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文学史之社会变革与散文勃兴

社会变革与散文勃兴
　　散文是在文字出现以后形成的最适于实用的文学形式。从甲骨文的卜辞中，我们已经可以看到简单的散文雏型。后来，周王朝及诸侯各国均设有史官记言记事，所谓 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 （《汉书？艺文志》）。但这时的记言、记事散文，均是 为君 而写，可谓官方文字，与春秋战国时期随着社会变革而出现的散文勃兴局面并不相同。散文，只有到了春秋战国时期才形成蓬勃发展的黄金时代。
　　（一）　时代需要新型的记事论辩散文
　　周平王东迁以后，至于春秋战国之际，社会急遽变化，奴隶主贵族日趋没落，地主阶级逐渐兴起。他们为了维护各自的利益，都必须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从理论上探讨治国的方案。一方面，国有大事，互相赴告；会盟朝聘，史不绝书；褒善贬恶，直笔不隐。一方面，各种治世之策应运而生，或儒或墨，或法或老，任其选用治国。而良史和哲人则横溢才华，论其所当，这就是春秋战国时期散文勃兴、百家争鸣的社会根源。郑振铎在其《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中写道：上古文学，在诗歌一方面，不过有《诗经》与《楚辞》的两个总集，伟大的作家也只有几个人。但在散文一方面，作家却风起泉涌，极一时之盛。
　　或为哲学家，或为政治家，或为辩士，或为历史家，或为专门的学者。各有所长，各有所见，各有所执持。他们是抒达自己的意见而无讳避的。他们没有什么传统的信仰与意见的束缚，他们各欲为开山祖，也各有他们的信徒。
　　这个时代，论者每以为是中国哲学的黄金时代。
　　虽然他们并不以文学为业，但他们的文章，却也是光彩焕发，风致遒美，其结构的严整，文句的精粹，都为汉以后散文家所少见。他们每能以盛水不漏的严密的哲学思想，装载于美丽多趣的文字里，驱遣着丰富的想象，生动的比喻，活泼而有情致的文辞，为他自己的应用。因此，他们的作品，便不惟成了哲学上的名著，也成了文学上的名著。
　　他们都是生活在从公元前五百七十年（周灵王时）到公元前二百三十年（秦始皇时）之间的一个时代的。这一个时代，即所谓春秋战国的时代。这时，中国的各地，尤其是黄河流域，都继续的陷在局部战争的情形之中。争战不休，兵戈时举。一切的传统的道德与思想都已被打得粉碎，政治上社会上的纷纭已达于极点。于是新创的哲学思想与政治观念便应运而出。有的人表白出消极的厌世的破坏思想。有的人还要努力的维持古代的传统思想，保存古代的一切良好的制度，积极的与社会相争斗。有的人欲以仁爱及实用之学，来挽救这种的扰乱与民间的疾苦。有的人则更欲以严明的政治及法律来统辖这种的纷扰的局面。这些都是由社会的自然的趋势里，酝酿出他们的哲学来的。重要的派别有三：即所谓儒、道、墨者是。道家抱消极的厌世思想，儒家则主张保守与用世，墨家则以救天下博爱为己任。更有持极端的个人主义，虽拔一毛而利天下也不肯为的杨朱，以严刑峻法统治一国的商鞅、韩非，以诡辩伏人而自喜的公孙龙、邹衍等等。但他们的影响究竟没有儒、道、墨三家那末大，他们的跟从者也没有儒，道，墨三家那末多。这三派的哲学家，各有其开山祖，儒家为孔丘，道家为李耳，墨家为墨翟。这一个时代，恰好也是希腊哲学的黄金时代；苏格拉底，柏拉图，亚利斯多德，西诺诸人相继而起。我们没有阿士克洛斯、伏里辟特似的大悲剧家，然而我们却有许多的哲学家，足以与希腊哲学界东西相辉映①。
　　郑振铎先生的论述，生动地讲了春秋战国时代社会变革与散文勃兴的关系。
　　（二）　士阶层的兴起为散文勃兴创造了条件
　　士，本为殷商以来最低级的贵族阶层。春秋时，士每多为卿大夫的家臣，有的有食田，有的以俸禄为生，也有参加农业生产的。春秋末年以后，逐渐成为统治阶级中知识分子的通称。
