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五代经济史之隋朝经济的发展和封建剥削的加强

隋朝经济的发展和封建剥削的加强
　　（一）隋文帝发展经济的措施
　　隋文帝杨坚建立隋朝后，为了稳固统治，在政治上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如：中央确立三省六部制，地方实行州、县两级制；改革府兵制，完成“兵农合一”；建立科举制度，完善官吏的铨选；减省酷刑律令等等。开皇九年（公元 ５８９ 年），隋军攻灭江南的陈朝，完成了南北统一。在经济领域，隋文帝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促进生产的发展，其主要内容：１．继续推行北魏以来的均田制隋文帝即位后，于开皇二年（公元 ５８２ 年）颁布“开皇新令”，决定继续实行均田制，规定：“男女三岁以下为黄，十岁以下为小，十七以下为中，十八以上为丁，……六十为老。”①并规定：丁男中男每人授给露田 ８０ 亩（隋１ 亩约合今 １．１３ 市亩②），丁女授给 ４０ 亩，男子另给永业田（相当于北魏的桑田）２０ 亩；奴婢授田依照普通农民；牛一头授田 ６０ 亩，限 ４ 头。露田在民年老或身死后必须归还国家，永业田可以传给子孙。对于贵族、官吏，规定自亲王以下至都督均授给永业田，自 １００ 顷到 ４０ 亩不等，作为世业。开皇十四年（公元 ５９４ 年），又规定京官自一品至九品给予 ５ 顷至 １ 顷的职分田，“每品以五十亩为差”①；外官亦各有职分田。各级官府还给公廨田，以所收地租充作办公费之用。灭陈后，均田制也推行到江南。隋代均田制在实行过程中，与前代一样，仍然存在着农民普遍受田不足的问题，在一些人多地少的地区，每丁才受田 ２０ 亩，至于老少就更少了②。究其原因，主要是官僚地主占有了大量土地，使农民无田可受或受田后又遭官僚地主掠夺。另外，国家授给农民的土地主要是无主荒地或由政府直接掌握的官田，但是国家并不是将所有的官田荒地都拿出来分配，其中相当一部分要用作政府屯田或赐给贵族官吏，因而使均田制不能彻底施行。但是由于均田制的实行，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士族豪强对土地的兼并及其势力的发展，因而有利于封建国家中央集权的加强。同时，这种制度的确使原来无地或少地的农民获得了一些土地，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从而对推动经济的恢复、生产的发展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２．改定赋役，减轻农民负担在推行均田制的同时，隋代还沿袭了北朝以来建立在均田制基础之上的租调力役制度。“开皇新令”规定：“丁男一床（指一夫一妇），租粟三石，桑土调以绢絁，麻土以布，绢絁以匹，加绵三两，布以端，加麻三斤。单丁及仆隶各半之。未受地者皆不课，有品爵及孝子顺孙义夫节妇，并免课役。”①关于力役则“仍依周制，役丁为十二番，匠则六番”②。开皇三年（公元 ５８３年），隋文帝下令酌量减轻赋役，“令军人以二十一成丁，减十二番为每岁二十日役，减调绢一匹为二丈（布亦当减为二丈五尺，史文漏载）。”③开皇十年（公元 ５９０ 年），又令“百姓年五十者，输庸停防。”④同年六月，又规定“人年五十，免役收庸”⑤，即 ５０ 岁以上的丁男可免除徭役，但须纳绢代役，称做“庸”。另外还有一些临时性减免，如灭陈后，隋文帝“以江表初定，给复十年。自余诸州，并免当年租赋”⑥。开皇十二年（公元 ５９２ 年），又因“库藏皆满”，隋文帝下诏：“河北、河东今年田租，三分减一，兵减半，功调全免。”⑦
　　①　《隋书?食货志》。②　据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上海人民出版社 １９８０ 年版，第 ５４４— ５４６ 页表列数字计算。隋尺度采用开皇尺。①　《隋书?食货志》。②　参见《隋书?杨素传》。
