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教育史之元代教育概述

元代教育概述
　　元代是我国历史上由兴起于漠北、以游牧经济为主的少数民族蒙古族统治者建立的全国性封建统一王朝。
　　虽然元代正式建国、统治中国的时间不到百年，但它结束了自唐末藩镇割据以来南北对峙、五六个民族政权并存的分裂和战乱局面，不仅实现了全国的统一，推进了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恢复、繁荣，而且在提倡文治、推行 汉化 过程中，继承和发扬了以汉族儒家文化为主体的华夏文化传统，继承、充实和发展了我国古代具有悠久历史的文化教育传统，谱写了我国古代教育史上独具特色的一章，在我国教育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一）元代教育是我国古代教育传统的延续和发展
　　我国是世界上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从来就强调以教兴国，历代统治者对教育事业大多是十分重视的。我国的文化教育传统源远流长；各个朝代有所作为的君主和教育家的教育思想极其丰富；自秦汉以来，各封建王朝在继承前朝教育传统的基础上，从当时的实际情况出发，都相继建立了一套较系统、完整的教育制度。有元一代，虽然是我国少数民族之一——蒙古族贵族中国，但这一具有深厚根基的教育传统不仅没有中断，反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有所嬗变和发展。
　　蒙古统治者 以弓马之利取天下 ，重视武备，精骑善射，而轻视文化教育，把过去看做是上品的读书儒生，下降到了 七匠、八娼、九儒、十丐 的地步。南征初期，蒙古统治者还未能接受长期在中国封建社会建立起的一整套的文化教育制度，对汉族儒生同样杀戮或用作驱口。但在灭夏、灭金、灭宋、统一中国的历史进程中，他们逐渐认识到利用封建文人巩固其统治的重要作用。元世祖忽必烈说过： 祖宗肇造区宇，武功迭兴，文治多缺，五十余年于此矣。 ①元世祖对蒙古族的发展状况有清醒的认识，是有元一代文教政策的奠基人。他为了有效地辖制中国广袤疆域内的各个民族，尤其是辖制具有先进封建文化传统的汉族；同时为了学习汉族的治国之道和先进的科学文化、生产技术，以增强国力，巩固政权，因而采取了主张文治、尊孔重儒、兴学明教、重用儒士、推行 汉化 的政策，从而缓和了蒙元统治者与汉族地主阶级及其知识分子的矛盾，加速了本民族封建化的进程，推动了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巩固和发展。此后，元代的各朝最高统治者，对教育都是相当关注和重视的，其中元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正式实行开科取士的制度，对元代教育的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在元廷任职的重臣和元代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耶律楚材、刘秉忠、赵复、姚枢、许衡、吴澄、刘因、许谦、金履祥、程端礼、郑玉等人的教育思想，毫无例外地都曾受到儒家尤其是程朱理学教育思想的深刻影响，甚至可以说是一脉相承，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又有所发展。
　　正是因为元代统治者的大力提倡和元代理学家的广泛传播，发轫于宋代的程朱理学到元代取得了正宗的地位，成了官方的统治思想，成了官学。受元代统治者和元代理学家重视的《四书》、《五经》、《小学》、《孝经》以及朱熹等人的注疏，成了国子学和各级各类儒学、书院的必读教材。这虽然对人们的思想起了禁锢的作用，但另一方面，也促进了人们对儒学经典和程朱理学研究的兴趣，从而对继承和发展以汉族儒家学说为主体的华夏文化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①　　 《元史？世祖本纪一》。
