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文学史之魏晋之际的文学

魏晋之际的文学
　　文学史通常将这一时期的诗文创作称为 正始文学.实际上，正始只是齐王芳的一个年号，当时司马氏已开始侵渔曹魏大权，其后有１５年之久，司马氏始篡魏成功。而嵇康阮籍等人的创作，在正始之后还持续了十余年，他们的作品，也并非只是在正始玄风影响下的产物，仅用 正始文学 来概括是完全不够的。《晋书？　阮籍传》说： 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 ，而所谓 魏晋之际 ，不仅包含了一个时间阶段的概念，也隐含了很深的社会政治内容。所以，我们以为称这一时期的文学为 魏晋之际文学 ，似乎更能反映出这一时期文学作品的时代特征与社会实质。
　　（一）严酷的社会现实
　　魏晋之际，是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冲突最为尖锐集中之时。在这个险恶多变的时代环境里，许多诗人文士，为自身生命或思想信念的保存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而这一切，　首先源自当时政治舞台上的权力斗争。
　　早在曹氏基业初定之时，政治上野心勃勃的司马氏集团，已经是从旁窥视，欲取而代之了。但曹丕曹睿父子，一心忙于防范自己的宗亲骨肉，对这股力量并没有更多的警觉。魏明帝死后，宗室曹爽和司马懿共同辅政。尽管曹爽集团的何晏、夏侯玄等人曾有意对朝廷政治思想风气进行一些革新，以改变朝中大族把持选举，官制淆乱等情况，增强曹魏的统治力量。但他们的这些努力，终因羽翼已丰的司马氏集团发动的一场政变而宣告失败。
　　因此，曹魏建国不到４０年，司马氏就在对最高权力的角逐中占尽上风，成为王朝的主宰。大批的文人，则在这场陵谷变换的混战中，沦为统治者刀俎上的鱼肉。
　　从家世上看，司马氏和曹氏完全不同。司马懿家族发迹于西汉初年，从高祖司马钧起，四世出仕东汉二千石之职，又有恪守礼法，重视儒学的传统家风。因兼具高门大族和崇儒重教的双重名望，司马氏对大族官僚和儒学之士颇有号召力，与出身宦官寒门的曹氏相比，在社会基础方面，显然具有更大的优势。
　　司马氏所崇尚的政治，是辅之以 综核名实 的经术文法之治，和曹氏并没有本质区别。而当时的朝堂上，也由于曹氏一贯实行的抑浮华、赏功能的施政方针而麇集了大批思想上主张循名责实的名法之臣。这些人在政治上大都有保守、注重实用，善于与现状妥协的特点，其中许多出身大族的官僚，行事更不免要为家门计。由于和司马氏在家世门第和政治思想方面都差别甚小，所以尽管身为曹魏臣子，除少数和曹氏有特殊渊源关系者，这批重实之士在改朝易姓之中，率不准备对新主作出抵制。甚至一些在曹魏政权中起支柱作用的重臣，亦未对司马氏篡魏采取坚决的反对行动，相反，其子弟还往往成为帮助篡逆的司马氏党羽。
　　然而，尽管司马氏在篡逆中实际上没有遭遇像当年东汉群臣抵制曹操那样的社会阻力，但整个魏晋禅代过程，却并未因此而显示出丝毫的 温和.阴鸷好杀的司马氏为篡位所采用的残暴手段，绝不亚于当年的曹操。史书言司马懿的为人，是 内忌而外宽，猜忌多权变 ①。这种性格，其实也跟其家世渊源有关。从史书中可见，司马氏家中因拘执于礼法，父子昆弟间毫无骨肉温情可言，气氛压抑僵冷②。这种家风熏陶出的子弟，往往属两类人，一种是标榜端方守制，非礼勿动的迂腐之士；另一种即是心口不一，工于阴谋之伪君子。骨肉间亲情的缺乏和相互防范，更易使后者在政治斗争中采用猜忍阴狠的谋略。在此点上，大族出身的司马氏和寒门出身、尚申商之术的曹氏，可谓殊途同归。而攫取权力时，司马氏心机的险诈，手段的伪善，更有过于前人。甚至唐太宗御撰的《晋书？宣帝纪》也不讳言，司马懿 平公孙文懿，大行杀戮；诛曹爽之际，支党皆夷及三族，男女无少长，姑姊妹女子之适人者，皆杀之。 可以说，司马氏代魏过程的每一步，都是以对政敌和无辜士大夫的屠杀来开路的。从正始十年（２４９年）策划政变，在高平陵事件后杀曹爽兑弟、何晏、邓飏、丁谧、毕轨、李胜、桓范、张当等并俱夷其三族时起，屠杀即全面开始；到嘉平三年（２５１年），因王凌欲立楚王彪事件，迫王凌自杀，穷治其事，夷其三族，并赐楚王彪死；嘉平六年（２５４年），杀中书令李丰，又将其子、弟及夏侯玄、张辑等下廷尉治罪，并其株连者全部处死，夷三族；当年９月，令中领军许允流放而死，不久又废齐王芳；正元二年（２５５年），杀死在淮南起兵的毌丘俭，夷其三族；甘露三年（２５８年），又杀死亦在淮南起兵的诸葛诞，夷及三族；甘露五年（２６０年）公开弑逆，杀高贵乡公曹髦；直到景元三年（２６２年），还杀死了思想上不附司马氏的嵇康、吕安，以压制知识分子的反抗。短短１５年中，被司马氏所诛杀的，不仅有属于其政敌一方的几十个家族及其亲党，也有大批无辜的朝士。由于血腥的屠杀，这时朝中除司马氏死党之外，一般朝廷官僚和士大夫，无论其思想宗尚与政治倾向如何，均生活在一种惴惴不安的恐怖气氛之中。参与反对司马氏活动者固难幸免，稍涉敌对嫌疑或与司马氏存有私怨者同样无法保全，无端而受池鱼之殃者更不知凡几。时人谓曹爽等诛后，国中 名士减半 ①，司马氏对士人芟夷之酷于此可见。而司马懿父子在篡夺天下时的所作所为，甚至令他们后人亦为之惊愧难以自容②。
　　需要指出的是，司马氏集团所做的这一切，都是在礼法名教的名义下进行的，此点是司马氏篡魏较之曹氏篡汉最大的不同，也是司马氏行为格外令人反感之处。表面上，司马氏对官制朝仪婚丧祭祀等虚礼极为讲究，选举用人亦以儒学伦理道德为主要标准，褒扬仁孝，奖励名德；其实际所为，却是篡逆弑君，从根本上践踏了儒家礼制和忠君原则。传统价值的外在尺度虽还具在，内容却完全被偷换了。《庄子》中窃国大盗并仁义而窃之， 诸侯之门而仁义存焉 的讽刺赠与司马氏，也是很贴切的。
　　①　　 杜玉生：《北魏洛阳城内出土的瓷器与釉陶器》，《考古》1991年第 12期。
