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艺术史之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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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法
书法是汉字文化圈内特有的艺术形式,在确定与重复使用文字的表意内涵时,写字人的情感与个性均倾述其间。虽然文字与绘画的发展是在两种精神状态及两种目的中进行的,①不过,当个性情感一旦在文字书写中得到显露,便如绘画、诗歌、音乐等艺术形式一样,产生美的自觉。甲骨文的深奥,金文的庄重,石鼓文的硬朗,小篆的细腻,汉隶的工整,形成千年不变的深刻印象,也成为由 形 而入 神 的追求目标。东汉末年草书产生,因汉章帝时杜度为齐相,以 章草 奏事,得到汉章帝的欣赏,导致部分士人仿效这种以字的体势流走变化而表达自身个性的形式,产生了崔瑗这样的 草贤 ,张芝这样的 草圣.唐代张彦远《书法要录》中录有后汉赵一的《非草书》一文,说当时士人为了研习草书,达到狂热地步, 钻坚仰高,忘其疲劳。夕惕不息,昃不暇石。十日一笔,月数丸墨。领袖如皂,唇齿常黑。
虽处以坐,不遑谈戏。展指画地,以草刿壁。臂穿皮刮,指爪摧折。见鳃出血,犹不休息。 这样一来,写字从实用需要变成了艺术追求,在魏晋以降,更进入士人的日常生活领域,成为人伦鉴识的依据之一。中国书法艺术正是在这普遍显示个性的时代,在中国艺术的历史舞台上,表现出飘逸不群又神情并蓄的风姿。
① 王振铎:《葛洪中飞车的复原》,《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总第 6辑,1984年。
(一)文字与书法
书法是依赖文字演进的艺术。试想甲骨文是在坚硬的龟甲、兽骨上刻划,使用的一定是金石利器,这与秦人在坚硬的花岗岩上凿刻石鼓文,与司马迁在竹简上修《史记》,一定有许多不同。不过,中国文字既然源于 象形 、 指事 、 会意 、 转注 、 谐声 、 假借 等 六书 ,于是在写字时便有共同的表意感受,如在写父亲的 父 字时,无论是写甲骨文或金文中那个手执家法的象形之 父 ,还是写汉隶以降这个颇具权威意义的 父 ,写字人总会不自觉地感受到一种压力,或说有某种相同的感觉,于是字的 形 与 神 都会产生相通之处。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书法艺术实际是中国文字形式与内容发展的反映。
1。文字的演进
在西安半坡彩陶上的刻划符号确定出实在意义之前,我们只能承认甲骨文是中国最早使用的文字。从书法角度看,甲骨文的刻划为先直后横,转折大多直来直去,笔划没有轻重顿挫,虽为圆笔,但却不真正 圆 ,细体和粗体均刚而有力,形成瘦劲、清丽的古拙风格。虽然甲骨文在武王伐纣以后逐渐销声匿迹,甚至在中国古代文献典籍中也不再提及,不过,正是在甲骨文书体的基础上出现了用于青铜器具中铸铭颂德、刻记功烈、纪述王命的 籀文.这种 籀文 据说是周宣王的史官史籀,创新体以应变,著《大篆》15篇。这种大篆文字在汉代被称为 古文 ,东汉时开始遗失,《说文解字》中保留200余字,此外,便只有依靠考古发掘的周代青铜器皿上的铸刻文字来补充了。唐贞观年间在陕西宝鸡地区发现的秦石鼓已发现大篆书法发生变化。秦石鼓文雍容和穆,古朴雄浑,笔势劲健厚沉,结构端庄凝重,为中国文字发展的重要阶段。秦并天下,为整齐制度,丞相李斯作《苍颉篇》,中车府令赵高作《爰历篇》、太师令胡毋敬作《博学篇》,都是将秦石鼓文简化、省改,史称 小篆.由秦入汉,小篆渐变为秦隶书,由秦狱吏程邈始创,在西汉时流行,东汉时进一步确立为 八分 和 隶体.这便是魏晋南北朝书法艺术所依赖的文字基础。
