载。在古代建筑遗址中，也发现了春秋时期修建的冰窖和贮存食物的冷藏井。这么高水平的卫生保健措施，在世界医学史上是罕见的。
　　（二）中医理论的形成在医学实践知识积累的基础上，人们开始了对疾病的原因以及疾病的诊断与治疗的系统探索，医学理论开始萌芽。到战国末期，以生理学说、病理学说和诊断治疗为基本内容的中医理论，大致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系统。
　　１。精、气、神的生理学说中医的生理学说，与对生命的起源以及生命现象的本质的理解是密切联系着的。古人认为，一切有形的东西都是由无形的东西气 变化而来的，人也是由 气 生成的。《庄子？知北游》说： 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
　　①　　 《论语？季氏》。
　　为生，散则为死.《管子？心术下》说： 气者身之充也.《管子？内业》说： 气通乃生，生乃思，思乃知，知乃止矣 ，即认为人的生命来源于 气 ，甚至人的思维也是由气的活动实现的。
　　气 也被称为 精气.《管子？内业》说人的精气来源于天气，人的形体来源于地气。《管子？水地》篇具体说明人经十月长成出生的过程说： 人，水也，男女精气合而水流形。三月如咀，咀者何？曰五味。五味者何？
　　曰五脏：酸主脾，咸主肺，辛主肾，苦主肝，甘主心。五脏已具，而后生肉：脾生膈，肺生骨，肾生脑，肝生革，心生肉。五肉已具，而后发为九窍：脾发为鼻，肝发为目，肾发为耳，肺发为窍。五月而成，十月而生。 这是说男女的精气合成水样的流体，经３个月形成包含五味的 咀 ，再形成五脏，生出 五肉 、九窍，５个月形成完整的人体，十月长成生出。这个过程虽有臆造的成份，但表明当时已试图以统一的 精气 来探讨人体的生成这个重大问题了。《管子？内业》还指出，这种精气充满人体，人就能维持正常的生理功能： 精存自生，其外安荣，内脏以为泉源。浩然和平以为气渊，渊之不涸，四肢乃固，泉之不竭，九窍遂通。 说明人的内脏、四肢、九窍的活动，都是以精气为泉源的。
　　此外还存在所谓 神.《易经？系辞上》称： 阴阳不测谓之神。 《吕氏春秋？下贤》篇曰： 精充天地而不竭，神覆宇宙而无望。莫知其始，莫知其终，莫知其门，莫知其端，莫知其源。其大无外，其小无内。 《荀子？天论》说： 列星随旋，明暗递■，四时代御，阴阳大化，风雨博施；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不见其事，而见其功，夫是之谓神。 这些论述说明， 神 和精气一样充溢宇宙，大到无边无际，小到没有内部结构，以其不可测知的作用支配着世界上万事万物的生成变化。《管子？内业》还进一步指出： 神 也是一种特殊的气或气的属性，它是事物发展变化的一种内在的、能动的作用；在人，则表现为人的精神作用。
　　气、精气和神三者结合起来，形成对生命现象的总理解。《管子？内业》强调 气 通和 精 存；《吕氏春秋？尽数》强调形、神、精、气的充实和正常活动，并说： 精神安乎形，而年寿得长焉。 在《吕氏春秋？先己》篇中又说： 用其新，去其陈，腠理遂通。精气日新，邪气尽去，及其天年。 这是说精气新陈代谢活动的正常进行，腠理肌脉遂通利不闭，就会保证正常的生命活动。
　　２。气血、经络、心志学说《吕氏春秋？达郁》篇一开头就对人体的生理结构作了一个概括的说明： 凡人三百六十节、九窍、五脏、六腑。肌肤欲其比也，血脉欲其通也，筋骨欲其固也，心志欲其和也，精气欲其行也。若此，则病无所居，而恶无由生矣。 这段话虽很简短，却是中医生理学说的中心内容。
　　上文指出，人的机体是由肢节、肌肤、筋骨、官窍、五脏、六腑等固形器官和组织构成其基本构架的。 比 为依附，所有的器官组织都要通过肌肤紧密联结起来，相互适应、相互协调。
　　血脉 包括血液和血管，对它的作用强调一个 通 字，这里隐含有对血液循环的初步认识。对 精气 ，强调它的运行，因为人的肢体活动、血液流通、脏腑器官的作用等都是靠精气的运行来激活的。 气血 说也成为中医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为当时人们认为机体的少、壮、衰老，都是由气血决定的。《论语？季氏》讲到了人在少年、中年和老年的不同时期气血的兴衰变化，《国语》则称： 若血气强固，将寿。 气血运动的结合，可能是产生 经络学说的基础。 经络 的概念在《史记？扁鹊仓公列传》中有记载，可能在战国时期已经形成了，不过当时还未得到普遍的流行。至于经络学说体系具体是如何形成的，为什么能在战国末期一个很短的历史时期内突然出现并达到那么完善的地步，至今尚未得出一个令人信服的解释。不过，经络学说一经提出，对中国传统医学理论的基本特征和发展方向，都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中国古人把人的精神活动归之于 心.所谓 心志 ，包括人的思维活动和喜怒哀乐等情绪变化。所谓心志的 和 ，是指各种不同的精神活动以及精神活动与其他生理机能之间，都要平衡协调。《管子？心术上》说： 心之在体，君之位也，九窍之有职，官之分也。……心也者，智之舍也 ；《管子？内业》又说： 我心治，官乃治；我心安，官乃安。治之者心也，安之者心也。 这都强调了 心志 对人体一切器官活动的支配作用。所以《管子？内业》中主张：不以物乱官，不以官乱心 ； 平正擅匈，论治在心，以此长寿。 这也是中医在病因学说上强调精神状态和情绪变化的重要性的根据，这可以说是对高级神经活动与内脏机能之间相互作用关系的朴素认识。
