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教育史之魏晋南北朝教育概述

魏晋南北朝教育概述
　　东汉中平六年（１８９年）初春，灵帝驾崩。灵帝之死导致了东汉外戚与宦官矛盾的总爆发。各地军阀藉此机遇， 飘扬云会，万里相赴 ①。由此，揭开了中国历史上长达近四百年分裂割据的序幕。汉献帝元康元年（２２０年，即魏黄初元年），在曹操统一北方的基础上，其子曹丕以 禅让 的方式代汉建魏。２２１年、２２２年刘备、孙权相继在西南、江东称帝，合称三国。三国鼎立的局面持续了６０年，晋泰始元年（２６５年），河内（今河南温县）大族司马炎代魏立晋后，并于晋太康元年（２８０年）灭吴（１８年前蜀亡于魏），实现了短期统一。但由于西晋统治者内部的腐朽与倾轧，激化了民族矛盾，晋建兴四年（３１６年），洛阳被攻破，西晋灭亡。晋室东渡，于建康（今南京）重建政权，史称东晋。此后在北方和长江上游出现了所谓 五胡十六国 ，历经北魏的统一北方，随后又出现了东魏、西魏和北齐、北周的分裂；而南方继东晋之后，也出现了宋、齐、梁、陈四个前后       交替的王朝，史称南北朝。
　　南北对峙的局面持续了一个多世纪，隋开皇九年（５８９年），隋灭陈，统一中国，结束了南北分裂的局面。这段历史称为魏晋南北朝史。
　　①　　 《后汉书》卷七十二，《董卓传》。
　　（一）社会变动对教育的影响
　　任何时代的教育都与该时代经济、政治、文化的总体发展分不开。属于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范畴的教育，更需要获得政府的人力和物力支持。从这个意义上看，国家统一，人材选拔的完善，经济发达，文化繁荣，无疑对教育发展大有裨益。我国古代教育的几个繁盛时期，诸如汉唐宋明，大体就是这样的。而分裂时期，战争连绵，政出多门，选举混乱，不仅影响着统治者对待教育的政策，而且影响着各阶层对待教育的心态。
　　社会变动对教育的影响是多方面的。首先是统治者忙于纷争，无暇顾及教育，造成学校教育的时兴时废。从东汉末年至魏文帝初年，学校教育基本上处于荒芜状态，魏文帝黄初五年（２２４年）于洛阳初立太学，竟然需要 始扫除太学之灰炭，补旧石碑之阙坏 ①。蜀国 承乱历纪，学业衰废 ②，至刘备定蜀后方设立太学。孙吴虽设国学较早，但直到景帝孙休永安元年（２５８年）方立五经博士，故其太学的功用甚微。两晋太学也时断时续。大体上看，西晋一朝由于实现了短期统一，晋武帝本人也颇具才干，教育呈现了短暂的繁荣，所谓 祁祁生徒，济济儒术 即反映了这种状况③。东晋一朝国学设立虽早，但每临战乱，随即解体，反复３次。南朝历１６９年，但易代３次，内外矛盾激烈，承平日短，学校教育因种种原因难以继续。南朝只有宋文帝、齐武帝、梁武帝几个皇帝在位时，学校教育出现短暂繁荣。十六国和北朝的学校教育是与汉化教育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它与这些少数民族统治者的素质很有关系，统治者汉化程度深一些，对教育就重视一些。但是他们往往国祚太短，学校教育兴时短、废时长。其次社会变动使完整的教育体系难于形成。
　　无论在学校设置、教育行政制度和教育内容上往往各不相同。如同是儒家经学，魏、蜀、吴三国各有侧重。曹魏重古文经学和玄学化的经学，蜀仍守古文经学，没有玄学化，孙吴却主今文经学。同是经学，南北也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南人简约，得其英华；北学深芜，穷其枝叶 ①。这是因为南方习于玄风，北方较为固守传统。在教学内容上北方儒道佛结合的比南方紧密，玄风影响不广泛，在学校教育中未占一席之地。文学在教育中的地位南方也重于北方。教育体系的多样化既与分裂割据的社会状况有关，也与当时教育的等级化和民族矛盾的激化有关。