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五代经济史之唐中叶均田制的破坏和两税法的实行

唐中叶均田制的破坏和两税法的实行
　　（一）均田制的破坏和地主庄园经济的发展
　　１．均田制的破坏唐朝前期实行的均田制，到唐代中叶，遭到彻底破坏。唐均田制遭到破坏的主要原因，是土地兼并的日益激烈，大土地私有制的迅速膨胀，打破了均田制的原有格局。唐中期实行的均田制，与前期相比，虽然是最为完备的，但是它却放宽了对土地买卖的限制，甚至连口分田在某种情况下也可以买卖，这就给土地兼并的发展，大土地私有制的发达，开了方便的途径。同时各级贵族、官僚、地主受得大量永业田，使他们拥有的私有土地数量远远超过一般农民，这也助长了大土地私有制的发展。这样，均田制的实行，不仅不能根本抑制土地兼并，而且在客观上扶植了封建地主大土地私有制的发展。随着唐朝前期社会经济的兴旺发达，农业、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商品经济得到空前的繁荣，日益打破自然经济的闭塞状态，促使土地日益私有化和商品化，导致土地买卖和土地兼并的迅速加剧，对均田制造成了强有力的冲击。唐朝政府虽然多次下诏禁止土地买卖，但均未奏效。在土地兼并的过程中，贵族、官僚、地主和富商成为兼并的主导力量。《册府元龟?田制》说：“王公百官及富豪之家，比置庄田，恣行吞并，莫惧章程。借荒者皆有熟田，田之侵夺；置牧者唯指山谷，不限多少。受及口分永业，违法买卖，或改籍书，或云典贴，致令百姓无处安置。乃别停客户，使其佃食，既夺居人之业，实生浮惰之端。远近皆然，因循亦久。”他们通过“借荒”、“置牧”、“包佃”等办法，既将封建国家的公田攫为己有，更将农民的耕地吞并过来。另外，由于寺院经济的发达，僧侣地主也是兼并土地，破坏均田制的一支重要力量。唐初时寺院已经是“驱策田产，积聚货物，耕织为生，估贩成业”①，来掠夺农民。武则天统治时期，寺院经济更加发展，“膏腴美业，倍取其多；水碾庄园，数亦非少”②。及至唐代宗时，“凡京畿之丰田美利，多归寺观，吏不能制”③。寺院占田逾限，显然也破坏了均田制。在贵族、官僚、地主、富商以及寺院僧侣地主大肆兼并土地的同时，农民则成为土地兼并的主要对象，他们日益陷入失去土地、贫困和破产的境地。因此土地兼并的日益激烈，从根本上打破了均田制原有的格局。其次，随着经济的繁荣发展，人口的迅速增殖，使封建国家掌握的公田越来越少，日益枯竭，从而失去了均田制继续推行的物质条件。唐朝建国初期，在唐太宗贞观年间（公元 ６２７—６４０ 年）全国户数不满３００ 万户，到唐玄宗天宝十四年（公元 ７５５ 年），全国户数增至 ８１９ 余万户。农户增加近两倍，而耕地不可能倍增，加之均田制规定永业田归私人所有，不再交还国家所有，以及地主大土地私有制的发展，使大量国有土地转化为私有土地。这样，国家掌握的土地愈来愈少，而人口益众，土地不敷分配的问题日益严重，使均田制的继续推行丧失了最基本的物质条件。
　　①　《旧唐书?高祖纪》。②　《旧唐书?狄仁杰传》。③　《旧唐书?王缙传》。
　　再次，封建政府的赋役日趋苛重，也促使了均田制的破坏。早在贞观年间，随着生产的逐渐恢复和发展，封建剥削就与日俱增，尤其是徭役的征发，原来租庸调法中规定的所谓减免办法，一概成为一纸空文，以致贞观十一年（公元 ６３７ 年）马周上疏指出：“供官徭役，道路相继，兄去弟还，首尾不绝。远者往来五六千里，春秋冬夏，略无休时。陛下虽每有恩诏，令其减省，而有司作既不废，自然须人，徒行文书，役之如故”①。贞观十三年（公元 ６３９ 年），魏征也上疏说：“顷年以来，疲于徭役，关中之人，劳弊尤甚。杂匠之徒，下日悉留和雇；正兵之辈，上番多别驱使；和市之物，不绝于乡闾；递送之夫，相继于道路”②。史载当时河西地区（今甘肃兰州市以西河西走廊一带），由于兵役粮运，飞刍挽粟，十室九空，数郡萧然，五年不复”③。在所谓“贞观之治“的年代，赋役已经这样苛重，后来更甚。