　　与南北朝相比，隋初的赋役比较轻，比那时较轻的北齐、北周还要轻些。隋文帝之所以采取这种“轻税入官”的措施，一是为了争取民心，使广大农民安心生产，促进经济的发展，二是为了使封建国家掌握到更多的纳税农民，将他们从地方士族豪强荫蔽下，转归到封建政府手中，以达到既可充实国家经济、军事实力，又可抑制地方士族豪强势力的目的，从而巩固封建国家的统一和促进中央集权的加强。３．检括人口，充实财政汉末以来，由于士族强盛，大量庇护人口为私属，严重影响封建国家赋役的征发。隋初，河北、山东一带农民隐漏户口，投依士族豪强的情况十分严重。因此为了防止农民脱漏户口和隐瞒年龄，逃避赋役，保证国家的财政收入，同时也为了抑制地方士族豪强兼并人口，扩充势力，隋文帝实行了严格的整理户籍的措施，并首先在河北、山东一带进行检括人口。这次行动在有的州检括出成千上万的隐漏农民。于是开皇三年（公元 ５８３ 年），隋文帝下令在全国范围内“大索貌阅”，即“阅其貌以验老小之实”，并规定：户口不实者，里正、党长流配远方；大功（堂兄弟）以下皆另立户籍，以防隐匿。结果，一共检出 ４４．３ 万丁，有 １６０．１５ 万人口被新编入户籍。接着，宰相高颎奏行输籍法（即输籍定样），即由朝廷根据贫富规定上下户等的样式，规定每年正月五日县令出查，令百姓五党或三党（隋因袭北魏以来的三长制。隋之三长，在畿内为保长、闾正和族正，畿外为保长、里正和党长）为一团，“依样定户上下”①，重新规定应纳税额，写成定簿。通过“大索貌阅”和实行输籍法，大量隐漏逃亡农民被俭括出来，成为国家的编户，增加了纳税户口，保证了隋王朝的财政收入，同时打击了地方士族豪强的势力。
　　①　《隋书?食货志》。②　《隋书?食货志》。③　《隋书?食货志》。④　《隋书?食货志》。⑤　《隋书?食货志》。⑥　《隋书?食货志》。⑦　《隋书?食货志》。①　《隋书?食货志》。
　　４．大力兴修水利工程隋初，封建统治者为了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十分重视水利灌溉事业的建设。开皇元年（公元 ５８１ 年），隋文帝派李询开渠引杜阳水，灌溉三畤原农田，“民赖其利”①。开皇四年（公元 ５８４ 年）开广通渠，引渭水直达潼关，漕运 ３００ 里，一部分用于溉田。与此同时，一些地方官吏也在各地积极兴修水利，如怀州刺史卢贲，决沁水东注，修成“利民渠”和“温润渠”，“以溉舄卤”②。寿州总管长史赵轨修复芍陂，灌田 ５ 千余顷。蒲州刺史杨尚希引瀵水，立堤防，开稻田数千顷。衮州刺史薛胄兴修“薛公丰衮渠”，将衮州城附近大泽积水西注，使陂泽尽为良田，同时又能“通转运，利尽淮海”③。其他一些地方还有水利工程建设，有些军屯垦殖的地区亦有不少开渠引水溉田的水利工程。这些都大大有利于农业生产。５．官仓、义仓的设置隋文帝为了解决积粮防灾和朝廷用度问题，设置了许多官仓和义仓。官仓由官方设立和掌握，积储粮帛等物，供朝廷使用。官仓始建于开皇三年（公元 ５８３ 年），当时，京都长安仓库空虚，关中所产粮食不够京城消费，由外地漕运又有砥柱（今河南陕县三门峡）天险，极为困难。于是隋文帝下令，在卫州置黎阳仓（今河南浚县东大伾山北），洛州置河阳仓，陕州置常平仓，华州（今陕西华县）置广通仓，广储粮食，逐次转运，供应京师和受灾地区。除官仓之外，还有一种义仓。义仓也称社仓，是民间自置的公共粮仓。它的设置，起源于开皇五年（公元 ５８５ 年）。当时，隋文帝采纳度支尚书长孙平的建议，令地方设置义仓，作为救灾之用。数年后，又令各州百姓及屯田军人，在收获季节，按贫富各出粮谷若干（最多不过一石），就地造仓储存。平时委托社司（即乡官）管理，不使腐坏，遇有灾害时，开仓自赈。义仓的设置，对百姓确有好处，特别是设在乡间的义仓，不受州官控制，有灾时开仓较为方便。但到开皇十五年（公元 ５９５ 年），官府借口小仓管理不善，将义仓收归州管理。第二年，朝廷又规定农民按户分为上中下三等，分别交纳一石、七斗、四斗的义仓粮，从而改变了义仓的农民防灾自救的性质，成为加在农民身上的一种负担。隋朝由于国家统一，社会比较安定，经济发展很快，农业产量迅速提高，储存在仓窖中的粟帛，数量惊人。据史载，到开皇末年，“计天下储积，得供五、六十年”①，库藏之多，前所未有。６．统一货币和度量衡南北朝时期，钱币、度量衡制极为混乱。以钱币为例，到隋初，关中流通北周的永通万国、五行大布和五铢钱三种；关东有北齐所制的常平钱；河西诸郡甚至用西域的金银钱。当时，不但钱币大小轻重不一，而且各地私铸严重，币质低劣，官禁不住。朝廷法定的钱币只是各种钱币中的一种。这种混乱情况，对于商品交换极为不利。隋文帝即位后，力求钱币统一，下令新铸一种“背面肉好，皆有周郭，文曰‘五铢’，而重如其文。每钱一千，重四斤二两”②的五铢钱。新的五铢钱流通后，民间私铸之风仍未得禁止。开皇三年（公元 ５８３ 年），隋文帝下诏，令“四面诸关，各付百钱为样。”从关外来，勘样相似，然后得过。样不同者，即坏以为铜，入官。”①当时前代旧钱，如五行大布、永通万国及常平钱仍“用以贸易不止”②。于是开皇四年（公元 ５８４ 年），隋文帝又下诏，宣布：“仍依旧不禁者，县令夺半年禄。”③但是“百姓习用既久，尚犹不绝”④。一直到开皇五年（公元 ５８５ 年）隋文帝再次下诏，“严其制”⑤。之后，才基本上统一了钱币。灭陈后，隋政府陆续在扬州、鄂州、益州等地设炉，依定样铸钱，将五铢钱推广到江南。