　　②　　 山东淄博陶瓷史编写组，《山东淄博寨里北朝青瓷窑址调查纪要》，《中国古代窑址调查发掘报告集》，文物出版社 1985 年版。
　　①　　 中国硅酸盐学会：《中国陶瓷史》，文物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170页。
　　②　　 《三国志？吴书》卷 14 《吴王五子传》。
　　（二）玄学的产生发展和魏晋之际的文学创作
　　１。文士心灵的重负和精神追求的改变
　　盗亦有道 给社会中的知识分子造成了严重的精神痛苦和思想冲击。
　　一般而言，传统的士大夫是儒学道义理想作为精神上的支柱以及和权势者不义行为抗争的武器，但设使仁义道德异化为不义行为的装饰物，违背典制恣意为恶之举变得神圣而合法时，士大夫可能会因内心道义观的溃解而丧失反抗权势暴政的正气和勇气。除了社会中的极少数特立卓行之士，很少有人敢于承当 不义 的罪名来反抗真正的不义。权势者由此将专制统治扩展到士人的思想之中，社会因而更加黑暗，更无道义可言。最终结果，是造成士大夫内心普遍的沉重压抑与精神失落。魏晋之际的社会，正是这种情况的一个例证。由于世路的黑暗和处境的险恶，士大夫的生命和人生信念受到严重威胁。坚守志节的仁德君子，不免遭遇祸患；弑父弑君之辈，反而成为忠臣。
　　是非善恶无复标准，正直之士恸哭途穷。这一切都在知识分子传统的人生价值观和道德观上留下阴影，引起他们内心的焦虑、紧张、抑郁等等变态情绪。
　　作为发泄，服食、饮酒等矫性违理的生活方式成为时尚，影响逐渐渗透于整个社会和时代的风气之中。所谓 天下多故 ，除了指人们在生命方面随时面临的不测之祸，尤其还包括了士大夫在精神、心理和思想信念方面所发生的严重危机。受这种社会心态影响，思想学术也相应地发生了改变，如汤用彤先生所言， 经世致用至此转为个人之逍遥抱一 ①。不过从本质上说，魏晋间的许多知识分子虽开始致力于更深哲理的研究，但却不能断言他们已放弃了对政治现实的关心。在很大程度上，他们是希望能藉此更深刻地认识和影响社会。而在恶劣的外在条件下深化发展内心的哲学思维，也是知识分子自我意识进一步觉醒的表现。对当时的士大夫来说，无论是从经世的角度还是从自慰的角度，思想上对更深哲理的探究，都是必然和必要的。
　　士大夫思想追求的改变和玄学诞生的过程是从汉末清议转化为清谈开始的，亦如汤先生在《魏晋玄学论稿》中指出的：自东汉党祸以还，曹氏与司马氏历世猜忌，名士少有全者。士大夫惧祸，乃不评论时事，臧否人物。此则由汉至晋，谈者由具体事实至抽象原理，由切近人事至玄远理则①。
　　概言之，清议品评人物，首先看此人是否名实相符，故必须核校言行，分析才性，循名责实，因而有汉末名理之学的流行。与此同时，言天道的易老之学，也成为一部分学者研究的热点。随人物品鉴向深刻化发展，校验名实已不能仅牵执于形迹而忽视精神，故清议亦逐渐倾向于遗形取神，以 言不尽意 的哲学方法，融入老子至人无名的道家玄理，进而从旧的躯壳中脱胎而出，不再是具体的人物批评而成为玄远清虚，不涉人事的清谈。魏晋玄学因此诞生。
　　①　　 郭演仪等：《中国历代南北方青瓷的研究》，《硅酸盐学报》1980年第9 期，并见表一注。
　　①　　 崔鸿：《十六国春秋？前燕录 1》。
　　具体而言，在经过建安时期的初步觉醒之后，正始年间的士大夫，对哲学思维表现出了更浓厚的兴趣。作为玄学的创始人，此时的王弼何晏，精研《老》、《易》，通过对儒道两家经典的融汇贯通，理解体会到两家思想中的互通互补之处，以自由创新的思维精神，在传统思想中引入新说，完善本体；思想方法上亦删夷繁芜，廓清虚妄，使两汉旧学完成了向魏晋玄学自然本体论的过渡。王何的 天地万物皆以无为本 即所谓 贵无 之说，表现出很高的思辩水平。在他们的带动下，社会上谈玄之风大为盛行，被后世称为 正始之音.但王何并非真正尚玄远不过问人事者，在他们思想深处，还保留着和建安精神一脉相承的用世进取，建功立业的社会理想， 其形上学虽属道家，而其立身行事，实仍赏儒家之风骨 ①。故他们这一派名士，始终希望对当时曹魏政治作一番革新，在现实中建立一套植根儒家理想，又顺乎道家自然的更为合理的统治秩序。所谓 以无为本 ，也就是用欲盈先虚之理，使圣人体无名之道，成冲默之体，将名教纳入自然的合理轨道。
　　王何 贵无 之说的基本点为在他们之后不久的嵇康阮籍等 竹林名士 所继承和发展（近有许多论者认为 竹林之游 未必真有其事②，此处姑采旧说）。然而，经过高平陵之变后的血腥屠杀，一般士人仅存的积极用世精神已完全消散于政治高压，所以在这一时期，嵇阮等人通过引《庄子》入清谈，突出强调黑暗之世里天道与人事的对立冲突，寄意山林，非议名教，以表达内心的愤郁不平。庄子思想中，原有强烈的愤世嫉俗情绪，所崇尚者为万物本性之自然，对成为自然桎梏的礼法名教尤其反感。这样的理论虽然未必与嵇阮等人的初衷相符，但在统治者将仁义道德变为篡政工具的魏晋之际，却能被用作消极反抗的武器。故此王何的 以无为本 此时进一步发展为 名教出于自然.而嵇阮通过 越名教而任自然 ③的不羁之举，不仅在理论上否定了权势集团标榜的 名教 的至高无上性，在行动上也和那些动不违礼但却帮助篡逆的乡愿之士划清了界限。庄子思想的另一面，是栖逸山林亲近自然的隐遁倾向，而山林皋壤中的乐趣，吸引了在现实政治中失意的士人到自然中去寻找情感安慰并藉以保持自己的人格独立。隐者之流诚然古已有之，但士大夫怀有明确的个体自觉意识退隐山林，优游山水，却是这时才产生的社会现象。而此点，是和嵇阮等人将庄子的哲学境界引入现实生活①分不开的。
　　①　　 崔鸿：《十六国春秋？前凉录 6》。
　　②　　 崔鸿：《十六国春秋？西凉录 1》。
　　③　　 崔鸿：《十六国春秋？西凉录 1》。
　　①　　 李家治：《我国古代陶器和瓷器工艺发展过程的研究》，《考古》1978年第 2期。
　　２。文坛鸟瞰
