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五代思想史之经学思想的重大变异

经学思想的重大变异
　　安史之乱过后，唐朝皇权削弱，藩镇割据形成。剧烈的社会变动，使思想领域的方方面面为之一变。首当其冲的，自然是作为官方思想基础的经学和儒学的更新问题。
　　（一）社会变动引出 思想危机
　　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 安史的铁蹄、八年的战乱，彻底粉碎了唐皇君臣、士大夫们的 风流温柔乡.当人们从迷梦中清醒之后，发现贞观、开元那样的 治世 已经一去不复返，先前的 经典 说教、思想义理并不怎么 神圣.政治危机，导致 思想危机.
　　１。异端斯起，学说林立
　　思想文化在安史之乱后的最明显变化是，社会普遍接受自西方 极乐世界传入中土数百年的禅宗思想，使之在中华大地生根、开花。
　　一切思想体系都有一个共同的根源，即某一时代的心理。在中华大地传播了几个世纪的禅宗思想，终于在安史之乱后遇到了适合它的 时代心理.贞观、开元 盛世 ，整个时代的心理基调是开放、豪迈、热情、向外的，充满生机和自信。那时，佛教彼岸世界的诱惑力只限于下层贫困百姓，在思想文化领域尚未引起多大兴趣。但当 盛世 一去不复返的现实摆在了眼前，再去回顾过去的美好世界时，强烈的反差使大多数士大夫产生出难以平复的失落感。
　　以中国士大夫的人生哲学而言，普遍存在两个既相背离又相联系的方面，即入世与出世、进取与退隐、杀身成仁与保全天年。当社会、时代为其创造了进取的条件，创造了理想追求与欲望满足的可行之路时，儒家人生观的积极面便占据主导地位，自信、向上。相反，则消极、退隐，以求保全自己，陶醉于有限的自我满足中。更何况，老庄哲学中早就包含着退让、自隐、追求自在适意的人生观。如今的巨大失落感，使大多数士大夫都在寻求内心空白的填充剂。于是，佛教彼岸世界便成为他们寄托心灵、获得解脱的最佳境界。 终日昏昏醉梦间，忽闻春尽强登山。因过竹院逢僧话，又得浮生半日闲。 佛教获得了渗入士大夫阶层的心理基础，尤其是禅宗南宗的 顿悟 说更加投合士大夫们的心意。南禅宗固然也要人们禁欲，但并不严格。相反，它既不坐禅，又不苦行，也不念经，只不过是一种精致高雅的生活方式。说白一点，禅宗既允许在此岸尽享声色伎乐，又发给先登彼岸的入场券；既可兰若谈禅，又能坐朝论政。因此， 上而君相王公，下而儒老百氏，皆慕心向道 ①。佛教典籍作如是说，世俗著述又是怎样记载的呢？
　　《新唐书？五行志二》也这样写道： 天宝后，诗人多为忧苦流寓之思，及寄兴于江湖僧寺。 即使像颜真卿那样 舍身取义 的忠烈之臣，虽然自称 不信佛法 ，但也承认自己 好居佛寺，喜与学佛者语.德宗时，宰相齐映、赵憬等，与禅宗中马祖道一、百丈怀海一系的高僧来往密切， 或师或友，齐（映）亲执经，受大义为弟子 ①。
　　①　《百丈清规》卷五。
　　不过，此时士大夫们对禅宗多是盲目崇拜，尚未真正领悟其指归。有的甚至对佛教是什么也没弄清楚，见菩萨就顶礼膜拜，是佛就信。
　　在佛教特别是禅宗思想迅速渗透到中唐士大夫阶层的同时，关于传统思想文化的研讨出现了多元的趋势。宪宗时，李肇对代宗以来学术的变化有过一段简要概述，表明各专门之学的发展：大历以后，专学者有蔡广成《周易》，强象《论语》，啖助、赵匡、陆质《春秋》，施士丐《毛诗》，刁彝、仲子陵、韦彤、裴茞讲《礼》，章廷珪、薛伯高、徐润并通经。其余地理则贾仆射，兵赋则杜太保，故事则苏冕、蒋乂，历算则董和，天文则徐泽，氏族则林宝。②其中，啖助、赵匡、陆质《春秋》学，本章后两节专叙。 兵赋则杜太保 ，指杜佑所纂《通典》，第八章详述。 氏族则林宝 ，乃林宝所编《元和姓纂》，是一部姓氏谱。苏冕 缵国朝故事 编为《会要》４０卷，书虽失传，但基本内容都被采录入《唐会要》一书。贾耽的地理书，只有残篇传世。其它，则已不传。