　　①　《隋书?李询传》。②　《隋书?卢贲传》。③　《隋书?薛胄传》。①　吴兢：《贞观政要?论贡赋》。
　　开皇年间，隋文帝还下令统一了度量衡，规定以古尺一尺二寸为一尺，以古斗三升为一升，以古秤三斤为一斤⑥。度量衡制的统一，也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此外，隋文帝还提倡俭朴，分给贫苦人家牛、驴，并下令修治道路，设置驿舍或草顿（止宿之处）等等。隋文帝在统一的局面下，采取的上述经济措施，促进了封建经济的繁荣，使几百年来发展迟缓的社会经济，立即走上迅速上升的道路。
　　②　《隋书?食货志》。①　《隋书?食货志》。②　《隋书?食货志》。③　《隋书?食货志》。④　《隋书?食货志》。⑤　《隋书?食货志》。⑥　《隋书?律历志》。
　　（二）隋炀帝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举措
　　继隋文帝杨坚之后为帝的，是其次子隋炀帝杨广。杨广是历史上著名的暴君，在他统治期间，隋王朝灭亡，成为历史上短命的封建王朝之一。但是隋炀帝的一些举措，无论其主观愿望如何，在客观上也曾有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１．改革均田制，取消妇女和奴婢的受田隋文帝时期，由于均田制实行得并不彻底，因此隋炀帝继位后，于大业五年（公元 ６０９ 年）又“诏天下均田”。在此之前，大业元年（公元 ６０５ 年），他还宣布免除妇女、奴婢部曲的课役，实际上等于取消了他（她）们的受田。这项改革意义十分重大。首先，妇女不再受田，不再负担租调力役，男子就不会因结婚而增加租税力役负担，这样对于人口的增殖起了很大的积极作用。其次，妇女、奴婢部曲不再受田，使士族豪强不能再以多占人口而多占土地，对于抑制士族豪强的势力发展也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由于隋炀帝腐败透顶的统治，均田制不仅没有得到很好的施行，而且还日益遭到破坏。史籍中没有关于隋炀帝时期均田情况的记载，说明隋炀帝“诏天下均田”的诏令，不过是一纸空文罢了。２．营建东都洛阳和规模巨大的仓窖的设置隋文帝杨坚建立隋朝，定都长安。后建筑大兴城（今陕西西安），于开皇三年（公元 ５８３ 年），迁都大兴城。但是大兴城地处关西，远离关东地区，尤其是灭陈后，不能有效地控制广大江南地区。加之，关中物资不足以供应统一后的隋朝中央政府机构及庞大的驻军所需，从其它地区调运，路程远，漕运困难。而洛阳地处中原地区，交通便利，前代不少王朝，如东周、东汉、北魏、北周都曾定都于此。因此隋炀帝即位后，决定将首都东迁洛阳。即位当年（仁寿四年，公元 ６０４ 年），他下诏营建东都洛阳，并亲往洛阳。次年（大业元年，公元 ６０５ 年），命尚书令杨素为营建东都大监，纳言杨达、将作大匠宇文恺为副监，每月役使丁匠 ２００ 万人，开始了大规模的营建工程。经过 １０ 个月的时间，大业二年（公元 ６０６ 年），洛阳城初步建成。城分为宫城、皇城和外郭城。宫城是宫殿所在处，皇城是文武官衙所在处，外郭城亦称大城或罗城，是官吏私宅和百姓所居处。外郭城周围约 ２５ 公里，城内洛水以南有 ９６ 坊，以北有 ３６ 坊，还有东、南、北三市（即丰都市、大同市、通远市）。为了充实洛阳人口，增进经济繁荣，削弱地方豪强势力，在营建东都的同时，隋炀帝还下令“徙天下富商大贾数万家于东京”①；又命“江南诸州，科上户分房入东都住，名为部京户，六千余家”②；还命“河北诸郡送工艺户陪东都，三千余家”③。东都洛阳建成后，不仅成为隋朝统治的政治中心，而且也是经济重心地。尤其在南北两段运河开通后，洛阳成为两段运河的衔接点，成为南北经济交流和物资集中的枢纽。
　　①　《隋书?炀帝纪上》。②　杜宝：《大业杂记》，指海本。③　杜宝：《大业杂记》，指海本。
