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五代思想史之学术思想的系统反思

学术思想的系统反思
　　（一）刘知几著《史通》
　　１。刘知几生平
　　刘知几，字子玄，彭城（今江苏徐州）人，生于唐高宗龙朔元年（公元６６１年），历经高宗、武则天、中宗、睿宗、玄宗五帝，卒于唐玄宗开元九年（公元７２１年）。
　　刘知几成长于一个有浓厚文化学术气氛的家族中。《旧唐书？刘子玄传》开头就称，知几为 楚州刺史胤之族孙也.刘胤之是唐初知名学者，与著名史家李百药结为好友。刘胤之曾以参加修唐国史和《实录》有功，被封爵为 阳城县男.刘知几的父亲刘藏器也是一位知识渊博的学者，史书特别赞扬他 有词学.他的主要专长在文学、经学方面。刘藏器的堂兄弟刘延祐也有文名， 为畿邑当时之冠.到了刘知几这一辈，堂兄弟一共６人，均 进士及第，文学知名 ①。这在当时引起了人们的惊诧和羡慕， 乡人以其兄弟六人俱有名，号其乡曰' 高阳' ，里曰' 居巢'②。
　　少年时代的刘知几，好学而不盲从，很有个性。１１岁时，父亲让他学《古文尚书》，他没有兴致， 每苦其辞艰琐，难为讽读 ，刘藏器不惜用 武力进行家教，可刘知几 虽屡逢捶挞，而其业不成.刘藏器教刘知几的哥哥们学的是《左传》，在他们上课时，刘知几偷偷去旁听，听了几次，他对《左传》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父亲讲课之后，刘知几就对兄长们复述上课的内容，几分得意之余又想到自己那恼人的课程，不禁感叹，如果史书都象《左传》这样，我学习怎么会倦怠呢？这话传到他父亲耳中，大觉惊奇，遂改教刘知几《左传》。刘知几学习劲头大增。与读《尚书》时相比，判若两人。他只用了一年时间就把《左传》 讲诵都毕 ，即能够讲解和诵读， 所讲虽未能深解，而大义略举 ①。这时他才只有１２岁。刘藏器又拟出规划，想让刘知几进一步学习历代学者关于《左传》的注释，以便日后成为《左传》专家。可是，刘知几却有自己的想法，他不愿意过早地把学业局限于一部书，走专门家易于成名的捷径，而是对群史有强烈的兴趣。他对父兄说，孔夫子获麟绝笔之后的史事，我还没有了解，请允许我继续阅读其它史书，以增加我的见闻。父兄尊重了他个人的意愿，从此刘知几博览群史，相继读了《史记》、《汉书》、《三国志》等历代纪传体正史。他不是死读书，把自己变为盛装史料的 书橱 ，而是努力探究古今社会的沿革变化，了解历史发展的大势， 于是触类而观，不假师训 ②，靠着顽强的毅力坚持自学，广泛阅读了前代多种史书，也读了皇家《实录》。他家中自然不会有这么多藏书，只能靠四处去借。他在博览的基础上，注意掌握各部史书的要点，抓住叙事之纪纲，立言之梗概.他就这样以读史为乐，一直读了５年。
　　１７岁的刘知几暂时中止了研习史学，开始学习科举考试所要求的科目。在高宗永隆元年（公元６８０年），刘知几一举考中进士，这时他才２０岁。当时有句谚语， 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 ，可见刘知几才学出众，步入仕途相当顺利。
　　①　《旧唐书》卷一○二《刘子玄传》。
　　②　《旧唐书》卷一○二《刘子玄传》。
　　①　　上引均见《史通？自叙》。
　　②　《史通？自叙》。
　　考中进士后，刘知几被授予官职获嘉（今河南省获嘉县）县主簿。在任职期间，他继续钻研史学，并去京城长安（今陕西省西安市）和东都洛阳，从公家和私人处广泛借览史书，尽情浏览。他注意比较各种史书的优劣和特点，有了许多心得，形成了写读史札记的好习惯，日积月累，这些札记装满 筐　　，为晚年撰写《史通》奠定了基础。
　　他虽然热爱史学，但也没忘记当代政治。在获嘉主簿任上，他以九品小官的身分多次上书武则天，大胆批评弊政。天授二年（公元６９１年），刘知几上二疏。第一疏为 请沙汰邪滥官员 ，要求武则天淘汰不称职的官员。
　　他指出，现在六品以下的职事清官，多得就象土芥和沙砾一样。有的人做事即使在左邻右舍中都不出众，现在却选进朝廷中来；有的人见识低得可怜，连举一反三都不清楚，转眼就成为朝中官员。如果再不加以选择淘汰，臣恐怕影响皇朝声誉。他上的第二疏是 刺史非三岁以上不可迁官 ，批评对州郡长官的调动过于频繁，使他们没有治理好地方的长远打算。
　　证圣元年（公元６９５年），刘知几上二表。第一表是 请今后节赦 ，指出：大赦频繁，使受法律惩治的罪犯蒙受恩惠，小人之幸即君子之不幸。
　　第二表是 请赐阶勋应以德举才升 ，指出当前对官员晋级加勋太滥，臣无功而晋升，不能算是忠信；君随便提拔臣下，不能算是恩惠。
　　武则天见到刘知几的几次疏表，很是赞赏他的正直坦率，却不予采用。
　　圣历二年（公元６９９年），刘知几被调任定王府仓曹，并参加编写大型类书《三教珠英》，结识了一批国内一流学者。该书修成后，长安二年（公元７０２年），４２岁的刘知几终于实现了夙愿，成为史官。他被任命为著作佐郎兼修国史，很快又升任左史，负责撰写起居注。从４２岁到６１岁逝世，刘知几多数时间都任史职或兼任史职，中间有几次短时间的中断，所以他在晚年很自豪地称自己 三为史臣，再入东观.他在任史职后参加修撰了本朝国史《唐书》，还有高宗、中宗、则天皇后、睿宗等历朝实录。由于史馆内监修多员、派系林立，刘知几颇感压抑，他萌生了撰著《史通》以抒志向的想法。他 屡易寒暑，下笔不休 ，著成《史通》二十卷，初次成书是在中宗景龙四年（公元７１０年），以后有一些修改。
　　开元九年（公元７２１年），刘知几的大儿子刘贶因罪流放，刘知几感到不平，上诉辩解，惹得唐玄宗发怒，马上将他降职为安州（今湖北省安陆县）
　　都督府别驾。６１岁的老人经不起旅途劳顿，加之心情悲愤，到任不久就去世。
　　几年后，唐玄宗闻知刘知几曾撰《史通》，派官员去其家抄录， 读而善之 ，追赠刘知几汲郡太守，很快又赠工部尚书，谥号 文.
