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五代习俗史之隋唐五代住行习俗

隋唐五代住行习俗
　　（一）住行的特征
　　隋唐五代时期是我国住行习俗的成熟期，呈现着绚丽多彩的面貌，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这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其一，以长安、洛阳为代表的都市建筑规模宏大，规划整齐，是中国古代都市建筑的典范。在城市总体布局上体现方整对称的原则，有南北轴线，棋盘形道路，并且在布局上注入伦理思想的内涵。在宫殿、园苑和贵戚住宅的建筑风尚上追求奢侈豪华，如隋显仁宫 绮绣瑰宝，穷巧极丽 ，唐代马璘宅 屋宇宏丽，冠绝当时.王侯妃戚的府宅也是日加崇丽，高台曲池，宛若天造.里坊制度是隋唐时期城市规划中的重要内容，体现了建筑风格上的秩序感与和谐感。
　　其二，人们相当重视住宅的建筑，形成了许多住宅风俗，如考虑居室布局的 五虚 和 五实 ；建房过程中的建宅文、上梁文、饼钱抛梁，以及镇宅文、石敢当、符咒等禁忌习俗。这些习俗反映了人们避邪驱鬼，以求宅舍安宁的心态。
　　其三，在建筑习俗上，传统的风水术得到空前的发展，产生了《宅吉凶论》、《相宅图》和《宅经》等风水著作和庾季才、萧吉、舒绰等风水先生。
　　城市布局和宫殿、民宅的建筑上流行风水术，如隋文帝营建大兴城，就曾卜食相土 ，采用风水学说来规划城的地点、位置和方向等。风水学说在建筑风俗上得到充分的体现。
　　其四，随着传统的席地而坐的起居习俗被垂足而坐的风气所取代，这时的室内陈设和家具形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最主要的变化即是高足家具的迅速普及，成为当时屋室家具的主要样型，奠定了后世家具样型的基础。
　　其五，出行风俗基本上承袭前代，变化不大。新的出行风俗表现在骑乘之风和肩舆的流行；牛车成为主要的陆路交通工具；开始形成一套完整的由祖送、践酒、折柳、软脚等组成的拜别程式。
　　隋唐五代的住行风俗对后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有的风俗一直流传至今。
　　（二）长安、洛阳城的建筑风尚
　　隋唐五代时期的建筑风尚集中体现在都城长安、洛阳两城的建筑上。隋唐二朝继汉以来东、西二京的制度，以长安为首都，以洛阳为东都。长安、洛阳的建筑规模宏大，规划整齐，是中国古代都市建筑风尚的典范。
　　开皇二年（公元５８２年），隋文帝因汉长安城规模狭小，水质咸卤，城市布局杂乱，命高颎、宇文恺等人在汉长安城东南 川原秀丽，卉物滋阜 的龙首原上修建新的都城——大兴城。高颎和宇文恺等人总结了历代都城建设的经验，又参考了北魏洛阳与北齐邺南城的布局形式，对这座新城进行了全面的规划与设计，并只用９个月的时间完成了主体工程。第二年三月，隋文帝便迁入了新都。
　　大兴城的总面积为八十四平方公里。全城由宫城、皇城和郭城三部分组成。郭城内建有一百零八个坊、东西两市，并开掘了龙首、清明、永安三条水渠。宫城位于郭城北部正中，南面隔街即为皇城，北面为供皇帝游猎的大兴苑。唐王朝建立后，改大兴城为长安城，并修建了一些新的建筑，主要包括：大明宫（含元殿、麟德殿、宣政殿等）、兴庆宫（花萼相辉楼、勤政务本楼等）、夹城、曲江芙蓉苑。
　　洛阳是隋唐两代的东都，于大业元年（公元６０５年）开始营建。唐初曾一度废除其东都的称号，但到唐高宗时，随着江南经济和漕运的发展，洛阳的地位日趋重要，其东都的称号又被恢复。
　　隋唐洛阳城的布局也是由皇城、宫城和郭城三部分组成的。但其规模比长安略小，宫城和皇城也不在郭城的正北，而是位于西北隅。隋代在宫城内建有天经宫、太初宫、青城宫、明德宫、洛阳宫等宫殿亭院建筑，唐代除承袭隋代宫殿外，又在皇城西侧苑内修建了上阳宫、八关宫和西苑等。
　　长安、洛阳城的建筑风尚可以从城市的总体规划、宫殿建筑、里坊制度和府邸第宅四个方面体现出来。
　　城市的总体规划长安城的总体规划总结了汉末邺城、北魏洛阳城和东魏邺城的经验，在方整对称的原则下，沿着南北轴线，将宫城和皇城置于全城的主要地位，并以纵横相交的棋盘形道路，将其余部分划为１０８个里坊，分区明确，街道整齐，充分体现了封建统治者的理想和要求。
　　以宇文恺为代表的长安建筑师们，在设计长安建筑布局时，曾参考承袭了前代建筑的风尚。长安城不仅把宫城、皇城和郭城严格区别，而且把宫城和皇城放在整个城市北部的中央，并以宫城的承天门、皇城的朱雀门和郭城的明德门所在的大街为中轴线，把全城分成左右完全对称的两部分。同时，还实行了封闭式的坊市制。这种建筑格局是从曹魏邺城和北魏洛阳城的建筑布局继承来的。大兴城是在隋大一统的形势下兴建的，因而它也不可避免地体现出统治者寰宇一统，富有天下的思想。如，在一百零八个里坊中，皇城外南北排列的十三坊寓意着十三州，也暗寓着一年有闰；东西十坊则寓意着全国十道；皇城以南东四坊则象征一年四季；南北九坊则暗寓《周礼》的 王城九逵.这种寓意恰当地体现了中国古代建筑中常常揉进伦理思想的风尚。
　　在长安和洛阳两城的总体规划上，还体现了以具体地形布设建筑的习惯。合理利用高低地形，设置不同类型的建筑物，可使整个建筑群高低错落，气势壮观。当时，长安城内有六条冈阜，称作 六坡.宇文恺对此加以合理设计。 隋氏营都，宇文恺以朱雀街南北有六条高坡，为乾卦之象。故以九二置宫殿，以当帝王居，九三立百司以应君子之数，九五贵位，不欲常人居之，故置玄都观及兴善寺以镇之。 ①这一设计既体现了风水之术在建筑上的运用，也说明当时的建筑师已注意到如何合理设计特殊地带的建筑。在洛阳城的总体规划上也体现了这种思想和习惯。
　　宫殿建筑隋唐五代的统治者在全国各地修建二百多座宫殿，其中长安、洛阳的宫殿建筑约有九十余座，通过这些宫殿建筑，我们可以了解到当时在最高等级的宫殿建筑上的风尚和特征。
