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文学史之两晋文学（下）

两晋文学（下）
　　（一）玄风煽炽和东晋诗坛
　　１。江左社会政治风习
　　东晋政治、思想诸方面都一承西京之旧。魏晋以来不断强化发展的士族门阀政治，到东晋达到其巅峰，几家最大的高门士族和偏安江南的司马氏分享了政权。大族由此所获得的诸多利益特权，包括在经济上广占良田美舍，荫庇人口，驱使奴客；仕进上由其子弟垄断清官美职，平流进取，坐致公卿；社会生活上则借谱牒、婚姻、文化教育等手段建立起自我封闭、优越感和排他性极强的名士交游圈，鄙视排斥寒门之士。
　　尽管在一段时期之内，门阀政治对东晋政权起了一定的稳定作用，但它也从建国时起，就不可避免地弱化了国家政权力量，用私家利益分割了国家利益。所以东晋王朝从一开始就纲纪不振，朝政昏暗，内乱频繁。而这种政治的不良，使得大族对社会的统治也不能长久维持。故东晋中叶以来，非但皇帝不具威权，大族政治亦开始衰落，只是由于大族中一些杰出人物的苦心经营，始维系了政治中的某种平衡。然而到淝水之战以后，随谢安的被排挤，朝中司马道子父子专权，政治已完全腐败。据《通鉴》载，太元十四年以来，朝廷所用非人，孝武帝及司马道子等溺于酒色，日夜酣歌，又亲近僧尼女巫，崇尚浮屠。朝政无主，左右近习，争弄权柄，政风大坏。以后政治危机继续发展，主相间的权力斗争日益恶化，双方各引擢亲信腹心，朋党竞起。孝武帝死后，自幼 不慧 的安帝即位，大权完全落入司马道子之手，不久即引发王恭、殷仲堪、桓玄等人的起兵。朝廷又发东土 免奴为客 者为兵以备西军，百姓嚣然，五斗米道首领孙恩乘机起事，朝廷尽失所统。此后东晋政权不过名存实亡，其最后的倾覆，仅只剩下时间问题。对久承门阀政治之弊的东晋王朝来说，这一结局是不可避免的，而与它同归于尽的，也包括门阀政治本身。实际上，由于垄断政权、垄断仕途、自我封闭式的婚姻组合等等原因，大族人口早已在精神、智慧、才干、体质诸方面全面退化，这一阶层中没有人能够出来挽救东晋门阀政权的命运是毫不奇怪的①。
　　①　　 范祥雍：《洛阳伽蓝记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8 年版第 387-388页。宿　　 白《北魏洛阳城和北邙陵墓——鲜卑遗址辑录之三》，《文物》1978年第 7期。
　　２。名士精神面貌
　　东晋发展到顶峰的门阀政治加上偏安江左的地理环境，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当时的社会思想风尚；当时的士大夫，也在诸多因素的限止扼制下，精神上完全收敛了传统知识分子 以天下为己任 的进取锐气。门阀制度下，国家权力成为私门禁脔，出身下层的士人固被摒弃于政治生活的中心之外，出身高门者因一切皆有保障，也无须真正以国事为念。其结果就是使这两类士人的社会责任感都淡化殆尽。而在僻处东南一隅不求远图的偏安局面中滋生发展起来的偏安心态①，更使得士大夫的眼界胸襟志趣均日趋狭小，变得日益个人化和闲适化，很少有人能表现出对国家民族利益等尘寰之事的关心。
　　除此之外，尚有两个思想方面的因素，导致东晋士大夫的普遍精神人格萎缩：其一是自司马氏立国以来对儒学的实用主义态度，使士风不昌，名节不立，以至 朝寡纯德之士，乡乏不二之老 ②，无视道德原则，进退出处一切唯以家门利益为依归的风尚。弥漫于东晋士族社会之中。其次则是玄学 内圣外王 之道的幻灭和佛教般若思想的渗入玄学。当年郭象倡 内圣外王 ，是要在自然与名教、独善和兼济之间，找到一条折衷调和的道路，而在实践上庶几实现了 以道家旷远之怀，建儒家济世之业 ③的清谈政治家理想的，是东晋名臣谢安。但谢安在淝水之战后出镇广陵，忧惧而卒，又在某种意义上意味着士大夫所追求的完美人格模式的幻灭。这一结局，导致士大夫处世态度更加消极。加之东晋以来，佛学在思想领域的地位急剧扩张。一方面名僧借用玄学的概念语言阐释佛理，极大吸引了处于思想困境中的清谈名士；而士大夫也因乱世里的许多人生困惑以及玄学思辨精致化的需要去钻研佛法，参详般若。老庄无为和佛家出世理论的相互结合，使士人益发将物质与精神的存在视为因缘和合的空无之物，看待天下是非善恶、事功进取也愈加相对，精神上完全陷于退隐逃遁。
　　①　　 中国科学院考古所洛阳工作队：《汉魏洛阳城初步勘查》，《考古》1973年第 4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文物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518-519页。
　　②　　 《太平寰宇记》卷三（《文渊阁四库全书》第四六九册第二十七页上）。
　　③　　 《晋书》卷 91 《续咸传》。
　　３。玄风影响下的文学创作
　　社会的政治思想状况，影响到东晋文学风尚的变迁。如刘勰在《文心雕龙？时序篇》中言： 自中朝贵玄，江左称盛，因谈余气，流成文体。是以世极迍邅，而辞意夷泰，诗必柱下之旨归，赋乃漆园之义疏.掺杂了佛理的言玄之风侵入诗坛，使这时的大多数作品 理过其辞，淡乎寡味 ， 平典似道德论.完全丧失了诗歌应有之魅力。
　　从太康诗作的繁文缛采，重艺术表现形式，到玄言诗的平典无文，淡乎寡味，文学上的变迁轨迹则大致可辨。当年太康诗以潘陆为主流，但两者的风格本有不同。陆机才力赡富，其作品固然华丽深芜，情密辞繁；其余张协左思等人之作，亦重遒丽之辞，文字整饬修饰①，与陆机有相类处。而潘岳虽也重文辞，但常流于自然的情感表达，作品清绮之外，复有轻敏和畅之韵，推崇音辞清畅、简易自然的东晋玄言之士，很容易在其中发现相合之处。所以东晋人评价潘陆，多少有点扬潘抑陆，如孙绰一再说的 潘文浅而净，陆文深而芜 ②之类，而语言的浅近自然简洁，正好符合清谈之士阐述玄理一无滞碍的需求。受玄风影响的东晋文人对潘岳某些风格特点的选择接受，使此时创作从一味追求情辞虚淡，发展到在诗中摒弃艺术思维和情感个性，所作唯关乎玄旨，加清言以韵脚。于是凡《诗》《骚》赋比兴的传统、汉乐府 感于哀乐，缘事而发 的精神及建安诗尚气缘情的风骨等都一一消失，诗的本质亦不复存在，史家谓之 诗骚之体尽矣 ③。