　　２。以史为主，错综经纬
　　《史通》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史学批评著作，但这部著作不仅仅是对史学的反思，也包括了对文学（写作理论，文质论，文风论，尚简用晦论……）、哲学（天人观、变易观、五行观……）等的反思。
　　《史通》是刘知几的 发愤 之作， 若《史通》之为书也，盖伤当时载笔之士，其道不纯，思欲辨其指归，殚其体统.他在这部著作中寄托了自己的学术思想和抱负，融入了自己数十年治学的心得，他自己评价说：夫其书虽以史为主，而余波所及，上穷王道，下掞人伦，总括万殊，包吞千有。自《法言》已降，迄于《文心》而往，固以纳诸胸中，曾不蒂芥者矣。夫其为义也，有与夺焉，有褒贬焉，有鉴诫焉，有讽刺焉。
　　其为贯穿者深矣，其为网罗者密矣，其所商略者远矣，其所发明者多矣。
　　①这段自述非常关键，是我们理解《史通》思想的钥匙。第一层意思是，《史通》不是着眼于一隅一事的散杂之作，而是考虑周密的成体系之作。这个思想体系以史为主，又旁及社会、人生，即不仅具有史学反思的意义，亦具有包纳学术反思、人生反思的意义。第二层意思是，《史通》所展现的思想内容，在刘知几本人胸中是极为融会贯通的，从扬雄的《法言》，到刘勰的《文心雕龙》，均心领神会，无所疑滞。从反思的广度和深度来看，其 贯穿 、 网罗 、 商略 、 发明 ，已分别达到 深 、 密 、 远 、 多 之程度。这反映出刘知几对《史通》思想博大精深之自信。
　　刘知几不是凭空说大话，而是细心研讨了以往历代学术名著的撰述特色和主旨。他在《史通？自叙》中特意列出前代几部名著予以分析评价，既显示每一部名著都是应运而生，都是对当时思想积弊的纠正，又暗示读者，《史通》也是应目前时代急需而作，并承以往思想批判之精华。
　　他首举汉代刘安的《淮南子》，称赞此书囊括天地，博极古今。上自周朝开国的太公，下至秦国变法的商鞅。所记所论的内容错综复杂，前后通贯，兼采诸子所长，尽了最大的努力。刘知几赞赏这部书的博大通贯，作为《史通》写作的一个总的参照。他接着指出，自《淮南子》以后，作者接续不断。
　　如果认真探讨起来，其流派是较多的。他分别举出各流派的代表作，通过说明各书所针对的思想弊端，表明《史通》所赞同的学术反思主旨。
　　例如，评两汉之际扬雄的《法言》，他指出，孔子之后，微言大义中断。
　　司马迁著《史记》，在是非判断上屡出错误，由此许多学者和流派离经叛道，专注于小事，妨碍了对大道的阐发，因此就有扬雄《法言》问世以纠偏。这里刘知几重点肯定《法言》的宗经明道特色。
　　关于东汉王充的《论衡》，刘知几着重肯定其革新批判精神。他认为，儒家学者所著的书虽然广博，但有用的内容不多，糟粕掩盖了精华。而一般凡夫俗子尊崇古代而轻视现代，以讹传讹，自我欺骗，自我迷惑，因而就有王充《论衡》出现以纠偏。
　　关于东汉应劭的《风俗通》（一名《风俗通义》），刘知几主要肯定其博洽决疑的品格，——民通冥，冥然无知，一个哄骗另一个，缺乏见识。或误解方言，不探究本源；或呆板保守，多有忌讳，因此东汉末应劭作《风俗通》以纠偏。
　　关于三国时代魏人刘劭著《人物志》，刘知几主要肯定其衡人公允的态度，——人们在仁义礼智信方面的素质有所差别，做起事来有不同的方法，个人能力有全面与片面之别，知识储备有专长领域也有空白部分。如果能量才录用，那么谁的特长也不会遗漏；如果求全责备，那么整个世间也找不出可用的人。因此刘劭作《人物志》来阐明这个道理。
　　关于三国时代吴人陆景所作《典语》，刘知几主要肯定其品评铨综之识见，——无论是王侯大夫之立身行事，还是文臣武将各施所长，虽然贤良与愚钝差别很大，善人与恶人有所区别，但若是没有适时的品评排比，则尊卑善恶就难以全面掌握。因此，陆景作《典语》以提供品评的标准。
　　①　　上引均见《史通？自叙》。
　　关于南朝梁人刘勰的《文心雕龙》，刘知几主要肯定其整齐体例之作法。
　　——学者写作，运用体裁很多，就像苦与甜味道悬殊，红与白交相辉映。很多学人写作，识见缺少变通，著述自相矛盾，相互指责挑剔，因此刘勰作《文心雕龙》以严正体例。
　　上述议论反映出刘知几对学术史、思想史有很精要的认识。他之所以不厌其烦地依次剖析前代名著，突出阐说各书的主要宗旨和划时代贡献，有几层含义：其一，表明《史通》在学术源流上有所本，要继承以往优秀的学术传统。
　　其二，显示《史通》要综合上述各名著的长处，以史为主而又 总括万殊，包吞千有.其三，强调各名著均为纠正时弊而作，意谓《史通》也为纠当代之弊而作。
　　（二）《史通》的思想特色
　　１。求实录与扬名教
　　刘知几没有把《史通》写成一部四平八稳，与现实保持相当距离的 纯学术 著作，而是赋予其强烈的干预现实的品格，大胆批评史学及学术研究中的种种缺失，志在澄清一些混乱的思想认识。
　　刘知几在批评史学及学术研究时所展现的思想逻辑，是以 求鉴 为起点，由此派生出 求实录 与 扬名教 两大主干。
　　为什么说 求鉴 是起点呢？刘知几对于无论是史学还是其它学科价值的认识，总是把求鉴功能放在第一位。例如：论史学价值，《曲笔》篇云： 盖史之为用也，记功司过。彰善瘅恶，得失一朝，荣辱千载。 论文学价值，《载文》篇云： 夫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观乎国风，以察兴亡。是知文之为用，远矣大矣！……是则文之将史，其流一焉。固可以方驾南、董，俱称良直者矣。 文学也有察兴亡作用，这就和史学作用一致了。