　　３。脏器机能与 五行 关系的学说 五行 说在医学上的应用，主要是五行配五脏说。前文已提及《管子？水地》篇中关于五味、五脏和五肉的关系的论述。《管子？幼官》篇又把四时与五方（中、东、南、西、北、）、五色（黄、青、赤、白、黑）、五味（甘、酸、苦、辛、咸）、五音（宫、商、角、羽、征）、五气（和、燥、阳、湿、阴）、五类（倮、羽、毛、介、鳞）等联系起来。《吕氏春秋》 十二月纪 则把春夏秋冬四季和角征商羽、酸苦辛咸、脾肺肝肾、青赤白黑、木火金水等联系起来。这里因为是以四时立论的，所以各种事物都只谈到 四 ，实际上所反映的也是五行与五音、五味、五脏、五色之间的联系。《周礼？天官》也讲到了酸、辛、咸、苦、甘、滑与骨、筋、脉、气、肉、窍的关系，实际上也是讲五味和机体组织之间的关系。这些材料都表明，春秋战国时期，在五行学说的影响下，人们把身体内的五脏、官窍、组织与五色、五味、五气、五液、五音、五行、四时等相互关连配合起来，这成为中医理论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特色。不过，在当时的各种典籍中，这种配合并不一致，大约有四、五种不同的配置方法。如《周礼？天官》是酸骨、辛筋、咸脉、苦气、甘肉；而《管子？水地》则是酸膈鼻、咸骨窍、辛脑耳、苦革目、甘肉舌。
　　心脏今文属 火 ，《管子》等书则把心归属于 土 、 水 或 木.这种不统一，正说明它尚处于创立阶段，其中包含着种种臆造成份更是必然的了。
　　４。病理学说？医和疾病发生的原因是什么？春秋战国时期人们已开始从气候变化、自然环境、饮食起居、情欲哀乐等方面来进行探讨了。
　　公元前５４１年晋侯平公患病，时郑国大夫公孙侨（子产）至晋，卜人说晋侯之病是由山川星辰之神 实沈 、 台骀 作祟引起的，子产则说是由饮食哀乐不节招致的，与鬼神无关；并说 内官不及同姓，其生不殖.因晋侯甚至把同族女子也收为内官淫乐鬼混。当时秦国良医医和被聘赴晋为平公治病。《左传？昭公元年》记载这件事曰： 晋侯有病，……求医于秦，秦伯使医和视之。曰疾不可为也，是谓近女室。疾如蛊，非鬼非食，惑以丧志。……公曰：女不可近乎？对曰：节之。……天有六气，降生五味，发为五色，征为五声。淫生六疾。六气曰阴、阳、风、雨、晦、明也。分为四时，序为五节，过则为■（灾）。阴淫寒疾，阳淫热疾，风淫末疾，雨淫腹疾，晦淫惑疾，明淫心疾。女（指房事），阳物而晦时，淫则生内热蛊惑之疾。
　　今君不节不时，能无得此乎？ 这里医和除具体指出晋侯之病是过度沉溺于女色、情欲不节所致之外，特别重要的是提出了 六气致病说.他将四时不正、六气太过看作是致病的重要原因。这里已包含了以四时、五节、六气等气候变化为主要病因的概念，是后世形成的风、寒、暑、湿、燥、火 六淫病源 说的基础。阳淫热疾、阴淫寒疾的说法，即后世 阳盛则热，阴盛则寒 的病变学说的先导。从医和的话中还可看出，当时阴阳、五行学说已渗入医学基础理论之中；五味、五色、五声的概念给后来的诊断、药理学说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季节、气候的变化与人体健康之间有一定关系的认识，早在西周时期已经出现了。《周礼？天官》记载： 四时皆有疠疾，春时有■首疾，夏时有痒疥疾，秋时有疟寒疾，冬时有嗽上气疾 ，这是指四季的多发病。《礼记》中还有四时气候异常引起疾病流行的记载： （孟春）行秋令，则民大疫 ； （季春）行夏令，则民多疾疫。 医和的 六气致病说 以及气候变化致病的认识，包含了中医理论的一个重要思想，即 天人相应 的观念。古人认为人和天地自然都来源于气，都受阴阳、五行规律的支配，所以人和天地自然是息息相通的。《礼记？礼运》称： 人者其大地之德、阴阳之交、鬼神之会、五行之秀气也。……故人者天地之心也，五行之端也。 《管子？五行》称： 人与天调，然后天地之美生。 《淮南子？天文训》更明确地说： ■行喙息，莫贵于人。孔窍肢体，皆通于天。天有九重，人亦有九窍；天有四时以制十二月，人亦有四肢以使十二节；天有十二月以制三百六十日，人亦有十二肢以使三百六十节。故举事而不顺天者，逆其生者也。 这些具体数字当然有牵强臆造之处，不过 天人相应 的思想对中医理论的影响却是很大的。
　　生活起居、水土环境致病的记载也多有出现。《庄子？齐物论》有： 民湿寝则腰疾偏死。 《吕氏春秋？重己》称： 室大则多阴，台高则多阳。