　　士在统治阶级中地位虽然不高，然而由于士有文化，却往往有自己的主见与骨气，多为统治者所敬重，成一家之言的士，在当时的社会纷争中，有时甚至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孔子曰：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 （《论语？泰伯》对士的性质和作用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周室东迁以后，奴隶制社会逐渐动摇。到了春秋战国之交，社会各阶级都在转化。新兴地主阶级逐渐代替奴隶主贵族而上升到统治地位。在这个社会大变革的时代，产生出新型的隶属于统治阶级的士的阶层。《韩非子？外储说左上》说： 中牟之民，弃田圃而随文学者，邑之半。 另外，没落的贵族，新兴的地主也有研究文学而加入士这一阶层行列的。他们之中的大多数均不执政，而只是研究学问，为统治者出谋划策。但是由于他们属于中间阶层，在统治阶级的下层，同人民比较接近，所以，在他们的著述、主张中，较多地体现出同情人民或有利于人民的思想与观点，而成为宝贵的文化财富。
　　士阶层中很多是有学问、有才能的人。像孔丘、李耳、墨翟、孙武、韩非均为某一学派的开山之祖或集大成者。他们通晓文化知识，具有专门学识和实际才能，因而受到各国执政者的尊重。春秋以来，特别是战国末年，诸侯卿相争相养士。苏轼在《志林？养士论》中说： 自谋夫说客、谈天雕龙、坚白异同之流，下至击剑扛鼎、鸡鸣狗盗之徒，莫不宾礼。 可见当时尊士风气之盛。当时诸侯如魏文侯、齐威王、齐宣王、燕昭王等无不礼贤下士，延揽如恐不及。孟尝君、信陵君、平原君、春申君四公子和秦丞相吕不韦门下食客号称三千人，反映出士阶层在当时活跃的盛况。
　　士的活动，在学术流派上表现为儒家、墨家、道家、法家、纵横家等。
　　其代表人物如儒家的孔丘、孟轲、荀卿，墨家的墨翟、宋钘，法家的商鞅、申不害，农家的许行、陈相，纵横家的苏秦、张仪等，都巧运簧舌，奔走于诸侯之间。道家主张无为而治，所以其代表人物李耳、庄周只以《道德经》、《南华经》论述其人生观点；法家的韩非口吃不善言谈，却能精心著述，写成《韩非子》一书而集法家之大成。总之，他们都是这一社会变革时期活跃于政治舞台或对社会政治产生出巨大影响的士阶层的优秀代表人物。他们出于不同的社会阶级或阶层利益需求，著书立说，据理争辩，形成了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局面。这就是春秋末期到战国时代历史散文和诸子散文蓬勃发展的又一个原因。
　　①　　 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作家出版社 1957 年版，第 67-69页。
　　（三）　这一时期历史散文与哲理散文发展的概况
　　早期的历史散文《春秋》，只是一部简单的以年纪事的历史纲要。后来出现以《春秋》为纲的 三传 ——《公羊传》、《谷梁传》、《左传》，其中以《左传》内容最为丰富。
　　随着社会变革的深入发展，简单的以年纪事已经不能满足政治、外交活动的需要，于是出现了以国别总结政治经验的《国语》和以国别记载政治外交经验的《战国策》。这种新型的历史著作，情节丰富，人物生动，描写细致，说理充分，充分显示出春秋战国历史散文的时代风貌，而成为后代史传散文的典范。
　　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散文包括了不同学术流派和政治观点的著作。据《汉书？艺文志》记载，有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农、杂、小说十家。其中最重要的是儒家、墨家、道家和法家。《论语》、《孟子》、《荀子》、《墨子》、《老子》、《庄子》、《韩非子》分别为各家的代表著作。
　　诸子散文的发展，大约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论语》和《墨子》，前者为纯语录体散文，后者则在语录体中杂有质朴的议论。第二阶段是《孟子》和《庄子》，前者基本上还是语录体，但已有显著发展，形成了对话式的论辩文；后者已由对话体向论点集中的专题论文过渡，除少数几篇外，几乎完全突破了语录体的形式而发展为专题议论文。第三阶段是《荀子》和《韩非子》，在先秦散文中均已发展到议论文的最高阶段。它们的篇幅由短而长，风格由简朴而开拓，纵恣，论说更为充分严谨。
　　此外，还有《吕氏春秋》、《晏子春秋》等书，议论中带有故事，可视为后世小说的先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