汉隶书有 古隶 与 八分隶 两种。古隶代表作有秦权、秦斤、秦量,汉五凤二年刻石,汉孝成庙鼎,天凤三年《莱子侯刻石》等,与秦隶区别不大。八分隶 依《说文》解释:'八' 者,' 别' 也 ;即字形两旁互有相背之意,故有学者说: 因其书体之格势有如' 八' 字,点画分背为文,故谓之' 八分'.①八分隶的代表作有《礼器碑》与《西岳华山碑》,这种文字左右对称,仍保持金文的庄重痕迹,不过在对称中已追求形式之美,艺术比重大为增强。
东汉末年至三国时期兴起的章草,是由八分隶进一步简化,便于书写的新字体。所谓 草 ,有草创之义,本非一种定型、规范的字体,但如徐复观所说: 草书虽然是适应简便的要求,但因体势的流走变化,易于发挥书写者的个性,便于不知不觉之中,成为把文字由实用带到含有游戏性质的艺术领域的桥梁。②正是章草书体的产生,导致士人们以书法寄托自己的感情,表达自己的个性,艺术精神得以通过所写文字的结构、形态、轻重来传递。
魏晋南北朝的书法艺术实际是从士人们普遍研习章草开始的。
相对部分士人为展示个性而热衷于章草之书,另有一部分士人仍然恪守汉八分隶。相对于章草之 草 ,这种极为工整的汉八分隶便被称为 楷隶.在刻意求工的风气影响下,楷隶逐渐发展为 正楷.不过东汉时的正楷都未能脱尽八分隶书的痕迹,直到魏晋南北朝时期,正楷才达到今日所见整齐形态。
从汉隶到章草与正楷的字体演变,为魏晋士人施展书法艺术才智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不过,正楷要求一笔一划的准确工整,不利于速写,影响士人的一般性思想交流,于是又出现了 行书.唐张怀瓘《书断》说: 行书者,乃后汉颍川刘德升所造,即正书之变体,务从简易,相间流行,故称之' 行书'.刘德升即行书之祖也。 又说: 夫行书者,非草、非真,离方,进圆,在乎季孟,兼行草谓之真行,兼草者谓之行草。 看来行书在东汉末年也已出现,不过流行却在魏晋,西晋卫恒《四体书势》的《隶势》说: 魏初,有钟、胡二家为行书法,俱学之于刘德升,而钟氏小异,然亦各有其巧,今盛于世。 ①行书较正楷简便,又较章草工整,于是很为那些既依恋仕途富贵,又向往山水自然的士人们所喜爱。这种字体的出现,无疑又是对魏晋书法艺术的推动。
① 《晋书》卷 39 《荀勖传》。
② 《周书》卷 47 《冀俊传》。
魏晋南北朝时期,玄学兴起,佛教东渐,导致部分士人更游离到追求精神自由的境界中。于是,利于发挥个性的章草书体更向 草 的方向发展,出现了草书.草书较章草与行书更为简捷奔放,干脆连笔行走,称 连绵草.卫恒《四体书势》的《草势》说: 至章帝时,齐相杜度号善作篇。
后有崔瑗、崔寔,亦皆称工。杜氏杀字甚安,而书体微瘦。崔氏甚得笔势,而结字小疏。弘农张伯英者,因而转精甚巧。凡家之衣帛,必书而后练之。
临池学书,池水尽黑。 ②这里说的崔瑗,著有《草书势》,介绍了草书连笔行走的简便形式与左右飞扬的绘画般动感。这里说的张伯英,名张芝,时称草圣 ,西晋时索靖、张华、陆机、陆云均学习这种书法,可知草书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也已定型。