　　多阴则■，多阳则痿。 春秋时期，人们还认识到喜、怒、忧、思、悲、惊、恐等情志异常是疾病发生的重要原因。《吕氏春秋？情欲》称 百病怒起.《管子？内业》称 思索生知，慢易生忧，暴傲生怨，忧郁生疾，疾困乃死.中医非常重视精气血脉的流通和运行，一旦精气血脉的流通发生障碍，人当然就要患病了。《吕氏春秋？尽数》指出： 流水不腐，户枢不蝼，动也。形气亦然，形不动则精不流，精不流则气郁。郁处头则为肿为风，处耳则为■为聋，处目则为■为盲，处鼻则为孰为窒，处腹则为胀为■，处足则为痿为蹶。 说明 气郁 会引起头、足、内腹的多种疾患。《吕氏春秋》其他篇中也多有强调 气不达 和 血脉壅塞 是致病和不得长生的原因。
　　５。疾病的诊断和治疗？扁鹊随着医疗知识的增长和巫医的衰落，专门以治疗疾病为职业的医生就出现了，如《左传》里记载的医和、医缓，就是当时秦国的良医。
　　《尸子》记载医■也是秦国的良医，约为公元前５～４世纪的人，他曾 为宣王割痤，为惠王割痔，皆愈 ；还给张子治 背肿 ，也治好了。医■可能是一个外科医生。
　　《吕氏春秋？至忠》篇记载齐■王疾病，使人请宋国医生文挚治疗，文挚用激怒的办法 重怒王，王叱而起，疾乃遂已.齐王的病治好了，文挚却被齐王以鼎生烹 而死。
　　这一时期最著名的医学家是扁鹊。《史记》中为他专门立传，《战国策》、《韩非子》、《列子》、《韩诗外传》中也有他的片断记载。扁鹊姓秦，名越人，又号卢医， 勃海郡■人 （今河北任丘■州镇人。又有说为齐国卢邑即山东济南长清县人），活动于公元前４世纪。年轻时曾跟长桑君学医，后长期在民间行医，是一个周游列国的专业医生，足迹遍及齐、赵、卫、郑、秦等国。他医术高超，技艺精湛，遭到秦国太医令李醯的妒忌而被谋杀。
　　扁鹊医术全面，兼通各科， 随俗为变.在赵为 带下医 （妇科），在周为 耳目痹医 （五官科），在秦为 小儿医 （儿科）。在诊断上，扁鹊精通望色、闻声、问病、切脉，尤以望诊和切脉著称。《史记？扁鹊仓公列传》记载，他几次见到齐桓侯时，都曾根据他的气血变化判断他病在腠理，在血脉，在脏腑，直至发展到在骨髓，忠告他及时治疗，齐侯不以为然，延误了治疗，终于不救而亡。又记载赵简子病重 五日不知人 ，众人以为无可救治，扁鹊切脉后说：血脉治也，而何怪？ 认为脉象正常因而可愈，后赵简子果然痊愈。司马迁慨叹曰： 至今天下言脉者，由扁鹊也。 在治疗方法上，扁鹊熟练地掌握和运用汤剂以及砭石、针灸、按摩、熨贴、手术、吹耳、导引等方法，按病情进行综合治疗。如为虢国太子治疗 尸■ （类似休克、假死）之症，就使用了针灸、熨贴、汤液等多种方法而获显效，被传为 起死回生 之术。扁鹊却说： 越人非能生死人也，此自当生者，越人能使之起耳。 《列子？汤问》篇甚至说他还做过给公扈和齐婴二人互换心脏的手术，这就把扁鹊神化了。扁鹊还提出了 病有六不治 的原则，其中有 信巫不信医不治 ，这也反映了当时医与巫的激烈斗争。
　　传说扁鹊曾著有《扁鹊内经》九卷和《扁鹊外经》十二卷。王叔和《脉经》中有 扁鹊论脉 的引文。西汉初年名医淳于意说过他从老师那里接受过 黄帝扁鹊之脉书 的话，可见扁鹊不但是个医生，而且也是一个医学著作家。司马迁说他为 方者宗 ，扁鹊发明方剂和诊脉方法是有可能的，而他在这些方面的重大贡献则是完全可以肯定的。扁鹊的医术代表了春秋战国时期医学诊断与治疗的总体水平。
　　当时在认识疾病的基础上，积累了一些诊断经验，形成了一定的诊断方法。《礼记？曲礼》称： 医不三世，不服其药 ，说病人要向经验丰富的医师求医问药。《周礼？天官》说明诊病的方法是以 五气、五声、五色 的变化为主要征象，以 九窍 之变为辅助，以 九脏 之动为参考，进行多种因素的综合分析。这可以说是后世中医诊断学的雏形。《史记？扁鹊仓公列传》说到扁鹊的诊病方法是： 切脉，望色，听声，写形，言病之所在。 后世所谓 四诊 法这时已基本形成了，特别是诊脉方法，对我国医学的发展有很大的意义。
　　在临证治疗方面，食养、药疗、酒剂和针刺火灸等，都已广泛应用。《周礼？天官》称， 以五味、五谷、五药养其病 ，说明已采用了食物疗法和药物疗法。对外科疾患， 凡疗疡，以五毒攻之，以五气养之，以五药疗之，以五味节之。凡药，以酸养骨，以辛养筋，以咸养脉，以苦养气，以甘养肉，以滑养窍.说明对外科疾患除用药物外敷外，还用内服药物和食补进行调理；药物中不但有普遍可食的五谷和 养 病的普通药，而且还有攻病的毒药；药物依据其酸、辛、咸、苦、甘、滑等性味，分别调养筋骨、血脉、气血、肌肉和九窍。这是一套攻、养、疗、节的 攻补兼施 的治疗方法。
　　使用毒药治病，是春秋时期用药方面发生的一个重大变化。过去的药物，大部分是 汤液 、 醪醴 等比较平和无毒之药；这类药物虽然作用范围较广，但对某些疾病疗效不大。春秋时期则发现了一些作用专、效果显、能攻病的带有毒性的 毒药.《尚书？说命》称： 若药弗瞑眩，厥疾弗疗 ，可能就是指要使用一些带有毒性和副作用的、能使人晕眩的药，如附子、乌头一类毒药。《周礼？天官》有 聚毒药以供医事 的说法，这是药学方面的一个进步。另外，也开始以 五气 、 五味 来推论药物的作用，这表明在药物使用上已开始向理论认识飞跃。