　　和建安时期的 彬彬之盛 相比，魏晋间的文坛是相当沉寂的。不仅作者的数量少，而且除了几位出类拔萃者外，大多数人的作品质量平平。此时的文士，完全不同于建安诗人的用诗赋展现人生理想、显示艺术个性，其人生态度，是从高飏到内敛，从追求立功到痛苦自保，从慷慨淋漓的情感宣泄到玄远清虚的哲学幽思；作品的风格也从刚健明快，渐变为含蓄隐晦。要之，此时期文学在思辨的深度上固非建安诸子所及，但所涉的广度则大为收缩，文士写作关注的焦点，已不是整个社会的治乱兴亡而是个体精神的愤郁哀伤了。不过，尽管在风骨的凌厉等方面远逊于建安，但此时文学创作在思想艺术方面的某些发展进步，也是不容置疑的。主要有异于前代之处，一是此时期诗人常在作品中表现出老庄式自由逍遥的人生境界，藉以作为精神苦闷的安慰；二是诗创作虽有哲理化倾向，却并非枯燥无味之作，玄理与抒情能融合一体，情感充沛，意象丰美；三是五言诗在技巧上更趋完美，高度的思辨与空灵的想象巧妙地结合一体，表现的领域更有拓宽。
　　具体而言，正始名士虽有 浮华之友 ②的名声，但多数似不以文学见长，作为 正始之音 倡导者的王弼、何晏等人中，只有何晏有一两首诗流传下来。其中有一首题为《言志》（或名《拟古》）的诗，表现了处在政治漩涡中的这批士大夫内心的危机感：双鹤比翼游，群飞戏太清，常恐大网罗，忧祸一旦并。岂若集五湖，顺流唼浮萍。
　　逍遥放志意，何为怵惕惊。
　　诗中所流露的进退之间的矛盾忧虑情绪，在此时期士人心态中很有代表性；所使用的鸟与罗网的意象，也是魏晋诗人在诗中常常采用的。它们通常有一定的象征意义，比如以鸟的振翼飞举，譬喻诗人内心对自由逍遥的追求向往；以罗网象征生存条件对人生的限制，或喻一种充满危机的社会环境；而鸟的摆脱罗网，则象征着一个 越名教而任自然 的超越过程等等。类似的例证，在以前的曹植和以后的嵇康、阮籍、陶渊明等人的诗中都不难看到。
　　从何晏这首诗中鸟与罗网的意象来看，这位玄学大师内心对于如何超越现实，保养性命，实在是没有把握的。和何晏密切交游的邓飏、丁谧、毕轨、李胜以至夏侯玄、李丰、许允等人，都没有什么文学作品流传下来。这可能是因为这些人本是廊庙之士，志趣原在于改良政治，其关注社会、实现抱负的方式，主要不是利用文学创作而是依靠深研哲理及在此基础上的托古改制，在政治上又过于热衷，故无暇发什么诗情。另一个可能的原因就是他们全都是作为司马氏政敌而被杀且诛及三族，即便留有作品，也会由于没有人替他们保存而失传。
　　虽然正始名士没有作品流传，但正始前后却有一位重要的作家应璩。应璩字休琏，是应瑒之弟，史言其 博学好属文，善为书记 ①，曾经做过齐王芳的侍中，也在司马氏的大将军府中作过属吏，卒于著作郎。据说他针对当时曹爽集团 多违法度 ②，作了许多政治讽谏诗 讽切时事 ①。这些诗从维护礼教角度，劝戒他人也勉励自己不要违反传统道德，有格言的意味。如他的一首《百一诗》：
　　②　　 李家治：《原始瓷器的形成和发展》载《中国古代陶瓷科学技术成就》，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1985 年版。
　　①　　 《魏书》卷 3《太宗纪》、卷 4《世祖纪上》、卷 7《高祖纪》、卷 8《世宗纪》、卷 89 《儒林传》。
　　②　　 《北史》卷 81 《儒林传序》，《魏书》卷 2《太祖记》。
　　①　　 《魏书》卷 4《世祖纪下》。
　　细微可不慎！堤溃自蚁穴；腠理蚤从事，安复劳针石！哲人睹未形，愚夫暗明白。
　　曲突不见宾，焦烂为上客。思愿献良规，江海倘不逆。狂言虽寡善，犹有如鸡跖，鸡跖食不已，齐王为肥泽②。
　　所谓《百一诗》，一说是因他的此类讽谏诗有一百一篇，故名③。不过据《百一诗序》，则是由于应璩对曹爽说过 今闻周公巍巍之称，安知百虑有一失乎 ④的话而得名，是虑为万全之意。所以这些诗既警告当局者居安思危，善听他人建议，慎重细微之处，也诫饬自己慎终如始，安于蓬庐，毋苟且求进。而着眼点，都在于防患于未然，实际上透露出当时政局险恶，不测之祸可能旦夕而发的情形。据说应璩尝以《百一诗》遍示朝中，读之者无不惊骇，以为 应焚弃之⑤，可见这些诗着实触及到了当时政治中一些敏感问题。大致他在曹马两派的斗争中采取了中间派的立场，但 殷勤指喻，忧患存焉 ⑥。
　　由于这类诗的性质，在艺术风格上，是比较质直，多用譬喻，不事雕饰与文采的。《诗品》称他的诗 雅意深笃，得诗人激刺之旨 ⑦；《文心雕龙》则说是 辞谲义贞，亦魏之遗直 ⑧。
　　除诗之外，应璩能写很好的散文，尤其是书笺一体。《文选》卷４２收入其书牍如《与满公琰书》《与从弟君苗君胄书》等共４篇之多，俱是 秀绝时表①的精美之作。其文以骈为主，杂以散行，情感真挚，文藻秀丽，佳句迭涌。像 德非陈平，门无结驷之迹；学非扬雄，堂无好事之客。才劣仲舒，无下帷之思；家贫孟公，无置酒之乐。悲风起于闺闼，红尘蔽于机榻。……
　　夫皮朽者毛落，川涸者鱼逝，春生者繁华，秋荣者零悴，自然之数，岂有恨哉 ②诸句，用典自然，抒情流转，寄慨深郁；又如 间者北游，欢喜无量，登芒济河，旷若发矇。风伯扫途，雨师洒道，按辔清路，周望山野，亦既至止，酌彼春酒。接武茅茨，凉过大夏；扶寸肴脩，味逾方丈。逍遥陂塘之上，吟咏菀柳之下。结春芳以崇佩，折若华以翳日 等句③，虽用骈体，但句式错落疏宕。写一种壮游的感受，思致奇丽，气韵高妙，辞采清畅，俊美可观。
　　应璩的这些文章，在魏晋时文中亦属上品，然而他生不逢时，未能参与建安七子之游，却遭逢世途多故，文坛寥落的年代。后人感叹他的遭遇说： 休琏历事二主，喉舌可舒，而世无赏音，义存优孟，嗟乎命也！ ④及至嘉平以后，司马氏执掌大权，号称 以名教治天下 ，一班党羽自诩礼法君子。和当年有慕通达好词赋传统的曹氏不同，这些人不仅动辄标榜 自少及长，无声乐嬖幸之好⑤，还每每欲将 纵情背礼 的阮籍等人摈诸四裔， 无令污染华夏 ⑥，其赏鉴文学，优容文士的情趣雅量如何可想而知。
