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五代教育史之学校教育

学校教育
　　隋唐五代是中国古代学校教育发展的鼎盛时期。古代国立学校教育确立于汉代，中经魏晋南北朝时兴时废，到了隋唐时期有了空前的发展。
　　（一）隋初的学制设想和文帝对学校教育的怀疑
　　隋朝虽然国祚很短，但是由于中国社会由长期纷乱而重新得到统一，重新建立了多民族的中央集权管理的统一帝国，这就为社会经济和文化教育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隋朝统治者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制和维护政治上的统一，在学校教育上也采取了一些相应的措施，致力于建立全国统一的学校教育体制。
　　隋文帝初年，很重视学校教育，将国子寺从太常寺独立出来，成为最早的中央教育行政管理机构，使学校教育在国家政权中有了独立的地位。国子监设置祭酒一人，专门掌管国家教育事业，是最早的中央教育行政长官，而在这之前，教育一直是隶属于其他部门的（如太常寺即属皇室内务部门）。
　　国子祭酒下属有主簿、录事各一人，统领各官学。国子监和国子祭酒体制的设置，是中国古代教育史上一个巨大进步，使学校教育有了社会组织的保证。
　　从学校体制来看，隋朝中央官学除设有国子学、太学、四门学，还设有书学、算学和律学。书、算、律三学初创于这个时期，它是继汉代鸿都门学之后，专科学校教育的一个新发展。国子学、太学、四门学、书学、算学这五学归国子寺领导；律学由大理寺直接领导，成为部门办学的先导。此外，在太医署中，也招纳生徒，传授医术，培养医学人才；地方则设有州郡县学。
　　据《隋书？百官志》载，隋代各学不仅设有专职教官和脱产学习的学生如博士、助教、生员等，而且有计划管理，名额也有规定，如博士： 国子、太学、四门各五人，书、算各二人 ；助教： 国子、太学、四门各五人，书、算各二人 ；学生： 国子一百四十人，太学、四门各三百六十人，书四十人，算八十人 （《隋书？百官志下》卷二十八），可见当时中央官学的规模相当可观。
　　在学校教学和管理上也有一些成规、制度及基本要求，如中央官学除正常教学外， 每岁以四仲月上丁，释奠于先圣先师。年别一行乡饮酒礼。州郡学则以春秋仲月释奠，州郡县亦每年于学一行乡饮酒礼。学生皆乙日试书，景日给假焉。 （《隋书？仪礼志四》卷九）这等于是规定了各级学校的开学、散学典礼和考试、放假制度。隋初还曾诏天下郡县皆置博士习礼。儒学教官还有负责地方教化的义务。
　　由于隋文帝初年积极振兴教育，所以一度出现了学校教育的昌盛局面。
　　《隋书？儒林传》说，那时 超擢奇隽，厚赏诸儒，京邑达于四方，皆启黉校。齐、鲁、赵、魏，学者尤多，负笈追师，不远千里，讲诵之声，道路不绝。 但为时不久，到了隋文帝晚年，因他信佛太笃，学校教育本身又见效不大、不及时等原因，文帝便对学校教育的功能产生了怀疑，态度也有所变化，所谓 不悦儒术，专尚刑名 （《隋书？儒林传》）。官学教育于是出现了十分不景气的状况，主要表现在文帝对学校教育的几道诏书上。
　　一是在开皇九年（公元５８９年）以前的一次诏书中，提到学校教育时说： 国学胄子，垂将千数，州县诸生，咸亦不少，徒有名录，空度岁时。未有德为代范，才任国用，良由设学之理，多而未精。今宜简省，明加奖励。 （《隋书？高祖纪下》卷二）认为学校多而不精，不见成效，于是要求裁减。
　　同年所下另一道诏书表述得更为明白： 京邑庠序，爱及州县，生徒受业，升进于朝，未有灼照明经高第 （同上），其所以如此，乃是 教训不笃，考课未精 的结果。可见当时官学教学的质量之低，已引起最高统治者的严重不满。所以，文帝于仁寿元年（公元６１０年）下治： 国子学惟留学生七十人，太学、四门及州县学并废 （同上）。当时刘炫上表力谏，言学校不可废，帝不纳其言。同年秋七月，改国子学为太学，降低了中央官学的地位。
　　官学教育衰落情形；由此可以想见。
　　隋朝官学教育在初期短暂兴盛之后立即衰落，原因也是多方面的。一是长期战乱，已使正统教育秩序破坏殆尽，儒生扫地，典籍流散，学校尽废，一切教育实施都要从头开始，当然不可能立即见效；再加上儒生的地位始终没有真正提高，社会没有形成真正向学的风气，所以教育见效不大。二是旧的意识形态被否定，新的意识形态尚未建立起来，学校教育的方针内容一时无法肯定下来，人才培养规格也就无法明确，因而，也难及时见效。三是统治阶级对学校教育的态度太简单，以为提倡办学，命令设立学校，就可以立即得到人才，不懂得教育的客观规律，因此对学校教育时冷时热，任意而行，这也影响了教育质量的提高。
　　历史上曾有史官将文帝晚年毁废学校的做法归之于他暮年精华稍竭所致，其实这是不实际的。南宋叶适已看出其根源，指出，各学并废，遣散诸生以万千计，举朝骇动，虽有谏者而不听，这本身就是一件大事、大措施，并非暮年精华稍竭者所敢为；而且，文帝当时在政治上还是积极有力的，就在废学的同时，还遣十六使巡省风俗。而且文帝对人才也十分渴求，仁寿三年（公元６０３年）曾下诏，令州县搜扬贤哲，说 虽求傅岩，莫见幽人，徒想崆峒，未闻至道。惟恐商颜于长夜，抱关于夷门 ，旨意恳切，并且限以三旬，咸令进路，征召将送，必须以礼。可见所谓精华将竭，有所厌怠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根本原因是，在隋文帝看来，仅仅空设学校未足以得人。
　　自古为教，使材者必处于学校培养，这是一贯的正统要求，但汉以后，学校教育只是经师章句而已，材者由于学则枉以坏，不材者由于学则揠以成。教之无本而不行，取之虽骤而不获。阶以他要采取控制学校教育和加强科举选人的措施。这也是值得重视的理由。
　　隋代后期，炀帝即位以后，曾一度复兴学校教育。所谓 炀帝即位，复开庠序，国子、郡、县之学，盛于开皇之初 （《隋书？儒林传序》卷七十五）。又据《隋书？百官志》记载， 炀帝即位，多所改革。……改内侍省为长秋监，国子学为国子监 （《隋书？百官志》下卷二十八）。这是在大业三年（公元６０７年），重新肯定了教育行政作为国家行政的独立部门的地位。在国子监中 依旧置祭酒，加置司业一人，丞三人，并置主簿、录事各一人。 （同上）国子学置博士、助教、学生，并下诏征集学行优敏者予以不次的待遇， 即当随其器能，擢以不次。若研精经术，未愿进仕者，可依其艺业深浅，门荫高卑，虽未升朝，并量准给禄。 （《隋书？汤帝传》上卷二）当时儒生远近毕至，使相与讲论得失于东都之下，纳言定其差次，以奏闻。于时旧儒多已凋之，惟有刘炫、刘焯拔萃出类，学通南北，博及古今，后生钻仰，诸经议疏，搢绅咸宗之。另一方面，又严肃整饬学校功课， 申明旧制，教习生徒，具为课试之法，以尽砥砺之道（同上书卷三）。
　　但是，由于隋炀帝 悖材矜已；傲狠明德 （《隋书？炀帝纪下》卷四）， 淫荒无度，法令滋章 （同上），是历史上出了名的暴君，对内实行残暴统治，对外征战不息， 外事四夷，戎马不息 （《文献通考？学校二》），所以社会矛盾日益加剧。随着政治上的腐败，社会动荡不安，学校教育实际上徒有虚名。《隋书？儒林传序》卷七十五描述当时学校说： 师徒怠散 ， 空有建学之名，而无弘道之实 ， 方领矩步之徒，亦转死沟壑，经籍湮灭于煨烬矣.由此可见，隋朝的官学教育实则是兴废无常的。
　　这里应该指出的是，隋朝国祚虽然很短，只将近三十年时间，但它在学校教育上的建树还应给予历史的肯定。如教育行政管理机构的创设；专科学校的创立，除设立专门研习儒家经典的国子学、太学、四门学之外，还设有书、算、律学；科举取士的制度也对儒学教育有所推动，以及在有关业务部门也设立博士，招聘学生，进行职业性培训等等，均由隋朝开其端绪。这些新的学校设置和教育制度都为唐代学校所继承和发展，并为后世所效法。所以说，隋朝的官学教育为唐代官学教育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它在古代官学教育发展史上，确实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尽管其教育制度不很完备，但它的影响还是很大的。
　　（二）完备的学校教育制度的建立和运作
　　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学校教育也得到了较快的发展。周予同先生认为： 唐代的学校制度，较诸中古的任何一代，复杂而完备。 （周予同《中国学校制度》）他的话真实地反映了唐代学制的特点。就学制的完整性来说，唐代确实超过了以往各代，即便与同处在中世纪的欧洲学校教育相比，也远远超过了后者。
　　唐代国家学校教育机制是以儒学学校为主要内容的多维组合体。在近三百年漫长的历史进程中，随着唐朝社会由盛到衰，学校教育机制也经历了前后两个时期的变化。唐前期，官学作为国家教育的主导，覆盖着中央及地方的各个区域空间，但开元、天宝时期社会变革及安史之乱后政治的离散使官学日渐衰落；中晚唐时期，国家教育的衰落已成阪上走丸之势，其教育的主导地位逐渐为民间私学所替代。
　　唐代社会，由于经济发展，国力强盛，科学文化繁荣，加之适应中央集权的需要，官职制度日益完备，官吏队伍不断扩大，因此，几个有作为的皇帝，不仅注意 召贤 、 选士 ，而且十分重视兴学，把兴学视为经邦治国之本。
　　唐高祖李渊重视学校教育，初入长安就开大丞相府，下令置生员。义宁三年（隋恭帝杨侑年号，公元６１７- ６１８年，只有二年，义宁三年在公元６１９年）又 令国子学置生七十二员，取三品以上子孙；太学置生一百四十员，取五品以上子孙；四门学生一百三十员，取七品以上子孙 （《旧唐书？儒学传序》）。显见这时就已有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存在，并规定了学生的入学人数和入学标准。
　　开国后，他一反隋末压抑学校的政策，于武德七年（公元６２４年）下《兴学敕》，宣称： 自古为政，莫不以学为先。学则仁、义、礼、智、信五者具备，故能为利深博 （《唐大诏全集》卷一○五），把教育作为其政治的基础和依靠。同时，在兴学诏书中还阐论说：自叔世■讹，稚道论缺。绵历岁纪，儒风莫扇，隋季以来，丧乱滋甚。蜷言篇籍，皆为煨烬，周孔之教，阙而不修。庠塾之仪，泯焉将堕。……朕受命膺期，握图驭宇。思弘至道，冀宣德化。……所以捃摭遗逸，招集散亡。诸生胄子，特加奖励。然而调弊之余，湮替日多。学徒尚少，经术未隆。……方今幽夏既清，干戈渐哉，搢绅之业，此则可兴。
　　宜下四方诸州，有明一经已上未被升擢者，本属举选，具以名闻。有司仪等，加阶叙用。
　　其有吏民子弟，识性开敏，志希学艺，亦具名，申送入京，量其差品，并即配学。明设考课，各使励精，琢玉成器，庶其非远。州县及乡里，并令置学。（《唐大诏令集》卷一○五）
　　可是， 世事岂能皆如人愿 ，若干年过去了，学校教育的实际成就并不显著。李渊临退位前，不免浩然长叹： 凋弊之余，湮替日多，学徒尚少，经术未隆。 诚如《旧唐书？良吏传序》所称： 武德之初，余风未珍 ，李渊根本无法改变 隋末学者凋丧，儒教凌迟 的状况。
　　唐太宗即位后，根据政治经济发展的需要，采纳了魏征提出的 偃武修文的方略，实现了从 武功 到 文治 的重大的政治转变。他 解戎衣而开学校，饰贲帛而礼儒生。 贞观元年（公元６２７年）李世民对臣下说： 朕虽以武功定天下，终当以文德绥海内。文武之道，各随其时。 （《旧唐书？音乐志》卷七十八）《唐书？列传？儒学？序》载云： 太宗身■鞬，风Ｃ露沐，然锐情经术。……既即位，殿左置弘文馆，悉引内学士番宿更休，听朝之间，则与讨古今，道前王所以成败，或日昃夜艾，未尝少怠。贞观六年，诏罢周公祠。更以孔子为先圣，颜氏为先师，尽召天下惇师老德以为学官。数临幸观释菜，命祭酒博士讲论经义，赐以束帛。生能通一经者，得署吏。……自玄武屯营飞骑，皆给博士受经，能通一经者，听入贡限。四方秀艾，挟策负素，堂集京师，文治煟然勃兴。 唐太宗振兴学校的主要措施，首先是调整教育行政机构，重建国子监。
　　国子监是封建王朝的中央教育机构，早在西晋时就已建立 北齐立国子寺，隋初亦然 （《唐会要》卷六十六）。隋末大乱以后，不复设立。李世民在贞观元年五月重建国子监，以加强对学校的领导。其次是兴办各级各类学校。