　　玄言诗统治诗坛， 自建武暨乎义熙，历载将百 ④，其由来亦非一朝一夕。玄风始于正始，嵇、阮等人诗中，也有完全或部分表述玄理的篇章，但那时的清谈，本非纸上口中之空言，诗人本身又具深挚的情感和对哲学的真正体悟，所以诗中虽言玄理，却富有诗的韵味和言外之寄托，清峻遥深，后世的玄言诗无法与之同日而语。纯为表现名士风流的玄谈起自中朝，大畅于元康，而真正的玄言诗则开始于永嘉，其情形如《诗品》所说 永嘉以来，清虚在俗，王武子辈诗，贵道家之言.王济这类诗今已不得见，但钟嵘称为 永嘉平淡之体 ，风味可知。改变此体的诗人是有 艳逸 之称的郭璞，但游仙诗本在一定意义上与玄言诗同为老庄哲理的产物，而郭璞诗尽管有坎壇咏怀的性质，但其中也确实既含玄言之旨，又具宗教色彩，且风格 宪章潘岳 ，所以纵然挺拔为俊，却 未能动俗 ，反而实际上对在诗中阐释玄理乃至融佛理入诗的创作倾向及平淡诗风的发展，起到了中介的作用。
　　东晋玄言诗的代表作者，是被称为一时文宗的孙绰、许询；融佛理入诗的主要作者，则有支遁等人；另如庾阐、曹毗、袁宏、殷仲文、谢混等人，也是一时名家，且在东晋文学潮流的嬗变之中占有一席地位。
　　孙绰字兴公，太原人。早年无意仕宦，居于会稽，游放山水间十余年，标榜 远咏老庄，萧条高寄，不与时务经怀 ①，作《遂初赋》表白其心志。
　　①　　 《魏书？释老志》。
　　②　　 《后汉书》卷六十，《襄楷传》。
　　③　　 《三国志？吴书？刘繇传》。
　　④　　 《魏书？释老志》。
　　①　　 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第 512页）据《魏书？释老志》整理；转引自范祥雍《洛阳伽蓝记校注？原序》，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8 年，第 10页。
　　后来则改辙出仕，做过章安令、散骑常侍、著作郎、廷尉卿等。孙绰是东晋玄言诗最著名的作者，由于历史的淘汰，这些盛极一时的 寄言上德，托意玄珠 之作，大部分已不可见。从目前尚存的一首孙绰《答许询》四言诗文字中，大致可知它们的风味： 仰观大造，俯览时物。机过患生，吉凶相拂。
　　智以利昏，识由情屈。野有寒枯，朝有炎郁。失则震惊，得必充拙 ，其诗意如何，是不待评说的。许询字玄度，高阳人，是许允玄孙， 总角秀慧 ，有神童之名。长而风神简素，也寓居会稽，始终不肯出仕，后早死。许能清言，当时人很推崇他的文才，称他的五言诗 妙绝时人.他所作玄言诗今已无法考见，从孙的答诗看，他必先有赠诗，风格亦当与孙相去不远。不过，孙、许尚有一些借山水景色表述玄理的诗，代表了东晋文学发展的另一方面，如孙绰《秋日诗》： 萧瑟仲秋日，飙唳风云高。山居感时变，远客兴长谣。
　　疏林积凉风，虚岫结凝宵。湛露洒庭林，密叶辞荣条。抚菌悲先落，郁松羡后凋。……澹然怀古心，濠上岂伊遥 ；而许询残篇，也可见 青松凝素髓，秋菊落芳英 一类诗句，都颇有清新的韵致，对以后大谢的山水诗创作，应是有一定影响的。
　　孙绰的文章里，已有玄佛合流的情形，但似乎还没有直接以佛理进入诗中，而杂三世之辞入玄言诗最著名的作者，是当时兼有名僧名士身份，于玄佛理论都有很深造诣的支遁。据《高僧传》，支遁字道林，俗姓关，陈留人。
　　自幼 聪明秀彻 ，隐居余杭山，２５岁出家。支遁善于清谈，每在玄理中暗寓佛学精义，使名士深为折服。所作《赞佛诗》、《八关斋诗》、《五月长斋诗》等等，玄佛杂糅，较之纯粹的玄言诗更觉难以卒读，甚至其《咏怀诗》中，也满是 傲兀乘尸素，日往复月旋，弱丧困风波，流浪逐物迁 、 反鉴归澄漠，容与含道符，心与理理密，形与物物疏 一类恶句，真可谓 诗骚之体尽矣.于玄言诗风之外，开启山水诗创作一途，对后世有一定影响的作者，东晋前期有庾阐、曹毗，后期则有殷仲文、谢混。庾曹二家，《诗品》中不录，《晋书？文苑传》称之为 中兴之时秀.尽管囿于时代风习，他们的诗还远未脱玄味，但富有情韵的吟咏山水景致，已有一些可观之作，如曹毗《咏冬》、《郗公墓诗》、庾阐的《三月三日临曲水诗》、《观石鼓诗》等等。
　　尤其庾阐，多有文采斐然的短篇山水之制。像《观石鼓诗》中 翔霄指翠岭，绿涧漱岩间。手澡春泉洁，目玩阳葩鲜 几句诗，颇得山水之趣，已开大谢先河。殷仲文和谢混之作，《诗品》列入下品，以为是当时的 华绮之冠 ，评价不高。但《宋书？谢灵运传论》和《南齐书？文学传论》则分别认为 仲文始革孙、许之风，叔源大变太元之气 ， 仲文玄气，犹未尽除；谢混清新，得名未盛 ，可以说是看到了他们二人在玄言诗向山水诗转化过程中的重要地位。像殷仲文《南州桓公九井作》诗 四运虽鳞次，理化各有准。独有清秋日，能使高兴尽。景气多明远，风物自凄紧…… 这种写法，正是典型的 玄气未除 的山水之篇。
　　此外，袁宏在东晋作家中以善作咏史著称，《诗品》将他列入中品，称其《咏史诗》 鲜明紧健，去凡俗远矣 ，而《文选》中亦收入他的《三国名臣序赞》，并为名篇。史云袁宏幼孤贫而文章绝丽，其咏史诗文，多为感慨世事之作，《文心雕龙》以为 彦伯梗概，情韵不匮 ；后世王夫之亦有 咏史高唱，无如此矣 ①的评价。
　　①　　 中国科学院自然史研究所：《中国古代建筑技术史》，科学出版社 1985年版第 189页。