　　在东都洛阳的营建中，城内和城外附近地方，还建筑了许多规模巨大的粮仓。在宫城东有含嘉仓城；在宫城内右掖的“街西有子罗仓，仓有盐二十万石；仓西有粳米六十余窖，窖别受八千石”④。在巩（今河南巩县）东南原上置洛口仓（亦称兴洛仓），“筑仓城周回二十里，穿三千窖，窖容八千石以还”⑤。又“置回洛仓于洛阳北七里，仓城周回十里，穿三百窖”⑥。在这些仓窖中储存着数目惊人的粟帛，仅洛口仓和回洛仓就可储谷 ２６００ 万石。到隋末时，东都的布帛还堆积如山。另外，太原的粮储可支 １０ 年，可见各地的粮仓规模也不小。隋朝的储粮到隋亡几十年后仍未用尽，唐贞观十一年（公元 ６３７ 年），马周对唐太宗李世民说：“隋家贮洛口仓，而李密因之；东京积布帛，王世充据之；西京府库，亦为国家之用，至今未尽。”①此时唐朝已立国 ２０ 年，可见隋朝库藏之多。这种情况，既说明了隋代的苛敛诛求，亦说明了当时农业生产的确发展繁荣。３．开通大运河隋文帝时，为了关内漕挽的便利，开皇四年（公元 ５８４ 年），令宇文恺开通了广通渠，引渭水从大兴城（今陕西省西安市）东达潼关，长 ３００ 多里。开皇七年（公元 ５８７ 年），又沿着春秋时吴王夫差所开邗沟的旧道，开山阳渎。南起江都（今江苏苏州），北至山阳（今江苏淮安），沟通江淮。隋文帝利用这条渠道，运兵运粮，为灭陈作准备。第二年隋军南下，开皇九年（公元 ５８９ 年）统一了江南。隋炀帝即位后，为了巩固政权和统一的局面，在政治上要进一步控制新统一的东南地区；军事上，在东北部的涿郡（今北京）建立据点，把军需物资运输到北方；在经济上，为了将南粮北运，把江南富庶的物资转运到洛阳地区，增强中央政府的力量。另外，隋炀帝还有一个个人动机，即他怀恋江都（今江苏苏州）的繁华，向往那里的风光，想去巡游享乐。因此，他下令开凿一条以洛阳为中心，沟通南北的大运河。隋炀帝修建的大运河，工程分四段进行。大业元年（公元 ６０５ 年），隋炀帝征发河南、淮北 １００ 多万人开凿通济渠，从洛阳西苑通到淮河边的山阳（今江苏淮安），沟通洛水、黄河、淮水。同年，又征发淮南十几万人，把山阳渎加以疏通扩大，渠广 ４０ 步，渠两旁修筑御道，沿路榆柳夹道。大业四年（公元 ６０８ 年），征发河北 １００ 多万人开永济渠，引沁水南达黄河，北通涿郡。大业六年（公元 ６１０ 年），在长江以南开江南河，从京口（今江苏镇江）引江水穿过太湖流域，直达钱塘江边的余杭（今浙江杭州）。前后用了不到 ６ 年的时间，大运河的全线工程告成。大运河全长四五千里，沟通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河流，是世界上伟大的工程之一。它的开通进一步促进了南北经济的交流，加强了南北的联系，对促进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和南北统一起了重大作用。
　　④　杜宝：《大业杂记》，指海本。⑤　《资治通鉴?隋纪四》。⑥　《资治通鉴?隋纪四》。①　吴兢：《贞观政要?论奢纵》。
　　（三）隋朝经济的发展、繁荣
　　１．人口的增长和垦田面积的扩大隋朝建国时，由于经历了南北朝时期的长期战乱，以及士族豪强地主大量隐占人口，政府掌握的户口只有 ４５０ 万左右。经过开皇初年一系列促进经济发展的政策的实施，以及政府对户口清查和管理工作的加强，使大批逃户、隐户又成为国家的编户。到开皇九年（公元 ５８９ 年），在长江以北隋政府统治区的在籍户口已增至 ６００ 多万户。灭陈后，又得江南 ５０ 万户，总户数达到７００ 万户左右①。至大业二年（公元 ６０６ 年），又增加到 ８９０ 万户，４６００ 万口①。１７ 年间增加了 ２９％，平均年增长率为 １４‰。户口的迅速增加，除了隋政府继续括户，括出许多逃亡人口，以及从地方豪强隐占下夺得许多荫庇人口外，主要是人口的自然增殖。这是社会较为安定，经济日趋繁荣的结果。在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这样高的人口增长率是很突出的。人口的增长与农业的发展分不开。反过来，人口增加，又为农业生产提供了更多的劳动力，促使了农业生产的进一步发展，使垦田面积不断扩大。据《通典?田制》载：开皇九年（公元 ５８９ 年），垦田面积为 １９００ 余万顷，到隋炀帝大业五年（公元 ６０９ 年），已增至 ５５００ 余万顷。２０ 年间增加了 ３６００多万顷，增长率为 １９０％左右。显然这个数字明显夸大，不够准确，但当时耕地垦田面积的激增，当是可以肯定的事实。从中也反映出农业生产的发展。正因为如此，隋朝府库中才积储了数量庞大的粟帛。