　　贞观二年（公元６２８年），李世民 于国学增筑学舍一千二百间，太学、四门博士（学官）也增置生员 （《旧唐书》卷一八九《儒学上》），扩大招生。同年十二月，又兴办了书学（学书法》和算学（《唐会要》卷六十六）， 其书算各置博士、学生，以备艺文.仅这一年国家学校增加的教师和学生 凡三千二百六十员 （《唐会要》卷六十六》）。贞观六年（公元６３２年），又兴办了法律专科学校， 以律令为专业，格式法例亦兼习之。招学生五十人 （《旧唐书》卷四十四《职官》三）。当时国子学、太学、四门学、书学、算学，律学，统称六学，直属国子监领导，在全国影响很大， 四方儒士，多抱负典籍，云会京师。俄而高丽及百济、新罗、高昌、叶蕃等诸国酋长，亦遣子弟请入于国学之内。鼓箧而升讲筵者，八千余人，济济洋洋焉。儒学之盛，古昔未之有也。（《旧唐书》卷一八九《儒学上》）。
　　随着 六学 兴盛，国家有关部门也办起各类专业附属学校。太医署附设了医药学校， 有博士以教之。其考试登用，如国子之法。 太仆寺附设兽医学校。太乐署附设音乐学校。太史局附设天文气象历算学校。太卜署附设卜筮学校。（《旧唐书》卷四十四《职官》三）李世民还在军内兴办了学校， 其玄武门屯营飞骑（军队番号名）亦给博士，授以经业，有能通经者，听之贡举。 （《旧唐书》卷一八九《儒学上》）驻守地方上的军队，则分别以上、中、下都督府，设立三等学校（《旧唐书》卷四十四《职官》三）。
　　地方上的州学、县学也都恢复并逐渐兴盛。
　　除了各级各类学校外，李世民还设有一个特殊的教育机构弘文馆（《唐会要》卷六十七《弘文馆》），馆内聚集着一大批名流学者，都是从天下精选来的贤良文学士，负责 掌详正图籍，教授生徒，凡朝廷有制度沿革，礼仪轻重，得参议焉。 （《旧唐书》卷四十三《职官》二）它有三重性质，既是一个国家高级图书馆，又是一个高级学馆，还是一个国家政治研究院。
　　贞观十三年（公元６３９年），李世民又下诏，在太子东宫设置和弘文馆同样性质的高级学馆崇文馆（《旧唐书》卷四十四《职官》三）。
　　由于李世民采取各种措施设馆兴学，推动了唐初学校迅速增加。最兴盛的时候， 诸馆及州县学六万三千七十人 （《新唐书？选举志下》）《私学尚未计算在内）。各级各类学校兴办起来以后，李世民下诏： 大征天下儒士，以为学官。 （《旧唐书？儒学上》）学官就是教师和教育长官的统称。被征用的学官分别授以 博士 、 助教 等职称，其等级待遇也相应提高。李世民这样 饿贲帛而礼儒生 （《旧唐书？儒学上》），用各种优厚的待遇激励知识分子，促进了学校教育质量的迅速提高。他还 数幸国学，令祭酒、博士讲论 （《旧唐书？儒学上》），有时甚至亲自参加学校的讨论。在他的过问下，学校的教育制度日臻完善。唐初教育的发达程度在当时世界上无以媲美，开创了中华民族古代学校教育史的新局面。
　　在兴办学校的同时，李世民对取士制度也进行了改革。贞观二年提出： 为政之要，惟在得人。用非其才，必难致治。今所任用 ，必须以德行，学识为本。 （《贞观政要》卷七）这里，他规定了用人取士的两条标准：一是 德行 ，一是 学识 ，并采取了两条选士措施：第一，大兴科举制，就是用考试的办法挑选有学识的人才；第二，推行 才行是任 的荐举制（《贞观政海》卷五）。这样改革取土制度，不仅有利于选择人才，扩大统治基础，也刺激了各级各类学校（包括私学）加速兴盛，从而推动了整个民族的文化水平的进一步提高。
　　这样兴盛的学风持续了没多久，到高宗时便逐渐衰弱。公平而论，唐高宗对发展文教事业，还是做了一点事情的，如龙朔二年（公元６６２年）于东都（洛阳）置国子监，扩大生员名额，分于两都教授。但两都国子监生员总共不过千人，不到贞观年间的三分之一，而西京国子监仅有生员五百人（《旧唐书》卷四《高宗本纪上》），不足贞观年间的六分之一。李治频幸东都，西京国子监的衰败事出有因，不足为怪。另外，高宗还一度关闭书学、算学、律学三所学校（《唐会要》卷六十六《广文馆》）。《旧唐书？儒学传序》云： 高宗嗣位，政教渐衰，薄于儒术 ，讲的是实情。
　　武则天时鉴于中央官学均为贵族所把持，为了打击贵族势力，提拔庶族地主，巩固和扩大统治基础，便重科举，轻学校，加之诸王驸马皆得领国子学祭酒，干预学政，学校教育很快衰颓， 二十年间，学校顿时毁废 ，中央官学陷入了有其名而无其实的境地。著名文学家陈子昂认为： 国家太学之废，积岁月久矣，堂宇荒秽，殆无人踪，诗书礼乐罕闻习者。 （《陈伯玉集》卷九《谏政理书》）中宗时韦嗣立指出： 国家自永淳（高宗未）以来，三十余载，国学废散，胄子衰缺，时轻儒学之官，莫存章句之选。贵门后进，竞以伐幸开班，寒族常流，复因浚替驰业。 （《旧唐书》卷二十八《韦思廉传附子韦嗣立传》）中宗李显神龙复辟 （公元７０５年）以后，采取补救措施，放宽等级制度，扩大收生范围（《新唐书？选举志上》），以便摆脱中央官学 殆无人踪 的窘境。可是，情况并无明显好转；直到睿宗李旦景云年间（公元７１０－７１１年），仍然是 礼经残缺，学校陵迟 （张说《上东宫请讲学启》，见《文苑英华》卷六百五十二）。足见，即使在相对稳定发展的唐代前期，中央官学也曾经出现过长达六十年之久的衰败局面。
　　开元天宝年间，社会政治安定，经济迅速发展，学校教育也随之获得了较快的发展。唐玄宗李隆基，重视发展学校教育，还在当太子时就提倡儒学，常到太学去 大开讲论，学官生徒各赐束帛。 （《旧唐书？儒学传序》）
　　先天元年（公元７１２年）在《命张说等两省侍臣讲读敕》中说： 先王务本，君子知教，化人成俗，理家齐家，必由于学矣。 （《唐大诏令集》卷一○五）即位后，声称： 弘我王化，在乎儒术 （《旧唐书》卷二四《礼仪志回》）。开元七年（公元７１９年）下诏诸州县选送 聪悟有文辞者入四门学为俊士 ；凡贡举未被录取者，可以自愿入四门学继续学习。开元二十五年（公元７３７年）增量崇玄学，又在天宝九载（公元７５０年）创办广文馆，招收落选举人继续学习深造。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在开元年间下令修成《唐六典》，对各级各类学校的体制作了比较系统的法律规定。按照这个规定，中央各级官学的生员总额为二千八百八十一人。另据《新唐书？百官志三》，其时还有广文馆学生七十人。这样，总额当为二千九百五十一人。开元年间的国子祭酒杨瑒说 学徒三千（《全唐文》卷二九四《谏限约明经进士疏》），显然是举其成数，但也表明当时实有生员人数与定额基本吻合。从数字看，此时之生员定额只比贞观年间略少，但实有人数不足贞观盛时的一半。由于刚刚设置不久的广文馆在安史乱前便 雨坏庑舍 ，而 有司不复修完 ，结果 自是遂废 《新唐书》卷二○二）。
　　安史之乱，给唐朝的政治经济文化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学校教育也饱受推残，一时 硕儒解散，国学毁废，生徒无鼓箧之志，博士有倚席之讥 （《全唐文》卷六四六李绛《请崇国学疏》）。永泰元年（公元７６５年），叛乱平息数年之后，依旧是 国子监室堂颓废，军士多借居之 （《资治通鉴》卷二二四 永泰元年 ）。永泰二年（公元７６６年）代宗在其诏敕中说： 顷以戎狄多难，急于经略，太学空设，诸生盖寡。弦诵之地，寂寥无声。函丈之间，殆将不扫上庠及此，甚用悯焉。 （《新唐书？选举志》卷四十四）
　　他接受国子祭酒肖听的建议， 投戈而讲 （《唐大诏令集》卷一○五），决定重修国子监，补充国学生，力图使中央官学生员能够达到五百五十人（《唐会要》卷六六《东都国子监》）。据记载，经过短短七个月，国子监重建一新。但仅从工期之短一端，也可想见其工程质量之差。仅仅过了十来年，到他的儿子德宗李适时，中央官学又呈现出疮庚满目的惨况： 博士、助教耕犁其中，播五稼于三时，视辟雍如农郊，堂字颓废，磊砢属联，终朝之雨流，流潦下渟. 既夕之天，列宿上罗，群生寂寥，攸处贸迁。 面对此情此景，当政者的态度居然是： 陛下不以闻，官不以问，执政之臣不以思。 代宗李豫增加生员人数的规划也没有实现，到德宗时，六年中央官学 存者三，亡者三 （《李元宾文集》卷五），生员总数仅达二百七十四人（《韩昌黎集》卷三十七）。足见，安史乱后中央官学的状况较之高宗以来，可谓等而下之。宪宗元和年间，重振中央官学，当时中央所属官学的名额为： 西京国子馆生八十人，太学生七十人，四门（学）三百人，广文（馆）六十人，律馆二十人，书、算馆各十人，东都国子馆十人，太学十五人，四门（学）
　　五十人，广文（馆）十人，律馆十人，书馆三人，算馆二人。 （《新唐书？选举志》）即便如此，这个定额也不到玄宗时的四分之一，而当时实有生员尚不足此数。国子祭酒郑余庆对此甚为感慨： 太学荒堕日久，生徒不振。 （《唐会要》卷六六《东都国子监》）学校教学极不正常，学风败坏，元和八年（公元８１３年），舒元舆参观国子监，见论堂，国子、广文、太学、四门学，堂上长台草，庭院垦为圃，数年无讲论，呈衰凉景象，因作《问国学记》，叹国学的衰落（《全唐文》卷七二七）。穆宗以后，唐帝国已是 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 了，学校教育更是有名无实。
　　穆宗李恒长庆已降，中央官学濒于崩溃。文宗李昂虽存重学校之想，但因财政拮据，不得不在太和八年（公元８３４年）公然下令削减生员定额。一时之间，中央官学 化为废地 ， 尽垦为圃 （《文苑英华》卷八一六《记二十？学校》）。至于唐末 离乱之后，（书籍）散失颇多 ， 藏书之府无屋一间，无书一卷 （《册府元龟》卷六○四《学校部？奏议三》）。这种情况下，中央官学自然更难维持了。其时，林宽有诗一首，题曰《穷冬太学》。诗云：投林依槐馆，荒亭草合时。
　　雪深鸢啸急，薪湿鼎吟迟。
　　默坐同谁话，非僧不我知。
　　匡庐瀑布时，何日副心期。
　　（《全唐诗》卷六○六）
　　此诗即是崩溃中的唐末中央官学的如实写照。
　　中、晚唐官学教育衰颓的原因大致有以下几点：一是较之贞观、开元年间，政治局面极为不稳定。政治斗争加剧，战乱频繁，社会环境始终处在动乱之中，这对学校教育的发展是极为不利的。
　　二是教育的发展必须建立在经济发展的厚实基础上。中、晚唐以后，物质资料的生产停滞，经济不景气，财政拮据，中央无法拿出更多的钱来发展教育，只好叫官僚们出 光学钱 、 修学钱 ，如唐元和十四年（公元８１９年），采纳国子祭酒郑余庆的建议，抽取文官俸禄给修两京国子监；唐咸通九年（公元８６８年），采纳国子祭酒刘允章建议，令群臣捐输光学钱以修库序，宰相五万，节度使四万，刺史一方，其窘可知①无法拿出更多的钱办教育，则教育的发展自然无望。
　　三是科举取士制度对学校教育的冲击。韩愈认为任凭你有多么远大的方略，宏伟的抱负，如果不从科举出身中谋取官职，那就什么也办不到，这就促使大多数知识分子从科举中去找出路，学校教育自然大受影响。
　　毋庸置疑，唐代中央官学经历了一个马鞍形的发展过程。在唐朝统治的二百八十九年中，作为学校主干的中央官学屡兴屡废，几起几落，但从总体上看，仍不失为中国古代社会学校制度的典型。它对于元、明、清的学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整个唐代，学校教育在兴废起落中，基本体制日臻完备：学校设置。据《旧唐书》、《新唐书》、《唐大诏令集》、《册府元龟》等文献记载，唐代官学分中央官学和地方官学两级。在中央设有：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弘文馆、崇文馆、崇玄馆、律学、书学、算学、医学、天文历学、畜牧兽医学，此外还有以教皇族子孙及功臣子弟为职专的小学。在地方设有：州、县学、医学、玄学等等。总之，唐中叶以前，适应封建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需要，从中央到地方设立了各级各类的官学，已形成一个较完整的学校教育体系。
　　① 修学钱 始于元和年间，元和十四年（公元 819年）国子祭酒郑余庆奏请 抽取文官俸给修两京国子监。
　　现任文官一品至九品，处吏兼京正员官者，每日于请料钱每贯抽十文，以充国子监修造先帝庙及诸室宇，善壁经公廨 （《旧唐书？宪宗本纪》）， 文吏月俸百取一，以资完葺 学校（《新唐书》卷一六五《郑余庆传》）。咸通中，命 群臣输光学钱，治庠序，宰相五万，节度使四万，刺史万 （《文献通考》卷四十一《学校考二》）。大顺元年（公元 890年），又令 内外文臣各于本官料钱上每一缗抽十文助修国学 （《册府元龟》卷六○四《学校部？奏议三》）。注
　　

