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五代文学史之唐代传奇与变文

唐代传奇与变文
　　唐文学博大精深，对后世的影响非同寻常。可以说，到了唐代，中国历史上一切主要文学形式均已有所展示，而且这些文学形式都极大地影响和推动了后代各类文学的发展。这些文学形式在唐的表现，可以分为五个基本方面，即：诗歌、散文、传奇、变文和词。
　　那么，为什么将传奇与变文放在一个总题目下进行叙述呢？简而言之，因为它们都是小说。
　　（一）唐传奇与变文的本义及其历史地位
　　传奇，即唐代小说的别名。既是小说的别名为什么非用传奇这个名称呢？
　　因为唐传奇虽然源于六朝志怪，又不同于六朝志怪，它的情节、手法比之六朝志怪更新奇、神异和完整。它的内容也更加贴近人生，贴近社会。而在现代人眼里，六朝志怪是小说，唐代传奇也是小说，它们的区别主要在于小说的历史发展阶段不同而已。那么，换个角度看，唐代传奇就是中国唐代的小说。
　　变文呢？变文古已失传，清代才又重新发现，所以后人对它的定义就有争论。概括地讲，变文属于唐代特有的或者说唐代才大量出现的说唱体文学作品。它属于口头文学，但有脚本存在。这些脚本，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变文。但它为什么不叫说唱本而叫变文呢？这和它的表演特点有直接关系。变文的表现形式，是演唱与图画（或者图像）二者相配合的，而这些图像，在当时被称为 变相.变文既然是记述变相故事过程的文学底本，于是就叫变文了。那么，当时的图画或图像为什么叫 变相 ，它本身是什么样子的呢？照我看来，所谓图画或图像，可能主要是指庙宇中或石窟中的神像而言，好像旧时北京的拉洋片，图片其实不多而唱词确实不少。演唱人一面向听众指示这些单个或成组的神像，一面把神像所反映的故事演唱出来。
　　变文可以有狭义、广义之别。狭义的变文不包括讲经文、话本等单一口头演唱形式在内。一些学者干脆认为变文并非讲经文，二者是两种不同的文学形式。这说法属于狭义变文观点，但这要看从什么意义上理解它们。如果从它们的表演形式上分析，二者区别并不大。如果从它们反映的内容上分析，则讲经文内容比较专一。但我想，现在我们看到的变文，很多已经脱离讲经本义，大约正是讲经文发展演化的结果，但那祖始，则与讲经文有渊源关系。
　　事实上，广义变文不但应包括讲经文在内，连话本、词话、诗话等敦煌发现的说唱本都应尽行包括在内。广义变文是指一切唐代口头表演文学的底本。不过到了宋代，发生一个新的变化，就是不再把话本归于变文，而是把变文归于话本了。鲁迅先生分析宋代话本种类时，曾引《梦粱录》、《都城纪胜》等书的观点， 说话者，谓之舌辩，虽有四家数，各有门庭。 哪 四家数 呢？ 曰小说，曰说经说参请，曰说史，曰合生.鲁迅先生赞成这说法，但他没有看到敦煌发现的有关变文的原始资料。所以他说： 以意度之，则俗文之兴，当由二端，一为娱心，一为劝善，而尤以劝善为大宗。 ①或许可以这样说，敦煌发现的变文，本质上就是唐代的白话小说。
　　更重要的是，传奇和变文是唐代两种最基本的纯文学形式。这一点，它们与唐代诗歌和散文都有区别。至少传奇与变文不能成为科考对象，它们只是文学，而纯文学的功能和兼有社会其他职能的唐诗唐文显然有本质不同- - 至少在唐代有本质不同。