由于中国文字的字体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从汉隶而演变为正楷、行书、草书,同时又保留部分汉隶的痕迹,于是,书法艺术在这个富于创造性的时代,获得异军突起的天机。
① 吐鲁番文书整理小组:《吐鲁番晋- 唐墓葬出土文书概述》,《文物》1977年第 3期。
② 新疆博物馆考古队:《吐鲁番哈喇和卓古墓群发掘简报》,《文物》1978年第 6期。
2。碑刻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书法作品,绝大部分保存在碑石墓志上,通过现存实物而讨论这一时期的书法艺术,可以获得较文献典籍记载更为深刻的印象。
魏初重要碑石有河南临颖黄初元年《公卿将军上尊号奏》与《受禅表》两块碑石,传为钟繇、梁鹄手书,字形正方,仍属标准汉隶,可知作为官方用字,仍是汉隶,行、楷、草书并不得用作碑刻。
陕西汉中褒斜道上的石门摩崖石刻,称 汉魏十三品 ,以东汉桓帝建和二年(公元148年)所刻《石门颂》最出名,其字体洒脱劲挺,为汉隶杰作。就在这一批东汉碑石旁,有传为曹操手书 衮雪 摩崖。曹操公元215年征张鲁,公元219年拒刘备,两次入汉中,他极善书法,西晋张华说: 汉世,安平崔瑗子实。弘农张芝、芝弟昶并善书,而魏武亚焉。 ①于是在这里留下字迹,极为可能。此外,被泥沙所封千余年的《李苞通阁道》摩崖,也在1861年被发现。这一摩崖刻石为景元四年(公元263年)刻在石门北口外西侧壁边,载魏荡寇将军李苞开通此路情况。刻石高36厘米,宽24厘米,书体已非纯粹汉隶,与敦煌石室所发现的西晋文字大致相近,隶书的波折已不见,而且有明显的楷书书法,说明隶书已经发生变化。
三国时的吴国在孙皓执政时称天下承平,祥瑞频出,立《天发神谶碑》,书写人名皇象,书体险怪,为后世人所惊异,但这块碑已不存。现可见《葛府君碑》碑额,猜想后世流传的《九真太守谷朗碑》与《葛府君碑》法帖字体,可能与《天发神谶碑》字体相似。
西晋时的著名碑石有陕西汉中石门《潘宗伯、韩仲元》摩崖,为晋武帝泰始六年(公元270年)遗物,字体为隶书。其余如山东新泰《任城太守夫人孙氏》碑、山东掖县《明威将军郛休碑》、四川梓潼《蜀中书贾公阙》碑、吉林辑安《好大王碑》等,也都用隶书书写,看来西晋时曾一度恢复汉代传统。
十六国时陕西宜城的《广武将军》碑为前秦符坚建元四年(公元388年)
所立,虽是汉隶体,但 点画之中颇有奇趣 ①,应是对隶书有所发展。北凉时的《沮渠安周造像》碑现为德国柏林博物馆所藏,其字体也是隶书。
南朝因常发禁碑之令,现存书法名碑较少,出名的有 爨宝子碑 、 爨龙颜碑 ,以及刘宋时的《刘怀民墓志》、萧梁时《瘗鹤铭》、《萧秀墓碑》、《萧幨碑》、《萧景神道阙》、《程处墓志铭》等。其中《爨宝子碑》是南碑中最高者,建立于晋安帝元兴元年(公元405年)发现于云南陆谅,书体在隶书与楷书之间,康有为曾称之为 古今楷法第一 ,应知它在中国碑刻书法发展史上的地位。从书法字体考察,南朝碑刻与北朝碑刻相差不大,说明南北朝尽管政治对峙,文化却仍是一个整体,这也是南北必然得到统一的基本原因之一。
北朝碑刻与开窟造像相联系,十分普遍。凡新建寺塔,塑造佛像,均有士人撰文纪事,或凿石做碑碣,或在天然岩石之壁上直接雕刻,称摩崖刻石,据统计总件数不下10万件。若再加上为死者所立神道碑与墓志,就更是一个无法估计的巨大数字了。
① 《梁书》卷 33 《萧子云传》,《颜氏家训?杂艺篇》。
① 潘吉星:《敦煌石室写经纸研究》,《文物》1966年第 3期。