　　隋唐两代的宫殿建筑大多十分奢侈豪华。隋文帝以恭俭著称，但却劳民伤财营建华丽的仁寿宫。开皇十三年（５９３年）由杨素、宇文恺等主持修建，至十五年完成。因督役之急，民夫死者以万计。唐太宗贞观二十二年（６４８年）三月丁亥诏曰： （隋）文营仁寿（宫），概日临云；炀起乾阳（殿），衔珠带璧；比阿房而竞爽，犹且有加；拟倾宫而骋丽，全于具体。 ①可见仁寿宫的奢丽异常。 乾阳殿 是隋东都的正殿，也十分华丽奢侈。唐武德四年（６２１年），秦王世民观隋宫殿叹曰： 逞侈心，穷人欲，无亡得乎！ 命焚乾阳殿。隋炀帝为了自己的享受，营建显仁宫、西苑、毗陵宫、汾阳宫、江都宫等数十处豪侈的宫殿苑囿。大业元年（６０５年），敕宇文恺与内史舍人封德彝等营显仁宫，南接皂涧，北跨洛滨。宫内重楼曲阁，连达洞房，绮绣瑰宝，穷巧极丽。西苑的建筑更加穷奢华丽， 周二百里。其内为海，周十余里，为蓬莱、方丈、瀛洲诸山，高出水百余尺，台观殿阁，罗络山上，向背如神。北有龙鳞渠，萦纡注海内。缘渠作十六院、门皆临渠，每院以四品夫人主之。堂殿楼观，穷极华丽 ②。其他如毗陵宫、江都宫等也是 正殿、曲阁、周廊、飞桥相贯百余圻，模仿洛阳西苑形势，而秀丽奇靡过之.唐朝初年，在营建上的奢靡之风稍有抑制。唐太宗因洛阳宫奢靡，曾令拆毁一部分，但据《旧唐书？姜謩传》、《资治通鉴》卷一九三记载，贞观四年（６３０年）曾以 洛阳土中，朝贡道均 ，下命重修洛阳宫。由于张玄素等的劝谏，洛阳宫的修建比较简朴。将作大匠窦琎蓬池筑山，雕饰花靡，太宗下令毁掉山池，并免去窦琎的职务。虽然唐太宗尚节俭，但贞观二十一年（６４７年）命阎立德主持修建玉华宫和翠微宫，仍然相当华丽。玉华宫内建有南风门、玉华殿、肃成院、显道门、紫微殿和太子宫及百官廨署等，其中 紫微殿十三间，文甓重基，高敝宏壮，帝（太宗）见之甚悦.太宗徐惠妃认为此两宫并不节俭，上书劝谏。此事见于《旧唐书？徐妃传》和《贞观政要》等史籍。
　　唐太宗之后，在营建上的奢靡之风重新盛行起来。唐高宗即位后，便大兴土木。先是大规模修复大明宫、洛阳宫、九成宫、太极宫等，而后又陆续营建了八关宫、万全宫和上阳宫等建筑。此后，历朝皇帝都营建不少宫室苑囿。玄宗营建的兴庆宫规模宏大，多楼式建筑， 银牓天题，金扉御阙，俯尽一国，旁分万里，崇崇乎实帝城之壮观也 ①。宪宗元和十三年（８１８年）
　　修建的承晖殿， 雕饰绮焕，徙植佛寺之花木以充焉.可见设施颇为侈丽。
　　在宫室建筑的风尚上除了奢侈之风盛行外，还流行一些其他的习俗。比如，帝王即位多以旧宅改建为宫室。武德六年（６２３年）高祖将在高陵县的旧宅改建为 龙跃宫.玄宗李隆基即帝位前，曾在潞州为官，该州上党县有他的住宅。开元十一年（７２３年），以故第为飞龙宫。兴庆宫也是由玄宗兄弟五人同居的 五王宅 改建的。佛、道两教盛行，皇帝也多崇尚两教，所以，舍宫室为寺观的事例也很多。唐太宗营建的翠微宫，到宪宗时改为翠微寺。玄■曾在此寺译经。位于武功县的庆善宫，到贞观年间改为慈德寺。
　　河南嵩山有座奉天宫，为高宗永淳元年（６８２年）建。二年后改为道士观，定名嵩阳观。
　　①　　 《元和郡县图志》卷一。
　　①　　 《册府元龟》卷八四。
　　②　　 《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炀帝大业元年五月。
　　①　　 高盖：《花萼楼赋》。
　　在宫殿的名称上，帝王们多以祥瑞或重大事件而命名。如， 隋炀帝好闻祥瑞，尝野雀集于殿上，……以为瑞，乃名此殿为仪鸾。 ①唐玄宗时，因凤凰飞集长安太极宫的通训门，下诏改为凤凰门。
　　里坊制度隋唐时代的主要城市，尤其是长安和洛阳，都实行里坊制度，这表现在建筑风尚上便是追求整齐划一的秩序感与和谐感。隋大兴城内有南北向大街十一条，东西向大街十四条。这些大街把郭城分成了一百零八坊。
　　各坊面积虽然大小不一，却都是以朱雀大街为中轴，左右对称。其中最大的是皇城两侧的六列坊，每坊南北长６６０- ８３８米，东西宽１０２０- １１２５米。
　　最小的则是靠朱雀大街西侧的四列坊，南北长５００- ５９０米，东西宽５５０- ７００米。城内诸坊除朱雀大街两侧的四列坊只设东西向的横街外，其余各坊内都设十字街，街宽１５米左右，两端开坊门。坊的四周筑夯土墙，墙基宽２。５- ３米左右。坊门晨开夜闭，由左右街使掌握。大多数坊又被十字街划分为四个区域，每个区又被小字街分为四个小区。居民住宅置于小区之内，以便管理。
　　这种里坊格局，平面如同棋局。 百千家似围棋局，十二街如种菜畦。 具有鲜明的整齐划一的特点。后世风水学家曾认为这种里坊建筑是讲究聚气，不耗散、不泄漏。但实质上这种里坊制度的目的有两个，一出于 逋亡奸伪无所容足 的考虑，二使整个城市呈现秩序感与和谐感。这体现了封建王朝的统治意识和封建礼制的规范观念。
　　盛唐以后，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隋大兴城那种只见坊墙，不见房屋的单调街景开始变化， 长安十二街，高高朱门开 ，除了三品以上的官僚贵族可在坊墙上开门外， 坊内三绝 者（门第、才德、文学）也可开门。 归来甲第拱皇居，朱门峨峨临九衢 ，这种装饰悦目的朱门楼阙，打破了整齐划一的坊里形制，使得富有严肃意味的里坊空间变得丰富多彩起来。
　　中唐以后，商品经济的发展也使工商贸易活动不仅限于东西两市，两市周围各坊和交通干线的城门附近以及大明宫前各坊，出现了小工商行业。同时，长安城内还出现了夜市。据文献记载，当时崇仁坊中 昼夜喧呼，灯火不绝 ，打破了政府关于定时启闭市场与里坊的限制。晚唐，坊墙成为人们最感不便的障碍，百姓拆毁坊墙，起造房屋的现象屡禁不止。这些变化反映了中国中世纪时城市里坊建筑的新风尚。
　　①　　 《唐会要》卷二八。