　　①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 87 页。
　　传奇与变文极大地影响了后代文学的发展，虽然它们二者之间的关系我们现在还不十分清楚。唐以后，中国古典文学中最有成就的艺术形式是白话小说和戏曲，而唐代传奇和变文正是后来白话与戏曲的两个最重要的来源。（见图）
　　
　　虽然我们现在不能确切地说明唐代传奇与变文之间的联系，但可以说，任何文学形式，都是由民间和专业人员——在古代则是以主要精力从事某种艺术形式创作的士人——两个方面共同努力完成的。而且一般情况下，首创者总在民间，经过民间相当阶段的创作与传播，才引起士人的注意，并经过他们的再创造而渐次成为成熟的文学艺术形式。小说如此，词、曲、戏曲莫不如此。
　　（二）唐人传奇
　　１。唐代传奇的成因
　　唐代传奇有六大成因。
　　第一，唐传奇是前代志怪小说特别是六朝志怪小说发展的必然结果。中国小说史的发端，可以一直追溯到先秦时代，虽然那个时候，没有后来意义上的小说形式，但在先秦诸子中，尤其是《山海经》、《庄子》一类文章中，都有许多神话和寓言，这些神话和寓言便是后来小说的雏型。小说二字，最先大约出于庄子，可惜儒家不喜欢这种形式， 子不语怪力乱神.后来小说的创作遇到麻烦，于是一时沉寂，进入低谷。魏晋之前，我们祖先对小说创作的热情和才干一大半全用到史籍中去了。所以司马迁的《史记》，可以称为最具文学色彩的史书。到了魏晋时期，儒术已不能独尊，玄学继之兴起，加上佛教、道教的巨大影响，人们的思想开始解放，人们对现实日益不满和失望，于是出现了以干宝《搜神记》为代表的六朝志怪小说。六朝志怪小说，是唐代传奇的一个创作源头。
　　第二，唐代文化的孕育与培养。唐文化代表了一个宽容强盛的封建文化时代。它的最大特点，是兼融儒、道、佛三家文化，准其自由发展。而兼融的结果，是给文学创作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文化基础。儒家主张入世，不言神鬼；重视经典，小觑文学，对于诗歌类文人必备的本领，因有《诗经》作典，还算宽容；对于小说之类，则一概不予重视，甚至必欲排之而后快。
　　但佛、道二家并非如此，特别是佛教，佛本言空。既然四大皆空，物质与精神的界限便不太分明，不但物质与精神的界限不太分明，就是虚构与现实之间的界限也不分明。现实即是幻影，那么幻影也可以算作现实。虽然佛家并不关心文学，但它作为一种文化，反映在唐代这样一个独特的历史时期，就为当时的文学创作提供了充分发挥想象的馀地。佛家如此浪漫，道家亦然，二者相互通融分野，形成新的时代精神。唐人小说中，因果报应观念不少，羽化升天的内容也很普遍。一些颇有影响的唐人传奇，如《长恨歌传》、《杜子春》等，都和道家文化有关。《严武盗妾》、《王鲔》等作品又和佛家因果报应观念密切联系。严武本是一位将军诗人，他为人性烈，又奢侈无度，在这个故事中请他作主角确实合适。故事大意是说严武与一位节度使作邻居，他把人家未出嫁的女子勾引逃走，节度使发现后拼命搜寻。严武一害怕，竟然亲手把这位漂亮女子勒死，尸体沉入江中。后来严武作了节度使，终于受到报应。《王鲔》似亦实有其人。故事说他十四五岁时，与一群伙伴在果园玩耍，看到两块枯骨被粪土所污，他就把它们洗干净另行掩埋了，于是感动了这两块枯骨所代表的鬼魂。这鬼魂知恩图报，每有凶吉祸福，便事先告诉王鲔。一天，节度使崔珙留他饮酒。酒酣耳热，崔珙告诉他，府中有一妓特善歌舞，叫人请她出来歌舞助兴。 召之，久不至。珙自入视之.回来对王鲔说，这歌妓刚梳妆罢，忽然心口疼起来，等一会喝完汤药再出来表演罢。王鲔就和他说这歌妓的相貌衣着。崔大惊，王说我刚才看到她骑着马出去了。故事十分离奇，结尾皆大欢喜。王鲔埋骨得到鬼魂报答，正是佛学汉化后的艺术表现。