　　从这段记述可以看出，代宗到宪宗之际，思想文化的各个领域，如经学、社会学（杜佑《通典》）、地理学、历史学、姓氏学以及天文、算历等，都取得不同程度的进展，甚至是突破性的进展。这应当说是社会变动改变着人们的观念，在新观念的带动下促进学术文化发展的结果。
　　其中的经学研究，除《春秋》而外，现今只知施士丐、仲子陵的成就 最卓异.施士丐（又作匄）， 兼善《左氏春秋》 ，后来唐文宗以其为 穿凿之学，徒为异同，但学者如浚井，得美水而已.仲子陵治《礼》， 以文义自怡 ①。从上述对此二人的评语，显然都是重义理的。如果这种猜测不误，便可以认为：自代宗始，经学研究出现新趋势，普遍脱离此前的章句之学。以孔颖达《五经正义》为代表的官方经学思想，受到猛烈冲击。李肇所叙代宗之后各专门之学，包括儒家各主要经典的研究，都在进行新的探索，表明传统的儒学思想、经学思想，即官方统治思想的基础，正面临着来自各个方面的挑战！
　　禅宗思想日渐深入人心，传统的思想正在全社会的反思中寻找出路。宪宗时的学者刘肃对上述状况，大为感叹道：贞观、开元述作为盛，盖光于前代矣。自微言既绝，异端斯起，庄、列以仁义为刍狗，申、韩以礼乐为痛疣，徒有著述之名，无裨政教之阙。
　　圣人遗训，几乎息矣。② 圣人遗训，几乎息矣 ，正是当时官方统治思想 危机 的真实写照！
　　①　《佛祖历代通载》卷二十。
　　②　《唐国史补》卷下《叙专门之学》。
　　①　《新唐书》卷二○○《啖助传附施士匄、仲子陵传》。
　　②　《大唐新语》卷末《总论》。
　　２。反思中的困惑
　　安史之乱长达８年，皇帝由玄宗经肃宗过渡到代宗。宝应二年（７６３年），史朝义传首京师，战乱终告结束，最高统治集团开始反思。
　　最初的反思，是从一年一度的贡举制度入手的，亦即从思想教化方面寻找致乱的原因。这年六月，礼部侍郎、主考官杨绾以为： 国之选士，必藉贤良。盖取孝友纯备，言行敦实，居常育德，动不违仁。夫如是，故能率己从政，化人镇俗者也。 而近世 争尚文辞，互相矜炫 ， 其道弥盛，不思实行，皆徇空名，败俗伤教. 朝之公卿，以此待士；家之长老，以此垂训。 其结果，使太平之政又乖矣.为此，主张 依古制 ，县令察孝廉，取德行著于乡闾、学业知经术者，荐于州；刺史试其所通之学，送于尚书省。朝廷择取贡士，必通一经，对策皆 古今理（治）体及当时要务 ，上第即授官，中第得出身，下第则罢归。杨绾希望， 数年之间，人伦一变 ，使 居家者必修德业，从政者皆知廉耻 ，认为 教人之本，实在兹焉 ①。
　　这是试图以科举取士为导向， 教人 恪守伦理纲常，用以维系不断受到冲击的统治思想。
　　代宗认为这的确是思想文化领域内的重要议题，便下诏诸司通议。给事中李栖筠、尚书左丞贾至、京兆尹兼御史大夫严武等所议，与杨绾颇多共同之处。贾至的奏议，最具代表性。其议云： 夏之政尚忠，殷之政尚敬，周之政尚文，然则文与忠、敬，皆统人之行也。是故前代以文取士，本文、行也，由词以观行，则及词也。 如今， 试学者以帖字为精通而不穷旨义 ， 考文者以声病为是非而惟择浮艳.接着，便将 浮艳 取士之风与治乱兴衰紧紧联系在一起：是以，上失其源而下袭其流。乘流波荡，不知所止。先王之道，莫能行也。夫先王之道消，则小人之道长；小人之道长，则乱臣贼子由是生焉。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渐者矣。渐者何？谓忠信之陵颓，耻尚之失所，末学之驰骋，儒道之不举，四者皆由取士之失也。①在这一关于科举制度的辩论中，普遍感到了 末学驰骋，儒道不举 的状况。