唐高宗时裴守真曾上表称：“一夫之耕，才兼数口；一妇之织，不赡一家。赋调所资，军国之急，烦徭细役，并出其中。黠吏因公以贪求，豪强恃私而逼掠，以此取济，民无以堪”④。武则天专权时，赋敛益重，为此狄仁杰上疏着重指出：“近缘军机，调发伤重，家道悉破，或至逃亡，剔屋卖田，人不为售，内顾生计，四壁皆空。重以官典侵渔，因事而起，取其髓脑，曾无心愧。修筑城池，缮造兵甲，州县役使，十倍军机。官司不矜，期之必取，枷杖之下，痛切肌肤。”①狄仁杰还指出：“方今关东饥馑，蜀汉逃亡，江淮以南，征求不息，人不复业，则相率为盗。”②由于剥削的残酷，已导致不少地区农民举行起义。到开元、天宝之际，社会经济发展到顶峰，非常繁荣，而剥削尤为苛重，“诸州送物，作巧生端，苛欲副于斤两，遂则加其丈尺，有至五丈为匹者”③。官府任意苛剥农民，据《新唐书?食货志》载：当时，“天子骄于佚乐，而用不知节。大抵用物之数，常过其所入，于是钱谷之臣，始事朘刻。太府卿杨崇礼，勾剥分铢，有欠折渍损者，州县督送，历年不止。其子（杨）慎矜，专知太府，次子（杨）慎名知京仓，亦以苛刻结主恩。王鉷为户口色役使，岁进钱百亿万缗，非租庸正额者，积百宝，大盈库，以供天子燕私。”由于赋役的繁重，农民无力负担便纷纷逃亡。户籍失实，伪诈甚多，使均田制失去了贯彻执行的依据。为了维护均田制，增加封建国家的财赋收入，扩大徭役的征发，开元九年（公元 ７２１ 年），宇文融建议检括逃户，于是唐玄宗命宇文融充使推勾。宇文融陆续奏置劝农判官 ２９ 人分行各地，检括逃户和籍外田。同时唐政府颁布法令，规定逃户自首，听于所在附籍，并且可免除 ６ 年的租调和徭役，只收轻税。括户工作到开元十二年（公元 ７２４ 年）结束，得户 ８０ 余万，田亦称是，得钱数百万贯。但是，这种措施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地主土地兼并的现状。
　　①　《贞观政要?论奢纵》。②　《贞观政要?论慎终》。③　《贞观政要?议安边》。④　《唐会要?租税上》。①　《旧唐书?狄仁杰传》。②　《旧唐书?狄仁杰传》。③　《通典?食货典?赋税下》。
　　唐统治者为了增加财赋收入，还采用“摊逃”的办法，即将逃亡农民所担负的租调由那些未逃亡的农民来分摊征课，其结果引起更多农民逃亡，造成辗转增多的恶性循环。失掉土地的大量农民，或者沦为大地主的隐匿佃户，或者流散逃亡，或者武装起义，以致天下课户愈益减少，国家财政收入来源日蹙。天宝末年，安史之乱之后，一切典章制度均无法贯彻实施，均田制亦名存实亡。随着均田制的破坏，与之相适应的租庸调制也无法实行。为了解决封建国家的财政危机，唐德宗建中元年（公元 ７８０ 年），改行两税法，代替租庸调制，从而宣告了均田制的最终瓦解。至此，自北魏孝文帝创建均田制以来，历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以至隋、唐，共约三个世纪之久的均田制，便完成其历史使命退出历史舞台。均田制完全废止了，而封建大土地私有制与地主庄园经济便日益发展起来。２．地主庄园经济的发展唐代的庄园有各种名称，如田庄、庄田、庄宅、庄院、山庄、田园、田业、别墅、别业、庄、墅、园等等。庄园经济在南北朝时就颇为发达。唐代，随着大土地私有制的迅猛发展，庄园经济也就日趋发达，尤其是中后期，庄园发展尤为兴盛，达到了高峰。唐高宗时，王方翼的“凤泉别业”，“辟田数十顷，修饰馆宇，列植竹木”①，规模就不小。此后，官僚地主侵夺田地，设置庄园者，比比皆是。唐玄宗曾在诏书中指出：“王公百官及富豪之家比置庄田，恣行吞并”②。可见庄园经济已发展到相当的规模。安史之乱后，均田制既坏，土地兼并再无限制，庄园经济更加发达，故陆贽指出：“今制度弛紊，疆理隳坏，恣人相吞，无复畔限，富者兼地数万亩，贫者无容足之居”①。唐代的庄园，依土地所有者身份的不同，大致分为皇室庄园、官府庄园、官僚地主庄园和寺院庄园等。皇室庄园亦称皇庄，是皇帝和皇室所有土地经营的管理形式，实即把公田的一部分，即国有土地中最肥沃的良田，或最丰美的山林川泽，或是没收罪犯的膏腴良田由皇室直接占有，设内庄宅使、内园使或内宫苑使等来经营管理，多由官宦充任。