　　府邸第宅　府邸第宅是隋唐五代时期建筑风尚中内容最丰富、特点最鲜明的部分。首先表现在官僚第宅别墅日趋豪侈。唐朝初年，曾制定很严格详细的第宅规定。具体内容见《唐会要》卷三十一。但这种限制随着天下承平日久而迅速改观，高官厚禄者豪华富丽的房宅遍布长安。 武后以后，王侯妃主京城第宅，日加崇丽.①安仁坊 皆是亲王外家，甲第并列，京城美之.独狐公宅 通渠转池，巨石嵌嵰，喷险淙灂，洄潭沈沈，殊声异状，而为形胜游衍者之处者十四五.安兴坊同昌公主宅 房栊户牖以众宝饰之，金银为井栏.开元、天宝年间后，贵族大官僚们营造豪侈第宅之风更盛。《洛阳名园记》记载： 唐贞观开元之间，公卿贵戚开馆列第于东都者号为千有余邸.在长安，杨国忠第宅 构连甲第，土木被绨绣，栋宇之盛，两都莫比.亲仁坊安禄山宅是玄宗命出御库钱修建的， 敕所司穷极华丽，不限财物，堂隍院宇，重复　　 窱，匼匝诘曲，窗牖绮疏，高台曲池，宛若天造 ②。
　　安史之乱后，大臣将帅在京师竞造第宅，当时号为 木妖.唐代宗时名将马璘化费钱二千万贯修建第宅， 重价募天下巧工营缮，屋宇宏丽，冠绝当时.元载的宰相府第更为豪侈，以于阗出产的洁白如玉、入土不烂的芸珲香涂壁，装饰极尽豪华。白居易曾作《伤宅》诗讥讽当时这种竞相豪华的建宅之风，其诗云： 谁家起甲第，朱门大道边。丰屋中栉比，高墙外回环。
　　累累六七堂，栋宇相连延。一堂费百万，郁郁起青烟。洞房温且清，寒暑不能干。高堂虚且回，坐卧见南山。绕廊紫藤架，夹砌红药栏，攀枝摘樱桃，带花移牡丹。主人此中坐，十载为大官。厨有臭败肉，库有贯朽钱。谁能将我语，问尔骨肉间，岂无穷贱者，忍不救饥寒。如何奉一身，直欲保千年。
　　不见马家宅（马璘宅），今作奉诚园（在安邑坊）。 这种楼榭房室逾制的畸形状况，早已突破了规定。这无疑反映了唐王朝走向没落前的日益腐败和颓废心态。
　　隋唐五代时期第宅建筑风尚还表现在庭院式园林和别墅园池的盛行。当时贵戚百官的府邸宅院多喜植树木，设楼台，凿水池，堆假山，使之成为具有园林特色的第宅。延福坊琼山县主宅内有 山池茂，溪磴自然，林木葱郁，京城称之.裴度在集贤里立第宅， 筑山穿池，竹木丛萃，有风亭水榭，梯桥架阁，岛屿回环，极都城之胜概.此外像安邑坊的奉诚园、升平坊的东宫药园、休祥坊的奉明园、金城坊的后园、戾园等第宅园林，都是碧茵连天，绿柳朱门，春池岸荷，草树满园，反映了唐代私人第宅园林的繁荣。
　　除了城内第宅园林外，贵戚官僚多在郊外营建别墅式园林。其中以公主庄园和诗人别墅最为盛行，形成一种风气。如太平公主、安乐公主、长宁公主、玉真公主等皆有山庄。许多诗人（大多是官僚）都寻找山清水秀之地建造别墅山庄，如王维的辋川别业、杜甫的杜曲草堂、李德裕的平泉庄、杜佑的瓜州别墅，以及郎士元、郑谷、元稹、裴迪等人的书斋茅堂、碧涧别墅等。
　　大部分别墅园林分布在长安、洛阳的近郊，大体上分成两类风格：皇亲贵戚、世家官僚的园林偏于豪华绮丽；一般文人官僚的侧重在清新雅致。前者的园林几乎都集中在东郊一带，而一般文人官僚的园林多半分布在南郊。
　　至于一般第宅房屋的建筑风尚，可以从敦煌壁画和出土的唐墓壁画中得到了解。
　　隋唐住宅建筑中数量最多、分布面最广泛的是具有明显的中轴线和左右对称的庭院布局，在宅内两座主要房屋之间，用带有直棂窗的回廊连接成的四合院。大宅第的主要布置，除园林外，一般前为大门，内有中堂、北堂、东西厢房，有廊回绕通连各房。庭内宽敞，可植树木花架，与后世四合院布
　　①　　 《唐语林》卷五。
　　②　　 《安禄山事迹》卷上。
　　置似乎没有大的差异。陕西三原的初唐李寿墓的壁画上绘有死者生前的宅邸院落。院落围墙南面辟有正门一座，门左右建有廊坊。门前踏阶上的乌头门，高耸巍娥，门檐下的斗拱凸现，使整个大门庄严宏丽。庭院正面的正房，直柱上的华拱支撑着无翘角的屋顶。庭院后部则是山石树木的园林，长长的回廊连接着二层阁楼。主庭院的西边另有一个院落。墓室西壁上部还绘有马厩和草料库。整个庭院的布局既有纵贯庭院的中轴线，又有左右对称的辅助庭院，院落串连，层次重重，造成舒畅幽深的空间境界，体现了主人住宅的高贵等级。①在敦煌壁画及出土绢画上也有唐代贵族第宅的形象，有回廊、四合院和有假山树木的后院。这一时期，像汉代楼阁式的建筑已明显减少。
　　平民百姓无力修建廊庑周房，住宅不成其为院落，仅只一座小屋围以篱垣而已。南方多茅舍，北方多瓦屋。元稹《茅舍》： 楚俗不理居，居人尽茅舍。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 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 说的就是这种茅舍。
　　隋唐时长安的宅第园林居住风尚还有两点值得注意。其一，长安城内的住宅集中于邻近宫城和皇城的各坊中，多是王公大臣及显赫官宦的府邸第宅。城的南部诸坊，因所处偏远，居民住宅稀少。隋文帝曾命诸子在城南建立府第，汉王、秦王、蔡王分别在昌明、道德、敦化三坊建宅，并特赐蜀王秀在临近南城墙的归义坊全坊建府第，以便充实南城一带。但终因距市中心偏远，唐代以来长安居民仍然很少在此居住， 自兴善寺以南四坊，东西尽廊，率无第宅。虽时有居者，烟火不接，耕垦种植，阡陌相连.这是因各坊所处地区不同而形成的住居风俗。其二，由于唐代与西域交通频繁，所以宅第园林受到西域文化的某些影响。比如，波罗球（马球）自波斯传入后，贵族显官的宅第中多建有球场。长宁公主造第东都 又并坊西隙地广鞠场.德宗时的司徒兼中书令李晟家在长安永崇坊有自筑的球场。文宗时翰林学士王源中在太平坊家里筑有球场。马球球场占地很大，这些权贵的第宅园林之大可以想见。
　　又如太平坊王鉷宅内有自雨亭，也是受西域的影响。王鉷的第宅相当大，有司籍第舍，数日不能遍至 ，院中有一座自雨亭， 宝钿为井干，引泉激霤，号为自雨亭，四檐飞溜，悬波如瀑，激气成凉风 ，这种防暑设备见于大秦国。由这些例子可见唐代居住建筑受西域影响之深。
　　①　　 参见《唐李寿墓发掘简报》，《考古》1974年第 9期。
　　（三）住宅的建筑风俗与建筑仪式