　　在恐怖的气氛之下，不仅庙堂之士生命不遑自保，少有文学方面的酬酢往还；即便穷居山林皋壤之士，亦常是块然独处，默尔不言，以求免祸。一旦文章触禁，虽皇帝亦不能幸免。譬如甘露四年，龙屡见于井中，在位的高贵乡公以龙不见于天不见于田而数屈于井，感慨而作《潜龙诗》自讽， 司马昭见而恶之 ①。到次年，即发生高贵乡公被弑事件。所以，建安文士生活中常有的诗酒高会，相互酬唱的兴发之举，在魏晋间几乎是看不到的。当时参与竹林之游的名士中，除嵇康、阮籍之外，只有刘伶有一篇对礼法先生恣意讽刺的游戏文章《酒德颂》和一首风格类阮籍《咏怀》的《北芒客舍诗》传世，向秀则作了一篇闪烁吞吐欲说还休的《思旧赋》。此赋是六朝抒情小赋的杰作，它以恻怆哀伤笔调，写出了自己对被司马氏所杀害的两位友人嵇康吕安的怀念。序中言 于时日薄虞渊，寒冰凄然。邻人有吹笛者，发声寥亮，追思曩昔游宴之好，感音而叹.凄清委婉，带出作赋的缘由，颇存曲笔。赋言 叹黍离于愍周兮，悲麦秀于殷墟……托运遇于领会兮，寄余命于寸阴 ，压抑沉痛，有非常含蓄的哀旧友、哀故国，哀自己不能自主的命运之意，也隐隐包含了对司马氏及死党戕害贤士的控诉。然而言辞语气极为谨慎温和，又像鲁迅所说， 只有寥寥数行，刚开始却又煞了尾 ②。其余诸人，尽管文化修养很高，都没有什么诗作传世。事实上，奉行玄学无为之旨的魏晋名士常怀无言之痛，抒发排遣自己的感情每采用 啸 的方式。啸声婉转激越，作啸的仪态亦可有傲世不驯之姿，但却不涉文字，以免被喜欢告密的 工言子 钟会等人抓住言语把柄。所以竹林诸贤如嵇、阮等都能作啸，而当时一些完全避世的隐者如孙登，更是声若鸾凤的作啸高手。由于种种原因，这一时期文坛诗坛作者较少是可以理解的。
　　②　　 《魏书》卷 7《高祖纪》。
　　③　　 《魏书》卷 55 《刘芳传》。
　　④　　 《北史》卷 81 《儒林传》。
　　⑤　　 《魏书》卷 47 《卢玄传》、卷 84 《儒林传》、卷 55 《刘芳传》，《北史》卷 81 《儒林传》。
　　⑥　　 《北齐书》卷 4《文宣帝纪》、《北齐书》卷 5《废帝纪》。
　　⑦　　 《诗品》卷中《魏侍中应璩诗》。
　　⑧　　 《文心雕龙？明诗》。
　　①　　 朱伯谦：《试论我国古代的龙窑》，《文物》1984年第 3期。
　　②　　 朱伯谦：《试论我国古代的龙窑》，《文物》1984年第 3期。
　　③　　 《与从弟君苗君胄书》。
　　④　　 见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题辞注？应德琏休琏集》。
　　⑤　　 均见《晋书》卷二十三《何曾传》。
　　⑥　　 均见《晋书》卷三十三《何曾传》。
　　①　　 李家治：《我国瓷器出现时期的研究》，《硅酸盐学报》1978年第 3期。
　　②　　 郭演仪等：《中国历代南北方青瓷的研究》，《中国古陶瓷论文集》，文物出版社 1982 年版。
　　（三）嵇康的散文和诗歌创作
　　嵇康（２２３- ２６２年）字叔夜，谯国铚人。从史书记载中可见，嵇康的家世比较低微，父亲只做过曹魏督军粮侍御史这样的小官，在嵇康幼时就去世了。嵇康由母、兄哺育成人，自小资质不凡，有很高的文化修养。史书形容他是 龙章凤姿 ①， 旷迈不群，高亮任性。……学不师授，博洽多闻，长而好老庄之业，性好服食，常采御上药。善属文论，弹琴咏诗，自足于怀抱之中 ②。
　　由于嵇康的人品、才华，加上又是曹氏乡人这一层关系，他成为曹氏的女婿，其妻魏长乐亭主是曹操之子沛王林的孙女（一说是女儿）。他为此仕魏为郎中，后迁中散大夫。由于嵇康在社会上的声望，司马氏及其党羽一再想拉拢他，辟他为官。但人品高洁的嵇康对司马氏的行事为人极其厌恶，坚拒与司马氏合作。友人山涛为尚书吏部郎，迁职后推举嵇康替代，嵇康特作《与山巨源绝交书》以示决裂，书中不仅提出了做官的七不堪二不可，更宣称他是 非汤武而薄周孔 ，锋芒直指司马氏所标榜的虚伪礼法名教，致使司马氏极为恼怒。此时恰好嵇康好友吕安被污陷入狱，嵇康不负友人，诣狱为朋友申辩。司马氏及党羽趁机罗织罪名杀掉了嵇康，时在景元三年（２６２年），嵇康仅３９岁。
　　史书上说嵇康 家世儒学 ， 早有青云之志 ③，无疑传统儒学道德理想在嵇康思想深处打下了很深的烙印。所以尽管他号称 非汤武而薄周孔 ，主张 越名教而任自然 ，但实际上他对儒学是抱有很真诚信仰的。另一方面，嵇康也受到老庄放达无为，亲近自然思想的强烈影响，因此希望自己能摆脱外物牵累，实现精神上的逍遥解脱。在他内心存在着一些深刻的矛盾，其中最强烈者，来自高洁政治理想与污浊现实间的冲突。而他自幼养成的刚峻激烈的高傲个性也使他难于达到老庄那种贞静守雌，不迕外物的夷淡冲和境界，无法采用明哲保身的乱世处世之道。所以嵇康和当时的社会统治者与流俗之辈总是格格不入，一再非议官方标榜的礼法，藉以表达对司马氏鼠窃狗偷，从根本上违背封建道德原则行为的抗愤。
　　嵇康的文学成就以散文最为突出，他多方面的卓越才能，在其各类文章中得到充分的表现。嵇康之文今存有《养生论》、《声无哀乐论》、《管蔡论》、《释私论》、《与山巨源绝交书》、《家诫》等１５篇，大致可分为论难之文、赋、书疏等数种，品格很高，是所谓 高情远趣，率然玄远 ①之作。
　　但各文体的风格不尽相同，其中论难之文，思想新颖，观点透辟，言辞犀利，析理绵密，又辅之以壮丽的辞采，可谓兼有先秦诸子、两汉政论和魏晋名理诸文之长，并表现出嵇康挺秀特出的个性风貌；其书疏之文则注重个性襟怀的抒发，不假雕饰，发语天然，情感炽烈，是嵇康思想性格的真实展现。
　　①　　 周仁等：《中国历代名窑陶瓷工艺的初步科学总结》，《考古学报》1960年第 1期。
　　②　　 郭演仪等：《中国历代南北方青瓷的研究》，《中国古陶论文集》，文物出版社 1982 年版。
　　③　　 《晋书》卷 55 《潘岳传》、卷 19 《礼志上》。
　　①　　 《南齐书》卷四十六《萧惠基传》。
　　嵇康的《养生论》颇能表现他对问题的独立思考态度，其风格基本上采用骈体，音节整齐，但语言朴素。说理时先用譬喻，譬喻和欲证明的事理之间结合得紧密贴切，使人信服。这正是先秦诸子散文的传统特色。而各层事理之间逻辑思辨性很强，剖析精深，又博涉广泛的自然与社会知识，有说服力，则是当时文章的风格，也是嵇康过人学识的表现。要之，嵇康的这类论难文章，在语言、逻辑、情感、气势几方面遒劲强健，富于感染力，深得魏晋名理文章之精华。所以人们称他的这类文章 师心独见，锋颖精密，盖论之英也 ①；且 特以解悟为文，清通畅适 ②， 其局致尤为独操 ③。
