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五代经济史之唐中后期经济的恢复和进一步发展

唐中后期经济的恢复和进一步发展
　　安史之乱使北方经济受到严重破坏。史载自崤关、函谷关以东到成皋，只剩下千余编户。代宗初即位，郭子仪上疏，称：洛阳“久陷贼中，宫室焚烧，十不存一。……中间畿内，不满千户。井邑榛棘，豺狼所嗥，既乏军储，又鲜人力。东至郑、汴，达于徐方，北自覃怀，经于相土，人烟断绝，千里萧条”①。唐邓一带，同样是“荒草千里”，“万室空虚”②。就连没有遭到破坏的江东地区，也出现了大片的“闲田荒壤”③。安史之乱以后，大规模战争结束，社会秩序相对稳定下来，因战乱逃离家园的农民，又返回故里，回到土地上，投入生产。他们“销遗镞为锄　　，伐蒿莱为场圃，掘腥秽为泉井”④，从而使社会经济得到恢复和一定程度的发展。由于战争的破坏，以及随之而来的藩镇割据局面的出现，北方社会经济一般恢复比较缓慢，南方比较安定，社会经济得到了迅速的发展。
　　（一）南方农业生产的发展
　　在中国历史上，每当北方发生战乱，总有大量百姓南徙避难。自汉末至南北朝，北方人口不断南迁。安史之乱时也是如此。叛乱平息下去之后，唐政府掌握的户籍数字大为下降，如开元时，总户数为 ７４１７１８５，元和（公元８０６—８２０ 年）时则仅为 ２３６８７７５ 户。其中关内道、河南道、河北道都减少很多。如宋州（今河南商丘），元和时的户数仅及开元时的 １／２０，光州（今河南潢川）的户数仅及开元时的 １／３０，鄜州（今陕西鄜县）的户数甚至仅及开元时的 １／４０。而南方一些主要州郡的户数却大为增加。如苏州增加了 ４８％，鄂州增加了 １００％，洪州增加了 ６４％，饶州增加了 ２２８％，吉州增加了 １９％，襄州增加了 １９４％，郢州增加了 ９３％，唐州增加了 ８９％，衡州增加了 ３３％，广州增加了 １５％①。其中有不少是从北方迁来的人户，如苏州户口中，自北方迁来的占 １／３。人口增长表明劳动力的增加，从而有利于南方经济的发展。唐朝后期，在江南兴修了不少水利工程。如在东西道采访使辖境内修建的大型水利工程，约有 ５０ 余处，其中润州的练塘能灌溉丹阳、金坛、延陵三县之田；升州句容县的绛岩湖，常州武进县的孟渎，湖州长城县（今浙江长兴）的西湖，明州鄮州（今浙江宁波）的仲夏堰等，都能溉田数千顷至万顷②。其他还有，如代宗大历年间（公元 ７６６—７７９ 年），为了防止海潮，曾在今江苏淮安至南通一带筑堤，长 １４２ 里，起了保护农业生产的作用。至于中小型陂塘更是广泛修凿，如宪宗（公元 ８０５—８２０ 年在位）时，韦丹在南昌一带开凿陂塘 ５９８ 所，得田 １２０００ 顷①；穆宗（公元 ８２１—８２４ 年在位）时，浙东观察使元稹“命吏课七郡人，冬筑陂塘，春贮水雨，夏溉旱苗”②。这些兴修的水利，大大地促进了南方农业的发展。江南农民还修建了许多堤堰和斗门，辟划了大量的湖田和渚田，扩大了耕地面积。
　　①　《旧唐书?郭子仪传》。②　《元次山集》卷十，《请省官状》。③　《全唐文》卷四三○，李翰：《苏州、嘉兴屯田纪绩颂》。④　《全唐文》卷六八九，符载：《邓州刺史听壁记》。①　参见《元和郡县图志》及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上海人民出版社 １９８０ 年版，第９６— １０４ 页。②　参见《新唐书?地理志》。①　《韩昌黎集》卷二十五，《韦公墓志铭》。