但我们应当看到的是这种多样化并不仅仅意味着杂乱，其间也包含着创新。南北的差异，胡汉的差异，其中都杂揉了不少有价值的新内容，这为隋唐教育的大发展奠定了基础。隋唐时期的科举制度以及很多具体科目的设置，都可以从魏晋南北朝寻其根源。第三，社会变动对各阶层人物的教育心态影响也是巨大的。任何时代的教育对于教育者和受教育者来说无不带有某种功利性，汉代有 黄金满籯，不如遗子一经 的谚语，唐太宗窃喜通过科举制可以使 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魏晋南北朝时代，社会的割据和纷争，给人的心灵蒙上了很厚的阴影。人生无常，如 白驹过隙 的观念，使人们不愿去追逐功名，这一时期隐逸人物的骤增，也反映了这种状况。门阀世族在政治上占据主导地位，他们由血统就可以窃据高位，而寒门庶族即使品学兼优，才智过人，也永远只能列入 下品.自由农民农奴化的趋势，使人身依附关系大大加强，独立的自耕农比两汉大为减少，他们生活极端痛苦，何谈教育。在魏晋南北朝我们很难看到 布衣将相 的现象，也很难看到两汉时那种家境贫寒而励志学问，最终获得高位的人物。
　　这样，对于士族和寒门庶族，包括广大平民来说，接受教育就没有什么必要性了。试以北齐为例，胄子由通经而致士竟只有博陵崔子发、广平宋游卿二人而已①。北齐高昂 每言男儿当横行天下，自取富贵，谁能端坐读书，作老博士也 ②，这是典型的 读书无用论.对于一般庶族地主子弟来说，求学竟成了一种避役的手段，所谓 弟子本亦避役，竟无能习书，冬来春去，岁岁如是 ③。另一方面，在玄风的熏陶下，教师和学生皆祖尚虚玄，追求浮夸，认真追求学术的人不多了，这就是刘馥所说的 虽有其名而无其人，虽设其教而无其功 ④。而汉代经学固然繁琐，但对学子来说亦是强迫他们下苦功的一种手段，沽名钓誉，浅尝辄止是难以成功的，特别是古文经学更是如此。
　　但魏晋学风一变，不仅 周孔之业，弃之度外 ⑤，而且学业少有师从，虚玄与放诞往往却能使人刮目相看，刘义庆的《世说新语》在这方面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幅生动图景，那些 放达 、 英拔 、 玄远 的人物，并无多少真才实学。不过世风如此，学子亦只能随波逐流了。诚然，社会变动对教育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但这些影响无疑反映了这个时代的重要侧面，是我们研究魏晋南北朝教育所不可忽视的。
　　①　　 《曹操集？蒿里行》。
　　②　　 《晋书》卷四十三，《王衍传》。
　　③　　 《晋书》卷 55 《潘岳传》。
　　①　　 《晋书》卷八十九，《桓温传》。
　　①　　 《北齐书》卷 44 《儒林传序》。
　　②　　 《北齐书》卷 21 《高昂传》。
　　③　　 《三国志？魏书》卷 13 《王肃传》注。
　　④　　 《三国志？魏书》卷 15 《刘馥传》。
　　⑤　　 《颜氏家训？勉学篇》。
　　（二）教育的基本特点
　　魏晋南北朝的教育是中国古代教育发展中的一个阶段。尽管社会变动给这个时代的教育带来种种影响，但从宏观上看，它并不背离中国古代教育发展的大模式。它在融合，在蜕变，在更新。这个时代的教育出现一些新特点：
　　１。传统经学的部分突破
　　经学即儒学。自从汉武帝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以后，经学在教育中获得了正统地位。彬彬文学之士，在官僚政治中占据了绝对优势。特别是东汉，功臣多习儒学，累世经学的世家激增。但一方面儒学并没有能够挽救东汉末年的社会危机，另一方面经学的神秘化和繁琐化，使其自身的虚伪性愈益突出。汉代的谚语说： 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为泥，高第良将怯如鸡 ①。