　　（二）魏晋诗歌创作的巅峰——陶渊明诗
　　生活在东晋后期的陶渊明是两晋诗坛的殿军。在士节不振，玄风煽炽的时代环境之下，陶渊明以其特立独行的高洁品格和旷逸清真，质直淳朴的诗歌作品，跻身古代最伟大的诗人之列。魏晋以来的诗歌创作至此达到一个高峰。
　　１。身世、思想与隐仕选择
　　陶渊明字元亮，晚年更名潜，浔阳柴桑人，生于晋哀帝兴宁三年（３６５年），卒于宋文帝元嘉四年（４２７年）。陶渊明的曾祖是东晋名臣陶侃，祖父陶茂亦官至太守。不过由于陶侃出身寒微，种族不明，在东晋始终未进入士族行列，所以其子孙到了渊明父辈这一代，就湮没无闻，隔绝于仕途了。
　　渊明父亲早死，母亲是大名士孟嘉的女儿，因此在他早年，一方面生计贫苦， 居无仆妾，井臼弗任，藜菽不给 ①；一方面则受到很好的文化教育。史称其 有高趣，博学善著文，颖脱不群，任真自得 ②。因为门户寒微，陶渊明直到２９岁，始出仕州祭酒之职，然而耿介的性格令他 不堪吏职 ， 少日自解归.在家闲居了六七年之后，到晋安帝隆安三年（３９９年）左右，陶渊明再度出仕，到荆州刺史桓玄府中任属吏，两年后，孟氏母卒，他再次辞职回家。元兴三年（４０４年），刘裕为镇军将军，陶渊明又到镇军府出任参军，不久后转到江州刺史建威将军刘敬宣府中。次年３月，安帝反正，府主解职，陶渊明亦决心归隐。苦于乏资，遂在这年８月接受彭泽县令之职。但官场中的折腰逢迎依旧令他难堪，于是在这年１１月毅然弃官归家，终身不再求仕。
　　在归田之初，陶渊明的生活还算安定，然而自义熙四年（４０８年）之后，他的家园开始频频遭到火灾、战祸的破坏，到义熙七年左右，遂移居到寻阳负郭的南村。在此期间，陶渊明目睹了政治舞台上刘裕的北伐和篡政活动，个人生活方面也经历了因水、火、风、虫灾及亲人丧亡带来的种种艰难，但躬耕之志终不变。熙九年朝廷征他为著作郎，亦坚辞不就。
　　进入晚年，陶渊明的生活更加贫困，有时甚至到断炊乞食的地步，中年后就染上的痁疾（即疟疾），亦日益加剧。朝廷中，刘裕最终篡位成功，并用残忍手段弑杀了退位的晋帝。这一切使陶渊明更感受到世事如幻和世途黑暗，对现实愈加不肯妥协，刘宋江州刺史檀道济曾于以米、肉的馈赠，他 麾之而去.到元嘉四年冬十一月，陶渊明于贫病交加中溘然长逝。
　　陶渊明这位伟大诗人一生的思想原则和处世态度，都是通过其仕隐之迹而具体表现的，对他这方面心态的了解，有助更深刻理解陶诗。无疑，陶渊明内心在出仕和归隐间，是存在深刻矛盾的。他的曾祖陶侃，在东晋是一位注重事功，不废儒学的经世之臣，给陶氏家族留下了重儒的传统。受这种影响，陶渊明自幼研读诗书儒术，崇尚 立善有遗爱 的人生理想，而且毕生保持了儒学的思想信仰（如无这种信仰，是很难在人生困境中坚守固穷之节的）；对祖上的功业，陶渊明也十分敬仰，在诗中一再称述 桓桓长沙，伊勋伊德 ， 肃矣我祖，慎终如始，直方二台，惠和千里 ①。儒学信仰加上对先辈勋绩的感念，陶渊明思想上一度渴望立志建功，他在《杂诗》中回忆年轻时的追求，有 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 的诗句；早年的多次出仕，也都带有将用世理想付诸实行，希望有所作为的用意。但现实一再使陶渊明深受失望打击，在桓玄荆州府中任职时所写的静念园林好，人间良可辞。
　　①　　 罗哲文：《中国古塔》，《中国古建筑学术讲座文集》，中国展望出版社 1986 年版。
　　②　　 《南史》卷 75 、76《沈道虔传》、《臧荣绪传》、《吴苞传》、《沈麟之传》、《徐伯珍传》。
　　①　　 《洛阳伽蓝记》卷二。晋太康寺，北魏重建后更名灵应寺。塔仍为三级。
　　当年讵有几，纵心复何疑 ②等诗，表现了他的惑然心情。在《辛王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中，更有 闲居三十载，遂与尘事冥。诗书敦宿好，林园无世情。如何舍此去，遥遥至南荆 的感叹。
　　他深悔于自己的告别田园，产生了 商歌非吾事，依依在耦耕。投冠旋旧墟，不为好爵萦。养真衡茅下，庶以善自名 的洁身远世之心。作刘裕镇军参军后所见到的世局激烈动荡和世事变幻无常，更促成陶渊明济世理想的破灭，因而他厌倦尘事，决意 终返班生庐 ①了。
　　陶渊明归隐田园的选择，固是由于严酷现实使他的政治抱负无从实现，不过这一选择也并不纯然是被动的。在 质性自然 的渊明内心还存在另一种 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 ②的无为退隐思想倾向，他在老庄哲学方面极高的造诣体悟，不仅发自天性，也和他外祖父江夏名士孟嘉的精神影响有关。
　　后来陶渊明曾亲自为外祖撰写了《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对孟嘉 任怀得意，融然远寄 的人品风度极为倾倒，而他自己同样具有尚酒任真，高逸远怀的性格特征，之所以退出政治是非之地，也是得到其热爱自然，委质自然的人生哲学支持的。
　　然而由于家贫，陶渊明必须禄仕求生，赡养家庭，这对于他退出仕途的选择是一个严峻的考验。古今多少士人，正是受与牵累， 口腹自役 ，沉沦官场不得出，丧失了自我。陶渊明在此方面的表现则最充分地显示出他高洁坦荡的人品。他本身并非不言衣食的假道学之流，深知 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 ③之理，所以为彭泽令，也坦然承认 聊欲弦歌，以为三径之资.但官场中的种种污浊，为 性刚才拙 的诗人所不能容忍，缠绵人事以至丧失理想，更为诗人所深惧，所谓 饥冻虽切，违己交病 ①； 流浪无成，惧负素志 ②。他对自己的人生有过痛苦的内省，不仅是在不肯为五斗米折腰的挂冠赋归之初，也在归田之后面临 倾壶绝余沥，窥灶不见烟 ③困窘生活之时。他并不讳言内心 贫富常交战 ，诗中亦偶见 人皆获其宜，拙生失其方 的牢骚感喟。但终究 道胜无戚颜 ，以 宁固穷以济意，不委曲而累己 ④的为人态度，坚持了平生的价值理想，实现了伟大的自我人格。