　　第三，儒家思想的参与。儒家看不起小说创作，但儒家思想无处不在。
　　盛唐文化既是三教共融的文化，那么，儒家思想自然会在唐人传奇中有充分地参与和表现。应该说，这正是唐人传奇的一大标志。六朝志怪小说，重心只在志怪，社会意义不多，很难取得社会文化共鸣。唐人把儒学引入传奇，特予重视，意义非凡。唯因此，唐人即使重谈志怪，也与往者有别。诸如《李娃传》、《会真记》等传奇名篇，更与志怪小说划清了时代界限。
　　第四，唐代现实的文学反映。唐代传奇，所以到中唐才出现高潮，和安史之乱造成的社会动荡关系密切。社会一乱，就易出传言、谣言、笑话和臆想。这种社会状态，于经济不利，但于文学有利。于是能文的人们便把现实生活中许多不能实现，或不能接受，或不能改变的内容曲曲折折地反映在文学作品中。安史之乱后，唐王朝内外交困，最大的危险来自藩镇拥兵自重。
　　而唐人传奇中的许多佳作就和藩镇割据这个现实有关。唐王朝既然已经没有本事真正统一全国的军队，于是人们幻想中的剑侠之类的超人便应运而生。
　　国家中兴靠他们，制止战乱靠他们，追求爱情也靠他们。殊不知靠着剑侠解决社会问题的时代，已经是没有多少希望的时代了。但剑侠作为一种文学形象，却很有欣赏价值。他们个个身怀绝技，而且个个侠肝义胆，一人能退百万兵。如《聂隐娘》、《红线》、《昆仑奴》都属于这类英雄。
　　第五，古文运动起了催生作用。过去有人认为，唐代传奇的创作功劳全在古文运动，并不正确。与其说，传奇的出现有赖于古文运动，勿宁说，唐人传奇对古文运动也有很大影响。毕竟古文运动的主力军主要在士人圈里。
　　而传奇的传播范围要广泛得多。公平地讲，古文运动对于传奇的出现确实起了很大推动作用。古文运动不但为散文——传奇也是一种散文——的发展正了名、出了气、开了路，而且本身也做出巨大成就。古文运动的两位杰出代表韩愈和柳宗元其实也写传奇。如韩愈的《毛颖传》，柳宗元的《三戒》，不过不用传奇名目罢了。《古今小品精华》中收有一篇列在段成式名下的文章，题目叫《与温庭筠》。但看文章口气，全然死人口吻。逝者留给人间故友的书信，竟然作为段成式作品流传，已然可怪。其眉批上还要补充说 段成式卒，庭筠凌晨有叩门者。隔扉接一竹筒，云段少常送书来，发筒获书，乃成式手札也。庭筠大惊，驰出户，其人已灭矣。 这眉批本身就是一篇传奇，而且是一篇令人惊疑不置又富于馀味的传奇。中唐著名学士参与传奇创作，自是一大动力。
　　第六，市民阶层的参与和说唱文学的影响。从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看，市民阶层往往代表近代文学艺术的社会基础，或者说凡有市民阶层的地方必定产生自觉的文学现象。而且，不论西方和东方，都大抵如是。这方面材料虽然不算很多，但有关白居易等人常去欣赏口头文学的史料可算一则有力的佐证。
　　因为有上述六大成因，唐人传奇才得以取得超越前人的历史成就。
　　２。唐人传奇的特征、主要作家及其艺术成就