　　自古以来，中国人就十分重视对自家住宅的建筑，认为： 宅者，人之本，人者，以宅为家，居若安，即家代昌威。 ①所以，在建屋盖房的过程中形成许多风俗习惯。这些风俗习惯在隋唐五代时期表现得相当充分，并具有自身的特点。
　　五虚与五实　隋唐五代时的人们对于建筑家中房屋是讲究的，要求避免 五虚 ，尽力做到 五实.敦煌卷子伯三八六五《宅经》是唐五代时期的著作。书中提出了宅的 五虚五实 之说，认为： 宅有五虚，令人贫耗；五实，令人富贵。 其中 五虚 是指： 宅大人少，一虚；宅门大内小，二虚；墙院不完，三虚；井灶不全，四虚；宅地多屋少，五虚。 这里提出的 五虚 ，便是人们在建筑自家住宅时应避忌的方面。 宅大人少 ，给人空荡、孤寂的感觉； 门大内小 ，容易透风，给人一种不聚财的感觉； 墙院不完 ，容易遭贼，不安全； 井灶不全 ，生活不安定； 地多屋少 ，不是家业兴旺之家。实际上，这些避忌是为了保证民宅建筑与周围环境的配称和建筑物本身的和谐配合。
　　除了五虚需要避忌外，与此相反的建筑现象值得提倡，这就是所谓 五实.五实 是： 宅小人多，一实；宅大门小，二实；院墙完全，三实；宅小六畜多，四实；宅水沟东南流，五实。 这五实并不见是五虚的简单对应，而是当时人们在建筑民宅时总结出来的五种风俗标准。从希望 宅小六畜多 一条来看，这些风俗标准是地道民间的标准。由于重实不重虚，《宅经》不主张建大宅，而主张 计口营造 规模适度，并且劝世人 不衰莫移 ，切莫要轻易大兴土木， 宅乃渐昌，勿弃宫堂，不衰莫移，故为受殃，舍居就广，未必有欢，计口营造，必得寿考.从 五虚五实 的提出来看，《宅经》提倡的较为节俭的建筑风尚，反对奢靡、过分宽敞的建筑，这反映了隋唐五代时期民间的建房风俗。
　　建宅文与上梁文　隋唐五代时，人们在盖房之前，于破土动工时需要举行一种仪式，宣读一篇《建宅文》；在上大梁以前，要唱一种《上梁文》，这种风俗相当的流行。《沙州文录补》上有一篇《康再荣建宅文》，文中说： 维岁次丁卯三月丙寅朔廿三日戊子，沙州大蕃纥骨萨部落使康再荣建立其宅，唯愿青龙西北处绝阳，招摇东南，阴伏藏摄提，人们当母位，太阴鬼之自开张。灭池正西自当兑泽，轩辕斗战履东相，一为乾川天覆载，二为艮阙补椽梁，三为回震盖南屋，四为巽间加顺阳，五为川中立□母，六为□虚配天王。上元己亥从乾起，螣蛇宛转入火乡，甲乙青龙扶左胁，庚辛白虎从右相，丙丁炎君南广，壬癸冰冰□□□，戊己中宫无住处，将来分配入四乡。
　　辰戌丑未押四角，震兑二住守魁刚，顺得四算君南坐，尾将三子镇北方。伏愿部落使子父昆弟等，坐家丰侯，子孙永昌，□保遐算，寿福无疆，官高盖代，世世康强，大富大贵，梦寐吉祥，无诸中天，寿命延长，百病除愈，身体轻强，祝愿已毕，请受春装，赏赐博士，美酒肥羊。 这是一篇吐蕃占领敦煌时期，纥骨萨部落使康再荣盖房子所用的《建宅文》。此文中的八卦、四象等内容明显受到了当时民间信仰的道教的影响，因此它是属于受道教影响的建宅文。当时，建宅文不是主人自己宣读，而是由主持仪式的工匠宣读，所以文中说： 伏愿部落使子父昆弟.宣读建宅文的目的是祝福主人幸福，以求吉祥如意。
　　①　　 敦煌遗书，伯三八六五《宅经》。
　　在建筑房屋，准备上大梁以前，还要唱一种《上梁文》。敦煌卷子伯三三○二《维大唐长兴元年癸巳岁二十四日河西都僧统和尚依宕泉灵迹之地建龛一所上梁文》就是一例。文中说： 今因良时吉日，上梁雅合周旋；五郡英豪并在，一州士女骈阗。■饼千盘万担，一时云集宕泉；尽向空中乱撒，次有金钹银钱。愿我十方诸佛，亲来瑞□金莲；荐我和尚景佑，福祚而海长延。应是助修之辈，见世总获福田；诸族六亲内外，永如瑶阁神仙。敦煌万人休泰，五稼丰稔龙川；莫在辞多蹇讷，岁时犹望莺迁。自此上梁之后，高贵千年万年。 《上梁文》完全是祝贺吉庆的内容，已经不再具有早期的驱鬼逐疫的性质。
　　文中也记述了唐代上梁风俗中的以饼钱抛梁的风气。当时，在上梁的仪式中， 五郡英豪 、 一州士女 都来庆贺，用饼、钱向徐徐升起的梁上抛撒，气氛十分热烈。这对后世建筑上梁风俗有深远的影响。
　　镇宅习俗　自古以来，在宅第建筑好了以后，人们都要采用各种方法来镇宅，以示镇压妖魔鬼怪，保证宅舍安宁之意。隋唐五代时期，这一习俗仍然盛行。镇宅的形式有镇宅文、石敢当和符咒等。
　　敦煌卷子斯二七一七《镇宅文》这样写道： 魑魅妖精，潜藏地穴。疫毒休行，吉祥咸集。宅纳吉祥，风送宝雨。林□天眼，仓盈金玉。库积琼珠，宅富人兴。 当时人们认为 魑魅妖精 潜藏地下，在上面建造房宅要以 镇宅文 来镇压，这样就可以使 疫毒休行，吉祥咸集.文中也体现了道教的影响， 罢严佛像 、 炉焚六珠 等语带有反佛的色彩。
　　以灵石镇宅的风俗在我国由来以久。北周庾信《小园赋》里说： 镇宅神以薶里，厌山精而照镜。 意思是说要镇定宅神，使其常护左右，就必须于造屋时埋石为祭。灵石镇宅风俗中，以设立 石敢当 的方法最简便、最流行。设 石敢当 的风俗最早出现在唐代。《通俗编？居处》引《墨庄漫录》说： 庆历中，张纬宰莆田，得一石，其文曰： 石敢当，镇百鬼，压灾殃，官吏福，百姓康，风声盛，礼乐昌。' 有大历五年县令郑押字记。　大历 是唐代宗的年号，大历五年 为公元７７０年。从石铭上可以看出 石敢当 是镇邪求吉的刻石。
　　后世设立 石敢当 的具体范围和设立的方法是，每当人家房屋、大门被巷口、桥梁所冲，在巷口、桥梁立石，上刻 石敢当 三字。但唐代时，设 石敢当 的目的却十分具体，如认为因居宅不利而造成的疾病、逃亡、耗财、遗失钱财、生意不佳，以及希望靠镇石而求官发财等等。设石的地点也不是仅限于门前。灵石还因目的的不同，而重量有所差异。敦煌卷子伯三五九四《用石镇宅法》成文于唐玄宗开元十二年（７２４年），其文记述当时以 石敢当 之类的灵石镇宅的方法。
　　凡人居宅处不利，有疾病、逃亡、耗财，以石九十斤，镇鬼门（即东北角）上，大吉利。
　　人家居宅以来，数亡遗失钱不聚，市买不利，以石八十斤，镇辰地大吉。