　　汤液即水药的普遍使用，也是个重大进步。因为在商代以前，人们的用药主要是单味药，且用重剂，疗效差，副作用大，且有一定的危险性。在汤液发明之后，可用多种生药加水煎煮成药剂，就可以根据病情选用多种药味相互配伍混合煎煮，即由单味药转向复味药，既减小了药物的毒性，又提高了医疗效果；这样便促使了 方剂 的出现。如《史记？扁鹊仓公列传》中有 越人之为方也 ， 以八减之齐 、 和者煮之 的记载，就说明了这一情况。
　　关于针灸，《黄帝内经》中几乎所有的疾病都有用针灸治疗之法，记载的穴位达３００多个，已经有巨刺、谬刺、补泻等不同手法。外科疗法中有用砭石破痈脓的记载，如《战国策》记载扁鹊要以砭石给秦武王割除疾病，《韩非子》记载扁鹊治病有 以刀刺骨 的方法；前面已说过的医■给宣王割痤、给惠王疗痔的故事，也是外科手术方法。其他还有按摩、导引、汤熨、毒熨、熏蒸、洗浴等外治法。文挚为齐王治病的方法是采用情绪变化来治病的精神疗法。《内经》在说明这些治疗方法的起源时说： 砭石从东方来，毒药从西方来，灸■从北方来，九针从南方来，导引按摩从中央来.说明当时丰富多样的治疗方法，是综合各个地区、各个民族积累的经验而形成的，而且已经开始由经验向理论方面飞跃了。
　　（三）马王堆出土医籍战国时期，已有不少零散的医学著作，西汉初年淳于意从他老师那里接受的书目中，就有《脉书》、《上下经》、《五色诊》、《奇赅术》、《揆度阴阳》、《外变》、《药论》、《石神》、《接阴阳禁     书》等；《黄帝内经》的引书中有《针经》、《上经》、《下经》、《脉经上下篇》、《刺法》、《奇恒阴阳》等。不过，这些医籍都没有保留下来。
　　１９７３年冬至１９７４年春，在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发掘的汉文帝初元１２年（公元前１６８年）的葬品里，出土了大批医学帛书与简牍，内容包括４个方面：一是关于十一脉和脉法的记述，有《足臂十一脉灸经》、《阴阳十一脉灸经》甲本、《阴阳十一脉灸经》乙本、《脉法》、《阴阳脉死候》；二是５２种疾病的医方《五十二病方》；三是关于导引养生的论述，有《导引图》、《养生方》、《却谷食气》；四是一些杂类，如专论胎产宜忌的《胎产书》，咒禁方术方面的《杂禁方》、《杂疗方》，以及《十问》、《合阴阳》、《天下至道谈》等属于 神仙 、 房中 类的著作。
　　关于这些医书的著作年代，据考证最早的可能成书于春秋时期，最晚的则是战国末年至秦汉之际的作品。从它们的内容来看，都较成书于秦汉之际的《黄帝内经》更为原始古朴，可以看作是战国时代已佚的医著。这批医籍为研究我国传统医学从经验医学向理论医学的过渡、早期经络学说体系的建立、针灸药物疗法的演变等，提供了极为可贵的资料。
　　《足臂十一脉灸经》是迄今为止所发现的最早的一部关于经脉学的著作，可能成书于春秋时期。书中以先足经、后手经的顺序，简明地论述了全身１１条脉的生理、病理和治疗方法。下肢 足 脉６条：足太阳脉、足少阳脉、足阳明脉、足少阴脉、足太阴脉、足厥阴脉；上肢 臂 脉５条：臂太阴脉、臂少阴脉、臂太阳脉、臂少阳脉、臂阳明脉。各脉在体表循行的路线，都是从四肢末端　　到胸腹或头面部。 足臂十一脉 主疾候７８种，在各病症之后皆有 诸疾此物者，皆灸××脉 的说明，即只有灸法的治疗方法。
　　《阴阳十一脉灸经》甲、乙两种文体内容基本相同，成书时间较《足臂十一脉灸经》稍晚，按先阳经、后阴经的顺序叙述了足巨（太）阳脉、足少阳脉、足阳明脉、肩脉、耳脉、齿脉、足巨阴脉、足少阴脉、足厥阴脉、臂巨阴脉、臂少阴脉。各脉都叙述了其循行路线及所主共１４７种疾病。《阴阳十一脉灸经》不仅以 阴阳 的抽象概念取代了 足臂 这样具体的部位性描述，而且对各种疾病只是指出了治疗的总原则，不再局限于灸法或其他一些具体的治疗手段，标志着经脉学说向更加完备的理论体系的进展。不过，这几种 十一脉 的著作，均未有 经络 字样，只有１１脉而没有１２经，１１脉也没有互相衔接的说明，因而还未形成经络全身、 如环无端 的循环概念，恰恰说明它们是经络学说形成之前的过渡著作。
　　《脉法》是医家传授灸法和砭法的民间教材，缺损较甚。但还可以看出，当时的医家已经了解到血脉作不停息的、有节律的搏动和患病时脉搏异常的现象，创立了 循脉诊病 的方法。《阴阳脉死候》主要论述了由人体体表部位或器官的异常判断体内某些疾患的诊断方法。书中包含了有关肉、骨、气、血、筋 五死 的体征的论述，如 面黑目环、视衰，则气先死 ； 汗出如丝，傅而不流，则血先死 等。
　　《五十二病方》是我国迄今已发现的最古老的一部方书。全书约１５０００多字，有病名１００多个，治疗方剂２８０余首，载药２４０余种，内容十分丰富。
　　《五十二病方》所载涉及到内、外、妇、儿、五官等科的各种疾病。外科病包括外伤、咬伤、伤痉（破伤风）、痈疽、溃烂、肿瘤、皮肤病和肛痔病等；内科病包括癫痫、疟疾、食病、癃病和寄生虫病等。书中所载２８３首治疗方剂多为二味药以上组成的复方，如治 疽 病的方剂由白敛、黄芪、芍药、桂、姜、椒、茱萸七味药组成，根据疽病的类型调整主药的剂量。如说 骨疽倍白敛，肉疽倍黄芪，肾疽倍芍药 ，包含了辨证论治的思想。关于方剂的剂型，书中已提到丸、饼、曲、酒、油膏、药浆、汤、散等各种剂型。对方剂的煎煮法、服药时间、次数、禁忌等，都有说明。由各首医方的药物配伍、剂型和用法来看，有实践意义的方剂体系当时已初步形成了。