  

  

  

  

  

  

　　领导体制。唐朝统治者为了巩固政治上的中央集权制，加强了对官学教育的统一领导。专门设立教育行政领导机构始于隋文帝初年，唐因隋制，于贞观元年将国子学改称国子监，同时成为独立的教育行政机构。国子监设祭酒一人，为教育的最高行政长官。还设丞一人，主簿一人，负责学习成绩和学籍等具体事宜。国子监的名称有过几次变化。龙朔二年改诸司及百官名，国子监曾改称司成馆，祭酒改称大司成，司业改称少司成。咸亨元年（公元６７０年）司成馆又改称国子监，大司成又改称国子祭酒，少司成又改称司业。
　　光宅元年（公元６８４年）又曾将国子监改称成均监，祭酒改称成均祭酒，神龙元年（公元７０５年）中宗李显恢复唐国号，并恢复永淳以前的礼仪和职官名称，于是又将成均监改称国子监，成均祭酒改称国子祭酒。尽管国子监的名称曾几次有所变更，但它的性质始终未改变，一直是唐代最高的教育行政领导机关。
　　

  

  

　　据文献记载， 凡六学，皆隶于国子监.所说六学，即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律学、书学和算学。这些官学都由国子监统一领导和管理，但情况也有变化。龙朔三年（公元６６３年），唐高宗下诏： 以书学隶兰台，算学隶秘阁，律学隶详刑寺 （《旧唐书？高宗本纪》卷四）。由此，书、算、律三学脱离国子监，归业务主管部门领导和管理。这一变化，是领导体制上的一个进步。
　　此外，弘文馆由门下省直接领导。崇文馆上东宫直接领导。崇玄馆由尚书省下辖的祠部领导。中央和地方所设的医学均归中书省所管辖的太医署领导。天文历学由司天台领导。畜牧兽医学由太仆寺领导。
　　唐代在地方设有教育长官，叫做长史，负责统一领导州、县学。
　　总之，唐代官学领导体制，分中央和地方两级。除学经学的官学由国子监领导，其他专业性质的官学，皆由各有关业务部门领导。这种根据学校的专业性质不同，分别归有关行政部门领导的体制，在世界教育史上是出现最早的。
　　１。唐代的中央官学
　　（１）中央六学是唐代学制系统中最重要的部分《文献通考》云： 唐制凡学六，皆隶属于国子监。 柳詒征《中国文化史》： 唐代京师学术皆隶于国子监。沿隋制也，其学校有六。一曰国子，二曰太学，三曰四门，四曰律学，五曰书学，六曰算学，其学生以阶级分之。 在这六学中，主体是以国子学、太学、四门学为核心的儒家经学教育的学校。
　　所谓经学学校，就是以研习儒家经典为主要教育内容的学校。古代官学从一产生便是专门研究经学的学校。经学教育始于汉代，两汉以来，凡国家所设立的学校都是以学习儒家经典为主。汉代中央官学除鸿都门学外，太学、宫邸学以及地方官学，其中包括郡县道邑所设立的学、校、庠、序都是以学习儒家经书为主的经学学校。这种经学教育到了唐代，由于统治者确立了尊崇儒术的文教政策，选拔各级官吏均以精通儒术作为取舍升降的标准，士子亦皆以钻研经书为人仕的途径，所以便更加发展。它在唐代官学教育体系中占居主导地位。
　　国子学　始设于晋武帝咸宁二年（公元２７６年）。唐代国子学，教职员有博士、五经博击、助教、直讲、大成、典学、庙、幹和掌固。学生，武德初为七十二人；龙朔时为八十人；开元、天宝时为三百人。另有东都国子生十五人。
　　太学　设博士、助教、典学、掌固等。学生，武德初为一百四十人，龙朔时为七十人；开元、天宝时为五百人。东都太学十五人。
　　四门　　学为北魏孝文帝始置。唐代设有博士、助教、直讲、典学、掌固等。武德初，学生为一百三十人；龙朔时为三百人；开元、天宝时为一千三百人，其中五百为品官子孙，八百为民间俊士；元和二年（公元８０７年）为三百人。东都四门学五十人。
　　律学　　起始职司无考，唯《晋书？百官志》有律学博学。隋朝设律学，隶大理寺；属职业教育性质。武德初，置律学，隶国子监。教师为博士、助教。学生，龙朔二年为二十人；开元时为五十人。元和时，东都律馆十人。
　　书学　　隋置，唐初废，贞观二年复置。设博士、助教，以小学，书法等教授生徒。学生，龙朔二年为十八；开元时为三十人；元和时为十人。东都书馆三人。
　　算学（将在后面 科技科育 中详论）　　隋置。龙朔二年隶国子监。设博士、助教，以各种算经教授生徒。学生，龙朔二年为十人；开元时为三十人；元和二年为十人。东都算馆二人。
　　除各学的情况而外，中央各学还有一些共同的问题：释奠制度　　唐武德中，天下初定，以周公为先圣，孔子为先师，各立庙一所于国子监。贞观二年停祭周公，升孔子为先圣，以颜回配享。这是中国历史上国家教育机构第一次专祭孔子之始，以后成为一项制度。有唐一代，孔子的地位不断提高，荣衔、封号接踵而来。唐朝诸帝都很重视弘扬儒学，从高祖到昭宗，皆亲临国子监释奠，皇太子释奠则更为经常。祭礼之后，各学校大开讲论，中央各学由国子祭酒、司业讲论，州县学校则由博士讲论。
　　招生与配学　　唐代通过教育立法，完成了生徒的招收与配学的管理。唐代的几种成文法典中，有不少关于生徒招生与配学的条款，规定中央官学招收普通科１４- １９岁的生徒（唯律科招收１８- ２５岁的进学者），这一规定仅是对皇亲国戚、功臣勋宦子孙入学年龄上的限制，到底入哪一所学校，全在于出身与官品级别。州县平民子弟，符合法定年龄条件的也未必就能进入中央官学就读，必须经地方学校逐级淘汰，选送其中能通一经以上，天资聪颖的俊异者，并且指定只能进入程度较低的四门学。中央官学和地方官学结合自己学校的规模，制订招生计划。《唐律》等法典规定在校生徒人数限为三百人，国家有关部门依法拨给相应的公膳费和杂用费，并负责投资建筑三百人的宿舍。所以，中央及地方官学均参照学生毕业离校人数制订招生计划，毕业离校人数亦即该年度招生人数，否则，超过了国家法律规定的员额，学校难以承受。国子监招生计划的制订程序，大约经过以下几个步骤：首先是各学将已毕业离校腾出的宿舍间数呈报国子监，不得谎报或有讹误。第二步，由国子监将各学呈报的宿舍间数汇总，如实报送礼部。第三步，经礼部审核后，按宿舍数定额下达招生人数。各学的招生计划，彼此泾渭分明，充分体现出有关法典中规定的受教育特权等级的精神。生徒符合入学年龄要求，国子监即根据其父辈或祖辈品级，配以相应的学校。唐初，国家教育机制尚未建立，对于生源资格没有系统而严格的规定。国子监除皇宗、贵族、大官僚子孙外，普通官吏及庶人子弟亦可入学。贞观时，随着国家各项政令的颁布和制度的确立，全国各级各类学校的入学标准都得以制订，各阶层人士的子孙，均按其品差身份的各异而入不同等级的学校读书。
　　国子学招收学生的标准为三品以上官员的子孙。《新唐书？选举志上》载： 文武三品以上子孙若从二品以上曾孙及勋官三品，县令、京官四品带三品勋封子为之.太学主要招收五品以上官员子孙，以文武： 五品以上子孙、职事官五品期亲若三品曾孙及勋官三品以上有封之子为之.四门学例定学生员数为一千三百人，其中五百人为学生，八百人为 俊士.所谓俊士是指州县学生中聪悟有文辞、史学者，以及乡贡不第而愿入学继续学习的士子。四门学是官民子孙混成的学校，既招收低级官吏子弟，也对地方士绅子弟开放。《新唐书？选举志上》载： 其五百人以勋官三品以上无封、四品有封及文武七品以上子为之；八百人以庶人之俊异者为之.律学、书学和算学的入学标准相同，但因其为实科性质的学校，故为士大夫所不屑，招生对象主要是下级官吏子弟和庶人子弟。《大唐六典》卷二十一《国子监》载： 文武百官八品以下及庶人子为主者.国学是唐王朝中央政府的高级学府，不仅汉族士子可以入学，各少数民族首领也可派遣子弟入学。松赞干布迎娶文成公主以后， 渐慕华风，乃遣酋豪子弟，请入国学，以习诗书 （《旧唐书？吐善传》）。勃海 王数遣诸生诣京师太学。习识古今制度。 （《新唐书？勃海传》）在国学的影响下，一些地方学校也注意招收少数民族子弟入学。贞观十五年（公元６４１年），南诏王请以大臣子弟在成都就学（《新唐书？南诏传》）。为了解决少数族子弟入学以后语言不通的困难，学校内还可以同时使用两种文字，如高昌王 派子弟到长安国学，文字用汉字，也兼用胡书。 （《通典？边防典》）各族子弟在长安国学学习，学成以后，或留京师，或返回本族，使各族文化得以互相交流，互相渗透。汉文化迅速传播到各少数民族地区，在那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当时西域高昌王的屋里就挂有鲁哀公问政孔子的画像。他们还采用汉人的官号，开办学校，集中官员子弟教授《毛诗》、《论语》、《孝经》等古代典籍。
　　除入学资格有严格规定外，各学的学额也有差别。国子学额三百，太学学额五百，四门学额一千三百，律学学额五十，书学及算学学额各三十。
　　入学年龄一般为１４岁到１９岁，律学学生限１８岁到２５岁。学生入学须缴纳束脩，以示对教师的敬意。据《文献通考》载： 神龙二年（公元７０６年）年敕学生在学各以长幼为序，初入学者行束脩之礼于师。国子太学各绢三匹，四门学绢二匹，俊士及律书算学州县各绢一匹，皆有酒脯。其脩三分入博士，二分助教。 皇子拜师同样也要行束脩之礼： 皇子束脩，束帛一篚五匹，酒一壶二斗，脩一案三脡，皇子服学生之服，至学门外陈三物于西南，少进，曰某方受业于先生敢请。见执篚者以篚授皇子。皇子跪，奠篚，再拜。博士答，再拜。皇子还避。遂进跪取篚。博士受币，皇子拜访，乃出。 束脩礼在孔子时代早已实行，所不同的是唐代由国家规定实行，礼物的轻重随学校性质而有差别，学校教师也根据级别接受礼物。学生至送的礼物，分为五分，博士得三分，助教得二分。这种束脩的致送，仅具有象征性意义。
　　它是一种隆重、严肃的入学仪式，除有尊师以重教的含义外，还起一种增进师生感情的作用，教师并非靠此维持生活。
　　唐政府对中央六学的学生免费供给膳食。据史籍所载，天宝十五年（公元７５６年）因上都失守，两京馆学廪饲之制度绝，以致学生流散。广德二年（公元７６４年），因诏进学生在馆学习，令度支给厨米，禀饲如故。正因为如此，有人不为学习，而为混吃混住入学，还有人不想读了，又不办理退学手续，把自己的宿舍和名额私自转让给亲友去冒名顶替。针对这种情况，好几任祭酒都主张严格 给厨 和宿舍管理制度，以整顿学校纪律。
　　在唐代中央太学中，除正规的学生之外，还有许多旁听生或 游学生.唐代     考取官员和各地来京的游学才子，都享有入太学执经求教的权利，他们不列入正式学生的名籍，其就学旁听的时间，完全由求学者自行决定。《旧唐书》卷一一二《李巨附则之传》说： 则之，以室宗历官，好学，年五十余，每执经诣太学听受.李则之入太学习经，是在德宗贞元三年（公元７８７年），当时他早已入仕为官，但惇学之心所致，五十余岁仍好学不止。《韩昌黎文集》卷六《施先生墓志铭》记有： 贞元十八年（公元８０２年）十月十一日，太学博士施先生丐卒，其寮太原郭伉买石志其墓，昌黎韩愈为之辞。
　　曰：先生明毛郑诗，通春秋左氏传者，皆其弟子。贵游子弟时先生说二经，来太学帖坐诸生下，恐不卒得闻。……先生年六十九，在太学者十九年。 施丐于德宗初入教太学，十九年间，以讲授毛诗郑注和左氏春秋得名，京城朝官有许多人就其门求教。可见，唐代的成人教育是择人而师，求学者与太学正式学习共同听讲学习，这是唐代国家教育机制的一大特点，接受成人教育的士子，大都是相当的儒学和文学基础，他们就读于太学，目的有的是为了释清读书自修时遇到的疑惑，但大多数则是希图从殚哈之师，以勉力求进。
　　则天朝宰相张柬之，其孙张轸 年九岁，以母氏宿愿，固请为沙门。自削发缁流，持衣绀宇，内求三藏之实，外综六经之微。……初闻遗旨，兄之诫弟，再有忠告者哉。所以曳长裙，游太学，不滔不黩，为宠为光，寻以进士甲科拜河南府参军事。 （《八琼室金石补正》卷五四唐二六《唐故河南府参军范阳张府君墓志铭》）张轸幼时出家，佛儒兼习，后在兄长及友人的劝诫下脱佛还俗，入太学读书，终以进士及第。张轸以其祖父之荫，本应入弘文、崇文馆就学，然而他却就读于太学；唐代各级学校的学生入学年龄限制为１４至１９岁，张轸为沙门的时间虽不可考，但从其应入贵族学校而未入的情况分析，很可能是因还俗时已年过１９岁而入太学就读的。唐代太学还是社会文化场所，才华高洁的士人在太学所发表的言论或诗赋文辞，很快就会传遍京城。
　　诗人孟浩然 年四十，乃游京城。尝于太学赋诗，一座嗟伏，无敢抗。张九龄、王维称道之 （《新唐书》卷二○三《孟浩然传》）。集国家正规教育和成人教育于一堂的太学，在严格正式学生身份等级的同时，又向社会各阶层开放，把教育的幅射面扩大到整个社会，这是唐代国家教育机制的开拓性贡献。
　　师资　唐代中央六学的教师有博士、助教、直讲等。博士负责分经教授诸主，助教辅助博士分经教授，直讲辅佐博士和助教。博士相当于主讲教师。
　　唐政府十分重视师资配备，精选天下贤良文学，淳师老德之士和具有各方面专业知识的大师担任。祭酒对太学国子学的教师也有荐举和选举的权利，《文献通考？学校》载：唐朝时，朝廷曾 委国子祭酒选择有经艺、堪训导生徒者以充学官.根据唐代《大唐六典》、《唐律》以及《开元礼》等成文法典，大致可以推知唐代各级各类学校教官编制情况及与学生的比例。唐代诸法律中有关教育的条款明确规定：国子学置博士七人，助教和直讲各五人；招收生徒三百人。教官与学生之比为１比２５；太学设置博士六人，助教六人，招收生徒五百人，教官与学生之比几近１比４５；而四门学置博士、助教、直讲各六人，招收生徒一千三百人，教官与学生之比近１比７２。唐代教官编制与师生比例，是根据国家政治发展条件与经济负担能力确定的，经过了较为准确的规划和预算。这方面的管理措施表明，培养国家高级官吏的层次较高的官学，为了保证人才的质量和规格，可以降低师生之比，使教师有充沛的精力培养高质量的人才；对于程度较低的官学，则扩大师生之比，广置生徒，既可以满足社会需要，还可以以较小投资收到较高的效益。通过法典形式将这些内容固定下来，可以控制教育的暴生暴长，不致使学校人满为患，也不会导致师生之比失控而使学校陷入紧张混乱之状。
　　中央六学教师的官品与薪俸各不相同，如国子学博士须有五品以上资格；助教须有七品以上的资格；太学以下，品级渐低。据载，大历十二年（公元７７７年）博士的月俸自二十五贯至二贯不等；助教自五贯三百文至一、二贯不等。
　　唐代重视对教官的管理，《唐律》上也有对教官惩罚的条款。唐代诸法典明文规定，祭酒、司业及其它教官对于受政治窳败、社会颓废的影响，学行偷惰、不顾廉耻的生徒，必须积极训导，及时劝阻，无使蔓延；否则稍有松懈，有司纠察，追究责任。此外，无论是中央官学或地方官学教官的选拔和待遇、职责和讲课制度等等管理措施，也都通过立法及各种成文法典予以规定。
　　课程设置与修业年限　唐代国子监中的国子学、太学、四门学，贵族学校的弘文、崇文馆，以及地方府、州、县的经学，均是修习儒家经典的学校，其课程设置体现在教学计划中，分为必修课、选修课和专业课三类。据《唐令拾遗》、《大唐六典》等记载，必修课为《孝经》和《论语》；选修课约有《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国语》、《说文解字》、《字林》、《仪礼》、《周易》、《尚书》、《春秋公羊传》、《春秋榖梁传》共九经，修习时间各为三年。《毛诗》、《周礼》、《仪礼》，唐代称为中经，修习时间各为两年（《大唐六典》为两年半）。《周易》、《公羊传》，《榖梁传》和《尚书》，唐代称为小经，《新唐书？选举志》记：《周易》修习二年（《大唐六典》为二年半），《公羊传》修习一年半（《大唐六典》为一年），《榖梁传》修习一年半（《大唐六典》为一年），《尚书》修习一年半（《大唐六典》为一年）。
　　律学则以历代律、令为专业课，以历代格、式为基础课。书学以《石经三体书》、《说文》、《字林》为专业课，兼习其它字书。修习时间：《石经三体书》为三年，《说文》为二年，《字林》为一年。算学分为两个专业，第一专业学习《九章算术》、《海岛算经》、《孙子算经》、《五曹算经》、《张丘建算经》、《夏侯阳算经》、《周髀算经》；第二专业的课程为《缀术》和《缉古算经》。《记遗》和《三等数》是两个专业的公共课。第一专业的课程为：《九章》、《海岛》共修习三年；《孙子》、《五曹》共修习一年；《张丘建》一年；《夏侯阳》一年；《周髀》和《五经算》共一年。
　　第二专业的课程为：《缀术》修习四年；《缉古》修习一年。作为公共课的《记遗》和《三等数》，共修习一年。
　　国子监各学在学最长年限为九年，律学生为六年。凡在规定的修习年限内未能科举及第者，皆 槚楚监司，退归州学 （《唐会要》卷三十五《学校》）。中央各官学及地方州县学校的生徒，学习之后，由国子祭酒申送礼部进行科举考试，不中者，复归本校继续学习。凡 诸六学生，有不率教者，则举而免之（《唐令拾遗》卷十《学令》）。《旧唐书》卷一四九《归崇敬传》载： 不率教者，则申礼部。国子不率教，移为太学；太学之不变者，移之四门；四门之不变者，归本州之学，州学之不变者，复本役，终身齿。 尽管政府这么规定，由于士子趋于利禄，务在出身，这九经有名存实亡的情况。开元八年（公元７２０年），国子司业李元瓘上言： 今明经所习，务在出身，咸以《礼记》文少，人皆谙读。《周礼》、《仪礼》、《公羊》、《榖梁》以独学无友、四经殆绝。（《登科记考》卷七）开元十六年（公元７２８年），杨玚为国子祭酒，奏言： 今之明经习《左传》者十无二三，又《周礼》、《仪礼》及《公羊》、《榖梁》殆将废绝。 （同上）据此，可见在唐朝兴盛时期，有些经书念的人已经不多了。