　　居宅以来数遭□□，年年不鲍（饱），以石六十斤，镇大门下，大吉利。
　　伯四五二二号《宅经》也提出了用灵石镇宅法以求升官的内容。 又法取来赤石一，悠长五寸，钱五文，阳宅埋丑地，阴宅埋未地，必迁官。 由以上记载来看，用 石敢当 之类的灵石镇宅的风俗在唐代是相当普遍的，其用处也是多种多样的。
　　除采用 镇宅文 、 石敢当 驱邪求吉外，还有贴符咒的风俗。符咒，又称 符篆 ，是道教的法术之一。 符 是用朱书或墨书，画成的似字非字的图形。咒语是道士们在施术时口中念的神秘词句，道教认为符咒可以用来驱鬼逐疫，治病消灾。唐代，道教受到统治者的重视，道士的地位也相当高。因此，在民间居室风俗中，贴符咒的方法十分盛行。
　　当时，新屋建成后，要请道士来驱鬼消灾。道士除在门上、门头上、墙上、屋的四角、床上、床垫上等处贴上符外，同时念咒，还要给人吞符，在脚上、衣领上贴或画符，同时念咒。还要在房前屋后的树上挂上符，同时念咒。
　　这一时期的符大约有九种：①镇四角符，贴房屋四角，能驱病患、消万恶百鬼。②门上符，贴房门上，可以 神符却鬼，见口走出 、 万里病患自除，宜保财物，安门大吉.③床符，贴床上，据说可以有利夫妻相爱、妇人易产。④桃木板符，源于古代画桃符驱鬼习俗。符词中说，房内贴桃木板符，可驱鬼，保母子平安。⑤吞符，这是专备不生孩子的父母用的。吞下此符，住进新屋，便能生子安家。⑥物符。⑦地穴符，贴在屋内收藏物品的地窟上。⑧树神符，贴在院内的树上。⑨衣领符，用来驱鬼。以上的符可以从敦煌卷子伯三三五八《护宅神历卷》中看到它们的具体形象。
　　（四）建筑风水风俗
　　风水是一种术数和技艺，指导人们如何确定居住的位置、朝向、布局、营建等一系列的主张与方法，以求获得好运。中国风水风俗萌芽在先秦时期，形成于秦汉之交，隋唐两代是其开花结果的时期。
　　在《隋书？经籍志》中，有关相宅的著作共有三部，即《地形志》八十卷，《宅吉凶论》三卷，《相宅图》八卷。除《地形志》标明为庾季才撰写外，其它二种皆不著撰者姓名。《隋书？艺术传》记载了庾季才的事迹： 开皇元年，授通直散骑常侍，高祖将迁都，夜与高颎、苏威二人定议。季才旦而奏曰：' 臣仰观玄象，俯察图记，龟兆允袭，必有迁都。……且汉营此城，经今将八百岁，水皆咸卤，不甚宜人，愿陛下协天下之心，为迁徙之计。' 高祖愕然。 这说明在开皇二年（５８２年），隋文帝确定在何处营建新的都城时，庾季才曾从风水的角度提出建议。这一点在《隋书？文帝纪》中也有反映： 此城自汉以来，凋残日久，屡为战场，旧经丧乱，今之宫室事近权宜，又非谋筮丛龟，瞻星揆曰，不足建皇王之邑。 于是，选择了 山川秀丽，卉物滋阜，卜食相土 的龙首原建新城。 卜食相土 ，便是指采用风水学说来规划城的地点位置、方向等。建成后的隋大兴城，南对终南山及子午谷，北临渭水，东有浐、灞二水，城西一片平原。宫城在城市中部偏北，宫殿坐北朝南，这被认为是极佳的形胜。
　　隋朝除庾季才外，著名的风水先生还有两位，一位是萧吉、一位叫舒绰。
　　前者官至上仪同、太常令，他曾奉命整理前人的各种风水著作，并在考订整理前人旧作的基础上，撰述了不少著作。史称他著有《宅经》八卷，对后世居住房屋的风水理论和实践有着很大的影响。后者善长阴宅的风水术，事迹见《浙江通志》。
　　隋朝短命，风水习俗的盛行则以唐代为典型。《旧唐书？经籍志》收录风水著作十三部，其中有关住宅的著作只有三部：《五姓宅经》二卷；《阴阳书》五十卷，吕才撰；《新撰阴阳书》三十卷，王粲撰。但实际上当时有关住宅风水术的著作远不止这三部，敦煌卷子伯三八六五《宅经》是唐代人撰写的一部极其重要的风水著作，因托名黄帝，故又称《黄帝宅经》，但实际上此书的成书年代是唐代至五代这段时间。书中开列了当时流行民间的相宅书有二十四种之多。它们分别是：《皇帝二宅经》、《地典宅势经》、《三元宅经》、《孔子宅经》、《宅锦宅桡经》、《文王宅经》、《玉微宅经》、《王敢宅经》、《淮南王子宅经》、《刘根宅经》、《玄女宅经》、《司五天师宅经》、《刘晋平宅经》、《张之毫宅经》、《九宫宅经》、《五非宅经》、《六十四卦宅经》、《左盘龙宅经》、《李淳风宅经》、《五姓宅经》、《吕才宅经》以及《飞阴乱伏宅经》。现行《黄帝宅经》还记有另外五种宅经，为敦煌写本所不录，它们是《天老宅经》、《司最宅经》、《右盘龙宅经》、《子夏金门宅经》和《刁昙宅经》，如此众多的相宅著作，表明在唐代相宅风水术是十分盛行的。
　　自汉代以来，一种将第宅与住屋主人的姓氏联系起来的风水术——图宅术，一直盛行不衰。但到唐代此风渐衰，原因之一是由于吕才（６００- ６５０年）
　　对 图宅术 的批判。他认为姓氏与住宅的吉凶没有关系，用五音相宅是不合理的。同时他提倡阴阳相宅术。《宅经》 总论 中也体现了这种观点，书中说： 近来学者多攻五姓八宅，黄道白方，例皆违反大经，未免灾咎。　阴者，生化物情之母也。阳者，生化万情之父也。作天地之祖，为孕育之尊，顺之则亨，逆之则否。 可见此书是主张阴阳相宅术的。
　　《宅经》所记载的唐代风水习俗和汉、魏晋南北朝时流行的 图宅术 已有很大区别，它多少反映了道家在风水术中的影响。从建筑学上看，《宅经》中的某些内容，如大门开在南方偏东，开门便是园池竹簟，天井、库藏仓窖设在西方偏北为宜等符合我国民宅建筑的实际情形，具有一定的科学道理。
　　（五）　室内陈设与家具变化
　　隋唐五代是我国室内陈设与家具形式大变革的时期。隋和唐代前期，传统的席地而坐的起居习惯虽然仍是主流，但使用高足家具与垂足而坐的风气也已经逐渐发展起来。到了盛唐和五代，高足家具迅速推广开来，成为当时屋室家具的主要样型，人们垂足而坐的习俗已经初步形成。
　　室内陈设　这一时期的室内陈设是随着高足家具的发展和人们起居习惯的变化而变化的。秦汉时，人们席地而坐，室内的基本陈设是席、床、榻、几、案等。隋唐五代时则主要是高足的桌、椅、大案和床榻。这从《韩熙载夜宴图》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当时室内陈设的情况。此外，五代王齐翰《勘书图》中绘有三叠大屏风，屏风前设长案，一位白衣长髯的文士坐在一张扶椅上，前置一书几。这种室内陈设使室内空间和各种装饰都发生了变化，与席地而坐的室内陈设迥然不同。
