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经济史之三国西晋经济的逐步恢复

三国西晋经济的逐步恢复
　　（一）汉末北方经济的大破坏
　　东汉后期，政治一片黑暗。宦官外戚轮流擅权。他们不仅相互倾轧，卖官鬻爵，滥兴刑狱，而且还利用权力疯狂兼并土地，并将沉重的租赋徭役转嫁到百姓头上。统治者的横征暴敛、竭泽而渔，使作为封建社会经济基础的小农经济日趋破产，部分丧失了进行简单再生产的能力。实际上，在黄巾起义前，东汉王朝的社会经济已遭到很大的破坏。
　　汉灵帝中平元年（公元１８４年），黄巾大起义爆发。在镇压黄巾大起义的过程中，各地官僚、军阀趁机扩张自己的势力，相互征讨，形成了东汉末年 群雄割据 的局面。战乱频仍，灾荒不断，瘟疫横行，东汉社会经济由隐性破坏变得明朗化。在这场持续几十年的规模空前的巨大浩劫中，全国各地区社会经济都受到程度不同的破坏，其中，北方经济所受破坏尤为惨烈。
　　人口锐减、宫阙破败，农田荒芜，工匠逃匿，饿殍载道，尸横遍野。古老的北方大地顿成人间地狱。
　　１。户口的大量耗减
　　汉末是一个分裂和战争的时期。当时，战争又分为两类：一类是农民反对地主阶级的战争；另一类是割据一方的军阀之间争夺地盘的征战。让我们先看第一类。中平元年（公元１８４年），黄巾军在北方７州２８郡同时俱起。
　　张角、张梁、张宝兄弟领导的冀州黄巾军主力同皇甫嵩激战，兵败阵亡者近２０万人；皇甫嵩、朱　　 击败颍川黄巾军，仅斩首者便不下１３万人；初平二年（公元１９１年），公孙瓒袭击青、徐州地区的黄巾军，屠杀义军６万人以上，起义者的鲜血染红了江河。这里记载的只是官兵杀死起义者的一部分，而在双方进行殊死大搏斗时，官兵的死亡也不会少。大战以后， 千里无人烟，无鸡鸣犬吠之声.这些被大量屠杀的，原本是农业生产第一线的直接生产者。他们被大量杀害，致使社会生产力所受破坏就可想而知了。至于军阀间的战争给无辜百姓造成的灾难，更是不可胜言。军阀战争残害百姓，一是战场上的互相斩杀，二是杀害无辜百姓。前者如董卓死后（公元１９２年），部下李傕、郭汜相攻连月，死者以万数 ①。兴平二年（公元１９５年）袁绍部将麴（ｑū，音曲）义破公孙瓒于鲍丘（今河北省渔阳县）， 斩首二万级 ②。陶谦和曹操作战，陶谦兵败而逃， 死者数万。 ③袁绍与曹操决战官渡（今河南中牟县境内）时，袁绍军队溃败，曹操将投降的袁军士兵数万人全部活埋。这是军阀相残的人口减耗。无辜百姓在军阀屠刀下丧生的人更是不计其数。董卓入洛阳以后，曾派军到阳城（今河南登封县），正赶上百姓聚在一起举行春季祭社活动。卓军便诈称这些人要造反，于是把男子全部砍头，将妇女和财物全部抢走，回到洛阳，声称破贼大胜。董卓西迁长安时，将洛阳人口数百万悉数胁迫随行， 步骑驱蹙，更相蹈藉，饥饿寇掠，积尸盈路。 董卓死前，其部将李傕等在中牟战胜朱（ｊùｎ，同俊），乘势抢掠陈留、颍川各县， 杀掠男女，所过无复遗类。 ①兴平元年（公元１９４年），曹操再攻陶谦，下取虑、雎陵、夏丘等五县后，把无辜民众全部杀掉。正是由于这些军阀们滥杀无辜，才造成了到处烟火断绝，杳无人迹的荒凉景象。
　　①　　 《后汉书》卷七十二《董卓传》。
　　②　　 《后汉书》卷七十三《公孙瓒传》。
　　③　　 《三国志》卷八《陶谦传》。
　　战争往往伴随着天灾和疾疫。这是因为统治阶级已不注重生产和抗灾；而人口的大量死亡又是疾疫流行的温床。汉末，自黄巾起义以后，小的、局部的天灾几乎年年都有。其中，重大灾害是兴平元年（公元１９４年）发生的蝗灾和旱灾。史书记载说，这一年，蝗虫起，百姓大饥。 三辅（关中）大旱，谷一斛五十万，人相食，白骨堆积.曹操与吕布争兖州，因 军食尽 ，想投靠袁绍，后听程昱建议乃止。次年（公元１９５年）七月，汉献帝自长安东归。十二月，渡过黄河至安邑（今山西夏县）。因为这一年又发生了旱灾和蝗灾，所以仍然 无谷 ，随从官吏靠食枣、菜活命。仅有的一点粮食，也因 诸将不能相率 ，被抢吃光。献帝曾采取拜坞主为官的办法，希望能得到他们赠一点食品，刻官印供不应求，便用锥子画一画，表示有文字就算数。建安元年（公元１９６年）七月，汉献帝到了洛阳，随从官吏依然没有粮吃，尚书郎以下皆亲自采野稻充饥。曹操到洛阳迎接汉献帝， 所将千余人，皆无粮 ；到了新郑（今河南郑州），杨沛将收藏的千余斛干桑椹献给曹操，以救一时之急②。由此可见，自兴平元年到建安元年的三年严重的自然灾害，等于给当时的战乱经济雪上加霜。
　　瘟疫的流行，是造成经济破坏的又一个因素。据记载，汉魏之际，大疫共有三次。一次是汉灵帝中平二年（公元１８５年），大概与统治阶级残酷屠杀黄巾军有关。第二次是建安（公元１９６- ２２０年）中，张仲景为长沙太守时，大疫流行，宗亲死者甚众，百姓得伤寒死者十之七。这成了他编撰医学名著《伤寒论》的一个契机。第三次是在建安二十二年（公元２１７年）。这一年，建安七子中的徐幹、陈琳、应瑒、刘桢皆染疫而亡。曹丕在给吴质的信中说： 昔年疾疫，亲故多离其灾，徐、陈、应、刘，一时俱逝。 ①说的就是这次大疾疫。大疫降临，往往造成 家家有强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其甚者全家死光， 或阖门而殪，或举族而丧 ②，连逃亡躲避也来不及。可谓一人染疾，一家俱亡；一家染疾，一族俱伤，只有坐以待毙。
　　从以上叙述可以看出，战争、灾荒、疫疾是造成汉末中国，尤其是北方人口锐减的最主要的原因，它们对经济的严重破坏，确如晋人山简所综述的那样，从初平元年到建安末年的３０年中， 万姓流散，死亡略尽，斯乱之极也 ③　。
　　①　　 《后汉书》卷七十二《董卓传》。
　　②　　 《三国志》卷十五《杨沛传》。
　　①　　 《三国志》卷二十一《王粲传》。
　　②　　 《后汉书》志十七《五行志》注。
　　③　　 《晋书》卷四十三《山涛传附山简传》。
　　④　　 《三国志》卷三十一《刘璋传》引《英雄记》。
　　除了直接死于兵燹、灾荒、疾疫之外，北方人民为了逃避天灾人祸，大量流移逃奔他乡，流向相对安全的区域。在汉末三国之初，民户流徒方向及区域有三：一是由关中、中原流入长江上游的巴蜀以及中游的荆襄地带。史载：刘璋为益州牧时， 南阳、三辅人流入益州（今四川）数万家 ④。又 关中膏腴之地，顷遭荒乱，人民流入荆州者十万余家。 ①二是由中原流入东北或渡海依公孙度于辽东。史载，国渊、邴原、管宁、王烈等均避难辽东；袁绍据河北时，逃入乌丸、鲜卑的汉人也不少；建安十二年（公元２０７年），曹操为扫除南进的后顾之忧，征三郡乌丸，大破之于白狼山， 胡、汉降者二十余万口 ②。其中，一部分就是流入乌丸的汉人。三是由中原流徙入江、淮间。青、徐、兖、豫及淮北人民大都先避难淮南，继而再渡江，散居江东。
　　三路流民中以这一路为最多，故亦屡见记载。史载，孙策占有扬州以后，四方贤士大夫 避地江南者甚众。 ③建安十四年（公元２０９年），曹操欲北徙江淮间十余万户，结果弄巧成拙，这些人均渡长江进入吴境。《三国志？吴书》列传中有名的吴臣约６０人，其中，来自中原者约占半数。至于普通群众及依附于士人流徙江南的则难以统计。如，鲁肃便是由淮、泗间率其部众 男女三百余人 ④避乱江东。可以想见，随他人流徙江南者必不在少数。
　　战争、天灾、疾疫造成的人口的大量死亡，加上人口的四散流徙，使北方人口骤减。西汉平帝元始年间，有户１２２３３０６２，有口５９５９４９７８，这是西汉户口的最高记录。东汉桓帝永寿年间，有户１０６７７９６０，有口５６４８６８５６，这是东汉户口的最高记录，及至西晋灭吴以后，总计不过有户２４５９８０４，有口１６１６３８６３。而且，这是在太康元年（公元２８０年）统一南北后的数字，是经过三国半个世纪恢复后的数字。三国时期户口数字，自然比这要少。故史言当时天下户口减耗，十存其一，这是曹操已败袁氏以后的估计。到曹丕称帝以后，蒋济和陈群在上疏中都说到当时户口 不过汉时一大郡 ①。对这些议论，朱大渭同志经过考察后认为： 基本上是符合历史实际的。 ②在战乱频繁的地方，人烟断绝，千里萧条，在当时人的诗文中也有反映。王粲在《七哀》中说： 出门无所条，白骨蔽平原。 曹操在《蒿里行》中说：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 这是对当时现实的写照。
　　２。汉末农业的大破坏
　　汉魏之际，由于战争、天灾、疾疫和流移逃散，北方的人口骤减。农业生产受到非常严重的破坏，主要表现在土地荒芜，粮食匮乏，粮价高涨和人的饥馑死亡。洛阳附近是 树木成林 ，河内地区一片荒凉，至晋初，仅此一郡即垦荒五千余顷。所谓 今承大乱之后，民人分散，土业无主，皆为公田 ③的现象十分普遍。淮河南北， 不居者各数百里。 ④与土地荒芜相伴而来的，是粮食的匮乏和粮价的高涨。董卓时， 谷一斛至数十万.汉献帝兴平元年，三辅 谷一斛五十万，豆、麦一斛二十万，人相食啖，白骨委积 ⑤。 幽州岁岁不登，人相食，有旱蝗之灾，人始知采稆（ｌǔ，音吕，野稻），以桑椹为粮。谷一石十万钱。 ⑥伴随粮荒的是饥馑和死亡。袁绍军在河北，靠桑椹充饥；袁术军在淮南，以蒲蠃（蚌蛤）果腹。
　　江淮间空尽，人相食。 曹操在兖州，逢兴平元年大旱，蝗灾， 谷一斛五十余万钱，人相食 ，以至新招募的吏兵，因为没有粮食供给而罢遣。荆州本富庶之区，经过战争， 荆州荒残，人物殆尽。 从这些简单的记录可以看出：东部，起黄河以北的幽、冀，南至江淮；西部，北起关中，南至荆、襄，到处是饥荒，甚至人吃人也屡见不鲜，反映出长江以北的发达的农业区如今都是满目荒凉了。
　　①　　 《三国志》卷二十一《卫觊传》。
　　②　　 《三国志》卷一《武帝纪》。
　　③　　 《三国志》卷十三《华歆传》注引华峤：《谱叙》。
　　④　　 《三国志》卷五十四《鲁肃传》注引《吴书》。
　　①　　 《三国志》卷十四《蒋济传》，卷二十二《陈群传》。
　　②　　 《魏晋南北朝户口的消长及其原因》，见《中国史研究》1990年第 3期。
　　③　　 《三国志》卷十五《司马朗传》。
　　④　　 《三国志》卷五十一《孙韶传》。
　　３。城市和工商业的破坏
　　三辅、三河地区，素以经济发达闻名天下，两汉的都城洛阳、长安和中原的若干大城市，均位于这一地区。然而，在东汉末年这场浩劫中，它们却首当其冲。史载，董卓西迁长安时，命令他的部下将洛阳城周围二百里之内烧掠一空。他自己则亲自带队把洛阳城内南北宫、宗庙、府库、民家洗劫一空，并付之一炬，城内扫地殄尽。 ①故而，当汉献帝由长安落难逃回洛阳时，昔日繁华的洛阳城只剩下断壁残垣；曾错落有致、宽阔通达的大街已掩埋于一片杂草、瓦砾之下。三辅地区及其政治、经济中心长安城，所受破坏也一样严重。董卓死后，其部下李傕、郭汜争权混战，死尸枕积， 长安城空四十余日，强者四散，羸（病、弱）者相食。二三年间，关中无复人迹 ②，咸阳萧条，人无以衣食，吃酸枣、野菜，穿从坟中掘出的衣服以蔽体。素以 天府之国 著称于世的关中地区顿时变成面目全非的一片荒土。河北的邺城，算是破坏较轻的，但人口稀少，经过曹操父子的苦心经营，才略有起色。