２．手工业的发达随着农业的发展，隋朝的手工业十分发达。一些手工技术达到了很高水平。但与前代一样，隋朝的手工业生产仍主要控制在官府手中，官府设置专门机构，统管工匠，制造产品。隋朝主管官府手工业的最高机构是尚书省的工部；具体管理生产官府所需各项产品的机关是太府寺；负责长安、洛阳皇宫及官廨土木工程的是将作寺（后改称将作监）。隋文帝时，太府寺统左藏、左尚方、内尚方、右尚方、司染、右藏、黄藏、掌冶、甄官等署，掌握着许多重要手工业部门。大业三年（公元 ６０７ 年），隋炀帝从太府寺分置少府监，由少府监统左尚、右尚、内尚、司尚、司染、铠甲、弓弩、掌冶等署。后又废铠甲、弓弩二署，并司织、司染为织染署。在一些地方州县和矿产地区，也设有管理官府手工业作坊的机构。在这些官手工业作坊中劳作的主要是官奴婢、刑徒和长期服役的工匠、短期番上的地方工匠。短期番上的工匠须按每年六番，每番两月的规定，轮流到京师或地方州县服役。工匠不仅力役重于均田制下的丁男，而且地位也很低下，缺少人身自由，居住也受限制，如营建东都洛阳时，隋炀帝下令河北诸郡送工艺户三千余家到东都，并规定这些工艺户在建阳门东道、北临洛水的地方集中居住①。隋时工匠状况比奴婢好不了多少。至于官奴婢不仅人身地位卑下，所受剥削也最残酷，十一岁以上的小孩就得从事繁重的劳役②。
　　①　《隋书?李德林传》。①　《隋书?地理志》。①　参见《大业杂记》。
　　隋朝官私手工业的组织规模和技术水平，在不少方面都超过了前代，其造船业、造桥业和丝织业都颇发达。隋朝造船业空前发展，造船技术很高。隋文帝为了准备攻陈，命杨素在江南永安督造战船，规模之大，技术水平之高，均为历史所未见。如所造“五牙”战船，船身高达一百多尺，起楼五层，左右前后设置拍竿六支，用来拍击敌船，可容战士 ８００ 人③。隋炀帝游江都（今江苏扬州）时所乘的“龙舟”，高 ４５ 尺，长 ２００ 尺，船上起楼四层，上层有正殿、内殿和东西朝堂，中间两层有 １２０ 房间，皆以金玉装饰④。造这样规模巨大的船，技术要求很高，与当时的世界水平相比，隋朝的造船技术也是头等的。隋的造桥技术也很高。当时的优秀民间工匠李春，设计、建造了闻名世界的赵州安济桥（在今河北省赵县洨河上）①。大桥是一座桥洞跨度为 ３７．３７米，用石材建造的空腔单拱大弧券桥。大弧券两端的拱背上，各有两个小石拱，既可节省石料、减轻桥基的负重，又可使河水在水位高时从小拱中流过，起到分洪缓冲和保护桥身的作用。大桥全长 ５０．８２ 米，宽 ９．６２ 米。由于跨度大，桥洞高仅 ７．２３ 米。桥身坡度低平，桥面平直，便于行人车马往来。这座桥不仅设计合理，构造坚固，而且造型优美壮观，刚劲柔和，宛如长虹当空。桥面两侧石栏杆上有欲飞若动的“龙兽之状”的雕刻图案，构思巧妙，神情逼真。这座大桥充分表现了我国古代建筑艺术的独特风格，是我国桥梁史上的伟大成就，就是现代建筑工程师，见到这座桥也无不交口称奇。公元 ７０２年，唐中书令张嘉贞为安济桥作铭文，说优秀工匠李春造桥“制造奇特，人不知其所以为。……非夫深智远虑，莫能创是。”这座桥是世界上现存的最古老的、跨大弧平的石拱桥，它在中外桥梁史上占有重要地位。１３００ 多年来，虽然经过多次洪水冲击和地震的考验，安济桥至今依然屹立在洨河上。安济桥的成就说明，我国在隋朝时的建桥技术，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水平。欧洲人在 １２００ 年之后，才造成了同类的拱桥。丝织业方面，河北、河南、四川等地，是隋朝纺织业的主要区域。定州（今河北定县）所产?绫，相州（今河南安阳）所产绫纹细布，都非常精良，是为贡品。蜀郡（今四川成都）所产绫锦，也很著名。此外，豫章（今江西南昌）出产一种“鸡鸣布”，也很受各地消费者欢迎。该地“一年蚕，四、五熟勤于纺织，亦有夜浣纱而且成布者，俗呼为鸡鸣布。”①苏州等地的丝织业也很发达，缫丝、织锦、织绢者颇多。随着手工业的发展，当时专门从事手工业的劳动者日益增多。大业三年（公元 ６０７ 年），朝廷曾在河北一地，即招募“工艺户”３０００ 多家②。在当时的能工巧匠中，有的是专为朝廷服务。如，为隋炀帝造观风行殿的宇文恺和造六合城的何稠等。宇文恺所造的观风行殿，是一座活动的宫殿。可以拆卸，也可以合并，还可以行走，殿下设轮轴，转动自如。这种行殿是一座容纳数百人的大殿，专供皇帝巡行边境时使用。