　　休假制度　唐代各学馆、学校的休假由中央统一安排，分为常假和国家制假两种。常假又有旬假、田假和授衣假之分。旬假为每隔十天休息一天，相当于现在的星期日。田假在农历五月，授衣假在农历九月，假期各十五天。
　　学生在这两个假期中，可以归乡省亲。凡路程在二百里以外的，还给予路程假。学生家中有婚丧嫁娶之事，或因其它事情不能按时返校者，可续假至一百天。直系亲属因病需膝下侍奉照料者，给假二百天。
　　国家制假为传统节日、祝日和诞辰日，大约有元日、上元节、寒食清明节、佛祖降生日、各皇帝的诞辰及唐高祖李渊的诞辰。元日为正月初一，即春节，全国休假三天，学生亦不例外。上元节是正月十五，放假三日。寒食清明节在农历四月四日，休假天数常有变动。佛祖降生日为祝日，是释迦牟尼的诞辰，在农历四月八日，规定休假一日。农历二月十五日是老子的诞辰，唐代称降圣节，休假一日。李渊是唐朝第一个皇帝，为纪念其开国之丰功伟绩，天宝五年（公元７４６年）定每年二月十五日李渊诞辰日休假一日。此外，唐代各皇帝均把自己的诞辰作为节日来庆贺，全国给假一日。
　　考试　唐代中央六学在考试方面有一定的规定，考试类型大致有以下几种：旬考。　学生在学期间，每月十日举行一次考试，由各学校的主讲教师主持。考核学生在旬日所习功课，分诵读和讲解两部分，背诵一千字，讲解两千字。每背诵一千字内试验一帖，帖三字。每讲解两千字内问大义三条。成绩评定为二等，答对试题三分之二以上者为及格，以下者为不及格。
　　月考。唐宪宗元和元年（公元８０６年）国子祭酒冯伉奏： 其礼部所补学生，到日亦请准格帖式，然后给厨。后每月一度试，经年等第不进者停厨。
　　鎯旨从之。 所以元和以后，又实行 月考 ，但这时 旬考 可能已经废止。
　　年考 于年终举行，就一年所学课程，口问大义十条，通八条为上等，六条为中等，五条为下等（不及格）。律学生在学六年，其他诸生在学九年，岁试三次列入下等，不堪贡举者，罢归。毕业考，于应修学程期满成绩及格时举行，由国子祭酒监考。诸学生通 二经 ， 俊士 通三经，已及第而仍愿留学的四门学生 补 太学生 ， 太学生 补 国子生.必须指出，这种升格仅表示地位的提高而已，并非表示学业的递进，因为四门学、太学与国子学的学业程度并没有明显的差异。学生成绩优秀的，由监司简就，取其中成绩最佳的二三百人举送 尚书省 和 乡贡 同受 礼部 考试。
　　教学形式及方法　唐代各级各类学校一般均采用集中讲授的上大课形式。教学方法大致有讲论、问难、诵读和读书指导四种方式。讲论分为制讲和常讲。制讲是在皇帝或皇太子视学、春秋释奠孔夫子庙以及皇太子齿胄学时举行。《通典》卷一一七《礼典》载：皇帝或皇太子视学，文武百官皆随从，国子监教师要开论讲。凡登堂讲论者，大都为当时名儒。这种讲论，旨在宏扬儒学，是国家礼仪制度的一项重要仪典。因此，讲论者只能泛泛而谈经典大义，并不像日常授课时那样逐章逐句地阐述其微言大义。
　　常讲是指各级各类学校日常课程的讲授，它不同于制讲的宏盛，而是以知识的传授和详微细致地阐发精义为目的，旨在使学生了解和掌握各门课程所规定的内容。各学校的教师都有自己独特的教学方法。
　　汉儒讲学，只限在经典的考据与经文的解释上，故后世称之为考据学家。
　　这种讲学方法，尽管有精密搜求实事求是的精神，但不免流于繁琐，把经文弄得支离破碎，只在断简残篇中讨生活，无益于独立思考和学术思想的发展。
　　尤其汉代经学讲授中，特别注重遵守师法和家法。这是汉代为确保师师相传的经说不至 走样 ，以保证政治思想的高度统一而采取的措施。所谓师法，是指传经时以汉初立为博士的经师的经说为准绳，例如《公羊春秋》就以董仲舒所传的经说为 师法.后来，大师的弟子们在传经时又有所发展，形成一家之言，这就叫 家法 ，后汉就有 颜氏公羊 与 严氏公羊 两大家。师法与家法的根本要求是在讲经时要有根有据，不能凭己意发挥。这种方法直到唐初，仍然是儒家说经的正统方法，孔颖达撰《五经正义》仍守此法。在这种师法和家法森严的情况下，不仅对于经学讲义要绝对服从，甚至寻句不知贯通，这种 修家法 、 依章句 的讲学方法，其弊在于只有模仿，没有创造。所以，两汉四百年间，儒家学术思想没有什么新的发展。
　　唐代一些学者却冲破了这种森严的 师法 与 家法 的樊篱。据文献记载，唐代经科学校许多博士，既学识广博，又善于讲解，而且在讲学过程中敢于发挥自己独立的见解，并不照本宣科。如陆德明讲经 随端立义，众皆为之屈.又如博士徐文远讲经 多立新义，对先儒异论，皆定其是非，然后诘驳诸家，不出己意，博而且辩，听者忘倦 等等。当时的教学方法，有讲有读，读即自学，学生自己阅读钻研经文，背诵经文与注疏。在自学过程中，同学间亦相互讨论，辩明经文。就时间比例说，自学占的时间比较多。
　　这种重视自学，虽然是和当时学额多，教师人数少的情况有关，但它对于培养学生独立学习和钻研的能力也是有积极意义的。
　　学生行为的管理　唐代学制规定有田假和授衣假，学生于假期可归家省亲，但必须按时返校。凡开学满三十天而未报到者，或因请事假超过一百天者，以及因直系亲属有病而请假侍候满二百天者，皆予以除名，令其退学。
　　在校期间，学生不得无故喧哗，更不许打架斗殴、悖慢师长。《唐会要》卷六六《国子监》载： 无故喧哗者，仰馆子与业长，通伏领过，知馆博士则准监司条流处分。其中事有过误，众可容恕，监司自议科决。自有悖慢师长，强暴斗打，请牒府县锢身，递送乡贯.唐代还通过法律，加强了学校生徒的行为管理与控制。唐代统治者在采取用儒家思想教化的同时，还注重用法律手段威逼生徒就范。中央官学的生徒绝大多数来自品级极高的勋官名卿家庭，他们中许多人无视学校教官的教诲，对此，唐代法典中规定，如果生徒的行为逾越规范，则绳之以法。因国子监实行公膳制度，不少被开除的生徒改名入监，以图免费进餐。国子监又规定，一发现此类生徒，立即 请送法司，准式科处.如果生徒的行为越轨，触犯了刑律，须按法典中的条款治罪。《唐律》规定，生徒殴打师长，则杖四十；若斗殴无品博士，刑罚加凡人二等，合杖六十；殴打九品以上博士，合杖八十；打伤五品博士，则于本品上累加之；如果将受业教官殴打致死，合斩勿论。《唐律》等法典还规定，生徒在学三年，不回家探看父母亲，该校必须以道德训喻，启发诱劝，勉之归觐。否则，依法给予惩罚。
　　但是，尽管条例严明，中央官学的办学情况并不如人意，学校风气不好的问题一直没有真正解决。学校纪律十分松懈，教学秩序极不正常。生员当中，赌博猜拳即所谓 樗蒲六博，酗酒喧争 （《册府元龟？学校部？奏议三》）者有之；无故旷课即所谓 服勤多阙，仰止徒虚 （《文苑英华？判八？惰教》）者有之；吵架打架即所谓 争论形于颜色，各持捶以相打 （《文苑英华？判九？教授文书》）者有之。更有甚者， 悖慢师长，强暴斗打 （《册府元龟？学校部？奏议三》），学生竟然打老师。对此，柳宗元在《与太学诸生书》中有逼真的记录：始仆少时，尝有意游太学、受师说，以值志持身焉。当时，说者咸曰：太学生聚为朋曹，侮老慢贤，有堕窳败业而利口食者，有崇饰恶言而肆斗讼者，有凌傲长上而猝骂有司者，其退然自克特殊于众人者无几耳。恟骇怛悸，良痛其游圣人之门而众为是■■也。
　　遂退讬乡间家塾，考厉志业。过太学之门而不敢跼顾，尚何能仰视其学徒者哉！（《柳河东集》卷三十四《书》）
　　中央官学已经混乱到了人们过其门而 不敢跼顾 ，见其徒而 何能仰视 ，闻其事而 恟骇怛悸 的地步，唐政府自然要进行整顿。可是，不整顿还罢，一整顿更加酿成事端。如开元年间， 学徒渐弛 纪律很差，国子祭酒阳峤 课率经业，稍行鞭策 ，采用严格考试加轻微体罚的办法予以整顿。结果， 学生怨之，颇有喧谤 ，一群学生在一天夜晚将阳峤打死在街道上。学生打死校长，实在骇人听闻。最后，玄宗下令 杖杀无理者 ，风波 始息 （《旧唐书？良吏传下？阳峤传》）。然而，每当朝廷搜捕 凌慢有司，不修法度 的学生时，学生们往往又 咸闻惊惧，莫敢保安 了。
　　在一片混乱状况中，生员势必学业荒疏， 艺业不劝 ， 文章帖义不及格限 者比比皆是，而 特殊于众人者无几 （《册府元龟？学校部？奏议三》），培养出来的有用人才不多。诗人韦应物诗云 少年游太学，负气蔑诸生 （姚宽《西溪丛话》），而在唐代的知名之士当中，像韦应物这样上过太学的，真是寥若晨星。元和元年国子祭酒冯伉在其严肃学规的奏书中提出： 有具艺不勤，游处非类，樗蒲六愽，酗酒喧争，凌慢有司，不修法度，有于一比，并请解退。……访问以来多改名却入，起今以后，如有此类，请送法司，准式科处。 （《册府元龟？学校部》卷六○四）这个奏书虽然目的是要求整饬学风，它也反映了当时官学教育已败坏到了何等地步。
　　（２）弘文馆、崇文馆和广文馆弘文馆是一个特殊的教育机构。高祖武德四年（公元６２１年）置 修文馆 于门下省，九年（公元６２６年）改为 弘文馆.设学士， 掌详正图书，教授生徒。 同年九月，太宗即位，大阐文教，于 弘文殿 中聚四部群书二十余万卷，并于殿侧置一弘文馆，选贤良文学之士，如虞世南、姚思廉、褚亮、欧阳询、蔡允恭、叶德言等人，以本官兼学士，轮流值宿馆中，听朝之暇，引入内殿，讲论文义，或商量政事，常至深夜方罢。褚遂良受命检校馆务，号为主馆主。当时弘文馆还仅为一研究和咨询性质的机构，尚未成为作育人才之所。贞观元年（公元６２７年），诏京官职事五品以上嗜书者二十四人，隶馆习书，出禁中书法以授之。其后又置讲经博士。弘文馆的名称及学官设置亦几经变化。神龙元年曰昭文馆，以避孝敬皇帝之名；二年（公元７０６年）曰修文馆。景龙二年（公元７０８年）置大学士四人，以象四时；学士八人，以象八节；直学士十二人，以象十二时。景云中（公元７１１年间），减其员数，复称昭文馆。开元七年（公元７１９年）又曰弘文馆，置校书郎，又有校理、雠校错误等官。长庆三年（公元８２３年），与详正学、讲经博士皆罢，颛以五品以上曰学士，六品以下曰直学士，未登朝为直馆。这些变化并非实质性的，弘文馆仍一直是专门收藏、校雠和研究儒家经典的经学。但它的学额一直很少，玄宗开元七年仅置学生三十八人。此后，该馆逐渐从一个皇家高级图书馆转变为高级学馆和国家政治研究院，在研究和整理古籍方面成绩突出，即有 学士掌详正图籍 ，又有 校书郎校理典籍，刊正错谬 ，分工十分细密， 四部书 分类法即由该馆首创。入学资格限于皇帝缌麻以上亲属，皇后大功以上亲属以及宰相、散官一品、京官从三品的儿子。属贵胄学校。学科与国子学等相同，但不少学生养尊处优，故程度较低，《唐六典》上有 试取粗通经义 之说。
　　唐太宗贞观十三年（公元６３９年）在东宫置崇贤馆。设学士二人，掌经籍图书，教授生徒；设校书郎二人，从九品下，掌校理书籍。高宗显庆元年（公元６５６年）太子宏请于崇贤馆置学士并置生徒，始置生徒二十人，皆以皇族缌麻以上亲，皇太后、皇后大功以上亲，散官一品中书门下平章事，六尚书，功臣身食实封者和京官职事正三品的子孙，京官职事从三品中书黄门侍郎的子孙，为之。上元三年（公元６７６年），因避太子名改为 崇文馆 ， 学士 掌理经籍图书，兼授诸生。又置 校书郎 二人，以及 令史 、 典史 、 揩书手 等人员，学生的课试和选举，一如弘文馆。开元七年（公元７１９年）改校雠曰校书郎。乾元初（公元７５８年）以宰相为学士，总馆事。贞元八年（公元７９２年）隶左春坊，有馆生十五人。
　　由于弘文馆、崇文馆不仅教授生徒和负有校雠经籍的任务，而且 朝廷制度沿革、礼仪轻重，皆参议焉 （《新唐书？百官志二》），所以更受统治者的重视，在官学教育制度中占有更重要的地位。但它的教育质量却比国子学、太学、四门学低。《唐会典》云： 其弘文馆学生虽同明经进士，以其资荫全高，试取粗通文义。 又据《唐会要？贡举下》云： 开元二十六年（公元７３８年），敕文弘文、崇文生缘是贵胄子孙，多有不专经业，便与及第，深谓不然。自今己后，一依令式考试。 由此可见，二馆生门资高，入学要求标准低，平日学业考试和毕业考试松弛，加之他们都是贵胄出身，养尊处优，求学自然肤浅。所以其学习程度，实不如其他三学。
　　广文馆是唐玄宗为了笼络人才，于天宝九年（公元７５０年）下令设置的。
　　附设于国子监，规格与太学同，专习进士业， 掌领国子学生业进士者（《新唐书？百官志》）。有学生七十人。有人认为广文馆是为当时著名才子郑虔而添设的。确实，郑虔与广文馆有着密切的联系。史称郑虔闻命任 广文博士 ， 不知广文曹司何在，诉宰相，宰相曰：' 上增国学，置广文馆，以居贤者，今后世言广文博士，自居始，不亦美乎' ，郑虔乃就职。久之，雨坏原舍，有司不复修完，寓治国子馆，自是遂废。 （《新唐书？郑虔传》）
　　广文馆是个不受重视的冷衙门，杜甫在《醉时歌》中写道： 诸公兖兖登台省，广文先生官独冷。甲地纷纷厌梁肉，广文先生饭不足。 而郑虔也 以不事之 ，上班之际，常把马系在官舍阶上， 醉则骑马归，颇遭官长骂 （杜甫《戏简郑广文虔兼苏司业》）。到至德年间（公元７５６年～７５８年）
　　广文馆就被废撤了。
　　（３）崇玄学建立于开元二十五年（公元７３７年），据《新唐书？百官志二》云：开元二十五年，置崇玄学于玄元皇帝庙。天宝元年两京置博士、助教各一员，学生百人。每祠享以学生代斋郎。二载改崇玄学曰崇玄馆。博士曰学士，助教曰直学士。置大学士一人，以宰相为之，领两京玄元宫及道院，改天下崇玄学为通道学，博士曰道德博士，未几而罢。宝应、永泰间学生存者亡几。大历三年，复增至百人。
　　唐朝统治者之所以设崇玄学，是因为老子姓李，被他们视为始祖，称之为玄元皇帝，所以特崇道教，借以巩固其政权。早在开元七年，唐玄宗李隆基即亲注老子《道德经》，命王公以下皆诵习之之后，玄宗开元二十九年（公元７４１年），不仅诏两京置玄元皇帝庙和崇玄学，而且诏诸州亦各置玄元皇帝庙和崇玄学各一所。天宝元年（公元７４２年）西京置博士、助教各一员，学生一百人（诸州无常员），学习《道德经》及《庄子》、《列子》、《文子》，三年学成后，每年随 贡举人 例送至 门下省 ，依 明经 例考试任用。崇玄学虽然不是研习儒家的经学，但它仍属于经学教育的范畴，其学习内容虽限于老庄学说，但学生的出路准许按明经举送。
　　２。唐代的地方官学
　　唐代地方机构基本上实行州县两级制。边远要冲地区，各大州设大都督府，中下州亦设都督府，兼管地方和军队。唐朝的地方学校制度适应中央集权和科举制的需要，较前代更为周详。按各地管辖范围大小和人户多寡，设立京都学，大、中、下都督府学，上、中、下州学，京县学和上、中、下县学。
　　李渊在即位前夕，便下令州县官学收生。武德七年（公元６２４年）又下令： 州县及乡里并置学 （《唐大学令集》卷一○五《崇儒》《置学官备释奠礼学》）。开元年间，在《唐六典》中规定了州县学生员名额：京都学生八十人；大、中都督府和上州各六十人；下都督府、中州各五十人；下州四十人；京县五十人；畿县、上县各四十人；中县、中下县各三十五人；下县二十人。
　　唐代各级地方政府除设有经学外，县以上还设有医学和崇玄学。武德初沿袭隋制而设经学博士，以五经教授学生。此后，其名屡有变更。代宗大历十四年（公元７７９年）， 诸州府学博士，改为文学.贞观三年（公元６２９）
　　敕州府置医学，设医药博士，开元十一年（公元７２３年）。改医药博士为医学博士；诸州置助教，每州写《本草》和《百一集验方》贮藏。开元中，曾一度废弃医学，但开元二十七年（公元７３９年）又恢复。天宝二载（公元７４３年）改地方崇玄学为通道学，博士为道德博士，未几而罢。
　　根据《唐六典》有关记载，将唐代地方学校的教师和学生情况列表如后。
　　但是，事实上有唐一代的地方官学始终没有出现过全国性的兴盛局面。
　　尽管李渊在即位前夕便下令州县官学收生： 上郡学置生六十员，中郡五十员，下郡四十员，上县学并四十员，中县三十员，下县二十员 （《旧唐书？儒学传序》），但这只是具文，并未兑现。因此，他又在武德七年二月下诏： 州县及乡里并令置学 （《大唐诏令集？崇儒？置学官备释奠礼诏》），可是仍无实效。直到高宗时， 诸州县孔子庙堂及学馆破坏，并向来未造，生徒无肆业之所，先师阙奠祭之仪，久至飘零. 向来未造 、 久致飘零 八字表明，即使在贞观年间，州县官学也是既无校舍，又无生员的。有鉴于此，李治在咸亨元年（公元６７０年） 诏州县官司营葺学庙.这道诏令倒多少起了点作用，如在四川， 想成均而变色 的 三蜀名儒 便于此时兴修了益州九龙县（治今蓬溪县郪口乡长江坝）县学庙堂（《文苍英华？碑二？儒一》）。可是，全国性的兴盛局面尚未形成，便进入了 学校顿时隳废 的武则天统治时期。到了开元年间，玄宗曾一度重视地方教育。开元二十六年（公元７３８年）勅州县设学。在《唐六典》中又规定了州县官学，唐代地方学校教师学生情况表
　　