　　因此，大都主张改变有 诱导之差 的 取士之术 ，恢弘儒教，复振经术之学，使 礼让之道弘，仁义之道著 ， 逆节不得而萌也，人心不得而摇也.然而，思想文化问题并不像杨绾、贾至等人想的那么简单。已经实行了一个半世纪的进士科举，岂是一道诏命可以废止的！改变 末学驰骋，儒道不举 的现状，更不仅仅是科举取士有 诱导之差 的问题。结果是，议论虽佳，却行不通。试图通过科举取士来 诱导 风化，恢弘经术，复振儒学，以此维系先前的那一套统治思想、伦理说教，最终不了了之。不过，这一番争议对当时的思想界还是有所影响的。至少啖助在 集三传，释《春秋》 时，与贾至关于夏、商、周三代之政尚忠、尚敬、尚文的说法，是相呼应的。
　　终代宗之世，最高统治集团确实感到官方据以为基础的儒学、经学思想受到 末学 的剧烈冲撞，出现危机。但是，如何摆脱这种思想 危机 ，却处在困惑之中。
　　①　《旧唐书》卷一一九《杨绾传》。
　　①　《全唐文》卷三六八《议杨绾条奏贡举疏》。
　　（二）《春秋》新学的兴起
　　当朝野上下普遍有感于传统思想日渐衰微之际，远离京师的东南一隅悄然出现了一个小人物的《春秋》经、传研究。数十年后，终于形成颇具影响的学派，占据了中国经学史上不容忽视的重要一席。
　　１。一个独特学派的形成
　　前文所引李肇叙代宗大历以后 专门之学 ，有 啖助、赵匡、陆质《春秋》 ，便是中唐兴起的重要学派。
　　关于啖助等研究《春秋》经、传的情况，最早、最详的记述便是陆淳（后改名质）所整理《春秋集传纂例》卷一所收《修撰始末记》。
　　啖助（公元７２４年～７７０年），字淑佐，祖籍赵州，后徙关中。玄宗末，客居江东。恰逢安史之乱，不得还归中原，遂以文学入仕，为台州临海尉，又调润州丹阳主簿。任满之后，在家著述。 始以上元辛丑岁，集三传，释《春秋》。 上元辛丑岁（７６１年），正当安史之乱第６个年头。上一年年底，浙东一带还有过 刘展之乱 ，攻占润州、升州等地。藩镇跋扈，祸乱不断，对形成其思想学说，有着直接的影响。
　　啖助 集三传，释《春秋》 ，前后历时１０年， 至大历庚戍岁（７７０年）而毕.此间，陆淳从学于啖助。就在集释即将告成的这一年，赵匡自宣歙观察使府往还浙中，途经丹阳， 诣室而访之（啖助），深话经意，事多响合。期返驾之日，当更讨论.不想啖助竟与世长辞，年仅４７岁。啖助逝后，陆淳 痛师学之不彰，乃与先生之子异，躬自缮写，共载之以诣赵子.赵子，即赵匡，字伯循，天水人。宣歙观察使陈少游幕府，累随镇迁转。
　　这时，赵匡正随陈少游赴浙东观察使任。先前相约，与啖助 当更讨论 的 经意 ，如今只能由赵匡一人来进行 损益 增删了。其后，陈少游迁扬州长史、淮南节度使，赵匡又随任至扬州，为淮南节度判官。
　　陆淳（？- ８０５年），字伯仲，吴郡（今江苏苏州）人。陈少游镇淮南之后，大约因赵匡的关系，知其有才气，遂辟为淮南从事。这样，赵、陆二人便可以随时随地切磋《春秋》经、传。赵匡一面因啖助学说而加 损益 ，陆淳则一面 随而纂会之. 至大历乙卯岁（７７５年）而书成 ，即今天所见《春秋集传纂例》１０卷。随即，陈少游又荐之于朝，诏授陆淳太常寺奉礼郎。
　　陆淳入朝后，累迁左司郎中，历信、台等州刺史，与韦执谊相友善。此间，又另撰《春秋微旨》３卷、《春秋集传辨疑》７卷，都是阐发啖、赵学说的内容。这三部书，传本较多，尚缺系统整理。为翻阅方便， 四库全书 、 古经解汇函 、 玉玲珑阁丛刻 等丛书都收录了这几部书，可任取一种了解大概。