在这种世人所厌的情况下，汉末士风为之一变，对此海外学者余英时先生已有精辟论述②，兹不赘言。汉末士风的转变是由经学向玄学的转变，从形式上看它由一种 任诞 的风气向哲学化发展，大体在西晋初年完成，并影响东晋南北朝。玄学的产生和发展对教育突破经学范畴是有作用的。因为它赋予了儒学（名教）以新的解释。《晋书》卷４９《阮籍传》附《阮瞻传》载： （瞻）见司徒王戎，戎问曰：' 圣人贵名教，老庄明自然，其旨异同？' 瞻曰：' 将毋同'. （《世说新语？文学》作阮修问王衍），这就是著名的 三语掾.魏末晋初统治者所要解决的就是名教与自然的矛盾，阮瞻的话冰释了王戎心中的郁结，深得其欣赏。在王戎看来，自然是本体，名教出于自然，二者本不是对立之物。承认名教与自然的关系，其本身已突破了两汉儒学的内涵。首先它承认了人性的地位，在家族伦理上突破了两汉 孝 的价值观，给予人性和人情以一定的尊重。其次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两汉君臣关系的概念。从汉末的 汉阴老夫 到嵇康、阮籍、鲍敬言、陶渊明，在思想上早已动摇了那种 君权神授 的观念。我们认为对传统经学的部分突破，对教育的发展至少有两方面的好处。其一是承认 自然 本体论，有助于教学内容的扩增。魏晋南北朝时期死守章句的情况不见了。文学、史学、玄学、科技、宗教在教育中都占据了一席之地。试以玄学为例，玄学成为这一时期普遍的价值观，是衡量士人的基本标准之一。
　　在这一时期的正史和笔记野史中，人们往往以 儒玄并综 、 好伦儒道来评价人物，没有 傲然独得，任性不羁 或 喜怒不形于色 的气质，是难以被世人所推崇的。至南朝刘宋文帝元嘉十六年（４３９年），开馆于鸡笼山（今南京市内），立玄、儒、文、史四科，教授学生，玄学便成了一门独立的学科①。其二是 才性之争 扩大了人们对人材选拔这一教育重要目的的认识。 才性之争 也称 四本论.这一争论始于魏末。《世说新语？文学》 钟会撰《四本论》始毕 条注引《魏志》： 会论才性同异传于世，四本者，言才性同，才性异、才性合、才性离也。 这些言论没有详细材料流传下来。大体说来尚书傅嘏、侍郎钟会认为二者是同和合，中书令李丰、屯骑校尉王广认为是异和离。 才 即才能， 性 为德性。傅嘏、钟会所说的同和合，即认为有德即有才，才和德是一致的；而李丰和王广则认为有才未必有德，有德未必有才，才和德是不一致的。 才性之争 显然是针对汉代选举不实，重德不重才而发的，不过也有其现实政治的背景，那就是曹魏集团和司马氏集团的斗争。曹操重才不重德，而司马氏则是四世 伏膺儒学 ， 才性之争 是他们政治斗争借以表现的哲学形式。这场争论对教育是有影响的。汉代社会事实已经证明，德的衡量标准有很大的误区，虚伪的东西太多。越是没有才的人越是以 德 来装饰自己，以沽名钓誉，对社会却毫无益处。而才却是虚伪不得， 治国用兵之术 是虚誉所做不到的，这就牵涉到教育到底要培养什么样人的问题，因为德才兼备的人毕竟是少的。
　　这场争论从以后的政治实践来看是曹魏集团失败了，但人们认识到了 士或明哲穷理，或志行纯笃，二者不可兼得 ，在二者矛盾的情况下 苟有才智，而行不善，则可取。 ①颜之推亦认为 孝为百行之首，犹须学以修饰之 ②，也就是说仅有德是不行的，还必须有真才实学。 才性之争 波及东晋南朝，但在那时已演变成玄学家的谈资了。
　　①　　 《抱朴子？审举篇》。
　　②　　 见《士与中国文化》，《汉晋之际士之新自觉与新思潮》。
　　①　　 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
　　①　　 徐幹：《中论？智行篇》。
　　②　　 《颜氏家训？勉学篇》。
　　２。汉文化教育的大规模传播