　　②　唐代官奴婢的劳役制度：“四岁以上为小，十一以上为中，二十以上为丁。丁奴三当二役，中奴、丁婢二当一役，中婢三当一役。”隋代当与此略同。③　参见《资治通鉴?陈纪》。④　参见《资治通鉴?隋纪》。①　赵州安济桥的建桥年代约在大业初年（公元 ６０６ 年左右），近年又有不迟于开皇二十年（公元 ６００ 年）的说法。①　《隋书?地理志》。②　杜宝：《大业杂记》，指海本。
　　另一个技术精良的能工巧匠何稠造的六合城，是一座周围八里，高十仞（古代八尺或七尺称为一仞）的活动城。是在隋炀帝攻高丽时所造。曾在一夜之间搭成，城上布满甲士，遍插旌旗。第二天高丽人看见之后，非常惊奇，以为是神功。还有一种自动收起锦幔和打开房门的装置，构思奇巧，制作精良。“东都观文殿前面的书室，门外垂着锦幔，上面有两个飞仙。看上去并没有什么奇特的地方，但当人们走到幔前，脚触动了地上的机括时，飞仙就会冉冉而下，收起锦幔，房门也悄悄地自行打开”③。在 １０００ 多年前的隋朝，这仿佛只有在神话中才会出现的事情。隋朝的制瓷业技艺也很精良。近年来的考古发掘证明，当时的随葬品中，已有瓷器，在大业四年（公元 ６０８ 年），李静训墓和大业六年（公元 ６１０ 年）姬威墓中，都发现了鸡首壶、双龙把手瓶和双耳扁壶等白瓷瓷器①。在李静训墓中还发现了碧色玻璃瓶从而证明隋朝已能制造玻璃了。此外，雕刻、制茶、制盐、漆器、冶炼铸造等手工业也都有所发展。３．城市的发展与商业的兴盛隋朝城市的发展，突出体现在西京大兴城（长安）和东都洛阳这两座举世闻名的伟大都城的营建上。隋文帝建国后，认为建于西汉初年，后被北周沿用的长安城过于狭小，使命宇文恺另建大兴城。开皇二年（公元 ５８２ 年）六月开始动工，次年初即告完成。大兴城建在旧长安城东南约 ７ 公里处的渭水南岸，总面积 ８４ 平方公里，约为今西安旧城（明、清时建）的 ７．５ 倍。据《隋书?地理志》载：大兴城南北长 １５ 里 １７５ 步（据考古勘察，实为 １６ 里 １２５ 步，即 ８６５１．２５ 米）②，东西长 １８ 里 １１５ 步（实为 １８ 里 １３３ 步，即 ９７２１ 米③）。城东、南、西各开三门，北面开一门。城的北部中心地区为宫城和皇城。宫城为皇室所居处，皇城为官府所在地。宫城、皇城的东、南、西三面，分列 １０６ 个居民住区——坊（包括官吏府第、百姓户室及寺观庙宇）。城东、城西各设一市，作为民间商品交易活动场所。宫城、皇城、坊、市由有规则的纵横 ２５ 条大街分隔开。其中通向城门的 ６ 条主干大街，最宽的达 １５０ 米。其他街道一般也都有几十米宽④。各坊四周垒建围墙，大门昼启夜闭；坊内有大街、小巷。为解决城内用水需要，还修筑了若干水渠，分别引浐水、藻河水流经城内。大兴城布局严整对称、规划整齐，同时它明显改变了自西周以来的“面朝背市”的旧的城市营建格局，较多地考虑到居民在交通、用水及商品交易活动的需要，是魏晋时代邺城、洛阳都城的进一步发展。大兴城是古代世界中罕见的巨大都城。日本古代京城的营建，受大兴城影响颇大。
　　③　沈起炜：《隋唐史话》，第 １８ 页。①　参见《新中国的考古收获》隋唐部分。②　参见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唐城发掘队报告《唐代长安城考古纪略》，《考古》１９６３ 年第 １１ 期。③　参见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唐城发掘队报告《唐代长安城考古纪略》，《考古》１９６３ 年第 １１ 期。④　参见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唐城发掘队报告《唐代长安城考古纪略》，《考古》１９６３ 年第 １１ 期。
　　洛阳城的营建如前所述。隋时，西京长安（大兴城）和东京洛阳，是最大的商业都市。均设有巨大的商品交易场所——市。隋政府对市的管理制定有严密的法令，建立有专门管理市场的机构，长安、洛阳 ５ 个市的管理机构叫市署，长官称市令。署下设肆长数十人。在市内从事工商业的人均须向市署登记，取得“市籍”。隋时，长安的东、西两市，分别称都会、利人。洛阳东、南、北三市分别名丰都、大同、通远。这些市一般占地两坊。通远市周围达 ６ 里，丰都市周围有 ８ 里。两京市场规模巨大，商业繁荣。如通远市有 ２０ 门，分路入市，市东是漕渠，“其内郡国舟船舳舻万计”①；丰都市“通门十二，其内一百二十行，三千余肆。甍宇齐平，遥望如一，榆柳交阴，通渠相注。市四壁有四百余店，重楼延阁，互相临映，招致商旅，珍奇山积”②。