　　由于土地的垦辟和水利的兴修，江南各地粮食的生产有很大增长。江淮诸州，“每一岁善熟，则旁资数道”③，湖南、江西诸州也“出米至多，丰熟之时，价亦极贱”④。因此权德舆说：“江淮一善熟，则旁资数道，故天下大计，仰于东南。”⑤唐朝后期，南方很多地方都大量种植茶树。淮南、浙东、浙西、福建、岭南、荆襄、东川、西川都是产茶区。饶州的浮梁县，元和（公元 ８０６—８２０年）时每年茶税达 １５ 余万贯⑥，是最大的商品茶产地。元和时，雅州的严道县（今四川雅安西），“每岁贡茶，为蜀之最”⑦。
　　②　《白香山集》卷六十一，《河南元公墓志铭》。③　《权载之文集》卷四十七，《论江淮水灾上疏》。④　《唐大诏令集》卷七十二，《乾符二年南郊赦》。⑤　《新唐书?权德舆传》。⑥　参见《元和郡县志》卷二十八，《饶州浮桥县》。⑦　《元和郡县志》卷三十二，《雅州严道县》。
　　（二）手工业生产的继续发展
　　唐朝后期，丝织业、造船业、制纸业、瓷器业、制茶业、制盐业和矿冶业等，都继续在发展。丝织业方面，河北定州一带，本是丝织品产量和贡品最多的地方。唐朝后期，南方的丝织业有很大的发展。安史之乱后，唐王朝“辇越而衣”①。用以交易回鹘马匹的缣帛，也主要是江淮织造的，江南丝织品的质量，胜过了唐前期居全国之冠的宋、亳②。贞元以后，越州贡品有各种精致的丝织品达数十种③。宣州工匠用丝头线织毯，既软且温，兼有成都锦褥和太原毛毯之长。宣州绫绮，也极为珍贵，可与淮南、两浙相比④。蜀锦的制作，也愈益精丽。造船业方面，刘晏曾于扬子县设 １０ 个造船工场，造出的船每只可载一千石，这是官府所经营的大规模的手工作坊造船业。民间造船业也非常发达，载重可达八、九千石，甚至万石以上。长江一带大船极多，据《唐国史补》载：“大历、贞元间，有俞大娘航船最大，居者养生送死嫁娶悉在其间。开巷为圃，操架之工数百，南至江西，北至淮南，岁一往来，其利甚博。此则不啻载万也。洪、鄂之水居颇多，与屋邑殆相半。凡大船必为富商所有”。大船如此之多，造船业的发达，可想而知。广州有一种商船“不用铁钉，只使桄榔须系缚，以橄榄糖泥之，糖干甚坚，入水如漆也”⑤。这种商船很大，便于航海。值得一提的是，这时还发明了脚踏的轮船。《旧唐书?李皋》载：“（李皋）常运心巧思，为战舰，挟二轮，蹈之翔风鼓疾，若风挂帆席，所造省易而久固。”纸张文具制造业方面，这时更为发达。《唐国史补》载：当时的名纸，“有越（州）之剡藤苔笺，蜀之麻面、屑末、滑石、金花、长麻、鱼子、十色笺，扬（州）之六合笺，韶（州）之竹笺，蒲（州）之白薄、重抄，临州之滑薄。又宋、亳间有织成界道绢素，谓与乌丝栏、朱丝栏，又有茧纸。另外剡溪的玉叶纸，蜀的十色笺，也都非常有名。蜀纸有一种加工的纸笺，名薛涛笺，高似孙认为：蜀纸“至唐而后盛，至薛涛而后精”①。这时出现了不少大规模的造纸作坊。如《三水小牍》载：“巨鹿郡南和县街北，有纸坊，长垣悉晒纸。忽有旋风自西来，卷壁纸略尽，直上穿云，望之如飞雪焉。”可见这个纸坊不小，纸的产量相当多。此时，这个时期端州（今广东高要）的紫石砚，已闻名全国②。瓷器业方面，瓷器开始在民间普遍使用。邢州内邱的白瓷器，数量多而合用，销售范围很广，天下通用③。属于越窑系统的余姚上林湖窑，从晚唐开始进入全盛时期。长沙铜官镇的瓦渣坪窑，能在青釉下烧出褐绿色彩的花纹，还可以在白釉或青黄釉下画绿彩。可知唐代已应用釉下彩的技法了④。这时白瓷、青瓷的制造技艺都有了很大进步，杜甫赞美白瓷说：“大邑烧瓷轻且坚，扣如哀玉锦城传，君家白碗胜霜雪，急送茅斋也可怜”⑤。陆龟蒙赞美青瓷说：“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好向中宵盛沆瀣，共嵇中散斗遗杯”⑥。