　　徐州原本 百姓殷盛，谷食甚丰 ，经过曹操的几次屠杀，许多县城成了空城。汉末仲长统在《昌言？理乱》中说：自春秋以后，天下愈乱，破坏愈甚，东汉末年的大破坏所造成的是所在 名都空而不居，百里绝而无民 ①，充分概括了当时城乡一片荒凉景象。城市手工业由于城市之破坏而陷于停顿。在锋镝（ｄｉ，音滴）之下侥幸活下来的工匠们，或随流民四下逃散，或被一些军阀集团所控制。当时，矿冶业几乎陷于停顿。铁成为稀罕的材料，原来用以铡断罪人左右脚的铁刑具，这时都换成木制的。不但是铁，连铜也几乎停止开采。魏国曾经一度废除钱币，以谷物交易。这主要是由于商品生产萎缩，不需要钱币，但铜的缺乏也是重要原因。史称，刘备曾 取帐钩铜铸钱以充国用。 ②我们知道蜀地本身是产铜之区，西汉赐给邓通的铜山即在蜀。此时假使产铜丰富，刘备的帐钩就没有销毁的必要。由于农业、手工业破坏严重，商业、商品经济自然更谈不上了。货币基本上停止流通，有些交易也多以谷帛为媒介。市场虽未断绝，但萧条冷落。魏初文帝至南阳，以 市不丰乐 拘捕了太守杨俊。
　　⑤　　 《后汉书》卷九《献帝纪》。
　　⑥　　 《太平御览》卷三十五引王粲《英雄记》。
　　①　　 《三国志》卷六《董卓传》及注引班彪《续汉书》。
　　②　　 《后汉书》卷七十二《董卓传》。
　　①　　 《全后汉文》卷八十八。
　　②　　 《南齐书》卷二十八《崔祖思传》。
　　总之，从黄巾起义到三国初年的三十几年间，中国北方经济——包括关中、中原和淮北，在战火、饥荒、瘟疫的交相侵袭之下遭到毁灭性的破坏，人民流散，烟火断绝，呈现一片萧条景象。而巴蜀、江南凭依高山、大江之险，经济所受的破坏要轻些。南北经济的这种不同，是三国鼎立的物质基础。
　　三国立国后，针对不同的经济形势，采取了不同的措施，以促进各自经济的恢复。
　　（二）魏国地区经济的初步恢复
　　１。屯田制的实施
　　（１）推行屯田条件的形成前面我们已经谈到，曹魏政权的开创者和继承者面对的是社会经济饱受战乱、灾荒、疫疾破坏的北方 重灾区.这里，粮食奇缺，粮价昂贵，人民死于饥馑者不计其数。不仅百姓饥寒交迫，朝不保夕，就连割据一方的军阀武装，也常因粮饷匮乏而 瓦解流离，无敌自破 ①。在这种形势下，谁能把失散的劳动力与土地结合起来，并保证他们能进行正常生产，谁就能生存、发展、壮大。在这方面，曹魏统治集团比当时北方的其他集团觉悟得早。汉献帝初平三年（公元１９２年），曹操刚到兖州，治中从事毛玠就向他建议说： 如今天下分裂，献帝西迁，百姓不能生产，因饥馑而到处流亡。公家无一年的储备，百姓也无安居乐业的心思，这样是无法维持很久的。如今袁绍、刘表，虽然人多兵强，但都没有' 经远之虑' ，也没有' 树基建本' 的行动。
　　战争以正义取胜，但胜利成果要靠发展生产来保持。因此，政治上应该迎汉献帝回来，经济上应该发展农业生产，这样才可能成就霸王之业。 曹操听了，深感毛玠意见之正确，并采纳了他的建议；但由于当时主客观条件还不成熟，所以不能立即实行②。建安元年（公元１９６年），曹操平定兖州之乱后，又打败颍川、汝南黄巾余部，占有兖、豫二州之地，实施毛玠建议的条件基本具备了。就在这一年，曹操在《置屯田令》中，明确指出： 秦人（商秧变法以来）以急农兼天下，孝武（汉武帝）以屯田定西域，此先世之良式也。 ①由此可见，曹魏统治集团主要是从秦汉以来的赏农功、行屯田得到启示的。
　　他们把汉代西域屯田这种形式同当时魏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在内地推行屯田，这是他们的一种创造。在内地屯田，也不是曹魏首创。在建安之前，徐州牧陶谦，在镇压黄巾军之后，于其境内实行屯田。他以陈登为 典农校尉 ， 巡田土之宜，尽凿溉之利 ，收到 秔稻丰积 的效果②。幽州的公孙瓒，于兴平二年（公元１９５年）在易京（今河北雄县西北） 开置屯田积谷三百万斛③，以逸待劳，同袁绍争衡。这些都为曹操集团提供了现实的借鉴。
　　但是，把屯田大规模推行于内地，则是自曹操始。汉末以来， 土业无主，皆为公田 ，屯田用土地不成问题。建安元年，曹操镇压了汝南、颍川黄巾何仪、刘辟、黄邵、何曼等部，获得一批屯田所需的劳动力、耕牛、种子，实行屯田有了一定的物质条件。因此，当谋臣枣祇、韩浩再次提出实行屯田的建议时，曹操立即采纳，并在许县开始兴立屯田④。
　　①　　 《三国志》卷一《武帝纪》注引《魏书》。
　　②　　 许多人认为建安前曹操已行屯田，并举夏侯惇为例。据《三国志》，公元 194年，惇为东郡太守，张邈为陈留太守。邈等叛迎吕布，操只有鄄城、范、东阿三县，皆不在济阴、陈留郡。公元 195年，吴资为济阴守。夏，操始拔济阴郡治定陶；12月，始拔陈留郡治雍丘。因此，惇为陈留、济阴太守必在建安元年以后。详见张可礼：《三曹年谱》，齐鲁书社，1983年第一版。
　　①　　 《三国志》卷一《武帝纪》或《全三国文》卷二。
　　②　　 《三国志》卷七《陈登传》注引《先贤行状》。
　　③　　 《后汉书》卷七十三《公孙瓒传》，《三国志》卷八《公孙瓒传》。
　　④　　 《三国志》卷一《魏武帝》。《全三国文》卷二。
　　（２）屯田的两个系统曹魏屯田，就其全过程而言，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建安元年到建安末年，以民屯为主。第二阶段，从曹丕建国到魏末，军屯民屯并重。
　　建安元年许下屯田 得谷百万斛 ，效果显著，于是 州郡例置田官，所在积谷 ，将民屯制推广到新开拓的地区。随着曹操争夺战的胜利和魏国军事上的需要，民屯制不断扩大。建安末年，这种以民屯为主，军屯为辅的格局发生了变化。据史载，建安２１年（公元２１６年）曹操受汉献帝封为魏王，司马懿乘机进谋让２０余万军队 且耕且守 ①，曹操采纳了这一建议。这对军屯由次要地位上升到与民屯并重的地位，起了关键的作用。曹丕称帝后，军屯的组织系统便完备起来了，直到正始年间（公元２４０- ２４９年），又在邓艾的筹划和司马懿的支持下，扩大了淮南地区的军屯②。因此，从建安末年到曹魏末期，是军屯的迅速发展时期，也是军屯与民屯并行的时期。
　　军屯和民屯是曹魏屯田的两种类型。民屯组织系统和管理机构，不同于州、郡、县系统。曹魏时，凡有民屯的郡或国，均设有典农中郎将，或设典农校尉，二者均相当于郡守，主管该郡国内民屯。凡有民屯的县，同样均设典农都尉，相当于县令，主管该县内民屯。由于郡国有大小轻重之别，故典农中郎将与典农校尉及典农都尉的官俸、级别亦有高、低之分③。典农都尉又称 屯田都尉 或绥集都尉.典农校尉和典农都尉，均可简称 典农.其下属官有司马、功曹、纲纪，上计吏等④。典农所属屯田民，叫 屯田客 或 典农部民 ，是不同于郡县编户齐民的一种封建依附民。他们不由郡县乡里组织管辖，而是由屯田官管理。民屯的基层组织叫 屯.每屯设司马一人，谓之 屯司马.每屯多少人，很难确说。晋武帝咸宁元年（公元２７５年）下诏，派邺城（今河北磁县南）奚官奴婢往新城（今河南伊川）代替屯田兵种稻， 各五十人为一屯，屯置司马，使皆如屯田法。 ⑤如果这里是曹魏旧制，则民屯或以５０人为一屯，与军屯以６０人为一营不同。屯田民既不能自由迁徙，也不能向郡县管辖的编户转移，只能世代替官府屯垦田地，接受其军事编制的严密监督，过着农奴式的生活，被人们视为贱类。
　　军屯的开创，大致与民屯同时。但大规模正式创立，大概始于建安末年司马懿建议军队 且耕且守 之时。军屯的组织系统，完全与军队的组织系统相同，军屯的各级将领同时就是军屯的管理者。营，是军屯的基层组织，但军屯创立初期每营多少兵士尚不明确。曹魏齐王芳正始四年（公元２４３年），始创每 营六十人 的制度①。至于军屯的管理机构，也存在一个发展过程。建安年间，除各级将领兼管军屯以外，无其他管理军屯的组织系统。
　　但到魏文帝黄初年间，由于军屯的扩大，也设置了专门管理军屯的官吏。管理基层组织营的长官是司马，上面依次设度支都尉、度支校尉或度支中郎将，各属于县级、郡级主管军屯的官吏。军屯的组织系统与管理机构所经历的变化与逐步完善的过程，反映出军屯比重的增加确实晚于民屯。曹魏的兵士称为 士 ，其子谓 士息 ，妻谓 士妻 ，家谓 士家 ，其户籍谓之 士籍.他们的妻室儿女，不仅不能随军居住，而且被先后集中于邺城与洛阳等地，作为人质，以防止士兵的逃亡和叛变。他们作为兵士的身份是世袭的，一旦被列入士籍，就不能改业，子子孙孙，世世代代相袭为兵士，甚至兵士身死后，其妻也得改配士家，其子女也只能在士家之间婚配。这即或制度上不完全是这样，但在实际上也往往如此。他们被迁徙至邺、洛阳附近易于控制地区以后，也被组织起来进行屯田，近人称为 士家屯田.士家屯田是军屯的一个部分。
　　①　　 《晋书》卷一《宣帝纪》。
　　②　　 《晋书》卷二十六《食货志》。
　　③　　 《续汉书？百官志》注引《魏志》。
　　④　　 《三国志》卷二十八《邓艾传》及《晋书》卷四十八《段灼传》。
　　⑤　　 《晋书》卷二十六《食货志》。
　　①　　 《晋书》卷二十六《食货志》。
　　（３）屯田兵民的课役负担屯田军民的课役负担，因具体情况差异而各不相同。战斗部队利用战斗间隙的屯田，其产品可能全部上缴国家，然后计日领取口粮。屯田客和以屯田为主要任务的田兵和士家，实际上是封建国家土地上世代相袭的农奴。他们租种国家的土地，有的还使用官牛，给国家缴纳一定数量的田租，交多少，依什么为标准来交，在实施屯田之前曾有过激烈的争论。有人主张 计牛输谷 ，即按租用官牛头数计租。这种主张，最初曾一度占据上风，并据此拟好了实施办法，准备施行。但羽林监枣祗等人坚决反对，反复来说计牛输谷，大收，（官）不增谷；有水旱灾除（减免），大不便 ，因而主张按实际产量分成，实行计产分成制。军祭酒侯声反对枣祗的主张，说： 如祗议，于官便，于客不便.原因是它不像计牛输谷那样，收成增加了，归了佃客，而是大部分归了国家。这种办法有利于官府积聚粮谷，而佃农则吃亏了。故曰 于官便，于客不便 ①。侯声是站在佃客立场上讲话，争论的结果，自然是 于官便 的计产分成制占了上风。于是规定：租用官牛者，官六民四；用私牛者，官民中分。这个租率与秦汉以来的公私地租率大体相同②。屯田客、田兵、士家大致都是按这个标准向国家纳租。田兵还有作战运输等负担，而民屯佃客是否还有兵役和徭役负担，目前还有争论。我认为：建立民屯之初，是 专以农桑为业 的，因为当时生产粮食是比服役更重要的任务。其后，从制度规定来说，依然如此，是不服役的。但是，与屯田相关的劳作如修建粮仓、修路建桥、运粮入库等，都是他们份内的事。在吴、蜀边境的屯田客都有且佃且守的任务。居于内地的屯田客，若遇突发事件，往往也被临时征调参加战斗。如颍川典农参与镇压许昌叛乱即其一例。其后，随着经济的恢复，屯田地位下降，新统治者往往不再遵守祖先成法，征调屯田客服役，如魏明帝征调屯田客大修宫室即其例。魏明帝以后，破坏原有规定的事更多了。
　　但这些都不足以证明按制度规定屯田客是服兵役、徭役的。
　　①　　 《三国志》卷十六《任峻传》注引《魏武故事》。
　　②　　 《汉书？食货志》上载：秦汉以来私家地主出租土地的地租率为 见税什伍.汉代居延一带屯田收租则为 50 ％。
