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艺术史之工艺

工艺
　　民族融合与东西方文化交流对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工艺美术发展有重要意义，从制作技术到装饰风格都在这非常历史时期有显著的演变。中国的工艺美术总是依照社会需求进行各方面的修补与创造，创作者在追求某种特定艺术对象之美时，获得了自由情感的升华，如《庄子？养生主》中 庖丁解牛 时所说： 臣之所好者，道也；进乎技也。 工艺制作者将个人的理想追求投入到工艺制作的过程中，于是会出现大量引人入胜的作品，从而在现实生活中触及那个富于理想色彩的艺术世界。
　　（- ）概况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工艺发展主要体现在织绣、陶瓷、髹漆、金银器制作等部门在制作技术与装饰风格方面的进步。由于战争的破坏，商品流通受到限制，手工业不可能有大规模发展的条件。不过，统治者总要追求生活的奢侈，于是，在皇室与士族地主的庄园中，仍然有相当规模的手工艺品制作场所。手工业工匠依照当时社会的要求，不断向手工制品投入他们的智慧与劳力，使得手工业制品有了充满时代感的审美价值。
　　在织绣工艺方面，织机获得改进，三国时马钧发明的织机直接织造出来丰富多彩的纹样，受到社会各方面的欢迎，于是普遍使用。江南的广陵（扬州），北方的定州和四川的成都，是三大高级织物中心，出自四川的蜀锦和筒中花练（一种非常细薄精美的织物），由丝绸之路输往西域。西南和西北地区开始生产精美的棉布，改变了中国以丝与麻加皮毛为衣服主要原料的状况。那时的棉布叫 白迭 ，被视为可以与绢帛同等的上等纺织品，西域的少数民族政权与外国使节，往往用白迭为礼品，献给中国内地的统治者。西域地区的毛织工艺也随丝绸之路进入中国内地，各种羊毛、牛毛、鸟羽织品，以西域商品的面目，进入中国内地市场。考古发掘的各种纺织品上，多有精美的图案，为织绣工艺增添了极大的情趣，也为当时的东西方文化交流热潮推波助澜。
　　在陶瓷工艺方面，无论加工技术、实物造型、产品种类，均有迅速的进步。从三国时开始，白瓷与青瓷两大系列均有精品出现，白瓷主要发展于中国北方，北齐范粹墓出土的白釉瓷器，胎白细腻，釉层较薄，已有较高工艺水准。青瓷集中于江南，釉质均净无瑕，光彩晶莹，各种造型为雕塑艺术与陶瓷加工技术的合二为一。浙江德青窑又出土黑瓷，釉色纯黑，光泽美丽，其技术稳定期约在东晋以后。陶瓷的色彩除了青、白、黑纯色外，还有白釉挂绿彩，淡黄釉挂绿彩，青釉出褐斑，反映出特殊的审美情趣。陶瓷器皿的纹饰内容丰富，有人物、花卉、歌舞图案，也有忍冬纹、莲花纹、菊形小团花纹等。纹饰加工方法多样，或用锐利工具刻划，或用凸刻办法突出花纹，或先刻印模反复连续压印，陶瓷器皿的形状也有雕塑性质， 鸡头壶 以高矮、胖瘦、粗细、宽窄的反差，形成线条优美的壶形，以秀气与富于情趣而受到欢迎。用于墓葬的各式陶俑又是表现当时社会生活的雕塑艺术作品，强悍的骑兵，翩翩起舞的仕女，牵驼的胡商，着胡服的鲜卑人，马、驴、骆驼、牛、猪、镇墓兽等动物，大都栩栩如生。而且各陶俑往往成组，共同渲染当时的社会气氛。
　　在髹漆工艺方面，新形式的产品不断露面，首先是夹紵造象出现。这是一种脱胎象，又称干漆造象。以一层麻布加一层漆的办法层层加厚，十分坚固，不怕日晒雨淋。佛教徒用夹紵造象宣传佛象，不必担心受损，由于便于携带，所以又叫 行象.这种 行象 ，开始流行于南方，后来全国各地普遍采用。第二种是新发展的绿沉色漆。绿沉色指一种暗绿色，如物沉水中，亦如水中浮萍、水草的颜色。由于该色深沉、静穆，故称绿沉。这是中国首次用绿色做底色，这种调色技术的发展，扩大了手工业制品的范围，诸如笔管、提盒、屏风、铠甲、枪柄等，都用绿沉色来装饰。第三，金玉镶嵌的漆器也已出现。据文献资料载；有七宝镶嵌，金银镶嵌等。还有一种平脱法，即将金玉贝类嵌入木中，再令人将家具表面打磨平整，显得木器与装饰物为一体。梁简帝《书案铭》说： 刻香镂采，纤银卷足，漆花曜紫，画制舒绿，怪广知平，入雕非曲。 一个书案能有这样复杂的加工工艺，其精致与贵重是可想而知了，由此也可以判断当时髹漆工艺水准之高。