　　这是这一时期民族融合和斗争所结出的硕果之一。在世界历史上的几乎同一时期，蛮族入侵罗马帝国，但罗马文化并没能同化蛮族人。在罗马的废墟上，小国林立，征战连绵。魏晋南北朝之所以历 五胡十六国 而后能再造一统的隋唐帝国，与汉文化的传播和认同是截然不能分开的。这一时期的汉文化传播是以各少数民族 汉化 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其间，虽经 胡化 逆流，但未占主导地位。第一，这一时期的各少数民族上层以精通汉文化自诩。最先起兵的匈奴人刘渊曾说： 吾每观书传，常鄙随、陆无武，绛、灌无文，道由人弘，一物之不知者，固君子之耻也。 ①羯族石勒，奴隶出身，不识文字，却常常让人读书给他听。有一次他听到郦食其劝汉高祖立六国后，大惊说： 此法当失，云何得遂有天下！ 后听到张良谏，方说： 赖有此耳。 ②这既反映了他的见识，也反映了他勤于学习汉族文化。前秦苻坚 博学多才艺 ，后秦姚兴常与人 讲论经籍 ，就连卢水胡沮渠蒙逊也 博涉群史，颇晓天文。 ③他们汉文化的获得通过各种途径，有的是向汉族士人学得，有的是年轻时或为质子于长安，或游学于太学而学得。但从总体上看，乃是民族交流的结果，没有大规模的融合，是不会把这些僻处一隅的少数民族首领卷入汉文化圈的，这比汉代进步得多了。第二，各少数民族上层的汉化，为汉文化教育向各少数民族中下层的广泛传播提供了条件。各少数民族上层对汉文化的认同，使他们致力于汉文化教育的传播。他们在各自的国内，援引汉族名儒，设立学校，汉文化教育没有因民族斗争而覆没。前赵、后赵皆设立太学，重视人才的培养。前秦苻坚亲临太学，检查诸生的学习成绩。
　　北魏不仅太学昌盛，而且郡国学制也普及甚广，使大批中下层汉族和少数民族人民获得受教育的机会。原来落后的习俗被革除了，汉族的礼乐文化普及到各族人民。前燕慕容廆执政时 路有颂声，礼让兴矣。 ④有人说汉文化吸收了汉族地主阶级的腐朽东西，殊不知表层文化的接受之后，接踵而至的就是深层次的内含。在当时，汉文化代表着先进的生产力，各少数民族在接受汉族礼乐文化之后，在经济上也都推行了封建制度，汉化是与封建化同步进行的。第三，汉化教育的大规模传播使汉文化和各少数民族文化相互交融，结出了累累硕果。在历经近４个世纪的历史长河中，北方周边民族如汹涌的潮水奔向中原，会合在汉民族的海洋里。从经济制度上，他们接受了封建的生产方式，并推陈出新，制定出均田制。从政治制度上，北朝的门下省制是我国古代三省制度的重要来源之一。其府兵制兼采汉文化（《周官》）和鲜卑文化而形成。尤其是经历汉文化教育之后，各少数民族有了属于自己的文人和学者。北朝末年，在鲜卑步六孤氏（汉姓陆）中产生了我国一个著名的声韵学家陆法言，著有《切韵》。元魏宗室元勰十步成诗，形神兼备。隋唐时期出身于少数民族的文学艺术家更是不胜枚举。这些都是汉化教育的结果。
　　①　　 沈仲常：《四川昭化宝轮镇南北朝时期的崖墓》，《考古学报》1959年第 2期。
　　②　　 黎瑶渤：《辽宁北票县西官营子北燕冯素弗墓》，《文物》1973年第 3期。
　　③　　 渑池县文化馆等：《河南渑池发现的窖藏铁器》，《文物》1976年第 8期。
　　④　　 《晋书》卷 108《慕容廆载记》。
　　３。等级教育的出现和私家教育的昌盛
　　两汉时期除 七科谪 以外，良家子弟皆可通经致士或由察举征辟而入仕。魏晋南北朝由于九品中正制的推行，中正定品依据的是家世。因此高门阀阅可以有世及之荣，而寒门庶族无寸进之路。在教育上表现出来的就是等级性的出现。西晋咸宁二年（２７６年）初立国子学，要求 博士皆取履行清淳，通明典义者，若散骑常侍、中书侍郎、太子中庶子以上，乃得召试。 ①西晋惠帝元康元年（２９１年）更明确规定 ……学官第五品以上，得入国学。 ②西晋本有太学，太子也本在太学读书，为什么又要另立国子学，而将太子迁入国子学呢？这是九品中正制的等级观念在作祟，南朝人就已看出： 太学之与国学，斯是晋世殊其士庶，异其贵贱耳。 ①很显然，在国子学学习的人其身份地位比在太学学习的人的身份要高贵。从武帝创始到惠帝定型的国子学是九品中正制度在教育上的反映。这种区别在当时是十分严格的。《晋书》卷９４《隐逸传》记载了一个叫霍原的人，才高望重，但地位低，国子学的贵族子弟想与他交往，却怕失去身份而遭清议，白天不敢去，夜里才偷偷相见。