　　（４）屯田的规模和成效曹魏的屯田区分布很广。自建安元年许下屯田取得成功后，第二年便下令 州郡例置田官 ，屯田便在当时的辖区内推广了。曹操当时的辖区还只限于司、兖、豫三州，见诸记载的屯田区有颍川、许昌、襄城、汝南、西平、西华、睢阳、梁国、陈国、谯郡、沛国、洛阳、新城、荥阳、河东、河内、野王、弘农、宜阳、原武、汲郡、上党、陈留、济阴、东阿等地，这对于司、兖、豫三州来说，可谓是 州郡例置 了。它们主要分布在今河南省及其与邻省交界地区。后人对史书记载一面说曹魏屯田 州郡例置田官 ，一面见诸记载的屯田区又只有数十个迷惑不解，这是由于忽视了下令 州郡例置田官 的时间和空间。其后，曹魏在统一北方过程中和统一后又新设了一些屯田区。如平袁氏后，便在冀州首府附近设邺、魏郡，列人等屯区；又因幽州是对乌桓的前线，因此，在蓟（今北京市）及其附近地区设蓟、潞、昌平等屯田区。曹操统一北方及建国以后，主要战争已在吴蜀前线，因此，在对蜀前线的关陇地区设长安、槐里、陈仓、上邽等屯田区；在对吴前线的淮南地区，设淮南、寿春、合肥、皖、蕲春、广陵等屯田区。此外，为了保持与西域的联系，在酒泉、武威等地也设了屯田区。总之，见诸记载的屯田区或有迹象证明可能属屯田区的约有４０多处。其中，以淮河南北的屯田区规模最大。正始四年（公元２４３年）司马懿伐吴，因而提出扩大屯田，以为灭吴之资。乃派邓艾考察颍水两岸以至寿春等地带。邓艾以为这一地区田良水少，不能发挥水利，主张开渠溉田，以积军粮。于是提出停止颍水上游许昌一带的稻田、引水东下，淮北安２万人，淮南安３万人，十分之二的人轮休，经常耕作的有４万人，且佃且守。如果水流充足，每年比许昌一带的年收成高出三倍以上，除去消费，每年可积军粮５００万斛，六七年间，便可积３０００万斛，足够１０万军人吃５年。依此灭吴，则无往不克了。司马懿听后，立即上报施行。在江淮间，北临淮水，自钟离（今安徽凤阳东北）以南，横石（今安徽安庆江对岸）以西，直抵沘水（今安徽六安，霍山一线）凡４００余里，作为淮南屯田区；又在颍水两岸设淮北屯田区，扩建淮阳、百尺二渠，与黄河支流连接，下通淮、颍二水，水源便有了保证。又修了大小许多陂（ｂēｉ，音碑）塘，在颍水两岸开水渠３００余里，灌溉农田２万余顷。淮南主要是军屯，淮北大概主要是民屯。淮南、淮北连成一片，又与豫州原有的屯田区连接，所以说，从寿春到京师，屯民田兵，烟火万里，鸡犬之声不断，田畴阡陌相连。汉末袁术在淮南时的残破景象不见了。
　　曹魏屯田，从建安元年（公元１９６年）算起，直到魏国被晋取代（公元２６５年），几近７０年。历时长，范围广，影响深，作用大。广行屯田的结果是：许昌屯田，得谷百万斛，其后 数年中，所在积粟，仓廪皆满。 ①王昶为洛阳典农时， 都畿树木成林，昶斫（ｚｈｕó，音酌）开荒莱，勤劝百姓，垦田特多。 ②明帝曹叡时，司马孚以关中 谷帛不足，遣冀州农丁五千，屯于上邽，秋冬习战阵，春夏修田桑，由是关中军国有余。 ①刘馥为扬州刺史，广屯田，修水利，灌溉稻田，使得官民都有积蓄。特别是邓艾在淮水流域的屯田，效果尤其显著。从前征吴，运兵过半，既费钱粮，人又劳苦，总以为是大役。屯田后，大军征吴，乘船而下，到达江淮前线， 资食有储 ，已不劳转运。曹魏屯田为曹操 兼灭群贼，克平天下 和司马氏灭吴统一全国，提供了物资保证。
　　屯田按军事编制进行生产，人身束缚很强，剥削也重，实际上是一种封建农奴制。但是，在当时战乱与大破坏的形势下，它是保存和发展生产力的适当形式之一。
　　①　　 《三国志》卷十六《任峻传》。
　　②　　 《三国志》卷二十七《王昶传》。
　　①　　 《三国志》卷三十七《司马孚传》。
　　２。州郡农业的发展
　　屯田以外，曹魏政权对州郡所辖广大地区的农业生产也加强了管理。为数众多的小农经济对北方社会经济的恢复，也起着重要作用。曹魏政权按户口、垦田的增减作为考核官吏的标准，决定官吏的升降。于是，各级地方官都注意招集流亡，督促农民垦辟土地，兴修水利，发展生产。汉末，关中战乱，十余万家流入荆州。后来听说本土安定，都想回来，但因缺犁、牛无法生产。卫觊请示曹操实行食盐专卖，用收益买犁、牛发给返乡农民，结果 流人归还，关中丰实。 张既为京兆尹， 招怀流民，兴复县邑 ；颜斐为京兆太守，令民 整阡陌，树桑果 ，闲月上山砍木材做车，又令民养猪狗卖以买牛，使京兆成为关中富实之区。苏则为金城太守，招诱流民， 流民皆归，得数千家。 杜畿做河东太守１６年，注意发展农业，规定百姓养母牛、母马和猪鸡狗等，结果 百姓勤农，家家丰实。 曹操征关中，军粮全靠河东供给，战争结果，尚有余粮２０余万斛。郑浑为沛郡太守，垦田年年增加，政府租入增加一倍。刘馥为扬州刺史，招集流亡以万数，农业生产有了发展。
　　各郡、县地方官所招集的流亡人口，构成数量很大的小农或自耕农的个体经济。他们由政府给犁、牛及土地，但必须负担田租和户调。在曹魏平邺以后，就立刻颁布了《收田租令》，规定田租每亩征收４升，户调征绢２匹，绵２斤。二者合称租调制。曹魏实行的租调有不同于汉代的新特点。就田租来说， 亩收四升 ，改变了汉代定率田租制（ 三十税一 至 什税一 不等）为定额田租制，此其一；其二 他不得擅发 ，除去了秦汉沿袭下来的附加税，如刍、槀税等。这样，小农获得了增产不增租的好处，还免去了估产时的额外盘剥。我们再看一下曹魏的户调，它有如下三个特点：一是以实物税 户输绢二匹，绵二斤 代替了汉代 口钱，算赋 以钱币纳税。二是按户计赀征收，户调之名由此而来，这同汉代口钱、算赋按人口征收大不相同。三是除每户调绢２匹、绵２斤的定额外，无其他征发。即户调制也属于定额税制度。曹魏租调制是一种适应对 自耕农和家庭手工业密切结合的特点 的剥削制度①。它客观上有利于小农的生存和发展；其实施后流民自归，安心生产，当与此密切相关。
　　３。曹魏农业经济的恢复
　　曹魏在大兴屯田和州郡农业的同时，兴修水利，提高农业生产技术，精耕细作，单位面积产量迅速提高，北方的农业较快地恢复了。就水利事业而言，曹魏时兴建修复了不少渠堰堤塘，以满足灌溉农田的需要。这些水利设施中，重要的有刘馥任扬州刺史时在淮南修复的芍陂、茹陂、七门、吴塘诸堨（è音饿，犹堰）；豫州刺史贾逵所修鄢、汝新陂、小弋阳陂和贾侯渠；沛郡太守郑浑在萧、相二县内修的郑陂、济阴，陈留太守夏侯惇所修太寿陂，刘靖在蓟县附近修的戾陵堰，车箱渠，青龙年间在关中修的成国渠，临晋陂，以及邓艾在淮水以北所修的水利工程。其中，青龙元年（公元２３３年）修的成国渠，自陈仓（今陕西宝鸡市东）至槐里（陕西兴平东南）；筑临晋陂，引■、洛、溉■鹵之地３０００余顷，粮食丰收，国用充实①。幽州蓟县附近的戾陵堰、车箱渠，流经四、五百里，溉田万余顷②。芍陂，周围１２０里，可溉田万顷③。七门三堰，则可灌溉田２万顷。而郑陂既成，连年丰收，垦田年年增加， 租入倍常，民赖其利.
　　①　　 翦伯赞《中国历史纲要》第二册第 8页。
　　曹魏政权注意改革生产工具和推广新的生产技术。东汉时已开始使用的灌溉工具翻车，经马钧改革后更轻便适用；西汉赵过创立的耧犁耕作下种技术，在曹魏嘉平年间，由敦煌太守皇甫隆带到敦煌加以推广，结果改变了这一地区旧的耕作方法， 所省庸力过半，得谷加五 ④。
　　水稻在黄河流域及以北地区的种植，始于殷商时期，历西周、春秋、战国至秦汉，均未间断。曹魏时开始在北方大规模种植水稻。据近人考证，建安元年的许昌屯田，以淮水，颍水南北一带的屯田，沁水流域的屯田等都是水稻田⑤。由于屯田种植水稻多，所以单位面积产量得以迅速提高。晋人傅玄说： 近魏初课田，不务多其顷亩，但务修其功力，故白田（旱地）收至十余斛，水田收数十斛 ①。比较当时亩产平均三斛（ｈú，音胡）左右，（一斛约相当二斗多）十斛则为良田来说，粮食亩产量确有很大提高。在北方大面积种植水稻，不只标志曹魏农业的发展，而且是农业技术上的一个进步。
　　综上所述，在汉末社会经济残破，生产凋敝，群雄割据的过程中，曹魏统治集团洞察当时严峻的形势，一方面在政治上 挟天子以令诸侯 ，取得了政治上的主动权，使自己师出有名；另一方面，采取了积极有效的经济措施，广开屯田，大兴水利，招徕流民，开垦荒地，颁布新的租调制等等。实行的结果，使北方残破的经济很快得到恢复。随着户口、垦田的增加，单位面积产量的提高，封建政权的收入随之增加， 所在积粟，仓廪盈溢 多见于记　载。经济实力的增强，直接而有力地支援了曹魏政权的军事行动，并且日益巩固了其政治地位。还为后来西晋统一全国奠定了物质基础。
　　４。曹魏的手工业和商业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作为封建国家而言，这一点体现得尤为突出。
　　因此，随着曹魏统治区内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手工业和商业也有了一些起色。先看手工业。曹魏时，马钧改进了织绫机，既省工时，织出的绫锦也十分美丽。魏明帝时，曾赐倭女王绛地交龙锦，绛地绉粟罽，茜薿、绀青，绀地句文锦，白绢等丝织物，则当时丝织品的花色品种还不少。这些丝织品或来源于官府工匠所织成②，或来源于西蜀。作为同农业密切结合的副业而存在的民间丝织业更是遍布州郡。丝织业的原料是蚕桑，因此，可以想见，曹魏的桑蚕业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恢复和发展。此外，由于战争和生产的需要，武器和农具的需求量很大。汉武帝时所创之盐铁官营，东汉中期本已废除，至三国初又恢复。在冶铁业方面，曹操懂得 盐铁之利，足赡军国之用 ①的道理，取得河北以后，立即派王修为首任司金中郎将，专管冶铁事务。韩暨为监冶谒者，改变过去冶铁鼓风使用马排的旧方法，凭借水流创造出水力冶铸鼓风机（即水排），其功效数倍于旧②。韩暨任监冶谒者七年，以 器用充实 ，功劳卓著，加官为司马都尉，位仅次于九卿。在制盐业方面，魏有海盐，河东解池盐，武威、酒泉池盐。卫觊与荀彧书曾说： 盐，国之大宝也.嘉平四年，以五千人兴京兆，天水、南安盐池，以益军实。邓艾平蜀后，曾建言 留陇右兵二万人，蜀兵二万人，煮盐兴冶，为军农要用。 ③曹魏在当时的情况下，承继汉武帝以来的盐铁专卖政策，由政府设官专管盐铁，保证了战争急需的武器以及恢复农业生产急需的农具、耕牛（如以盐之收入买牛、犁租给返回原籍关中的流民）。
　　①　　 《晋书》卷二十六《食货志》。
　　②　　 《水经注》卷十四《鲍丘水》。
　　③　　 《水经注？肥水》。
　　④　　 《三国志》卷十六《仓慈传》注引《魏略》。
　　⑤　　 高敏：《秦汉魏晋南北朝土地制度研究》，1986年 12 月版，第 117页。
　　①　　 《晋书》卷四十七《傅玄传》。
　　②　　 《三国志》卷十二《司马芝传》载：芝 迁大理正，有盗官练置都厕上者，吏疑女工，收以付狱.此女工即在官府作坊织造官练者。
　　到曹魏中期，商品交换也有了起色。首先，五铢钱在明帝时重新使用，直到西晋。同时，昔日被夷为废墟的洛阳，到齐王曹芳时，已是 其民异方杂居，多豪门大族，商贾胡貊，天下四方会利之所聚 了。而邺城，由于它是曹操为魏王时的魏国都城，位于冀州要冲，遂为黄河流域一新兴商业名城。
　　但这种发展是畸形的，有限的。如南阳太守杨俊曾因 市不丰乐 受到魏文帝的处罚。货币的使用也有限，往往是谷帛并用。
　　总之，曹魏的经济，尤其是农业，成就是巨大的。在一个经济残破，人民到处饥馑流亡的时代，发展生产是社会最高利益，是社会进步的要求。以曹操为代表的曹魏统治集团，抓住了这一环，并取得了成就，所以他们在群雄角逐中胜利了。他们的继承者承袭了这个传统，所以，又使历史前进了一步，完成了统一。