　　②　　 罗哲文：《中国古塔》，《中国古建筑学术讲座文集》，中国展望出版社 1986 年版。
　　①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中国古代建筑技术史》，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 216页。
　　②　　 《魏书？释老志》。
　　③　　 《陈书》卷 19 《马枢传》。
　　①　　 罗哲文等：《石窟寺》，《中国古建筑学术讲座文集》，中国展望出版社 1986 年版。
　　②　　 《祭从弟敬远文》。
　　③　　 《咏贫士》七章之一。
　　④　　 《感士不遇赋》。
　　２。陶诗的思想艺术价值
　　陶诗平淡、朴素、浑厚、醇美，具有极高的思想艺术价值。诗人一方面承继了《诗》、《骚》、《古诗十九首》及曹植、阮籍诗歌创作的优秀传统，所作挚至温厚，托意深远，尤其与阮籍《咏怀》的精神最为相通⑤；另一方面，他也是前无古人的，其诗发语天然，豪华落尽，淡而不枯，浅而不俗，哲理之外，复有情韵，且在题材、境界诸方面都有创意，尤其对田园生活的描写，开辟了传统诗歌创作的崭新领域。由于陶渊明胸襟的旷逸，思想的深邃，吟咏之中，高风亮节，真情实感自然流露，其诗乃具有不朽的审美价值。尽管在当时，陶诗因没有迎合文坛华丽雕琢的流风而不被南朝人看重，《诗品》仅列为中品，《文心雕龙》甚至不予提及，但梁代萧统对之仍有 词采精拔，跌宕昭彰，独超众类，抑扬爽朗，莫之与京。横素波而傍流，干青云而直上 ⑥的高度赞誉。经过时光磨洗之后，陶诗的不朽，更得到历史的肯定。从苏轼关于 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自曹、刘、鲍、谢、李、杜诸人皆莫及也 ①的评价里，可见后代诗家对陶诗的推崇程度。
　　前人每称陶渊明是田园诗人，或 古今隐逸诗人之宗 ②。其实陶渊明除了描写田园景物的诗之外，尚有许多以历史事件人物，政治时事、以至哲学抱负、思想追求为题材的作品。风格既有淡泊闲适的一面，也有豪放激烈的一面，从不同的角度展示了他的伟大人格。
　　譬如其涉及时政的诗，表现了陶渊明于隐居中关心世事的情怀，后人每比之卧龙诸葛，正是看到这一点。而他的政治诗，一般可分三类，即直接抒发意见；用比兴之法寄意于平常景物的吟咏描述；及借廋词隐语隐射时事、以古典喻今典的作法。
　　陶集中有《赠羊长史》诗，作于义熙十三年，当时刘裕北伐取得了取长安灭后秦的空前勋绩。陶渊明虽归隐近１０年，但仍对东晋收复关河进而统一九州之业极为关注，同时又对刘裕的野心感到不安，因此在出使祝贺的友人临行之际，写了这首情感复杂的诗。诗的前半部出于对收复关中的兴奋，情调颇为高昂；后半部分则包含了对商山四皓高蹈隐居之节的敬仰、对时人竞逐荣利的感慨、易代之际汲汲富贵者 贳患 的忧虑等多种感情，表现出诗人对当时国事的隐忧。这是述及时事比较直接明显的一类，但是像《饮酒》、《拟古》、《读山海经》中的一些诗，涉及政治的方式则比较隐晦。如《拟古》九首，实际上是一组彼此相连的抚今追昔，感慨时事之作，在从往事到现实的追忆之中，蕴含了对晋宋间政治的思考与批判。它们写作的时间，正是 忽值山河改 的宋武帝永初元年，以《拟古》为题，在当时形势下不过是借古人杯酒浇自己块垒，避免在抒情言志时触发政治机网。尽管如此，这组诗涉及时政仍颇为广泛，不仅有指刘裕为曹操的 辞家夙严驾 、隐喻晋宋之际知识分子人生道路选择的 荣荣窗下兰 、总结东晋亡国教训的 种桑长江边 ，也有直接抒发愤世之情的 少时壮且厉.
　　⑤　　 方东树：《昭昧詹言》中即每以 阮公陶公 并称。
　　⑥　　 《陶渊明集序》。
　　①　　 《魏书》卷 84 《张伟传》、《刘献之传》、《张吾贵传》、《梁祚传》。
　　②　　 《魏书》卷 84 《张伟传》、《刘献之传》、《张吾贵传》、《梁祚传》。
　　至于著名的《述酒》一诗，更是陶渊明有感于刘裕弑逆所作。诗中使用大量典故，隐射揭露从桓玄到刘裕的篡晋过程及为此所使用的残忍手段，表现了诗人对统治者诛及无辜暴行的愤激和谴责。虽然触及的问题十分尖锐敏感，但含蓄的写法，终令诗人免于文网。
　　除了感慨政治，陶集中还有大量寄托胸襟抒发怀抱的诗。陶渊明是一位哲学上有相当超悟的诗人，由于儒玄两方面的修养造诣，他继承了自嵇阮以来魏晋杰出诗人对自然社会的独立思考，以卓尔不凡的思想与实践，在对人生至道的把握上超越了前人。所作《形影神诗》在这方面是最有代表性的一组诗。这组诗将三个富含哲学意味的词拟人化，使之相互对答以阐明主旨，构想新巧。诗前有一序： 贵贱贤愚，莫不营营以惜生，斯甚惑焉。故极陈形影之苦，言神辩自然以释之 ，可见作者作此诗的目的用意，是有鉴于世人对生命中某些表象的迷惑，欲阐明真正的自然之道以破其 执 ①。
　　如《形赠影》：天地长不没，山川无改时。草木得常理，霜露荣悴之。谓人最灵智，独复不如兹。
　　适见在世中，奄去靡归期。奚觉无一人，亲识岂相思。但馀平生物，举目情凄洏。我无腾化术，必尔不复疑。愿君取吾言，得酒莫苟辞。
　　这里写了 形 的痛苦。 形 即人的物质自然存在，它的苦恼是徒为万物之灵，却不能长生不朽，超越物质生命。此苦无法解除，就产生了魏晋以来放达享乐，消极顺从自然的人生观。