　　论灾异说的价值，《书事》篇云： 若吞燕卵而商生，启龙漦而周灭，厉坏门以祸晋，鬼谋社而亡曹，……此则事关军国，理涉兴亡，有而书之，以彰灵验，可也。 论仙怪说的价值，《杂述》篇云： 语魑魅之途，则福善祸淫，可以惩恶劝善，斯则可矣。 反之，如果脱离了鉴诫目的来谈论这些，就不可取了，及谬者为之，则苟谈怪异，务述妖邪，求诸弘益，其义无取.可见，求鉴，反映了刘知几对史学及学术价值的一个最基本的认识。然而，求鉴又蕴含着一对无法消除的矛盾。求鉴，应是科学的研究和真实地反映历史及现状；可是在封建社会又不可能完全做到这一点，鉴诫的内容、方式、结论都不允许与统治者的根本利益发生冲突。事实上，刘知几的 求鉴 有两层含义：一是求真，追求治学的客观与严谨，期望得到真知灼见，然后服务于国家、人生。二是坚持功利性，宣扬封建礼教，使学术研究为封建秩序的稳定服务，不容许彻底求真。由此而形成刘知几两条批评准则——求实录与扬名教。
　　下面，分析一下刘知几如何在史学批评中贯彻这两个原则。
　　《史通》所论，以能否真实反映客观史实作为判定史家、史书优劣的准绳。他认为，史家写史要象镜子照物那样真切， 盖明镜之照物也，妍媸必露。不以毛嫱之面或有疵瑕而寝其鉴也；……夫史官执简，宜类于斯。苟爱而知其丑，憎而知其善，善恶必书，斯为实录.这一精神在对史学各个环节的论评上，均得到突出体现。诸如，论史家标准则云 良史以实录直书为贵 ①；论史书楷模则云 至于实录，付之丘明，用使善恶必彰，真伪尽露 ②；论史料汇辑则云 然则当时草创者，资乎博闻实录 ③；论偏记小说则云 皆记即当时之事，求诸国史，最为实录 ④。论史料选择不当则云 持彼虚词，乱兹实录 ⑤。论题目不当则云 考名责实，奚其爽欤！ ⑥论叙事文饰则云 欲称实录，其可得乎！ ⑦另外，《史通》在批评中使用 审实 、 故实 、 摭实 、 寻其实 、 名实 、 犹实 、 失实 、 不实 ……，亦相当繁多。还经常使用与求实意义相类的词语，如 有惭董、史之直 ， 语实周赡 ， 直道而行 ， 直而能婉 ……等等。
　　①　　上引均见《史通？惑经》。
　　②　　《史通？申左》。
　　③　《史通？史官建置》。
　　求实，是中国史学批评自诞生以来就有的优良传统之一。孔子是可以考见的最早进行史学批评者，他就称赞董狐为 古之良史 ，因其记事 书法不隐.以后，求实与否一直是评骘史家、史书的重要标准。《汉书？司马迁传赞》在评论司马迁《史记》时指出： 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此语一出，遂成为后世史学批评之圭臬。但是象刘知几那样将实录强调得非常细致和系统，则是前所未有的。
　　扬名教 ，是刘知几所遵循的另一个批评准则。所谓名教，就是以正名分为主的封建礼教，主要内容为 三纲 、 五常.刘知几生当佛教、道教空前兴盛，并对儒家思想造成巨大冲击之时，大力强调史学必须 激扬名教.他很严厉地批评近代以来一些史书未按名教标准评述历史人物，违背了教化世人、惩恶劝善的编撰目的， 将何以激扬名教，以劝事君者乎！ ①他在评论史家标准时亦提出了名教标准， 史官之责也，能申藻镜，别流品，使小人、君子臭味得朋，上智、中庸等差有叙，则惩恶劝善，永肃将来，激浊扬清，郁为不朽者矣 ②。论史书楷模亦云： 盖《书》之所主，本于号令，所以宣王道之正义 ③。 昔夫子修《春秋》，吴楚称王而仍旧曰子，此则褒贬之大体，为前修之楷式也 ④。批贬史书也是责以名教标准，认为《史记》中的本纪， 皆言罕褒讳，事无黜陟 ⑤。批评《北齐书》、《隋书》沿用旧史文字，谓数名忠臣义士为叛逆， 书事如此，褒贬何施？ ⑥《史通》在评论史家、史书时，尤为强调其政治立场和观点是否妥当，评论结尾经常是这类句子，如 惩恶劝善，其义安归. 何以申劝沮之义，杜渝滥之源者乎！ ⑦ 固以无益风规，有伤名教者矣 ⑧。
　　有些史书尽管所载内容荒芜，但刘知几亦因其有益于名教而予以肯定，《杂述》篇认为， 杂记者，若论神仙之道，则服食炼气，可以益寿延年；语魑魅之途，则福善祸淫，可以惩恶劝善，斯则可矣.但刘知几亦认为治史者不可轻施褒贬， 昔尼父裁经，义在褒贬，明如日月，持用不刊。而史传所书，贵乎博录而已。至于本事之外，时寄抑扬，此乃得失禀于片言，是非由于一句，谈何容易，可不慎欤！ ①这是由于刘知几向来认为史才罕见，如史识不足，则褒贬易误，因此，虽评论需注重名教标准，但施加褒贬则需慎重。
　　④　《史通？杂述》。
　　⑤　《史通？暗惑》。
　　⑥　《史通？题目》。
　　⑦　《史通？鉴识》。
　　①　《史通？曲笔》。
　　②　《史通？品藻》。
　　③　《史通？六家》。
　　④　《史通？称谓》。
　　⑤　《史通？六家》。
　　⑥　《史通？因习》。
　　⑦　《史通？称谓》。
　　⑧　《史通？杂述》。
　　求实录与扬名教，这两大批评准则贯穿于《史通》的思想体系。那么，它们之间是怎样一种关系呢？
　　首先，二者之间存在着相互限制关系。
　　从求实录方面来说，求实原则并不能无所顾忌地坚持到底，要限制在名教许可的范围之内，不能对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构成威胁。如《史通？曲笔》云：盖' 子为父隐，直在其中' ，《论语》之顺也；略外别内，掩恶扬善，《春秋》之义也。自兹以降，率由旧章。史氏有事涉君亲，必言多隐讳，虽直道不足，而名教存焉。 这样，名教原则挡住了求实原则彻底贯彻的路径。