  

  

  

  

  

　　
　　①京县包括万年、长安、河南、洛阳、太原、晋阳诸县
　　②注畿县为三府辖县
　　生员名额和教师配置要求（见前表），但仍然只是写在纸上的，未能兑现，如永州州学，生员居然仅有十五人（《新唐书？循吏传？韦丹传》）。
　　安史乱起， 连战交捽，卒无宁岁，耳悦钲鼓，不闻弦歌，目不知书，不害为智。 （《刘梦得文集》卷三）其时，州县官学 堂宇大坏，方郡县多故，未便缮完 ，以至 讲习之事设而不备 （梁萧《昆山县学记》）。到叛乱平息之后的大历二年（公元７６７年），代宗在《崇太学诏》中说： 干戈之后，学校尚微，僻居远方，无所谘禀。……负经来学，当集京师 （《唐大诏令集？崇儒》）。很明显，他的着眼点在于恢复中央官学，而对于地方官学则不闻不问，听之任之。整个唐代后期，地方官学的大致情况是： 虽设博士、弟子，或役于有司，名存实亡，失其所业 （《韩昌黎集？处州孔子庙碑》）。不仅 边州素无学校 （《旧唐书？良吏传二？韦机传》），甚至在 邹、鲁儒者之乡 的兖州也处于 垂五十年不知礼数 的境地，未曾 立学讲经 （《旧唐书？曹华传》）。总之，在唐代，从全国范围来说，州县官学衰敝之时长，兴盛之日极短。
　　唐代地方官中的不少有识之士，对兴办地方教育事业十分热衷，对地方教育的发展起了不少作用。此类记载散见于各种文献之中，《新唐书》和《旧唐书》中即有不少记载。高宗以后，有关州县官学兴盛的事例，散见于各种文献之中都尤多，如：显庆中，韦机在檀州 敦劝生徒 ；神龙中，韦景骏在肥乡兴建 学舍 ；开元初，倪若水在汴州 劝励生徒 ；肃宗时，李栖筠先在常州，后在苏州 大起学校 ；代宗时，罗珦在庐州、王纲在昆山、李椅在福建 修学宫 ；德宗时，常兖在福建、郑余庆在兴远府 创兴庐 ；元和中，韩愈在潮州、曹华在兖州 立学讲经 ；杜悰在许州 作学舍.一时之间，一些州县官学 学废日久 的局面得以改观。李栖筠治理下的苏州， 远迩趋慕，至徒数百人 ；王纲负责下的昆山， 遐迩学徒，或童或冠，不召而至，如归市焉 ， 有不被儒服而行，莫不耻焉 ；李椅管辖下的福建， 家有洙泗 ， 户有邹鲁 ， 生徒祁祁 ， 儒风济济 ， 海淀荣之，以不学为耻 ；杜悰主持下的许州， 讲筵有位，鼓箧有室，授经有博士，督课有助教 ； 父诲其子，史规其弟；不游学堂，与挞市同。 可是，这些现象犹如戈壁中的几片绿洲，苍海里的几座孤岛，终究属于个别事例。唯其难得，人们才 称詠不已 ，要为这些地方官树碑立传。古语说： 人存政举，人亡政息 ，唐代地方官学正是如此，偶然来了个重视教育的青天大老爷，州县学便兴盛起来；过上三年两载，人事更易， 后生无所从学 的旧貌便马上再现，如大历七年（公元７７２年）李椅在福建兴学，据称已经改变了 闽中无儒家流 的状况，可是，当常兖建中初（公元７８０年）
　　赴福建任职时，又是 闽人未知学 了。其间相隔不过八年，变化之大实在惊人。总之，唐代地方官学的兴盛局面没有行之有效的制度作保证，仅仅靠个别有识之士来支撑；因而只能短时间地出现在个别地方，并不能持之以恒。
　　另一方面，唐代地方官学主要也只是行礼之处而非就学之所。唐时往往庙学并称，所谓庙指孔庙，所谓学即官学，学生不仅要 讲读以时 ，而且要 如法以祠.孔庙是顶礼膜拜 圣人 的地方，连皇上也要毕恭毕敬地亲自到庙里去释奠。因此，统治者普遍重庙而轻学，孔庙在他们心目中的地位远远高于官学。他们在兴建时，以修庙为主，如韦机在檀州，倪苦水在汴州都是如此；在经费上，以祭礼为主，如 夔 （州）四县岁释奠费十六万 ，而 于学无补也 （《新唐书？刘禹锡传》）。如此厚此薄彼，造成了许多州县有庙而无学。当时， 郡邑皆有孔子庙 （《韩昌黎？处州孔子庙碑记》），但未必有官学。对于这种现象，宋元之际的史学大师马端临有所揭示： 自唐以来，往往庠序颓记，教养废地，而文庙独存。 为什么会出现 庙祀虽设而学校不修 的状况呢？他接着指出： 长史之有识者以兴学立教，其事重而费钜，故如葺文庙，俾不废夫了之祠。 （《文献通教？学校考四》）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在庙、学并存的地方，州县官学的主要活动也是以行礼为主，教学为辅。学生按政府的规定，不仅要 习吉凶礼、公私礼 ，而且要到 有事处 去 示礼仪 （《唐会要？学校》 开元二十一年五月敕 ），这样势必占掉许多学习时间。更有甚者，学生不务正业，专门行礼，如李栖筠作刺史的常州，学校 堂上画《孝友传》示诸生，为乡饮酒礼，登歌降饮，人人知劝 ；曹华做观察使的衮州， 躬礼儒士，习俎豆之容，春秋释奠于孔子庙 ；韩愈任刺史的潮州，师 以督生徒，兴恺悌之风 ， 行乡饮酒之礼 ， 闻鹿鸣之歌.足见，这种兴盛局面实属祭祀行礼之盛，而非学校教学之盛。
　　州县学的生徒同中央六学生徒一样，经毕业考试合格的，可以参加相应的科举考试，也可升入四门学为俊士。
　　乡里官学是地方官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先秦时期，已有关于乡学的记载，《礼记？学记》说： 古之教者，家有塾，堂有庠，术有序，国有学。 《文献通考？学校》则说： 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皆乡学也。 后世因而常称地方所办学校为乡学或乡校。唐代有时也称州县一级的官学为乡校。如韩愈《潮州请置乡校牒》，便称当地州学为乡学。唐代州县学校的普遍设置促进了乡里学校的设立，对唐代教育的普及也有一定的推动作用。
　　不过，文献中有关唐代 乡学 的记载，大多数指乡村学校。唐代统治者相当重视作为基础教育的乡里学校。建国不久，便于武德七年（公元６２４年）下诏，令州县及乡设置学校。从此，乡校在全国范围内开始设置。至玄宗开元二十六年（公元７３８年）正月，政府再度下敕说： 古者乡有序，党有塾，将以宏长儒教，诱进学徒，仕人成俗，率由于是。其天下州县，每乡之内，各里置一学，仍择师资，令其教授。 （《唐会要？学校》）天宝三载（公元７４４年），令百姓读《孝经》，又下令： 每乡之内，倍增教授，郡县官长，明申劝课。 中央政府的三令五申，促使各地乡里学校普遍设置。
　　当时不少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曾于乡学就读或执政。《新唐书？陈子昂传》说陈子昂十八岁尚不能识字，因为是富家子弟，故 尚气决，戈傅自如。它曰入乡校，感悔，即痛修饬。文明初，举进士.王栖曜天宝中曾 游乡学 （《旧唐书？王栖曜传》）。苗晋卿请归乡里后， 出俸钱三万以为乡学本，以教授子弟 （《旧唐书？苗晋卿传》）。柳宗元《与太学诸生书》说自己少时不敢去上太学，只得就学于 乡闾家塾.白居易也说自己曾当过 乡校竖儒 （《旧唐书？白居易传》）。著名宰相权德舆幼时也 从师于乡塾 （《权载之文集》卷三十八《送郑录东游录》），而皮日休则说自己曾在乡校学过诗文。
　　唐人笔记小说也反映出里学与村学的存在事实。如薛用弱《集异记》补编《蒋琛》载， 蒋琛精熟二经，常教授乡里 ，每至秋冬时节，于湖中捕鱼以给食。李商隐《樊南文集》卷八《齐鲁二生？程骧》篇，说程骧破产之后，生活贫苦，在里中借债度日，并做一些挑柴、担水、洒扫之类的杂事，同时， 读书日数千言，里先生贤之 ，时常送些粮食布帛给他供养母亲。
　　后程骧渐通《五经》、历代史、诸子杂家，不少人拜他为师。此处所说的里先生 即里学中的教师。《因话录》卷六《羽部》载，宰相窦易直年幼时，家贫，受业村学，其教授叟有道术。 以上诸例虽出自笔记材料和传奇小说，但却真切地反映了唐代里学和村学存在的客观事实。
　　唐代的大量判文虽多为应铨选考时虚拟构成，但却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当时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实际情形。《文苑英华》卷五○九《师学门》中保存的一些判文，为我们了解唐代乡村学校提供了珍贵的材料。兹举数例如下。
　　《坐于左塾判》说： 国学宏建，东序西序，乡校大起，右塾左塾。闻《诗》以言，执《礼》而动，遵夫子之善诱，仰先师之至德。里肯莫从，乡人是类……。 《为其归师扫判》师说： 甲为乡学生，为其师扫，或诘之失礼。诉云：有近宾将至。 《掘窖试之判》说： 家塾党庠，著以训人之道；儒生辩士，分其志学之门……。 《请退不益判》题说： 戊待先生视日，早暮不请退，乡大夫责之，词云：方及请益。 此道判题中的 乡大夫 是指乡长， 先生 即乡学中的教师。
　　在敦煌文书中，也有不少学生题记，昭示出当地各类学校设置的实况。
　　北莱１９号《妙法莲花经》背面题记： 己巳年三月十六日悬泉学士郎武保会、判安武保瑞自书笔记。 悬泉是敦煌县的一个乡名，武保会其人当是乡学生。
　　斯坦因４３０７号《新集严父教》卷末有一则题记为 定难坊学郎 自书手记，定难坊是敦煌城内的一个坊名，足证当地存在坊学。此外，敦煌文书还证明当地有州学、医学、道学、县学、社学等（参阅李正宇《唐宋时代的敦煌学校》，载《敦煌研究》１９８６年１期）。不过，唐代乡里官学的师资、生员、学费均无统一规定，一部分学校的经费仰仗捐献。天宝年间，苗晋卿便曾经 出俸钱三万为乡学本 （《旧唐书》卷一一三《苗晋卿传》）。不少乡村学校教师的生活颇为清苦，如前所述，以二经教授乡里的蒋琛秋冬季节还到湖中捕鱼以给食；陆羽因不听老师的教导而被驱使牧牛三十头，大概所得也是作为老师的补贴。牛僧孺《玄怪录》卷三《齐饶州》载：饶州有一 领村童教授 的田先生，有时需转食 、 求食于牧竖.既然乡校村学经费来源不由官府，且地处乡野村落，则其兴衰与政局的变化关系较小。因此，虽然唐后期州县官学大量衰废，乡村学校却依然普遍存在，而且比唐前期还更为普及。
　　唐代地方学校还有小学。唐代宗宝应二年（公元７６３年）给事李栖筠等关于广开学校的奏议里说到： 虽京师州县皆有小学，兵革之后，生徒流离……（《新唐书？选举志上》）。足见安史之乱前，小学是确实存在的。
　　乡村学校所使用的教材主要有民间流行的周兴嗣编撰的《千字文》、蒙学课本《太公家教》、杜嗣光所著《兔园册府》、天宝中进士李翰所著《蒙求》，还有《开蒙要训》等书。唐人撰著的《蒙求》，取经传故事，编为四言韵语，共五百九十六句，二千三百八十四字，运用典故五百九十二个。内容所涉范围很广，包括天文、地理、历史、神话、医药、占卜、民族、战争、动物、植物等多方面。《蒙求》保存于《全唐诗》中，而《兔园册府》则已佚失，仅于敦煌遗书中保存了序文和第一卷的部分内容。
　　儒家经典方面的教材，主要是《诗》、《书》、《礼》、《易》、《春秋左氏传》等五经，所用教材为唐初孔颖达、颜师古等人编写的《五经正义》。
　　此外，乡校学生还经常学习《论语集解》和《孝经》等。《新五代史？梁太祖本纪》载，朱温的父亲朱诚 以《五经》教授乡里.诗赋方面的教学内容则为一些著名文学家的作品，《新唐书？陆羽传》载有陆羽幼时学文识字的艰苦情形。他因读不懂张衡《南都赋》而被老师惩罚。
　　唐代乡村校的广泛设置和教育的普及，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科举取士的推动。乡村学校的教学内容，启蒙读物是打好识字等文化知识的基础，而经书和诗赋则是科举的考试内容。科举制的创立，极大地调动了人们的学习积极性和自觉性，使 学而优则仕 的儒家学说得到了具体体现。科举可以使布衣变为卿相，使田舍郎 登天子堂 ，将读书做官制度化了。苦读可以出人头地，因而即使是贫家子弟，也想尽力读书以改变情况。唐代入官学、私塾和乡村学校中就读者，多数以应举为动机。从诸多文献记载的分析中可以看出，唐代乡村教育相当普及。开元天宝之中，已有 五尺童子，耻不言文墨焉 的情况（《通典》卷十五），也有 登高不能赋者，童子大笑 的说法（孤独及《权公神道碑铭》）。白居易《与元九书》说，在江南一些地区，连娼妓都会吟诵他的《秦中吟》、《长恨歌》等诗作， 自长安抵江西三四千里，凡乡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往往有题仆诗者。 而元稹《白氏长庆集》则说，他和白居易的诗当时是 禁省、观寺、邮候、墙壁上无不书，王公、妾妇、牛童、马走之口无不道。 诗歌的流传与普及一方面说明文学的繁荣，另一方面也说明教育的普及程度。白居易的诗稿完成后曾读给一老妇人听，而她基本上听得懂。这些为我们了解和估价唐代教育普及程度提供了切实的史料根据。
　　３。留学生教育
　　唐帝国国力鼎盛，海内富实，文化昌盛，对外实行开放政策，成为亚洲文化经济交流的中心，吸引了不少外国留学生前来学习。据《新唐书？选举志》所载，当时有日本、高丽、百济、新罗、高昌、吐蕃相继遣子弟入学。
　　吐蕃留学生入唐是在文成公主时。神龙二年（公元７０６年）九月二十一日敕： 吐蕃王及可汗子孙，欲习经业，并附国子读书。 （《唐会要》卷三十六）
　　在众多的来华者中，新罗是派遣留学生最多的国家。贞观十四年（公元６４０年）即向唐派遣留学生（《三国史记？新罗本纪》）。唐高宗时，新罗统一了朝鲜半岛，并在以后的三百年里，与唐朝保持着睦邻友好关系。 玄宗开元中，数入朝，又遣子弟入太学，学要术 （《新唐书？新罗传》）。
　　新罗留学生崔致远在中国学习后还考上了进士。据《东文选》四十七崔致远《遣宿卫学生首领入朝状》分析，新罗学生在唐学习期限通常为十年。新罗学生来唐人数也因时而变，每次二人至二十人不等，文宗开成二年（公元８３７年）竟达二百一十六人之多。
　　《唐语林》（卷五）说： 太学诸生三千员，新罗、日本诸国皆遣子入朝就业。 日本来华留学始于隋朝。公元６３０年，犬上三田为大使的第一次遣唐使带领若干名留学生、学问僧随行，揭开了日唐文化交流的初页。日本皇廷对选送留学生和学问僧极其慎重，要求必须是爱好学问、潜心研究的硕学俊彦，以便在短期内学得唐朝的学术、制度。公元６４５年日本历史上 大化改新 的有力推动者，就是留唐学生南渊请安、高向玄理和学问僧旻. 日本留学生阿倍仲麻吕于公元７１７年９月到达长安，入太学学习，后参加科举考试，成为唐朝的官吏。他留唐多年，与王维、李白等结为知己，李白的《哭晁卿衡》一诗即是描写他们两人之间的友谊的。著名诗人王维，在赠给阿倍仲麻吕的诗序中说他 名成太学，官至客卿 ，表明阿倍仲麻吕确实在太学学习过。
　　日本留学生吉备真备也在太学学习过，后经唐玄宗特许跟随著名的四门助教赵玄默学习，学成回国后位至右大臣。他取汉字偏旁制订片假名，自此日本才有了正式的文字。
　　由于国子监有一定的学额限制，而与唐帝国交往的国家有七十余国之多，加之六学中除律学修业年限为六年外，其余均为九年，留学生留唐年限长，又无先来者学成方得以后来者接替之规定，留学生数量越积越多，国子监无法承受，所以，如果一国派遣留学生太多，往往有被退回的情况。《唐会要》卷三十六载：开成二年渤海来的十六人中，只六人获准上学，其余十人在青州就被遣回。新罗来的二百十六人中，只许七人入学，其余二百余人都被放回。可见唐政府对留学生并非来者不拒，亦不致全数勒回。
　　外国留学生一旦获准入学，即与中国学生享受同等待遇，衣食费用均由唐政府供给。
　　留学生除按规定学习有关课程外，还要学习中国诗文。温庭筠《赠渤海国王子》诗有 佳句满中华 之句，想见当时长安留学生文化生活的多采。
　　留学生阿倍仲麻吕（晁衡）、吉备真备对中国的诗文都有较深的造诣。小野篁、桔逸势、菅原道真等都以中国诗文擅长。
　　通过吸收留学生，加强了中外文化教育的交流，传播了中华灿烂的文化，也吸取了外来文化的营养，丰富了自己的文化宝库。我国文字中吸收的日本词汇多达八百个左右，相当部分就是通过留学生吸收的。
　　４。唐代学校的教材建设及其变革
　　唐代学校的教材，因学校的级别类别性质不同而各有选择，并且前后也有变化和革新。除算学和医学属于实科性质的学校（关于它们的教材和课程设置，我们将在 实科教育 一章中详述）外，作为唐代国家学校教育的教材，主体可分述为：（１）经学教材包括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弘文馆、崇文馆、广文馆及地方儒学等使用的教材。
　　唐朝初年，战争的因素使经籍亡散，国家没有统一固定的教材。唐太宗贞观二年（公元６２８年）秘书监魏征奏引学者核定四部书籍，全国各地亦纷纷收书献书， 数年之间，秘府必（毕）备 （《唐会要？经籍》）。但是，千年来，儒家经籍注说繁多，释义各异，教师和学生在教学实践中缺乏统一的教材，给教育事业发展造成很大的困难。要清除思想意识领域中诸家纷争的差异，制定统一的教材是刻不容缓之举。贞观初，唐太宗命颜师古考定五经，纠正文字上的讹谬。贞观十二年（公元６３８年），太宗又命国子祭酒孔颖达与颜师古、司马樟、王恭及王琰等，汇集儒学各家注释，删繁就简，辨析义理，纠偏划一，撰成《五经义赞》一百七十卷，诏改为《五经正义》而颁行天下（《册府元龟？学校部？注释二》）。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汇集儒家经典的研究成果而综合统一的教材。但《五经正义》颁行未久，习者尚少，故贞观十四年太宗又诏曰： 梁皇侃、褚仲都，周熊文生、沈重，陈沈文阿、周弘正、张讥、隋何妥、刘炫等，并前代名儒，经术可记。加以所在学徒，多行其疏，宜加优异，以劝后生。 （《册府元龟？学校部？注释二》）
　　在教学过程中，《五经正义》仍有许多错讹之处。于是，唐高宗永徽二年（公元６５１年），勅长孙无忌及国子监三馆博士、宏文学士等，重新加以审定， 至四年，改毕进上，诏颁天下，令国子监各学、州县经学及天下习儒者共习之 （《册府元龟？学校部？刊校》），明经科考试亦以此为衡量标准和依据。唐玄宗开元时，置丽正书院（后改为集贤院），集四部书。同时，儒学十二经的教材有了统一的规定，去掉了一些注疏，专以《五经正义》为教学范本。《大唐六典》二十一《国子监》载： 《周易》，郑玄、王弼注；《尚书》，孔安国注；三礼、《毛诗》，郑玄注；《左传》，服虔、杜预注；《公羊》，何休注；《榖梁》，范甯注；《论语》，郑玄、何晏注；《孝经》、《老子》并开元御注。此后，唐代儒学教育均以此作为法定教材。