　　关于外治方法，书中提到了手术、药浴、敷贴、熏蒸、熨、砭、灸、按摩等多种。在诸伤条下，记述了止血、镇痛、清创、消毒、包扎等治疗环节。
　　如用燔发（血余炭）止血，用酒止痛消毒，用黄芩制剂和消石（芒硝）溶液冲洗伤口，用砭石穿刺皮肉，用酒类膏药涂抹伤口，用火灸法烧的创面形成瘢痂等；还讲到了继发感染、坏死等并发症的治疗。这些方法与现代创伤外科的处理方法十分近似。
　　马王堆医书中记载的养生方法，包括辟谷、食气、服食、导引等。《却谷食气》讲述不食谷物，只吃某些特定植物维持生命，以求法疾长寿的方法。
　　《十问》中讲到按不同季节选择不同环境、运用一定方法进行呼吸运动以达养生目的的 食气 之法以及多种 服食 方法。文中还谈到了劳逸结合、节制饮食、起居有常以及调和性情的辩证关系。《养生方》是以医方为主滋补强壮、增强体力的方法，其中包括一些黑发方、健步方和治疗偏枯、阴部肿胀的方法。《导引图》是一部古代医疗体育的导引图谱，绘有４４个不同年龄男女的导引动作姿态，大致可分肢体运动、呼吸运动和持械运动三类。有些动作是模仿禽兽的飞翔、奔走、跳跃的姿态，称为 鹞背 、 龙登 、 信 （鸟伸）、 熊经 等，用这些动作进行锻炼以达到伸展肢体、宣导气血、增强体质、防治疾病的目的。
　　《十问》、《合阴阳》、《天下至道谈》还讨论了 接阴 、房中术保健理论、房中导引的具体方法以及性知识、性艺术等；强调了性生活要有一定的法度，通过正常的性行为达到两性关系的和谐完美和双方的身体健康；指出纵欲无节、粗暴强合将影响健康。《合阴阳》还讲述了性行为前激发女性性欲，性交中诱导女性高潮的 十修 、 十节 以及观察身体的 八动 使性行为达到和谐的方法。《天下至道谈》将正确与不正确的性行为分别概括为 八益 与 七损 ，前者为房中气功导引的８种形式，后者指明性生活中７种有害的情况。文中称善用八益，去七损，耳目聪明，身体轻利，阴气益强，延年益寿，居处长乐.这些论述中虽然掺杂有许多糟粕，但不少内容还是符合生理要求和有益健康的，反映了我国先秦时期关于性科学的研究水平。
　　（四）《黄帝内经》《黄帝内经》（简称《内经》）是我国现存的一部最全面地总结秦汉以前医学成就的医学著作。它是伪托黄帝与其臣子歧伯、雷公、鬼臾区等论医之书。
　　关于《内经》的成书年代，历代学者意见分歧很大，至今尚无一致的结论。从书的内容、体例、遣文用语上看，并非出于一人一时，是汇集前后不同时期的医学篇章而成的。《内经》约产生于战国时期，后经秦汉医学家的整理、综合、补充、修改，使其内容逐渐丰富。书名首见于《汉书？艺文志》，说明此书最后成书于西汉时代。
　　现在流传的《内经》包括《素问》和《灵枢》两大部分，共十八卷１６２篇。《汉书？艺文志》只载有《黄帝内经》十八卷之说，无《素问》、《灵枢》之名。据西晋皇甫谧说，当时有《素问》和《针经》各九卷，即《汉书》所称《黄帝内经》十八卷，所以《灵枢》原称《针经》。《素问》之名最早见于东汉末年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序言，其中提到《素问》九卷。由于战乱，《素问》到唐代已残缺不全，唐太仆令王冰根据其他古书补入第七卷中的７篇，其余２篇是宋嘉■二年（１０５７年）医官高保衡、林亿等增补进去的。
　　《灵枢》在隋唐年间还称《九灵》、《九墟》。唐王冰注《内经》之后，《灵枢》之名才确定下来。《灵枢》在较长时间曾失传，北宋元■八年（１０９３年）高丽献来《黄帝针经》一部，哲宗下诏颁行天下。南宋绍兴二十五年（１１５５年）史崧把家藏旧本《灵枢》九卷校正刊行，即现存最早版本的《灵枢》。
　　《内经》的内容十分丰富，对人与自然的关系，人的生理、病理、诊断、治疗到养生、疾病预防和针灸等，都有很详细的记载。特别是在基本理论方面，它总结了过去医学理论的成果，为我国传统医学的理论体系奠定了广泛的基础，成为以后中医理论的基本准则。
　　１。《内经》的气血、脏象、经络学说《内经》对生理现象和生理活动的认识，仍然重视精、气、神的作用。
　　但在《内经》里， 精 被看作是由气变成人的形体时最先形成的东西，它是由气变成的、化生人体脏器组织的始基。《灵枢？经脉》篇称： 人始生，先成精，精成而脑髓生 ；《素问？金匮真言论》称： 夫精者生之本也 ；《上古天真论》还把精看作生殖下一代的物质基础： 精气溢泻，阴阳和，故能有子 ，这里显然是指男子的精液了。 神 也被看作是一种气。《素问？八正神明论》说： 血气者人之神 ；《灵枢？平人绝谷》篇又说： 神者五谷之精气也 ，说神是五谷转化成的血中的一种精气，所以是生命不可或缺的东西。 气的概念在《内经》中有很大发展，包括精气、真气、宗气、营气、卫气、脏气、经气等，均来自胃中的水谷化成和空中的大气吸入，它们所处的部位和作用各不相同。