陆羽嗜茶，尤其偏爱青瓷，他说：“碗，越州上，鼎州次，婺州次，岳州次，寿州次，洪州次。或以邢州处越州上，殊不为然。邢瓷类银，越瓷类玉，邢不如越，一也；邢瓷类雪，越瓷类冰，邢不如越，二也”⑦。据现代     考古发掘，唐代瓷窑遍布河北、河南、陕西、安徽、湖南、四川、江西、浙江、福建、广东各省。烧造的器皿有碗、杯、盘、壶、瓶、罐、尊、钵、唾盂、水盂、砚台、瓷枕、瓷俑等等。除白瓷、青瓷两大瓷系外，还有黑釉、酱釉、黄釉、褐釉等瓷器。
　　①　《吕和叔文集》卷六，《京兆韦府君神道碑》。②　参见《全唐文》卷五三○，顾况《韩公行状》。亳州治谯。③　参见《元和郡县志》卷二十六，《越州》；白居易：《新乐府?缭绫》。④　参见《元和郡县志》卷二十八，《宣州》；白居易：《新乐府?红线毯》。⑤　刘恂：《岭表录异》卷上。①　高似孙：《剡录?纸》；参见何宇度《益部谈资》卷中。②　《唐国史补》。③　《唐国史补》。
　　制茶业方面，唐朝后期茶叶产地极广，几乎遍于南方。唐代茶分粗茶、散茶、末茶和饼茶（茶砖）四种。据《唐国史补》纪，当时茶有 ２０ 多个品名，“剑南有蒙顶石花，或小方、或散芽，号为第一。湖州有顾渚之紫笋，东川有神泉、小团、昌明、兽目，峡州有碧涧、明月、芳蕊、茱萸簝，福州有方山之露芽，夔州有香山，江陵有南木，湖南有衡山，岳州有　　湖之含膏，常州有叉兴之紫笋，婺州有东白，■州有鸠坈，洪州有西山之白露，寿州有霍山之黄牙，蕲州有蕲门团黄，而浮梁之商货不在焉。”南方从事制茶业的人数相当多，如安徽的祁山，“山多而田少，水清而地沃，山且植茗，高下无遗土。千里之内，业于茶者七、八矣。由是给衣食，供赋役，悉恃此。祁之茗色黄而香，贾客咸议，愈于诸方。每岁二、三月，赍银缗缯素求市，将货他郡者，摩肩接迹而至”①。这里的种茶、制茶已经专业化。湖州的长城县（今浙江长兴），“贞元（公元 ７８５—８０５ 年）以后，每岁进奉顾山紫笋茶，役工三万人，累月方毕”②，这里每年产茶 １８４０８ 斤，建中（公元 ７８０—７８３ 年）以来，每年进贡 ３６００ 串③。福建的武夷茶，唐末也逐渐发展起来。制盐业方面，唐中叶以后中央设盐铁使，专管盐的制造和买卖，各地则设巡院、场、监等。当时，蒲州的解县、安邑盐池，通称为两池盐，年产盐万斛。安北都护所属的胡落地，年产盐 １．４ 万斛，这是较大的盐池。其余盐池，年产数千斛不等。全国共有盐池 １８ 处。唐时有盐井 ６４０ 口，其中剑南东川就有 ４６０ 口。泸州（今四川泸州市）的富义盐井，“月出盐三千六百六十石，剑南盐井，唯此最大”①，其年产量可达 ４ 万石以上。唐时海盐产量更大。唐王朝在涟水、湖州、越州及杭州设有 ４ 场，又在嘉兴、海陵、盐城、新亭、临平、兰亭、永嘉、太昌、侯官、富都设有 １０ 监，“岁得钱百余万缗，以当百余州之赋”②。《新唐书?食货志四》载：“吴、越、扬、楚监廪至数千，积盐二万余石。”从事食盐生产的叫做亭户、池户或灶户。乾元元年（公元７５８ 年），第五琦将他们编为特殊户籍，专负制盐差徭，免除其他杂役，但身份极不自由，不得随意脱籍。
　　④　《新中国的考古收获》，第 １００ 页。⑤　《全唐诗》卷二二六，杜甫：《又于韦处乞大邑瓷碗》。⑥　《全唐诗》卷六二九，陆龟蒙：《秘色越器》。⑦　陆羽：《茶经》。①　《全唐文》卷八○二；张途：《祁门县新修闾门溪记》。②　《元和郡县图志》卷二十五，《江南道》。③　参见《南部新书》戊卷。①　《元和郡县图志》卷三十三，《剑南道》。②　《新唐书?食货志四》。