　　唐人传奇有如下三个特征：（１）作者成群如流，作品良莠不齐六朝志怪流传下来很不容易，一是作品不多，二是散失严重。唐人传奇则幸运多矣，作者很多，流传下来的作品更多，还有不少作者因此成为历史文化名人。
　　唐人传奇的作者中，有当朝权贵，也有一般文人学士，还有很多佚名或者化名的人。仅以成集者计算，就有专集多种。如牛僧孺的《玄怪录》，李复言的《续玄怪录》，牛肃的《纪闻》，刘肃的《大唐新语》，薛用弱的《集异记》，包諝的《会昌解颐录》，李玫的《纂异记》，李隐的《大唐奇事》，卢氏的《逸史》，薛渔思《河东记》，皇甫氏的《原化记》，范掳的《云溪友议》，陈翰的《异闻录》，段成式的《西阳杂俎》，裴旻的《传奇》，温庭筠的《干■子》，孟棨的《本事诗》，张读的《宣室志》，戴孚的《广异记》，胡璩的《谭宾录》，康骈的《剧谈录》，谷神子的《博异记》种种。
　　这些集子虽然很多都散失过的，但大部分文章保留在《太平广记》当中，可知唐人传奇作品，一直到宋，影响还是非同小可。
　　这些作者中，有宰相，有学士，有布衣，有无可评考者，也有鼎鼎大名的诗人或风流才子，还不算那些写出过长篇传奇名作的人们。以这样的阵容创作唐人传奇，是唐传奇有别于前人的一大特色。
　　自然，因为作者成分复杂，作品的品质也不免良莠不齐。其中优秀之作，已成历史名篇；而一些平庸之作，还达不到六朝志怪的档次；个别劣品，专事人身攻击，或则滥竽充数，无足道矣。
　　虽然良莠不齐，但发展线路十分清晰，大体在开元、天宝之后，开始出现比较成熟的作品。
　　（２）题材涉猎广泛，打破旧时藩篱唐传奇的第二个特点，是题材十分广泛。如果按照《太平广记》的分类方法，其所收篇目即分为１０大卷９１类。只是《太平广记》包括的范围广阔，不止唐人传奇而已。但可以这样说，虽然《太平广记》收集的范围更广泛，而其主要部分或说主体部分还在于唐。举凡爱情、讽刺、暴露、报应、神佛、鬼怪、历史人物、技艺、侠义、仕宦、公案、寓言等几乎后世所有的小说题材，唐人传奇已经一应俱全。
　　（３）名家名作迭出，形成文坛盛事任何文学形式，倘没有名作，就不能算成熟，甚至不能保存自己。而名作背后必有名家，唐人传奇中的杰作，多数已由鲁迅和汪辟疆先生收在《唐宋传奇集》与《唐人小说》之中。不是说没有遗漏，至少可以说，即使有遗漏，所遗漏作品的水平也超不过所选作品。著名的传奇作家，有些本人就是唐代大诗人，如元稹；有些则特以传奇成名，如白行简。
　　按照鲁迅先生说法，唐人传奇作者中， 有特有关系者二人：其一，所作不多而影响甚大，名亦甚盛者曰元稹；其二，多所著作，影响亦甚大而名不甚彰者曰李公佐。 ①为什么鲁迅先生单将这两位作者提出来，并在《中国小说史略》一书中另辟章节，单独介绍呢？因为他们两位的传奇作品水平既高，影响也大。
　　元稹（公元７７９- ８３１年），字微之，河南（今洛阳一带）人。他少年早熟，９岁即能作文章，１５岁擢明经，可说少年得志。元和初年，对策第一，拜左拾遗。他一生仕途在顺与不顺之间，作过重要的地方官，也作过朝官，还拜过宰相。但他人品低劣， 举动浮薄，朝野杂笑.为相不久，罢相后，曾作武昌节度使，卒于官。他是元和体的首创人，是白居易的好朋友，是一位特有才华又特为人们不耻的大才子。他一生成就尽在文学，他的文学成就主要是两件大事。一是和白居易一起创作以新乐府为代表的元和体诗派；二是他写下了唐人传奇中的名作《莺莺传》。前一件事，他并非主将，诗的水平，也不敌白居易，大唐诗人排座次，他属于二流水准，比李、杜、王、白低一个档次。但他的《莺莺传》，却非同小可。不但在有唐一代，极富盛名，对后世影响，也是无人可以企及的。