陕西汉中石门的《石门铭》摩崖,是北魏永平二年(公元509年)所刻,高180厘米,宽225厘米,楷书26行,每行20字左右,每字径4厘米,以字体大度爽朗而引人注目。洛阳龙门石窟的 龙门造像记 ,不下数千种碑石,其文字雄奇,书法秀拔,早就被视为珍宝,以 龙门二十品 为其代表作。虽然这二十品非一时一人所书,风趣各异,但仍有险峻劲拔,锋芒森森的共同特征。
魏碑以《大代华岳庙碑》为开始,该碑字体整齐严格,与《爨龙颜碑》相似。再稍后的楷书碑有《嵩高灵庙碑》,字体较《大代华岳庙碑》稍放纵一些。山东莱州云峰山存大书法家郑道昭父子的42种书法遗迹,遍刻天然岩石上,为北朝书法精品。此外《崔敬邕墓志》、《刁遵墓志》、《元显 墓志》字体方圆兼备,称雅健之作。《张猛龙碑》和《贾思伯碑》则以笔法简练著称。北齐时期的名碑《陇东王感孝颂》是用隶书写刻,但是用正楷方法写隶书,于是瘦削有力。
北朝书法精品大多散布于泰山、徂徕山、冈山、尖山、葛山、水牛山、小铁山摩崖刻石上。泰山经石峪的《金刚经》,现存完整无缺字980个,字径1尺2寸至1尺8寸,气势雄伟,历来称为榜书之模范。徂徕山刻字也是摩崖书大字,以1尺大小为多,最大者达到2尺至3尺。北周《匡喆刻经题》也是字美而形大,引人注目。水牛山《文殊般若碑》有300来个字,字径1寸5分,字体茂密俊逸,浑厚雄整,也是北朝书法精品。
大量的碑刻遗存,为理解魏晋南北朝书法艺术的发展脉络提供了可靠的依据。尽管刻在石头上的字与写在纸上的字有所差别,但是,毕竟开拓了这样一处用点与线编织的艺术世界。
3。魏晋书法理论
书法艺术得以在魏晋时期脱颖而出,又与书法理论建立有密切关系。当士人们发现书法并非一个简单的写字问题,而且是一种关系到个人的社会地位、人生价值的特殊技能时,便有了非常认真的讨论,这便是魏晋书法理论产生的基础。
魏晋书法理论产生与曹操本人对书法的爱好有一定关系。曹操攻破荆州时,任刘表部属梁鹄 署军假司马,在秘书以勤书自效 ,梁鹄书法水平很高, 是以今者多有鹄手迹。魏武帝悬著帐中,及以钉壁玩之,以为胜宜宫。……
魏宫殿题署多是鹄书。 ①曹操还重用了另一名大书法家钟繇,钟繇向曹喜、蔡邕、刘德升学习过书法,势巧形密,点画之间,多有异趣,尤其善写楷书。
有了统治者的提倡,如何推进书法技巧发展?便成了士人们用心探讨的课题。
三国时有关书法的论著,主要是钟繇关于书法的言论。宋代陈思《书苑菁华》卷1《秦汉魏四朝用笔法》载: 魏钟繇少时,随刘胜入抱犊山学书三年,还与太祖、邯郸淳、韦诞、孙子荆、关枇杷等议用笔法。繇忽见蔡伯喈笔法于韦诞坐上,自捶胸三日,其胸尽青,因呕血。太祖以五灵丹救之,乃活。繇苦求不与,及诞死,繇阴令人盗开其墓,遂得知。故知多力丰筋者圣,无力无筋者病,一一从其消息而用之,由是更妙。繇曰:' 岂知用笔而为佳也,故用笔者天也,流美者地也,非凡庸者所知。' 临死,乃从囊中出以授其子会,谕曰:' 吾精思学书三十年,读他法未终尽,后学其用笔,若与人居,画地广数步,卧画被穿过表,如厕终日忘归。每见万类,皆画象之。' 繇解三色书,然最妙者八分也。点如山摧陷,摓如雨骤,纤动如丝,轻重如云雾,去若鸣凤之游云汉,来若游女之入花林,灿灿分明,遥遥远映者矣。 这里至少提出了三点理论:一是 多力丰筋者圣,无力无筋者病 ,实际将 筋 、 骨 与人的智慧、精神、品格联系起来,以个人之 力 ,来树立代表人格的 筋 与 骨 ,让书法的线条贯穿和充溢内在的生命力,这是中国书法艺术造型最根本的内容。二是 用笔者天也,流美者地也。 这是说书法家创造书法美,有如天以其自然元气赋与万物,产生和创造了地上万物之美。这虽然是一种天然之美,却又不能不通过人的创造性实践活动。