　　在金银器制作方面，主要是铜饰件、铜镜、环钮、香炉、屏风、盘、杯、如意等。其中铜镜的画像镜脱离了图案画约束，既有神怪故事画，也有历史人物故事画，甚至分一镜面为数区，每区一故事画，构成一个完整的故事系列。制镜技法以浮雕层次多而超迈前代，铜的质量也比汉代为好。金银器饰物加工精细，尤其许多首饰制品雕镂精美，刻划有细小的花纹，并镶嵌宝石，工艺之精巧，常达到惊人地步。
　　综上所述，魏晋南北朝时期，尽管战祸深重，但统治者骄佚成风，淫奢相竞，对奢侈品需求日增，促使工艺制作不曾间断。工匠们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将个人对生活理想的追求，转移到对工艺品的制作过程中，从创造美的产品中，追求美的境界，结果使工艺制作水平较前代仍有重要的进步。
　　（二）织绣工艺
　　织绣要靠男女工匠手工操作，也要使用织机。魏晋南北朝时期，织机有了重要改进。汉代织机有踞织机、足踏机、提花机，其中提花机由２- ３人操作，结构复杂，主要用来织花纹复杂、色彩艳丽的锦。汉武帝时钜鹿人陈宝光妻织锦提花机有１２０个镊，操作难度很大。三国时马钧对这种织机进行了改造，将１２０个镊改为１２个镊，操作方式也大为简化，织出的纹样较以前更为精美。这种织机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得到较大范围的推广。
　　中原地区是当时纺织业的主要地区之一，左思《魏都赋》说： 锦绣襄邑，罗绮朝歌，绵纩房子，缣总清河。 襄邑即今河南省睢县；朝歌是今河南省淇县；房子是今河北省高邑县西南一带；清河是今山东省临清市北一带。
　　曹魏景初二年（公元２３８年），魏明帝曹叡送给日本卑弥呼女王的礼物有绛地交龙锦、绉粟罽、蒨绛、绀青、钳地句文锦、细斑华罽等，这些织品都是中原地区的产品。十六国时后赵石虎在邺城官府作坊安排数百工匠加工丝绸织品，其产品有大登高、小登高、大明光、小明光、大博山、小博山、大茱萸、小茱萸、大交龙、小交龙、蒲桃文锦、斑文锦、凤凰朱雀锦、韬文锦、核桃文锦以及青绨、白绨、黄绨、紫绨、蜀绨等多种织物。①北魏时中原经济有所恢复，纺织业迅速发展，颜之推《颜氏家训》说： 河北妇人织纴、织紃之事，黼黻、锦绣、罗绮之工，大优于江东也。 北齐时定州设绸绫局，生产并集中各类织品，或供宫室用，或进行丝路贸易。
　　南方丝织业以四川成都最为发达，左思《蜀都赋》记载流江南岸人家多以织锦为业，丝绸织物贸易十分活跃， 伎巧之家，百室离房，机杼相和。 蜀锦色彩鲜艳，光泽感强，花纹别致，三国时便是蜀汉政权对曹魏、东吴贸易的重要物产，鲜卑人也常入蜀购买蜀锦。江南地区的纺织业曾以麻葛类植物纤维为原料，到了东吴时，政府提倡种桑养蚕，丝织业有所发展。刘裕消灭后秦之后，将关中百工迁至南方，其中织锦工匠集中于丹阳（江苏南京市），组成斗场锦署。此后，斗场锦署成为江南主要官营纺织作坊。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丝绸织绣工艺品在丝绸之路上有大量发现。１９６５年在敦煌莫高窟发现的北魏太和十一年（公元４８７年）刺绣佛像残片，是一件有代表性的精美之作。绣品顶部为横幅花边，由忍冬纹与联珠状龟背纹互相套叠组成。绣品中部为一佛二胁侍菩萨说法图，佛作双脚盘坐的结跏式，坐于莲台上。菩萨立于莲台上，佛与菩萨之间，填以忍冬纹、三瓣花等。绣品下部，供养人分列在发愿文左右两侧。整幅绣品，满地施绣，针势的走向，线条的运转，配色的得当，都与画面协调一致，其中针法为细密的锁绣法，较汉代织绣针法有较大进步；配色用三晕配色法，增强了形象的质感，效果接近绘画。１９５９年在新疆巴楚遗址，发现了约当北朝中期的织花毛毯，用通经断纬织法，并施以适当的颜色，花纹质感突出。同年在新疆和田屋于来克古城发现的红色纹缬绢，在红地上显出一行行白点花纹，与吐鲁番西凉墓葬出土的同类染品极为相似，染织技术已达极高水平。
　　①　　 王锦光等：《中国古代物理学史略》，河北科学技术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100-101页。戴念祖：《中国古代在管口校正方面的声学成就》，《中国科技史料》第 13 卷第 4期。