　　接下来的《影答形》诗云：存生不可言，卫生每苦拙。诚愿游昆华，邈然兹道绝。与子相遇来，未尝异悲悦。憩荫若暂乖，止日终不别。此同既难常，黯尔俱时灭。身没名亦尽，念之五情热。立善有遗爱，胡为不自竭？酒云能消忧，方此讵不劣。 影 虽然解劝 形 不要执著于长生，但它自己赖 形 而存，痛苦更甚于 形.实际上， 影 所代表的，正是人们与生俱来的一切欲念名心，所苦亦在于身死名没，所以它希望以 立善 建立功业来求得精神的不朽。魏晋以来崇尚名教的人生观，即产生于这样的认识基础上。
　　以上二诗通过对人生之道各执一端的 形影 两方互相诉苦，象征反映了传统的自然名教之争及一般士大夫在崇尚自然与服膺名教之间的矛盾困惑。而这种困惑，最终由 神 来予以点化：大钧无私力，万物自森著。人为三才中，岂不以我故。……三皇大圣人，今复在何处？彭祖受永年，欲留不得住。老少同一死，贤愚无复数。日醉或能忘，将非促龄具？立善常所欣，谁当为汝誉？甚念伤吾生，正宜委运去。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
　　针对 形 的汲汲长生， 影 的孜孜求名，《神释》指出了古今老少贤愚同归一死，而圣人神仙皆不可见。对于 形 、 影 各自采用的放达任诞或立善遗爱的解脱方式， 神 亦给予透彻的喻解：以酒消忧，更有损自然生命，立善遗爱，在乱世里哪有客观的善恶标准，而众人皆醉，谁又能为之延誉呢①？最后 神 提出了自己的主张；委运任化，不喜不惧，顺应自然。
　　但这并不是消极的随波逐流，而是将个体的有限生命融入宇宙自然，在后者的无限之中，体认人生的价值，获得真正的不朽。这一结论陈寅恪先生称之为新自然观 ②。
　　①　　 《晋书》卷九十五《陈训传》。
　　①　　 《文渊阁四库全书》第四○七册，第六○六页。
　　陶渊明这组用形影互答开始而以神之喻解结束的诗篇，表现了诗人心中对人生、自然、社会诸多问题的深刻思考与最后的觉悟，对传统的儒道之说，这并非简单否定而是一种哲学上的 扬弃.而《神释》中那种襟抱天地，存生万物的精神，更显示了诗人无以伦比的超旷胸怀。三首诗以述哲理为主，但读起来却和玄言诗的感受完全不同，原因之一即是所阐之理是诗人的真实体悟且富有引人入胜的高境；其次则是由于语言的清真自然纯朴，而使诗中并无 理障.由于陶渊明包容宇宙的高旷心胸，他笔下的自然风光，都是别具新趣，别有魅力，和诗人的主观精神融为一体的。如宋人尝言 渊明随其所见，指点成诗，见花即道花，遇竹即说竹，更无一毫作为 ③，像他的四言诗《时运》，即表现了这种特色。如第一章：迈迈时运，穆穆良朝。袭我春服，薄言东郊。山涤余霭，宇暖微霄。有风自南，翼彼新苗。
　　四时流转，又到了风光宜人的暮春时分。在效外碧丽如洗的春景里，不仅有青山、有清风、有新苗，更重要的还有一位换上春服潇洒吟游的诗人，它们和他共同构成这幅美丽的自然画图，充分显示了自然的和谐。
　　陶渊明对自然的亲近感和融为一体的欣赏方式，和他躬耕陇亩的生活是分不开的。《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之二中有这样的诗句： 秉耒欢时务，解颜劝农人。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虽未量岁功，即事多所欣.诗中写出春天辽阔原野上秧苗欣欣向荣的景象和诗人甘于陇亩，在耕作中获得的愉悦心情。 平畴诸句，历来为人传诵。苏东坡以为 平畴二句，非古之耦耕植杖者不能道此语，非世之老农，不能识此语之妙.诗人对劳作本身怀有很深的爱，所谓 虽未量岁功，即事多所欣 ，不论收获如何，眼前所从事的劳动已是令人欣快。这种心理，也只有亲自从事农耕，体验过劳作带来的身心俱泰感后才能产生。
　　陶渊明的另一首劳作诗《归园田居》之三，不仅描写劳动生活更为生动细微，还有很深的寄意：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
　　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
　　此诗语言平易如话，前面寥寥六句，描出一幅清幽的月下农归图，仿佛可以看到诗人经一天劳作之后肩扛锄头，踏着月光，沿着夜露沾湿草叶的狭长小道缓缓走来。可以想象，由于劳动技艺不高，以至田里的草长得比豆苗更盛，但是诗人内心却十分充实满足，有坚定信念。
　　由于陶渊明的人生理想不是空洞的而是和自然、和真实的劳作结合一体，历经生活的考验，在艰苦力耕之中获得升华。因而他领悟了自然妙道，也赢得了一个恬静超然的心境，能够在平凡的生活中发现美，欣赏美，并将美的发现和审美的情趣，借诗的冲淡隽永语言表现出来。比如其《饮酒》第五首：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此诗具有雅淡的风格和悠远的境界，旨深言约，极富理趣。开首四句，先以平淡的语言叙写居住的环境，随即以 问君 转折，巧妙进入 境由心造 的哲理表述，不见一丝生硬。 心远 指精神的断绝尘想，恬退超越，有此心境，自可浮云富贵，粪土王侯，视朱门如蓬户，居人境如处深山了。陶渊明尝有 山涧清且浅，可以濯吾足 的诗句，而这种不须借助远离人世条件即可实现隐居，实际上显示了诗人追求超越但无须于牵执于外在条件的高度思想修养。 采菊 四句写了心境澄明的诗人采菊东篱，悠然自得，而山间岚气明灭飘浮，飞鸟来往归巢，冲澹幽远的画面与诗人心境融合为一。在这种意与境统一中诗人的精神复归自然，感受到了自然的真趣。
　　②　　 《北史》卷 81 《马敬德传》、《张彫武传》、《孙惠蔚传》、《董征传》、《李铉传》。
　　③　　 《北史》卷 81 《马敬德传》、《张彫武传》、《孙惠蔚传》、《董征传》、《李铉传》。
　　然而大道无言， 真意 只能意会，不能言传。对它的理解，只能来自精神的妙悟，心与自然的直接沟通。而精神既已超乎象外，语言也是多余的了。高迈的哲学内涵，使诗结尾处虽云 忘言 ，却自有丰富的言外之意。