　　《与山巨源绝交书》是嵇康另一类型的文章，文笔锋利，纯以峻烈之情为之，随处抒发自己的高尚之志与愤世嫉俗之感，又颇有讽喻之辞。书中叙述自己纵放不羁的为人：吾每读尚子平、台孝威传，慨然慕之，想其为人。加少孤露，母兄见骄，不涉经学，性复疏懒。……又纵逸来久，情意傲散，简与礼相背，懒与慢相成。……又读《庄》、《老》，重增其放。故使荣进之心日颓，任实之情转笃。此犹禽鹿，少见驯育则服从教制；长而见羁则狂顾顿缨，赴蹈汤火，虽饰以金镳，飨以嘉肴，愈思长林而志在丰草也。
　　言辞铿锵，志意高抗。以此明白的宣言，来表示他对世俗礼法羁绊的蔑视，强调自己自然本性与名教的不能相容。因此，对山涛不明己心，想将自己拉入司马氏集团的做法，给予辛辣的讽刺： 足下羞庖人之独割，引尸祝以自助，手荐鸾刀，漫之膻腥 ； 不可自见好章甫，强越人以文冕也；自以嗜臭腐，养鸳雏以死鼠也.如此淋漓恣肆，任心而为的锋厉言语，只有嵇康这种高洁之士才能写出，也完全说明了他之不能见容当世的原因。这篇绝交书堪称嵇康在抒情散文方面的代表作，采用生动形象清峻的语言展示人格，抒发个性，在思想和艺术方面都有极高的水准。然而他这篇不过是 欲标不屈之节，以杜举者之口 ①的文章却因触怒了司马氏而为他招来杀身之祸。
　　嵇康的文章集中还有《家诫》这样的文章，文体庄重纯朴温厚，谆谆告诫儿子为人处世的正道，如 不须作小小卑恭，当大谦裕；不须作小小廉耻，当全大让。若临朝让官，临义让生，若孔文举求代兄死，此忠臣烈士之节 等，显示了嵇康思想深处对传统道德的真正态度。
　　嵇康的诗今存５３首，有四言、五言、六言和乐府杂体等，艺术上略逊于阮籍，《文心雕龙》称之为 清峻.诗的内容有一些是发挥出世高蹈的老庄思想，其用意是为了 长与俗人别 ②；还有一些则是以愤世之情，抨击揭露统治集团中的欺诈倾夺之行。其本色正如以后刘熙载在《艺概》中所指出的： 《秋胡行》贵玄默之致，而激烈悲愤，自在言外。 嵇康诗以四言写得最好，或清澹遐远，或慷慨豪迈，或愤郁悲慨，情感都极为丰富。诗中往往挟有一种沛然的气势，能够脱出《诗经》四言的句法格式，带有散文式的清朗俊逸之美，形成自己的风格。如这首《兄秀才公穆入军赠诗》：轻车迅迈，息彼长林。春木载荣，布叶垂阴。习习谷风，吹我素琴。交交黄鸟，顾畴弄音。感寤驰情，思我所钦。心之忧矣，永啸长吟。（其十二）
　　此诗以清新俊雅的笔调描写明媚的春光。从花枝烂漫新叶扶疏的春木，到温暖和煦的东南风，春天的气息从笔端扑面而来，而在春风中叮咚作响的素琴和跳跃枝间，交交鸣唱的黄鸟，更给葱郁美澹的春天景色增添了富于乐感和动感的勃勃生机。诗人在这样的意境中长啸怀人，使这首描写春景的诗更有了一种无尽的言外之意。
　　①　　 张季：《河北景县封氏墓群调查记》，《考古通讯》1957年第 3期。
　　②　　 李知宴：《三国？两晋？南北朝制瓷业的成就》，《文物》1979年第 2期。
　　③　　 《晋书》卷 117《姚兴载记》。
　　①　　 《太平御览》卷八一五引，《诸葛亮集》。
　　②　　 《梁书》卷 48 《儒林传》、卷 27 《明山宾传》、《南史》卷 71 《严植之传》。
　　这组诗中的另一首则表现了完全不同的意境：浩浩洪流，带我邦畿；萋萋绿林，奋荣扬晖。鱼龙瀺灂，山鸟群飞。驾言游之，日夕忘归。思我良朋，如渴如饥。愿言不获，怆矣其悲。（其十三）
　　此诗使用了很多有高扬奋发意味的字汇，如 带 、 奋 、 扬 等，寥寥数句，即烘托出了一种开阔超迈的气象和蓬勃向上的精神。 鱼龙 二句，亦十分生动壮丽。而嵇康通过对自然景物的这种富于诗情画意的描写，表现出他在老庄思想影响下将个人的审美意识融入山林皋壤之中的情趣襟怀　　 ①。此点是嵇康这类诗有别于前人此类作品②的主要之点。
　　嵇康四言侍中最能写出他的人格、个性、内心矛盾和命运遭遇的一首诗是长诗《幽愤诗》。所谓 幽愤 ，指被幽囚时内心的愤慨，所以这首诗也可能是嵇康的绝笔。
　　在诗中，嵇康说明了自己梗介刚直个性的产生和发展过程，以及所以致祸的本末缘由。回顾反省自己的一生，嵇康对性格中的任性弱点有真诚的感悟。但平生忠实于理想的诗人最终仍认为自己坚持的处世原则是正确的，不过是梗直招尤而已。 曰余不敏，好善暗人，……惟此褊心，显明臧否。感悟思愆，怛若创痏. 欲寡其过，谤议沸腾。性不伤物，颇致怨憎。昔惭柳惠，今愧孙登。内负宿心，外恧良朋 等诗句，表面上有悔祸讼冤之意，骨子里则全无降心服罪之感，由于对自己无端被祸的愤懑痛苦感情，嵇康在诗中直书胸臆，疑古问今，寄心区外，神驰八荒，许多诗句直接写出了对司马氏及其帮凶的强烈抗愤。所谓 穷达有命，亦又何求 ，表达了人各有志，政治迫害并不能让自己改变初衷的一份坦荡之心；而像诗末的 采薇山阿，散发岩岫 等句，分别用夷齐和许由之典，仍是毫不掩饰与司马氏不共戴天的敌视关系和决不为其所用的强硬态度。可以说，嵇康的人生信念是至死未变的。
　　《幽愤》诗主要展示了嵇康内心理智与情感、性格的矛盾，而嵇康另外一些描写对仙境追求向往的五言诗，则显示了他因心中理想与现实的抵触，以致将精神的寄托从社会投向自然的情形。如他的《答二郭》诗之二、《游仙》等等。这些五言作品，同样表现了其诗 清峻 的风格。
　　①　　 《文选》卷四十。
　　②　　 据石声汉选释《齐民要术》选读本，农业出版社 1961 年版；1956年中华书局本《齐民要术》作 用炭易练而丝韧.不作 用盐 疑误。
　　（四）时代之音——阮籍的八十二首《咏怀》诗
　　１。阮籍的生平和为人