　　床榻　隋唐五代时期的床塌，形体上都较前代更加宽大，这种宽大的床榻可以从传世绘画和考古出土文物中看到。《韩熙载夜宴图》中绘有两件床榻，床榻的左、右和后面都装有较高的围板，正面两侧各安一独板扶手，中间留门以容上下。其中一床可同时容坐五人，形体之大可以想见。１９７５年４月江苏邗江县蔡庄五代墓出土四件木床榻，长１８８厘米、宽９４厘米、高５７厘米，榻面大边与抹头仿４５°u26684X角榫做法组成边框，中间设托档七根，上面用铁钉钉上木条九根。榻的腿部和腿部上端同大边交接所置角牙均为如意云头纹饰，具有明显的时代特色。
　　当时，床榻作为一种坐卧用具，使用得相当广泛。皇帝所用的床，称 龙床.从《新唐书？百官志三》得知，唐鼓吹署掌置龙床。唐冯贽《云仙杂记》记载： 韩志和有道术，宪宗时，献一龙床，坐则鳞、鬣爪、角皆动。 唐代李峤写有一首咏帝王龙床的诗，描绘了床的豪华精美。诗云： 传说有象床，畴昔献君王。玳瑁千金重，珊瑚七宝妆。 后蜀花蕊夫人《宫词》中也有 净甃玉阶横水岸，御炉香气扑龙床 之句。
　　在官衙中也有用榻的。《通典？职官典？侍御史》记载：唐代侍御史食座之南所设的横榻，名南床，又称 痴床.注释说： 言处其上者，皆骄傲自得，使人如痴，是故谓之痴床。 民间使用的床榻，大部分简朴实用，而在富商地主之家也有相当讲究的床榻。唐人小说《游神窟》讲十娘卧处的床榻，上绘彩画，两头安彩幔，四角垂香囊.几案　几是古代人们坐时依凭的家具，案是古时人们进食和读书、写字时使用的家具。这一时期的几案大都继承魏晋南北朝时的形式，无太大变化。
　　供依凭用的家具有凭几、曲几、隐囊等。案的变化稍大些，直腿带托泥，两端翘起卷沿的案比较流行。自此以后，案面多仿此式，有的案足虽然还保留汉代的曲足式，但案头却大多翘起来了。如王维的《伏生授经图》中的书案，湖南长沙牛角塘唐墓出土的陶案，就是具体的证明。唐代中期以后，随着高型家具的普及，人们逐渐进入垂足而坐的时代，低型的几、案逐渐演变为后来的桌子和大型条案。
　　桌案　使用高足桌案的习俗起源于唐代。我们从敦煌４７３窟唐代壁画中可以看到桌子的使用情况。画面上，在帷幄中置一张长桌，两边各有一条长凳，男女数人分坐两旁，正在准备进餐。此种长案在传世的唐代绘画中也可以见到。唐周昉画《宫乐图》中，绘有一张可围坐十二人的长案，长案四角有金属包角，均雕有金色花纹。案面四周重边，都有装饰。案面漆以深绿色，上有白描花纹，案面四边出沿，下为蠹门结构。此是目前所见到的唐代最大型的案具。
　　唐五代时期的桌案，与前代相比，已属高足家具，但和宋代以后的高型家具相比较，还略低一些。这时的桌子，在高度上略高于椅凳的坐面，和床榻面的高度齐平。这说明了家具由低型向高型发展的过程中，有一个逐步发展的过渡阶段。这一阶段正处在唐、五代时期。
　　椅凳　唐代以前，人们是席地坐卧，所以无需椅凳。随着垂足而坐的习俗兴盛起来，椅凳之类的家具，应运而生。
　　椅子的名称，目前所见较早的是唐代《济渎庙北海坛祭器杂物铭》碑阴上所记： 绳床十，注：内四椅子。 ①可见，唐贞元年间已有椅子的名称。
　　这一时期，使用椅凳的习俗渐渐多起来，尤其是唐中期以后，垂足坐的风气大盛，上至帝王将相，下至宫女歌伎，都开始坐椅凳之类的高型坐具。故宫博物馆藏传唐代卢楞伽绘《六尊者像》中，有三位尊者都坐椅子。第三拨纳西尊者坐的是竹节形椅子，四直腿，后背立四柱，中间两柱较高，上装上曲横梁，直扶手，搭在前立柱上。坐面上铺以软垫、衬背。椅前设脚踏。第十一租查巴纳塔嘎尊者和第十五锅巴嘎尊者所坐的椅子也十分精美，后背低，椅脚、扶手等处都雕刻着精美的纹饰，如同后世的 宝座.敦煌莫高窟晚唐１９６窟壁画中也有民间使用椅子的形象。
　　到五代时，椅子的形象材料更加丰富。五代周文矩《宫中图》描绘宫廷中妇女生活，其中绘有两张形象相近的圈椅。圈背连着扶手，从高到低一顺而下，后背另立两柱，装弧形横梁，人可将头倚在靠背上。其造型圆婉优美，形态丰满劲健，独具特色。在周文矩另一幅名作《琉璃堂人物图》中，有一位黑衣僧人坐在用瘿木制的大椅上，造型古朴自然，反映了五代时椅子制作技术的高水平。
　　南唐画家顾闳中的《韩熙载夜宴图》对当时的家具状况有较全面而真实的反映。画中描绘了两种椅子：一种较小，后背直，其搭脑两端挑出，无脚踏；一种较大，可盘腿坐其上，后背立四柱，上装弧形横梁，有脚踏。《新五代史？景延广传》记载： 延广所进器物，鞍马、茶床、椅榻，皆裹金银，饰以龙凤。 结合绘画中的形象资料，可以推断，唐五代时椅子的制作是十分精美华贵的。
　　隋唐五代时，社会上还流行一种高足坐具，名叫 胡床.古代，带靠背的称为椅子，不带靠背的则称为床。胡床起源于汉代，隋唐五代时仍然十分流行。《隋书？尔朱敞传》记载：他 见长孙氏媪踞胡床而坐.同书《郑善果母传》也说： 每善果出听事，母恒坐胡床，于鄣后察之。 《清异录》卷下说：唐明皇出巡时，总要携带胡床，备随时休息。可见当时胡床这种轻便的家具，日常使用得相当普遍，男女均用；同时也可以看出它是一种临时随便陈设的坐具。
　　胡床的足必须交叉斜置时床体才能平稳。这种交叉的斜足，构成胡床形体的主要特点。正因这一点，胡床在隋代以后改名为 交床.《说郛》引隋杜宝《大业杂记》记载： （炀帝）自幕（漠）北还至东都，改胡床为交床。 在陕西三原县唐淮安靖王李寿墓石椁线雕图和敦煌莫高窟第４７０窟的隋代 商人遇盗壁画中都可见到胡床的形象。
　　①　　 《金石萃编》卷一○三。
　　唐代，随着高足家具的发展，凳子的使用也多了起来。周昉《宫乐图》中描绘许多宫中妇女围坐在一个长方形的大案周围宴饮、演乐，她们所用的坐具都是很漂亮的带花纹、垂流苏的月牙形杌凳，也叫 月牙杌子.《挥扇仕女图》中描绘的更加细致，月牙杌子上雕刻着花纹，两腿之间有朱红彩带，面上有绣垫，既美观实用，又松软舒适。在五代时，这种月牙杌子还很盛行。