　　从扬名教方面来说，尽管宣扬名教是为了维护统治者的利益，但也不可任意发展下去，不能以随意牺牲史实的代价去宣扬名教。因为，如果毫不顾及历史真相，统治者就无法借鉴前代得失成败的经验教训，反而危及自身生存。《史通？惑经》批评孔子《春秋》为君亲隐讳做过了头， 国家之事无大小，苟涉嫌疑，动称耻讳，厚诬来世.这样，求实原则也在一定程度上制止了名教原则的恶性发展。
　　其次，二者之间还存在相互依存关系。
　　一方面，欲 扬名教 ，则必须在某种限度上 求实录 ，因为如果不如实记载忠臣义士和乱臣贼子的所作所为，就存在褒贬何施、惩劝安在的问题。因而刘知几懂得， 事皆阙如，何以申其褒奖？ ①另一方面，欲 求实录 ，则实 的标准和程度有时也要借助名教来确定。如《史通》论及史家撰自叙， 实 的标准就相当宽松， 然自叙之为义也，苟能隐己之短，称其所长，斯言不谬，即为实录 ②。
　　２。疑古与惑经
　　武则天长安三年（公元７０３年），四门博士王元感表上《尚书纠谬》、《春秋振滞》、《礼记绳愆》等著作。武则天诏令弘文、崇贤两馆学士及成均博士进行讨论。刘知几与徐坚、魏知古等 雅好异闻 ，站在王元感一边，和墨守儒经章句的学者祝钦明等展开辩论。最后，武则天表态支持王元感，提升其为太子司议郎兼崇贤馆学士。此时是刘氏开始著《史通》的次年。《史通》中有《疑古》、《惑经》两篇，也指出《尚书》、《春秋》等儒家经典的谬误。显然，刘知几之 疑古 、 惑经 并非纯粹是个人突发奇想，而与时代背景有关。武则天执政确实给儒家传统经学带来极大冲击，新经学呼之欲出。 疑古 、 惑经是为经学改造的先声，但在当时不必一定有多么巨大的勇气，后人往往夸大这一点。
　　从封建社会总的进程来看，孔子和儒家经典在封建文化及意识形态领域居于无可争议的权威地位。所以后世学者对于刘知几批评孔子及儒家经典之举感到极不寻常。刘氏的大胆批评也与封建学者普遍的对孔子及儒经顶礼膜拜行为形成鲜明对照。于是，后世学者一般都认为刘知几贬孔轻经。所不同的是，封建时代学者多据此痛斥刘知几 妄诬圣哲 ，是 名教罪人.而近现代学者多据此盛赞刘知几，甚尔说他的疑古惑经精神 击中了儒家的要害 ， 冲破儒家思想的束缚.
　　①　《史通？浮词》。
　　①　《史通？人物》。
　　②　《史通？序传》。
　　究竟刘知几《疑古》、《惑经》两篇是何意旨，我们首先要看一看他到底疑 了什么？ 惑 了什么？为真正了解刘知几本意，下面稍费点文字将这些内容一一条列出来。
　　《疑古》篇对《尚书》、《论语》的记载提出１０条可疑之处：①根据《左传》、《论语》的记载，可知尧时善恶不分，贤愚相混，《尚书？尧典》怎么可以赞美尧 克明俊德 呢？
　　②《尧典序》说尧让帝位给舜，但据孔安国的注、《汲冢琐语》、《山海经》，以及对近代历史的考察，尧让位的说法， 其事难明 ， 徒虚语耳.③《尚书？舜典》说舜巡游时死去。但去处荒凉，又无妃子陪同，考察自古以来君主被废后遭放逐的事实，大概舜死于南方是禹的意思吧。
　　④根据《汲冢书》所载和近代的篡夺之事，伯益被启杀死，形同桓玄篡位未成而被杀。
　　⑤根据《汤誓序》、《逸周书？殷祝》、《墨子》的不同记载，证明《尚书》 欲灭汤之过，增桀之恶.⑥《五经》 称周之盛 和 语殷之败 的说法前后矛盾。根据子贡、班伯、刘向的怀疑，自古所传的桀、纣之罪恶， 将非厚诬者乎？ ⑦纣王之子武庚在周朝造反， 考诸名教，生死无惭 ，《尚书》怎么可以视其为 丑徒 、 逆党 ？
　　⑧《论语》盛赞 周之德 ，而根据《尚书》所记，周文王当年为诸侯时就对外征伐，急于称王。看来周文王服事商如同司马氏作魏臣，都是假的。
　　⑨《论语》称赞太伯 至德 ，让出王位继承权。根据《吴越春秋》和《春秋》所载，太伯是被迫出走，自残身体。
　　⑩根据《尚书？金滕》、《左传》、《尚书？君奭》的记载，周公违背臣子之礼，权力过大，行迹可疑，并且对兄弟残酷镇压，然而《尚书》却赞扬周公。
　　再看《惑经》篇，其主要对《春秋》提出十二条 未谕 （不理解），批评后人对《春秋》的五条 虚美 （吹捧）。１２条 未谕 是：①贬低和讥讽的写法不能始终如一，亲手杀死齐、郑、楚国国君的人未记，却记涉嫌于国君之死的晋赵盾、许太子。
　　②对齐、楚国君之死，不记首要凶犯，邾国宫人使国君丧命，却不书 弑.③掩盖狄人灭卫和晋文公召周天子的事实， 无惭良史也乎？ ④鲁哀公两次同吴国会盟都不记载，却记载鲁桓公与戎族会盟。该隐瞒的和不该隐瞒的颠倒了。
　　⑤阳虎叛乱是大事却不记，弓、玉丢失是小事却记，略大存小的记事方法违背惩恶劝善之理。
　　⑥记未正式居君位者均应不避讳。记子般、子野之死未避讳，记恶、视之死却避讳。
　　⑦鲁桓公二年和鲁僖公十年，记国君和臣子被杀均用 弑 ，未区分出君与臣的尊卑差别。
　　⑧涉及国君的很丑的大事，隐讳是可以的。但记本国事为何对小事也隐讳。
　　⑨沿袭了旧史记载的错误，褒和贬时宽时严，照抄和改动做法不一。
　　⑩先记许国灭亡，后记许国征伐，舍去中间事件发展过程，使人难以找到头绪。
　　记别国事均凭来告，造成小事来告则记，大事不告就缺载，巨细不均。
　　记别国事不加核实，使得真伪莫分，是非相乱。
　　《惑经》篇又指出后人 虚美 《春秋》有５点：①孔子修《春秋》是依据旧史稍加修饰，对 阙文 、 失次 处， 皆存而不正.可是司马迁却 虚美 说：夫子笔则笔，削则削，游、夏之徒不能赞一辞。
　　②《春秋》根据虚假来告记事，没能证明宋襄公扣留滕国国君和楚灵王杀郏敖之罪恶，使善恶颠倒。可左丘明却 虚美 说，《春秋》之义为劝善惩恶。
　　③《春秋》对别国篡位弑君的３件事和鲁国弑君、驱君的７件事都缺载，使恶人逃脱罪名。可孟子却 虚美 说，《春秋》使乱臣贼子惧。