《资治通鉴》载：隋炀帝曾允许少数民族和外国商人入丰都市交易，令市内大事排场，“先命整饬店肆，檐宇如一，盛设帷帐，珍货充积，人物华盛，卖菜者亦藉以龙须席。胡客或过酒食店，悉令邀延就坐，醉饱而散，不取其直，绐之曰：中国丰饶，酒食例不取直。胡客皆惊叹。其黠者颇觉之，见以缯帛缠树，曰：中国亦有贫者，衣不盖形，何如以此物与之，缠树何为？市人惭不能答”。这段记载充分暴露出炀帝的豪侈和作伪，同时也反映出洛阳商业繁荣的一个侧面。隋朝商业的发达，还表现在其他商业都市的繁荣上。如四川的蜀郡（今四川成都），据《隋书?地理志上》称，为“水陆所凑，货殖所萃，盖一都之会也”。江南的宣城（今属安徽）、毗陵（今江苏常州）、吴郡（今江苏苏州）、会稽（今浙江绍兴）、余杭（今浙江杭州）、东阳等郡，“川泽沃衍，有海陆之饶，珍异所聚，故商贾并凑”①。豫章郡（今江西南昌）的贵妇也纷纷“暴面市廛，竞分、铢 以给其夫”②。南海（今广东广州）、交趾，“各一都会也，并所处近海，多犀象玳瑁珠玑，奇异珍玮，胡商贾至者，多取富焉”③。关中的岐州（今陕西翔县），“密迩京圻，古称繁剧，兼以西通河陇，舟车辐凑，内多豪族，外引名商”④。河南的蔡州（今河南汝南），“地接荆郢，商旅殷繁”⑤。在国内商业发展的同时，隋朝的对外贸易也有所发展。隋朝对边境少数民族和国外的商业，主要分西北陆路和东南海路两条商路。为了发展和西域、中亚诸国的西北陆路上的贸易，隋炀帝曾派裴矩驻张掖（今甘肃张掖），主持对西域少数民族和外国贸易。裴矩根据“富商大贾，周游经涉”⑥的情况，著作《西域图记》三卷，详尽记述了西域 ４４ 国的山川、姓氏、风土、服章、物产等丰富内容，并绘有地图。隋朝的海上贸易以南海（今广东广州）、扬州等地为集散地。隋朝中叶以后，广州是当时对外贸易的主要口岸。从大业三年（公元 ６０７ 年）到隋亡，南海的赤土（马来半岛）、真腊（高棉）和波利（婆罗洲）等国，都和中国有使节往来和贸易活动。从国外运来的犀象、玳瑁、珠玑等，多从广州集散。国内外出者，亦多从此出发，将中国传统的商品，如丝绸、铁器等贩运出境。
　　①　杜宝：《大业杂记》，指海本。②　杜宝：《大业杂记》，指海本。①　《隋书?地理志》。②　《隋书?地理志》。③　《隋书?地理志》。④　赵万里：《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⑤　赵万里：《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⑥　《隋书?裴矩传》。
　　隋初，通往日本的海上交通未开，中日联系取道朝鲜。开皇二十年（公元 ６００ 年）、大业三年（公元 ６０７ 年），日本曾两次遣使来中国。隋炀帝时也曾遣使赴日本。此后，两国相互交往不断，增强了中日之间的友谊，促进了经济、文化的正常交流。大业三年（公元 ６０７ 年）和大业六年，隋炀帝曾两次派人航海到流求（今台湾），其目的虽然是扩大统治范围，显示国家强大。但客观上却开通了流求与内地进行经济交流的道路。流求与大陆之间素有贸易往来，从此以后，经济和文化交流日益密切。随着国内外贸易的发展，隋朝加强了对贸易的管理。在内地都市设立市署，长官为市令，管理商业。沿边地区设立互市监，置监和副监，管理内地和边远地区的贸易以及对外贸易。隋炀帝时，还在鸿胪寺下置东夷、西夷、南蛮、北狄使者各一人“掌其方国及互市事”。使者之下设“监府”，掌其贡献财货；设“监置”，掌安置其駞（“驼”的异体字）马船车，并纠察非违①。因此，和手工业一样，隋朝的商业虽日益发达，但主要操纵在政府和官僚手中。而且他们常常利用手中的特权，任意盘剥百姓。如，隋炀帝攻高丽时，常常下令索要物品，官吏得令后，先不宣布索要何物，而是贱价向民众买进，然后再宣布命令，并以贵价卖给民众。这样，转手之间便获利数倍。官吏经商，凭特权获利，民间商业受到抑制。到隋朝末年，官逼民反，人民纷纷起义，生产受到影响，商业也随之走向衰落。
　　①　参见《隋书?百官志下》。
　　（四）隋炀帝时封建剥削的加强