　　新疆吐鲁番地区在汉时为戊己校尉治所，东晋初前凉张氏置高昌郡交通西域，此后历后凉、西凉、北凉、高昌诸国，为西域丝绸贸易的重要货物集散地。于是，大量丝绸织绣作品发现于吐鲁番高昌古城北边的阿斯塔那墓群与哈喇和卓墓群中。　　１９６４年在阿斯塔那墓发现的织出了 富且昌宜侯天王延命长 铭的前凉织成履，履用褐红、白、黑、蓝、黄、土黄、金黄、绿八色丝线编织而成，色泽如新，这是汉晋文献所记 丝履 的新发现。　　１９６７年在阿斯塔那墓出土的两种绞缬绢质地，绞缬方法与西凉绞缬绢类似，与之同时出土的还有蜡缬绢，这是丝织物使用蜡染技术的最早实物。阿斯塔那墓还出土有相当于北朝时期的平纹经锦，包括用赭、宝蓝、黄、绿、白五色丝线织出的夔纹锦，用绛、宝蓝、绿、淡黄、白五色丝线织出的树纹锦，用褐、绿、白、黄、蓝五色丝线织出的方格兽纹锦。这类锦较东汉时的薄锦用色复杂，提花准确，锦面细密，质地更薄，牢度也大为提高。这里发现的北朝经斜纹绮，如套环对鸟纹绮，套环 贵 字纹绮，纹饰较汉绮复杂，质地也更加薄细透明。
　　魏晋时期的丝绢织绣，基本保持汉式风格。楼兰发现的豹纹锦，正面图案与其说是豹头，不如说形如饕餮，所配虎豹等动物，其造型也仍然是汉式风格。至于图案构成也是汉代排列方法，如大光明、小光明、大小交龙诸织锦，都与汉墓韩仁锦相似，楼兰出土的红地方胜杂花锦，也犹如汉代的茱萸锦。
　　南北朝时期的织物在装饰图案纹样方面有了新的发展。龙凤主体图案渐渐向生动灵巧方向演变，如敦煌莫高窟发现的绿地鸟兽纹彩绸，龙的造型，与云冈昙曜５窟中的一些圆拱龛上的龙头形象很相似。此外，新的花鸟、植物纹样，如莲荷、牡丹、芙蓉、海棠、鸳鸯、白头翁等在织绣物中开始增多。
　　最重要的是外来文化因素进入织绣工艺品中。吐鲁番阿斯塔那墓出土北朝方格兽纹锦、高昌章和十一年（公元５４１年）文书同出的化生纹锦、高昌重光元年（公元６２２年）文书同出的 天王 化生纹锦，织出了狮、象和佛教艺术中的化生、莲花等中亚、西亚习见的花纹。与高昌延昌三十六年（公元５９６年）和义和四年（公元６１７年）两衣物疏同出的联珠对孔雀 贵 字纹锦和套环对鸟纹绮，都采用了波斯萨珊王朝的图案。一些作品在技法上改用中国西北少数民族惯用的斜纹纬线起花。这样，丝绸之路的织绣工艺品有了更高的贸易地位，并在文化交流的天地空间内，取得更大的进展。
　　除了丝织工艺有如此重要的成就，棉纺织业也有相当引人注目的内容。
　　三国时吴人万震在《南州异物志》中记载交广一带有一种古贝木， 此木熟时，状如鹅毳，中有核如珠玽，细过丝绵。人将用之则治出其核，但纺不绩，任意小抽相牵引无有断绝 ，可以织成布。这种树应是木棉树。其后，张勃在《吴录》一书中也说： 有木棉树，高大，实如酒杯，口有绵，如蚕之绵也。又可作布，名曰白緤，一名毛布。 此外西晋人华峤在其所著《后汉书》中也提到当时注在川滇一带的哀牢夷，常用梧桐木华织以为布。这种布幅广五尺，洁白而不受垢污。这种布应为棉布。西域地区的棉纺业更为发达，《梁书？诸夷传》说高昌国 多草木，草实如茧，茧中丝如细■，名为白叠子，国人多取织以为布，布甚软白，交市用焉。 １９６４年在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１３号晋墓中出土的一件木俑，身着棉布织成的衣裤。①新疆于田县屋于克来遗址北朝墓葬中也出土用棉花织成的褡裢布以及蓝白印花棉布。此外，吐鲁番出土的蜡染棉毛织品，是中国棉织工艺情况最早的实物例证。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织绣工艺从设计到生产，包括行针、配色、施线、图案、花纹样式、印染等，都较两汉时期有了较大进步，丝绸之路在中国战乱不已的时代仍保持相当程度的繁荣，这与中国的丝绸织绣工艺长盛不衰有直接关系。中国的丝绸织绣工艺是中华民族得以向世界展示其伟大创造力的重要手段之一。①
　　①　　 发掘报告见《北京地区的又一重要考古收获——昌平白浮西周木椁墓的启示》（《考古》1976年第 4期），鉴定报告见孔祥星、刘一曼《中国古代铜镜》第 18 页（文物出版社，1984年），检测报告见何堂坤《中国古代铜镜技术的研究》第 266页（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2年）。
　　①　　 《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1047 册，第 585页， 散卒而灭 作 散卒不灭.