　　①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 63 页。
　　《莺莺传》，又名《会真传》。后来经董解元改造，成为《董西厢》，又经王实甫创作，成为千古名剧《西厢记》。《西厢记》较之《莺莺传》，几不可同日而语，但那情节，基本上还是《莺莺传》的。人物是，甚至人物性格也是。王实甫突出红娘，可说独具慧眼，但没有旧作基础，新作不能成功。《莺莺传》的情节，其实并不复杂，是说有一张姓书生，漫游至蒲州普救寺，巧遇故丞相女崔莺莺，一见钟情，不觉魂摇意染，无法自持。彼时又遇乱军围普救寺，张生求援于故友，退其乱军。又请莺莺使女红娘相助，几经波折，莺莺终于以身相许。后来，这位张生忽然想起圣人教诲，便把崔莺莺抛弃了。所谓始乱之，终弃之。全文情节曲折，人物个性鲜明，一波三折，活灵活现。虽然后面张生一篇歪理，令人厌恶，但整个故事，戏剧性强，趣味性强，语言准确生动，极富感情色彩。宋代洪迈评唐人小说，说： 唐人小说，不可不熟。言事凄婉欲绝，间有神遇而不自知者，与诗律可称一代之奇。 ①用这几句话评价《莺莺传》，确也恰到好处。文中诗句、书信都好。
　　诗句已成名句流传，书信为崔莺莺被弃后所写，正是 凄婉欲绝 ，又不失东方传统女性之情态。论其总体影响，《莺莺传》可称唐人传奇之冠。
　　李公佐，字颛蒙，生卒年不可详考。但知其于代宗至宣宗初年在世，曾举进士，也作过江西从事。
　　李公佐的传奇之作，也极有名。他的《南柯太守传》、《谢小娥传》和《庐江冯媪传》并称名篇，而且三篇各有特色。《南柯太守传》实乃一篇成年人童话。说某人醉后，梦入南柯国，其间所见所遇，不胜奇异。先娶王女为妻，又拜南柯太守，娇妻美妾，荣华富贵，心想事成，瞬息备至。如此守郡二十载，风化大醇，百姓爱戴。所生五男二女，男授显官，女聘王族。真真春风得意，半世腾达。然，不幸领兵御敌，大败而归。接着妻子去世，国王猜疑。转眼之间，种种不幸纷至沓来。最后被送回原籍，但见故土如昔，贫穷依旧，于是大惊而起，原来南柯一梦。所去之处，不过槐树下面一大蚁穴而已。《谢小娥传》写的是一则复仇故事，妙在情节迷离，悬念引人，但绝非卖弄技巧，以事伤情。故事以第一人称写成，虽情节不甚繁杂，也有后代公案小说之影象。《庐江冯媪传》则是一则鬼魂故事。说一姓冯的老太太，求食于舒州途中， 瞑值风雨，止于桑下，忽见路隅一室，灯烛荧荧。 门内一青年女子，带一三岁女儿，倚门悲泣。又有夫妇俩，据床而坐，神气惨戚，有向青年女子追索钱物状。媪询问之，女子告诉她说，丈夫另有新欢，明日就要迎娶。二老人乃公婆，向她索要刀尺祭祀旧物。并说丈夫名董江，住相城县里。冯媪次日进县城，问及此事，知情者告诉她说，董江的妻、女、父、母都早已亡故了。这故事写得哀婉动人，而且结局出乎读者意外，董江如期成婚，妻魂终于无奈。虽鬼之情意，深于世人。文字优美新奇，情绵意切，虽置之 聊斋志异 ，也并不逊色。
　　元稹、李公佐外，唐传奇中名家还有几位。
　　沈既济（约公元７５０- ８００年），吴（今江苏先县）人。曾任左拾遗，礼部员外郎等职。撰有《建中实录》１０卷，有史学之才。传奇代表作为《枕中记》、《任氏传》。
　　①　　 转引自《太平广记选》第 7页。