武后时就设置了庄宅使。高承的《事物纪原?庄宅》载：“李吉甫《百司举要》曰：则天分置庄园使。又曰：司农别有园苑庄宅使。冯鉴《续事始》则云玄宗置。”庄宅使即后来的内庄宅使。唐代皇室庄园很多，在全国到处都有。唐代宗大历年间（公元７６６—７７９ 年），“内庄宅使奏：州府没入之田，有租万四千余斛”②。唐顺宗即位时（公元 ８０５ 年）下诏内庄宅使说：“（贞元）二十一年十月已前百姓所欠诸色课利、租赋、钱帛，共五十二万六千八百四十一贯、石、匹、束，并宜除免”③。可见皇室庄园占田之多，赢利之丰。皇室庄园的土地或者出租，招佃农耕作收取租谷；或者以官奴婢、流犯、罪徒耕作；或者雇工耕作。如《唐会要》载，严郢奏疏：“请以内园植稻明之，其秦地膏腴田，称第一。其内园丁皆京兆人，于当处营田，月一替，其易可见。然每人月给钱八千，粮食在外，内园丁犹僦募不占。”④于此，可见在京城的皇室庄园内雇有“园丁”耕作。
　　①　《旧唐书?王方翼传》。②　《册府元龟?田制》。①　《陆宣公集》卷二二，《均节赋税恤百姓》第六。②　《唐会要?租税上》。③　《旧唐书?顺宗本纪》。
　　官府庄园亦称官庄，为封建政府所掌握的庄园，在司农使和工部屯田郎中下，包括官司的公廨田、职田，以及许多屯田和营田。安史之乱后，这些土地多设置庄园，京内各官庄由庄宅使、宫使、宫苑使等管理，各州县地方官田则由各地方官府直接管理。如长春宫使在唐玄宗时所管的许多田地，在唐敬宗的敕令中就径称为庄宅了。官府庄园土地亦有许多是没收私人庄宅而来。如安史之乱中，唐军收复长安后，唐肃宗下诏说：“其近日逆人及隔绝人庄宅，宜即括责，一切官收。”①这些原属私人的庄园，都被收归官有，改为官庄。官府庄园除了少数由官奴婢、吏卒、罪徒等直接耕作外，大多招租给佃农耕种，但实际上多是抑配，即强派农民租种，官府收取定额租谷。如“百司职田，在京畿诸县者，访问本地，多被所由侵隐，抑令贫户佃食蒿荒”②，再如“京百司田，散在畿内诸县，旧制配地出子。岁月已深，佃户至有流亡，官曹多领虚数”③，说明官庄田地多是抑配派租给农民耕种。关于官庄佃户的租额，如元稹所说：“其诸色职田，每亩约税粟三斗，草三束，脚钱一百二十文。若是京官上司职田，又须百姓变米雇车船送，比量正税，近于四倍加征。既缘差税至重，州县遂逐年抑配百姓租佃。……其公廨田、官田、驿田等，所税轻重，约与职田相似，亦是抑配百姓租佃，疲人患苦，无过于是”④。唐政府掌握的屯田和营田面积也很大，如楚州的营田，即《通典》所称之“洪泽屯”，营田使由宰相遥领，其下田官就有几百人，占地面积当不会小⑤。又如唐宪宗元和年间（公元 ８０６—８２０ 年），振武的屯田，“东起振武，西逾云州，极于中受降城，凡六百余里，列栅二十，垦 田三千八百余里，岁收粟二十万石”①，占地极广。此外如毕诚在邠宁屯田，年亦收 ３０ 万斛。此种事例不在少数。唐玄宗以后，节度使多兼营田使，进行营田或屯田。官僚地主的庄园是贵族、官僚、地主和商人等私有的庄园。这些庄园是建立在官僚地主兼并占有的大量公私田地基础上的。唐代大官僚地主都拥有众多的庄园，如名将郭子仪占地极多，“自黄蜂岭洎河池关（今陕西郿县南），中间百余里，皆故汾阳王私田”②。他在京城还有“城南别墅”。又如良相裴度在洛阳有“午桥别墅”；李德裕在洛阳有“平泉庄”，周围十余里，台榭百余所，良田众多。这些名将良臣都如此，一般达官显宦就更不用说了。元载在京师“城南膏腴别墅，连疆接畛，凡数十所”③。司空图的“司空庄”，据说“司空图侍郎，旧隐三峰，天祐来，移居中条山王官谷。周回十余里，泉石之美，冠于一山。北岩之上，有瀑泉流注谷中，溉良田数十顷。至今子孙犹存，为司空之庄耳。”④唐末宰相韦宙的“江陸别业”也是有名的大庄园，据《太平广记》说：“相国韦宙善治生，江陵府东有别业，良田美产，最号膏腴，积稻如坻，皆为滞穗。咸通初，授岭南节度使，懿宗以番禺珠翠之地，垂贪泉之戒。宙从容奏曰：‘江陵庄积谷尚有七千堆，固无所贪矣。’帝曰：‘此所谓足谷翁也。’”