　　矿冶业方面，江南和岭南的矿藏得到了更多的开采。江西、鄂岳、桂管、岭南诸道境内，都盛产铜、锡。宣州和郴州在元和时每岁各铸钱 ５ 万贯。饶州余干县有银山，产银最多，每年出银 １０ 万余两，唐政府在这里所收银税，每年就有 ７ 千两。郴州义章县（今湖南宜章）的银坑，“所出银至精好，俗谓之■子银，别处莫及”③。五岭以南的连州出白铜，贺州的临贺县（今广西贺县）和冯乘县（今湖南江华西南），都有较大的锡冶。当时的农民，为了补充生活不足，往往深入山林之中，采冶金属矿物。此外，像襄阳的漆器，宣州的笔，扬州的蔗糖，以及许多地方的酿酒业等手工业都有发展。
　　③　《元和郡县图志》卷二十九，《郴州》。
　　（三）商业进一步繁荣
　　唐朝后期的商业比前期有所发展。长安和洛阳虽然经历了战乱的破坏，但很快就恢复了繁华。长江流域的城市较前期发达。扬州当于长江与运河交会处，所谓“江、淮之间，广陵大镇，富甲天下”①，是中外富商巨贾的荟萃之所。益州的繁盛稍亚于扬州，当时有“扬一益二”②之说。杭州则为“东南名郡，咽喉吴、越，势雄江海，骈樯二十里，开肆三万室”③。成都被形容为“江山之秀，罗锦之丽，管弦歌舞之多，伎巧百工之富，……扬（州）不足以侔其其半”④，骎骎乎驾于扬州之上了。荆南各州，在安史之乱后，由于“襄邓百姓、两京衣冠”的南流，“井邑十倍其初”⑤。洪州扼扬、广间交通要冲，鄂州当汉水入江之处，皆为一都之会。在沿海地区，福建的泉州，浙江的明州开始成为重要的对外贸易港，广州更是“蛮胡贾人，舶交海中，……外国之货日至，珠香象犀玳瑁奇物，溢于中国”⑥。北方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恢复后，商业也繁盛起来，如山西解县，因有盐池之利，也是“官帑委输，商徒繁会，云连里闬，山峙资财”⑦，成为商贾辐凑之地。不但地商业大都市更多更繁荣了，州县设市也日益普遍。另外在水陆要道或津渡之所，兴起了更多的草市。这些草市有的交易繁盛，“富室大户，多居其间”①，有一些后来发展成为县城。适应商业发展的形势，大中五年（公元 ８５１ 年），唐政府下令规定：大都督府设市令一人，掌市内交易；设通判市事丞一人，掌判市事；还有佐一人，史一人，师一人。另外，“中县户满三千以上，置市令一人，史二人。其不满三千户以上者，并不得设市官。若要路须置，旧来交易繁者，听依三千户法置，仍申省。诸县在州郭下，并置市官。又准户部格式，其市吏壁师之徒，听于当州县供官人市买”②。由于商业的繁荣发展，打破了坊市严格区分的旧制。封建社会前期，城市中实行严格的坊市制度。“坊”在前代称“里”，唐代有时仍沿袭古称，但多数称“坊”，是居民住宅区。“市”是商业区。“坊”和“市”的周围，都围以围墙或篱笆。居民住宅严禁向街开门。《隋书?令狐熙传》载，汴州商业繁盛，“民有向街开门者”，官府为“禁游食，抑工商”而“杜之”。唐时“坊”和“市”仍分开设置，如前所述长安城、洛阳城的布局。官府规定：出入“坊”、“市”，必须通过坊门或市门。《唐律疏义》载：“越官府廨垣及坊市垣篱者，杖七十，侵坏者亦如之”③。唐政府还规定，城门、坊门、市门必须日没关闭，俟天明而启。城市里普遍实行夜禁，连燃烛张灯也有限制，若有违犯，要受处罚。贞观十年（公元 ６３６ 年），又行钲鼓制度，规定城门、坊门、市门的启闭要依钲鼓的号令。关于市的开闭规定，“其市当以午时击鼓二百下而众大会，日入前七刻击钲三百下散。其州县领务少处，不欲设钲鼓，听之”④。这种坊市制，对整顿市场，发展正常商业，保持物价稳定，都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由于对商业管控过死，也束缚了商业的发展。