　　①　　 《三国志》卷十一《王修传》注引《魏略》载曹操与王修书。
　　②　　 《三国志》卷二十四《韩暨传》。
　　③　　 《三国志》卷二十一《卫觊传》，卷二十八《邓艾传》。
　　（三）吴蜀地区经济的初步恢复
　　前面我们曾经提到，在东汉末年的大混战中，社会经济受破坏最严重的是关中、关东两大古老经济区以及东汉中期才开发出来的江淮之间的经济区。在这场大破坏中，位处长江流域及珠江流域的荆、扬、益、交各州，由于高山大河的屏障作用，受到波及的程度小得多。因此，这些地区就成为北方流民逃难的乐土。北方流民带来了中原先进的生产技术和开发江南不可或缺的劳动力，为这些地区经济的发展注入了新鲜的血液。
　　１。蜀汉的经济
　　（１）刘备入蜀我们知道，赤壁战前，曹魏集团已经平定了河北袁氏的势力，统一了除关陇外的北方广大地区。而此时，作为后来蜀汉政权创立者的刘备，尚寄寓刘表统治下的荆州。在荆州期间，刘备多方延揽群士，充实自己的队伍。尤其是请出了流寓荆州的琅琊阳都人诸葛亮为其出谋划策。另外，经过刘表的同意，清查荆州管内逃户，扩建自己的武装力量。诸葛亮的《隆中对策》又给此后刘备蜀汉政权的建立和三国鼎峙局面的出现勾勒出了一幅蓝图。
　　建安十三年（公元２０８年），刘备、孙权联合，共挫曹军锋刃于赤壁。
　　赤壁之战奠定了三国鼎立的基础。战后，曹军退回北方，刘备占据荆州江南四郡，第一次有了属于自己的地盘。同时，按照诸葛亮《隆中对策》中的战略意图伺机向益州发展。
　　建安十六年（公元２１１年），曹操大破马超，占据关中地区，并派兵进攻汉中张鲁。应益州牧刘璋之邀，刘备趁机率军入蜀，留关羽等守荆州。十九年（公元２１４年），刘备取刘璋而代之，正式占据益州。二十四年（公元２１９年），刘备击退曹军，占据汉中，巩固了益州北面门户。同年。孙吴袭杀关羽，占有荆州。其后，刘备曾想夺回荆州，结果失败。至此，蜀汉集团的控制区局限于益州了。
　　（２）蜀汉的农业蜀汉政权控制下的益州地区，可以分为三部分，一是益州本部，以川西平原为中心的巴蜀地区；二是作为益州北面门户的汉中盆地；三是益州西南部的南中地区。前两个部分自战国以来已得到较好的开发，其经济发展水平不亚于中原地区，故而很早便有 沃野千里 、 天府之土 的美誉。汉灵帝中平五年（公元１８８年）以后，刘焉、刘璋父子先后领益州牧，统治益州本部；而汉中则在道教首领张鲁的控制之下。那时，中原大乱，益州独安，故而流民不断迁入。史载： 南阳，三辅人流入益州者数万家 ①，而关西（关中陇右）民从子午谷奔汉中者亦 数万家 ②。在刘备规取前，益州是 国富民强，户口百万 ③，汉中地区也是 民殷国富 ①。这同惨遭破坏，户口 十才一在 的中原形成显著的反差。由于刘备集团占据益州之后所面临的社会经济状况同北方的曹魏集团不一样，因而治理蜀汉，恢复、发展经济的政策便呈现出一定的差异。
　　①　　 《三国志》卷三十一《刘二牧传》注引《英雄记》。
　　②　　 《三国志》卷八《张鲁传》。
　　③　　 《三国志》卷三十七《庞统传》注引《九州春秋》。
　　①　　 《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
　　首先，恢复农业生产不是采取以大规模屯田为主的措施，而是大力扶植和发展州郡农业经济。史载，刘备既定益州以后，曾有人建议，将成都城内屋舍和城外园地桑田分赐将士，赵云反对说： 益州人民，初罹兵革，田宅皆可归还，令安居复业，然后可役调，得其欢心。 ②刘备接受了这个意见。
　　这样，让百姓 安居复业 ，然后征其赋役，就成为蜀汉发展农业的基本政策，并得以延续下去。小农经济是蜀汉立国的基础。
　　诸葛亮作为蜀汉政权的实际治理者，深谙足兵足食是 富国安家 ③之根本，也是匡复汉室的前提条件。因此，他始终重视 务农殖谷 这件大事。
　　史书上关于他 务农殖谷，闭关息民 ；④ 闭境劝农，育养民物 ⑤，休士劝农 ⑥等记载，比比皆是。他反对 妨害农事 ⑦。认为 使民心不乱 ，才能安心地从事农业生产。为了保证农业丰收，诸葛亮十分重视农田水利灌溉事业。自战国时秦蜀守李冰作都江堰以来，它一直是西蜀农业的命脉。诸葛亮继续维护这里的水利设施。据《水经注？江水》记载： 诸葛亮北征，以此堰为农本，国之所资，以征丁千二百人主护之。有堰官.用 征丁千二百人 保护一个水利工程，可谓前无古人，充分表明了他对农业生产的命脉——水利设施的重视。由于有都江堰灌溉，水旱由人，成都平原 沟洫脉散，疆理绮错，黍稷油油，粳稻莫莫 ①，出现一片繁荣景象。蜀地本来就 土地肥美 ，有江水沃野之饶②，加上诸葛亮的精心治理，农业产量很高。处于都江堰灌区的绵竹（今德阳）、广汉一带的水田，保持着亩产三十斛③以上的记录。
　　诸葛亮在发展州郡农业的同时，也进行屯田。见于记载的，有诸葛亮最后一次北伐时屯田于渭滨。史书云： （建兴）十二年春，亮悉大众由斜谷出，以流马运，据武功五丈原，与司马宣王（司马懿）对于渭南。亮每患粮不继，使己志不申，是以分兵屯田，为久驻之基。耕者杂于渭滨居民之间，而百姓安堵，军无私焉 ④。蜀末，姜维率兵士屯沓中种麦，说明军屯仍然存在。除军屯外，又设有民屯，且民屯长官由同级行政官员兼领。史载：吕乂（ｙｉ，音义）为 汉中太守，兼领督农，供继军粮 ⑤，便是其证。由于益州的经济没有遭受如中原那样严重的破坏，没有广行屯田的必要和可能，故而，其屯田的规模也不如魏、吴大。尽管如此，它对减省军粮转运之烦，减少小农的经济负担，还是有积极意义的。诸葛亮征南中后，促进了南中的进一步开发及其与内地的联系。李恢为陜降都督（今云南味县），重视农业生产，所在屯垦，政绩颇著，故南人称味县为屯下.他又迁濮民数千落于云南、建宁二郡从事农业生产。他在任期间征调耕牛、战马、金、银、犀革等，使军国所用充足①。史称诸葛亮治蜀 田畴辟，仓廪实，器械利，畜积饶。 ②就是对他发展农业的肯定。
　　②　　 《三国志》卷三十六《赵云传》。
　　③　　 《诸葛亮集》卷三《治人》。
　　④　　 《三国志》卷三十三《后主传》。
　　⑤　　 《三国志》卷四十二《杜微传》。
　　⑥　　 《三国志》卷三十三《后主传》。
　　⑦　　 《诸葛亮集》卷三《治人》。
　　①　　 左思《蜀都赋》。
　　②　　 《汉书》卷二十八《地理志》下。
　　③　　 《华阳国志》卷三《蜀志》。
　　④　　 《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
　　⑤　　 《三国志》卷三十九《吕乂传》。
　　诸葛亮死后，蒋琬、费祎相继执政，继续执行诸葛亮的既定国策，重视内部安定，没有轻易出兵攻魏。因此，蜀中农业生产在这一时期能持续稳定发展。直至蜀末，犹谓 男女布野，农谷栖亩 ③，农业也未受到根本损伤。
　　（３）蜀汉的工商业在蜀汉农业发展的同时，工商业方面也很有起色。手工业方面，以盐、铁、织锦业最为发达。刘备刚定益州，立即实行盐铁专卖，把这两个 利入甚多 的部门抓到政府手里。为此，设置盐府（或曰司盐）校尉，下设盐府典曹都尉，掌管盐业。蜀中素来富有井盐、铁矿资源。史载，蜀地 家有盐泉之井 ④，临邛的井盐， 一斛水得五斗盐 ，产量不低。至于临邛的铁冶历史，更可追溯到汉代。蜀汉政权设司金中郎将，负责农具和武器制造。盐铁官营，不仅满足了国家的需要，而且增加了政府的财政收入。
　　盐、铁之外，蜀汉的丝织业，特别是织锦业，上经两汉，至汉末三国达到发达时期。刘焉、刘璋父子治蜀期间，蜀锦的产量就相当可观了。否则，刘备据有益州之初，就用现成的蜀锦赏赐诸葛亮、法正、张飞、关羽 各千端 （每端六丈）⑤就是不可想象了。到诸葛亮治蜀时，设锦官，专门管理蜀锦生产⑥。晋左思《蜀都赋》形容其繁盛状况是： 百室离房，机杼相和，贝锦斐成，濯色江波，黄润比筒，籯金所过.织锦业的规模和产量提高了。
　　蜀锦驰名全国，远销吴、魏，其收入成为蜀汉政府军费的一大来源①。终蜀之世，锦和其他丝织品的产量一直较高。以至蜀亡之时，库存锦、绮、彩、绢尚 各二十万匹 ②。锦、绮都是名贵而技术要求极高的丝织品，能生产如此之多，充分显示出蜀国手工业生产的昌盛和发达。据专家考证： 蜀锦之盛，当在蜀汉之世 ； 蜀中工业之盛，较之中原各地，实有过之而无不及也 ③。
　　农业生产是手工业生产的基础。蜀汉手工业的繁盛状况，反过来说明了诸葛亮及其继承者治理蜀国，的确卓有成效，农业及整个社会经济均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发展。
　　①　　 《华阳国志》卷四《南中志》。
　　②　　 《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注引《袁子》。
　　③　　 《三国志》卷四十四《蒋琬传》 刘敏 条。
　　④　　 左思《蜀都赋》。
　　⑤　　 《太平御览》卷八百十五《锦》。
　　⑥　　 徐中舒：《蜀锦》，《说文》三卷第七期；缪钺：《成都设置锦官始于蜀汉》，《成都晚报》1962年 7月 12 日。
　　①　　 《太平御览》卷八百十五《布帛部？锦》引《丹阳》；《太平御览》卷八百十五引《诸葛亮集》曰： 今民贫国虚，决敌之资，唯仰锦耳.②　　 《三国志》卷三十三《后主传》斐注引《蜀记》。
　　③　　 徐中舒：《蜀锦》，见《说文》三卷第七期。
　　蜀汉的商业可分两类，一类以交聘、互市的形态存在。如诸葛亮曾以川马、蜀锦作为和吴交聘的礼物，而魏国所得之蜀锦，则 市于蜀 ④。交聘也好，互市也好，由于各国币制及币值不一致，恐怕多是以物易物。这是属于第一类。至于蜀汉之境内贸易，通用货币，则属于另一类。如刘备刚平定益州，在府库被将士抢光之后，为了重新筹集军资，曾接受刘巴的建议，铸造直百大钱， 平诸物价，令吏为官市 ，数月之间， 府库充实 ⑤。这是一次特殊交易，但同样显示了货币在商品交换中的作用。蜀汉货币的流通，交换经济的活跃，长期胜过中原。蜀都成都，商业也相当繁荣。左思《蜀都赋》形容成都的商业时说： 市廛所会，万商之渊。
　　列隧百重，罗肆巨千。贿货山积，纤丽星繁.由于商业发达，店铺林立，各种奇珍异品，均穷极于时，市场呈现出繁荣景象。
　　总之，在东汉末年的军阀混战中，益州地区社会经济没有受到大的破坏。
　　刘备控制益州之初，蜀中经济仍是比较好的。其后，虽然由于连年北伐，经济发展受到一些影响，但由于益州基础和自然条件好，加上诸葛亮及其继承者们的悉心经营，直至亡国，社会经济也不是处于危机之中。
　　２。吴国对江南的开发
　　（１）孙吴在江东立国三国鼎立时期，吴、蜀一在长江中下游，一在长江上游，唇齿相依，首尾相应，使鼎足之势得以维持数十年。
　　吴国政权的基础，是在孙策时期奠定的。汉献帝兴平二年（公元１９５年），孙策打败扬州刺史刘繇， 得现兵二万余人，马千余匹，威震江东，形势转盛。 ①到赤壁战前，已占有会稽、吴、丹阳、豫章、庐陵、新都六郡，主要在长江三角州和赣江流域一带。建安五年（公元２００年），孙策遇刺身亡，弟孙权继续执政。建安十三年（公元２０８年），联合刘备，在赤壁打败了曹操的进攻，进一步巩固它在江东的统治。之后与刘备争荆州，建安二十四年（公元２１９年），袭杀关羽，全部占有荆州。与此同时又取得了在交州（今两广地区）的统治权。其后，吴蜀夷陵之战，结果是对孙吴占有荆州的再一次确认。从此，天下三分，最后定局。