⑤另外，宋之问的“兰田山庄”、王维的“辋口庄”等也很著名。其他如“刘晏判官李邈，庄在高陵，庄客悬欠租课，积五六年，邈因官罢归庄，方欲勘责”⑥。又“江南军使苏建雄，有别墅，在昆陵，恒使傔人李诚来往检视”①。这些大官僚大地主所设庄园，不仅面积都很大，而且庄园中都建有美丽的庄宅或庄院，亭台楼阁，清泉怪石，点缀其中。他们的庄园往往设置庄吏或别墅吏进行管理，如郑光者，“宣宗之舅，别墅吏颇恣横，为里中患，积岁征租不入”②。唐时，中小官吏、一般地主、工商业主也都有庄园。如河南登封有一士人，“庄园在登封县”；大历（公元 ７６６—７７９年）中，有士人，“庄在渭南”；蜀人母乾昭，“有庄在射洪县，因往庄收刈”③。刘积中“尝于京近具庄居”，太和（公元 ８２７—８３５ 年）末，“荆南松滋县有士人，寄居亲故庄中肄业”④。这类不太大的庄园，一般由庄主自己管理。母乾昭的庄园，即由其自己管理经营。唐代小地主或士人拥有小庄园也是很普遍的。
　　④　《唐会要?疏凿利人》。①　《唐大诏令集》卷一二三，《收复京师诏》。②　《唐会要?内外官职田》。③　《唐会要?内外官职田》。④　元稹：《元氏长庆集》卷三十八，《同州奏均田》。⑤　参见《旧唐书?薛珏传》。①　《新唐书?食货志》。②　孙樵：《孙樵集》卷四，《兴元新路记》。③　《旧唐书?元载传》。
　　寺院庄园是僧侣地主所有的庄园。由于唐代均田制规定僧侣道士、尼姑女冠都可以受田，而且僧侣地主还积极参与土地兼并和接受献田，因而他们都占有了大量的土地。和世俗地主一样，僧侣地主在他们所占有的土地上，也都设置了庄园。这些庄园有属于僧侣个人私有的，亦有属于寺院所有的。属于某个寺院所有的庄园，通常称为常住庄田。如宜春郡的齐觉寺，“其寺常住庄田，孳畜甚多”⑤，又如新淅县真阳观，“其常住有庄田”⑥。寺院占田数相当多，如少林寺有柏谷庄，占地 ４０ 顷⑦。越州阿育王寺有田 １０ 顷，“真陆水膏腴之沃壤”①。陇州大像寺“管庄大小共七所，都管地总伍拾叁顷伍拾陆亩叁角荒熟并柴浪等”②。山东长山县长白山醴泉寺亦有“庄园十五所”③。寺院庄园均设有知庄或知墅的职事僧进行管理经营。如嵩岭菩提寺就有“知庄僧惠沼”④。每年年终，知庄僧或知墅僧须向寺中报告庄园的收入情况。唐时佛道盛行，寺院经济在唐初发展得已颇为可观。武德九年（公元 ６２６ 年），唐高祖李渊“以京师寺观不甚清净”⑤，曾下诏说：“乃有猴贱之侣，……出入闾里，周旋阛阓，驱策田产，聚积货物。耕织为生，估贩成业，事同编户，迹等齐人。”⑥可见其经济势力已是相当发展。以后寺院庄园经济随着佛道教的盛行而日益发展壮大，它不但经营农业生产，还开设邸店、行铺、水硙，经营商业，放高利贷，而且还私庇人口，供己役使。由于寺院占田过多，严重影响唐政府的收入，所以玄宗下令说：“寺观广占田地及水碾硙，侵损百姓，宜令本州长官检括，依令式以外，及官人百姓将庄田宅舍布施者，在京令司农即收，外州给贫下课户。”⑦然而由于未能从根本上解决寺院庄园经济兼并土地和人口的问题，故寺院庄园经济仍然在继续不断发展，与封建国家争财源和劳动力的矛盾也日趋激化，及至武宗时，终于演成一场大规模的灭佛运动。会昌五年（公元 ８４５ 年）全国共毁“寺四千六百余所，还俗僧尼二十六万五百人，收充两税户，拆招提、兰若四万余所，收 膏腴上田数千万顷，收奴婢为两税户十五万人。”①可见寺院所占庄田之多。
　　④　《南部新书》辛卷。⑤　《太平广记?韦宙》。⑥　《酉阳杂俎》卷十三。①　《太平广记?李诚》。②　《唐语林?政事下》。③　《太平广记?母乾昭》。④　《酉阳杂俎》卷十五。⑤　《太平广记?上谷》。⑥　《太平广记?真阳观》。⑦　王昶：《金石萃编》卷七十七，《少林寺碑》。①　王昶：《金石萃编》卷一○八，《阿育王寺常住碑》。②　王昶：《金石萃编》卷一一三，〈重修大像寺记》。③　僧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二。④　《太平广记?姚坤》。