　　④《春秋》对时间较远的隐公、桓公时期事记载明显，而对时间较近的定公、哀公时期事记载隐讳，这是为求自身免祸。而孟子称孔子说过，知我者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⑤孔子所处时代，人们用辞委婉，说话隐晦，大概是风气。班固却说：仲尼殁而微言绝。其实不光孔子有微言。
　　通过对上述刘知几所 疑 所 惑 的具体内容一一条列，可以清楚看出：关于 可疑 ，主要谈了两个问题，一是记史不实。如第②、③、④条，尧、舜、禹的 禅让 之事不可靠，等等。二是评价不当。如第①、⑤- ⑩条，对尧、汤、文王、太伯、周公的赞美不合实际，对桀、纣、武庚的贬斥有 厚诬 之嫌。
　　关于 未谕 ，主要谈三个问题，一是书法不一。如第②、⑥、⑦条， 弑 与 杀 字用得不当，不该避讳处却避讳。二是隐讳史实，如第①、③、④、⑧条，隐讳了一些大事，有些不该隐的也隐。三是史料处理不当，如第⑤、⑨-条，略大存小，沿袭旧史错误，舍略必要史实，史料搜集不广，考核不精。
　　关于 虚美 ，批评后人对孔子及《春秋》的五种吹捧，指出孔子作《春秋》，对旧史刊修不力，史料考核不够，记事隐讳。
　　总的看来，《疑古》、《惑经》考察的是史学编纂问题，进而探讨了修史态度；认为儒经所存在的弊病妨碍发挥惩恶劝善作用，这又联系到史学的政治功能问题。刘知几之所以 疑古 、 惑经 ，是因为他认为孔子的修史态度、方法和《尚书》、《春秋》等儒经，都存在谬误之处，必须加以纠正。这些谬误既造成古史的混乱不实，又因书法不一而使后人莫衷一是。由于世人多认为儒家经典 善无不备 ，因而会愈加以讹传讹，刘知几要纠谬补缺。他的目的在于完善儒经，而不是否定儒经。他所列举的问题，并没有批判儒家的礼教观念，没有 冲破儒家思想的束缚 ，他是以传统观念来批判传统观念，他甚至多次指责《尚书》、《春秋》所载不符合 名教.所以，他的疑古惑经精神，谈不上 击中了儒家的要害.这样说并不是否定刘知几疑古惑经的进步意义，他尖锐指出儒经所赞扬的、历来为人崇拜的尧、舜、禹、汤、文王、周公，并不那么圣明贤德；而遭受贬斥的桀、纣、武庚，也未必罪恶滔天；《春秋》虽是孔子所修，但也存在不少谬误，后人的很多胡乱吹捧不符合实际。这的确反映了他不盲目崇拜孔子和儒经的出色识见，反映了他求真求实的进步态度。同时他指出古代近代篡权行为如出一辙，也包含着对当代政变之虚伪样式的讥讽和抨击。
　　他能够直率批评孔子及儒经，与他的关于圣人也不能无过的识见有关。
　　他在《惑经》篇明确指出，孔子虽然是 生人已来，未之有也 的 大圣大德 之人， 然则尺有所短，寸有所长 ，孔子与弟子门人 切磋酬对，颇亦互闻得失.刘知几几次阐述这种观点， 盖明月之珠不能无瑕，夜光之璧不能无颣. 故作者著书，或有病累 ①。 但自古作者，鲜能无病 ②。由此他认为，对前人之说，切忌盲从，不能 专治周、孔之章句，直守迁、固之纪传 ③。对待前人著作中的错误，应 诋诃其过 ，而不要 文饰其非 ， 强为其说 ④。刘知几认为自己对孔子及儒经的批评，正是孔子所提倡的， 将' 丘也幸，苟有过，人必知之' 者欤？如其与夺，请谢不敏 ⑤。
　　《尚书》、《春秋》等儒经为何会有错误？刘知几在《疑古》篇有所论及，择要言之有三点原因：其一，上古时代记事的史书不流行，因此 唐、虞以下帝王之事，未易明也.他从史学的起源上开始考察，古代史官分记言、记事两类，但 古人所学，以言为首 ，对于记事则不注重。象少昊氏以鸟名定官名，后羿、寒浞篡夺王位而使夏朝中衰，这样的开国传世大事， 而后世学者，罕传其说 ，只有知识广博之人，方能 粗知其一隅.所以古代 废兴行事，万不记一。语其缺略，可胜道哉！ 其二，作者爱憎由己，不尊重史实。孔子刊修史籍为教化世人， 圣人立教 ，主张 成人之美 ，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因此在史籍中对需美化的人一味美化，虽有罪恶也不指责；对需贬斥的人一味贬斥，虽有优点也不赞扬。对于本国君主和他国的贤者，丑事不论大小都隐讳， 斯验世人之饰智矜愚，爱憎由己者多矣.其三，古代文字简略，记载史事不具体，使史书作者很难了解详情，有缺漏处也无法增补， 遂令后来学者莫究其派，蒙然靡察，有如聋瞽.再来看一看刘知几疑古惑经的方法。一是将儒经与诸子杂史对勘，参而会之，以相研核.为了解决儒经中 理有难晓 之处，他把眼光扩展到了儒经以外的群籍。他据以立论的材料，有儒经本身，如《尚书》、《春秋》、《论语》、《左传》；有杂史，如《逸周书》、《山海经》、《吴越春秋》；有诸子，如《墨子》、《孟子》；也有学者对儒经的研究评论，如《尚书》（伪）孔安国注、《尚书序》。二是利用了近代发现的文献考古材料。上距刘知几三百余年的西晋，汲郡一个叫不准的人盗掘战国时魏襄王墓，引出一次重大考古发现。墓中有大批竹简，经整理后得到十余种古书。刘知几所引用的《汲冢书》、《汲冢琐语》即本于此。由于这些材料没有象其它先秦史书那样在流传过程中出现传写之误或遭到篡改，因而史料价值较高，并且有些记载与儒家关于古史的传统说法大相径庭，这大大启发了刘知几。三是把对文献资料的考察与对历史上政治斗争的考察结合起来。刘知几认为，关于政权的争夺， 必以古方今，千载一揆 ①。他联系到 近古有奸雄 打着拥戴王室旗号，废父而立子，或废兄而立弟，最后自己篡权；再根据《琐语》、《山海经》的记载，作出推断：舜先废尧而立尧子丹朱，然后再废丹朱，自己称帝。
　　①　《史通？探赜》。
　　②　《史通？书事》。
　　③　《史通？杂述》。
　　④　《史通？探赜》。
　　⑤　《史通？惑经》。