　　顺宗即位，韦执谊为相，征召陆淳为给事中、皇太子侍读。为避皇太子名讳，改淳为质，史书多称其为陆质。陆质与韦执谊、柳宗元、刘禹锡、吕温、李景俭等结为 死友 ，参预了王伾、王叔文发动的 永贞革新 活动。
　　当年，陆质病卒。
　　啖助的学说，起初几乎不为人知，历经３０余年，始由陆质而闻名。细论起来，这一学派的形成，首创其说者推啖助，充分发挥者为赵匡，整理推广者是陆淳。三人之间，啖、陆为师生，赵、陆为益友。这有吕温代陆淳所作的《进集注春秋表》为证，表文见于《全唐文》卷六二六、《吕和叔文集》。
　　前引陆淳《修撰始末记》，亦只称啖助为 先生 ，而呼赵匡为 赵子 ，赵与陆显然没有师生关系。而《唐书？陆质传》以陆师赵、赵师啖，实是一大谬误！
　　２。颇具特色的解经新意
　　第四章讲到，孔颖达撰《五经正义》，其中的《春秋正义》只尊《左传》，而置公羊、谷梁二传于中经、小经之列。当时学子，则仅知有《左传》，不闻有公、谷；多知《左传》史事，少闻《春秋》义理。但当安史乱后藩镇割据形成，社会现状恰似孔子所处时代—— 周德虽衰，天命未改.如果再尊《左传》，岂不等于承认诸侯可以挟天子的历史，成为现实中割据者们的口实。这是中唐以来最高统治集团极不情愿，也最担心的事情。事实（史实）
　　虽然不能够改变，但又不允许其成为什么 以下犯上 的历史 根据 ，就得另外想出一种新的说法来。好在这样的说法，老祖宗那里早就有过。解释《春秋》，自西汉以来就一直有左氏、公羊、谷梁三家，而公、谷两家不说史实，只谈义理，正可以从中发掘适合需要的 根据.在这种背景下，啖助不仅亲身感受到安史之乱的祸害，还目睹了浙东刘展的反叛，于是决定通过史实与义理的对照，重新认识《春秋》经意， 从宜救乱，因时黜陟.《春秋集传纂例》１０卷，集中了啖、赵学说的精华。《春秋微旨》３卷，先列三传异同，再参以啖、赵之说而断其是非。《春秋集传辨疑》７卷，专述啖、赵攻驳三传之言，以赵说居多。其书内容庞杂，主要观点和贡献有如下几点。
　　其一， 从宜救乱，因时黜陟.啖助对照《春秋》，比较三传，认为在三纲废绝、人伦大坏的 季世 ，唐尧、虞舜之化难行，但 周德虽衰，天命未改 ，应当 从宜救乱，因时黜陟 ，并再三强调：予以为《春秋》者，救时之弊，革礼之薄，……断自平王之末，而以隐公为始，所以拯薄欲勉善行，救国之弊，革礼之失也。①赵匡发挥啖助这一思想，说得更加简明而形象：《春秋》者，亦世之针、药也。
　　把《春秋》视为医治社会病症的针、药，运针问病自然就要对症。赵匡将《春秋》 指要大端 分为两个方面，一为 兴常典 ，二为 著制权.郊庙、丧纪、朝聘、蒐狩、婚娶， 违礼则讥之，是兴常典 ，即以礼仪制度防备社会病症。对于 非常之事，典礼所不及 者，则 裁之圣心，以定褒贬 ，是为 著制权 ，即用 圣心 治理社会病症，或者说用 圣心 所 穷 《春秋》之精理 ， 从宜 、 因时 救乱①。
　　其二， 以史制经，以明王道.啖助认为，孔子作《春秋》是 伤主威不行 ，所以要 首王以正大一统，先王人以黜诸侯.其 称天王以表无二尊，唯王为大，邈矣高矣 ，尊王的宗旨十分明确。对于董仲舒、何休等人 黜周王鲁说，啖助用怒责的语气斥之为 悖礼诬圣，反经毁传，训人以逆，罪莫大焉！啖助集注经、传的最高准则就是为了 尊王 ，企图以 尊王 这个 理 来进行说教。
　　即所谓 《春秋》以史制经，以明王道 ②。赵匡进一步归纳《春秋》宗旨说：
　　①　《纂例》卷一《赵氏损益义》。