人进行书法创作,正是越名教而任自然,书法作品出来了,自然风貌便也表现于其中。如果没有这样一种置身于天地自然的自由境界感觉,便不会产生具有艺术性的书法作品。三是 每见万类,皆画象之.这既是讲学书法的艰苦,也是讲书法艺术内容的广博。既如坐如行,又如飞如动,既要有穿针引线的细致,又要有披坚执锐的力度。将人生体验集合于书法艺术创作,才能出现感人至深的作品。钟繇不可能将他的书法思想一一道来,但他终于提出了关于书法是一门艺术的理论基础。
① 《晋书》卷 94 《郭琦传》。
西晋时的书法理论著作保存较多,有成公绥著《隶书体》,见徐坚《初学记》卷21。有卫恒《四体书势》,见《晋书》卷36《卫恒传》。有索靖《草书状》,见《晋书》卷60《索靖传》。有杨泉著《草书赋》,见《艺文类聚》卷74。成公妥提出 治世之功,莫尚于笔。能举万物之形,序自然之情,即圣人之心,非笔不能宣,实天地之伟器也.①这是将儒家 寓教于乐 思想推及书法领域的尝试。既然 圣人之心 也必须通过 笔 来表达,那么,书法自然可以成为圣人之心的体现。学习书法,与体会圣人之心,了解自然之情一致,因此,可以成为士人的一门必修课。卫恒的《四体书势》是中国书学史上第一部系统完整,将书体、书论、书史融为一体的长篇著作。通过叙述中国文字的产生与演进,讨论书法艺术的必要性与适应性。并且进一步阐释了中国书法艺术的两个基本关系问题,即 意 与 象 、 骨 与 筋 如何具体把握的问题。索靖的《草书状》表达了在研习草书时的自由情感,从而获得一定程度的理想在观念上的实现,更进一步使书法接近了艺术的实质。
东晋时期的书法理论计有卫夫人撰《笔阵图》、王羲之著《书论》、《笔势论十二章》、《用笔赋》、《记白云先生书诀》、《自论书》,王珉著《行书状》,王献之著《进书诀表》。但据学者考证,属于王羲之的书论,其实只有一些片段言论,许多署名王羲之的书法理论著作,其实是唐代之人所伪作。结果,在总结魏晋书法理论时,必须谨慎地对待署名为东晋书法家的作品。
魏晋书法理论的价值是很高的,首先是提出了书法艺术中的 意 与 象的关系问题。中国书法发展本来依赖于文字的创造与演变,但文字的创造一开始便与卦象联系,于是自东汉末年崔瑗、蔡邕等人提倡书法艺术时便一再强调 观其法象.由于 观象 只是一种心理上的直接感受,并不一定需要用语言来全面解释,于是对书法艺术作品的鉴赏也往往成为个人的自由品味。魏晋时期玄学、佛学充斥士人论坛, 知者不言 , 言者不知 , 得意忘象 , 言不尽意 ,一时蔚然成风。受这种风气影响,魏晋书论具有两大特点, 一是超出了'观其法象' 的思想,很为重视主体' 意' 的抒发表现,二是十分自觉地追求与书法相关的' 象' 的美。简单来说,重' 意' 的玄妙深微和' 象' 的自然美丽,是魏晋书论的重要特征。 ①相对于汉末士人对书法的理解,魏晋书法理论更突出主体情感的表露,尤其突出个人在进行书法艺术作品创作与欣赏时的具体感受。成公绥《隶书体》说: 工巧难传,善之者少;应心隐手,必由意晓。 索靖《草书状》说: 科斗鸟篆,类物象形;睿哲变通,意巧滋生。 卫恒《四体书势》说: 睹物象以致思,非言辞之所宣。 到了王羲之时,更明确指出: 点画之间皆有意。 实际是指出书画的点画是个体内在心灵的表现,而不是对于现实形象的单纯摹拟。一切个体都生活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他的内在心灵必然受这种社会关系的制约,于是在艺术实践中,总不免渗入他的人生体验,或说成为他个人意识对自然与社会的反映。书法艺术具体地进入了每一位士人个体独特的内在心灵领域,于是,士人的 意 得以转化为书法艺术作品的 象 ,形成巨大的感染力。卫恒《四体书势》说: 远而望之,若飞龙在天;近而察之,心乱目眩。奇姿谲诡,不可胜原。研、桑所不能计,宰、赐所不能言。 书法艺术作品表达着士人的内心情感,因此才得到士人们特殊的钟爱。