　　安史之乱后，唐代社会发生重大变化，政治和经济受到极大破坏，教育也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受到影响和波及，经籍亡散，教无所依，材非一统，经典不正，取舍莫准。为振兴教育事业，唐代宗于大历十年（公元７７５年）六月，诏国子监官员勘校经本，由国子司业张参等，辨齐鲁之音，考古今文字，详定五经，书于国子监讲堂的东西厢墙壁上，作为儒经教学的凭依（《金石萃编？五经文学序列》）。唐文宗太和元年（公元８２７年），国子祭酒齐皞、司业韦公肃令国子监内善书法者，将张参所定五经缮写于坚本之上，悬于论堂墙壁，礼部郎中刘禹锡为作记（刘禹锡《国学新修五经壁本论》）。太和七年（公元８３３年）末，宰相兼国子祭酒郑覃奏设置五经博士。九年（公元８３５年）又因国事衰微，教育不振，典籍散乱，奏曰： 经籍讹谬，博士相沿，难为改正。请召宿奥学，校定六籍，准后汉故事，勒石于太学，永代作则，以正其阙 （《旧唐书？郑覃传》），并引起居郎周墀、水部员外郎崔球、监察御史张况宗等，校定九经文字，于开成二年（公元８３７年）冬立石经一百六十卷于国子监，加上《孝经》、《论经》、《尔雅》，合十二经。
　　但此时的十二经及所采用的教材注释与《大唐六典》的记载相比，已有了一些变化（《金石萃编？五经文学序列》）：《周易》九卷，王弼注上经下传共二卷，韩康伯注系辞说卦共二卷；《尚书》十三卷，孔氏传并序；《毛诗》甘卷，郑玄笺；《周礼》十一卷，郑玄注；《仪礼》十七卷，郑玄注；《春秋左氏传》卅册，杜预集解并序；《公羊传》十二卷，何休注；《榖梁传》十二卷，范甯集解；《孝经》一卷，唐玄宗御注；《论语》十卷，何晏集解；《尔雅》三卷，郭璞注；《月令》一卷，李林甫等注。同《大唐六典》相比较，《周易》去掉郑玄注而加上韩康伯注；习《礼记》者，还须加《月令》一卷；《左传》只保留杜预的注疏；《论语》去掉郑玄注，留何晏集解；去《老子》而代之以《尔雅》。
　　中央及地方学校的教师，以《五经正义》为正式的国家儒学教材，但博士、助教和学士、直学士们并不是仅以此为单轨式的教读，他们中有许多人是当时的鸿师硕儒，除对规定的经典注疏有赅详的了解和掌握外，在教学工作中还阐发自己的心得、见解，并著书立说，形成教学与科研相结合的双轨形式。如唐高祖武德初，徐文远为国子博士，撰《左传义疏》六十卷。陆德明为国子博士，撰《老子疏》十卷、《庄子疏》、《周易疏》各十五卷（《旧唐书？经籍志》上）。据《册府元龟》六○六《学校部？注释》二记载，我们试将儒师们所撰写的教学讲义及研究成果汇列如下：《周易》：《周易正义》十四卷，孔颖达撰。《周易文句义疏》廿四卷，陆德明撰。《周易文外大义》二卷，陆德明撰。《周易新注本义》十四卷，薛仁贵撰。《周易大衍论》三卷，唐玄宗御撰。《周易注》十卷，王玄度撰。
　　《周易开题论序疏》十卷，梁蕃撰。《周易文句义疏》廿卷、《周易释序义》三卷，梁蕃撰。
　　《尚书》：《尚书纠缪》十卷，王玄感撰。《尚书正义》廿卷，孔颖达撰。《尚书义疏》廿卷，刘燎撰。《尚书注》，王玄度撰。
　　《毛诗》：《毛诗正义》卅卷，孔颖达撰。《毛诗纂义》十卷，许叔牙撰。《毛诗注》，王玄度撰。
　　《周礼》：《周礼义决》三卷，王玄度撰。《三礼要记》卅卷，韦叔夏撰。《三礼图》十二卷，张谥撰。
　　《礼记》、《春秋》：《礼记正义》七十卷，孔颖达撰。《礼记绳衍》卅卷，王玄度撰。《春秋振滞》廿卷，王玄感撰。《三传异同》三卷，冯伉撰。《春秋三传总例》廿卷，韦表微撰。《春秋正义》卅卷，孔颖达撰。《春秋公羊违义》三卷，刘晏撰，刘晏注。《左传义疏》六十卷，徐文远撰。
　　《孝经》：《孝经注》一卷，玄宗御撰。《孝经疏》三卷，元行冲撰。
　　《孝经注》，王玄感撰。
　　其他教材：《史记注》，王玄感撰。《汉书注》，王玄感撰。《文选注》十卷，李善撰。
　　《大唐六典》规定，《论语》也是唐代学生学习的教材。敦煌遗书中有许多关于《论语》的教材。台湾《敦煌丛刊初集》２《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斯坦历劫经录》３７４５《论语》残卷末记： 咸通三年……学生张文■书。 又同集《斯坦因劫经录》２７１６《论语》残卷末题： 大中九年（公元８５５年）
　　三月廿二日斈生俞再晟写记。咸通五年（公元８６４年）四月十二日童子俞文进书。斈 是 学 字的俗字，《宋景文笔记》中卷记： 后魏，北齐时，里俗作伪字最多，如巧言为辩，文子为学之比，隋有抑■，以巩易巧矣.日本那波利贞博士考证，从北魏起，敦煌地区便有造字的习惯，张文■（辩）、俞再晟等都是沙州州学的学生。因而可以肯定，《论语》不仅是中央经学，而且也是地方州县经学的教材。
　　此外，唐代还有两项对儒经的音训，解释工作，有助于学生的学习，也影响以后的教学。
　　一是张参撰《五经文字》。张参在《五经文字序》中说： 今制，国子监置学书博士，立《说文》、石经、《字林》之学，举其文人，岁登卜之，亦古之小学也。自顷考功，礼部课试贡举，务于取人之急，许以所习为通，人苟趋便，不求当否。字失六书，犹为壹事，《五经》本文，荡而无守。 由于这种情况，张参命孝廉生颜传经收集疑文互体，受法师儒，以为定例，凡一百六十部，三千二百三十五字，分为三卷。他编订这本书的根据，如他所说： 《说文》体包古今，先得六书之要。有不备者，求之《字林》。其或古体难明，众情惊懵者，则以石经之佘比例为助。石经湮没，所存者寡，通以经典及《释文》相承隶省，引而伸之，不敢专也。 （钱穆《国学概论》上《登科记考》卷十一）这本书开始写在太学孔庙墙壁上，太和间改用木版，后又改为石刻。北周时雕印成书。这本书对《五经》文字的源流和正音，做了考订统一的工作，对学生学习《五经》有帮助。
　　二是啖助、陆淳等人倾向于弃传求经的学风。啖助撰《春秋统例》和《春秋集传》，认为《左传》叙事虽多，解义多谬，其书乃出于孔氏门人，非左丘明所著，也非一个人所为。《公》、《榖》空言说经，啖助反谓《左传》 不如《公》、《榖》之于经为密.陆淳收集啖助所著书。为《春秋集注纂例》。他们师生不为旧说所拘，连三传也任意驳诘，更不要说照注义推演的《正义》。《新唐书》的作者说啖助 不本所承，自用名学，凭私肊决 ， 徒今后生穿凿诡辩，诟前人，舍成说，而自为纷纷，助所阶已。 （《新唐书？儒学列传》下、《登科记考》卷十一）他们不顾经学家法和朝廷功令，独抒己见，虽不合汉学规矩，却为宋学开风气之先。汉学体系由此渐转入宋学体系。这对以后宋代的教育发生了很大的影响。
　　另外，唐文宗时，郑覃判国子祭酒，曾以经籍刓谬。博士陋浅不能正，建言： 愿与钜学鸿生共力雠刊，准汉旧事，镂太学，示万世法 （《新唐书？郑覃传》）。从之，于是将十二部经书，刻在一百一十四块碑石上，共六十五万多字，名曰 开成石经 ，也是被广泛使用的可信教材。
　　（２）专业教材（不包括实科学校教材）主要是律学、书学和崇玄学律学，《唐律》是我国封建社会最成熟的法典，也是现存最早最完整的一部法典。
　　汉代引《春秋》经义断狱，到了魏晋时代逐渐把儒家的礼引入法律。经过隋朝到唐初，儒家的礼成为国家立法的重要思想原则。用法强制推行儒家伦理学说，又以儒家伦理学说来保证法制的施行，是唐代法律的重要特征。法与礼的紧密结合，广泛加强了唐代法律对社会生活的影响。唐王朝很重视法的教育，设立了律学，并设明法科考试。在律学中以律令为专业，兼习格式。
　　律、令、格、式是法制文书的主体，范围极广，几乎涉及政治、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从国家的政治制度到百姓的户籍婚丧，都有详密的规范。
　　据《新唐书？刑法志序》： 唐之刑书有四，曰律、令、格、式。令者，尊卑贵贱之等数，国家之制度也；格者，百官有司所常行之事也；式者，其所常守之法也。凡邦国之政，必从事于此三者，其有所违及人之为恶而入于罪戾者，一断以律。 （《新唐书？刑法志》）据《唐六典》卷六称： 律以正刑定罪，令以设范立制，格以禁违正邪，式以轨物程事。 律与令的关系是：律具有国家根本大法的性质，令是诏令中选取长久可行者著为定令。格和式的关系是：格主要是禁人违反的条例，式是要人遵守的章程。
　　唐高宗永徽三年（公元６５２年）诏曰： 律学未有定疏，每年所举明法，遂无凭准，宜广召解律人条义疏奏闻。 四年（公元６５３年）颁布《新律疏》三十卷。唐律完整地保存下来，成为宋、元、明、清法律的楷模。令、格、式多已亡佚，保存在《唐律疏议》、《唐六典》、《通典》、《唐会要》等书中的令、格、式，大多已不是完整的原貌。近年来，敦煌莫高窟藏经楼出现的敦煌文书，保存了唐公式令、唐神龙刑部散颂格、唐开元水部式等，虽然都有残缺，但使我们看到了唐令、格、式的大致原貌。它们提供了作为律学教材的有关唐官制、法制以及有关唐水利灌溉多方面的文献。
　　书学的教材，《大唐六典》及唐代其它一些典籍规定甚为详明：《说文解字》十五卷，许慎撰；《字林》十卷，吕忱撰；《石经三体书》等。《旧唐书》卷四十六《经籍志》记载，唐代文字学教科书，除《说文》、《字林》和《石经三体书》外，还有《字统》廿卷，杨承庆撰；《字海》一百卷，大圣天后撰；《文字释训》卅卷，释宝志撰；《括字苑》十三卷，冯翰撰。
　　李唐皇室因老子姓李而攀比附骥，故尊崇道教。开元二十九年（公元７４１年），唐玄宗设立道教学校，中央道学称为崇玄学，地方道学则称为通道学，其教材皆为道家经典：《道德经》、《庄子》、《文子》和《列子》（《册府元龟？贡举部？考试》）。天宝元年（公元７４２年）五月，中书门下省奏请改《庄子》为《南华经》，《文子》为《通元（玄）经》，《列子》为《冲虚经》，同时，又准二月制，以《庚桑子》为《洞灵真经》，但是，《洞灵真经》世间少本，即使是道士也很少有习者，故不久即暂停（《唐会要？崇元馆》）。
　　实科教育首起于隋，大兴于唐。医学、算学作为实科教育的中坚而并入国家教育体系（后详）。
　　（３）蒙学教材唐代的启蒙教材主要有：《急就章》（史猷撰）、《文选》（梁昭明太子撰）、《开蒙要训》（马仁寿撰）、《千字文》（钟繇撰，李暹注，周兴嗣次韵）、《兔园册府》卅卷（杜嗣先撰）、《文场秀》（孟宪子撰），以及《蒙求》、《武王家训》、《太公家训》、《弁才家教》和《秦妇吟》、《王梵志诗集》等。这些教材之为唐代儿童教科书，已由刘复《敦煌掇琐》、许国霖《敦煌石室写经题记与敦煌杂录》作出证实。
　　《急就章》作为传统的蒙学教材，得到颜师古的注释订正。颜师古在《急就章注》的自序中叙述了当时《急就章》的讲授情况。他说： 时代迁革，亟经丧乱，传写湮讹，避讳改易，渐就芜舛，莫能厘正，少者缺而不备，多者妄有增益，人有己私，流宕忘返。至如蓬门野贱，穷乡幼学，递相承禀，犹竞习之，既无良师，祗增僻谬。若夫缙绅秀彦，膏粱子弟，谓之鄙俚，耻于窥涉。逐使博闻之说，废而弗明，备物之方，于兹寝滞。 （谢启昆：《小学考》）这是说当时的《急就章》，由于种种原因，错误很多，穷孩子读它，以讹传讹，富贵人家的子弟认为它 鄙俚 ，不去问津。于是使这本蒙学教材 废而弗明.颜师古的父亲颜思鲁曾想订正注释，未及成而死。颜师古根据皇象、钟繇、卫夫人、王羲之等所书篇章，详加审核，凡三十二章。又感到崔浩、刘芳所注不能使人满意，于是 据经籍遗文，先达旧旨 为之解训。颜师古对于《急就章》的订正是有功的。
　　李白五岁发蒙，他说： 五岁诵《六甲》 （《上安州裴长史书》）。
　　《六甲》即六十甲子，十天干和十二地支相配。《蒙求》为唐李瀚撰，有人认为是后晋翰林学士李翰，故有五代成书说。宋人王栐《燕翼贻谋录》中记宋太平兴国初有右拾遗李翰，故亦有宋初成书说。日本那波利贞博士认为，从《蒙求》之首的唐饶州刺史李良《荐蒙求表》中，可以确定李翰为盛唐到中唐初期人，官任信州司马仓曹参军。由此可知，《蒙求》从中唐以后，直到北宋初年，均作为童稚教材而广泛使用于全国各地。晁公武《郡斋读书后志》称该书 纂经传善恶事实，类者两两相比，为韵语，取蒙卦' 童蒙求我' 之义名其书，盖以教学童云。 该书的例句如 王戎简要，裴楷清通。谢安高洁，王导公忠。伊尹负鼎，宁戚叩角。龚遂劝农，文翁兴学。 现存本共二千三百八十四字。《太公家教》（唐李习之文集）说： 其理往往有是者而词章不能工 （《李文公集》卷六，《答朱载言书》）。宋王明清《玉照新志》谓该书极浅陋鄙俚， 当是有唐村落间老校书为之.《续传灯录？法戒禅师》称： 恰似三家村里教书郎，未念得一本《太公家教》，便道文章赛过李白杜甫。 可见这是唐代一本比较流行的蒙学教材。书中例句如 太公未遇，钓鱼渭水；相如未达，卖卜于市。 金元时颇流行于北方少数民族中。元人曾译为蒙古文，清初曾译为满文，光绪时，敦煌石窟发现古写本一卷。《兔园册府》一书，据王应麟《困学纪闻》十四载，乃 蒋王恽令僚佐杜嗣先，仿应科目策，自设问对，引经史为训注。恽，太宗子，故用梁王兔园名其书，冯道《兔园册府》谓此也。 从唐初到五代，《兔园册府》一直是儿童的启蒙课本，《新五代史？刘岳传》云： 宰相冯道，世本田家，状貌质野，朝士多笑其陋。（冯）道日入朝，兵部侍郎任赞与岳在其后。道行数反顾。赞问岳：' 道反顾何为？' 岳曰：' 遗下《兔园山》尔。' 《兔园册》者，乡校俚儒田夫牧子所诵也。故岳举以谓道.可见，《兔园册府》不仅是唐代重要的儿童教材，而且其被读诵之广，涵盖了贵族和平民在内的广泛的社会阶层。《宋史？艺文志》作《兔园策》十卷。敦煌有唐贞观写本《兔园策府》残卷和杜嗣先序。
　　自晚唐以后，常用咏史七言绝句作为训蒙课本。唐胡曾的《咏史诗》，虽然寄兴颇浅，格调不高，还盛行了几百年，刻本很多，这本书于唐咸通年间由邵阳一位老书生陈盖首为作注。陈盖与胡曾同时同里，胡曾可能是当时的一位农村老塾师。
　　经过识字教育以后，接着就是读《论语》、《孝经》。穆宗问薛放治经何先，薛放说： 《论语》，《六经》之菁华；《孝经》，人伦之本。 （《新唐书？薛放列传》）杜甫在诗作《最能行》中说： 峡中丈夫绝轻死，少在公门多在水。富豪有钱驾大舸，贫穷取给行艓子。小儿学问止《论语》，大儿结束随商旅。（《杜工部诗集》卷六）唐太宗向举孝廉的人问《孝经》，对方答不出来，太宗不高兴，以后再不举了。可见《孝经》是当时的必读教材。孔颖达撰《孝经章句》，唐玄宗也注《孝经》，元澹为疏，立于学官。
　　天宝三年（公元７４４年），令天下每家藏《孝经》一本，精勤教习；学校之中，倍加传授；州县官长，明申劝课。
　　（４）唐代文学与唐代教材唐代教材与唐代文学的繁荣和改革关系很密切，这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说明。
　　第一，以诗取士与唐诗的兴盛。唐代是中国诗歌史上的黄金时代。名家辈出，风格多样。诗歌繁荣的原因不止一端，但是统治者提倡，以诗取士，是一个重要原因。高宗时，刘思立为考功员外郎，建议进士科试杂文，即试诗赋辞章。《唐会要》说： 进士举人，自国初以来，试诗赋，帖经、时务策五道。中间虽暂改更，旋即仍旧。 （《唐会要》卷七六，《进士》）常兖为相时， 非以辞赋登科者，莫得进用。 （《旧唐书》卷一一九，《崔祐甫传》）严羽说： 唐以诗取士，故多专门之学。 （严羽：《沧浪诗话？诗评》）王应麟在《困学纪闻》中说： 唐以诗取士，钱起之《鼓瑟》，李肱之《霓裳》是也，故诗人多。 爵禄所劝，风行草偃，诗歌成为文人得官取禄的正路，与后来明清两代的制艺相同，已成为当时青年的必修科目。扬绾在《论贡举疏》中说： 幼能就学，皆诵当代之诗，长而传文，不越诸家之集。 （《旧唐书？杨绾传》）元稹在《白氏长庆集序》中说： 予于平水市中见村校诸童竞习诗，召而问之，皆对曰：' 先生教我乐天，微之诗。'白居易也说： 自长安抵江西三四千里，凡乡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往往有题仆诗者。 （《白居易集》卷四十五，《与元九书》）唐宣宗挽白居易的诗中有这样两句： 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 可见白诗的流行是相当普遍的。学童幼而读诗，长而考诗。这种考诗的制度和提倡作诗的风气，对加强诗歌技巧训练，普及诗歌起了重要作用。《全唐诗？序》说： 盖唐当开国之初，即用声律取士，聚天下才智英杰之彦，悉从事于六义之学，以为进身之阶，则习之者固已专且勤矣。 从幼年起就注意诗歌技巧的普遍训练，是诗歌繁荣的一个重要条件。显然，唐诗成为中国古代诗歌发展的高峰，是同当时以诗取士，以诗歌作为教材分不开的。
　　第二，教材与古文运动的勃兴。唐代初期，有萧款士、元结、梁肃、柳冕等人提倡文章的古体。柳冕指出文学衰弊的原因，是由于 六艺之不兴，教化之不明.他把文学与儒道合而为一。这种理论，由韩愈来发扬光大。
　　韩愈是唐代古文运动的旗手，他主张文学为载道之器。他的学术思想是尊儒排佛，文学主张是反骈重散。他在《进学解》中向学生介绍主要教材时说： 口不绝吟于六艺之文，手不停技于百家之编 ； 上规姚姒，诨浑天涯，周《诰》殷《盘》，诘屈聱牙；《春秋》谨严，《左氏》浮夸，《易》奇而法，《诗》正而葩；下逮《庄》、《骚》，太史所录，子云相如，同工异曲。 （《韩昌黎文集校注》卷一）他把《五经》，子、史之书列为自己的必读书和文学典范，也就是他开展古文运动所用的教材。