　　阮籍（２１０- ２６３年）字嗣宗，陈留尉氏人。生于建安十五年，比嵇康长１３岁。陈留阮氏是汉魏大族，代有名宦，家世有很高的学术文化修养。阮籍的父亲阮瑀，是建安七子之一。阮瑀在建安十七年逝世，阮籍３岁就成为孤儿，由寡母抚养长大，因此他对母亲有很深的感情，事母 至孝.可能是由于阮瑀早逝和尚道不治产业等原因，阮氏家族中阮籍这一支家道中落，所以《世说新语》有一则阮籍兄子阮咸在七月七日晒大布犊鼻裈于中庭，以调侃北阮的富有的故事①。尽管家境不富，但阮籍自幼才华出众又勤奋好学，博览群书。长成之后，容貌瑰杰，志气宏放，傲然独得，任性不羁，喜怒不形于色。或闭户视书，累月不出；或登临山水，经日忘归。 ②他具有多方面的才能，年轻时学击剑，技艺颇为高超③；又 嗜酒能啸，善弹琴 ④；对老庄思想的领悟程度极高，可以达到 当其得意，忽忘形骸 ⑤的境界。在对待当时一些炙手可热的权势官僚的态度上，阮籍也显得相当与众不同。他不慕虚名，莫测高深，将权位看得十分淡漠，且富于政治远见，为此而谢绝了许多大官僚的征聘。
　　从深层看，阮籍具有很高的抱负理想。阮氏 家世业儒 ，阮籍自少就受到儒学的熏陶，故《咏怀》其十五中，有 昔年十四五，志尚好《书》、《诗》，被褐怀珠玉，颜闵相与期 的诗句。阮籍内心，对传统的道德价值亦十分看重，他在《乐论》中主张 礼治其外，乐化其内，礼乐正而天下平。 《咏怀》其三十九中也有 忠为百世荣，义使令名彰，垂声谢后人，气节故有常 的诗句；这首诗中 壮士何慷慨，志欲威八方 的句子同祥是他 少有济世之志 反映。阮籍这样的思想渊源和理想抱负和当时黑暗恐怖的社会现实之间有多大的冲突，是不难想象的。他年青时几次拒绝出仕，很大程度也和他对社会现状的失望有关。
　　痛苦之下，阮籍转而在老庄思想中寻找安慰。他在老庄哲学方面有很高的造诣，对清谈名士倚为谈资的三玄，分别作有《通易论》、《达庄论》、《解老论》，思辨水平都相当高，甚至超过一些专门的学者①。阮籍诠释研究三玄的目的，并不仅是为了表现他对老庄哲学思想的崇奉，实际上，他是在玄学理论中加进了自己的理解，使原有的儒学信仰和老庄自然无为之道相互融合，形成一套新的适合自己的人生观，用以指导他在乱世里的出处抉择和处世之方。比如他作《通易论》，即是以传统儒学为基础，兼吸收老庄无为之说，以论证贤人君子在天道人事盛衰不同时的出处大节。而阮籍最终在《易》的 潜龙之义 中，引申出了儒学之士在非常之时应世的变通之法，即所谓 独立不惧，遁世无闷 ，亦即在乱世里士君子内心卓尔独立，不有畏惧，保持道义操守，坚忍不拔；外表行迹上则不妨与物推移，或仕或遁②。
　　这样的人生哲学，实为内儒外道，而阮籍处世，无疑正是奉行了这样的原则。
　　他平时的行为显得放诞不羁，完全无视流俗，但并非没有准的，实际比一些礼法之徒所为更合符儒学道德伦理。其 至孝 、 别嫂 等均是此类，故当时人说他 外坦荡而内淳至.他虽然鄙视虚伪的礼法之士，但不像嵇康那样刚峻愤激。他常作青白眼，以白眼对那些伪君子，也常写一些游戏文章挖苦讽刺此辈，如《猕猴赋》讽刺追逐利禄之流犹如猴子， 外察慧而内无度 ， 性褊浅而干进 ，装模作样，实不过是人的玩物，受制于网罗；《大人先生传》更尖刻挖苦礼法之士是棉裤缝里的虱子， 行不敢离缝际，动不敢出裈裆，自以为得绳墨 ，一把火来时， 群虱死于裈中而不能出 ，而 汝君子之处区内，亦何异夫虱之处裈中.因说到痛处，以致礼法之士对他 疾之如仇.然而这不过是游戏文章，并不指名道姓，也不牵扯到现实政治。一到论及具体的人和事，阮籍就非常谨慎， 口不臧否人物 ，或者 终日不言 ，或者 言及玄远 ，不涉世事。又常用酣饮不止，沉湎醉乡来回避一些政治是非。事急之时，或不辞妥协之计。譬如仕宦，阮籍早年因对世道失望而始终不肯应辟出仕，司马氏掌权后，士大夫拒绝其拉拢者有被害之虞，阮籍遂以 出身而纳智 ①的态度接受了司马府的征辟，以此避免司马氏的猜忌，也令司马氏的党羽无法加害。而他任官是典型的 居官无官官之意 ，十分放诞胡闹。所以这样的目的，不仅是因为他完全无意为司马氏效力，同时也是为了要让司马氏相信他不过是一个有虚名而无实际才干的人。
　　阮籍一生依靠这样的处世原则得到保全，虽政治立场始终不在司马氏一边，但终令 雄猜之渠长，无可施其怨忌 ②。然而，阮籍也为此付出了很大代价，他内心实际上十分苦闷。其痛苦不仅来自旧有人生理想的破灭，传统道德价值观的沦亡，汲汲防患的压力，而且也由于必须在政治上与司马氏虚以委蛇地敷衍。尽管有一些超旷的哲学作为安慰，但对于平息胸中的焦虑和愤激来说力量是远远不够的。阮籍的很多行为，如临岐路恸哭而返，吊广武山叹世无英雄，登苏门山长啸，登武牢山望京邑而叹，赋豪杰诗及佯狂放诞等等，都是他内心苦闷的宣泄方式。８２首《咏怀》诗，更是他心迹的充分显示。
　　①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吐鲁番县阿斯塔那- 哈拉和卓古墓群发掘简报（1963-1965 ）》，《文物》1973年第 10 期。
　　②　　 新疆博物馆考古队：《吐鲁番哈喇和卓古墓群发掘简报》，《文物》1978年第 6期。
　　③　　 《三国志？魏书》卷 11 《邴原传》及注。
　　④　　 《晋书》卷 91 《儒林传》。
　　⑤　　 《晋书》卷 94 《隐逸传》。
　　①　　 羖羊，石声汉《齐民要术选读本》（农业出版社，1961年）释为黑羊；陈维稷主编《中国纺织科学技术史》（科学出版社，1984年）释为山羊。今从后说。
　　②　　 沙比提：《从考古发掘资料看新疆古代的棉花种植和纺织》，《文物》1973年第 10 期。
　　①　　 李崇州：《我国古代的脚踏纺车》，《文物》1977年第 12 期。
　　②　　 《南史》卷 71 《儒林传》。
　　２。《咏怀》诗的思想艺术特点
　　畏于时势，阮籍在《咏怀》诗中只能用深隐不露的方式曲折表现他内心的情感，这就决定了咏怀诗的基本风格是《文心雕龙》所说的 遥深 ，亦即是含蓄、隐晦，多用典故以至一些具有象征意义的语词符号，寄托很深，主旨不易把握。钟嵘认为是 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 ， 厥旨渊放，归趣难求 ①；直到清代王夫之，尚有 千载之下，了无觅脚跟处 ②的评论。