　　这种区分出身的教育方式，不仅波及东晋南朝，而且对各少数民族的国内教育亦有影响。后秦姚苌立太学，为的是 礼先贤之后 ②。北魏献文帝立郡国学校，明确规定： 先尽高门，次及中第。 ③等级教育的出现无疑是教育发展史上的一次倒退。
　　与官方学校教育衰颓相反，私学在这一时期颇为发达。台湾学者杨承彬先生认为这一时期的私学 不及东汉 ④未免失之偏颇。魏晋南北朝私学的渊源固然可溯至东汉，但在形式和内容上都有较大的改变。私学所覆盖的层面远比东汉广阔，入私学而接受教育的人激增，私学的教授内容也比东汉丰富得多。关于私学的发展历程将在后章详述。魏晋南北朝私学发达大体有这样一些原因：第一，政局紊乱，国祚命短给私学发展留下了巨大空白。一些统治者纵然想留心教育，但终究在许多重大问题面前，不得不把教育放到次要的地位。加上政权更迭频繁，教育政策难以延续。在这种情况下，一些人出于对传播文化的责任感，出于对教育的热爱，潜心学术，培养后人。如魏的隗禧、管宁，蜀的向朗，西晋的束晢，南朝的刘　　 ，北朝的马光等等。他们的教育成果既使汉文化传统得以延续，又为各个政权特别是各少数民族政权提供了必备的人材。第二，思想界的剧烈变化对私学发展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正始玄风，佛、道二教与儒学相结合，思想界出现了多元化趋势。他们各创私学，传授经籍。如晋代的杨轲是《易》学专家，学业精微，养徒数百。 ①南齐杜京产聚徒传授道教。陈代的徐孝克 旦讲佛经，晚讲《礼》、《传》 ，受业者数百人②。第三，门阀世族的出现及其势力的扩展，深刻影响着私学的发展。门阀世族地主不仅在政治、经济上居于垄断地位，而且在文化上亦以门风相标榜，因为这是士族区别于庶族的一个重要特征。从史书上我们可以看到门阀士族对家学是尤为重视的。他们的家学代代相传，并且有保密性，如所谓 王氏青箱学 和 王太保家法 等。私学在门阀世族地主那里以 家学 的形式表现出来，所含内容是十分丰富的，如谱学、儒学、玄学、佛学、道学、书法、文学、艺术等等。门阀世族家学的发达，是推动这一时期私学昌盛的一个极重要原因，其本身亦构成了这一时期私学的重要内容。第四，宗族组织的发展也推动了私学的兴盛。魏晋南北朝的宗法组织远比两汉强大，除大地主的田庄以外，许多自然村落也都聚族而居，而教育是维系这些宗族组织的一个重要手段。在农隙之际，宗族里通经史者， 训诱宗教，侃侃不倦。 ③《四民月令》中也反映了田庄中有私学教育。即使在战乱流离，举族迁徙中，私学依然不辍，庾衮在禹山坞中即因 惠训蒙幼 而受到宗族乡党的敬仰。私学在宗族组织中的发展，一方面与这一时期战乱有关，另一方面也与 九品中正制 的实行，使一般人的子弟求学无门有关。
　　整个魏晋南北朝社会，教育在一条艰难的道路上迂迴。其间虽有曲折，但更有蜕变和创新。从整体上讲，它不同于大一统的汉唐宋明，但也绝非完全衰落。问题还在于我们着眼于什么样的角度和态度去看待它。如果客观地从历史的全局和实际考察来分析，当时教育的光明一面应占主导，而黑暗是暂时的。甚至可以说，没有这四百年的教育历程，也不会有隋唐文化教育的鼎盛。这是各族人民共同努力的结果。
　　①　　 《三国志？魏志？刘劭传》。
　　②　　 《宋书》卷十四《礼志》一。
　　①　　 《太平御览》卷二十九。
　　②　　 《太平御览》卷二十九。
　　③　　 《魏书》卷 48 《高允传》。
　　④　　 《秦汉魏晋南北朝教育制度》，台湾商务印书馆。
　　①　　 《晋书》卷八十八《陶侃传》。
　　②　　 《陈书》卷 26 《徐孝克传》。
　　③　　 《晋书》卷 88 《孝友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