　　孙吴在开国的过程中，曾遭到江南土著山越人的抵抗。山越乃是古代百越人的后裔，分布在今苏、皖、闽、赣等省的山区。他们知道种植谷物和用铜铁制造武器，崇武尚力，勇敢善战。孙吴为了扩充兵源、财源和最后确立他们在江南的统治，反复对山越比较集中的鄱阳湖周围以及江西与闽、浙两省接界一带的山区用兵。他们对被征服的山越人采取 强者为兵，羸者补户 的方针，让他们参加作战和生产。
　　（２）孙吴以前的南方经济汉司马迁说：南方物产丰富，珍贵的木材有楠木和梓木，上等调味品有生薑和肉桂，贵重金属有金、银、铜、铁、锡、铅，珠宝有瑇瑁、珠玑、象牙、犀角，名贵药材有丹砂、药石，以及竹木之器和柑桔等。南方土地肥沃，气候温和，雨水充沛，水运便利，是发展经济的好环境。
　　④　　 《太平御览》卷八百十五《锦》。
　　⑤　　 《三国志》卷三十九《刘巴传》注引《零陵先贤传》。
　　①　　 《三国志》卷四十六《孙策传》注引《江表传》。
　　早在商、周时期，它们的势力已发展到江南。春秋、战国时期，荆楚、吴、越都曾在长江流域立国，经济和文化都已有相当的发展。但是，当时南方的特点：一是地广人稀，二是生产力低下。这两点决定人们谋生比较容易，对生产技术的进一步提高，对土地的进一步垦辟，既没有特别的紧迫感，也不完全具备那样的条件。因此，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人们都安于 火耕水耨 ， 饭羹稻鱼 的生活； 无冻饿之人，亦无千金之家 ，贫富分化也没有北方那样剧烈。
　　秦汉时期，国家统一，先进的生产技术也逐渐传到南方。王莽末，北方大乱，一些人流亡到江淮以南，北方的先进生产技术也会传到南方。有些好的地方官，尚知百姓疾苦，关心生产，也传布先进生产技术。东汉的桂阳太守茨充，教百姓种桑麻养蚕，织布帛；王景作庐江太守，教民牛耕，兴修水利；会稽太守马臻修镜湖，溉田九千余顷，说明北方的先进农业生产技术确已传到江淮以南。但是，这些对于广大的南方，还只是星星点点，更多的地方依然处于相对落后状态。
　　汉末，北方又一次天下大乱，百姓或有流移至江南者。曹操征徐州，百姓不安，管融率男女万余口，先到广陵（今江苏扬州），而后流移至豫章（今江西南昌市）。赤壁战后，曹操、孙权争淮南，曹操担心沿江各县百姓被孙权掠去，乃强制百姓北迁；百姓惊恐，十余万户，自庐江、九江、蕲春、广陵等地出发，相率渡江，给江南增加了生产的生力军。
　　（３）吴国的农业山越人的出山，北方流民的渡江，与南方各族人民一起，开始了共同开发江南的新征程。
　　孙吴统治集团重视农业生产。三国时，各国都想吞灭对方，把打赢战争放在第一位。许多农民被迫放弃了农业生产，江淮间，尤其缺乏粮食储备。
　　为此，吴国大将军陆逊上疏孙权， 请令诸将各广其田.孙权回答他说：很好，现在我们父子都亲自受田，驾车的八头牛，也拿去拉犁，分成四个耦犁耕田。我这样作，虽然还赶不上古人，但也是想与众共均劳苦啊！ 史书说：吴国的 务农重谷 就是从这时开始的。时间是孙权称吴王的第五年，即公元２２６年。
　　孙吴的农业，如同曹魏一样，也是分为两个部分：屯田与郡县农业。孙吴屯田早在孙权称吴王以前便开始了。对山越人的镇压，为实施屯田提供了条件。到黄武五年（公元２２６年），东吴屯田制得以推广。同曹魏一样，东吴屯田也分为军屯和民屯两种。军屯之制，盛行于孙权、孙亮时期；直至东吴末年，军屯仍然存在。即使从孙权执掌江东政权（公元２００年）算起，到西晋灭吴（公元２８０年），也存在了七八十年之久。军屯最基层组织也叫 屯 ，诸屯之上则由所属各级军官督领。 春惟知农，秋惟收稻，江渚有事，责以死效。 ①出战入耕，是屯田兵的两大任务。和军屯一样，民屯也实行军事编制。其基层机构，也叫做屯或屯府。内设屯吏，专司屯田事务。在诸屯之上，设屯田（或典农）都尉与典农校尉，以管民屯事务。屯田都尉或典农都尉相当于县令或县长；典农校尉则相当于郡守。这一点同曹魏制度一致。但是，曹魏的屯田往往是在郡、县内划出屯田区，自成系统，与郡县互不干涉；而东吴则不同，一个屯田区往往就是一郡或一县。例如溧阳、湖熟，原是汉代旧县，吴时便把它们改为两个县级屯田区；孙吴的毗陵典农校尉屯田区，两晋南朝时为晋陵郡。在这样的屯田区里，屯田官即郡县官，也管地方的事，如吴之毗陵典农校尉即管数县事。这与曹魏时郡县与典农截然分开是不同的。孙吴屯田以军屯为主，民屯为辅。有时表面看起来像民屯，而实际是军屯，那是因为孙吴的军人家属有些是随军，与军人生活在一起的。魏青龙三年（公元２３５年），孙权 遣兵数千家佃于江北。 ②兵以家计，说明其家属是随军的。吴赤乌（公元２３８- ２５１年）中，令诸郡出部伍屯田于毗陵，新都郡都尉陈表，吴郡都尉顾承，各率男女数万口参加屯垦。这里的屯田有男有女，似为民屯，实际上是由军官郡都尉统率的 部伍 ，是军屯。
　　①　　 《三国志》卷六十一《陆凯传》。
　　孙吴的屯田者，如同曹魏一样，也是且耕且守。吴国的士兵家属，凡随军者，便不像曹魏士家那样与士兵分开，实行士家屯田，而是随军屯垦。这种屯垦，大概有统一的管理，但每家有独立的经济。至于军屯成果如何分配，因为缺乏记载，不好妄断。有人说：兵士及其家属屯田所得全部上交国家，因而其生活来源也全部由国家供给。根据一些材料看，似乎不是这样。孙休永安元年（公元２５８年）下诏说： 诸吏家有五人，三人兼重为役，……既出限米，军出又从，至于家事，无经护者。 ①魏晋以后，吏与兵相近而地位略高。武吏的任务就是当兵作战，服役期既出人，又出粮（ 限米 ），如果他没有自己的经济，如何出 限米 ？次年，又下诏说： 自顷年已来，州郡吏民及诸营兵，多违此业（离开农业），皆浮船长江，贾作上下，……
　　亦由租入过重农人利薄使之然乎！ ②这里的弃农从商者，包括州郡吏民，也包括经营农业的 诸营兵 ，即屯田兵；弃农从商原因是 租入过重.因此说，屯田兵也是纳田租的，至于纳多少，就不知道了。在史书中常见有兵家困苦，饥饿死亡，产子不育的记载，主要是因赋役过重造成的。
　　孙吴的民屯，从记载上与军屯往往不易分清，这是因为一部分军人家属随军屯田，同时，也是因为民屯规模远小于军屯的缘故。民屯的成果如何分配，同样不得其详。
　　孙吴屯田的规模并不小，地域也相当广阔。据陈连庆先生考证： 在长江沿岸，屯田据点，连绵不断。东起吴郡，西至夷陵，东西几千里之间，形成一条防线。 ③其具体分布情况是：在今江苏有溧阳、湖熟、于湖、江乘、赭（ｚｈě，音者）圻（ｑí，音其）、毗陵、吴郡；在今浙江有海昌、上虞；在今安徽有新都、皖城；在今江西有柴桑；在今湖北有寻阳、阳新、武昌、江陵、夷陵等十三处。这些屯田据点的建立，主要服务于两点：一是服从于征讨山越的战争；另一个是，服从于对魏国防卫的需要。有的地方屯田规模很大，如毗陵（今江苏武进）屯田，仅顾承，陈武所领就有男女五六万口，寻阳屯田仅赐与吕蒙的就六百人，留下当然会更多。魏青龙三年，吴遣民屯田江北，共派遣 数千家 ；每家以五口计，总该近２万人。
　　孙吴屯田，为孙吴政权的创立和巩固提供了物资保障，同时为以后江南的进一步开发奠定初步基础。
　　②　　 《三国志》卷二十六《满宠传》。
　　①　　 《三国志》卷四十八《孙休传》。
　　②　　 《三国志》卷四十八《孙休传》。
　　③　　 《孙吴的屯田》，《社会科学辑刊》1982年第 6期。
　　屯田之外，孙吴的郡县经济也有一定的发展，特别是世家大族的经济有突出的发展。孙吴政府对江东世家豪强和文武大臣，多方优待。 吴郡有顾、陆、朱、张，三国之间，四姓盛焉。 ① 公族（指孙氏）子弟及吴四姓多出仕郡 ②，他们在中央和地方都有很大的势力。此外，会稽的虞、魏、孔、谢四大家族也在兴起。除了旧有的世家大族以外，他们还通过赏赐军功的办法培植一批新的大地主。如吕蒙，因为夺皖城有功，除了分赐 所得人马 以外，还 别赐寻阳屯田六百人，官属三十人。 他死后，其子霸袭爵，又给守冢户３００家，复田（免租税田）５０顷。蒋钦有功，卒后，赐其妻子 芜湖民二百户，田二百顷.陈武有功，卒后赐 复客２００家.这二百家在会稽新安县，其子陈表到那里一看，说这些人都可以为精兵，上表还官；官府乃从 郡县料正户赢民以补其处。他仍得２００户免除徭役的佃客。类似事例还有，不再列举③。孙吴政府就是通过这种途径培养了一批大地主。这些新旧世族豪强在吴国的保护和培植下，势力迅速膨胀起来。 势力倾于邦君，储积富乎公室……僮仆成军，闭门为市，牛羊掩原隰，田池布千里，……商贩千艘，腐谷万庚。园囿拟上林，馆第僭太极。粱肉余于犬马，积珍陷于帑藏。 ④由于南北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江南大地得以进一步开发。 其四野则畛畷（ｚｈěｎ　　ｚｈｕì，音诊缀，田间的纵横小路）无数，膏腴兼倍，……国       税再熟之稻，乡贡八蚕之绵 ①，反映吴国农业确实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就像交州这样荒远之地，也出现了 田稼丰稔 的景象②。孙吴的农业还继承了以往江南发展园艺业的传统。襄阳李衡，曾遣客十人到武陵龙阳（今湖南龙阳）的一个洲上作宅，并种柑桔树千株，每年收绢千匹。
　　江南地广人稀，要维持一个政权，人民的负担是够重的。对于百姓，吴国的方针似乎是：凡是可以当兵的，尽可能征其为兵；为兵者，凡有可能生产的，又尽可能让他们参加生产。军政开支，加上统治者的大兴土木，奢侈享受，人民的负担更重了。孙权时，骆统上疏说：敌人未灭，征战不已，横征暴敛，饥疫死亡。郡县荒虚，田畴芜旷；户口日减，又多残老，少有丁强。
　　为兵者，生则无有温饱，死则骸骨不收。因此，人皆视征役如死亡，倾竭家财，贿买官吏，故为兵者皆贫穷势弱之人。或有不顾王法，亡聚山泽，起而为盗贼 者。民间， 生产儿子，多不起养；屯田贫兵，亦多弃子。 ③天生之而父母杀之。困苦如此，生产乐趣又能有几多！这又是吴国经济的发展受到局限的一方面。
　　（４）吴国的工商业和对外贸易吴国的手工业中，重要的有海盐业、冶铸业、丝织业、造船业和青瓷业。
　　下面逐一说明。
　　吴国在中央置尚方，掌管宫内衣饰金银器皿等用品制作，宫廷中的织室为生产纺织品的官手工业作坊。孙策时，策与周瑜率２万人步袭皖城， 得（袁）术百工及鼓吹、部曲三万人。 ①这些 百工 自然成为孙吴官营手工业的基本工匠。孙休时，交趾太守孙谞曾 科郡上手工千余人送建业 ②，进一步充实宫廷手工作坊的力量。吴国纺织业的主要产品是葛布和麻布。早在东汉初，吴人陆续喜着越布单衣，光武帝刘秀见而好之，因命会稽郡贡越布，越布早就成为南方名产了。当时，华覈曾建议要吏、兵家妇女纺织，他说：假令每户一女，十万户则十万人；每人年织一束（十匹），则一年织成十万束。数年之后，就会服用充裕。左思《吴都赋》说： 蕉葛升越，弱于罗纨.蕉葛指细好的葛布，升越指细好的越布。葛布、越布比罗纨还要柔软，可见这些布的精致了。官府、民间都大量生产葛、麻，葛、麻产品的数量和质量都较汉代有提高。孙吴境内虽说有 八蚕之绵 ，但丝织业却远不及中原和西蜀。《太平御览》说： 江东历代尚未有锦 ，吴锦是西蜀而来。绢等丝织品的生产，也还赶不上中原一带。