　　柳宗元是韩愈古文运动的有力支持者、宣传者。他在《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中谈了他对文学的主张和他经常使用的教科书。他说： 始吾幼且少，为文章，以辞为工；及长，乃知文者以明道。……本之《书》以求其质，本之《诗》以求其恒，本之《礼》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断，本之《易》以求其动，此吾所以取道之原也。参之《谷梁氏》以厉其气，参之《孟》、《荀》以畅其支，参之《庄》、《老》以肆其端，参之《国语》以博其趣，参之《离骚》以致其幽，参之太史公以著其浩，此吾所以旁推交通而以为之文也。 他认为一方面要在儒家典籍里求圣人之道，同时要参读于史诗赋以求其文辞。这也就是柳宗元教学生学习古文所读的教材。
　　由此可见，中唐古文运动的勃兴，除了其根本原因应归于文学发展本身的规律以外，韩、柳等人采用这些教学内容，也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
　　第三，《文选》作为教材的影响。《文选》是我国文学史上编选最早的一部文学总集，由南朝梁昭明太子编撰，又称《昭明文选》。人们能从中读到六朝以前各家的优秀作品，因此受到当时知识分子的重视。曹宪始以《文选》授诸生，魏模、公孙罗、李善相继传授，于是其学大兴。李善为《文选注》，居汴郢间讲授，诸生自远而至，传其业。从此，对《文选》的注释与研究，便发展成一项专门学问——文选学。唐文上家家有《文选》，像李德裕自称家不蓄《文选》，那是绝少的例外。唐代流行这样的话： 《文选》烂，秀才半 ，可见《文选》对唐代文学的影响是多么深远。它对唐代科举，尤其是对进士科的影响也是很大的。李善在《上文选注》中说： 后进英髦，咸资準的。 杜甫也说： 少精《文选》理.日本学者梁川星岩在《论诗示王香》中说： 一部杜诗君试阅，尽从《文选》理中来。 这反映了日本学者对唐代诗学与汉魏六朝文学相互关系的认识是比较深刻的。
　　（５）唐代教材在国外的传播唐代学术对日本影响深远。在教育制度方面，日本元明皇帝时，仿唐制设大学寮，并在大学寮中讲授儒学经典。吉备真备自长安回国后即亲自传授，令学生四百人习《五经》、《三史》、明法、算术、音韵、籀篆等六道。与真备约略同时的膳大丘，于唐天宝十一年（公元７５２年）入唐留学，专攻儒术， 问先圣之遗风，览胶庠之余烈.他在长安国子监学经史，归国后成为大学助教和博士，继续传播儒学，并建议从唐制尊孔子为文宣王，是为日本尊孔之始。伊豫部家守在光仁朝隋遣唐使来长安，习经学和《切韵》、《说文》、《字林》，返日本后在大学讲授《左传》、《公羊》、《榖梁》三传。
　　《公羊》、《榖梁》之学由此传入日本。
　　除经学外，中国的文学也传入日本。《文选》作为教材，在日本传播很广，它帮助日本知识分子学习汉文学知识，培养文学意识，并作为学习写作的范本，使得文士们多在骈俪对偶方面下功夫。白居易的诗文在日本也负盛名。著名儒官林春斋在谈到这段历史时说： 《文选》行于本朝久矣。嵯峨帝御宇，《白氏文集》全部始传来本朝，诗人无不效《文选》、《白氏》者。 黄遵宪在《日本国志》中说： 教之之法有《周易》、《尚书》、《周礼》、《仪礼》、《毛诗》、《春秋左氏传》等。《孝经》、《论语》则令学者兼习。此外有算学，有书学，有律学，有音学，有天文阴阳历医等学。 奈良朝于大学寮外，专设典药寮，设医博士、针博士、按摩博士，传授诸生。
　　医科习《本草》、《甲乙脉经》；针科习《素问》、《黄帝针经》、《明堂》、《脉诀》、《赤神鸟针》等。所订制度基本上与唐朝相同。
　　在蒙学教材方面，唐李瀚的《蒙求》、胡鲁的《咏史诗》都盛行于日本。
　　这两种书与梁周兴嗣的《千字文》合刻，作为儿童课本。
　　唐代，中国经史学在新罗传布尤广。公元７８８年，新罗设读书出身科，考试书籍有《左传》、《礼记》、《文选》、《孝经》。博通《五经》、《三史》和诸子百家者破格擢用。新罗设国学，以经史及《文选》教授，不断出现擅长汉文的名家。新罗士人还爱读白居易的诗和张　　 的文章。蒙学教材《太公尚书》由中国《太家教》翻译而成，用到１６８４年，才由新课本代替。
　　中国的数学成就也在唐代传入新罗。新罗国学设算学科，教授《缀经》、《三开》、《九章》、《六章》。《三开》、《文章》等中国数学书并由新罗传入日本。新罗神文王时，置医学博士，以《本草经》、《甲乙经》、《素问》、《针经》、《脉经》、《旺堂经》、《难经》传授学生，制度全仿唐朝。
　　唐代的教育制度和教学内容传到国外，说明当时的中国文化在亚洲诸国中是比较高的，也说明唐代国力强盛，经济发展，国家的政治制度比较完备，因而在学术、文化、教育等方面，出就为外国所取法了。
　　（６）唐代教材建设和改革的特点教材选择的整体性。随着时间的推演，近千年来，儒经注释繁杂，众说纷纭。颜师古、孔颖达的取舍标准有二：一是综汇百家之言，以流传较广，时间范围较大，较切合经义的注释家言为基本，揉以观点相近的注释，认真辨析义理，统而线一，如《五经正义》。二是在《五经正义》之外，取距唐较近的南北朝，隋朝的注释家言为辅助性教材，既统一了教育思想，又涵顾了学术上的兼容，为儒家思想的整体化创造了条件。
　　唐代儿童教材的选择和编纂遵循儿童身心发展有其年龄段的特点。儿童教材大都文字浅显，流畅通顺，采用简短、整齐的韵语，或使用对偶、排比句，读之朗朗上口，便于儿童记忆和理解，而且，寓忠孝节悌等伦理道德于故事之中，适合于儿童生理及心理特点，既能使学习与思想教育相结合，又照顾到通俗性和趣味性，故而为社会广泛采用。
　　总括上述，唐代经过上百年的艰苦努力，官学教育制度已相当完备，达到了当时世界领先水平，在我国和世界学校教育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和特点。
　　第一，等级制的强化。各级各类学校学生入学资格都有严格规定，这种规定不是根据学生的年龄和文化程度，而是按照身份和地位。在唐代的学校中，弘文馆和崇文馆是贵族学校，国子监是公侯学校，太学是卿大夫学校，四门学、律、书、算学及地方州县为下级官员子弟学校。汉代以来，历朝统治者都重儒学而轻方技，医学、兽医及天文、历法、占卜等学的学生来源只能是庶民子弟。弘文、崇文学生门荫条件优越，仕进多途；国子监学生通过科举考试，入仕希望亦很大；职业教育诸学校的学生，毕业后则大都从事所学专业方面工作，仕进缓慢。作为一种制度，什么品级的官员子弟入什么等级的学校，有着严格的界限规定，这是保证其贵族化教育的有效手段。唐代世家大族的特权地位虽然早已丧失，在社会集团和经济群体的意义上已失去了存在的条件，但作为一种涵濡甚深的社会观念，贵家士族仍是唐朝前期社会风气之所尚。因此，唐代教育的等级性，也表现着当时的社会意识。
　　第二，儒学在整个教育体系中占主导地位，不仅种类多，学额多，而且上下贯通，体系完整。教师、学生的待遇和学校设备也比较优厚和完善。
　　第三，教育体制的系统化。其一是形成了完善的教育管理制度。唐代教育管理制度是贯彻统治阶级教育方针、教育目的的坚实手段。其中，黜罚制度保证教育过程正常进行；招生制度维护统治阶级的特权地位。《孝经》、《论语》等是每个学生必修的思想政治理论课，这种以儒经学习为主导的教育方针，浸渍着统治阶级的伦理道德观念。算学、律学、书学、医学、以及天文、历法、兽医等的学习，则是为了向社会输送各种各样的人才。其二是建立了上下梯进，主辅分职，普通教育和职业技术教育相结合的完善的学校体系。唐以前的国家教育机制，虽从汉代起就分中央和地方两级，但二者均为独立教育单位，没有层次间的递阶和主从性关联。唐代国家教育机制亦可分中央和地方两大教育层次，但二者有着息息相通的关联。里学和乡学是国家教育的基础发蒙；县学和州学是中级教育层次；中央学校则属高等教育。
　　初级学校的毕业生升入州县学校，中级学校的业成者或参加科举考试，或入国子监学深造，以完成教育的全过程。因此，一般来说，低级官员子孙，中、小地主及部分农民了弟均沿着乡学——州（县）学——国子监阶梯接受教育。
　　儒学教育是唐代教育机制的主要内容，其它教育系统则是辅从教育。儒学教育有着从中央到地方的连贯性。国子监、贵族学校是中央教育的核心，州县经学既是地方教育的核心，也是中央儒学教育的下接续。律、书、算学、太医署、崇玄学及地方医学则是辅从的外沿教育。这种连贯型的主辅教育体系是唐代国家教育机制的特点之一，反映了以儒学为主导的思想精神与社会生活所需的结合。
　　职业教育是唐代兴起的新型教育，包括卜筮、兽医、天文、历法、漏刻等专业。太仆寺和司天台是政府事务性部门，唐前各朝均未招收学生，因而，兽医和天文术等只在民间流传，师承关系十分严格。在职业教育体系中，接受职业教育的学生大都是贫苦人家子弟，他们在所隶属的官衙中边学习，边实践，业成后有的就地参加工作，有的则分配到对口部门。
　　第四，专业教育开始确立，不仅设立了文科性质的专业学校，如律学、书学，而且设立了实科性质的专业学校，如算学、天文历学和医学等。
　　第五，学校形式多样化。除教育行政直属系统之外，在某些行政部门，如太乐署、太仆寺、太医署、太仆署、司天台等，亦设博士，招收学生，采取带徒弟的办法，学生一面学习，一面工作，进行职业训练，把教育、研究和行政三者结合起来。
　　第六，唐代地方学校教育制度也较前代更为周详。按府县人口多少分为等级，规定教师和学生的名额。一直到乡里均设学校。
　　第七，思想政治教育的确立。在中国封建教育史上，唐代是第一个统一道德教育的王朝，无论是教育制度还是科举制度，均设有道德教育课程和考试科目。有唐一代，《孝经》和《论经》是儒家思想教育的基本内容。唐高宗时，武后建议天下参加科举考试者都要修习《老子》，从而使道家经典也进入了思想政治教育的领域。唐代国家通过政治教育等方式，力图使儒家伦理思想成为全社会的行为指南。
　　（三）战乱中衰微的五代学校
　　进入五代，学校教育及科举之制多袭隋唐旧制，但因为战乱多，时间短（公元９０７- ９６０年），统治者虽有心发展教育，在人力和财力上均有很大困难。后梁开平三年（公元９０９年），即后梁建国之初的第三年，国子监便上奏朝廷要求修建文宣王庙，并请从官吏俸钱中每贯抽取十五文，充做经费。
　　后唐明宗天成三年（公元９２８年），国子祭酒崔协因经费匮乏，奏请国子监每年只置监生二百员，入学者还要通过考试。但监生并不认真学习，只是挂名候选混资历。同一时期，曾颁诸道州府各置州学之令。二年后，国子监又奏，补国子监生者按旧例入学时应交束脩二千钱，及第后再要交光学钱一千。
　　没有雄厚的经济实力作保证，没有安定的政治环境，教育的发展自然受到许多不利的影响。十国中，南唐升元二年（公元９３８年）冬十月丙子，立太帝，命删定礼乐（陆游《南唐书》），南汉乾亨四年（公元９２０年）春三月，从兵部侍郎杨洞潜之请，始立学校。置选部贡举，放进士明经十余人，如唐故事。因为五代的统治者大多是唐代的文武官吏，对旧朝的文教政策和学校制度均已熟悉，所以五个朝代虽递嬗相或如走马灯一般，教育制度和科举制度基本上都能很快建立起来，在当时起到一定的作用。后周世宗显德二年（公元９５５年）始以大梁（开封）天福普利禅院营建国子监，置学舍，这就是后来宋的国子监所在之地。
　　（四）隋唐五代的私学
　　隋未官学不兴，再加上政治腐败和战乱频仍，许多儒士转入乡间山林进行私家讲学。王通就曾在家里开馆授徒，为唐代开国培养了一大批人才。王通的哥哥王绩，隋末亦称大儒，聚徒河、汾间，仿古作《六经》，又作《中说》，并以此教授学生（《旧唐书？王绩传》）。
　　唐代私学状况如何？近人邓之诚说：唐时 学校为官所立，私人不得设立。 （《中华二千年史》卷三第１１６页）其依据为《文献通考》卷四十六《学校考七》所载开元二十一年（公元７３３年）五月敕： 不得辄使诸百姓任立私学.仔细通读此敕可知， 不得辄使 四字当属上句，而 诸 字，经查《唐会要》卷三五《学校》所载同敕系 许 字之误。这样，此敕应为： 许百姓任立私学.情况大致是：开元二十一年以前，政府对于私学的设立有所限制，以后则不作任何限制。可见，唐朝政府并非一直禁止设立私学。
　　相反，唐代私学倒是十分兴盛。办私学的有在职官吏和无意仕宦的及政治上失意的儒士，也有借此换取斗箐之资的知识分子。他们精于经学，通晓文史，在地方上被奉为名师大儒，自行在民间聚徒讲学。
　　唐代对私学的政策客观上也鼓励了私学的发展，使之成为一种重要的教育形式。中唐以后，由于官学衰微，私学在数量和质量上都有压倒官学之势。
　　私立学校主要有以下几种形式：
　　１。民间私家讲授
　　有些名流学者，涉猎经史，不交世务，创立了儒宫，开设学馆，从事著述和讲学活动。如 张士衡，仕隋为余杭令，以老还家，大业兵起，诸儒废学，唐兴，士衡复讲教乡里。 （《新唐书？儒学传》）又如窦常 大历十四年（公元７７９年）登进士第，居乡陵之杨柳。结庐种树，不求苟进，以讲学著书为事，凡二十年不出。 （《旧唐书？窦群传》）再如李德裕 以器业自负，特达不群。好著书为文，奖善疾恶。虽位极台辅，读书不辍……东都于伊阙南置平泉别墅，清流翠筝，树石幽奇，初未仕时，讲学其中。 （《旧唐书？李德裕传》） 王恭，每于乡里教授。弟子自远方至者数百人。 （《旧唐书》本传）贞元年间，胡珦在献陵市 置田宅，务种树为业，教授弟子。 （《韩昌黎集》卷三十，《唐故中散大夫少府监胡良公墓神道碑》）
　　唐代不少名儒显宦幼时就是在这种学校接受启蒙教育的。如柳宗元在《与太学诸生书》中自称少时不敢去上太学，只得就学于 乡间私塾.又如马怀素 寓居江都，少事师李善。家贫无灯烛，尽採薪苏，夜燃读，遂博览经史，善属文。举进士，又应科举，登文学优瞻科，拜郿尉，四迁左台监察御史。 （《旧唐书？马怀素传》）再如窦群 学《春秋》于啖助之门人卢庇者，著书三十四卷，号《史记名臣疏》。 （《旧唐书？刘太真传》）
　　家学是私学的一种重要形式，不少人从 庭训 、 家学渊源 中得到教育。
　　一些名士，也都担任过私学教师。
　　贞观初，著名训诂学家颜师古在得到太宗赏识前， 屡甚，资教授为生.与颜师古同撰《五经正义》的孔颖达，在入仕前也以宿儒开门授业（《新唐书？儒学列传》）。
　　扬州的曹宪在隋时已聚徒讲学，学生常数百人，当时公卿以下官员都曾向曹宪学习。隋亡后，曹宪继续在扬州办私学，唐太宗曾打算征其为弘文馆学士，但因为他年纪大了，不能出来，遣使就家拜为大夫，对之极其尊重。
　　此外还有善文达、张士衡、啖助、李邕等，都是当时著名的私学授学的名儒，培养了不少名人。
　　著名医学家孙思邈，唐太宗、高宗都曾召见过，并要授他官职，他 固辞不受 ， 辞疾请归.当时知名之士宋金文、孟洗、卢照邻等都执师之礼焉。
　　２。山林讲学
　　山林讲学的风气从东汉以来就已存在，但兴盛则是唐中叶以后的事情。
　　如： 阳城隐于中条山，远近慕其德行，皆从之学。 （《旧唐书？隐逸传》）、庐鸿庐于嵩山，玄宗征拜谏议下大夫， 固辞，许还山，官为营草堂，鸿到山中，广学庐，聚徒至五百人。 （《新唐书？隐逸传》）贞观初年，退隐白鹿山的马嘉运，少为沙门，还治儒学，长议论，退隐后， 诸方来授业至千人.孙思邈也曾长期隐居太白山。
　　有人统计，唐代山林讲学，主要分布在终南、华山及长安南郊区，嵩山及其近区诸山，中条山、太行山，泰山及其近区诸山，庐山，衡山，罗浮山，四川诸山，九华山，浙江诸山，福建诸山（严耕望《唐史研究论稿》）。
　　名儒讲学山林与士子就学山林的主要原因，除了以上均为南北东西名山，交通便利，人文繁盛，对士子颇有吸引力外，还因为唐中叶以后科举考试资格逐渐放宽，贫民寒士也可以参加，而居家多缺少必备典籍，不少名山中则藏有丰富的典籍，易于学习。
　　３。寺院讲学
　　唐代佛教兴盛。张籍《送朱庆余及弟归越》诗云 有寺山皆通 ，可为佐证。僧徒中亦多第一流学者，不仅精通佛典，亦精通经史，不少官吏、名士都乐于与僧侣交游。许多寺院设有义学院，有丰富的藏书，吸引了不少士子前往就学，促进了寺院教育的发达。
　　《旧唐书》裴休传： 家事奉佛，休尤深于佛典，太原风翔过名山，多僧寺，视事之隙，游践山村，与义学僧讲佛理。 朝官视事之余还入寺与僧人讲求佛理，可见当时的风气。
　　日本人那波利贞考证，甘肃敦煌佛寺中，设有寺塾，并断言： 寺塾所教所学为普通教育，非佛家教育，此种情形非当敦煌一地之特殊现象，而可视为大唐天下各州之共同现象。 近代发现的敦煌千佛洞藏书中，除一部分是佛典外，还有相当的经史子籍书，这也可以说明，寺院教育，至少在相当程度上为普通教育。
　　据记载，《白氏长庆集》共有五本，其中三本藏于寺院——一本在庐山东林寺经藏院；一本在苏州南禅寺经藏内，一本在东都胜善寺钵塔院解库楼（白居易《白氏长庆集后序》）。可见寺院藏书范围是十分宽泛的。
　　一些寺院还传授实用医学知识。据记载，著名历算天文家嵩山僧一行， 寻该算术，不下数千里，知名者往询焉，未至天台山国清寺。 在国清寺他看到院僧聚徒讲授算术，即向院僧求得算法而归（《旧唐书？一行传》及《佛祖历代通载》）。
　　据《医学总纲》记载，吐蕃医师老玉脱云丹贡布率弟子往五台山求学，受到僧人的热情接待，最后携《体腔内部洞察法》等医书而归。
　　唐政府对私学采取鼓励和支持的政策，官学与私学教材相对一致，官私学学生学成后均可经过考试予以承认，成为国家的工作人员，这使得私学在唐代教育体系中的地位十分突出。初唐和盛唐时期，它是官学的补充形式，中晚唐以后，在官学衰败的情况下，它起着继承、沿续的作用。官私学的诸种传播方式混杂在一起，交互影响，构成了唐代教育的完整面目。
　　五代战乱时期，官学不兴，私学是最好的补充。在民间，私人传习、聚书讲学和家庭教育很有生命力，仅从《旧五代史》中，我们就可以看到许多民间研读经书，习学儒术的实例。后唐张宪从小就喜儒学，励志横经，不舍昼夜，尽通诸经，尤精《左传》。长成后与马郁、王缄等燕中名士交游，其 沉静寡欲，喜聚图书，家书五千卷，视事之余，手自校刊。 贾馥，家聚书三千卷，手自校刊，以鸿胪卿致仕，退休后结茅于家乡，一边耕牧，一边教育儿孙，自得其乐。后晋张希崇从小通《左氏春秋》，刘晞从小以儒学称于乡里。京兆人郑玄素曾因战乱避难在鹤鸣峰下，汇萃古书千卷，采薇蕨而弘诵自若，善谈名理。梁朝人罗绍威 工笔札，晓音律。性复精悍明敏。服膺儒术，明达吏理。好招延文士。聚书万卷，开学馆，置书楼。……颇有情致。 范阳人窦禹钧 于宅南构一书院，四十间，聚书数千卷。礼文行之儒，延置师席，凡四方孤寒之士无所供需者，公咸为出之。无问识不识，有志于学者，听其自至。 到后汉时，有郭忠恕，七岁童子及第，精通文学，尤工篆隶、子史。龙敏，少学为儒。张允，幼学为儒，后仕本州为参军。后周时，和凝，幼而聪敏，少好学，书一览著咸达其大义。年十七即举明经的司徒诩，少好读书，通《五经》大义。翟光邺 好聚书，重儒者，虚斋议论，唯求理道。 张沆 少力学，攻词赋登进士第 ，虽久居禄位，家无余财，只有图书。沈遘 幼孤，以苦学为志，弱冠登进士第 ，为人谦和，每有文士投奔，必择其贤者而加以推荐，故当时后进之士之归焉。