　　庄园经济所经营的项目十分广泛。除主要以农业生产为主外，还经营手工业生产，从事商业活动等。在农业生产方面，除种植各种农作物外，还栽种各种果树与竹木，以及饲养畜禽和鱼类。庄园中有菜园、茶园、果园等。如王维的辋口庄，有肥美良田，耕种谷物；还有竹林、果园、瓜园、菜围等种植各种作物②。柳谋在江陵的一个中等庄园，也“有宅一区，环之以桑，有僮指三百人，有田五百亩，树之谷，艺之麻，养有牲，出有车，无求于人”③。在手工业方面，主要是纺织及榨油、酿酒等农业产品的加工，如楚州淮阴西庄主说：“有稻若干斛，庄客某甲算纳到者；绸绢若干匹，家机所出者……”④绸绢为庄园所生产。又如元稹“在江夏襄州贾堑有庄，……庄客输油六、七瓮”⑤；袁继谦的庄上也“输油”给他⑥。可见不少庄园中有榨油点。在商业方面，像开邸店、旅舍、车坊、牛坊，以及出售本庄园生产的粮食、菜蔬、茶、果、纺织品等。由于庄园中有一定程度的分工，进行集约经营，加之庄园经济和市场也有一定的联系，因而安史之乱以后，不仅农业经济还有进一步的发展，而且工商业在庄园经济发达的基础上，也得到了发展。庄园的田地，除一小部分由庄园主自己直接经营外，其余大部分都出租给农民耕作。直接由庄园主经营的庄田所使用劳动力，在皇庄、官庄中是由官奴婢、吏卒、刑徒、僮仆或征发来的民夫及雇佣来的工人等充任的。官僚地主富商的私庄亦多用奴婢、僮仆等。寺院庄园则由僧奴、下级僧徒耕作。由于直接经营庄田劳心费力，故各庄园主都愿将大部分土地租给农民，致使唐中后期租佃制大为盛行。耕种庄田的佃农都是失去土地，投附庄园主的破产农民，有庄客、庄户、佃户、客户等多种称呼。他们所受剥削沉重，在官庄每亩须交租粟三斗、草三束、脚钱 １２０ 文，在私庄则每亩须交一石或五斗。尽管私庄剥削重于官庄，但因私庄客受庄园主隐庇，可免去封建国家的差徭杂役等，故破产农民，很多还是依附于私庄。
　　⑤　《旧唐书?高祖本纪》。⑥　《旧唐书?高祖本纪》。⑦　《唐太诏令集》卷一一○，《诫励风俗敕》。①　《旧唐书?武宗本纪》。②　参见《王右丞集》卷十七，《请施庄为寺表》卷十三，《辋川集并序》。③　柳宗元：《柳河东集》卷二十四，《送从弟归江陵序》。④　高彦休：《唐阙史?赵江阴政事》。⑤　《酉阳杂俎》卷八。⑥　《太平广记?袁继谦》。
　　（二）财赋制度的整理和两税法的实行
　　安史之乱以后，均田制遭到破坏，租庸调法亦随之毁损，加之藩镇割据，唐中央政府直接控制的区域大大缩小，造成财政匮乏，“王赋所入无几”①。于是唐政府巧立名目，多方榨取，又激起了农民的反抗，其中规模较大的是南方袁晁、方清等领导的武装起义。为了增加财政收入和缓和阶级矛盾，唐代中叶，封建政府着手对财赋制度进行整理。１．刘晏整顿财赋制度的措施肃宗乾元元年（公元 ７５８ 年），根据盐铁使第五琦的建议，唐政府在产盐区设置盐院，统购亭户所煮的盐，同时在各州县设置盐官，实行专卖，把每斗盐价由 １０ 文提高到 １１０ 文。此举措使唐政府的财政收入大为增加。乾元三年（公元 ７６０ 年），刘晏兼任盐铁使，对财赋制度进行了进一步的整顿：（１）改变盐法，实行自由经营的办法放弃第五琦的官产官销政策，撤消原来非产盐区的州县盐官，只在产盐地区设置盐官，收购亭户所煮的盐，加价转卖给商人，任由他们运到各地出售。为了保证官盐的运销，刘晏还采取以下措施：第一，设置十三巡院，加强缉私，严禁私盐的运销，以保护贩卖官盐的利益。十三巡院的任务除缉私外还兼负招商推销官盐①。第二，禁止各道对过境商盐船身及商船使用堰埭征取通过税，使盐在离开盐场以后即通行无阻，便利盐的转运，也保持盐价的平稳。第三，在距产盐区较远的地区设置常平盐，当盐供给不上时，减价出售。既可保证盐的流通，稳定社会秩序，又可增加政府财赋。第四，规定盐商如纳绢以代盐利，每绢价 １０００ 提高 ２００，以鼓舞商人购运，同时又为军队将士的春服准备好了材料②。刘晏改革盐法后，唐政府的盐利岁入 ６０ 万贯，到代宗大历（公元 ７６６—７７９ 年）末年，增加到 ６００ 万贯。（２）整顿漕运参阅唐前期社会经济的发展繁荣部分之（五）“漕运事业的发达”。（３）整顿常平西汉以来，统治者为了调剂粮食价格和备荒，在各地建立了一些粮食仓库——常平仓。唐初也在各地设置常平本钱以作收售谷物之用。