　　而这首寥寥５０字清省无华的短篇，也足以展示陶诗思想艺术水平的不凡。
　　陶渊明的诗，流传下来的共１２６首，其中四言诗９首。除诗之外，渊明也擅长散文和辞赋，其名篇有《五柳先生传》、《桃花源记》、《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祭从弟敬远文》、《与子俨等疏》及《感士不遇赋》、《归去来辞》、《闲情赋》等，大都用清疏之笔，不尚辞采，不侈引典故，或清新淡远，亲切自然，或意气宕折，愤激慷慨，同样是他思想和艺术风格的体现。
　　（三）两晋文人的搜奇好异之习与志怪小说的创作魏晋以来的文人颇有喜述灵变怪异，好奇博物之风习。如前人所论，由于魏晋时代知识分子的思想分化，名士亦趋于方士化，故百余年间，人重异术②。志怪小说创作的兴盛，是这种情形的必然产物。
　　①　　 《北史》卷 81 《刘蘭传》、《李铉传》。
　　②　　 《魏书》卷 84 《平恒传》、《刁冲传》。
　　１。两晋志怪小说创作兴盛的条件背景及概况
　　小说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庄子？外物篇》有 饰小说以干县令 之语，所谓 小说 ，在当时指一种 琐屑之言 ③。 志怪 一词最早亦见于《庄子？逍遥游》： 齐谐者，志怪者也 ，而 志怪 是记载怪异故事之意，和后世作为文体的志怪不同。汉代始视小说为独立的文学艺术形式，《汉书？艺文志》言 小说家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 ；桓谭《新论》则认为 小说家合丛残小语，近取譬喻，以作短书 ④，汉人眼中小说的来源、形式和性质大抵如此。而这一文体所包含的诸多内容中，记述异闻的 志怪 一类，因具有比较丰富的幻想、鲜明的形象及较完整的情节，其创作最值得重视。汉末以后，哲学、宗教和社会生活等多方面的因素激发了士人的好奇之心，推动了志怪小说的创作。就哲学思想而言，由于儒学在思想学术领域一统天下地位的动摇和玄学清谈的流行，士大夫的思想宗尚和治学方向都发生了很大改变。受名理学综核名实，辨析物理物性和《易》学极深而研几，细观微察天地万物以体大道①的思维研究方法影响，魏晋士人治学从汉代的白首穷经，陋识寡闻变为 博贯诸子百家之言 ，并进而将探索领域深入于天文地理、草木鸟兽、历史人文乃至阴阳五行、占星卜筮，博学多闻成为跻身名士必须的条件。这种倾向进一步发展，遂变为两晋文士的搜奇好异之习，张华作《博物志》，郭璞注《山海经》，都是这一风习的表现。从宗教方面而言，灵怪故事源自上古的神话传说及中国传统的巫术方术，汉魏之后，古代神仙之术发展为道教，广泛流行于社会。由于宗神仙，好灵异，尚方术的信仰特点，道教信徒比较重视对客观世界的认识，为学广涉阴阳五行、风角星算，山川地理，方图产物、医药本草 ②，正如陈寅恪先生所言： 儒家虽称格物致知，然其所殚精致意者，实仅人与人之关系，而道家则研究人与物之关系。 ③许多道家方士，或因真心笃信，或为猎取富贵，纷纷记述灵变故事、奇异方物。以此自神其教，扩大社会影响，所谓 援引荒漠之世，称道绝域之外，以吉凶休咎来感召人 ④，原始的神话传说进一步丰富完善。汉末以来动荡不宁，生民多艰的惨淡现实，则是志怪小说创作繁荣的重要社会条件。许多志怪作品，虽以冥界仙乡为场景，鬼仙为主角，实际却深含入世之心，所折射的，是当时人的境遇。其诡变飘缈的描写，反映了乱世里的生命无常感，也体现了人们超越痛苦，寻找理想之境的美好愿望。
　　加之魏晋时期的人们追求文学的不朽价值，包括史传在内的各体文章大量涌出，而志怪这种用史笔写神怪幻想的文学体裁，亦沿两汉所具的规模，进入创作的成熟鼎盛期。从最早的《列异传》到集大成的《搜神记》，多记异地方物的《博物志》到记神仙异人的《神仙传》，可考的作品，有近３０种之多，题材、篇幅较汉代大为扩展，艺术手法也有明显进步。
　　③　　 《魏书》卷 84 《平恒传》、《刁冲传》。
　　④　　 《文选》卷三十一，江淹《拟李都尉陵从军诗》李善注引。
　　①　　 《三国志？吴书？赵达传》注引《吴录》。
　　②　　 《新唐书》卷 199《柳冲传》附《柳芳传》。
　　③　　 《金明馆丛稿初编？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
　　④　　 见王瑶先生《中古文学史论集？方术与小说》。
　　２。两晋各类志怪及干宝《搜神记》
　　此时期志怪的内容，不同于以后南北朝时期以宣扬佛家业报为主。论者通常将从魏到东晋二百年的志怪之作分为三类，即标准的志怪类、博物类及杂史传体的记仙类，三类作品的内涵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其中《搜神记》是 志怪类 的代表作，也是这一时期志怪小说的最重要作品。以下即对各类志怪择要简述：《列异传》：此书是魏晋时较早的一部 序鬼物奇怪之事 ①的优秀志怪类作品，一般认为撰者是魏文帝曹丕，但书中又记有魏明帝和齐王芳时事，或为后人所增，但无疑是魏晋人之作。该书多载汉代以来故事，内容丰富，生动有趣，富于情感和曲折的情节。 宗定伯捉鬼 、 三王冢 、 麻姑下降 、 韩凭夫妇 、 望夫石 等故事不仅本身艺术成就很高，还往往成为后来志怪作品的原型。
　　《博物志》和《玄中记》是当时博物类志怪的代表作。《博物志》为张华所撰，张华本为著名的博学之士，史称 天下奇秘，世所稀有者悉在华所。