　　血 是由营气变化而来的，进入经脉，循环全身，营养脏器组织。《素问？八正神明论》说： 血气者人之神 ；《灵枢？营卫生会》篇也说 血者神气也.既然神被看作是生命活动的内在动力，所以血的营养作用也就是给予脏器组织以生命活动的动力。《素问？五藏生成》篇说： 肝受血而能视，足受血而能步，掌受血而能握，指受血而能摄。 《内经》认为人体的津液（包括汗、泪、溺、唾等）也是由水谷变化而成的，用以润泽脏器组织，滑利肢节关窍，津液和气也可以互相转化。
　　所以，《内经》把精、神、血、津液看作是都可以和气互相转化的东西。
　　运用这种 气化 的概念，可以对新陈代谢过程和许多生理、病理现象作出统一的说明，所以它成为中医理论的一个重要内容。
　　脏象经络学说，是中医基本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以研究人体的五脏、六腑、十二经脉、奇经八脉等生理功能、病理变化及其相互关系为主要内容。
　　五脏即肝心脾肺肾，《内经》认为它们是人体最重要的脏器，是精神气血的贮藏之所，是生命的根本。其次，五脏又是全身其他脏器组织和精神活动的支配者，并和外界四时气候变化相联系。如肝主胆、主筋、主怒，属春、属风等。五脏中 心 是整个生命活动的最重要的器官。《素问？灵兰秘典》把心比作 君主之官 ，说 主明则下安，…主不明则十二官危.《六节脏象论》也说： 心者，生之本，神之变也。 《内经》对于心和血液循环的关系也有一定的认识。《素问？痿论》说： 心主身之血脉 ；《五脏生成论》有 心之合脉也 及诸血者皆属于心 的说法。五脏中 肺 的主要功能是 主气 ，是气血循环的起点。《经脉别论》说： 经气归于肺，肺朝百脉.《灵枢？营卫生会》篇称： 营出于中焦，……上注于肺脉，乃化而为血，以奉生身， 说明对肺的呼吸作用以及它与血液循环的关系，已有一些初步的认识。五脏中 肝 的作用，在临床上常用的是 肝藏血 和肝气 喜散 的特点，并有 主目 、 主怒 和主筋 的作用。 脾 的作用是和胃肠等一起转化水谷成为气血津液等营养成份。《内经》认为 肾 的主要功能是 藏精 和 主水 ，与人体健壮、生殖能力、诸多水肿和积水疾患有关，所以在五脏中有很重要的地位。
　　《内经》把五脏的生理功能与五行的特性相配，认为肝木喜条达，心阳（火）温煦，脾土为气血生化之源，肺（金）气肃降，肾水藏精主水等；进而按照五行相生、相克、相乘、相侮的关系，来分析人体的生理、病理现象。
　　体现在五脏的功能活动上，就是肝藏血以济心，心阳温脾，脾化生水谷精微上输以充肺，肺气肃降下行以助肾水，肾藏精以滋养肝血；肾水制约心火，心火制约肺金，肺金制约肝木，肝木制约脾土，脾土制约肾水。以上均属正常的生理活动；反之，若五行中有太过（相乘）或不及（相侮）者，脏腑之间的协调关系便受到破坏： 亢则害，承乃制，制则生化，外列盛衰，害则败乱，生化大病。 六腑包括胃、小肠、大肠、膀胱、胆和三焦，其主要功能是转化水谷和传导津液及糟粕。其中以胃的功能最为重要。《灵枢？五味》篇称： 胃者五脏六腑之海也。水谷皆入于胃，五脏六腑皆禀气于胃。三焦 之说在先秦诸子中没有记载，在人体内也没有与之对应的具体器官。《内经》认为上焦是卫气由胃到胸中的通道，中焦是营气由胃到肺脉的径路，下焦是津液由小肠至膀胱的径路。
　　除五脏六腑外，《素问？五藏别论》把形态与腑相近，功能与脏腑相似的脑、髓、骨、脉、胆、女子胞（子宫）称为 奇恒之腑.此外还有耳、目、口、鼻、舌、咽、喉、肛门、外阴和它们的功能的记述。
　　经络学说是中医生理学说中的一个重要部分。经络本来就是血脉，主干称为经脉，分支称为络脉。《内经》认为经络是运行全身气血，联络脏腑、肢节、筋肉、皮肤，沟通人体上下内外的传导系统。《内经》认为，全身主要经脉有１２对，左右对称，称为１２经，包括６对阳经，６对阴经。分布在上肢的６对称为手三阴、手三阳；分布在下肢的６对称为足三阴、足三阳。
　　三阴的名称是太阴、少阴、厥阴；三阳的名称是太阳、少阳、阳明。 手之三阴，从藏走手；手之三阳，从手走头；足之三阳，从头走足；足之三阴，从足走腹.①每一对阴经连属于一脏，并和一腑相连络；每一对阳经连属于一腑，并和一脏相连络。气血在经络中运行，从而构成 阴阳相贯，如环无端 的循环径路，把人体结成一个表里上下、脏腑器官联系沟通的统一整体。
　　于是，脏腑发生的种种变化，就会通过经络反映到肤表腧穴上来，对体表有关腧穴进行针刺、火灸或按摩等，就可以通过经络的传递治疗内脏的疾病。
　　这就为诊断和治疗提供了理论根据。所以《灵枢？经别》篇说十二经脉是人之所以生，病之所以成，人之所以治，病之所以起 的主要系统。这一学说被２０００多年来的实践所证明是行之有效的，成为中医辨证论治的基本理论依据。
　　《内经》还以阴阳学说来说明人体构造和生理功能之间的关系。《素问？宝命全形论》说： 人生有形，不离阴阳.它把男女、寒热、燥湿、高低、内外、脏腑、气血、动静、功能等，都分为阴阳。如人体的背为阴、腹为阳，体表为阳、内脏为阴，内脏中六腑为阳、五脏为阴，五脏中心肺属阳、肝脾肾属阴，等等。《内经》还认为，外界环境的阴阳变化，也会影响到人体的阴阳变化。如白天为阳，人的阳气盛，活动多；夜间为阴，人的阴气盛，睡眠多；春夏秋冬的阴阳变化，也能影响到人体的阴阳变化。《内经》强调人体必须保持阴阳的相对平衡，才不致于生病。《素问？生气通天论》称： 阴平阳秘，精神乃治 ；一旦阴阳失去平衡，人体就会生病， 阴胜则阳病，