安史之乱时，常平制度中断。广德二年（公元 ７６４ 年），第五琦奏请“每州置常平仓及库使，自商量置本钱，随当处米物时价，贱则加价收籴，贵则减价粜卖”①。两年后正式设置常平使，由刘晏及第五琦分领天下常平业务，后由刘晏独掌。刘晏对常平制度进行了进一步整顿。他下令在各州常平仓保持三百万斛的存粮，并在诸道设巡院，各置知院官，让他们“每旬月具州县雨雪丰歉之状白使司”②，以便“丰则贵籴，歉则贱粜”③。此举不仅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了各地粮价的稳定，同时也使唐政府获得了大利。此外，刘晏还实行了有利于刺激工商发展的租税措施，以及筹划各地的蠲免和赈济工作，减少了农民的逃亡。刘晏整顿财赋的一系列措施，顺应了当时客观经济发展的趋势，使唐王朝的财政收入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解决，为以后两税法的实行也准备了条件。２．两税法的实行
　　①　《旧唐书?杨炎传》。①　《云笈七签》卷一二一。②　《新唐书?食货志》。①　《唐会要?榷酤》。②　《资治通鉴?唐纪四十二》。③　《资治通鉴?唐纪四十二》。
　　两税法来源于唐前期户税和地税的征收。唐朝前期在实行租庸调法的同时，另有户税和地税以为补充税收。户税始于汉代，东汉末曹操平袁绍，定每户征收绢二匹、绵二斤。晋武帝司马炎时发展为户调。唐初，武德七年（公元 ６２４ 年），唐高祖“令天下户量其资产，定为三等”①，征收户税。贞观九年（公元 ６３５ 年），太宗又下诏：“天下户三等，未尽升降，依为九等”②，把三等中的每等又分为上中下，成为九等。户税与租庸调制不同，首先，它是以资产为本，按人户的资产多少征收，而租庸调是“以丁为本”，即以丁口为课税对象。其次，户税征收钱币，而租调则征收实物，庸也可以折纳实物。再次，户税自王公以下到普通农民都要负担，而租庸调则规定王公、贵戚、品官勋爵及不定居的商贾等都享有一定免除赋役的特权。由于户税从王公以下都要负担，因此富商大贾往往勾结官府，求居下等，以求少交。代宗大历四年（公元 ７６９ 年），唐政府对户税进行整顿，明令按户等交税规定：“天下及王公以下，自今以后，宜准度支长行旨条，每年税钱：上上户四千文，上中户三千五百文，上下户三千文，中上户二千五百文，中中户二千文，中下户一千五百文，下上户一千文，下中户七百文，下下户五百文。其现任官一品，准上上户税，九品准下下户税，余品并准依此户等税。若一户数处任官，亦每处依品纳税。……其百姓有邸店行铺及炉冶，应准式合加本户二等税者，依此税数勘责征纳。其寄庄户，准旧例从八等户税，寄住户从九等户税，比类百姓，高恐不均，宜各递加一等税。其诸色浮客及权时寄住户等，无问有官无官，亦所在为两等收税，稍殷有者，准八等户税，余准九等户税。如数处有庄田，亦每处纳税。诸道将士庄田，既缘防御勤劳，不可同百姓例，并一切从九等输税。”③这个新规定较天宝年间的户税增加了很多。据《通典?食货典》记，天宝时（此指天宝七载至十四载，即公元 ７４８—７５５ 年），八、九等户分别纳税 ４５０文、２２０ 文，现增至 ７００ 文、５００ 文，增长了一倍左右，可见户税在唐朝的财政收入上，地位日见重要。地税是沿隋开皇时的社仓发展而来的。唐初以设置义仓为名，规定从王公百官到百姓，按垦田顷亩，每亩交粟二升。永徽二年（公元 ６５１ 年），高宗敕曰：“义仓据地收税，实是劳烦。宜令率户出粟，上上户五石，余各有差。”①将地税改为按户征收。永徽四年（公元 ６５３ 年）制作的《唐律疏义?厩库》中提到：“应输课税，谓租、调、地税之类”，正式出现了“地税”之名。中宗神龙元年（公元 ７０５ 年）敕曰，“天下百姓，并免今年租及地税”②，也提及了地税之名。至玄宗开元初，又恢复亩税二升。开元二十五年（公元７３７ 年）定式：王公以下，每年户别据所种田亩别，税粟二升，以为义仓。其商贾户若无田及不足者，按户等征收，上上户税五石，上中户四石，上下户三石，中上户二石，中中户一石五斗，中下户一石，下上户七斗，下中户五斗，下下户免收③。这时，地税仍以亩征收，至于商贾则因情况特殊，改为按户征收。