　　（三）陶瓷工艺
　　陶瓷工艺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迅速发展，尤其瓷器业，不仅烧造技术提高，而且烧造地区和规模也不断扩大。南方青瓷广泛分布，各地均有自己特色的产品，北方成功地烧造出白瓷，浙江德青与余杭两地则以产黑瓷而出名。瓷器手工业的发展引起人们生活用具的巨大变化，瓷器部分地取代了陶器、金属器、漆器，并通过丝绸之路走上国际市场，这是当时中国工艺领域的重要成就之一。
　　浙江省是中国最早生产瓷器的地区，也是最主要的青瓷产地。浙江省的上虞、宁波、余姚、鄞县、肖山、金华、永嘉、德清、吴兴、临海、绍兴、丽水、奉化等县市都发现有六朝时期瓷窑遗址，以上虞窑最为重要。
　　上虞是中国青瓷发源地，窑瓷遗存可以上溯商周时代的陶窑。东汉时上虞已烧出青瓷和黑瓷，到了魏晋时期，窑址从７处增至６０余处，产品种类与数量也大为增加。上虞青瓷胎质致密坚硬，釉色晶莹光滑，南京附近六朝墓葬出土青瓷大都是上虞产品。其中西岗晋墓出土的４０件瓷器，种类多，造型精致，青瓷羊的釉质均净无瑕，光彩晶莹。青瓷带盖小盂，通体施釉，压印斜方格纹，盖纽由一对立体的雏鸟组成，生动可爱。①此外江苏金坛具出土一个青瓷扁壶，腹部刻有 紫是会稽上虞范休可作■者也 的铭文，②南京光华门外赵士冈４号墓出土青瓷虎子，腹部有 赤鸟十四年会稽上虞师袁宜作 铭文，③说明上虞青瓷曾代表当时最高工艺水平。
　　浙江德清和余杭除生产黑瓷外，也烧造青瓷，质量与上虞相仿。江苏宜兴均山窑发现从东吴到西晋的６处瓷窑遗址，显然也是重要青瓷产地。浙江温州除产一般青瓷外，还生产褐彩装饰青瓷。褐斑釉青瓷最早见于南京发掘的东吴建衡二年（公元２７０年）墓中褐色釉双系瓷罐，④烧造这种褐斑青瓷需要较高工艺技术水平，一方面必须充分掌握烧窑的火力和温度，另一方面必须对含铁成分有效控制，一次烧成。它的出现，突破了单纯的青色，为后来的多色釉瓷开辟了道路。
　　长江中上游的湖北、湖南、江西、四川等地，烧造瓷器时间较江浙一带为晚，西晋时才有瓷器生产。这些瓷器釉色多为黄绿色，由于胎、釉烧成温度不一样，釉面普遍开冰裂纹；胎与釉结合不够好，釉层易于剥落，所以质量不如江浙一带。但其中也有一些精品，如武汉何家大湾齐永明三年（公元４８５年）刘凯墓中发现的莲花尊，通高３２。８厘米，盖面浮雕莲花瓣，盖口密合，大小一致，颈上部饰迎莲，下刻忍冬，中间刻以凸弦纹，椭圆形的腹壁饰浮雕仰覆莲，①工艺复杂精美程度与江浙一带产品不相上下。江西与四川也有青瓷窑址，虽然技术水平较江浙仍有差异，但却将青瓷生产区域扩展到长江流域各地。
　　①　　 何堂坤：《关于我国古代 破镜 重圆技术的初步研究》，《四川文物》1988年　　 第 6期。
　　②　　 《傅子？贵教》。
　　③　　 《傅子？问政》。
　　④　　 《傅子？仁论》。
　　①　　 《傅子？举贤》。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南方制瓷工艺已相当成熟，在瓷器的成型技术方面，普遍使用拉坯成型方法。拉坯用的陶车采用比较进步的瓷质釉顶碗装置，不仅提高了成型速度，而且可以保证器型规整，胎壁厚薄一致。同时，还采用拍片、模印、镂雕、手捏等多种成型方法。于是，产品形式多样，许多复杂的雕塑形态得以出现。浙江金华地区首先使用化妆土，它的主要作用是使粗糙的坯体表面显得光滑整洁，并能覆盖坯体较深的颜色，使釉层的外观显得更为饱满柔和。施釉时普遍使用了浸釉法，保证釉层厚而均匀。当时普遍使用大小不同的多齿圆形窑具和筒形窑具，以适应产品的多种类生产需要。这一时期南方瓷器种类主要有两大方面，一是生活用具，如罐、尊、壶、耳杯、碗、盘、洗、高足杯、水注、多子盒、香熏、唾壶、虎子等器物。另一是随葬明器，如谷仓罐、砻、磨、碓、米筛、畚箕、猪栏、羊圈、狗圈、鸡笼、鐎斗、灶，以及各种人物俑和动物俑。