　　尊王室，正陵僭，举三纲，提五常，彰善瘅恶，不失纤芥，如斯而已。③就是说，要通过历史来 举三纲，提五常 ，以此为 彰善瘅恶 的准则，实现尊王室，正陵僭 的目的。针对安史之乱后皇室衰微、藩镇强大的局面，赵匡更是多所发挥。《春秋》中齐桓、晋文之霸，盟会侵伐，三传皆无义说，赵匡多所 损益.如书中《盟会例》篇赵匡云： 王纲坏，则诸侯恣而仇党行，故干戈以敌仇，盟誓以固党，天下行之，遂为常情。若王政举，则诸侯莫敢相害，盟何为焉？ 其三， 立忠为教，原情为本.啖助在论说《春秋》 从宜救乱，因时黜陟 的宗旨时，提出： 夏政忠，忠之弊野，商人承之以敬；敬之弊鬼，周人承之以文；文之弊僿，求僿莫若以忠。夏之忠道，当变而致焉。 所以孔子作《春秋》，乃 以权辅正，以诚断礼，正以忠道，原情为本 ①。其用意是很明白的，周的礼乐法度（文）过于繁琐（僿），多流于形式，徒具虚文。例行公事的人，并不一定具备忠心和诚意。因此，应当摒弃形式，提倡内心的忠诚，即所谓 以诚断礼，正以忠道，原情为本 ，这才是行为的最高准则。所谓 立忠为教 ，即要树立 忠道 以行教化； 原情为本 ，是说 忠道 本原于人的情性，要从根本上做起。
　　啖助、赵匡在以《春秋》大义为唐代立法时，取舍三传尤其注重 立忠为教 的 教 字，提出：其辞理害教，并繁碎委巷之谈，调戏浮侈之言及寻常小事不足为训者，皆不录。……若说事迹，虽与经相符而无益于教者，则不取。
　　反转过来，即使是 无经之传 ，只要有 因会盟、战伐等事而说忠臣义士，及有谠言嘉谋与经相接者 ，也都 略取其要 ②。
　　至于陆淳，为了 立忠为教 ，竟提出 以讳为善 的说法。经文中，僖公二十八年有 天王狩于河阳 的记叙，《左传》引孔子语批评晋侯 以臣召君，不可以训.陆淳则说： 若原其自嫌之心，嘉其尊王之义，则晋侯请王以狩，忠亦至矣。原情为制，以诚变礼也。 就是说，通过其心理动机（ 原情 ），达到宣扬 尊王 和 忠 的目的。由此，他主张： 凡事不合常礼，而心可嘉者，皆以讳为善。 ①为尊者讳、为贤者讳、为亲者讳，现在又多出一个 以讳为善 ，经学 立忠为教 的宗旨确实暴露无遗了。
　　其四，考三家得失，开疑古之风。
　　②　《纂例》卷一《春秋宗旨议》。
　　③　《纂例》卷一《赵氏损益义》。
　　①　《纂例》卷一《春秋宗旨议》。
　　②　《纂例》卷一《啖赵取舍三传义例》。
　　①　《春秋微旨》卷中。
　　自汉至唐，解《春秋》经虽有兼采三传者，如郑玄、范宁等，但都是专主一家的。真正是 考三家短长 的，始于啖助。陆淳在论说了啖、赵《春秋》宗旨之后，紧接着讨论的就是三传得失，大意如下：（左氏）博采诸家，叙事尤备，能令百代之下，颇见本末，因以求意，经文可知，……故比余传，其功最高。……叙事虽多，释意殊少，是非交错，混然难证。
　　（公羊、谷梁）大指亦是子夏所传，故二传传经，密于左氏。……
　　初亦口授，后人据其大义，散配经文，故多乖谬，失其纲统。
　　谷梁意深，公羊辞辨，……②这一比较、对照，相对来讲是客观的。从记事的角度看，啖助认为《左传》博采而驳其混杂；就解经的角度而言，他肯定公、谷二传之密而指其乖谬；以公、谷相比较，则谷梁意深。这种既有肯定又有否定的分析，不失为一种有影响的见解。加之所举的不少有力例证，迄今仍不能完全否定，更增加了其说 绝出诸家 的份量。
　　三传有得有失，也即有可取之处，又有不可尽信之处。其不可尽信之处，便成为疑古的根据。在回答 司马迁、刘歆与左丘明年代相近，固当知之，今以远驳近，可乎 的提问时，赵匡这样回答道：夫求事实当推理例，岂可独以远近为限！①这既是向唯古训是尊的传统的一种挑战，又是对唐初将传注法定化的一种蔑视！ 所谓求事实当推理例 ，即在占有材料大致相同的情况下，应当发挥主体意识来认识事物。后代人的认识水平和思维方法，一般说是超过前代人的，占有材料大致相当，怎么可以用古人的认识来限制今人呢？赵匡的这一说法，似可谓古代认识历史的一种 主体意识论.应当指出，赵匡的这种 主体意识 的核心，是 理 和由 理 所决定的 例.关于这个 理 字，后面再叙。