　　元代的学制在实践过程中不断完善，办学形式多种多样。政府办学在京师设中央官学，包括国子学、蒙古国子学和回回国子学；在地方设有各级儒学和社学、蒙古字学、医学和阴阳学等。庙学的普遍设置，私人办学的兴盛和元代统治者对书院的重视并使之朝官学化的方向演变，均有利于教育的普及和各阶层文化素质的提高。
　　元代科举基本上是承袭唐、宋旧制而又有所兴革。元代科举只设进士一科，虽然应试对象较为广泛，但民族歧视特别严重，还规定以程朱理学为科举考试的主要内容。元代科举制度规定得十分明细、周详。这都对明、清两代产生了较大影响。明、清各朝的科举，从总的方面看，仍是遵循元代科举的程式和实施办法的。
　　元代对宗教采取兼容并包的政策，萨满教、佛教、道教、基督教、伊斯兰教、摩尼教、犹太教等并存，但重视程度却有很大的差异。各种宗教各自开展以传教为宗旨的宗教教育，在宫廷和人民群众中产生了程度不等的影响，其中以佛教和道教的影响较为深远。
　　以上这一切都说明：元代教育是我国古代教育传统的延续和发展，但由于当时实际情况发生了变化，因而元代教育又具有自己鲜明的特色。
　　（二）元代教育提高了官僚群体的文化素质和各少数民族的文明程度
　　蒙元统治者统一中国之后，为缓和民族矛盾，巩固新建政权，为大势所趋，不得不逐步放弃其落后的游牧经济及其剥削方式，倡导文治，学习汉文化，大力推行 汉化 ，重用儒士，尊重理学，兴办学校，开科取士，从而打破了过去单以武功、世袭、荫叙、保荐等授官的惯例，使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知识分子有可能踏进仕途，成为蒙元统治集团的成员，为蒙元政权服务，从而大大提高了元代统治集团官僚的文化素质，改善了元代官僚群体的知识结构。如：欧阳玄（１２７４- １３５８年），又名欧阳元，字原功，号圭斋，为宋欧阳修之后。元浏阳（今湖南省浏阳县）人。幼受母李氏亲授《小学》、《论语》等书，８岁成诵，１０岁即名。元仁宗延祐二年（１３１５年）中进士，授岳州路平江州同知，调太平路芜湖县尹，后为国子监丞，翰林待制、兼国史院编修官；元文宗时，奉诏纂修《经世大典》；元顺帝时，编修《四朝实录》，并参与编纂宋、辽、金三史，任总裁官。欧阳玄累官至翰林学士承旨，朝廷制诰多出其手，有《圭斋集》传世。
　　不忽木（１２５５- １３００年），一名时用，字用臣，元康里部人。忽必烈的侍从燕真次子。忽必烈即位后，命给事太子真金（裕宗）东宫，师事太子赞善王恂。元世祖至元七年（１２７０年），从学于国子祭酒许衡，熟习儒学。元世祖至元十三年（１２７６年），与国子学同舍生坚童、太答、秃鲁等上疏，请兴儒学，设学校以育才化民。在世祖、成宗两朝，历任中书平章政事，昭文馆大学士、平章军国事等显职。他主张 建国君民，教学为先 ， 为今之计，如欲人材众多，通习汉法，必如古昔遍立学校然后可。 ①他反对败法乱政之人，反对佛教信徒耗财祠神迷信之行，是元代卓然有成的著名政治家。
　　马祖常（１２７９- １３３８年），元光州（今河南潢川）人，字伯庸。先世为雍古部人，曾祖月合乃累官礼部尚书，父马润同知漳州路。祖常７岁知学。
　　既长，益笃于学，受业于蜀儒张■。元仁宗延祐年间行科举，乡贡、会试皆中第一，廷试第二，授应奉翰林文学，拜监察御史。历任翰林侍制、礼部尚书、御史中丞、枢密副使等职。祖常为人刚正不阿，仁宗时，曾劾罢权相铁木迭儿。他工于文章， 宏赡而精核，务去陈言，专以先秦、两汉为法，而自成一家之言。尤致力于诗，圆密清丽，大篇短章无不可传者。 ②是元代著名的文学家。他曾预修《英宗实录》，又译润《皇图大训》、《承华事略》等，受赐优渥，元文宗曾谓 中原硕儒唯祖常 云。
　　元代兴学明教，培养人才，不仅提高了官僚群体的文化素质，而且对蒙古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人民群众的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水平也有不同程度的提高。有的少数民族，当时还处于原始氏族社会和奴隶社会阶段，野蛮愚昧。