　　南方瓷器的装饰艺术基本是在中国传统陶瓷造型与装饰艺术基础上发展的，三国时与汉代区别不大，西晋时出现较复杂的器型，如谷仓罐和一些动物形状的日用器及明器，如鹰首壶、蛙形水注、狮形烛台、熊形灯、猛兽尊、羊尊等。这些动物形象塑造逼真传神，装饰纹样采用划、印、堆贴、塑等各种手法，还常在器物的肩腹部或口沿划弦纹，或压印斜方格纹、联珠和禽兽纹等。或是在器物上堆贴铺首、忍冬、辟邪、朱雀、白虎、人物和佛像等。
　　东晋以后，纹饰趋向简朴，盛行褐色点彩和手法简洁的弦纹，同时莲花纹饰增多，并出现莲花罐、莲花尊。罐、壶、碗等器形逐渐由肥矮变为瘦高，而且重心下移，不仅造型美观，使用也更加方便。
　　北方瓷器业发展晚于南方，晋初徐州贾汪镇石室墓出土的一件浅绿色青瓷壶明显来自南方，①说明直到西晋时北方尚无瓷器业。直到北魏迁都洛阳后，北方墓葬中的瓷器才逐渐增多，大约由此时起，北方开始仿效南方发展青瓷烧制，但工艺技术明显不够成熟，胎质一般比较粗糙，常有黑点和气孔。
　　东魏、北齐时期，北方制瓷业有了迅速进步，墓葬中的瓷器不但数量增加，而且品质大为提高。如河北景县的兴和二年（公元５４０年）高雅墓出土瓷器８件，②兴和二年到武定四年（公元５４６年）吴桥县封思温夫妻墓出土瓷器６件，③赞皇县李希宗墓出土瓷器１６件，④平山县崔昂夫妇墓出土瓷器１５件。⑤这些出土瓷器大部分是青瓷，也有一些黑瓷或黄瓷。这些器物已具北方风格，粗壮饱满，浑厚质朴。基本属于日常生活用具，几乎没有明器。
　　北朝青瓷精品是河北景县封子绘墓与祖氏墓所出４件仰覆莲花尊。⑥这４件器物体型高大，最高者达４０厘米，造型宏伟，装饰瑰丽，运用了印贴、刻划、堆塑等艺术手法，器皿上下遍施纹饰，给人以精美之感。而且釉色均匀，釉与胎之间结合得也很牢固，无脱釉现象。这说明北方制瓷工业已逐渐赶上南方。与此同时，北方也出现黑瓷，河北平山县崔昂墓出土１件黑釉四系罐，即为北方黑瓷典型器物，与浙江德清窑黑瓷有显著区别。
　　①　　 《三国志》卷二十九，《虞翻传》，南朝宋裴松之注引《吴书》。
　　②　　 纪昀：《阅微草堂笔记》卷七，《如是我闻？一》。
　　③　　 《考古通讯》1956年第 6期《河北吴侨县发现东魏墓》。
　　④　　 《考古》1977年第 6期《河北赞皇东魏李希宗墓》。
　　⑤　　 《文物》1973年第 11 期《河北平山北齐崔昂墓调查报告》。
　　⑥　　 《考古通讯》1957年第 3期《河北景县封氏墓群调查记》。
　　北方制瓷工艺最重要的成就是生产出了白瓷，河南省安阳市北齐武平六年（公元５７５年）的范粹墓中出土９件北朝白瓷器，为迄今所见最早白瓷，①其种类有碗、杯、三系罐、四系罐、长颈瓶，造型与北朝青瓷大体相同。胎料经过淘练较为细白，没有上化妆土，釉层薄而滋润，呈乳白色，但仍普遍泛青，说明白釉中含铁量偏高，火度也偏低。不过，白瓷的出现说明中国制瓷业取得重大进步，人为地控制胎釉中的含铁量，克服铁的呈色的干扰，已经为工匠们所认识。白瓷出现为以后各种彩绘瓷器产生打下了基础。