　　以上述认识为基础，赵匡更提出一些惊世骇俗之说。一是《左传》非亲受经于孔子的 左丘明 所传，而是出于孔氏之后的门人。其引孔子自比，率前世人老彭、伯夷等，并非同时代人。尤其是《论语？公冶长》有 丘明耻之，丘亦耻之 的话，所以 丘明者盖夫子以前贤人，如史佚、迟任之流，见称于当时耳②。自西汉以来，今文经学非议左氏，只在左氏不传经上，也未疑其作者。自赵匡此论始，《左传》的作者为何人，竟成了经学、史学研究中的重大争论问题。二是对于《春秋》的 例 所表现的怀疑态度。《春秋》的 例 ，即其表示微言大义的条例，历来被奉为研究的圭皋。其中，影响最大的要数杜预释《左传》之 例 了。杜预称： 凡例，皆周公之旧典、礼经。 其 例 有云： 弑君称君，君无道也；称臣，臣之罪也。 赵匡驳道： 然则，周公先设弑君之义乎？ 其 例 又有： 大用师曰灭，弗地曰入。 赵匡反问： 又周公先设相灭之义乎？ ①周公时的 旧典 ，怎么可能为后来春秋时期的 弑君 、大国吞灭小国事先规定出 义例 ？
　　这可以说是赵匡 求事实当推理例 的最有力的例证。
　　②　《纂例》卷一《三传得失议》。
　　①　《纂例》卷一《赵氏损益义》。
　　②　《纂例》卷一《赵氏损益义》。
　　①　《纂例》卷一《赵氏损益义》。
　　有疑则有辨，啖、赵的大胆怀疑精神，对中唐以下的疑古辨伪，显然开了一个好头。但他们对三传也不是一笔抹煞，陆淳曾经明确说过：
　　啖氏新解经意，与先儒同者，十有二三焉。②最后，上述各主要观点的形成，都可归结到啖助对于《春秋》的一个最基本的认识上，这就是：《春秋》参用二帝、三王之法，以夏为本，不全守周典礼必然矣。③上千年来，三传释《春秋》都以周代礼法为准则。就历史事实而言，孔子确曾强调过 吾从周 ，《春秋》书中表现出的倾向无疑也是这样的。但到中唐，安史乱后藩镇此起彼伏，如果讲《春秋》按周代礼法行事，就难以回避周初分封制的合法性，也就等于说安、史以来的藩镇抗命称王是符合周代 典礼 的了。那样的话，《春秋》作为传统经典，岂不就彻底失掉了 劝善惩恶 的 神圣 功用？为了保住《春秋》的 神圣 的 经典 地位，只能采取 信经驳传 的手法，三传解释的义理都不算数，错都错在三传的说法上，《春秋》经还是好经，责任不在 圣人 身上。于是，需要改变的只是三传中的陈旧观念，重新赋予《春秋》经新意就行了。结果，《春秋》就被说成 不全守周典礼.这显然是强加到《春秋》名下的说法，用意旨在否定分封制。分封制与郡县制之争，是汉唐之际的一大政治体制之争，几乎在所有思想文化领域的所有重要论著中都要涉及论列。
　　安史乱后，《春秋》学作为一个学派，首先从这一体制问题入手，形成较为系统而又特点鲜明的思想学说，这已无庸置疑。但其为维护经典的 神圣 地位另强加 新意 的做法，似乎并没有使经典 神圣 起来。
　　②　《纂例》卷一《重修集传义》。
　　③　《纂例》卷一《春秋宗旨议》。
　　（三）从历代评论看其影响与地位
　　中唐兴起的《春秋》学派，自宋至清评价不一，甚至互相对立，截然不同。对此，人们有着种种解释，大多言之成理。但是，普遍忽略了一个关键性问题，即其正处在由经学思想向理学思想的转变时期。对于转折时期尚未定型的思想，自然容易引起来自各个不同方面的不同认识。下面，分别评述。
　　１。救乱之旨影响久远
　　在唐代后期至北宋初年，凡尊奉中唐《春秋》新学的，几乎没有庸碌懵懂之辈，多是接受其 从宜救乱 的救世宗旨，试图实现 革新 或 新政 者。