　　《枕中记》写黄粱一梦故事，和《南柯太守传》有异曲同工之妙。《任氏传》讲人、狐婚姻故事，虽不像《枕中记》那样有讽刺人生意味，却情节婉转，别有动人之处。只是中间插入一位第三者，本意旨在证明女狐贞节不二，反觉累坠。唯结局悲惨——女狐无端为猎犬所毙，构思奇异，如奇峰陡起，动人心弦。《任氏传》可以看作后世狐鬼故事的一个先驱者。
　　蒋防，字子徵，义兴（今江苏宜兴）人。生卒年月无考。但知他少年能文善赋，１８岁时，他父亲的朋友让他作一首《秋河赋》，他援笔立就，赋惊四座。于简因此将女儿许配给他。元和年间，他得遇李绅，席间赋诗，有 几欲高飞天上去，谁人为解绿丝绦？.李绅会意，荐之，以司封郎知制诰，进翰林学士。后李绅失势，他也随之被贬汀州刺史，再改连州，卒。
　　蒋防能赋，但不以赋名。他的传奇作品《霍小玉传》极富盛名，可称唐人传奇中的悲剧代表作。
　　《霍小玉传》写长安名妓霍小玉与大历才子李益一段恋情，大体不脱痴心女子负心汉的窠臼，但在当时，却是一种创造。故事情节委婉多姿，文字风格深沉流转，抒情色彩十分浓郁。霍小玉临终的一段文字，感情激愤，有裂帛之声。文中写道： 玉乃侧身转面，斜视生良久，遂举杯酒酬地曰：' 我为女子，薄命如斯。君是丈夫，负心若此。韶颜稚齿，饮恨而终。慈母在堂，不能供养。绮罗弦管，从此永休。徵痛黄泉，皆君所致。李君李君，今当永诀！我死之后，必为厉鬼，使君妻妾，终日不安！' 乃引左手握生臂，掷杯于地，长恸号哭数声而绝。 故事的结局自然是恶有恶报，似有蛇足之嫌。
　　不过这也许是现代人的看法，当时读者，正要他恶有恶报，若无这条尾巴，必不喜欢。
　　白行简（公元７７６年- ８２６年）字知退，下邽（陕西渭南东北）人。白居易之弟，贞元末举进士，历官左拾遗。曾随其兄住江州多年，兄弟二人情谊甚好。他的传奇名作《李娃传》是和《霍小玉传》情节相似而结局相反的一段才子佳人故事。虽然整个情节十分曲折，故事结局却是皆大欢喜。书中人物性格鲜明，李娃尤其是作者心爱的人物。作者写她忠贞不淫、深明大义的性格品质，不惜花费笔墨。男主人公个性差些，但他父亲的性格却很典型，虽笔墨不多，却句句有声。他因为儿子与妓女成婚，觉得丢了脸面，痛责儿子；儿子不服，又痛打儿子。直到把儿子打得昏死过去了，他竟然丢下儿子，一走了事。但后来儿子中了进士，授了官职，他又和儿子讲和， 父子相好如初.《李娃传》反映的伦理爱情观念，怕不合现代人心意。但它体现了中国儒家文化传统，反映了中国人喜欢大团圆结局的民族文化性格。加上文字优美，情节生动，这传奇历来享有盛名。
　　蒋防、白行简、沈既济之外，还有王度的《古镜记》、无名氏的《白猿传》、李朝威的《柳毅》、陈鸿的《长恨歌传》、薛调的《无双传》、沈亚之的《湘中怨解》、《异梦录》、陈玄祐的《离魂记》、许尧佐的《柳氏传》、张簇的《游仙窟》、以及《杜子春》、《申屠澄》、《红线》、《聂隐娘》、《步飞烟》、《板桥三娘子》等名作，都为唐人传奇的繁荣作出各自的贡献。
　　唐人传奇大大地超越了前人。在故事题材，语言艺术，情节安排，人物塑造，审美类型等方面都有自己鲜明的时代特征。唐人传奇不但影响到宋代，而且影响到明清历代的文言小说。而且几乎所有的中篇传奇名作，都被后人改编为各类民族戏剧，至今仍在舞台上 活 着。
　　（三）唐代变文
　　唐代变文，曾经亡佚。直到光绪年间，才由外国来华人员在敦煌石窟中发现。而且大部分被偷掠到国外去了。好在现在总算有了复印本，中国人可以看到出口转内销的二手货了。