　　①　《唐会要?定户等第》。②　《唐会要?定户等第》；参见《旧唐书?太宗纪》。③　《唐会要?租税上》。①　《旧唐书?食货志下》。
　　安史之乱以后，在未受到战争影响特别严重的州郡，地税仍然照旧征收。代宗广德元年（公元 ７６３ 年）规定：“一户三丁者，免一丁庸税，地税依旧，凡亩税二升。”④地税的税额，也在增加，大历四年（公元 ７６９ 年）规定：“京兆来秋税，宜分作两等，上下各半，上等每亩税一斗，下等每亩税六升，其荒田如能佃者，宜准今年十月二十九日敕，一切每亩税二升。”⑤次年，又规定：“京兆府百姓，夏税上田亩六升，下田亩税五升；秋税上田亩税五升，下田亩税三升；荒田开佃者亩率二升。”①可见不仅地税每亩税额在不断增加，而且已分夏秋两季来征收。到大历八年（公元 ７７３ 年），又规定：“青苗地头钱，天下每亩率十五文，以京师烦剧，先加至三十文，自今以后，宜准诸州，每亩十五文。”②自此允许折钱交纳地税。户税和地税，到天宝年间，已占了唐王朝税收的很大部分。据《通典》载：每年地税收入约为 １２４０ 余万石，相当于粟米收入的 １／２；户税每年平均约 ２００ 余万贯，折算后相当年绢布收入的 １／３③。安史之乱后，百姓田地，“多被殷富之家、官吏吞并”④，大量的自耕农成为地主的佃户，寄住户、寄庄户、客户、逃户和隐户在户口总数中占了很大的比例。安史之乱前，天宝十四年（公元 ７５５ 年），中央掌握的户数为 ８９１４７００ 户，人口为 ５２９１９３００ 人；至肃宗乾元三年（公元 ７６９ 年），中央仅控制 １９３３１７４ 户，人口为 １６９９０３８６⑤。这样，建立在均田制基础之上，与大量的自耕农、半自耕农的存在相适应的租庸调制难以为继。为了解决财政困难，代宗大历年间，唐王朝的赋税收入，已经逐渐改变为以户税、地税为主。德宗建中元年（公元 ７８０ 年）宰相杨炎奏行两税法。他在奏疏中说：“凡有役之费，一钱之敛，先度其数而赋于人，量出以制入。户无主客，以见居为薄；人丁无中，以贫富为差。不居处而行商者，在所郡县税三十之一（后改为十分之一），度所（取）与居者均，使无侥利。居人之税，秋夏两征之，俗有不便者正之。其租庸杂徭悉省，而丁额不废，申报出入如旧式。其田亩之税，率以大历十四年（公元 ７７９ 年）垦田之数为准而均之。夏税无过六月，秋税无过十一月。逾岁之后，有户增而税减轻，及人散而失均者，进退长吏，而以尚书度支总统焉。”①其内容可归纳为：（一）中央根据财政支出计算出总税额，各州县依照中央分配的数目向本地人户征收；（二）无论主户、客户一律编入现居州县的户籍，依照丁壮和财产的多少定出户等，交纳赋税；（三）每年分夏秋两季收税，夏税不得超过六月、秋税不得超过十一月；（四）租庸调和一切杂徭、杂税全部取消，但丁额不废；（五）两税依户等（三等九级）纳钱，依田亩纳米粟，田亩税以大历十四年的垦田数为准，均平征收；（六）没有固定住处的商人，所在州县依照其资产征课 １／３０（后改为 １／１０）的税。
　　②　《唐大诏令集》，《中宗即位赦》。③　参见《通典?食货典》。④　《文献通考?田赋考》。⑤　《旧唐书?食货志下》。①　《旧唐书?食货志下》。②　《旧唐书?食货志下》。③　参见《通典?赋税下》。④　《唐会要?逃户》。⑤　参见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第 ７０ 页。