　　前面已经谈到，陆质本人直接参与了 永贞革新 活动，其他重要人物多是其弟子或私淑弟子，几乎都是家有其书，详见柳宗元《答元饶州论〈春秋〉书》。柳宗元是受陆质影响颇深的一位代表人物，其《非〈国语〉》一书 非左氏尤甚 ， 黜其不臧，以救世之谬 ，可视为是啖、赵、陆学之后的又一继作。柳宗元深受《春秋》学派影响，除章士钊《柳文指要》有论说，迄今仍少有人涉及。吕温早年就受学于陆质，陆质病故，著述尽付吕温。
　　吕温在《与族兄皋请学〈春秋〉书》中强调： 夫学者，岂徒受章句而已，盖必求所以化人。 显然，也是要学以 救世.至唐文宗之世，刘蕡对策，全文６７００余言，竟有１２处用 谨按《春秋》 的方式立意，指陈当时的祸患， 浩然有救世意 ①。
　　到北宋仁宗庆历年间，孙复、刘敞等再倡《春秋》新说，使陆氏整理的３部书有了最早的刻本，为其学派的复兴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庆历新政 出现，也与新经学关系直接。
　　自中唐 永贞革新 至宋初 庆历新政 ，面对 国势浸微 的局面，大都着眼于新经学 从宜救乱 的救世之旨，因而几乎不存在持否定态度的情况。及至清末戊戍变法，也与新经学有着不解之缘。因此，可以这样说，中唐《春秋》学的 从宜救乱，因时黜陟 的宗旨，举世公认并产生出久远的影响。
　　２。《新唐书》的苛责
　　新经学 从宜救乱 之旨虽然可以借用来 托古改制 ，但其强调的 以明王道 、 忠道原情 都是紧紧围绕 解经 而发的，对于现实中如何 明王道 ，如何进行 忠道原情 的教化，却是 纸上谈兵 ，没有能够提出具体的办法。当 庆历新政 如 永贞革新 般昙花一现之后，北宋政权面临的形势如欧阳修所说， 夷狄叛、盗贼起、水旱作、民力困、财用乏 ②。
　　为此，十分向往唐朝 为国长久 ，又不满意五代时纂修的《旧唐书》 使明君贤臣、俊功伟烈，与夫昏虐贼乱、祸根罪首，皆不得暴其善恶.于是，仁宗君臣决定重新 刊修 《唐书》，以 黜正伪谬 ，《春秋》学又演为唐史热。
　　①　《新唐书》卷一七八《刘蕡传》。
　　②　详见《欧阳文忠公集》卷四六《准诏言事上书》。
　　在重新认识唐代历史的过程中，《新唐书》的 刊修 （主编）之一宋祁，从唐代以前经学发展出发，对中唐《春秋》学始持否定态度，提出严厉批评。他先这样写道：左氏与孔子同时，以《鲁史》附《春秋》作《传》。而公羊高、谷梁赤皆出子夏门人。三家言经，各有回舛，然犹悉本之圣人，其得与失盖十五，义或谬误，先儒畏圣人，不敢辄改也。
　　这是中唐以前经学演变的梗概，由此出发，宋祁进一步评论：啖助在唐，名治《春秋》，摭诎三家，不本所承，自用名学，凭私臆决，尊之曰 孔子意也 ，赵、陆从而唱之，遂显于时。呜呼！孔子没乃数千年，助所推著果其意乎？其未可必也。以未可必而必之，则固；持一己之固而倡兹世，则诬。诬与固，君子所不取。助果谓可乎？徒令后生穿凿诡辩，诟前人，舍成说，而自为纷纷，助所阶已。①其后的批评，包括清代乾嘉学者，都没有超过这一范围。宋祁如此评论中唐出现的新经学思想，应当看到他是有一定客观原因的。北宋仁宗时期，新的理学思想尚在酝酿阶段，先前的经学思想虽然出现种种 危机 ，受到各方面的冲撞，却仍然是官方统治思想的基础。还应看到，宋祁是在总结唐代历史，而在唐代前期经学思想又是定于一尊的。《新唐书》要 黜正伪谬 ，在思想领域除了佛教思想外，比较而言就要轮到啖、赵、陆等人头上了。
　　３。理学大师们一致称赞
　　宋初自孙复、刘敞再倡《春秋》之学后， 宋人说《春秋》，本啖、赵、陆一派.值得注意的是，高度评价中唐新起《春秋》学，宋元理学大师几乎是一致的。请看：邵子（雍）曰：《春秋》三传而外，陆淳、啖助可兼治。