　　①　　 《世说新语？赏誉》注引《吴录？士林》。
　　②　　 《三国志》卷五十六《朱治传》。
　　③　　 以上均见《三国志？吴书》各本传。
　　④　　 《抱朴子？外篇》卷三十四《吴失》。
　　①　　 左思《吴都赋》。
　　②　　 《三国志》卷六十一《陆胤传》。
　　③　　 《三国志》卷五十七《骆统传》。
　　吴国的海盐业和冶铸业也很发达。早在春秋战国时，吴、越一带的冶铸业就有很好的基础。有些名剑和著名冶工就出在这里。吴国的铜矿和铁矿多集中在会稽、丹阳、豫章等郡。会稽郡铜镜制造业最为发达。丹阳郡（今江苏南京） 山出铜铁，自铸甲兵，俗好武习战。 ③武昌的矿产资源也十分丰富，官方冶铸十分活跃。近年的考古发掘证明，黄武元年武昌官手工业曾铸造铜釜３４３８枚④；陶弘景《刀剑录》也记载： 吴主孙权黄武四年（公元２２５年）采武昌山铜铁，作千口剑、万口刀.这些大规模的冶铸活动，反映了吴国冶铸业的发展状况。至于海盐，吴有漫长的海岸线，取之不尽的海水资源。左思、周瑜都说孙吴 煮海为盐.浙江的海盐是吴国食盐的著名产地，江苏的常熟产量也不少。食盐的生产和销售由司盐校尉专门负责，这一点与魏、蜀相同。从当时一些记载看，吴的海盐产量相当可观，且用途甚广。如大将朱桓死后，孙权曾赐他盐五千斛，以供丧事费用。显然，食盐已作为社会财富的代表，行使货币的职能。
　　孙吴时，青瓷制造业也有较大发展，青瓷成为吴国著名特产。新中国建立以来，考古工作者在绍兴、南京等地发现的孙吴时期墓葬都有大量的青瓷器。１９５４年在南京市赵冈吴赤乌十四年（公元２５１年）墓出土的青瓷虎子（夜壶），１９５８年在南京市北京路吴甘露元年（公元２６５年）墓出土的青瓷熊灯和一对青瓷卧羊，在釉色上和造型上都相当精美。看来，青瓷已逐渐成为当时统治者日常生活用具的一部分。此外，绍兴出土的永安三年（公元２６０年）
　　墓葬中的楼台谷仓，在器物上塑造着许多人物、飞鸟、楼阁等等，这是青瓷器中较早的珍品。同时，瓷器所上釉色已显现较深绿色，施釉也较厚，离开了早期釉薄而呈淡绿带黄色的阶段。以上出土的青瓷器，反映了吴国青瓷工艺的发展水平，标志着我国瓷器进入了成熟阶段。
　　①　　 《三国志》卷四十六《孙破虏讨逆传》注引《江表传》。
　　②　　 《三国志》卷四十八《三嗣主传》。
　　③　　 《三国志》卷六十四《诸葛恪传》。
　　④　　 《湖北鄂城发现古井》，《考古》1978年第 5期。
　　造船业是吴国最发达的手工业。同蜀魏争夺长江屏障控制权以及海上交通的需要，促使孙吴的统治者大力发展造船业。当时，建安郡的侯官（今福州），临海（今浙江临海东），番禺（今广州）是吴国三大造船中心，置有典船都尉，管理造船事业。建安设有很大造船工场，很多罪人，如会稽太守郭诞、中书令张尚，都因事 送建安作船 ①。因造船业发达，吴国已拥有一支相当规模的水师。大的战船有上、下５层，海船大的长２０多丈，可乘数百人，装载物资可达万斛（５００吨以上）。孙权曾派使者到辽东，返回时随船带回８４匹高丽马；孙权还派遣万人船队多次出访台湾等地。孙皓降晋，王濬收其舟船，还有５千余艘。这些，表明了江南造船业的规模和造船技术的进步。
　　经济的发展，造船业的发展也促进了商业的发展。吴国的商业较中原活跃得多。在长江中下游的江南一带，河湖港汊，纵横交错，有利于舟楫的往来。货币是商业交换的中介物，孙权先后于嘉禾五年（公元２３６年）及赤乌元年（公元２３８年）各铸当５００及当千大钱。由于吴钱在经济生活中起了一定的作用，才有晋元帝渡江以后，继续 用孙氏旧钱 ②的事情。使用钱币有利于商业的发展。不过，吴国也有以盐、绢帛与货币并用的情况，如上述朱桓得赐盐５０００斛，李衡在武陵的柑桔每株值绢一匹，都是用盐、绢帛作货币的实例。建业（今江苏南京）原名秣陵，汉代只是扬州丹阳郡一个小县，自孙权于公元２１１年在此建都，改名建业以后，商业兴盛，富商大贾云集，贩卖名地货物，遂成为江南第一大商业都市。赤乌八年（公元２４５年），孙权派３万屯兵从句容西南的秦淮河到今丹阳延陵镇西开凿了一条破岗渎，开辟了建业同东部吴、会稽的交通航道。这条人工运河，加强了首都与三吴地区的联系，也促进了三吴地区交通贸易的发展。与破冈渎相连接的秦淮河上的方山埭，后来成为南朝征收商税的重要关津。建业城内市场完备，分为大市、小市和北市。《吴都赋》称： 器用万端……交贸相竞……富中之甿，货殖之选，乘时射利，财丰巨万。 反映了孙吴首府建业城的繁盛。武昌原名鄂，因地势重要，孙权曾于公元２２１年到公元２２９年迁都于此，并改名武昌，后来孙皓于公元２６５年到公元２６７年又曾一度迁都于此。随着两次建都，武昌成为长江中游的经济重心，又是与蜀交通贸易的要地，成为江南第二大城市。
　　这时，孙吴与南方交趾的经济联系也很密切。建安末，士燮领交趾太守，每遣使见孙权，均贡献大量奇珍异果。交趾归附吴国以后，孙权于黄武五年（公元２２６年），分交州（分后的交州包括交趾、九真、合浦、日南四郡）置广州（包括南海、苍梧、郁林、高凉四郡），派官治理。交、广二州同吴的经济联系更加密切，成为吴国交通南海诸国的基地。三国期间，吴国同魏、蜀两国间的经济联系没有中断。孙吴拥有的香料、珠宝和南珍奇货，为魏、蜀统治者所需求，吴则缺少军马与织锦，因此，以珠宝、香料等换取马匹与织锦的交易，成为吴国与魏、蜀互市的主要物资。魏黄初元年（公元２２０年）
　　曹丕遣使至吴， 求雀头香、大贝、明珠、象牙、犀角、玳瑁、孔雀、翡翠、斗鸭、长鸣鸡.孙权全部满足了他的要求①。嘉禾四年（公元２３５年）魏使以马２００匹求易珠玑、翡翠，孙权表示： 此朕不用之物，乃与交易 ②。今湖北汉川县北的石阳，是吴、魏边境互市的地点。吴蜀则通过经常互通聘使交换方物。黄武二年（公元２２３年）蜀遣邓芝使吴，送马２００匹，锦千端，及方物。自此以后，聘使往来不断。吴亦致方土所出， 以答其厚意焉 ③。
　　此外，孙权还派人从海上到辽东与公孙渊通好互市，换取马匹，所谓 浮舟百艘，沈滞津岸，贸迁有无 ④同各地区的官方保持了频繁的聘使交易。但是，由于政治上的割据，军事上的对峙，商业的正常进行和交易的扩大受到阻碍，边境民间的互市也常遭战争的破坏与掠夺，充满了危险。这些都制约着商业的进一步发展。
　　①　　 《三国志》卷四十八《孙皓传》，卷五十三《张紱传附张尚传》。
　　②　　 《晋书》卷二十六《食货志》。
　　①　　 《三国志》卷四十七《孙权传》注引《江表传》。
　　②　　 《建康实录》卷二。
　　孙吴立国，不闭关，不锁国，面向大海，敞开胸怀，积极开拓与南海各地的政治经济联系。首先是加强了对台湾的联系。黄龙二年（公元２３０年）
　　孙权派遣上万兵士组成的船队到达夷州（今台湾），卫温、诸葛直率兵回来时，从岛上带回数千人，这是大陆与台湾大规模交往有年代可考的最早记录。
　　自汉武帝以来，我国与东南亚已有海上贸易往来。孙吴时，这种关系又有新的发展。孙权遣宣化从事朱应，中郎康泰通南海诸国，他们所经过和了解到的国家达 百数十国 ①。朱应和康泰的出使，发展了吴国与东南亚诸国的政治经济联系。此后双方使者往来增多，赤乌六年（公元２４３年）扶南即遣使至吴贡献土、特产品。东晋以后，海南诸国同南朝的贡使往来就更加密切了。
　　这一时期，还有一些印度、大秦（罗马帝国）等地的僧人、商人经海路到达吴国。如康僧会，世居天竺（今印度），其父因经商移居交趾，赤乌（公元２３８- ２５１年）年间由交趾到达建业，孙权特为他敕造建初寺，以供他译经传教。黄武（公元２２２- ２２９年）时，大秦商人秦论，从南海到交趾，后至建业，受到孙权的接见和优遇，在吴居住数年，回国时孙权赠送他男女各１０人，并派官员送行②。从上述可见，吴国发展海外关系的政策，收到一定的效果，孙权在这方面作出了积极贡献。
　　综上所述，富阳孙氏之所以能在汉末群雄争霸的角逐中发展壮大，最终拥有东南半壁河山，与魏、蜀成鼎足之势，除了政治上能举贤任能以外，还直接得益于对江南地区的开发。经济的发展，奠定了东吴政权建立和巩固的基础，并拉开了六朝江南经济大开发的序幕。
　　③　　 《三国志》卷四十七《孙权传》注引《吴历》。
　　④　　 《三国志》卷八《公孙渊传》注引《魏略》。
　　①　　 《梁书》卷五十四《诸夷传》。
　　②　　 《梁书》卷五十四《诸夷传》。
　　（四）西晋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１。统一全国前的西晋经济
　　魏嘉平元年（公元２４９年），司马懿乘曹爽集团陪魏帝曹芳到洛阳城南拜祭魏明帝高平陵之际，在洛阳城内发动了政变。从此曹魏政权实际归了司马氏。司马懿死后，子师、昭相继执政。魏元帝曹奂景元四年（公元２６３年），司马昭派邓艾、钟会伐蜀。灭蜀后，司马昭还未来得及称帝便病死了。公元２６５年，其子司马炎废魏帝曹奂，自立为帝（晋武帝），国号晋，都洛阳，史称西晋。
　　西晋自建国到统一全国（公元２６５- ２８０年）的１５年，是它的初期。这时，西晋已经占有原来魏、蜀两国的地区。魏国地区，因为魏明帝大修宫殿一度影响了农业的发展。司马氏掌权后，作为一股新起的政治力量，保持了经济发展的势头。蜀国地区，在司马氏攻占之初是一个经济不景气的时期。
　　长期的战争，弄得百姓财尽力竭；但蜀地自然条件好，也较快地开始复苏起来。不过此期的西晋经济，也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这主要表现在屯田制被逐渐破坏，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对土地和劳动力占有的兴趣增加了。早在魏文帝时，便允许典农官派屯田客去经商，以增加部下的收入。到魏明帝时已发展到不可控制的程度。及曹爽执政， （何）晏等专政，共分割洛阳、野王典农部桑田数百顷。 ①司马懿诛曹爽集团时，把这算作他们的罪状之一。