　　随唐代变文而一起发现的散佚文学作品中还有许多词作、民歌以及韦庄的《秦妇吟》等，都是沉沦已久，重见天日。但最有价值的恐怕还是说唱底本，即变文这一部分内容。
　　唐代民间说唱艺术，首先得力于佛教的传播与影响，但并非佛教一家功劳。佛教既入中国，不可能完全保持原有形态。实际上，佛教得以在中国扎根，还是唐代的事。这有两个标志，一个是出现禅宗——禅宗是中国文化气息极为浓郁的中国式佛教。第二个是佛教经数百年砥砺，终于与儒学找到共鸣点：即佛教在中国落脚，不能再正面反对儒家有关 孝 的伦理观念，唐时的许多佛教徒，不但不再正面反对行 孝 ，甚而至于和儒家一起讲究起孝道来了。
　　唯其如此，与佛教密切相关的变文作品才得以在唐代充分发展。
　　唐代变文，自身的艺术水平不是很高。其历史意义在于，第一，它向现代人展示了唐代民间文学的本来面貌；第二，它证明了宋代话本的源头出自于唐。
　　唐人变文在名称上多有变化，这点前面已有介绍。我认为，讲经文、话本，以及所谓的诗文、词文、缘起都是变文的别名。之所以有这些别名，是因为它本身就有一个发展过程。而且一般说来，民间文学对自身的认识也往往不易达到完全自觉的程度。不像律诗那样，有十分明确的写作标准。而且，即使律诗，也并非一下子便完善起来，它也有一个发展过程。
　　唐代变文，内容广泛。后代评话所有品种，几乎尽皆包含在内。从已发现的变文内容看，讲经文，即宋代的谈经，说参请；讲史，即宋代的讲史书者；讲神怪、讲婚姻，即宋代的所谓 银字儿 ，可谓样样齐全。而数量最多的还是讲经文和讲历史的。特别是西汉历史，倍受青睐。这大约是汉、唐两代有许多相似处。唐在盛时，常与炎汉作比；唐在衰时，又以炎汉为荣。
　　也有所谓因缘，即缘起，这种形式后来大约就变成宋代评话中的 入话 了。
　　１。韵文体变文——词语
　　韵文体变文，即全篇皆由成行的韵文组成，没有散文句子。这在敦煌变文中，只有《季布骂阵词文》一篇。但同样内容的藏本却有１０个，可见它在当时的影响不小。这种韵文体变文，几乎全由七言句型构成，上下句成一韵，转换韵角十分方便。个别句子为３- ３句型，使句式音节更显活泼生动。
　　《季布骂阵词文》的素材出自《史记？季布列传》。太史公曾言，刘项相争的时候，汉王曾数次遭季布困辱，大约就有骂的意思在内，然而语焉不详。唯其语焉不详，才给后人以发挥的余地。加上季布人生曲折，既曾腾达，也曾屈辱，正合说唱文学的要求。于是敷衍成篇，传播开去。这篇词文，共有６４０句，４４７４个字，可视为长篇大作，但它的内容其实很简单。大体可以分成三个部分。一段是楚汉交兵，季布请战，要用漫骂战术，大败刘邦。于是出战，于是开骂，于是刘邦闻骂而逃，于是季公大胜。一段是楚军战败，季布四处藏匿，寻求保护，受尽各种苦处。一段是后来终于得见刘邦，得到刘邦谅解，君臣相得，封官作讫。
　　本词文的内容既不复杂，艺术水平也不很高，但语言极为通俗易懂，便于传唱，也便于理解。虽然人物的刻画缺乏细腻，也缺乏独立个性，但依然能使人对季布的个体形象和刘邦的作风留下比较鲜明的印象。其余出场入场、过渡语言，都近乎套话，联想到近代以后中国民族戏剧的表演 程式 ，也就毫不足怪了。开首几句演唱话头，简练概括，颇似近现代鼓曲模样： 昔时楚汉定西秦，未辨龙蛇立二君。连年战败江河沸，累岁相持日月昏。汉下谋臣真似雨，楚家猛将恰如云。各佐本王争社稷，数载交锋未立尊.以后描写季布骂阵，依然评话口风，先作场面介绍，继而开骂。其实骂也是一个过场，概括言之，与其强调骂的内容，不如渲染骂的阵式。