　　由于他们接受了汉族农耕文化，接受了儒家文化传统，学习汉族先进的科学技术，促使其文明程度有明显的提高。正如《元史记事本末？科举学校之制》所言： 初，世祖下云南，以赛音迪延齐为行省平章政事，时云南俗无礼仪，男女往往自相配合，亲死则火之，不为丧祭，子弟莫知读书者。赛音迪延齐始教民跪拜之节，婚姻行媒，死者为之棺椁奠祭，创建孔子庙，明伦堂，购经史，置学田。其后，赛音迪延齐子库克斯相继为行省右丞，复请下云南诸路遍立孔子庙，选经学之士为之教官，而文风始兴。元世学校之盛，远被遐荒，亦自昔所未有云。不仅云南各少数民族的情况如此，国内其他地区生产力发展水平较为低下的蒙古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情况，也大抵如此。
　　（三）元代教育造就了一大批才华出众的各民族知识分子
　　元代通过各级各类学校和私学、书院，培养了一大批才华出众的知识分子。在这些人中，既有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又有著名的理学家和名儒、学者，还有卓有成就的诗人、戏曲家、画家、书法家、史学家、科学家等。
　　他们以自己独特的贡献，弘扬了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推进了历史的前进。
　　元代的学校教育和科举制度中虽然民族歧视严重，但不管怎样，它还是为培养人才和让知识分子进入仕途提供了一条便捷的道路。在元代，通过各级各类学校教育和私学、书院，培养出的汉族杰出人物有：陆文圭、徐明善、王桢、袁桷、郭守敬、柳贯、胡助、张养浩、揭傒斯、欧阳玄、虞集、王结、黄溍、程端学、吴师道、许有壬、陈旅、郑元祐、苏天爵、郑玉、贡师泰、余阙、刘仁本、危素、汪克宽、陶宗仪、陈高、吴海等，他们在各自的领域里都有所建树。
　　①　　 《元史？不忽木传》。
　　②　　 《元史？马祖常传》。
　　元代统治者推行 汉化 ，一些蒙古、色目权贵、官僚的子弟得以进入国子学和其他学校、书院学习，接受儒家教育，深受华夏文化的熏陶，成了 汉化了的蒙古人、西域人，其杰出人物有：阔里吉思、拜住、阿邻帖木儿、廉希宪、阔阔、达识帖睦尔、泰不华、月鲁不花、达理麻识理、潮海、普鲁不花、赡思丁、赡思、不忽木、夔夔、回回、秃忽鲁、萨都剌、丁鹤年、高克恭、察罕、马祖常、铁木尔达识等。其中如：拜住（１２７８- １３２３年），元世祖所重任蒙古札剌儿氏安童之孙。５岁而孤，太夫人教养之。稍长，宏远端亮有祖风。元武宗至大二年（１３０９年），袭为宿卫长。后历任太常礼仪院使、大司徒、中书平章政事、左丞相等职。每退朝， 必延儒士谘访古今礼乐刑政，治乱得失，尽日不倦。 拜住改革朝政，重视教育， 每以学校政化大源，似缓实急，而主者不务尽心，遂致废弛，请令内外官议拯治之。 ①他关心民生疾苦，起用汉人儒臣，颁行《大元通制》，为一代贤相。萨都剌（１２７２- ？），字天锡，号直斋，本答失蛮氏人，一说是回纥人。祖父因功留镇云、代，即在雁门（今山西代县治）定居下来。元泰定帝泰定四年（１３２７年）进士，官至河北廉访经历。著有《雁门集》。萨都剌是元代杰出的诗人。
　　他本以写宫词、艳情乐府著名。诗风清丽俊逸，亦有豪迈奔放之作。名篇有《芙蓉曲》、《燕姬曲》、《过嘉兴》、《上京即事》等。他的词成就比诗高，《满江红？金陵怀古》为读者传诵的成功之作。毛晋跋《雁门集》，有 诸体俱备，磊落激昂，不落前人一字 的评语，萨都剌又善书画，故宫博物院藏品收有他《严陵钓台图》和《梅雀》两轴。
　　（四）元代教育促进了民族大融合和中外文化交汇
　　元代在大力推行 汉化 教育的同时，力图保持本民族的文教风俗，建立一种适应于当时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教育体系。总的来说，元代教育从思想理论到方针政策以至学校体制、科举制度等设施，如前所述，基本上是承袭唐、宋的教育体系而加以兴革，同时发扬本民族的特性和习俗，使汉化教育与民族教育并举，中原儒学与北方部族风尚双行，并将回回语（波斯语）列入教育整个体系之中，从而呈现出这一历史时期具有鲜明特色的教育格局，丰富和发展着中华民族的文化教育事业。这一教育格局，不仅丰富了文化教育的内容和形式，扩展了古代教育所辖的领域，而且推动着各民族间的广泛交往，推动着地区性文化的交流和相互渗透，从而加强了各民族间的团结，使中华民族的融合进入到一个新阶段。