　　此外，细腰圆凳、腰鼓形坐墩、长凳也很流行。总体上，坐具的高度也不断增加。
　　屏风　隋唐五代时期，屏风的使用十分普遍。由于屏风主要用于贵族之家，所以宫廷勋贵对屏风无不力求奢华。《酉阳杂俎》记载： 安禄山恩宠莫比锡■无数，其所赐品有八角花鸟屏风。 白居易诗说： 尔不见当今甲第与王宫，织成步障银屏风，缀珠陷钿怙云母，五金七宝相玲珑。 可见此时屏风制作技艺的高超。五代后蜀孟知祥晚年 作画屏七十张，关百纽而联之，用为寝所，号曰'屏宫'. 这一时期，书画屏风最为盛行，史书和诗文中屡有记载。房玄龄 集古今家诫书于屏风 ，宪宗著书十四篇， 号前代君臣事迹书于六曲屏风.唐诗中也常有吟咏画屏的句子，诸如 金鹅屏风蜀山梦 ， 故山多在画屏中 ， 我题君句满屏风 等等。屏风画的内容也颇为丰富多彩，有人物（将功勋臣绘于屏风上）、山水（ 疑是天边十二峰，飞入君家彩屏里 ）、鸟鲁（骏马、水牛、孔雀、仙鹤等）、书法等。
　　当时最普遍的屏风样式，是矩形屏面以多扇横联的折叠式，多为六扇折屏，少数有八扇的。六扇，又称 六曲 ，是唐代折叠屏风最常用的数目。
　　唐诗中吟咏的屏风多是六曲屏风，如李商隐诗 六曲连环接翠帷 ，顾云诗 屹然六幅古屏上.在陕西西安和山西太原附近的唐墓中，墓室壁画上绘有屏风图像，多为六曲，也有少数八曲的。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墓群中，还出土有木骨帛面的六曲屏风残迹。
　　唐代流行使用屏风的风习也影响了日本。日本奈良正仓院中收藏有许多相当于唐代的屏风，其风格完全是唐式的。日本天平胜宝八年（公元７５６年，即唐玄宗天宝十五载），光明皇后献给东大寺的圣武天皇遗物中有御屏风一百叠。至今尚存两叠六曲屏风，都是矩形屏面，木骨纸面碧　　 背，上面绘树木和妇女图像，并书写有修身格言一类的文字，都为汉字。
　　除上述家具，还有箱柜、衣架等。唐代出现较大的柜，制作工艺也十分高超。《杜阳杂编》载：唐武宗会昌初， 渤海贡玛瑙柜，方三尺深，色如茜，所制工巧无比.所谓玛瑙柜，就是镶嵌着玛瑙的柜子。衣架起源于东周，至唐代基本上变化不大，当时称作 椸 、 桁.柳宗元说： 某氏室无完器，椸无完衣。韩愈也说过： 桁桂新衣裳，盎弃食残糜。 总之，隋唐五代时期的家具新风尚是以高足家具的发展和垂足而坐风气的形成为代表的。
　　（六）骑乘之风与民间行旅观念
　　隋唐五代时期，人们的出行风俗主要由交通工具和行旅观念两部分组成。其特点表现在：盛行骑乘之风，马、骡、驴等牲畜是当时主要的陆路交通工具，乘车之俗只限于妇女；肩舆流行，不论帝王、贵族官僚，还是民间妇人、僧侣无不喜乘肩舆；造船业发展，船的使用更为广泛；宫廷中有按照礼制专供皇帝、贵族使用的交通工具；畏远行是民间主要的行旅观念；形成一套由祖送、践酒、折柳、送行、酌别、软脚组成的拜别送行程式。
　　骑乘之风　隋唐五代时，人们出门时多是骑马而不乘车，贵族官僚更是如此。《旧唐书？王毛仲传》记载：天宝年间，一次玄宗在华清宫， 乘马出宫门，欲幸虢国夫人宅 ，被陈玄礼所劝阻。唐肃宗时，冀国公裴冕生活十分豪侈，他的家里畜养着十几匹良马，每匹马都价值百金。李怀远官至同中书门下三品，封赵郡公，但他 久居荣位，而弥尚简率 ，经常乘一匹 款段马 ①。同僚对他说： 公如此荣华富贵，为何不买匹骏马骑？ 李怀远说： 我只求马的驯服，不考虑它是不是骏马。 韩翃也曾出将入相，但 性持节俭 ，他为官四十年，总共只骑乘了五匹马。由此可见，当时的廉俭的官员也都以马为交通工具。
　　在民间，一般的文人及平民百姓买不起马，便乘驴骡。隋文帝时，尚书左仆射杨素掌朝政，他让身为员外散骑侍郎的崔儦将女儿嫁给自己的儿子。
　　在迎亲的宴席上，公卿百官都到齐了，而崔儦身穿旧衣冠，骑着驴姗姗来迟，以示对杨素的轻视。《旧唐书？冯宿传》记载：冯宿的弟弟冯定和于■是布衣时好友，后来于■官至襄阳大都督，冯定骑驴前往拜访，因门吏不及时通报而愤然离去。以骡子作交通工具也很常见。《隋书？五行志》记载：仁寿二年（６０２年）， 有胡人，乘骡在道，忽为迴风所飘，并一车上千余尺乃坠，皆碎焉。甚至当时军中有乘骡冲锋陷阵的。宪宗时，大将刘沔手下有位部将，名叫董重赏。他驻守洄曲，当地少马，人们骑乘都用骡。于是，他就训练骑骡进行打仗， 其部下乘骡即战，号骡子军，最为劲悍。 在隐逸之士中间，有些人不喜骑马、骡、驴，却好骑牛。文学家王绩弃官在乡，纵酒自适。他常常 乘牛经酒肆，留或数日.唐高宗时，昆山人史德义隐居虎丘山，以琴书自适，有时骑着老牛出没城镇乡村。高宗闻其贤名，特召到洛阳，授朝散大夫职位。这种乘牛风气只限于文人墨客隐士之中。
　　陆路运输工具　这时期，陆路运送物资主要用牛车。唐朝初年，李巨为河南尹，当时市场上都用牛车转运物资，李巨见有利可图，便对出入市场的牛车征税。唐朝前期，从东都含嘉仓往长安运粮食时，洛阳至陕州段都是 雇民车牛以载.宫廷的运输任务中，马车不够时，也用牛车。后唐同光三年（９２５年），宫苑使王元平为庄宗选采宫人，竟达千余人。 车驾不给，载以牛车.除牛车外，还有用驴、骆驼、马进行运输的。隋大业九年（６１３年），炀帝下诏，命关中富人按家产的多寡出资买驴，到伊尹、河源等地运粮。最多的人家出资万钱，购驴数百头。《资治通鉴》记载：广明元年（８８０年），黄巢起义军攻入长安，僖宗逃往成都。路上没有粮食， 汉阴令李康以骡负糗粮数百驮献之.五代时，用驴运输更加普遍。开平三年（９０９年），后梁太祖敕所有衙署官员，自今后经过各州县时，没有敕文不得征用州县的驴为自己运货。用驴运货与用牛车同样的普遍。
　　①　　 款段马： 款段 形容马行的迟缓。李白《江夏赠韦南陵冰》诗： 昔骑天子大宛马，今乘款段诸侯门。