① 潘吉星:《新疆出土古纸研究》,《文物》1973年第 10 期。
① 潘吉星:《中国造纸技术史稿》,文物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182、177页。
魏晋书法理论的另一重要价值,是提出了关于 骨 与 筋 的问题。
这本来是在书法艺术中的技巧问题,但迅速影响到了绘画、文学、音乐、舞蹈、建筑诸多艺术领域。魏晋书法家谈书法 骨 与 筋 的言论很多,如韦诞说: 杜氏(即杜度)杰有骨力,而字笔画微瘦。 ①杨泉《草书赋》说: 其骨梗强壮,如柱础之丕基。 卫瓘说: 我得伯英(即张芝)之筋,恒(即卫恒)得其骨,靖(即索靖)得其肉。 ②骨与筋在中国传统观念上本是指人的身体构架,强骨劲筋意味着体魄健壮。赵一在《非草书》中说: 凡人各殊气血,异筋骨。心有疏密,手有巧拙。书之好丑,在心与手,可强为哉? ③已将人的气血筋骨与心思手动联系在一起,魏晋士人以 骨 与 筋 来比附书法字体的形象,是很自然的事情。如《笔阵图》所说: 善笔力者多骨,不善笔力者多肉。多骨微肉者谓之筋书,多肉微骨者谓之墨猪。多力丰筋者圣,无力无筋者病。 ④字体的筋骨已成为人的生命存在的象征,于是书法艺术作品也可以作为写字人人格品行的表现。当然,这种表现只能由写字人与欣赏者个人内心感受来把握,并不需要诉诸明确的语言。书法艺术通过 骨 与 筋 的概念转化为某种生命的形式,于是得以使魏晋南北朝士人们为之投入巨大的生力,从而出现一大批名垂青史的书法家,以及令后人不断追慕的书法艺术作品。
① 潘吉星:《中国造纸技术史稿》,文物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62-64页。
② 同上书,第 64 页。
③ 《周书》卷 47 《艺术传》。
④ 《世说新语?术解》,《晋书》卷 84 《殷仲堪传》。
(二)书法家
书法既然是与 写字 相联系的艺术形式,其参与程度与普及程度必然是其他所有艺术所难比肩的。何况书法艺术作品的成立又依赖于创作者与欣赏者个人的心理感受,于是从亿万从事书法艺术活动的人中选拔众望所归的书法家,并非容易的事情。魏晋南北朝时期讲究人物品藻,书法家不自觉地也成为被品评的对象,于是得以出现一批为历史所选择出来的书法家,代表这本应属于中国文化特殊领域的艺术成就,并以他们的作品及实践经验,推动这一最具中国文化特性的艺术形式不断发展。
1。三国书法家
三国时期继承东汉末年形势,已有一批书法家出现,其开创者首推在董卓之乱中被王允所杀的名士蔡邕。蔡邕字伯喈,陈留圉人,年轻时在嵩山学习书法,研习大篆与小篆字体,曾仿李斯、曹喜的字体写出《圣皇篇》,为汉灵帝所重视。熹平四年(公元175年)蔡邕奉诏与堂溪典、杨赐、马日c、张驯、韩说、单飏一同正定六经文字,今日西安碑林所藏《熹平石经》残石,可能就出自蔡邕手笔。史载当时将石经立于太学门外,每天乘车来观览、摹写者在1000人以上。他写出《篆势论》,对书法理论有极高研究水平。他的女儿蔡琰,即蔡文姬,也有较高书法造诣,曾说: 臣父造八分,其笔法得之神授。 曹操将她从匈奴赎回后,问她家藏典籍如何?她称 能忆诵四百余篇 ,并要求 乞给纸笔,真草唯命 ①,可知蔡邕、蔡琰父女曾有篆、隶、八分、楷书、草书的实践,这在三国初期对书法艺术的普及是有推动作用的。