　　由是博物洽闻，世无与比。 ②《博物志》通行本１０卷３９目，内容包括山川地理、鸟兽草木鱼虫、神仙方士的故事传说等，颇为驳杂。前６卷主要是各类异闻杂考，多采自《山海经》等书，少有小说性文字，后４卷中，则载有若干文学性很强的故事， 八月浮槎 、 千日酒 、 蜀山猴玃 等故事都是最早见于该书，对以后志怪的创作有一定影响。
　　《玄中记》又名《郭氏玄中记》、《元中记》，据后人考证，作者为郭璞。书中一些内容，和郭璞注《山海经》中文字相同，且作者显示出的博识，除了郭璞也很难找出第二人。书中所涉内容，有上古神话、远国异民传说、山川奇异生物传说、精怪妖异故事等诸多方面。男子藏鸟羽而得妻的 姑获鸟 故事、 桃都山 、 扶桑山 、狐妖等传说，都是富有特色且对后世有较大影响的。和《博物志》相比，此书内容较为朴实，文笔则 恢奇块丽，仿佛《山海》《十洲》诸书 ①。今有辑佚本。
　　《神异记》、《神仙传》和《拾遗记》属记仙类志怪小说。《神异记》撰者为西晋道士王浮，原书早亡，今只可见辑佚数则，大多言神仙事，如虞洪入山采茗遇仙故事，记述仙人丹丘子和仙品大茗，是标准的颂扬仙家之作。
　　其中的孙皓时江夏太守陈敏因失信受覆舟之惩故事，义例与仙传不甚符合，或疑是他书阑入。《神仙传》１０卷，晋代葛洪著。此书广泛取材于仙经道书，尤其受汉代《列仙传》影响，记述诸仙事迹较为详备，所传神仙初有近２００人之多。由于作者的信仰，书中多道家修炼方式的沉闷叙述，文学性不强，只有《黄初平》、《壶公》、《栾巴》、《王远》等传，想象丰富，叙写生动，是很好的小说类作品。《拾遗记》亦称《王子年拾遗记》，王嘉撰。王嘉是前秦著名方士，后为姚苌所杀，原书１９卷（今传１０卷），所记上至伏牺下至后赵石虎，凡古代神话逸事奇闻都有记述，又记与仙人生活有关的诸名山如昆仑、蓬莱、方丈、洞庭，以及异邦风俗物产等。其特色是借历史传说铺排渲染，幻想奇特，情节曲折，首尾完整，人物情感细赋，且文笔缛丽，词采丰美。不少故事传说中还隐含了对下层人民痛苦生活的同情和对历代统治者奢侈暴虐的揭露，如 怨碑 、 薛灵芸 等。此书在题材、艺术手法等方面都对古代小说史有很大影响， 历代词人，取材不竭 ①。
　　①　　 《廿二史札记》卷 4《东汉功臣多近儒》。
　　②　　 《后汉书》卷 79 《欧阳歙传》。
　　①　　 《后汉书》卷 79 《儒林列传》。
　　东晋初干宝所撰的《搜神记》是两晋志怪的代表作，原书３０卷，历经散佚，今辑为２０卷４６４条。干宝是晋代著名史学家，也是一位道家方士，史载他因有感父婢及兄死而复苏， 遂撰集古今神祗灵异人物变化，名为《搜神记》 ，以明 神道之不诬 ②。
　　《搜神记》广收逸闻，篇帙宏富，在内容题材上都非同时之作可比。《序》中言其材料的来源，一是 承于前载 ，即取自他以前的志怪和其它典籍；二是 采访近世之事.这些材料并非简单的钞撮袭用，干宝在东晋担任过著作郎之职，对古今各类材料有广泛涉猎的条件，加上其良史之才，原有故事经他的加工融裁后，在主题结构诸方面都更趋完整成熟。
　　《搜神记》在内容上颇为驳杂，大致可分为五大类：其一是神仙方士和法术变化，包括赤松子、王乔、左慈、葛仙翁等仙人奇妙的仙术和郭璞、韩友等方士的阴阳卜筮厌胜之术，想象奇幻；其二是各种阴阳五行感应变化，各种奇灵异物及玄怪的传说如盘瓠故事等，显得荒诞不经；第三类在书中份量最大，为各种神、鬼、精怪故事。神灵故事记述了海神、水神、泰山神、织女、杜兰香、蒋山神、丁姑神、灶神、蚕神等大批神祗，表现了神人的感通相应，许多故事颇具人情味。鬼类故事多写人鬼相爱及冥幽显验，作者对鬼抱同情态度，记述了如紫玉、卢充、谈生等许多死生不渝的人鬼间动人的爱情故事，优美而曲折。精怪故事反映了作者对为祸人间的妖魅的反感蔑视，其中许多故事颇具幽默之趣；其四是历史传说，记述历史上的勇士豪客直吏能臣孝子节妇信士，有许多故事如韩凭夫妇、东海孝妇、干将莫邪等为后世广为传诵；其五主要是人与动物间的善恶报应，多述动物报恩之事，反映了劳动人民的善恶观。
　　《搜神记》由于其撰作宗旨和时代，书内固不免有浓厚的宗教迷信色彩和封建伦理道德说教气味，但瑕不掩瑜，在思想、艺术和小说史上都有极高的价值。干宝尝著《晋纪》，史称其 直而能婉 ①，而此书叙事简洁、语言朴素，但又曲折入理，清俊雅丽，同样有此特色。书中有许多人民反抗强暴，追求幸福美好的感情与生活的篇章，鞭挞社会的黑暗，讴歌正直、勇敢、忠贞的品质，反映了作者进步的思想倾向。在情节篇幅叙写方法上，也相当丰满完整，人物形象更富于个性。其内容题材，为后世不同的文学形式所大量采用，对于南北朝志怪、唐人传奇以至清代的《聊斋志异》来说，《搜神记》的影响是十分巨大的。
　　①　　 《九章算术》方田章圆田术刘徽注，见钱宝琮校点本《算经十书》（上册），中华书局 1963 年版。
　　②　　 见卜宪群《瑯琊王氏政治地位研究》、《安徽师大学报》1988年第 1期。
　　①　　 《北京大学学报》1987年第 2期。
　　（四）对文学创作规律及技巧的探讨１。陆机《文赋》
　　《文赋》是继《典论？论文》之后的一篇有关文学创作方法的重要理论文章，在历史上首次系统论述了文学创作的过程和技巧，其用赋体写成，在文学批评史上也是个创举。
　　《文赋》写作的时间，大致是在陆机入洛之后的元康末年到永康初年期间。此时太康诗歌余响尚在，陆机从对前人作品的阅读鉴赏和自己的创作实践中，总结出许多经验，因此而论作文之甘苦和其间的利病得失。他在《文赋？序》中说：余每观才士之作，窃有以得其用心。夫放言遣论，良多变矣，妍蚩好恶，可得而言，每自属文，尤见其情。恒患意不称物，文不逮意。盖非知之难，能之难也。故作《文赋》以述先士盛藻，因论作文之利害所由，佗日殆可谓曲尽其妙。