　　①　　 《灵枢？逆顺肥瘦》。
　　阳胜则阴病 ， 阳盛则热，阴盛则寒 ， 阳虚则内寒，阴虚则内热.治病在某种意义上就是要调整阴阳失调的状态，恢复到 阴平阳秘 的健康状态。
　　２。《内经》的病因病机和病变学说《内经》把发病的原因仍然归结到人的精神状态、生活起居、外界环境和气候变化上。
　　精神情志失常即怒、喜、思、忧、恐过度，会对不同脏腑产生影响。《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认为 怒伤肝 ， 喜伤心 ， 思伤脾 ， 忧伤肺 ， 恐伤肾 ；《灵枢？本神》篇则认为怵惕思虑伤心，忧愁不解伤脾，悲哀动中伤肝，喜乐无极伤肺，盛怒不止伤肾。虽然这种对应关系并不统一，但《内经》关于精神情志状态异常会引起疾病的认识还是正确的。
　　生活状态失常包括饮食过量， 五味失调 ，房事不节，劳倦过度等。
　　在环境和气候变化上，《内经》强调风、暑、湿、燥、寒 五气 的影响，特别把 善行而数变 的风看作是 百病之长 ，认为风可以引起多种不同的疾病。
　　《内经》把外界致病的因素统称之为 邪气 ，认为即使有邪气侵袭，人体也下一定会发病，关键取决于体内 正气 （包括精神气血津液等）的强弱以及正气和邪气的力量对比。在一般情形下，人体的正气旺盛，邪气不容易伤害人体。《灵枢？百病始生》说： 风雨寒热，不得虚，邪不能独伤人。 反之，如果正气不足，就会引起 虚 的病变；邪气 入客 和正气郁滞，则会引起 实 的病变。《素问？评热病论》称： 邪之所凑，其气必虚。 《灵枢？口问》篇称： 邪之所在，皆为不足。 可见，《内经》的病因病机学说，特别强调人体内在因素的作用，这也是中医理论的一个重要特点。
　　关于疾病的传变，《内经》认为外邪侵入人体之后，将会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由轻到重地发生变化，即由皮毛而经脉，再由经脉最后侵入筋骨；或者由经脉而腧穴，由腧穴而冲脉，由冲脉而肝胃，最后传入募原；或者由经脉入六腑，由六腑而五脏；或者由皮毛直接传入肺。外邪传入五脏后，就在五脏之间按五行相胜的顺序传变，如肺（金）病传肝（木），肝病传脾（土）。
　　疾病一般地都是 旦慧，昼安，夜甚.《内经》根据这个理论，特别强调疾病要早期治疗，不要延误病情；对重病患者，夜间要特别注意。
　　３。《内经》的诊法治则学说《内经》的诊法，主要包括望、闻、问、切，这是后世中医传统诊断法 四诊 的渊源。关于望诊，主要是审察面部、眼睛的五色变化，以及沉浮、聚散、泽沃、明暗等。《灵枢？天年》篇说： 失神者死，得神者生 ，神的盛衰是判断人体庭康状况的主要标志之一。对面部不同部位色泽的观察，也是辨别五脏六腑气血盛衰、疾病预后的主要手段。五色反映着五脏的病变。
　　《灵枢？五色》篇说： 青为肝，赤为心，白为肺，黄为脾，黑为肾； 并由五色确定病变的性质： 黄赤为风，青黑为痛，白为寒，黄而膏润为脓，赤甚者为血。 《内经》还描述了１４种舌体的异常变化及所主疾病。
　　闻诊包括听声音和嗅气味。《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提出五声、五音应五脏的理论，不同脏腑的病变会引起不同的声音变化，并产生异常气味。
　　《内经》十分重视问诊，认为 诊病不问其始，忧患饮食之失节，起居之过度，或伤于毒，不先言此，卒持寸口，何病能中？ ①所以首先注意病人患病前的情志变化，如 尝贵后贱 ， 尝富后贫 ， 始乐后苦 ， 忧恐喜怒 ， 离绝郁结 ；②其次是饮食起居的变化；再次是 故伤败结 ， 伤于毒 等。问诊的目的在于探求病因，了解病史，掌握今病的临证表现。
　　切诊分为切脉和切肤两部分。因为气血通过脉而周流全身，故从脉象的变化可以判断出疾病的部位、性质、邪正盛衰及预后情况。
　　《内经》关于脉诊的记述复杂多样，表现出这种方法属初期应用而尚未定型的情况。最初的切脉方法，可能是对１２经的动静进行全面诊察。其次是 三部九候法 ，即对头部的两额、两颊和耳前，手部的太阴、阳明和少阴，足部的厥阴、少阴和太阴九个部位的脉象进行诊察。再次是 人迎（颈部两侧动脉）、寸口（两手太阴脉搏动处） 诊脉法。最后才发展到 气口（即寸口）诊脉法.《素问？五脏别论》称： 五脏六腑之气位，皆出于胃，变见于气口 ，所以单诊寸口之脉，就可以判断出五脏六腑的病变。后世中医的脉诊方法，就是由此发展起来的。关于脉搏的变化，最初可能仅仅注意其动静盛衰，以后则注意到脉的至数 （快慢）和其他细微的脉象变化。
　　《内经》中提到了４０多种脉象。此外，《内经》还提出了 五脏之脉 和 四季脉 ，说明了脉象与五脏、季节的关系。
　　切肤是把脉的变化和尺部皮肤的变化相对照的诊断方法。尺部是上肢的掌侧面从尺泽到寸口的一段肌肤，又称 调尺.尺肤的颜色和急缓热寒的变化与脉象存在着正常的对应关系；一旦出现反常，就是发生病变了。也可以单独根据尺肤上、中、下不同部位的变化来进行诊断。后来这种方法就演变成气口部位 寸、关、尺三部诊脉 的定位法了。