三国初期的书法家还有师宜官和梁鹄。师宜官是南阳人,汉灵帝时应诏至洛阳鸿都门与天下工书之数百士人竞技书法。他作八分隶书千字,大字直径一丈,小字直径一寸,以显示其才能。他平时嗜酒,曾在壁上写字换酒。
袁术参与诸侯联军讨董卓时,曾请他在巨鹿写了《耿球碑》。梁鹄字孟皇,安定乌氏人,偷学师宜官字体,以善八分隶出名,做了选部尚书。董卓之乱后依附刘表,仍以书法出名。曹操破荆州时,又收留他于麾下,宫殿题榜多由他来书写。曹操喜欢梁鹄的书法作品,常挂在帐壁上欣赏,认为其水平在师宜官之上。
曹操本人是一个书法家,西晋张华在《博物志》中说曹操的书法仅次于汉代的崔瑗、张芝、张昶,看来曹操所擅长的是草书。梁代庾肩吾《书品》将曹操书法列为中品,说: 魏主笔墨雄赡。 唐张怀瓘《书断》将曹操书法列为 妙品 ,说曹操 尤工章草,雄逸绝伦。 身居高位又权柄天下的曹操如此热心于书法,对于三国时期书法艺术的影响,自然超过了其他人。
三国时最有成就的书法家还是钟繇。钟繇字元常,颍川(今河南许昌)
长社人,三国初在长安帮助汉献帝摆脱李傕、郭汜的控制依附曹操,官渡之战时又以2000匹马支援曹操对袁绍作战,后为曹操守关中颇立功劳,官至相国。曹丕建魏时任太尉,封平阳乡侯,与司徒华歆、司马王朗并称先世名臣,直到魏明帝曹睿执政时,他才以太傅之职去世。他年轻时与胡昭一起向刘德升学习书法,16年不曾注意外面有什么新鲜事。他曾对儿子钟会说: 吾精思书学三十年,坐与人语,以指就座边数步之地书之,卧则书于寝具,具为之穿。 他曾与曹操、邯郸淳、韦诞、孙子荆、关枇杷一起讨论书法,在书法理论方面也有较高造诣。他发现韦诞手中有蔡邕手迹, 苦求授与 ,韦诞不肯给,钟繇急得槌胸吐血,曹操用五灵丹将他救活过来。等到韦诞死了,钟繇设法盗墓,从中找到蔡邕真迹手书。书分三体,一为 铭石书 ,即正楷;二为 章程书 ,即八分隶;三为 行书 ,就是日常一般行文所用字体。钟繇将这三体研习成熟,达到当时最高水平。羊欣《采古来能书人名》说: 钟有三体:一曰铭石之书,最妙者也;二曰章程书,传秘书、教小学者也;三曰行押书,相闻者也。 现传钟繇书法代表作,除若干书信外,主要是 表 ,如《力命表》、《宣示表》、《贺捷表》、《调元表》、《荐季直表》等,均属政治文件,很难说可以反映钟繇书法艺术水准的高低。王羲之说: 倾寻诸名书,钟、张为绝伦,其余不足存。①梁武帝萧衍作《观钟繇书法十二意》,说: 张芝、钟繇,巧趣精细,殆同机神。 庾肩吾《书品》说: 钟天然第一,工夫次之,妙尽许昌之碑,穷极邺下之牍。 可见钟繇的书法艺术造诣已达到当时与后世共同推崇的水准。钟繇的书法成就除了在理论上的建树外,在字体上,将汉隶向草书与正楷两个方向作了演进,并以书法为人生追求的目标之一,一生坚持不懈,精益求精。正因为如此,他的字迹才会成为后人学习的范本。
① 矩斋:《古尺考》,《文物参考资料》1957年第 3期。
三国时的书法家还有邯郸淳、卫凯、韦诞、皇象等人。邯郸淳也是颍川人,字子叔,善篆书与隶书。曹操入荆州时,十分礼待他,于是在魏文帝曹丕执政时任博士给事中,校三体《说文》,并教诸皇子书法。卫凯字伯儒,河东安邑人,东汉末年任司空掾,曹丕建魏时任侍中尚书。他好古文,随邯郸淳学习书法,篆书、隶书、草书都达到与邯郸淳比肩的水平。韦诞字仲将,在曹操手下任光禄大夫,魏明帝曹叡执政时,官至武都太守。由于善书法,各种重要碑铭都请他书写,还善制笔、墨,世称 仲将之墨,一点如漆.皇象,字休明,三国时吴国人。以书法得名,与严武之棋,曹不兴之画,共称 三绝.最善章草,也能写八分隶,著名的《天发神谶碑》据考证便出自他的手笔。羊欣《采古来能书人名》说:(皇)象善草书 ,张怀瓘《书断》推其小篆入能品。他的书法作品对于江东地区影响极大,于是永嘉南渡后,两晋士人对他有较多推崇。