　　德宗采纳了杨炎的建议，于同年正式公布了，推行两税法的命令：“令黜陟观察使及州县长官，据旧征税数及人户土客定等第钱数多少，为夏、秋两税。其鳏寡惸独不支济者，准制放免。其丁租庸调，并入两税。州县常存丁额，准式申报。其应科斛斗，请据大历十四年见佃青苗地额均税，夏税六月内纳毕，秋税十一月内纳毕。……其月，大赦天下，遣黜陟使观风俗，仍与观察使、刺史计人产等级为两税法。此外敛者，以枉法论。”②两税法的实行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首先，两税法简化了税制，它把当时混乱繁杂的诸多税种税目合并统一起来，减少了纳税项目，集中了纳税时间，简化了纳税手续，改变了过去“旬输月送无休息”的状况，使人民得到了很大的便利。其次，两税法以财产的多少为征税标准，扩大了赋税的承担面。过去那些免除租庸调的不课户，现在要按地亩纳税，官吏也要按品位高低比户等级纳税，同时，一些浮寄户、客户和不定居的商贾也都要纳税，既增加了纳税人户，也增加了赋税收入。如初行两税时，唐王朝“分命使臣，按地收敛，土户与客户，共计得三百余万”，而“就中浮寄，乃五分有二”，得“客户百三十余万”①。这 ２／５ 的客户，就是过去为权门豪强所隐占，不负担国家赋税的隐匿人口。因此，唐王朝的纳税编户大增，财政收入也增加了。大历年间经刘晏的整理，天下财政收入为 １２００ 万贯，而盐利占其大半②。在实行两税法这一年，财政收入就增加到“一千三百五万六千七十贯，盐利不在此限”③。以后每年收入约为 ３０００ 万贯，是两税法实施前的两倍多。再次，两税法按资产课税较之租庸调制按人丁课税合理得多。两税法以资产（包括土地）为差，资产多者税重，资产少者税轻，这种按各户的贫富等级课税，符合纳税人负担能力的原则。同时，商人同农民一样都要纳税，也符合负担公平的原则。两税法的实施不以人丁为本，农民对封建地主的人身依附关系相对减轻，有利于生产的发展。但是在两税法的实施过程中，也暴露出不少严重的问题。首先，两税之外仍有种种加征。行两税法后不久，建中三年（公元 ７８２ 年）五月，“淮南节度使陈少游请于本道两税钱，每千增二百，因诏他州悉如之”④。贞元八年（公元 ７９２ 年）四月，“剑南四川观察使韦皋奏请加税什二以增给官吏，从之”⑤。这还是见诸法令的加征，此外各地的自行非法苛敛就更多了。因此陆贽指出：“大历中非法赋敛，……既并收入两税矣。今于两税之外，非法之事，复又并存”①。其次，两税法规定除田亩税部分征粮外，其他征钱。但由于国家支出用布帛处甚多，于是又令百姓折合为布帛交纳。建中年间（公元７８０—７８３ 年）帛价不断下跌，完税的钱数虽然未变，而百姓的实际负担已经大为增加，正如陆贽所说：“往者纳绢一匹，当钱三千二三百文，今者纳绢一匹，当钱一千五六百文；往输其一者，今过于二矣，虽官非增赋，而私已倍输”②。由于帛价下跌，人民负担凭空增加了一倍。政府除了折征布帛以外，还征折其他物品，“临时折征杂物，每岁色目颇殊。唯计求得之利宜，糜论供办之难易；所征非所业，所业非所征，遂或增价以买其所无，减价以卖其所有；一增一减，耗损已多”③。足见百姓所受损失之大。再次，两税法规定以税代役，有利于人民生活的安定和社会生产的发展。但仅仅维持了十几年，封建统治者又把徭役加到了人民头上。最后，两税法的实行，使土地兼并不再受任何限制，在此后 ３０ 年间，“百姓土田为有力者所并，三分逾一”④，正如陆贽所说的：“富者兼地数万亩，贫者无容足之居”⑤。那些大官僚大地主仗势少纳或免纳两税，他们同官府相勾结，照样“广置田产，输税全轻”⑥。有的地主贱买农民土地，仍逼迫农民缴纳赋税。总之，两税法的实行是符合均用制以及租庸调制废坏后的社会经济情况的。因而它曾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由于在实施中发生了一些严重的弊端，因而实行后不久，各种苛敛又重行征收，人民的负担仍然继续加重。
　　①　《旧唐书?杨炎传》。②　《唐会要?租税上》。①　《通典?历代盛衰户口》。②　《唐会要?盐铁总叙》。③　《旧唐书?德宗纪上》。④　《旧唐书?食货志下》。
　　⑤　《旧唐书?食货志下》。①　《陆宣公奏议》卷十二，《均节赋税恤百姓第一》。②　《陆宣公奏议》卷十二，《均节赋税恤百姓第一》。③　同上书，《均节赋税恤百姓第二》。④　李翱：《李文公集》卷三，《进士策问第一道》。⑤　《陆宣公奏议》卷十二，《均节赋税恤百姓第六》。⑥　《文苑英华》卷四二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