　　《内经》强调临证应用四诊时要相互配合。《灵枢？邪气脏腑病形》篇指出： 见其色知其病，命曰明；按其脉知其病，命曰神；问其病知其处，命曰工。余愿闻见而知之，按而得之，问而极之，……能参合而行之者，可以为上工。这就是诊断学上所说的 四诊合参.《内经》有关治则的内容十分丰富。首先是强调早期治疗的原则。《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说： 善治者治皮毛，其次治肌肤，其次治筋脉，其次治六腑，其次治五脏。治五脏者半死半生也。 《八正神明论》也说： 上工救其萌芽，……下工救其已成，救其已败。 其次是注意标本先后的原则。
　　《内经》认为先得的病为本，后得的病为标；正气为本，邪气为标；病因为本，病证为标。一般地说， 治病必求于本 ；但也须根据标本缓急决定其先后次序。《素问？标本病传论》指出： 病发而有余，本而标之，先治其本，后治其标；病发而不足，标而本之，先治其标，后治其本。 即病急先治其标，病缓则治其本。《灵枢？师传》篇还说： 春夏先治其标，后治其本；秋冬先治其本，后治其标。 《内经》还强调了 扶正法邪 、 补虚泻实 的治疗原则。祛邪的方法有多种，如 其高者，因而越之；其下者，引而竭之. 其在皮者，汗而发之。 ① 虚 是精气不足引起的，治疗时应补充精气； 实 是邪气过盛引起的，治疗时应排除邪气。在实际运用中，则必须注意具体情况采取阴阳补泻的方法，以求重新达到 阴平阳秘 的平
　　①　　 《素问？征四失论》。
　　②　　 《素问？疏五过论》。
　　①　　 《素问？阴阳应象大论》。
　　衡状态。
　　《内经》特别强调根据病机和病变来决定治疗方法，即根据疾病的特点、病人的体质、时令气候、地理环境等具体情况制定相应的治疗方法。《内经》中记载的治疗方法有吐、下、内消、蒸浴、毒药、九针、砭石、灸■、切开、导引、按摩、热敷等；所载药方有汤、酒、丸、散、膏、丹等；治疗的一般原则是 毒药治其内，针石治其外 ；② 病生于脉，治之以灸刺；……病生于内，治之以针石；……病生于筋，治之以熨引；……病生于咽嗌，治之以百药.③此外，《内经》中还记载了水疗法、灌肠法、穿刺放腹水法和截肢手术等方法。《内经》中关于针刺的记载和论述特别详细，大约记有气穴３６５穴，气府３６５穴；同时对针刺的具体手法、针具和 禁刺 情况等都作了叙述，表明当时十分重视针刺治疗，治病的方法也是以针刺为主的。
　　４。《内经》的预防养生思想《内经》十分重视疾病的预防。《素问？四气调神大论》说： 是故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此之谓也。夫病已成而后药之，乱已成而后治之，譬犹渴而穿井，斗而铸锥，不亦晚乎？ 说明好的医生应见微知著，及早预防疾患的发生和发展。
　　和预防疾病相联系，《内经》较系统地阐述了中医养生学说。《内经》吸收了诸家之说，特别是道家的养生思想，总结出 春夏养阳，秋冬养阴 的养生原则，提出了动静结合的养生方法。以静养生主要是 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 ①以动养生主要是 形劳 ， 广步于庭 ， 导引按骄 ，以促进气血流畅，达到 形与神俱.《内经》把精、气、神视为人身的三大宝，尤其把肾中精气的盛衰看作是决定人的生长发育、衰老死亡的基本条件，所以将保养肾精看作是 尽终其天年，度百岁乃去 的重要措施，要求人们食饮有节，起居有常，不 以酒为浆，以妄为常，醉以入房，以欲竭其精，以耗散其真.《内经》把 五味 学说应用于食物，把谷物、瓜果、畜肉、菜蔬都分为五类，分别归属于辛、酸、甘、苦、咸 五味 ，说明何者养肝，何者养心，何种疾病宜吃什么不宜吃什么等等，这就是中医 食养 的根据。
　　《内经》全面总结了秦汉以前的医学成就，从阴阳五行、五运六气、脏腑经络、病因病机、诊断治疗、针灸方药、预防养生等方面，作了全面系统的阐述，从经验积累上升到理论概括，开创了中医学独特的理论体系，为后世中医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所以在我国医学发展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内经》不仅对我国传统医学的发展有极为深刻的影响，而且对当代生命科学、医学的发展也有极有益的启示。历史上朝鲜、日本等国都曾把《内经》作为医学经典。《内经》的部分内容已被译成日、英、德、法等国文字，得到广泛的传播和国际医学界的高度评价。《内经》体系恢弘，博大精深，是我国古代医学文献中极其珍贵的典籍之一；它的丰富内容和重大意义，还在进一步发掘之中。
　　②　　 《素问？移精变气论》。
　　③　　 《素问？血气形志》。
　　①　　 《素问？上古天真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