　　长安及西北地区，骆驼的使用也很普遍。安禄山攻陷两京后， 常以骆驼运两京御府珍宝于范阳，不知纪极.诗人张籍写有一首《凉州词》，描写了西北地区骆驼运输丝绸到安西四镇的情景。诗云： 边城暮雨雁飞低，芦笋初生渐欲齐。无数铃声遥过碛，应驮白练到长安。 马能载人、驮物、拉车，有多种用途，所以也受到人们喜爱。近年来，在长安及洛阳等地大量出土的骆驼、马和驴载人、运货的唐三彩模型就是这种风气的有力证明。
　　肩舆的盛行隋唐五代时，乘车之俗已经很少，但骑马总不免劳顿之苦，因此一种取代车的交通工具—— 肩舆 应运而生。肩舆，实际是抬着走的 轿子 ，最初只有宫廷中才使用。初唐画家阎立本《步辇图》中，威严的唐太宗坐在 步辇 上，接见吐蕃来使。六个宫女抬着 步辇 ，步辇旁有两个宫女拿着很大的宫扇。这里的 步辇 实际上是一种肩舆。辇是车，用步代替车轮，故称 步辇.所以《隋书？礼仪志》说： 今辇制像招车，而不施轮，用人荷之。 宫廷中用肩舆十分流行。
　　唐代皇帝常常特许年老有疾的大臣乘肩舆入宫。房玄龄晚年多病，太宗召许房玄龄可乘肩舆入殿。少师李纲有足疾，太宗赐步舆，让他乘步舆至殿阁参与政事。除官员外，僧人也被赐肩舆。武则天曾赐肩舆给僧人神秀，让神秀入宫讲经。有时候，皇帝赐肩舆不仅仅限于一个人。唐玄宗开元二十年（７３２年）四月乙亥，赐百官宴， 醉者赐以床褥，肩舆而归，相属于路.五代时，晋高祖和周太祖都曾将 白藤肩舆 赐给近臣。
　　在民间，乘肩舆之风也很盛。名士元德秀，以孝道闻天下。开元年间中进士，但他不忍离母而去，便 自负板舆，与母诣长安.五代时，张策 与婢肩舆其母东归，行积雪中，行者怜之.这些都是妇人乘肩舆的例子。年老有病的人，也多乘肩舆。白居易致仕后，与香山僧如满结香火社， 每肩舆往来，白衣鸠杖，自称香山居士.张承业是唐末五代间的宦官，曾劝阻李存勖即帝位。承业卧病，自太原肩舆至魏谏，不听，复肩舆归太原.肩舆为后世轿子的风行开了先河。
　　水上交通工具　由于水上交通的迅速发展，这时期船的使用更为广泛，特别是在江湖水网密布的江南地区。长江中的一些主要港口停泊的船只常常可达数千艘，甚至与岸上的屋邑 殆相半.当时，船只成为渔民的生活依靠，生老病死都离不开船。据李肇《唐国史补》记载：大历、贞元年间 有俞大娘航船最大，居者养生、送死、嫁娶悉在其间。开巷为圃，操驾之工数百，南至江西，北至淮南，岁一往来，其利甚博.当时人还根据各种不同水域的航道特点，以及所需船只的功能来制造不同类型的船。如航行在长江中下游的商船，常常是编蒲为帆，大者或数十幅，载货可达万斛。
　　唐代的海船在当时的世界上也是首屈一指的。中国的船采用钉榫结构，还用桐油和灰涂缝，结构上采取了设置水密舱壁，把船体分割成许多部分，从而增强了船的抗沉性能，并扩大了装载面积。１９７３年在江苏如皋县发现了一艘唐船，完全证实了文献的记载。
　　畏远行在隋唐五代的民间行旅风俗中，存在着一种传统的观念，即畏远行，当时人们认为外出旅行是件很困难的事。敦煌变文《父母恩重赞》说： 儿行千里母行千，儿行万里母于先 ，表明子女外出，父母是很挂念的。
　　子女出入又不依时节，致使父母愁伤。《敦煌曲子词》也说： 作客在江西，寂宴自家知。尘土满面上，终日被人欺。朝朝立在市门西，风吹泪点双垂。
　　遥望家乡长短，此是贫不归。 这说明当时人们对外出远行存在着心理的畏惧。 父母在，不远行 的思想，支配着人们的行旅观念，在家侍奉父母，是孝子的准则之一。《孔子项托相问书》中项托当着孔子的面说： 吾不游也，吾有严父，当须侍之；吾有慈母，当须养之。 《父母恩重经讲经文》更加明确地说： 父母在，劝君莫向他乡往。 这都反映了当时不愿远行的行旅观念。
　　拜别程式　隋唐时，人们行旅前要举行祖送、践酒、折柳、送行、酌别等仪式。亲朋归来还要举行宴会为之洗尘，名叫 软脚.这种拜别程式起源秦汉，隋唐五代基本承袭了这种风俗。祖送。古人出行时祭祀路神叫 祖 ，所以称送别人出行为 祖送.杨炯《送并州旻上人诗序》说： 麟阁良朋，祖送于青门之外。 人们送别时，要在野外路旁设置帷帐，摆酒宴为友人饯行。王维《齐州送祖三》诗说： 祖帐巳伤离，荒城复愁入。 韩翃《杂家》诗： 祖席诸宾散，空郊匹马行。 这些诗文中的 祖帐 、 祖席 都是由祭路神的习俗演变而来的习俗词汇。
　　践酒，即饯酒。为亲朋送行离不开酒。李白《广陵赠别》诗云： 玉瓶沽美酒，数里送君还。 王维《送别》诗： 下马饮君酒，问君何所之？ 类似的诗句举不胜举，都表明在饯行风俗中，酒的重要性。
　　折柳。折柳送别风俗在我国由来已久。相传汉代时，长安城的灞桥是人们送别客人的地方，人们分别时要 折柳赠别.所以后人以折柳代指送别。
　　唐雍陶《折柳桥》诗： 从来只有情难尽，何事名为情尽桥。自此改名为折柳，任他离恨一条条。 敦煌莫高窟盛唐时期２１７窟壁画中就有 折柳送别的具体形象。
　　隋唐五代时，人们饯别的时间常常选在五更天亮时，这是当时的一种风气。敦煌卷子伯三二五一《菩萨蛮》说： 昨朝为送行人早，五更未罢金鸡叫。相送过河渠，水声堪断肠。 离别的时间便是清晨。李颀《送魏万之京》诗： 朝闻游子唱离歌，昨夜微霜初渡河。 王维《送元二使安西》诗： 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 写的都是拂晓时与亲朋辞别。
　　软脚。当时亲朋远行归来后，人们要举行筵会为之洗尘，叫软脚。唐玄宗时每次到华清宫，杨贵妃等妃嫔都要随行。皇帝对她们都有赏赐，去时叫 饯路 ，回宫时叫 软脚.在敦煌变文中也有许多有关 软脚 的记载，如《捉季布传文》说： 归宅亲故来软脚，开筵列馔广铺陈。 又如，斯一四七五Ｖ３《申年五月社人王奴子等状上》云： 远行壹千里外去日，缘公事，送酒壹瓮，回日■脚，置酒两瓮. ■脚 即 软脚.总之，隋唐五代时期，由祖送、饯行、折柳、软脚等组成的拜别程式十分流行，反映了这时期行旅风俗的一个重要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