　　秦汉之前，我国的学校教育大多集中在黄河流域一带。尔后，随着版图的扩大和政治中心的南移，学校教育也逐渐向南发展，出现了中原文化南移和南北文化的差异。到了元代，由于蒙元统治者大力推行 汉化 ，在各地兴建学校和书院，伴随着疆域的扩展和各民族间的大融合，又出现了中原文化回归和中原文化向北、向西、向西南扩展以及南学、北学结合的重大变化。
　　在云南、东北、西域等广大边远地区，少数民族的文化教育兴旺发达，并被纳入元代的整个教育体系，的确达到了 远被遐荒 、 古昔未有 的局面，这对中华民族文化传统的形成和发扬，对民族精神和性格的认同，对民族大家庭的团结，对祖国的统一，都起到了良好的作用。
　　①　　 《元史？拜住传》。
　　元代是中外文化交流极为活跃的时期，成吉思汗及其继承者，通过连年征战，使中国的势力向西、向北一直伸延到波斯和阿位伯等国，并达到俄罗斯和北欧；向南则深入到东南亚诸国，直至南洋群岛，这就在客观上为沟通中欧、中亚文化创造了有利的条件。蒙元的三次西征，阿拉伯和欧洲民族曾有过大规模的迁徙，蒙古统治者挟军事上的胜利，曾将大批被征服者迁徙到中国，这些移民中有工匠、商人、传教士和携带家族、部属投顺的上层分子，从而逐渐形成了一个以信仰伊斯兰教为特点、使用汉语又具有学习阿拉伯文化和波斯文化的历史传统的回回民族。蒙元帝国在它兴起和发展过程中，在很大程度上借重于在阿拉伯文化薰育下包括许多西迁的畏兀人在内的回回人和那些被俘到中国或在中国经商、传教、传艺的欧洲人，以上统称为色目人。
　　色目人中有的在元廷供职，有的在地方上担任重要官职，通过他们的活动，使伊斯兰教文化和基督教文化逐渐在中国传播开来，并由于伊斯兰教和基督教在民间的传教即宗教教育活动而使之得以加强。与此同时，汉人和蒙古人也成批地移民到阿拉伯世界和印度、欧洲，从而使得以儒家学说为主体的华夏文明进一步走向世界。总之，元代各民族间的迁徙和交往，有力地推动了中西文化的交融和吸收，从而开创了一个人类文化史上绚丽多彩、繁荣发达的时期。
　　元代诸帝，尤其是元世祖忽必烈，对外来文化采取兼容并包的开明政策，接纳和重用外籍学者。如蒙古人原来使用的畏兀儿文，是经聂斯脱里教士假借叙利亚文演化而成；曾在翰林院任职的回回人益福的哈鲁丁，让其到回回国子学讲授亦思替非文即波斯文；据伊利汗国学者拉施特丁《史集》一书记载，在蒙古大汗的宫廷里也传授西方教育，蒙哥汗曾让回回学者讲授经波斯天文学家纳速拉丁？杜西修订过的一种欧几里得《几何原理》，并命旭烈兀在平定木剌夷后送纳速拉丁？杜西来华，亲为讲授；波斯学者札马鲁丁因精于历算，应召入华，讲授天文学，并进献《万年历》，在大都建立观象台，制造了七种天文、地理仪器；通晓多种语言的西域弗林人爱薛，在元廷执掌过星历、医药二司，向中国同行传授西域星历、医药知识，元世祖对爱薛非常器重，认为他 生于彼，家于彼，而忠于我 ；元世祖礼遇并宠信意大利学者马可？波罗一事，是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的一段佳话。马可？波罗在元廷中任职１７年，他回国后所著的《马可？波罗游记》在西方引起轰动，使许多欧洲人对东方、尤其是中国的富庶、文明的昌盛为之倾倒，推动了哥伦布驾舟西航去寻找他要找的日本国和中国的行在（杭州）城；被尊为 伊斯兰世界的旅行家 的伊本？贝图达，经由海上来到中国，见过元顺帝，他在所撰写的《游记》中，对中国文化赞扬备至，认为 中国人民是各民族中手艺最高明和富有艺术才华的人民 ， 至于绘画，中国人民在这方面的才能是非凡的，世界上没有一个民族——不管是基督徒或非基督徒，能与之相比。 ①当时，我国的科学文化正雄踞世界之首，中国文化在这一时期更加广泛地传入阿拉伯世界、欧洲和东南亚诸国。儒家学说为这些国家的学者所注目，丝绸、瓷器、茶和工艺品等成了这些国家达官贵人的爱物。马克思曾经指出，中国发明的火药、雕版印刷和指南针的西传，是欧洲资本主义社会到来的三大预告，其中火药和指南针就是在元代传入西方的。这是中国和世界教育史与文化交流史都应载入的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大事。
　　①　　 转自引沈福伟著：《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22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