　　但是，正如唐长孺先生指出那样， 司马氏父子当国期间却更加紧了对屯田制度的破坏。 所谓 魏氏给公卿已下租牛客户（即租用官牛的屯田客）数各有差 ，实际是司马氏为了争取 公卿已下 的支持采取的措施。这就是说，这两个集团，一个从土地上，另一个从劳动力上，破坏着屯田制。自从司马氏将租牛客户赐给公卿已下之后， 小人惮役，多乐为之，贵势之门，动有百数。 山西太原地区，用匈奴胡人作佃客，多者数千②。这就是说，有很大一批劳动力投靠了私家豪强，其中也包含着一部分屯田客。典农官的经商谋利，破坏了屯田制专以农桑为业 的创立宗旨；加上人为地从土地和劳动力两个方面对它的侵蚀，它再也没有在郡县之外自成系统存在的必要了。魏咸熙元年（公元２６４年），下令 罢屯田官，以均政役，诸典农皆为太守，都尉皆为令长。 ③司马炎称帝的第二年，即泰始二年（公元２６６年），再次下令 罢农官为郡县。 ④这样，自曹魏以来的民屯便废止了。民屯废止以后，典农校尉和典农中郎将作了太守，典农都尉作了县令，屯田客成了州郡的编户百姓。屯田客从军事编制下解放出来，生产积极性提高了，行动也比较 自由 了。他们一部分被赏与公卿作佃客，一部分沿着魏文帝以来典农经商的路子从事商业活动，一部分贫穷的人就像原来破产编户那样，投靠官僚权势之家作依附农民。官僚、地主乘机继续占夺土地和人口。西晋初，骑都尉刘尚帮助尚书令裴秀 占三更（轮耕）稻田 ；司隶校尉李傕上奏皇帝，请将裴秀关押治罪。晋武帝下诏说：裴秀有功于王室，不要关押他，只追究刘尚的罪行就可以了。司马睦封中山王，辖八县。咸宁三年（公元２７７年），他派人到八县去检查，把查出的逃亡者、被私人占有者、以及改变姓名、诈冒免役者共７００余户，迁到自己的私属地。事情被冀州刺史杜友揭发，说他 招诱逋（ｂū，音峬）亡（逃亡的人） 不宜再作国王。晋武帝认为这是引诱百姓犯法的事。不能宽容，于是把他从 王 贬为 县侯.像裴秀、司马睦这样占夺公田、人口的，绝不止他们２人。当时 地有余羡 ， 土广人稀 ，所以法律对占夺土地不如对强占人口那样严。晋武帝刚即位，便下诏禁止募客①。泰始五年（公元２６９年）正月又下命令： 豪势不得侵役寡弱，私相置名。 ②所谓 私相置名 ，就是把劳动者占为己有。晋武帝为私占人口问题两次下诏，说明这个问题的严重和皇帝对它的重视。此外，大量游食商贩的存在也影响农业的发展。 地有余羡，而不农者众 ③，人和土地分离，两者都闲着，还谈什么生产。大量人口脱离农业生产的原因。石苞说 今四海多事，军国用广，加承征伐之后，屡有水旱之事，仓库不充，百姓无积。 ④这里包含两点，一是因为战争，农民负担重，二是天灾，使百姓无所积蓄，因此百姓才逃亡。傅咸说： 军国未丰，百姓不赡，一岁不登便有菜色者，诚由官众事殷，复除猥滥…… ⑤这里说的也是两点：一是官多费多，农民负担过重，不愿务农，二是免除赋役之人太多，把负担都加在无庇护的农民身上，因此他们才逃亡。总之，农民是因为负担过重才逃亡。为了发展农业，皇帝三番五次地颁诏，要地方官驱民归农。泰始四年（公元２６８年）
　　下诏说：能使农民 弃末反本，竞农务功 的，只有 郡县长吏.五年下令 诸郡国守相令长，务尽地利，禁游食商贩。 同年，表彰汲郡太守王宏 勤恤百姓，导化有方，督劝开荒五千余顷，而熟田常课顷亩不减……其赐谷千斛，布告天下。 同时批评 刺史、二千石，百里长吏（州郡县三级官吏）未能尽勤。 八年，司徒石苞上奏说：因为对州郡管理农业无赏罚制度，建议派人到州郡去考核。评定等第，然后决定升降。为此，皇帝又下诏强调： 农殖者，为政之本，有国之大务也。 同时给石苞增派１０人参加州郡农业的考核。经过上述种种努力，农业也有些进步，但从整体看，似乎并未达到预期的效果。这可从傅咸说：自晋建国十有五年， 军国未丰，百姓不赡，一岁不登，便有菜色 ①得到证明。灭吴之资，主要是靠曹魏以来不断发展的屯田事业，特别是淮河南北的大规模屯田。
　　①　　 《三国志》卷九《曹爽传》。
　　②　　 《晋书》卷九十三《王恂传》。
　　③　　 《三国志》卷四《陈留王纪》。
　　④　　 《晋书》卷三《武帝纪》。
　　２。 户调式
　　如前所述，西晋初期存在着大量游食商贩，存在着 地有余羡而不农者众和农业生产停滞不前的状况。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战争、官众、 复除猥滥 和天灾使农民负担过重。灭吴后，除了战争减少以外。其他问题依然如故。面对这种经济形势，西晋统治集团试图解决这些问题。统一后，罢州郡兵以归农，增加农业第一线的劳动力，是他们采取的第一个重要措施。
　　颁布 户调式 ，是他们采取第二个，但又是更全面更重要的一项措施。关于 户调式 ，唐长孺先生说： 律、令、格、式是四种' 文法之名'.照《食货志》所说，似乎所载的文件就称为户调式。但也可能所谓' 户调之式' 乃是后人综合相关法而加以' 式' 的名称。不管怎样，户调式的内容包含了三个部分：一是户调之制，二是占田、课田之制，三是荫族和荫客之制。 ①唐先生把户调、占田、课田、荫族和荫客等制度，都囊括在 户调式 这一法令文献中，是一个正确的理解，符合《晋志》原文的精神。 户调式 是西晋统治集团处理统一后经济问题的一个基本方案。这个方案实质上是统治阶级瓜分土地、劳动者及其劳动成果的方案，也是规范统治者权益和劳动者义务的方案。如果就 户调式 的内容看，明显地可以划分为互相关联的两个部分：一部分是确认和规范统治阶级的权益，如关于官吏、国宾、先贤之后，士人子孙们的占田、荫族、荫客的规定；另一部分是关于百姓应尽的责任和义务的规定，如户调、平民占田、课田等，这是为了实现统治阶级的权益而必然要涉及到的一些规定；而令民享有的一点权益（如占田），也仅仅是为了让其实现应尽的责任和义务。下面，让我们分析一下 户调式 所包含的各项制度的具体内容，以便对它有更清楚的了解。
　　①　　 《晋书》卷九十二《王恂传》。
　　②　　 《晋书》卷二十六《食货志》。
　　③　　 《晋书》卷三十八《齐王攸传》。
　　④　　 《晋书》卷三十三《石苞传》。
　　⑤　　 《晋书》卷四十七《傅咸传》。
　　①　　 《晋书》卷四十七《傅咸传》。
　　（１）户调制 户调式 规定：凡丁男（男、女年１６以上至６０为正丁）之户，每年每户交调绢３匹，绵３斤（以下以此为基数）；丁女及次丁男（年１５以下至１３，６１以上至６５为次丁）之户，折半输纳；边郡纳２／３，远郡纳１／３。少数民族交賨（ｃｈóｎｇ，音从。古代巴人称赋曰賨）布，户１匹，远者１丈。户调绢３匹、绵３斤，并不是各户的实际交纳数，而是同类户每户应交户调的平均数。每户实际交纳多少，要根据各户的土地、房屋、桑树等的数量和质量评定家资，划为九等，然后按家产的等级分类分户交纳，这在当时叫作九品混通.所以，户调制实际上是 资调 ，即家庭财产税。自魏晋以后，以至南北朝，大都沿用这种制度。
　　（２）平民占田、课田制 户调式 规定：男子１人可占田７０亩，女子３０亩。课田：丁男５０亩，丁女２０亩，次丁男为丁男的一半，即２５亩，次丁女无课田。所谓 占 ，就是向官府申报、登记；登记以后，就表示这些东西归他所有。占田就是向官府申报，登记为自己所有的土地。这些土地可以是自己原来所有的，也可以是自己新垦辟的，但不能超出法定限额。西晋政府对百姓占田的规定含混不清，只说 男子 、 女子 ，不说年龄，没有老少丁中的限制，这或者是针对当时地广人稀，有奖励耕垦之意；或者为了轮耕，让百姓多占些土地。
　　课 有督劝、征课两重含义。督劝是从政治、思想上强制，计亩征课是从经济方面强制。因此，课田是官府要百姓必须耕种的田，并且是官府向农民课收租税的田。西晋时的丁男课田５０亩，交多少田租， 户调式 中没有交代。经过学者们多年的发掘，终于在唐人徐坚编撰的《初学记》中找到了回答： 凡民丁课田，夫五十亩，收租四斛。 ①平均每亩租谷８升，较曹魏高出１倍。准此推算，丁女２０亩，出租谷１斛６斗，次丁男２５亩，输租谷２斛。边郡地区的少数民族没有课田，每户出义米３斛；远郡每户５斗；再远的每人算钱（人头税）２８文。
　　①　　 《西晋户调式的意义》。《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续编》，三联书店 1959年版，第 1页。
　　①　　 《初学记？宝器部？绢》条引《晋故事》。
　　课田制 大概起源于魏的屯田制。西晋初傅玄说： 近魏初课田，不务多其顷亩，但务修其功力，故白田（旱地）收至十余斛，水田收数十斛。 ②魏初讲究精耕细作，所以课田面积不大，但收获不小。曹魏自建安元年开始屯田，到魏文帝黄初年间，已经历了近３０年。随着时光的流逝，屯田区的人口增加了，但耕田面积却无法扩大，因此典农官就将多余的劳动力派出去经商，以增加部下的收入。为此，他们遭到许多人的非议，说他们破坏了屯田 专以农桑为业 的传统。对此，典农官们辩解说： 留者为行者宗田，计课其力，势不得不尔；不有所废，则当素有余力。 ①这段话是说：留下的人帮助出去经商的人种田，是由于计算了课耕的田亩和劳力以后，不得不采取的措施；如果不让一些人弃农经商，劳力就会有许多剩余。由此可见，曹魏屯田中对每一个屯田客都规定有固定耕作面积—— 课田.晋武帝为了解决农业问题，想把屯田中的课田制移植于编户民中，强制农民生产，以保证课税收入。
　　（３）官吏的占田、荫族、荫客制 户调式 又规定：官吏第一至第九品，可 各以贵贱占田.第一品可占５０顷，以下每降一品减少５顷，至第九品可占田１０顷。
　　户调式 又规定：官吏 各以品之高卑荫其亲属，多者及九族，少者三世。 所谓 荫其亲属 ，就是靠其政治地位庇护其族人获得免役的权利。
　　多者 、 少者 是根据官品的高低。 九族 包括上起高祖、曾祖、祖父、父亲，下至子、孙、曾孙、玄孙，加上自己的一代，共９代。 三世 则指父辈、子辈，加上自己的一代，共３代。这就是说，一个家族中只要有一人作了高品官，全族（不只一家，而是有血缘关系的一姓）人便都有了免役的特权；就是作了低品官，也有３代人获得免役特权。而且，这种特权不只给予品官，宗室（皇族人）、国宾（它所承继的前一个或数个王朝的退位皇帝或其嫡系后裔）、先贤之后、士人子孙等，都可以享有这样的特权。
　　户调式 又规定：各级官吏 得荫人以为衣食客及佃客.荫衣食客，六品以上３人，第七第八品２人，第九品和禁卫军的低级军官１人。荫佃客，第一、二品不得过１５户①，三品１０户，四品７户，五品５户，六品３户，七品２户，第八第九品１户。对于佃客，这容易理解，即它是受官僚的庇护，耕种官僚的土地，为他们纳租、服役的。而衣食客是作什么的，它的社会地位怎样，以往的一些论著往往估计得比较高。有的说他们是由主人供给衣食的宾客，有的说像战国时贵族界的食客，有的说是有文化和管理才能的贵族管家等等，其实都不是。在封建社会里，车服标志着一个人的社会地位，等级森严，不可踰越。晋宋时期，人们的服饰共分六等，前面的几等是官贵，可以不说；第五等是 骑士卒百工人 ，第六等，即最低下的一等，是 奴婢衣食客。 ②衣食客与奴婢同列在一个等级，并排在奴婢之后，其地位之低下可以想见。
　　②　　 《晋书》卷四十七《傅玄传》。
　　①　　 《三国志》卷十二《司马芝传》。
　　①　　 《晋书？食货志》作 五十户 ，与以下各品不成阶梯。《册府元龟？邦计部？田制》作 十五户 ，故从之。
　　②　　 《宋书》卷十八《礼志五》。
　　因此，我推想他们应该是负责主人衣食生活的近侍奴客。《隋书？食货志》说典计包括在佃客数中，但未说衣食客也包括在内，说明它们之间是有区别的。
　　户调式 对官僚、贵族占田、荫族、荫客的规定，大都是对既成事实的承认。他们原有的土地不会被割夺；原有土地不足占田限额的，自然要依限占足。他们占田的限额，虽然比起两汉时地主豪强动辄有土地数百乃至千顷来，并不算多，但比起百姓占田数，少则十几倍，多则几十倍。西晋实行２４０步的大亩，一亩相当于汉代百步为亩的２。４倍。这样，一、二品官法定占田数已是相当汉代百顷以上的大地主了。当时，土地问题虽然不是尖锐的社会问题，但因西晋官多，良田沃土也大致被他们占完了。聚族而居，占有大量宾客（凡宗族以外的皆称为宾客或客）、部曲，在汉代已经有了。汉末，天下大乱，他们往往结坞自保，称雄一方。如山阳李典，有 宗族、部曲三千余家，居乘氏（今山东巨野西南）。 江夏周直有 众二千余家.谯国许褚， 汉末，聚少年及宗族数千家，共坚壁以御寇。 ①在这种时候，除非他们自愿，是不会向任何势力交租税，服徭役的。曹操时，济南郡主簿刘节， 旧族豪侠，宾客千余家，出为盗贼，入乱吏治.节家前后未尝给徭 ， 宾客每不与役 ，这是权豪大族保护自己的宗族，宾客不服徭役的一个典型。在当时，这样的人家，绝不止刘节一家一户，而是大都如此。一般地说，中央势强则输课役，弱则不输。魏末， 赐公卿以下租牛客户后，许多小民为了避役，愿意到贵势之门当佃客②，这样，官僚们合法和不合法荫客数目就大大增加， 复除猥滥 的问题也就日益严重。如果对 复除猥滥的问题不加以解决，不仅严重地威胁到国家的役源、财源，还将助长私家侵占户口风气的发展。因此，晋朝政府才决心将 复除 问题规范一下，既照顾官僚士大夫们的既得利益，又想阻止它的无限发展。这种限制不一定能产生实效，因为享有占田、荫族、荫客特权的，都是有权有势之人；其中高门大族又往往不止一人作官，官品日迁月易；在占有合法荫客的同时，还占有奴婢；因此，谁为合法，谁为非法，谁是奴，谁是客，是不能查出，也是无人敢来查的。只要不犯谋反大逆，灭门抄家大罪，一般都是听之任之，无人过问的。