　　《文赋》对整个创作过程从创作冲动的产生、到艺术想象的出现、表达等诸多方面，有详尽叙述。有关创作冲动的产生，陆机认为主要来自自然、社会和内心情志三方面的激发，举凡自然界的万物变迁、春秋代谢；到社会生活中的前代典籍，先民清芬，触动了作者本人怀霜凌云的高洁澹远心志，都促使作者 慨投篇以援笔，聊宣之乎斯文.在此基础上，陆机详细表述了写作构思中的艺术思维过程：其始也，皆收视反听，耽思旁讯，精鹜八极，心游万仞。其致也，情瞳眬而弥鲜，物昭晰而互进。倾群言之沥液，漱六艺之芳润，浮天渊以安流，濯下泉而潜浸。于是沈辞怫悦，若游鱼衔钩而出重渊之深；浮藻联翩，若翰鸟缨缴而坠层云之峻。收百世之阙文，采千载之遗韵；谢朝华于已披，启夕秀于未振；观古今于须臾，抚四海于一瞬。
　　在叙述中，陆机抓住了形象思维的特征，强调了联想、想象的作用，揭示了创作的奥秘，这在古代文学理论上是前无古人的认识。而在作家凝神深思，驰骋想象，抓住文思与形象以后，还必须用语言形式将它们清楚地表现出来，所以《文赋》对于文章的结构、布局修辞、剪裁等的作用也十分重视，提出了不少精辟的见解。
　　陆机崇尚作家和作品的个性，对文章体裁和风格的多样性有透彻的分析，在主体方面，他认识到由于作者的个性、趣味不同，会在作品的风格上打下不同烙印；在客体方面，则由于文体不同，对写作也有不同的要求。在《典论》提出奏议、书论、铭诔、诗赋４类文章的不同的写作要求之后，陆机更细微地区分了１０类作品： 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以浏亮。碑披文以相质，诔缠绵而凄怆。铭博约而温润，箴顿挫而清壮。颂优游以彬蔚，论精微而朗畅。奏平彻以闲雅，说炜晔而谲诳。 这些精微的归纳概括是作者在当时文学创作新的进步基础上，对旧说在形式内容诸方面的修正补充提高，以及在审美实用方面提出的新的要求，也是这位对各类文体的作法均娴熟于心的文章大家自己的真切体会。
　　《文赋》后半部，主要论述创作技巧，剖析作文利病，颇有精到的见解。
　　其间，陆机提出了他的文章的审美标准：其会意也尚巧，其遣言也贵妍，暨音声之迭代，若五色之相宣。
　　对言意辞采声音之美的极度重视，是陆机所处时代的创作风气，也是陆机在诗文创作中所奉行的原则。因此他强调命意的新颖独创，词句的秀出奇警。
　　太康的文学宗尚，通过陆机的理论总结和创作示范，影响了整整一个时代的文风，东晋南朝的文学创作，正是沿此方向发展流变的。
　　②　　 《梁书》卷 33 《王筠传》。
　　对《文赋》中文学见解的评价古今褒贬不一，较为普遍的批评是其中有片面追求技巧的倾向。但必须看到的是，这种倾向本是时代的产物，是文学进入自觉时代的表现之一，其意义并非纯是消极的。《文赋》主要探讨的问题，是文学创作的具体规律，而作者又有切身的经验体会，故所论多得旨要，非浮泛之谈可比。赋中还提出一些作者自己亦觉无法解释的疑问，带动了后世对创作规律技巧的进一步研究。
　　２。挚虞《文章流别论》
　　魏晋以来，各体文章大量涌现，文章总集的编撰也随之兴盛，有些文章总集有序和评论，用以表明编者有关文章撰著的意见，挚虞的《文章流别论》正是这种性质的文学批评著作。挚虞字仲洽，京兆人，为皇甫谧弟子，治学颇受其师影响，通博多闻，对阴阳礼律天文之学都有造诣。《晋书》本传载他 撰《文章志》四卷，……又撰古文章，类聚区分为三十卷。名曰《流别集》，各为之论，辞理惬当，为世所重.此集早已散亡，集中原有论、志二卷，亦只剩少许佚文，所以今日见到的《文章流别论》不过是一些零星的片断。
　　在《文章流别论》中，汉魏以来的各类文章，按繁复的颂、赋、诗、七、箴、铭等文体分别选编，以便利当时人对各种文体的揣摩掌握，其中的 论 ，则论述文体，探索各体文章的源流、性质，评论作品得失。所以《文章流别论》主要是文体论，亦间有风格论，和《文赋》以创作论为主不同。挚虞论文体的主张是在《典论？论文》和《文赋》对各种文体风格的论述辨析基础上提出来的，因此他的文体论，比前人的简略之言要全面、细致得多。比如他对 颂 这一文体的辨析：颂，诗之美者也。古者圣帝明王，功成治定而颂声兴。于是史录其篇，工歌其章，以奏于宗庙，告于鬼神。故颂之所美者，圣王之德也，则以为律吕。或以颂形，或以颂声，其细已甚，非古颂之意。
　　以下即举出汉以来的颂体名篇，一一分辨哪些和古颂体意相类而文辞古今有异；哪些 颂而似雅 ，而哪些 纯为今赋之体.他对 哀辞 和 诔 这两种文体的辨析，也都非常透辟有见。
　　挚虞对文体的分辨有时细致到近乎拘执的程度，这是由于挚虞在治学上有宗经 的特点，故其论文的观点较为崇古守旧，偏重传统。譬如关于文章的功用，他认为： 文章者，所以宣上下之象，明人伦之叙，穷性尽理，以究万物之宜 ，其作用所及远远超出前人的界定，实际上将儒学经典也包括在各体文章之内。评论文章既以儒经为准的，而反对新变，忽略文体按自身艺术规律发展进步也就毫不奇怪了。如他论诗体时，认为各种诗体都是演变《诗经》而来，所以极力推崇四言而贬低五言，所谓 古诗率以四言为准 ； 雅音之韵，四言为正 ，五言者 于俳优倡乐多用之 等等，都是用古代诗乐配合的情况，来否定汉魏以来活泼清美的新诗体。其论赋体，也认为 古诗之赋，以情义为主，以事类为佐。今之赋，以事形为本，以义正为助 ；又针对今赋，指出辞赋 背大体而害政教的 四过 ，对古今赋作褒贬之意相当明显。而赋以情义为主的观点固不乏可采，但实际上作者所持的仍是看重政治教化的文学观，完全无视了建安以来抒情小赋的创作成就和经验。
　　和陆机《文赋》中 赋体物而浏亮 的主张相比，实际上代表了当时文坛上两种不同的倾向。
　　挚虞《文章流别论》中的儒家正统宗经观念，使他对儒学复兴后的南朝文坛的影响远比在两晋时为大。刘勰作《文心雕龙》，萧统编《昭明文选》，都在许多方面吸取和发展了挚虞的文学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