　　刘知几之 疑古 、 惑经 ，也是受到前人启示的。首先是正统儒家学者的启示，他在《疑古》篇中几次谈到这一点， 故子贡曰：桀、纣之恶不至是，君子恶居下流. 故孟子曰：尧、舜不胜其美，桀、纣不胜其恶。　孟子曰：尽情《书》，不如无《书》。《武成》之篇，吾取其二三简。　刘向又曰：世人有弑父害君，桀、纣不至是，而天下恶者必以桀、纣为先。 其次是前代帝王的自白。刘知几引用汉景帝的话： 言学者无言汤、武受命，不为愚 ①。曹丕的言行对他启发更大。曹丕于公元２２０年废汉献帝为山阳公，自己称帝， 升坛礼毕，顾谓群臣曰：' 舜、禹之事，吾知之矣。 刘知几在《史官建置》、《疑古》两次引用曹丕之语。第三个启示来自东汉思想家王充。《论衡》曾对儒经中的虚妄之言给予有力批判，其中的《问孔》、《刺孟》两篇，对孔子、孟子的著作进行考辨，指出： 案贤圣之言，上下多相违，其文前后多相伐者。世之学者，不能知也 ②。刘知几的《疑古》、《惑经》就是王充《问孔》、《刺孟》的后继之作。刘知几并不讳言这一点，他说： 昔王充设论，有《问孔》之篇，虽《论语》群言，多见指摘，而《春秋》杂义，曾未发明。是用广彼旧疑，增其新觉，将来学者，幸为详之 ③。
　　足见刘知几把自己的撰述看成学术承前启后的一个环节。
　　由上述探讨可以看到，刘知几尖锐批评孔子及儒经的谬误，是对历史上的勇于疑古、不盲从权威的优良思想传统的发扬，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对孔子及儒经持否定立场。
　　３。天人论与变易论
　　刘知几的天人论颇引起现当代学术界的注重，多数学者认为刘知几反对命定论，具有无神论思想。也有学者认为刘知几是一个十足的有神论者。
　　刘知几的天人论思想是较为复杂的，具有两重性的特征，既承认人事起主要作用，又不否认天的意志。天人论本身又分为二个层次，以下依次探讨。
　　其一， 天 有无意识？ 天 与 人 有无感应？这是自古以来就不断探讨的问题。《史通》中《书志》篇论说了两种情况：一是某些天道和人事间有感应， 夫灾祥之作，以表吉凶，此理昭昭，不易诬也.所以史书应记这类事，如梓慎之占星象，赵达之明风角，单飏识魏祚于黄龙，董养征晋乱于苍鸟。斯皆肇彰先觉，取验将来，言必有中，语无虚发，苟志之竹帛，其谁曰不然？星集颍川而贤人聚，月犯少微而处士亡，如斯之类，志之可也。
　　①　《史通？疑古》。
　　②　《论衡？问孔》。
　　③　《史通？惑经》。
　　二是某些天道和人事无感应， 然则麒麟斗而日月蚀，鲸鲵死而慧星出 ，这属于自然界动物与天象之间的感应，和人类没有关系， 则知吉凶递代，如盈缩循环，此乃关诸天道，不复系乎人事. 若乃体分濛澒，色著青苍，丹曦素魄之躔次，黄道紫宫之分野，既不预于人事 ，所以不必载入史书。
　　他认为天象古今不变，记载自然的天象没有意义，因而主张取消正史中的《天文志》。
　　由此可见，刘知几认为史书应记的内容，是天象灾异预示人间祸福的天人感应之类事例；而他认为不应记的，恰恰属于科学范畴的天文学内容。天象并非历代不变，而且人们对天象的认识程度和编制的历法，历代也有变化。
　　假如历代正史均有《天文志》记此类内容，那么合起来无异于一部天文史长编。当然，刘知几当时对自然科学缺乏了解，这是可以理解的。
　　既然天人之间或有感应，或无感应，那么人们对天道能否完全认识呢？
　　刘知几认为不能，他举出一些例子， 且周王决疑，龟焦蓍折，宋皇誓众，竿坏幡亡。枭止凉师之营，鹏集贾生之所。斯皆妖灾著象而福禄来钟 ，这类预兆不吉但结果很好的事，都属于 愚智不能知，晦明莫之测也。 史书可以记载，但不必强为解说。因而他赞赏 古之国史，闻异则书，未必皆审其休咎，详其美恶也.与此相应，他坚决反对 前事已往，后来追证，课彼虚说，成此游词.刘知几并不否认天降祥瑞或灾象以向世人显示天意，但他认为世人编造的祥异之事太多了，已经造成了泛滥趋势，因而他激烈抨击假造天意的丑恶行为。他说，夫祥瑞者，所以发挥盛德，幽赞明王 ，《尚书》、《春秋》中所记载的 不过一二 ，可是近代以来所谓 祥瑞 就太频繁 出现 了， 凡祥瑞之出，非关理乱，盖主上所惑，臣下相欺，故德弥少而瑞弥多，政愈劣而祥愈胜 ①。这对统治者假造天意以欺人的骗局，是一个有力的揭露。
　　正史中的《五行志》是专记祥瑞灾异及其征验结果的。《史通》中有《五行志错误》和《五行志杂驳》两篇，主要批驳了《汉书？五行志》的谬误。
　　遂有学者认为刘知几反对五行灾异之说，主张取消《五行志》。这是一种误解。
　　刘知几认为《五行志》的撰修是必要的。这基于他的灾祥彰兆之说， 案灾祥之作，将应后来；事迹之彰，用符前兆 ②。他对《左传》所记灾祥很是欣赏， 当春秋之时，诸国贤俊多矣。如沙鹿其坏，梁山云崩，鹢退蜚于宋都，龙交斗于郑水。或伯宗、子产具述其非妖，或卜偃、史过盛言其必应。
　　盖于时有识君子以为美谈，故左氏书之不刊，贻厥来裔.他也曾指出《五行志》的性质作用， 斯志之作也，本欲明吉凶，释休咎，惩恶劝善，以戒将来①。那么他为何又专作《五行志错误》和《五行志杂驳》呢？
　　①　《史通？书事》。
　　②　《史通？五行志杂驳》。
　　①　《史通？五行志错误》。