　　陶器在魏晋南北朝时继续生产，由于大量用于明器，于是生产技术也有提高，最有代表性的是铅釉陶器。河北景县封氏墓群出土的黄釉高足盘、绿釉碗、杯、瓶、盒、灯等器物造型优美，釉声晶莹匀润，皆为素面。河南安阳范粹墓出土的几件黄釉扁壶，更是陶器系列中的精品。扁壶造型十分别致，明显受外来风格影响。胎质细腻，釉色呈深黄色，莹润透明。壶作扁圆形，上窄下宽，短颈直口，颈肩之间有联珠纹一周。肩部凸起两个小系，可以穿带。壶的两面刻划有两幅乐舞图，每幅由５人组成，中间１人在莲座上起舞，左右各２人伴奏。５人均为深目高鼻，身着窄袖长靴的胡服。这种扁壶很可能是模仿金银器制造的，由于制作精良，曾被误以为是瓷器。这时的铅釉陶器中还出现了多色釉，如在黄地或白地上加绿彩，或黄、绿、褐三色同时并用。这种多色彩釉器物即为著名唐三彩的先驱。②陶器由于大量作为明器，便具有一定程度的雕塑性质。四川绵阳出土的伎乐俑、舞俑、工作于水田的俑都很生动，南京丁家山、禹县白沙晋墓出土的陶俑、陶兽、陶家畜、镇墓兽等作品已有细部刻划，不象汉代全凭彩绘。
　　凹凸的线条表达着形态的体面关系，使雕塑陶器的工艺手法更趋于现实。
　　北魏的陶塑十分丰富，如洛阳北魏元邵墓，出土了１００余件陶俑，①有文吏俑、武士俑、骑兵俑、伎乐俑、舞俑、侍从俑，还有马、驴、骆驼、牛、猪、镇墓兽。将这些俑组合起来，可以看到墓主人生前出行、宴乐、居住的生活情况。北魏司马金龙墓出土陶俑达３６７件，学者论证这些陶俑从４个方面反映了其时代特征：①从陶俑的组合中，可明显看到墓主人的生活习俗，有浓重的汉化特色，例如呼和浩特北魏墓中出土的女舞乐俑，头戴风帽，窄袖长衣，或立或坐，有的翩翩起舞，呈现吹、弹等优美动作，生动活泼。这是汉画中常见的，可见汉代传统的生活方式给北魏统治者以深刻影响。再如北魏元邵墓中陶俑，无论是仪卫、部曲俑，还是奴婢、伎乐俑，都是构成墓主人出行画面的主要题材，这与时代相近的邓县彩色画像砖上出行图的题材，极其相近。就从个体形象上，也可以看到北魏统治者实行 汉化 政策后的生活习俗。如曲阳北魏墓中的女俑，身穿开领宽袖长衣，腰部束带，这完全是 褒衣博带 式的汉服，而不是 夹领小袖 的胡服。②在北朝陶俑中，部曲俑数量极多，如司马金龙墓中武士俑、骑兵俑占总俑数的５６％，可见当时贵族地主各自拥有的武装势力。③反映了鲜卑人传统的经济特点，刻画了鲜卑人的形象特征。北魏司马金龙墓中牲畜成群，可能还有畜牧经济遗风，许多陶俑深目高鼻，满脸髭须，身着窄袖长衣，腰系带，足穿靴，与中原常见胡俑有所不同，可能是鲜卑人的形象。④从形式风格来说，陶俑类型增多，有身材修长、面目清秀的女俑、乐舞俑，又有勇猛有力的武士、骑兵俑，尤其■马、甲士俑，更是北朝时期特殊遗物。在塑造风格上加强了写实的技巧，司马金龙墓中的陶马，不象汉代陶马那样头颈高昂，而是比例匀称，肥壮肢短，具有蒙古马的特征。①
　　①　　 《晋书》卷 49 《嵇康传》。
　　①　　 《北齐书》卷四十一《元景安传》。
　　东魏、北齐、北周时代的陶俑更多，如河北磁县东陈村东魏墓出土陶俑１３０余件，②北齐高润墓出土陶俑３８１件，③河南安阳北齐范粹墓、山西祁县白圭北齐韩裔墓、河北平山北齐崔昂墓，均有大量陶俑出土。这些陶俑的生活趣味加强，如范粹墓中一件仆侍俑，左肩斜背行囊，略呈步行状态，体现了生活中的实际形象。一件骑马俑，驭者双目前视，双手向前作持僵状，与马昂首前视方向一致。马的鞍辔俱全，施以璎珞装饰，再涂上红、蓝颜色，甚至贴金，用具体的艺术证实了人们在生活中具有表现美的意趣与行为的要求。
　　北朝陶俑几乎全部是模制，黑胎骨，加以彩画。但在刻画人物形体与服饰方面，又不完全依靠彩绘，大多通过塑造凹凸面的方法来表现。对不同民族的形体相貌，并不完全依靠服饰差异来表现，而是多从五官的结构特点来表现。对于动物俑，更偏重古拙纯朴风格，尤其大量骆驼俑出现，体现了丝绸之路贸易活动对社会的极大影响。