中唐以后，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商人逐渐突破了市制的约束，在坊间出现了商店。如扬州的“侨寄衣冠及工商等，多侵衢造宅”①。《王居士神丹》记：京师延春坊有卖金银珠玉者②。《北里志?王团儿》记：宣阳坊有彩缬铺；升平坊门旁有胡人鬻饼之铺③。《资治通鉴》也载，长安两市及要闹坊曲皆有商铺买卖④。住宅区的坊曲开店列肆，从事商业经营，说明交易场所已越出市外。
　　①　《旧唐书?秦彦传》。②　《容斋随笔》卷九，《唐扬州之盛》。③　《全唐文》卷三一六，李华：《杭州刺史厅壁记》。④　《全唐文》卷七四四，卢求：《成都记序》。⑤　《旧唐书?地理志》。⑥　《韩昌黎集》卷二十一，《送郑尚书序》。⑦　《全唐文》卷八○九，司空图：《解县新城碑》。①　《樊川文集》卷十一，《上李太尉论江赋书》。②　《唐会要?市》。③　《唐律疏义》卷八，《越州镇戍等垣城》。
　　随着城乡交换的日趋频繁和市场的不断扩大，中唐以后，在一些城市中出现了夜市，尤其是南方，更为突出，长安早就有夜市，开成五年（公元 ８４０年），文宗曾下令：“京夜市，宜令禁断”⑤。估计无法禁断。扬州也有夜市，晚唐诗人王建描写扬州说：“夜市千灯照碧云，高楼红袖客纷纷，如今不似升平日，犹自笙歌彻晓闻！”⑥苏州也有夜市，杜荀鹤诗曰：“君到姑苏见，人家尽枕河，……夜市卖菱藕，春船载绮罗”⑦。张籍说广州“蛮声喧夜市”⑧。大都会之外，中小城市也有夜市。闾丘晓诗曰：“夜火连淮市，春风满客帆”⑨。张籍诗曰：“夜市连铜柱，巢居属象州”⑩。另外从白居易诗“灯光穿村市，笙歌上驿楼”（１１），以及李商隐“巴西夜市红守宫，后房点臂斑斑红”①的描写来看，乡村市集也有夜间进行贸易的。市制的突破，是唐后期商业发展，城乡市场不断扩大，商品流通日益活跃的结果，它密切了广大农民和市场的联系，有利于商品经济的发展，为以后两宋商业的进一步繁荣提供了有利条件。唐后期豪商富贾更形活跃人数众多。如扬州是歌钟之地，“富商大贾，动逾百数”②，大商人的财产也是多得不可数计。如江陵的郭七郎，“其家资产甚殷，乃楚城富民之首，江、淮、河朔间，悉有贾客，仗其货买易往来者”③。唐末，长安的王酒胡不仅纳钱 ３０ 万贯，助修雀门，而且又以 １０ 万贯修缮安国寺④，足见富商大贾的活跃。
　　④　《唐会要?市》。①　《旧唐书?杜亚传》。②　参见《唐阙文》卷下，《王居士神丹》。③　参见《唐阙文》卷下，《北里志?王团儿》。④　《资治通鉴?唐纪五十一?德宗贞元十一年》。⑤　《唐会要?市》。⑥　王建：《王建诗集》卷九，《夜看扬州市》。⑦　杜荀鹤：《唐风集》卷上，《送人游吴》。⑧　《全唐诗》卷三八四，张籍：《送郑尚书出镇南海》。⑨　《全唐诗》卷一五八，闾丘晓：《夜渡江》。⑩　《全唐诗》卷三八四，张籍：《送南客》。（１１）《全唐诗》卷四四七，白居易：《望亭驿酬别周判官》。①　《全唐诗》卷五四一，李商隐：《河阳诗》。②　《太平广记》卷二九○，《吕用之》。③　《太平广记》卷四九九，《郭使君》。