　　高声直喊呼刘季，公是徐州沛县人。母解缉麻居村墅，父能牧放居乡村。公曾泗水为亭长，久于阛阓受饥贫。因接秦家离乱后，自号为王假乱真。■鸟如何披风翼，鼋鼍争敢挂龙鳞。 其实也真没说出什么不好接受的来，但这也就够了。因为词文向听众展示的并非如何骂人，而是如何把故事继续讲下去。
　　这种词文形式一直流传到元、明，后来大约便与评书、鼓曲合流，成为近、现代曲艺的先声。
　　２。散文体变这——话本
　　敦煌发现的话本，种类较多，计有《唐太宗入冥》、《叶净能诗》、《孔子项托相问书》、《苏武李陵执别词》、《■山远公话》、《韩擒虎话本》种种。话本已经全然宋代话本小说雏型，甚至无甚明显区分，语言、结构、风格都相去不远。可见中国古代白话小说，起源于唐。一是古文运动，二是白话小说，三是韵文演唱词曲，三个内容相互影响，合而又分，分而又合，对后世的文言小说，白话小说，元曲杂剧以至评书鼓曲，都起到母体性作用。
　　这些话本中，比较出色的作品当推《韩擒虎话本》。这也是一则讲史故事。原本无标题，现名系整理者所加，话本内容简直流畅，材料大体来源于《隋书？韩擒虎传》，但有移花接木的现象。书中写韩擒斗箭退敌，本贺若弼的事情，把它移到韩擒虎头上，意在加强故事的感染力。此类事，中国古典小说中甚多，如三国时候明明周瑜借箭，到了《三国演义》那里就成了孔明借箭。这正是文学不同于史学的地方，因为有夸张、剪裁、重塑和虚构，才成其文学本色。本篇段落分明，可分为四个大段。一是介绍背景——杨坚称帝；二是韩擒虎灭陈；三是韩赌箭威服大夏单于；四是韩死后成神。全篇铺陈交待，俨然评话口吻。文中写韩擒虎、贺若弼与蕃臣赌箭时，颇有后世评书戏剧中打擂比武定输赢的味道。
　　皇帝闻奏，即在殿前，遂安射垛，画二鹿，便教赌射。蕃人一见，喜不自胜，拜谢皇帝，当时便射。箭发离弦，势同劈竹，不东不西，恰向鹿脐中箭。皇帝一见，宣问大臣：' 甚人解得？' 时有左勒将军贺若弼：' 臣愿解箭'.……当时便射。箭起离弦，不东不西，同孔便中。……应是朝臣，一齐拜舞，吋呼万岁。时韩擒虎见箭不解，不肯拜舞，独立殿前。皇帝宣问' 卿意如何？' 擒虎奏曰：' 臣愿解箭'.……遂臂上捻弓，腰间取箭，搭栝当弦，当时便射。箭既离弦，势同雷吼，不东不西，去蕃人箭栝便中，从杆至镞，突然便过，去射垛十步有余，入土三尺，蕃人一见，害怕非常，连忙前来，侧身便拜。 人物形象，历历在目。
　　３。韵、散结合体变文
　　韵散结合体变文数量最多，如《文殊问疾讲经文》、《破魔变文》、《汉将王陵变文》种种。其风格内容与其他两二种相去无多，只是韵文、散文相交而成，更便于演唱，也更显活泼生动。
　　上述二种变文体裁，如果用以比拟现代中国曲艺艺术，则韵文体相当于山东快书与快板书，话本体相当于评书，而韵散结合体相当于长篇鼓曲。令人奇异的是，即使民国以后出版的各类口头演唱文学底本，如《大八义》、《呼家将》、说唱《西游记》和南方长篇评弹底本，依然不脱唐人旧味。甚至与某些敦煌变文如出一辙。这说明一个国家文学的发达，接受者一方的素质是多么重要，同时也说明唐代口头文学已达到怎样的发展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