　　南朝陶俑数量不多，大抵古拙浑朴，两汉传统基本未能摆脱。不过因瓷器业发达，瓷塑俑出土较多，有瓷狮子、瓷羊、瓷鸡、瓷人俑等。南京板桥镇晋墓①和高家山六朝墓②中出土了堆塑人物塔式罐，罐腹浮雕８匹马，马上有骑士，罐上部为双层雕塑群，上为一建筑物，有四门，门下各坐２人；四角各设１小罐，罐上各附一雀。下层有众多的人物及飞鸟。南京甘家巷高物一号六朝墓③中的魂瓶，造型奇特，为稍带褐色的黑釉鼓腹罐，上一层为方形陶层，屋壁四门各置一尊佛像，围绕方屋四周，又置７尊佛像，瓶颈正门中还有一佛像。这样的艺术作品，不仅是陶瓷工艺的佳作，也是雕塑艺术的发展。④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陶瓷工艺是一种综合性艺术形式，它密切联系生活，既有实用性，又有观赏性，于是总能引起人们的兴趣。
　　①　　 《三国志？魏书？张既传》裴松之注引《魏略》。
　　②　　 《三国志？魏书？钟会传》裴松之注引《何劭王弼传》。
　　③　　 《考古》1979年第 3期。
　　①　　 孟乃昌：《汉唐消石名实考辨》，《自然科学史研究》1983年第 2期。
　　②　　 《难张辽叔自然好学论》。
　　③　　 《考古》1963年第 6期。
　　④　　 张光福编著：《中国美术史》第 199页。
　　（四）金银器加工
　　金银器加工是古代使用金属制品必须经过的过程，其历史虽然可以上溯至商周时期，而且在秦汉时期有了极高的技术水准，但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仍然表现出具体的时代特征。在这一战祸深重的历史阶段，统治者并未放松对奢侈品的追求，有关金银细作的工艺一直要求精益求精。学者曾依照墓葬材料进行统计，发现有金银饰品的晋墓比例高于有金银饰品的汉墓比例，而且这种情况无论南方还是北方都不例外。⑤这种追求金银器的风尚对于金银器加工工艺自然是一种促进，于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金银器加工工艺得以继续显示其特有的价值。
　　这一时期的金银器制作最主要的产品是铜镜。自三国战乱以后，铜器生产仍在继续进行，但铜矿开采量减少，兼制瓷业、冶铁业迅速发展，铜制器皿的发展受到限制，只有铜饰件、铜镜、铜弩机、货币等仍保持旧有的规模。
　　从部分铜镜铭文看，当时北方铸镜中心可能在徐州，南方铸镜中心在会稽郡的山阴县（今浙江省绍兴）和武昌（今湖北省鄂城）。此外四川成都一带的铸镜工艺也比较发达。
　　铜镜的纹饰和技法基本都沿袭东汉，北方主要是柿蒂连弧纹镜、方格规矩镜、简化规矩镜、兽首镜、夔凤镜、盘龙镜、位至三公镜等，南方主要是神兽镜和画像镜。神兽镜以汉末流行的半圆方形带神兽镜和重列神兽镜居多。画像镜主要在浙江绍兴地区发现，这种镜所雕铸的人物受 传神写照 画风影响，极为生动，几乎完全脱离了图案化。其内容有 东王公 、 西王母 神人车马镜，以及历史故事镜。常见为吴王与伍子胥故事，常将镜面分为４区，每一区表达故事中的一个重要情节，四个场面如同连环画一样，组成一个完整的历史故事。这种画像镜在技法上浮雕层次多，铜的质量也较其他镜为好。由于佛教盛行，佛像镜也是一个相当普遍的选题。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金玉珠宝加工工艺以１９６５年在辽宁北票县西官营子北燕冯素弗夫妻墓出土文物为代表。