　　首先，他认为班固所作的《汉书？五行志》在显示灾祥征验方面还有不足之处。如只记灾祥，但未记与人间何事相应， 《志》云：孝昭元凤三年，太山有大石立。眭孟以为当有庶人为天子者。京房《易传》云：' 太山之石颠而下，圣人受命人君虏'.又曰：' 石立于山，同姓为天下雄。'刘知几不满意班固只做了一半工作，于是他一一补充说明上述祥异与人间何事对应，认为这是汉宣帝即位之祥，宣帝出自民间， 所谓庶人受命 ， 以曾孙血属，上纂皇统，所谓同姓雄者也.昌邑王被废，贬谪远方， 所谓人君虏者也.刘知几还认为班固《五行志》时常 见小忘大，举轻略重 ，以致漏记了汉代的一些重要灾异， 且当炎汉之代，厥异尤奇。若景帝承平，赤风如血；于公在职，亢阳为旱。惟纪与传，各具其详，在于《志》中，独无其说者，何哉？此所谓博引前书，网罗不尽也②。刘知几对《五行志》的另一批评是，在史料来源上选择欠妥。他认为关于灾祥的记载，《左传》要比《公羊传》、《谷梁传》可靠。然而董仲舒、刘向等， 不窥《左氏》，直凭二传，遂广为它说，多肆奓言 ， 何其妄也？ ③其次，刘知几对《五行志》的虚妄处也进行了批判，其尖锐和猛烈程度都是历史上少见的。
　　他指责《五行志》对许多灾祥强作解释， 如蜮之为惑，麋之为迷，陨五石者齐五子之征，溃七山者汉七国之象，……诸如此比，其类弘多，徒有解释，无足观采 ①。
　　他批评《五行志》释灾祥时将一些不相干的事情扯到一起，时间对不上，地理位置也对不上。他又分别举例说明了征异不确，出处不清，解释矛盾等等《五行志》的谬误处。
　　由上述可知，刘知几相信经过慎重去取的灾祥神异，而反对明显荒谬的灾祥神异。他对董仲舒、刘向、班固等关于灾祥神异的某些解释给予了坚决批判，揭露其虚妄之处，有时还追寻谬误发生的根源。从那个时代来看，他的批判较为全面、深刻，然而他的主观目的却是要使《五行志》更加完善，更加严谨。他是站在纠谬补缺的角度来评论《五行志》的。
　　刘知几天人论的第二个层次，是关于天命与人事的看法。
　　以往学者在论证刘知几反对命定论，不相信天命时，均引用他的这一段话： 夫论成败者，固当以人事为主，必推命而言，则其理悖矣。……夫推命而论兴灭，委运而志褒贬，以之垂诫，不其惑乎？ 乍一看，似乎刘知几确是反对天命，其实他本意并不如此简单。上面这段话出自《史通？杂说上》，被包括在一整段长达４２４个字的论述中，刘知几在这里对天命与人事的关系作了较完整的阐说。为了全面了解他的观点，以下将他这番话分４个小段落进行考察：《魏世家》太史公曰： 说者皆曰魏以不用信陵君故国削弱至于亡。
　　余以为不然。天方令秦平海内，其业未成，魏虽得阿衡之徒，易益乎？ 刘知几首先转引《史记？魏世家》太史公论魏亡之语，作为自己批驳的靶子，下面展开自己的议论：夫论成败者，固当以人事为主，必推命而言，则其理悖矣。盖晋之获也，由夷吾之愎谏；秦之灭也，由胡亥之无道；周之季也，由幽王之惑褒姒；鲁之逐也，由稠父之违子家。然则败晋于韩，狐突已志其兆；亡秦者胡，始皇久铭其说；■弧箕服，章于宣厉之年；征褰与襦，显自
　　②　《史通？五行志错误》。
　　③　《史通？五行志杂驳》。
　　①　《史通？五行志错误》。
　　文成之世。恶名早著，天孽难逃。假使彼四君才若桓文，德同汤武，其若之何？苟推此理而言，则亡国之君，他皆仿此，安得于魏无讥责者哉？
　　此段话表达了五层意思：其一，不同意太史公的观点，即所谓天意已定，魏无论任用何人也不能免于灭亡。提出自己论点，论成败，应以人事为主（含以命为辅之意），不能单单依据天命。其二，进一步征引晋、秦、西周、鲁分别败亡于夷吾、胡亥、幽王、稠父之手的事例，说明人的所作所为是成败关键。其三，成败又不单取决于人的所作所为，以上４国之败亡均早有预兆， 天孽难逃.其四，在天命和人事的两个因素中，人事更主要一些。虽然国之败亡早有预兆，但假若上述４个亡国之君有德有才，结局就不一样了。
　　其五，以小结驳太史公，如果按照太史公说法推论，既然天意已定，那么亡国之君也就都有开脱罪责的理由了，为何偏偏宽容魏君。
　　由上论可知，刘知几的观点是：天命和人事相结合，以人事为主。他讲天命，未否定人事；他讲人事，未否定天命。他反对 必推命而言 ，是反对脱离人事单纯讲天命，而并不是不承认天命。否则这段话先强调国之亡在人事，紧接着又强调国之亡有先兆，在语意上逻辑上解释不通。以往论者往往只引用此段前头几句，得出刘知几重人事反天命的结论。
　　接下去刘知几又云：夫国之将亡也若斯，则其将兴也亦然。盖妫后之为公子也，其筮曰：八世莫之与京。毕氏之为大夫也，其占曰：万名其后必大。姬宗之在水浒也，鸑鷟鸣于岐山；刘姓之在中阳也，蛟龙降于丰泽。斯皆瑞表于先，而福居其后。向若四君德不半古，才不逮人，终能坐登大宝自致宸极矣乎？必如史公之议也，则亦当以其命有必至，理无可辞，不复嗟其智能，颂其神武者矣。
　　继前段从国之败亡角度发论，此段则从国之肇兴角度发论，以反证太史公观点之误，亦有三层意思：其一，与国之败亡一样，国之肇兴也有预兆，田齐、魏、周、汉的兴起，均早有占卜预言和祥瑞。其二，虽有天命在，亦需有人事相配。假如四个开国之君的德、才不足，难道能最终建国称帝吗？其三，如按太史公说法，既然有天命，国之兴是自然实现的，那就根本无需赞扬开国皇帝的智睿与神武了。
　　夫推命而论兴灭，委运而忘褒贬，以之垂诫，不其惑乎？自兹以后，作者著述，往往而然。如鱼豢《魏略议》、虞世南《帝王论》，或叙辽东公孙之败，或述江左陈氏之亡，其理并以命而言，可谓与子长同病者也。
　　此段说明单纯强调天命的弊病，分二层意思：其一，考察历史是要给后人以教益，提供鉴戒。假如单纯以天命来论国家兴亡之理，依时运来品评人物而忘记褒贬大义，怎么能给后人提供垂训鉴戒呢？其二，一些史家继承了太史公的观点，如鱼豢、虞世南论公孙、陈之败亡，单纯归结于天命，犯了同一个毛病。
　　综上所述，刘知几的天人论思想是较为复杂的，是多层次多侧面的，因而不宜作非此即彼的简单评价。
　　下面再探讨一下刘知几的变易论。