　　程子（颐）称其绝出诸家，有攘异端开正途之功。
　　朱子（熹）曰：赵、啖、陆淳皆说得好。
　　吴澄曰：唐啖助、赵匡、陆淳三子，始能信经驳传，以圣人书法纂而为例，得其义者十七八，自汉以来，未闻或之先。①理学大家们的评价，何以与宋祁为代表的批评如此相悖？除开社会背景及各自看问题的角度等外在因素外，主要应从啖、赵集传《春秋》，取舍三传的内在蕴含去寻找原因。而经学评论者们，大都无视这一关键性的环节，只注意其对传统的义疏章句的变异，因而斥之为 穿凿诡辨.相反，理学大师们，则都很看重其内在蕴含与理学的相通之处，因而评价甚高。
　　啖、赵学说中，有两个取舍、损益的基本标准—— 理 与 教.关于 教 ，前面已论说。关于 理 ，啖助是这样提出的：予所注经传，若旧注理通，则依而书之；……若理不尽者，则演而通之；若理不通者，则全削而别注。②赵匡在说 教 的同时，同样谈到 理 ：
　　①　《新唐书》卷二○○《啖助传》 赞曰.①　转引自皮锡瑞：《经学通论？春秋》。
　　②　《纂例》卷一《啖氏集注义例》。
　　至于义指乖越，理例不合，浮辞流遁，事迹近诬及无经之传，悉所不录。③对于 理 这个概念，啖、赵并无专门的解释，但从其论说中是完全可以寻得其蕴含的，即为 尊王.以此注经、取舍三传，则为 理通 ；反之，则为 理不通.这个 尊王 的 理 ，与其 明王道 的宗旨是相一致的。新经学提出的 理 ，旨在 尊王 ， 正以大一统.韩愈提出的 道统 之 道 ，用以维系 君臣、父子、师友、宾主、昆弟、夫妇 间的伦理关系，其核心在 君臣大义上。新经学提出的 教 ，前已叙，强调 忠道原情 ，重在伦理道德。韩愈也提出 教 ，强调正心以修、齐、治、平，实际上仍然是教人们奉 平天下 者为至尊。啖、赵提出的 理 与 教 虽然不如韩愈细致，但其内在联系是十分自然的，彼此相通的。由此，新经学与道统说之间便埋下趋于合流的伏线。这就是宋初石介等人为什么会在接受《春秋》新学舍传求经、尊王攘夷思想的同时，又成为韩愈之后、二程之前 发明一个平政底道理 的 第一等人 的原因所在！①至于孙复、石介等人的《春秋》学研究，已不属本书范围。
　　４。几点结论
　　通过上述考察，除开其 从宜救乱 之旨影响久远而外，可得出这样几点结论：其一，中唐《春秋》学结束了自汉至唐三传鼎立的局面， 变专门为通学.从此，治《春秋》不再拘守三传。由《春秋》经学的变异影响到其它四经，传统的 五经 到了宋代都被重新解释。经学完成从汉学到宋学的转变，其明显的转折点始自中唐的《春秋》学。
　　其二，中唐《春秋》学以其 理 与 教 与韩愈 道统说 相通，经宋初石介等人使二者合流，推进了理学的形成与发展。这正是理学大师们普遍首肯啖、赵、陆学派的根本原因所在。反过来说，中唐《春秋》学在官方思想开始重大转变的时刻，以其独有的个性特色成为了此间关键性的重要环节。
　　其三，此前《春秋》学中包含的 史之贵实 的精神，在这次经学变异当中遭到严重的践踏。其后，史学著作渐渐趋于 空言义理 ， 舍人事而言性天.尊王 的 理 被推奉到无以复加的高度，维护了专制主义的大一统政治实体，却是以牺牲唐代前期那种开放、豪爽、热情、外向的时代心理为代价的。从此，国人的思想便日益被禁锢在伦理纲常的 天理 圈子中，渐渐变得狭隘、愚昧、保守起来。
　　③　《纂例》卷一《啖赵取舍三传义例》。
　　①　《朱子语类》卷一二九： 本朝孙（复）、石（介）辈忽然出来，发明一个平政底道理，自好。前代亦无此等人。如韩退之已自五分来，只是说文章。若非后来关洛诸公出来，孙、石便是第一等人。孙较弱，石健，甚硬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