北票靠近朝阳，那里曾是北燕都龙城，也称昌黎。墓葬年代是北燕太平七年（公元４１５年），出土的珍贵工艺品很多，其中的金冠饰，由六枝形顶花和压印佛像纹饰的山形金片组成，有一片金片是镂空图案，焊以金丝金粟，并嵌一对眼睛似的灰石珠。做工十分精细，据说可能就是源于汉地而流行于鲜卑族的 步摇冠.墓中出土的铜器有带着环链的兽头提梁壶、罐等容器，许多盘、盏、小壶上均加有鎏金、马镫、车马饰上也大量使用鎏金、贴金、错金、银饰工艺，甚至每一个铜虎子也要精雕细磨，四个龟钮印章中的３个鎏金，一个是纯金制品。除了这些金银器之外，还有珠宝玉器，计有琥珀珠、水晶珠、绿石珠、琉璃珠和玉盏、刻玉剑饰。其中玉器加工为中国传统工艺，琥珀珠、水晶珠等大多依靠从海外输入。最有意义的是墓中出土了当时颇为奇缺珍贵又足以炫耀财富的玻璃器具，共５件。１件碗，闪淡绿色，光洁明彻，体薄工精。１件杯，深绿色，质地纯净，色泽鲜丽。钵１件，残碎复原，质色与碗同。豆形残器１件，还有１件鸭形玻璃注，横长身，张扁嘴如鸭，长颈鼓腹，细长尾。颈腹部用玻璃条盘卷作装饰。背上粘双翅，全件通长２０。５厘米，腹径宽５。２厘米。此外，河北景县封氏墓也出土绀红色及青碧色玻璃碗杯。玻璃加工工艺最早出自埃及，丝绸之路开辟后，玻璃由西域进入中国，称 琉璃 ，汉代中国已经输入琉璃加工工艺，并与长沙楚墓出土琉璃璧和琉璃印章为代表的中国琉璃工艺结合，形成新的工艺体系。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琉璃器便反映了这个中外文化交流项目发展的情况，这些琉璃器的形制与中国的瓷器形制十分类似，说明这些琉璃器是中国自己制造的，而且是吸收了外来文化因素的创造性作品。
　　⑤　　 《三国——宋元考古》（上），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研究室讲义 1974年。
　　除了辽宁北票冯素弗墓，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金玉珠宝细作工艺品还有在河南洛阳的西晋元康九年（公元２９９年）徐美人墓，墓中有包金花饰，质地轻薄，雕镂精细，部分饰品上嵌有珠石。①北京的西晋永嘉三年（公元３０９年）王浚妻华芳墓中，出土一个圆径约２６厘米的虎纽银铃，铃上饰以银丝捏成的正作演奏姿态的８名伎乐宫人，伎乐两侧各镶红、蓝宝石，伎乐下部又各悬一镶宝石的小银铃。工艺之精巧，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①江苏宜兴周墓墩一号墓②与湖南长沙黄泥塘东晋墓③也出土各种金银饰品，有簪头饰、篮形饰、球型饰、垂露形饰与各种粟状金珠累铸小饰具。其他一些金指环、银指环、金镯、银镯也达到较高工艺水准。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工艺制品尽管仍是各族统治者追求奢侈品的产物，却也闪烁着工匠们的智慧光辉。在那样一种因专制统治而形成的沉闷与痛苦的气氛中，工匠们将感情移借于对具体产品的刻意追求上，使各种制品体现出他们对美的理想追求，形成生生不息的创造力，这是那些令人眼花缭乱的工艺品得以产生的最根本的原因。
　　①　　 《三国志？蜀书？费祎传》。
　　①　　 《宋书》卷四十三《徐羡之传》。
　　②　　 《梁书》卷三《武帝纪》。
　　③　　 《梁书》卷三十二《陈庆之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