　　唐后期的商人多与官府有联系，如王酒胡曾与僖宗君臣在安国寺中斋食。郭七郎曾输钱数百万，买到横州刺史之职。这个时期，许多商人都用钱买官，如《资治通鉴》载：穆宗时（公元 ８２１—８２４ 年在位），“商贾胥吏，争赂藩镇，牒补列将而荐之，即升朝籍”⑤。而官吏和军将也有很多参加了商业活动。如许多贵族官僚纷纷设置邸店等，以获取丰利。以致玄宗时就曾下令：“禁九品以下清资官置客舍、邸店、车坊”⑥。但无法禁止，后来唐政府只好规定贵族官僚的邸店，同百姓一样交税，如宣宗时的敕令：“应公主家有庄宅、邸店，宜依百姓例差科”⑦。地方上的节度使、观察使也多做生意，《唐会要》载：“诸道节度、观察使，以广陵当南北大冲，百货所集，多以军储货贩，列置邸肆，名托军用，实私其利息”①。由于官僚经商极为普遍，因此武宗在赦文中曾说：“如闻朝列衣冠，或承华胄，或在清途，私置质库楼店，与人争利”②。唐朝市场上还活跃着许多少数族商人和外国商人。《资治通鉴》载：长安的回纥和西域商人经常以千数，他们在这里“殖资产，开第舍，市肆美利皆归之”③。回纥商人常“驱马市茶”④。扬州和广州是外商云集的地方。刘展之乱时，平卢都知兵马使田神功进军扬州时，曾大掠居人资产，鞭笞发掘略尽，商胡大食、波斯等商旅，死者数千人”⑤。广州的外商更多，据载，黄巢破广州时，杀死外国商人 １２ 万至 ２０ 万人⑥。此说法虽夸大荒诞，但却反映广州的外国商人确实很多。此外，新罗、日本商人活动于明州、扬州、楚州等处的，数量也不少。外国商人到中国来，很多都是做珠宝生意。如《太平广记?宝珠》引《广异记》载：“途次陈留，宿于旅邸，夜闻胡斗宝……。”又同书《守船者》引《原化记》载：“乃一珠径寸，光耀射目，……至扬州胡店卖人，获数千缗。”同书《鬻饼胡》载：“忽闻新有胡客到城，因以珠市之。”同书《萧旷》引《传记》曰：“龙女出轻绡一匹，赠（萧）旷曰：‘若有胡人购之，非万金不可。”这些记载都反映了外国商人来华之众和他们的富有。唐朝诗人在诗中常提到卖酒的“胡姬”可见外国女子在华做经商买卖的也很多。在交易频繁的情况下，为了减少支付钱币的麻烦，唐后期，各大商业城市都出现了具有信用性质的柜坊。柜坊也叫僦柜或寄附铺。商人将钱币存放在柜坊中，柜坊根据商人所出凭证代为支付，收取一定的柜租。柜坊的出现时间，当在德宗以前。德宗初年，曾向僦柜借 １／４ 的钱以供军用。初时柜坊代客保管钱物，以后还可收买贵重物品，甚至连奴婢、牲畜都可以寄放。商人取钱取物，既可凭票据，也可以信物领取。如《太平广记?张老》述：“（张老对妻兄韦义方说）兄若无钱，可于扬州北邸卖药王老家取一千万，持此（席帽）为信。……（韦）乃往扬州，入北邸，而王老者，方当肆陈药。韦前曰：‘叟何姓？’曰‘姓王’。韦曰：‘张老令取钱一千万。持此帽为信’。王曰：‘钱即实有，席帽是乎？’韦曰：‘叟可验之，岂不识耶！’王老未语，有小女出青布帏中，曰：‘张老常过，令缝帽顶，其时无皂线，以红线缝之，线色手踪，皆可目验。’令取看之，果是也。遂得载钱而归。”从这个故事可得知，柜坊也可由其他商店兼营。扬州是豪商富贾云集之处，柜坊相当多。长安也是商业大都会，且为官僚■集荟萃处所，柜坊更多。如大商人窦乂，在长安西市就开设了许多柜坊，《太平广记?窦乂》述：“乂西市柜坊，锁钱盈余。”有不少官僚都存钱于柜坊，当时柜坊存官僚钱者不下 ５０ 万贯，多则数百万贯。柜坊的出现，使商人既可避免收受大量钱币的烦劳，又比较安全，因而有利于商品交易活动的发展。
　　④　参见尉迟偓《中朝故事》。⑤　《资治通鉴?唐纪五十八》。⑥　《旧唐书?玄宗纪下》。⑦　《唐全文》卷八十一，宣宗：《禁公主家邑司擅行文牒敕》。①　《唐会要?市》。②　《全唐文》卷七十八，武宗：《会昌五年加尊号后郊天赦》。③　《资治通鉴?唐纪四十一》。④　《新唐书?陆羽传》。⑤　《旧唐书?邓景山传》。⑥　参见《中西交通史资料汇编》。