　　五代时期家学对于地方教育的保持和发展更有意义。范阳人窦禹钧， 诸子进士及第，义风家法，为一时标表。 （《范文正公文集？窦谏议录》）
　　江州陈氏，长幼七百口，上下雍睦。建家塾聚书，延四方学者，优胜皆资焉（文莹《湘山野录》）。由此可见，整个五代的尊经崇儒之风在民间还是颇有影响的，由此形成了儒学发展变化的广阔的社会基础，虽官学不兴，但一遇时机便可迅速发展。
　　（五）唐末五代的书院
　　１。官立书院：集贤殿书院
　　书院之名始于唐代，最早的是集贤殿书院。它是官立书院，主要职能是为政府修书。据《新唐书？百官志》和《唐六典》载，开元五年（公元７１７年），收集天下典籍，在乾元殿整理，设各种专职整理和管理人员。六年（公元７１８年），乾元殿更号丽正修书院，改修书官为丽正殿直学士，并于光顺门外亦设一丽正修书院。十三年（公元７２５年）大明宫光顺门外，东都明福门外两所丽正修书院均改为集贤殿书院。
　　集贤殿书院职责分明。据《唐六典》载：集贤殿书院 有学士、直学士、侍讲学士、修撰官、校理官、知书管等。集贤院学士掌刊辑古今之经籍，以辩明邦国之大典，而备顾问应时，凡天下图书之遗逸，贤才之隐滞，则承旨而征求焉。其有筹策之可施于时，著述之可行于代者，较其才艺，考其学述而表之。凡承旨撰集文章，校理经籍，月终则进课于内，岁终则考最（考察功绩）于外。 以上所引表明，集贤殿书院主要是一个刊辑编定经典，帮助帝王了解经典史籍的官方学术机构。所以袁枚《随园随笔》云： 书院之名起于唐玄宗时，丽正书院、集贤书院，皆建于朝省，为修书之地，非士子肆业之所也。 但是，如果据此认为集贤殿书院，甚至进而认为唐代所有书院都没有教学活动，那就是非常片面了。根据各方面的材料来看，唐代集贤书院除了具有收藏整理图书、荟萃才俊、纂辑著述、侍讲顾问等职能外，还兼有聚徒设教的职能，有其特定的教学内容和教学对象。书院从其名称诞生的早期便与教学活动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
　　其一，从集贤殿书院的工作性质来看：集贤殿书院藏书总数达八九万卷，这在当时是一个相当大的数字。但它同时又是当时中央最庞大的文人贤才荟萃之所，兼有国家图书馆和研究院的性质，并编修著译了《唐六典》、《开元大衍历》、《初学记》、《大唐开元礼》等二十多种著作，内容涉及经学、史学、目录学、典章制度、音乐、历法、类书、佛道、文选学、文集等门类。
　　其中有不少是卷帙浩繁的典籍，编纂，校刊，抄写的工作量非常大，单靠学士与直学士若干人和修撰、校理官数人是难以胜任的，还需要一些助手，这其中就有 书直 及 写御书 一百人。书直及写御书，是 开元五年十二月，敕于秘书省、昭文馆兼广召诸色能书者充，皆亲经御简。后又取前资、常选、三卫、散官、五品以上子孙，各有年限，依资甄叙。至十九年（公元７３１年），敕有官者为直院也。 （《唐六典》卷九《中书省》）可见，书直与写御书的身份，与秘书省 职同流外 （《唐六典》卷十《秘书省》）
　　的楷书手不同，也与其它官府中身为胥吏的书令史等不同，他们最初在乾元殿书院成立时，是从秘书省、昭书馆（即弘文馆）和其他工于书法者中召集而来，并经过 御简 ，即经唐玄宗或其他中央最高统治者简选而来的。集贤殿书院成立之后，书直和写御书则选取前资官、常选人员、三卫、散官及五品以上官员之子孙充当。其身份与弘文馆的学生类似，也与入学条件为五品以上子孙的太学生有点类似。他们也属于甄叙参选、入仕为官的对象。由于 直书 ， 御书手他们抄写的是皇朝重要典籍，仅书法优美还不够，还须有一定的文化素养，掌握必备的文史知识，才不至于在校理抄写典籍的过程中出差错。这样，这些学士、直学士和修撰宫等在组织众多的书直和写御书参与整理，抄写图书的过程中，必定要传授、讲解一些有关典籍整理、校刊和其他经史文化知识，而这些相当于今天的图书馆学的学问，大概便是集贤殿书院的主要教学内容。
　　其二，从集贤殿书院任职的学士身份来看：开元十三年改丽正书院为集贤殿书院时，唐玄宗下诏说： 仙者，捕影之流，朕所不取；贤者，济治之具，当务其实。院内五品以上为学士，六品以下为直学士。中书令张说充学士、知院事，散骑常侍徐坚为副。礼部侍郎贺知章、中书舍人陆贤，并为学士。国子博士康子元为侍讲学士，考功员外郎赵冬曦、监察御史咸廙业、右补阙韦述、李子钊、陆元泰、吕向…… （《唐会要》卷六四《集贤院》）。
　　这些兼职集贤的鸿儒硕彦，皆为 博闻多识之士 （《典江集？集贤殿书院奉敕送士上赐燕序》），他们在集贤殿书院著书侍讲之余，兼承担一些教学工作，则是驾轻就熟、顺理成章的事情。
　　其三，从集贤殿书院的倡立者张说的活动来看，杜牧在《樊川文集》卷十二《上宣州高大夫书》一文中，列举唐朝十九位科第出身的名臣的功绩，其中谈到张说的功绩之一是， 招置文学士，开内学馆.张说其人与集贤殿书院的建立、发展有绝大的关系，曾网罗引拨许多玄宗朝文人学者任集贤学士。学馆多有教学职能，杜牧将集贤殿书院称之为 内学馆 ，说明集贤殿书院也具有学馆教学的性质。
　　张说本人尊崇文儒、倡建学校以及集贤殿书院。唐睿宗复位以后，李隆基为太子，身为宰相的张说便在《上东宫请讲学启》中劝李隆基注重教育和经籍：伏愿崇太学，简明师，重道尊儒，以养天下之士。今礼经残缺，学校陵迟，历代经史，率多纰缪，实殿下阐扬之日，刊定之秋。伏愿博采之士，施求硕学，表正九经，刊考三史，则圣贤遗范，粲然可观……引进文儒，详观文典，商略前载，讨论得失。 后来书院的建立便是张说这次倡议付诸实践的结果。集贤殿书院的各种职能，在张说的这次建议中都能找到根据，而张说主管集贤殿书院后，其尊崇学校，重儒养生的思想，也在书院职能的发挥中得到体现。了解了这点，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杜牧概述张说一生中主要功绩之一是 招置文学士，开内学馆 张说本人曾作过多首有关书院的五言诗，其中《赴集贤院学士上赐宴应制得辉字》中的 位将贤士设，书共学徒归 （《全唐诗》卷八八》，肯定地提到集贤殿书院中书籍与学徒的互相依存关系。 书共学徒归 很可能是指最初将秘书省、昭文馆及诸色能书著入书院之事。《张说之文集》卷四附有诸朝臣唱和诗，其中裴崔《赋得升字》云： 向道图书盛，尊儒礼教兴。
　　石渠因学广，金殿为贤升 ；苏頲《赋得兹字》云： 肃肃金殿里，招贤固在兹。锵锵石渠内，庠序亦同时。宴锡欢谈道，文成贵说诗。用儒今作相，敦学旧为师。 这些诗作皆以石渠喻集贤，并一再明确提到书院内兼有庠序学生。
　　其四，从其它历史文献所述来看：唐文宗大和中，曾任集贤殿书院学士的刘禹锡出任苏州刺史，后来他回忆在集贤殿书院的生活说： 余为书殿学士四年，所与居皆鸿生彦士。一旦诏下怀吴郡章而东，门下生感惜是行，且曰：' 吴中富士必有知书，宜为太守所礼者'. （《刘宾客文集？魂生兵要录》）其中所提到的 鸿生 、 门下生 ，是为集贤殿书院中, 学习者， 门下生 应是指受业门下的学生。刘禹锡又在《荐处士严毖状》中，极力推荐国子司业严士元三子、处士严毖入朝任职，并说： 倘弘文、集贤、史民之官，采其实学，有劝诸生（《刘宾客文集》卷十七）。唐后期弘文馆，集贤院、史馆并称为三馆，刘禹锡举荐严毖入此三馆中的一馆任职，并言若用其艺业实学，则 有劝诸生.这里为 诸生 即包括集贤院的学生。
　　《唐语林》卷四《企羡》所载的一条材料说得很明白： 圣上好文，书籍之盛事，自古未有。朝宰充使，学徒云集，官家设教，尽在斯矣。 集贤殿书院学士一般由宰相和其他五品以上大臣兼领，宰相（侍中）裴耀卿兼任集贤院学士后，到集贤院观看丰富的藏书，大概也同时看到了书院的教学活动和众多的学生，因而才会直接说 学徒云集，官学设教.将集贤殿书院的教学活动记载得最为明确的，是《唐大诏令集》。此书卷一○五所载唐代宗广德二年（公元７６４年）七月《选集贤学士敕》在论道干戈战乱以后对教育应采取的措施时，指出： 投戈息马，论道尊儒，用弘庠序之风，俾有箪瓢之乐。宜令所司，量追集贤学生，精加选择，使在馆习业。仍委度支，准给厨米，敦兹儒术，庶有大成。甲科高悬，好学者中，敷求茂异，称朕意焉。
　　唐代集贤殿书院性质与弘文馆等学馆相近，有时也与弘文馆、史馆一起称为三馆，因此，所谓追集贤学生 在馆习业 ，即在集贤殿书院内学习学业。按唐代中央官学生皆由官方公厨食堂免费供给伙食，故这里所谓 准给厨米 即供给公厨粮食。这道记载明白的《选集贤学士敕》可以说明唐代集贤殿书院是有教学活动的。
　　综上所述可知：唐代集贤殿书院具有读书、藏书、教授生徒、供祀先贤、研治兵法等项内容，其中以教授生徒一项具有特别意义。在以往的研究中，常援引清人袁枚 书院之名起唐玄宗时，丽正书院、集贤书院……为修书之地，非士子肆业之所 （《随园随笔》卷十四）之说，而认定唐代书院无教学活动。其实，书院是中国士人的文化组织，教育不能涵盖它的全部内容，以有无教学活动来衡量书院是否具有 完全意义 这是不能成立的。书院是儒者之区，往往与寺院、道观并立而强调其与佛道的区别，但儒生、和尚、道士又能和平共处，同论短长，显示出文化交融的趋势。另外，仅从教育的意义来讲，书院的教育功能已经发展到相当成熟的阶段，松洲书院对士民的社会教育和对学生的课堂教学，东佳的书堂书房分级授受等都可以说明这一点。
　　２。私立书院：读书治学之所
　　作为真正教育机构的书院，起源于私人的著书讲学。有的学者说： 书院是私学的高级表现形式 （杨荣春《中国封建社会教育史》），这是有道理的。从孔墨私学、经稷下学宫、汉代书馆和精舍，到书院制度，代表着古代私学教育发展不同阶段的典型形态。书院制度堪称私学教育发展的最高形态。
　　唐代有不少私人创建的书院。起初，多数得将个人读书治学之所称之为书院，后来逐步发展成聚书建屋，授徒讲学的书院。《全唐诗》中提到书院有十一处，如李宽中秀才书院、沈彬进士书院和杜中丞书院等。这些书院多以人命名，还不像是稳定的正式名称，反映了书院初建时期的特点。见于地方史志书，注明为唐代设置的书院的，有十七处，如石鼓书院（衡阳）、丽正书院（绍兴、洛阳各一）、景星书院（九江）等。这些书院多因地因事命名，有了固定的特有名称，表明书院已成为稳定的教育机构。值得注意的是《全唐诗》中李宽中秀才书院和《湖南通志》中石鼓书院之间的联系。石鼓书院 旧为寻真观，唐刺史齐映建，元和间李宽结庐读书其上 （李宽即李宽中秀才），恰好透露了从 寻真观 到 李宽中秀才书院 发展成 石鼓书院 的演进过程。
　　建于唐代的书院，明确记载有讲学活动的有四所：皇寮书院。光绪《江西通志》卷八十一： 皇寮书院在（永丰县）二都渝州，唐吉州通判刘庆霖流寓永丰，建以讲学。其十二世孙炎修。 庆霖生平及建院年代，均无资料可考，只能待之后来，然则书院为讲学授业之地的性质则很明确。光绪《吉安府志》卷十九中也称 唐刘庆霖为吉州通判，留寓永丰，始建（皇寮）书院讲学。 松洲书院。同治《福建通志》卷六十四： 松洲书院在（漳州府）二十四都，唐陈珦与士民讲学处。今废。 查民国《福建通志？列传》卷二： 陈珦，字朝佩，元光子，入籍漳州。
　　自幼不群，从许天正受学，万岁通天元年（公元６９６年）举明经及第 ，开元十九年（公元７３１年）登王维榜进士。 武后称制，上疏乞归养，使主漳州文学。龙溪尹席宏聘主乡校，乃辟书院于松洲，与士民论说典礼。是时，州治初建，俗固陋，珦开引古义，于风教多所裨益。……（开元）二十五年（公元７３７年）乞休，复寻松洲别业，聚徒教授。 由上引材料可见福建漳州龙溪县松洲书院创建于光宅元年（公元６８４年）书院为具级 乡校 性质，开办的目的在于移风易俗，教化乡里，主持人由县令聘请州文学教官陈珦充任（后期陈珦则以退休官吏身份主持书院教学工作），教学内容为儒家经典和礼仪，教学方法则为 论说 、 开引 ，可以名之曰启发式， 于风教多所裨益 ，则反映出其良好的教学效果。总之，它是唐代早于丽正、集贤书院，且教育功能齐全的书院之一。
　　东佳书堂（义门书院）嘉靖《九江府志》卷十： 义门书院在（德安县）
　　敷扬下乡，去县西北六十里东佳山下。唐义门陈衮即居在建之，聚书千卷，以资学者，子弟弱冠悉令就学。至宋徐锴为之记。今废。 查徐锴记名《陈氏书堂记》，书院当正名为书堂。据胡旦《义门记》载，唐大顺元年（公元８９０年），江州长史陈崇立《陈氏家法》规定， 立书堂一所于东佳庄，弟侄子孙有赋性聪明者令就学，稽有学成者应举。除现置书籍外，须令添置，于诸生中立一个掌书籍，出入须令照管，不得遗失。宾客寄止修业者延待于彼，一一出东佳庄供应周旋。 另 立书屋一所于住宅之西，训教童蒙。每年正月择吉日起馆，至冬月解散。童子七岁令入学，至十五岁出学，有能者令人东佳。逐年于书堂内次第抽二人归训，一人为先生，一人为副。 从上述记载看，陈衮在唐代最迟于大顺元年建立了有高低区别而又相互联系的两个文化教育机构，书屋为 训教童蒙 之所，书堂为高一级机构，既为陈氏十五岁以上子弟就学之处，亦为宾客修业之所，内藏书籍供其阅读借用。从 书屋 到 书堂 ，再到四十余年后的 书院 ，暗示出藏书规模的扩大，也揭示出书院这一围绕着书籍的文化组织的起源、产生和发展的过程。
　　桂岩书院。光绪《江西通志》卷八十一： 桂岩书院在高安县调露乡洪城，唐幸南容创。宋幸元龙重修，周必大书额。明成化间幸顺迪修。 幸元龙《桂岩书院记》称，南容 尝卜此山开馆授业，有孙曰轼，以咸通七年（公元８６６年）中三史科（科举制中科目的一种），二年后为太子校书郎，家徙于郡，而书院自是芜矣.按幸南容（公元７４６- ８１９年），贞元九年（公元７９３年）与柳宗元同登进士，从此步入仕途，曾任国子祭酒兼太子宾客，六十八岁时致仕归家，家居五年后去世。桂岩书院创建当在家居之时。此时他已积累丰富的教学经验，完全可以 开馆授业.此外，还有 唐罗靖、罗简讲学之所 的梧桐书院（光绪《江西通志》卷八十一）等。
　　根据以上记载，可以认为，在唐代私人创建的书院中，已有较丰富的聚书授徒的讲学活动。虽然还不甚普遍，没有系统，未成定制，规模也较大，但作为教育机构，确已客观地存在。我们进一步考察宋初的著名书院就会发现，它们差不多都是由唐末五代的私人读书讲学之地发展而成的。所以，我们说，书院之名，虽最早为官方所用，但作为教育机构的书院，却起源于私人讲学。
　　３。白鹿洞书院：宋初书院的典型
　　五代遭锋镝之厄，官学教育不兴，儒者潜伏山林，即闲旷以讲授， 相与择胜地，立精舍，为群居讲学之所 ，是书院产生和发展的又一时机，为宋代书院的兴盛作了充分准备。其中尤以白鹿洞书院最为典型。
　　白鹿洞书院在江西星子县北庐山五老峰下。唐贞元中（公元７８５- ８０５年），洛阳人李渤及其兄李涉在庐山读书，曾养一白鹿自随。宝历中（公元８２５- ８２７年）李渤任江州刺史，在庐山他读过书的地方，建筑台榭，名其地为白鹿洞。南唐升元四年（公元９４０年）就白鹿洞建学馆，置田产，供各方来学者。国子监九经教授李善道为洞主，掌教授。当时称庐山国学。宋兴以后，白鹿洞屡经修缮，改称白鹿洞书院，成为宋初最兴盛的四大书院之一。
　　从唐末至宋初，在庐山隐居和在白鹿洞书院任教的名人有唐时的颜翊，五代时的李善道、朱弼、陈贶，宋初的明起、刘涣、陈舜俞、陈珦等。颜翊率弟子三十余人，授经于白鹿洞中达三十余年。李善道任洞主时，学生百余人，皆为时望。宋弼任助教，学生质疑向难，详加剖析，造就不少人材。据马令《南唐书》载：朱弼，字君佐，建安人也。精究五传，旁贯数经。开宝中，谓金陵，一举以关头中第，授国子助教，知庐山国学。生徒数百。……
　　弼至，性本严重，动持礼法，每升堂讲释，生徒环立，各执难疑，问辩峰起，弼应声解说，莫不造理。虽题非已出，而事实联缀，宛若宿构，以故诸生诚服，皆循规范。这是关于白鹿洞书院初期教学活动最详尽的记录。宋初明起任白鹿洞主，学生数百人。这说明，在庐山国学时期，除了采取 个别传授 的教学形式外，还采用了 升堂讲论 或称之为 升堂讲释 的教学形式，这是书院教学的基本形式之一。
　　此外，从现在的历史资料来看，白鹿洞的教学授徒，大概除了传授与研习儒家传统的孔孟经书外，也学习史籍、诗文以及诸子百家文集。庐山国学诸生，有的长于军事、政治；有的 精于经史、能为文章 ；有的以文学盛名；更多的则能诗，善诗，以诗盛名于四方。国学里甚至还发生过学生讼诗的案件。《全唐诗》中至今尚保持了庐山国学师生的不少诗篇。可见诗文也是庐山国学的重要教学内容。
　　从唐末到宋初，在白鹿洞就学的名人有伍乔、江为、杨徽之、刘式、刘元亨、蒯鳌、殷鹄等。伍乔是庐州人，在庐山国学读书数年，苦节自励，对《易》经探索精微。江为是陈贶的学生，在白鹿洞读书二十余年。杨徽之读书于白鹿洞，长于诗。刘式在南唐读书于白鹿洞时，曾手抄《孟子》、《管子》等书，据说是当时的一种日课。刘元亨在白鹿洞读书时，博学贯经史，一百多学生都像对老师那样地尊敬他。
　　五代宋初的白鹿洞书院，已有相当的影响，培养了一些人才，并且显示出书院教学的某些基本特点，诸如选择环境比较安静、交通比较方便的校址；确定固定的、有长期保证的经费来源；选派有相当造诣的教师掌教；学习内容广泛，相对自由，少受科考牵制；师生之间质疑向难，学徒之间互相切磋；师徒各有专攻，各有所长；大师悉心讲学授徒，四方学子闻风聚合等等。这些都对以后书院的办学模式和教学活动产生了很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