　　隋炀帝杨广，是隋文帝杨坚的次子，他利用极其阴险毒辣的手段，夺得其兄杨勇的太子位。仁寿四年（公元 ６０４ 年），杨广乘其父病重，杀杨坚及杨勇，登上帝位。杨广即位后，为了满足其骄奢淫佚的生活，极大地加重了对百姓的封建剥削，尤其突出表现在徭役剥削的残酷性上。隋朝徭役的残酷，在隋文帝开皇十三年（公元 ５９３ 年）营建仁寿宫（在今陕西千阳）时，即已表现出来。该工程由杨素等人负责。由于工程浩大，“役使极严，丁夫多死，疲敝颠仆者，推填坑坎，覆以土石，因而筑为平地，死者以万数”①。到隋炀帝时，更为残酷。营建东都时，每月役使 ２００ 万人。据《大业杂记》载：“初卫尉刘权、秘书丞韦万顷总监筑宫城，一时布兵夫，周匝四面，有七十万人。城周匝两重，延袤三十余里，高四十七尺，六十日成。其内诸殿基及诸墙院，又役十余万人，直东都土工监常役八十余万人，其木工、瓦工、金工、石工又役十余万人。”皇宫所用梁柱，均采自江南的豫章（今江西南昌）。每根大柱，须二三千人拽拉。其下用铁毂滚动，行不数里就须更换新的，有专人负责准备铁毂，一天不过前进二三十里。一根柱子运到洛阳要花费数十万工。在营建洛阳期间，由于官吏“役使促迫，僵仆而毙者十四五焉。每月载死丁东至城皋，北至河阳，车相望于道”①。隋炀帝还在洛阳西郊修建了一座供自己玩赏的大花园——西苑，其周围有 ２００ 里。苑内掘人工湖，名积翠池，周围十余里。水中筑方丈瀛洲三山，三山各相距３００ 步，高出水面十余丈，在山上山下建有回廊和各式楼台殿阁。西苑里的奇花异草，珍禽怪兽，多从南方各地收罗，消耗了大量的财力和人力。大业三年（公元 ６０７ 年）隋炀帝下令征发丁男百余万修筑长城，１０ 天之中就役死了十分之五六。次年，又征发 ２０ 万人筑长城。开运河时，役死百姓更多。开通济渠时，征发了河南、淮北 １００ 多万人；疏通邗沟时，征发了淮南 １０ 多万人。由于役死丁男太多，故到开永济渠时，丁男不足，就征调妇人。隋炀帝曾三次巡游江都，以满足其游玩享乐的欲望。大业元年（公元 ６０５年），他第一次游江都时，仅挽船的民夫就达 ８ 万人。沿途 ５００ 里内的百姓，都被迫贡献珍贵食品，吃不完的，就在出发前埋掉。为了炫耀武功，隋炀帝三次发动侵略高丽的战争。为了进行这场战争，他做了长期的准备。大业四年（公元 ６０８ 年），隋炀帝下令大造兵器，并规定制造不合格者判处死刑。同时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征兵。大业五年（公元 ６０９年），隋炀帝在涿郡修建临溯宫，作为自己的行辕，以便亲自指挥战争。同时命令幽州总管元弘嗣，限期在东莱（今山东掖县）督造 ３００ 艘大船。在官吏的逼迫下，民夫昼夜在水中劳作，以致腰以下腐烂生蛆，死者十分之三四。他还勒令江南、淮南、河南等地的百姓，制造戎车 ５ 万辆，送到河北，以供装载衣甲帐幕之用。大业七年（公元 ６１１ 年），隋炀帝调发江淮以南民夫和船只，转运黎阳及洛口诸仓的米粮等军备物资至涿郡，沿途“舳舻相次千余者相枕，臭秽盈路，天下骚动”①。同时还“发民夫运米，积于泸河、怀远二镇，车牛往者皆不返，士卒死亡过半”②，后牛车征尽，又征发人力推车，车夫 ６０ 余万。前后征调的民夫达 ２３０ 多万人。由于大量劳力参与运输物资和大批死亡，以至“耕稼失时，田畴多荒”③。
　　里，载兵甲及攻取之具。往还在道，常数十万人，填咽于道，昼夜不绝，死
　　①　《隋书?食货志》。①　《隋书?食货志》。
　　当一切准备停当，大业八年（公元 ６１２ 年），隋炀帝发动了第一次进攻高丽的战争。出兵 １１３ 万余，号称 ２００ 万，由他本人亲自节度。结果大败而归，逃回国内的残兵只有 ２７００ 人，几乎全军覆没。以后隋炀帝又连续发动了两次进攻高丽的战争，虽勉强迫使高丽求和，但隋朝国力已大大受损，阶级矛盾极其尖锐。就在对高丽的战争期间，大业九年（公元 ６１３ 年），隋炀帝征发丁男 １０万人，加筑大兴城。一直到隋亡前二年，他还征集数万人建毗陵宫，又再想建会稽宫和丹阳宫。隋炀帝繁重的徭役和兵役，弄得千百万农民家破人亡，上百万壮丁死于徭役。农民为了躲避徭役和兵役，不惜伤残自己的肢体，称做“福手福足”。在隋炀帝的残暴统治下，大业七年（公元 ６１１ 年），王薄领导农民在长白山（在今山东章丘）起义，起义烽火很快就燃遍全国。大业十一年（公元６１５ 年），隋炀帝见北方农民起义已成燎原之势，下令重新制造在大业九年（公元 ６１３ 年）杨玄感反隋时烧毁的龙舟和各种船数千艘。于次年七月，顺大运河逃往江都，企图维持半壁河山。在江都，隋炀帝仍然过着荒淫腐朽的生活，令王实充为他广选江淮美女进宫。此时他已无力控制全国的局势了，其骁果卫士多关中人，他们怀念家乡，多欲逃散。义宁二年（公元 ６１８ 年）三月，虎贲郎将司马德戡和直阁裴虔通等人，利用卫士的不满情绪，推举右屯卫将军宇文化及为首，发动兵变，勒死了隋炀帝。隋朝统治就此结束。
　　①　《隋书》卷四，《炀帝》下。②　《隋书》卷四，《炀帝》下。③　《隋书》卷四，《炀帝》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