　　唐后期，币材（铜）缺乏，货币流通不足，加之实行两税后，大量税收需纳钱，同时一部分钱币流出境外，及民间出现销钱铸器等现象，更加剧了钱币的不足，因此诸道州府往往禁止现钱出境。宪宗元和年间（公元 ８０６—８２０ 年），商人创立了飞钱制度，以解决货币流通中出现的难题。当时各道在长安都有进奏院，商人们在长安售出商品后，便将货款交给本道的进奏院，由进奏院发给票据。商人回到本道，合券取钱。这种办法，一方面解除了商人携带钱币的不便或可能遭遇的风险，另一方面也免得地方政府不断运钱到京供给进奏院的需要，因双方都感方便，所以飞钱又称便换。除进奏院经营飞钱业务外，诸军、诸使、富商也都参与经营。元和七年（公元 ８１２ 年），盐铁使王播又“奏商人于户部、度支、盐铁三司飞钱，谓之便换”①。于是户部、度支、盐铁三司也经营飞钱业务。飞钱制度的产生，是商业发展的产物，它一方面加速了货币流通速度，另一方面又使京城保持有一定数量的货币流通，对解除通货紧缩，繁荣市场起了积极的作用。总之唐朝后期的商业，继续发展，并且更趋活跃，为以后两宋时期商业的繁荣创造了条件。
　　①　《旧唐书?食货志下》。
　　（四）高利贷剥削的盛行
　　随着封建商业的发展，唐代高利贷业颇为盛行。其时，高利贷的形式，大体分为三种：（一）质库，亦称收质、纳质，与后世的当铺差不多。贷者先以物送交质柜，质钱以归，以后付息还本，再取回质物。史书上称为“僦柜质钱”。《资治通鉴?唐纪四十三》胡三省注说：民间以物质钱，异时赎出，于母钱之外，复还子钱，谓之僦柜。”由此可知，柜坊很多就是经营这种高利贷的。许多贵族官僚也都经营质库，放高利贷。（二）质举，这是一种须提供担保物品押拈的高利贷，它与质库不同，抵押品不需交给放债人保管，而是借债人指定以某物作抵押，将来不能偿还借款时，由放债人没收该抵押品作偿。如《唐阙史?赵江阴政事》载：楚州淮阴东邻，“因以庄券质于西邻，贷缗百万，契书显验，且言来岁赍本利以赎。”这是以田契作为抵押品，此种抵押贷款颇为流行，民间田地、宅舍、牛羊以及其他物品等都可以作为贷款抵押品。（三）举贷，亦称举放、出举，这是一种不用抵押品的高利贷。当时也颇为流行。唐时，富商大贾多凭借手中雄厚的商业资本，积极从事高利贷活动。他们苛剥百姓，利息奇重。如现存的一纸代宗大历年间（公元 ７６６—７７９ 年）的“举钱”契券：举钱一千，每月纳二百文，计六个月本利并还。有的高利贷者甚至得到“钥匙”的绰号。《太平广记?刘钥匙》述：“陇右水门村，有店人曰‘刘钥匙’者，不记其名，以举债为家业，累千金；能于规求，善聚难得之货，取民间资财，如秉钥匙开人箱箧帑藏，盗其珠珍不异也，故有‘钥匙’之号。”。这种高利贷者，比强盗不差。富商大贾们不仅“举债”剥削穷人，而且也向达官贵人们放债。尤其唐后期，一般官吏多向商人借利贷，贿赂买官，到任后苛剥农民还债。“自大历以来，节度使多出禁军，其禁军大将资高者，皆以倍称之息贷钱于富室，以赂中尉，动逾亿万，然后得之，未尝由执政。至镇，则重敛以偿所负”①。这些人当时被称为“债帅”，他们的借债实际上是由百姓偿还的。此外，外国商人也大肆放债。如《文宗禁与蕃客交关诏》中说：“如闻顷来京城内衣冠子弟及诸军使，并商人百姓等，多有举诸蕃客本钱”②。再如穆宗时（公元 ８２１—８２４ 年），“贬右龙武大将军李甚为宣州别驾，甚子贷回纥钱一万一千四百贯不偿，为回纥所诉，故贬甚”①。可见“蕃商”不仅广泛放债，而且还受到唐政府的支持。寺院僧侣承前代习惯，依旧经营高利贷业。如《两京新记》卷三载：“化度寺，……贞观之后，钱帛金绣，积聚不可胜计，常使名僧监藏，供天下迦蓝修理。……燕、凉、蜀、赵，咸来取给；每日所出，亦不胜数；或有举便，亦不作文约，但任至期还送而已。”又如近代在新疆发现的德宗建中三年（公元 ７８２ 年）《健儿马令痣举钱契》：“建中三年七月十二日，健儿马令痣为急要钱用，交无得处，遂于护国寺僧虔英边举钱壹仟文，其钱每月头分生利口佰文。如虔英自要钱用，即仰马令痣本利并还。如不得，一任虔英牵掣令痣家资牛畜，将充钱直，还有剩不追。恐人无口（信），故立私契，两共平章，画指为记”②。