　　尽管如此，《咏怀》诗作为思想艺术成就很高的杰作，因富含哲思，寄意深微，又色采瑰丽，虽不尚雕琢而纵横跌宕，气势自出，所以尽管不能确知其意，读起来仍深具魅力。而许多诗所蕴含的多层喻意，给读者以很大的想象余地。
　　《咏怀》诗的内容非常广泛③，有记述其少年时建功立业之志的；有揭露黑暗政治和讽刺司马氏党羽的；有感叹人生无常、世途险恶的；也有阐发老庄玄理的。其主题亦并不仅止于《咏怀》，举凡咏史、游仙、招隐、玄言等这一时期诗歌常见的体裁都能在８２首中窥见其踪。
　　《咏怀》的写作和魏晋间的政治有极密切的关系，几乎每一首诗都和当时的历史事件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连。在阮籍生活的时代，曹魏朝廷中曾有过４次巨变，即高平陵事件、嘉平六年李丰夏侯玄被诛、同年秋齐王芳被废、甘露五年高贵乡公被弑。这几次事变加上许多士人的无辜被害，对阮籍内心有很大震动。尽管易触时忌，阮籍作为一个有正义感的杰出诗人，在诗中仍或显或隐地披露了历史的真相，揭露司马氏暴政，同情伤悼无辜，同时也批判曹氏统治集团所以酿成祸端的失政。而这些批评时政的诗，构成了《咏怀》诗的一个大类。
　　这类诗的诗意往往特别隐晦，诗中大量使用典故，其中有古典亦有 今典.一些反复出现、反复使用的典故或语词。常成为一种符号代码，提示某种特定的实际含义（如人或事），一些诗本身具有双重甚至多重的寓意。
　　如《咏怀》第十六首：徘徊蓬池上，还顾望大梁。绿水扬洪波，旷野莽茫茫。走兽交横弛，飞鸟相随翔。
　　是时鹑火中，日月正相望。朔风厉严寒，阴气下微霜。羁旅无俦匹，俯仰怀哀伤。小人计其功，君子道其常。岂惜终憔悴，咏言著斯章。
　　这首诗表面上写出了在暮秋之季的一种浩茫悲凉迷惘的感慨，这种感慨有可能是泛泛而发，也有可能实有所指。而了解其确切含意的关键，有时要看作者的为人和所处的时代。方东树说： 夫诵其诗必知其人、论其世，求通其词，求通其志；于读阮诗尤切。 ①因此，许多研究者更深一步认为，这是一首旨在感慨政局，讥刺邪佞，表示内心操守和忧患之心的诗。而联系当时史事细心察考，还可以发现，此诗中有许多蛛丝马迹，隐隐透露出嘉平六年深秋朝中的一场政治事变。
　　①　　 《南史》卷 71 《儒林传》。
　　②　　 《南史》卷 71 《儒林传》。
　　③　　 《南史》卷 25 《垣护之传》。
　　①　　 《南齐书》卷五七，《魏虏传》。
　　又如《咏怀》第六十五首：王子十五年，游衍伊洛滨。朱颜茂春华，辩慧怀清真。焉见浮丘公，举手谢时人。
　　轻荡易恍惚，飘繇弃其身。飞飞鸣且翔，挥翼且酸辛。
　　王子 是《咏怀》诗中常常用到的典故符号，往往具有特定含义。有人曾指出， 咏怀 诗中凡用' 王子' 或' 王子晋' 者，似皆指魏帝之年少者，盖传言王子晋十五而仙去也。 ②这首诗主要用了两个关于 王子 的古典。
　　《列仙传》说： 王子乔者，周灵王太子晋也。好吹笙，作凤凰鸣，游伊洛之间，道士浮邱公接以上嵩高山。……后于缑山乘白鹤驻山头，举手谢时人，数日而去。 又《逸周书》说： 晋平公使叔誉于周，见太子晋而与之言，五称而五穷，逡巡而退，其言不遂。叔誉曰：' 太子晋行年十五而臣弗能与言'.辩慧 一语亦出自此书所载太子晋与叔誉等人相答问之词①。
　　从表面看，此诗颇像是游仙一类诗，然而又言 弃身酸辛 ，情调不似一般游仙诗的超旷而是相当沉痛。参考史实，可发现在 王子 的古典之外还有今典，许多语词与高贵乡公曹髦有关。如《通鉴》载，甘露元年，即位不久的高贵乡公 幸太学，与诸儒论《书》、《易》及《礼》，诸儒莫能及。 又与司马望、王沈、裴秀、钟会等 讲宴东堂，并属文论.曹髦是一个很聪明的皇帝，甘露元年恰好只有十五岁。 王子年十五 以下四句，正是喻指了这时的情形。曹髦性子很急，史书说他 请召欲速 ，或许正是由于这种不能忍耐的性格，到甘露五年，他因不愿作亡国之君孤注一掷讨伐司马氏，交战中被司马氏死党刺死车下，时年仅２０岁。这种可悲的遭遇，正是所谓 轻荡易恍惚，飘繇弃其身.所以黄节先生关于这首诗的案语说： 伤高贵乡公而作也。……诗中称其' 辩慧' ，如《志》载帝幸太学问诸儒事可证。陈寿评曰：' 高贵公才辩夙成，好问尚辞，……然轻躁忿肆，自蹈大祸。' 则诗言轻荡弃身，菲高贵其何指。 这一类以用典方式隐晦揭露黑暗时势的诗在《咏怀》中有相当数量。与前一章所举建安诗歌中有 诗史 之称的作品相比，阮籍这些诗同样具有 诗史 的性质。但它们是另一种类型的 诗史 ，具有与历史发展轨迹相一致的主观感情色彩，富于抒情性，是一个黑暗、恐怖，善恶混淆时代仅可能有的真实记录，也是人们心灵痛苦的真实产物。其认识价值，并不减于前一类诗史①。沈德潜说 遭阮公之时，自应有阮公之诗 ②，正是此意。
　　阮籍抒写其内心强烈的忧生忧世之感的诗，构成了《咏怀》诗的另一大类。这样的感慨是和当时的社会现实，阮籍内心对危机的强烈预感和对世道人心的深刻认识，以及他悲天悯人的仁者胸怀是分不开的。实际上，尽管阮籍极力想用齐一大化、洞贯死生的老庄自然哲学来安慰自己，但强烈的苦闷仍然难以排遣，这种苦闷流露在《咏怀》诗中，就成为忧伤的主调。
　　在《咏怀》第一首中，读者即可以体会到几乎贯穿于全部《咏怀》诗中的忧伤之旨 ③：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薄帷鉴明月。清风吹我襟。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
　　徘徊将何见。忧思独伤心。
　　②　　 《魏书》卷七，《高祖纪下》。
　　①　　 陈维稷：《中国纺织科学技术史》，科学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343页。
　　①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吐鲁番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古墓群发掘简报》，《文物》1973年第 10 期。