　　以往一些研究者曾认为刘知几 反对复古主义的历史观 ， 一个历史进化观在刘知几的史学思想中是确立了、系统了.对照刘氏思想实际，上述说法似嫌笼统，不够确切。下面分三点具体探讨刘氏的思想。
　　第一，刘氏确实具有明确的历史变易观点。《模拟》篇指出：盖语曰：世异则事异，事导则备异。必以先王之道持今世之人，此韩子所以著《五蠹》之篇，称宋人有守株之说也。
　　这里谈的是，社会变化了，人们的观念和处世方法也必须随之改变。《因习》篇又云：盖闻三王各异礼，五帝不同乐，故《传》称因俗，《易》贵随时。
　　况史书者，记事之言耳。夫事有贸迁，而言无变革，此所谓胶柱而调瑟，刻船以求剑也。
　　这里不但谈到观念要随社会的变化而变化，而且谈到既然世事有所变化，那么记载世事的史书也要有所变化。可以看出，刘氏关于社会和史学是处在不断变化中的思想，是很明确的。但是，关于这个变化是怎样的变化，是否一定今胜于古，则未加阐明。
　　一般认为，承认古今不一样，承认社会是变化的，就是历史进化观。应该说，在多数情况下是如此，但也有一些特殊情况，即认为某些变化是今不如古，或者说，在同一个人的思想中，既承认有些变化是今胜于古，也承认另有些变化是古胜于今。刘知几就是这样一个思想复杂的人物。
　　第二，刘氏认为在社会、史学的某些方面，是今不如古。在《载文》篇，他集中列举了这样几种情况：昔大道为公，以能而授。故尧咨尔舜，舜以命禹。自曹马已降，其取之也则不然，若乃上出禅书，下陈让表，其间劝进殷勤，敦谕重沓，迹实同于莽、卓，言乃类于虞、夏。
　　这是在谈古代禅让是名符其实的， 以能而授 ；而近代禅让则是掩盖篡权的虚伪把戏。
　　他又指出古代为文者 不虚美，不隐恶 ， 固可以方驾南董，俱称良直.而 爰洎中叶，文体大变，建理者多以诡妄为本，饰辞者务以淫丽为宗.接着他又连接进行了几种古与今对比：古者两军为敌，二国争雄，自相称述，言无所隐。……逮于近古则不然，……此所谓厚颜也。
　　古者国有诏命，皆人主所为。故汉光武时，第五伦为督铸钱掾，见诏书而叹曰： 此圣主也，一见决矣。 至于近古则不然，凡有诏敕，皆责成群下。……观其政令，则辛、癸不如，读其诏诰，则勋、华再出。
　　盖天子无戏言，苟言之有失，则取尤天下。故汉光武谓庞萌可以托六尺之孤，及闻其叛也，乃谢百官曰： 诸君得无笑朕乎？ 是知褒贬之言，哲王所慎。至于近古则不然。凡百具寮，王公卿士，始有褒崇，则谓其珪璋特达，善无可加；旋有贬黜，则比斗筲下才，罪不容责。
　　观猗欤之颂，而验有殷方兴，睹《鱼藻》之刺，而知宗周将殒。至于近代则不然，夫谈主上之圣明，则君尽三五，述宰相之英伟，则臣皆二八。
　　以上是《载文》篇对古今世事、文体、文风等对照。
　　《曲笔》篇又云： 古之书事也，令贼臣逆子惧，今之书事也，使忠臣义士羞。 《书事》篇又云： 大抵近代史笔，叙事为烦。榷而论之，其尤甚者有四，…… 刘知几认为《左传》是史书中最完美的典范，后世史书再没有可与之媲美的， 自兹已降，吾未之见也 ①。
　　这类例子很多，刘知几将古代之事与近代现代之事加以对比，肯定的是古代之事，否定的是近现代之事。虽然不能据此认为刘知几主张历史倒退论，但也可察知，简单判定刘知几主张历史进化观，反对复古主义，是不能够说明他复杂的思想的。
　　第三，刘氏也曾明确指出史学是不断发展的。《疑古》篇云：夫远古之书，与近古之史，非唯繁约不类，固亦向背皆殊。何者？
　　近古之史也，言唯详备，事罕甄择。使夫学者睹一邦之政，则善恶相参；观一主之才，而贤愚殆半。至于远古则不然，夫其所录也，略举纲维，务存褒讳。寻其终始，隐没者多。
　　这里谈到后世史书内容丰富，学者可从中较全面了解社会情况。而古代史书内容简单，一些较为重要史事被埋没。《书志》篇又指出： 古书从略，求征应者难该；近古尚繁，考详符者易洽。此昔人所以言有乖越，后进所以事反精审也。 这虽然谈的是编修《五行志》问题，但也道出了史书后出转精的道理。
　　是否可以这样认为，刘知几思想上尚未形成系统的历史进化观，或者说他的有关社会及史学演变的思想发展得还不是很成熟、定型的。他有很出色的观点，但也有一些局限，所以他的观点经常变化。当然，有些变化也是合理的，例如他并未说古代史学一切都好，也未说近世史学一切都好，只是针对不同事例发论。
　　在中国思想史上，《史通》是有重要的、独特的贡献的。《史通》表现出来的勇于求真、不囿旧说、大胆批评的精神，有力地冲击了思想领域里长期存在的天命观、复古论和神学泛滥现象，也在一定程度上破除了对孔子及儒家经典的盲目迷信，并开 疑古 风气之先。尽管他的进步思想表现得不很彻底，但毕竟比前人提供了许多新的东西。而且就对思想界的客观影响而言，刘知几思想的进步性远远超过其局限性。这是因为，在封建时代天人感应说、有神论占绝对优势，厚古薄今思想也颇为盛行，孔子及儒经对人们思想有一定的束缚，因而一旦有进步的思想火花出现，就会在社会上引起注意，甚至引起震动。后世一些学者在批孔批经，批判有神论、天人感应、厚古薄今观点时，往往视刘氏为知己，引用其有关论点。而特别顽固的封建卫道士则害怕任何新思想苗头的出现，他们不理解、或不愿理解刘知几的思想整体和本意。在他们看来，对传统观念，对圣人、经典的任何批评，都有可能危及官方的思想统治，所以攻击刘知几的思想观点不惜言过其实。今人则要注意不能重袭旧说，即便是持肯定刘知几的立场。封建文人指责刘知几 妄诬圣哲 ， 弹劾仲尼 ，是 名教罪人 ，今人如果反过来大加颂扬刘知几这样做就是正确，那就不免失于简单和偏颇了。
　　①　《史通？杂说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