　　①　《资治通鉴?唐纪五十九》。②　《全唐文》卷七十二，《文宗禁与蕃客交关诏》。①　《册府元龟》卷九九九。
　　唐代的王公大臣、皇亲国戚，以及各级官吏也是重要的高利贷者，《高季辅传》说：“公主之家，……贵勋之家，……放贷出举，追求什一。”《唐会要?县令》载天宝九年（公元 ７５０ 年）十二月敕也说：“郡县官僚，共为货殖，竟交互放债侵人，互为征收，割剥黎庶。”再如武宗会昌五年（公元８４５ 年）颁布的“加尊号后郊天赦文”中说：“如闻朝列衣冠，或代（世）承华胄，或在清途，私置质库、楼店，与人争利”③。为了避免贵族、官僚“与人争利”，缓和阶级矛盾，唐政府曾多次明令禁止放债，如《唐令拾遗》载：“诸王、公主及宫人，不得遣亲事帐内邑司客部曲等，在市兴贩，及邸店沽卖者、出举。”开元十五年，玄宗也下令：“应天下诸州县官，寄附部人兴易，及部内放债等，并宜禁断”①。但是这些禁令实际上是不会取得什么效果的。除了私人举放的高利贷外，唐政府也经营高利贷。唐初就专设有捉钱令史，从事高利贷业经营活动。据《唐会要》载：“武德元年（公元 ６１８ 年）十二月，置公廨本钱，以诸州令史主之，号捉钱令史。每司九人，补于吏部，所主才五万钱以下，市肆贩易，月纳息钱四千文，岁满授官”②。唐政府经营的这种高利贷，利率极高，年利率达 ４８０００，几乎是 １００％。以后随着经济的发展，利率逐渐降低。如开元时，收赢 ６／１０，会昌时（公元 ８４１—８４６ 年），四分收利。利率虽降，但放贷本钱也增加了。如元和（公元 ８０６—８２０ 年）后期，秘书省等 ２２ 个机构，放高利贷的本钱，就有 ５３９５２ 贯 ９５５ 文。而对农民的贷款，所收利息可达本钱的四倍五倍，最高甚至达到 １０ 倍以上，农民无法偿还，只好逃亡，官府便令保人或借债人子孙亲友代偿。借债人死亡，也要由子孙偿还，“子孙又尽，移征亲戚旁支；无支族，散诸保人；保人逃死，或所由代纳”③。可见官府高利贷之苛刻。唐政府积极参予高利贷业，更带动了高利贷活动的发展。广大农民在官府、私人的高利贷剥削之下，日趋贫困，难以自拔。如《旧唐书?杜亚传》说：“乃取军中杂钱，举息与畿内百姓。每至田收之际，多令军人车牛散入村乡，收敛百姓所得菽粟将还军。民家略尽，无可输税，人多艰食，由是大致流散。”高利贷加在农民身上的痛苦，更加促进了阶级矛盾的尖锐化。总之，唐后期社会经济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尤其工商业的发展更为显著，为宋代封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条件。但在这个发展过程中，土地益趋集中，庄园经济过分发达，造成农民大量破产逃亡；加之两税法的剥削日益沉重，其他苛捐杂税又纷至沓来，高利贷剥削严重，农民无法生存下去，终于导致僖宗乾符元年（公元 ７８４ 年）唐末农民大起义的爆发。
　　②　《敦煌资料》第一辑，《契约、文书》部分。③　《唐全文》卷七十八，《会昌五年加尊号后郊天赦文》。①　《唐会要?杂录》。②　《唐会要?诸司诸色本钱上》。③　《唐会要?诸司诸色本钱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