　　②　　 朱龙华：《从 丝绸之路 到马可？波罗——中国与意大利的文化交流》，见周一良主编《中外文化交流史》，河南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267-268页。
　　③　　 叶奕良：《 丝绸之路 丰硕之果——中国伊朗文化关系》，见周一良主编《中外文化交流史》第 250页。
　　全诗笼罩了一层深秋的悲雾，显示了诗人孤独无偶而万感交集的巨大忧思。
　　夜中 二句一开始就写了诗人夜深人静无法入睡，起来弹琴。可是诗人并不明说所以不能入寐的原因，只是告诉读者有淡淡月光照在帷幕上，凉风吹动了衣襟。这种欲说还休的含蓄表述，尽管无一字着笔，已足令读者感到在无边黑夜中那种难以言传也不敢言传的痛苦悲哀。 孤鸿 二句借前文烘托出的氛围写黑夜里的所见所闻，用悲切的鸟声进一步传达内心的哀愁。诗末写诗人在无可奈何之中独自徘徊环顾四周，除了自己无法排遣的 伤心 之外，陪伴在旁的仍只有无边无际的孤寂与忧愁。 忧思独伤心 ，是全诗的主调，通过它，读者真切地看到了一个孤独忧愤的诗人的形象。而诗人之所以如此，则是如方东树所言，有所谓 幽旨 存在。
　　从个人角度而言，在当时，阮籍虽以纵酒任诞，韬迹于司马氏之门而使生命暂时得到保全，但精神上则始终受到外来敌意和内在痛苦的包围。《咏怀》其二五中有这样的诗句： 拔剑临白刃，安能相中伤，但畏工言子，称我三江旁.据考证，这首诗作于甘露二年（２５７年）司马昭挟魏帝及太后车驾东征起兵淮南的诸葛诞时。当时钟会随军同行，常在司马左右，而此人之工谗是极为有名的。所以阮籍在诗里写出了对钟会（亦应有何曾）之流谗害不已的忧惧。大致与此同时的另一首诗中，还有 胸中怀汤火，变化故相招。万事无穷极，知谋苦不饶。但恐须臾间，魂气随风飘。终身履薄冰，谁知我心焦 ①的诗句，诗人汲汲防祸的忧患之心表露得更加清楚。关于内在的痛苦，《咏怀》其九写得很深刻：步出上东门，北望首阳岑。下有采薇士，上有嘉树林。良辰在何许，凝霜沾衣襟。
　　寒风振山冈，玄云起重阴。鸣雁飞南征，鶗鴂发哀音。素质游商声，凄怆伤我心。
　　从社会角度，阮籍看到了很多发生在他身边的悲剧，感知到世事的无常，从中得到深刻的教训。在《咏怀》其六中，阮籍因曹爽集团的失败而发感慨：昔闻东陵瓜，近在青门外。连畛距阡陌，子母相钩带。五色曜朝日，嘉宾四面会。
　　膏火自煎熬，多财为患害。布衣可终身，宠禄岂足赖。
　　由于阮籍对世事极深的洞察力，他对于一去不返的尘世繁华和今后岁月里的危机有不抱幻想的预感，而且也能感知到在巨大的社会危机到来时个人的渺小和孤独。如《咏怀》第三首所写：嘉树下成蹊，东园桃与李。秋风吹飞藿，零落从此始。繁华有憔悴，堂上生荆杞。
　　驱马舍之去，去上西山趾。一身不自保，何况恋妻子。凝霜被野草，岁暮亦云已。
　　诗中写到东园桃李花开，一度有过春天的胜景。可是这一切不过如过眼烟云，秋风一起，芳事凋零，繁花万朵变成昔日华堂上无边的荆棘。通过 繁华有憔悴 以下数句，诗人将视角从自然景物移向人世，告诉人们，人事的盛衰也像春花凋谢一样，任凭再显赫的钟鸣鼎食之家，一旦主人得祸，人亡家败，高堂上很快就会刺荆丛生。这种情景，在封建社会当然是极普遍的现象，后来的一部《红楼梦》，说尽了这方面的辛酸。然而在政局变动十分剧烈，官僚名士 朝为伊周，夕为桀跖 ①，一朝天子一朝臣的魏晋之际，诗人的这些感慨，无疑是更具有特别的寓托的。因感到朝市的黑暗可怖，所以诗人希望及时摆脱羁缚，驱马到昔日夷齐采薇的西山去避世，由于自身尚难保全，甚至不能顾及妻儿。然而岁暮严霜之下，草木同枯，又有谁能逃过天地间的大劫难呢？阮籍用如此沉痛决绝的诗句来表述当时人人自危的社会空气及危机迫在眉睫的巨大惶恐，其内心的忧惧愤郁和绝望可想而知。而身为一个有如此觉悟深度的敏感诗人，阮籍在当时社会注定了只能是彻底孤独，疏离人群的。
　　①　　 颜之推：《颜氏家训？勉学第八》。
　　①　　 《颜氏家训？勉学篇》。
　　八十二首《咏怀》诗，内容非常丰富，情感极其复杂，本身自成一个广懋幽深的世界，在文学史上有不朽的地位。概括而言，阮籍是自有五言诗以来第一个多产作家，其作品数量远过于前人。继曹植之后，阮籍《咏怀》，开创了五言诗创作的一个新境界，使五言诗完全摆脱了乐府民歌的影响。《咏怀》诗中抨击黑暗，向往理想的精神，继承发扬了《诗》、《骚》的优秀传统，其寄意深微的创作方法，对后人也有极大影响。具体而言，《咏怀》诗中最值得重视和称道的艺术手法，是托物喻情，促进感发，使 言有尽而意无穷 ①，展现幽远思绪的比兴手法。而阮籍之用比兴，较之《诗》、《骚》以美人香草喻贤人君子，以恶鸟臭草比奸邪小人的传统手法已有了很大的发展。他一方面常对自然景物赋与富有感情色彩的描绘，通过反复泛化，使比兴物具有多重喻义，有的甚至成为某种象征符号。而这类象征符号每以其丰富的形象意义和情绪性引导读者的想象和联想，触发读者的情绪感应，帮助读者把握象征物后面的东西，从而使作品产生极强的艺术效果；另一方面则大量采用 用典 的方法，典故往往有 古典 和 今典 两重意蕴，极大地丰富扩展了比兴的内涵和表现力，作品也更加含蓄曲折，言近旨远，更具感发力，使读者在不知不觉中领悟到某种深邃的东西。这样的艺术手法，在当时也有迂回的保护作用，使统治者抓不到把柄，诗人藉以避祸远害。在后世黑暗专制政权压制下，许多诗人常常用类似手法来进行创作，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郭璞、陶渊明、庾信等，都是受到阮籍《咏怀》诗影响的诗人。
　　①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 丝绸之路 上新发现的汉唐织物》，《文物》1972年第 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