　　所以，限制只是一句空话；虽然如此，政府这样作，终究还是给自己留了个回旋余地；东晋时一些忠于皇室的地方官进行括户，大概就是依政府规定的荫客限额为依据的。但是，不管怎样说，封建政府以法律形式对官僚士大夫荫族、荫客权的确认，标志着官僚士大夫（士族）的大胜利，中央皇权的削弱。东晋南朝时期，只是因为这种分割劳动力的制度继续存在，所以才不会有真正强有力的中央集权出现。
　　①　　 以上均见《三国志》卷十八各本传。
　　②　　 《晋书》卷九十三《王恂传》。
　　①　　 《晋书》卷二十六《食货志》。
　　关于农民的占田、课田、田租、户调的规定，一个总的目的是驱民归农，以保证国家的收入。占田上的松弛规定；占田与课田间差额部分不纳田租；田租、户调虽较曹魏时高，但并不太重，这些都对驱民归农有积极作用。咸宁三年（公元２７７年），杜预曾说过 自顷户口日增 ①。说明在太康之前户口已在增加；但是，编户民的显著增加，还是在太康以后。惠帝元康六年（公元２９６年），束皙上疏说： 司州十郡。土狭人繁，三魏尤甚。 三魏指魏郡、阳平、顿丘三郡，即今黄河以北冀、豫两省交界一带地区。这一带人口特别稠密，可能同曹魏长期经营邺城，不断向这一带迁徙人口有关。魏、蜀战争时间，魏国曾将陕、甘交界地区不稳定的三郡人迁到阳平、顿丘二郡。
　　束皙说：这些被迁到二郡的人， 今者繁盛，合五六千家。二郡田地逼狭，谓可徙还西州，以充边土。 ②从前是迁边地人口到内地，如今又迁内地人口充实边地，反映中原地区人口在增加。不仅 司州十郡 ，其他各州户口也在增长。据《晋书？地理志》记载，太康元年，西晋共有２４６万户；到太康三年（公元２８２年），便增到３７７万户①。在二三年间，增加了１３０多万户，其中除了人口自然增长外，当与 户调式 推行后申报登记户口的人增多有关。史书在谈到太康年间（公元２８０- ２８９年）时说： 是时天下无事，赋税平均，人咸安其业而乐其事。 ② 牛马被野，余粮栖亩，行旅草舍，外闾不闭……其匮乏者，取资于道路，故于时有' 天下无穷人' 之谚。 ③永宁（公元３０１- ３０２年）之初， 洛中尚有锦帛四百万（匹），珠宝金银百余斛。 ④这些记载除去虚夸成分，还是能反映西晋太康年间确实出现过一个小康的局面。这是汉末大破坏以来社会经济恢复的一个高峰。
　　３。西晋后期经济的大破坏
　　太康年间，社会经济在恢复发展的同时，已经潜伏着危机。 户调式 规定官僚士大夫有荫族、荫客特权，所荫的范围又是那样宽，西晋前期的 复除猥滥 问题并无丝毫缓和；赋役负担加在国家直接控制的编户身上的局面也没有改变。因此，影响农民回归或固着于土地上的进程。前面提到的束皙于元康六年上疏中还说： 今天下千城，人多游食，废业占空，无田课之实。
　　较计九州，数过万计。可申严此防，令监司精察，一人失课，负及郡县。⑤按他的说法，当时城市中无业游民还相当多，天下九州， 数过万计.他们不生产，不占田，也无课田，自然也不输纳租调。因此他奏请主管监察的部门严加检察， 一人失课 ，要追究郡县守令的责任。这说明当时确实有相当一部分农民没有回到土地上来。
　　当时，影响农业生产发展的另一个因素，是奢侈腐败的社会风气。灭吴后，国家统一了，天下太平了。随着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统治集团的物质享受欲望也增长了。晋武帝在平吴之后， 天下乂安，遂怠于政术，耽于游宴.他 后宫殆将万人 ，宠爱后党，亲贵当权，朝章紊乱，请托公行。
　　公卿大臣奢侈成风。大臣何曾日食万钱，其子何劭日食二万钱；任恺更胜过何曾父子，每餐万钱。王济请武帝赴宴， 供馔甚丰，悉贮琉璃器中。 其中有蒸肫（清蒸小猪）一个，味甚美，帝问原因，王济回答： 小猪是以人奶喂养.大臣傅咸说： 奢侈之费，甚于天灾。古代尧住草房，如今百姓
　　争建好屋；古代大臣吃不到精米，如今商人吃粱米大肉；古代后妃才能特殊装扮，如今婢妾也穿绫罗衣裳；古代大夫以上才能坐车，如今奴仆也乘车骑马。 下层人有高品位的享受，除了商人之外，便是豪门富室的奴仆，一般平民百姓是没有份儿的。
　　②　　 《晋书》卷五十一《束皙传》。
　　①　　 《三国志》卷二十二《陈群传》注引《晋太康三年地记》。
　　②　　 《晋书》卷二十六《食货志》。
　　③　　 干宝：《晋纪？总论》。
　　④　　 《晋书》卷二十六《食货志》。
　　⑤　　 《晋书》卷五十一《束皙传》。
　　公卿、贵族们的奢侈享受，自然是靠剥削各族劳动者的生产成果。自汉末以来，一方面由于中央集权国家的削弱，无力阻止北方游牧民族进入中原；另方面，也由于大乱之后，户口减少，统治阶级的各个集团竞相招纳，少数民族纷纷入居塞内。 西北诸部，皆为戎居.关中户口百万， 戎狄居半.原来散居长城以北的鲜卑各部，后来也陆续南下，或入居内地，或住河西，以至青海。进入内地的各族，逐渐转向农耕，官府强迫他们 出谷 ， 输租调 ， 服事供职，同于编户。 官僚地主又往往掠夺他们作奴婢、佃客，歧视侮辱他们，使他们 怨恨之气，毒于骨髓.随着人口的增长，势力的壮大，各族人也伺机起来反抗。泰始六年（公元２７０年），河西鲜卑秃发树机能在今甘肃固原县起义，发展到２０万人，坚持斗争十余年，攻陷凉州，杀了西晋两个刺史，对西晋震动很大。元康四年（公元２９４年），又有匈奴人郝散领导的起义，后来发展成为芦水胡、氐、羌各族人的联合斗争，推举氐人齐万年为帝，众至７万，直到元康九年（公元２９９年），才被西晋所镇压。
　　造成少数民族内迁及反抗的原因，阮种曾有一段朴实入理的议论。他说：自魏以来，各族内附，很少有不驯和侵害之患。因此，边守懈怠，障塞不设，让他们内迁，与汉人杂处，边吏也习以为常，人又忘战；边区的州镇长官又人非其才，或以狡诈的手法欺侮他们，或为了邀功请赏而任意杀戮他们。想用一根细弱的疆绳控御一匹悍马，又用鞭子不断地抽打它，这匹烈马不能控制，也是自然的了。 ①西北各族人民，在公元２７０- ２９９年间，断断续续地坚持斗争了近３０年。这些斗争虽然还只限于局部地区，但却影响深远。第一，他们开了少数民族反抗的先例；第二，从经济、政治上开始摇动西晋的统治基础。史书说：元康中，氐齐万年反，关西扰乱，频岁大饥，百姓乃流移就谷，相与入汉川者数万家。 ②这是西晋末最早的一次大规模人口流移，是当时严重的社会问题发出的第一个信号。但西晋统治集团却忽视它，继续享乐腐化，争权夺利。开始是外戚之间，而后是外戚与诸王之间，最后是诸王与诸王之间，斗争形式由政治斗争转向了军事斗争。自惠帝永宁元年正月至永兴三年十二月，诸王整整打了６年的战争。战场从洛阳、长安扩展到黄河南北，破坏也日益扩大。赵王伦称帝，齐王濬、成都王颖、河间王濬起兵反对，双方大战６０余日，死了１０余万人。幽州都督王浚起兵讨司马颖，攻入邺城后，烧杀抢掠，妇女被鲜卑兵掠去后又投进易水的就有８０００多人。 八王之乱 激化了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进一步为一些少数民族上层分子实现其野心提供了机会。自四世纪初，饥民、流民和少数民族的反晋斗争，彼伏此起。其中，以匈奴左贤王之子刘渊和羯族部落小帅之子石勒领导的斗争影响最大。由他们首难发展起来的这支力量，于永嘉五年（公元３１１年）和建兴四年（公元３１６年）先后攻陷洛阳、长安，俘虏了晋朝怀、愍二帝，推翻了西晋王朝。在这一过程中，西晋的经济遭到了最大的破坏。晋怀帝即位后，不满司马越专权，就给苟晞一道诏书，叫他联合各州，协同大举，以讨石勒、王弥（依附于刘渊的汉人）。苟晞在给各征、镇将军和州郡牧守的信中说：刘渊、石勒起兵之后，陷邺城，逼洛阳，兖、豫震动，杀三刺史、二都督和数十个郡守县令， 百姓流离，肝脑涂地。 ①永嘉元年，刘琨为并州刺史，在赴任的路上给怀帝上书说：途中 道险山峻，胡寇塞路。辛苦备尝 ，才到达壶关口。自到并州境，看到百姓 携老扶弱，不绝于路 ，十之八九，已经流移四散。留下的，生者鬻妻卖子，生离死别；死者 白骨横野 无人掩埋。群胡数万，满山遍野。到晋阳（今山西太原西南）后，又上书说：所见 府寺（官衙）焚毁、僵尸蔽地 ，生者面无人色， 荆棘成林，豺狼满道.敌人来袭，常以城门为战场。百姓下田，都背着楯，带着箭，敌人不来便进行生产；若是敌人来了便进行战斗②。刘渊部将刘曜、王弥等围困洛阳， 府帑既竭，百官饥甚，比屋不见烟火，饥人自相啖食。 ③以上都是洛阳失陷前后的情形。洛阳失陷后，愍帝在长安即位。当时天下分崩， 长安城中，户不盈百，墙宇颓毁，蒿棘成林。 于时， 天下丧乱，秦、雍（今陕、甘地区）之民，死者十八九。 ①战乱之外，天灾、疾疫又肆虐不止，增加了百姓的灾难和痛苦。怀帝时期， 幽、并、司、冀、秦、雍六州（包括今冀、晋、豫、陕、甘五省）大蝗，草木及牛马毛皆尽。又大疾疫，兼以饥馑，百姓又为寇盗所杀，流尸满河，白骨蔽野 ②。
　　这次大破坏与以往不同。秦、汉末年的三次大破坏，旧的权力中心摧毁了，新的权力中心不久又在斗争中形成，封建秩序又得以恢复，生产也可以逐步复苏。西晋末则不同：第一，旧有的权力中心本来就弱，经过诸王战乱，这个中心早已荡然无存。第二，在西晋灭亡前，汉族中可能成为新的权力中心人物已经凋零殆尽；少数民族虽有出众之才，如刘渊、石勒等，但难以团结人口最多的汉族，权力中心依然无法形成。第三，因此，新的秩序无法建立，生产也就不能前进。既然形不成新的权力中心，混战就长期不止；由于有民族矛盾错杂其间，这个过程就更痛苦更长。因此，各族人民，特别是长期生活于中原地区的汉族人民，为了生命安全，便纷纷逃向安全的地方。有的逃向东北，有的逃向凉州，有的进入巴蜀，甚至南中，大多数逃向淮南、襄樊，进而移居江南，甚至交、广和闽南。这些，将在以后有关的章节中谈到。原居于周边的各族进入中原与汉人杂居，中原的汉人又迁徙到东、西、南方，形成中国历史上空前的民族大迁徙，它对中国历史的影响极其深远。
　　①　　 《晋书》卷七十六《阮种传》。
　　②　　 《晋书》卷一百二十《李特载记》。
　　①　　 《晋书》卷六十一《苟晞传》。
　　②　　 《晋书》卷六十二《刘琨传》。
　　③　　 《晋书》卷二十六《食货志》。
　　①　　 《魏书》卷九十九《张寔传》。
　　②　　 《晋书》卷二十六《食货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