三国时期书法家大量涌现,显示出魏晋南北朝时期书法艺术发展的蓬勃生机。书法家多为在政治上有一定影响的人物,又为这一艺术实践的进一步推进奠定了基础,这是在普遍的为政治左右的人生中出现的 为人生的艺术 ,是士人们为自己所选择的一处理想追求的精神空间。
① 《汉书》卷 30 《艺文志》。
2。两晋书法家
两晋时期,士族地主的政治优势已经确立,民族纷争又导致政局动荡。
对前途不作奢望的士人逐渐移情于琴棋书画、自然山水,结果,从事书法创作的人较三国时代大为增加。只是士家大族把持朝政,同时也垄断了孝廉、秀才与人伦品藻的评议权力,见诸史籍的著名书法家大多为士家大族之人,便是不可避免的事情。其中王导家族最为突出,除了王导之外,还有王恬、王洽、王劭、王荟、王廙、王廙、王敦、王廙、王玄之、王羲之、王凝之、王操之、王涣之、王献之、王淳之等,致使东晋书坛,几成王家天下。此外,卫瓘、卫恒、卫铄(即卫夫人)等卫家人,谢安、谢灵运等谢家人,桓温、桓玄等桓家人,也有相当力量。若再加上索靖、郗音、张翼、卢偃、崔潜、羊欣、萧思话、范晔、丘道护、巢尚之、孙奉伯、虞和等,可以说有一个前所未见的书法家队伍。介绍这样一大批书法艺术家,并非一件易事,但从其中有代表性的部分书法家及其作品中,却能够清楚地把握这一时期书法艺术发展的脉络。
卫瓘,字玉,是卫凯的儿子,曾在魏国为官。司马炎代魏建晋,他有功于朝,进司空,领太子少傅之职。他与索靖共善草书,时称 一台二妙 ,说卫瓘学到了张芝书法之筋,而索靖仅得张芝之 肉.卫瓘也研习篆书,并创造了一种柳叶篆体,字形如韭菜叶,笔势明劲,很少有人能学得会。
卫恒,字巨山,是卫瓘的儿子。他在书法世家中长大,研习草书和隶书,有青出于蓝之势。卫瓘看了他的作品后说: 吾书得伯英之筋,恒得其骨。 说明卫恒的草书水平在其父之上。卫恒又创飞白书体,即在笔墨不足时写出大字,使墨迹中留出枯墨空白,而字体更显得苍劲有力。加上字形形状如飞,为许多人所仿效。
索靖,字幼安,敦煌人。晋惠帝时封关内侯。他曾与卫瓘共善草书而齐名,也善于写章草和八分隶,有《母丘兴碑》传世。
王导,字茂松,永嘉之乱后辅佐曾为琅琊王的晋元帝建立东晋,成为东晋士族政治领袖,进太傅,拜丞相,一时权倾天下。他曾向钟繇学习书法,携带钟繇手书《宣示表》过江,作为不断演习的法帖,终于摹仿得惟妙惟肖。
他的行书、草书都写得很出色,晋元帝、明帝都很叹服,并以他的字作为标准字体。
王廙,字世将,王导的从弟,官至平南将军,在诗、书、画、音乐、博、弈诸方面皆有造诣。在王羲之成名之前,称东晋书法第一高手,章草、楷书学习钟繇书法,草书、隶书则学习张芝、卫恒,以 飞白 书在当时最有名。
张翼,字君祖,下邳人,官至东海太守。善写隶书与草书,甚得钟繇、王羲之书法之妙。有一次王羲之作自表书呈与晋穆帝,晋穆帝让张翼在表后批复意见,算是皇帝亲自作答。王羲之接过表后,竟然一时分不出哪些字是自己写的,哪些字是张翼添加的,叹息说: 小子几欲乱真耳! 谢安,字安石,淝水之战时为东晋权臣,为争取对抗前秦作战胜利贡献很大。他善写行书,并且能鉴识书法作品。王羲之曾对他说: 卿,解书者。
然知解书者尤难。 谢安最推崇王献之的书法,只要见到王献之的书法,便在后面写题记,成为后来鉴赏书法作品者的榜样。
桓温,字元子,东晋时力主北伐的名臣。他长于行、草,笔力雄健,但真迹传世者很少。
桓玄,字敬道。桓温的庶子,酷爱书画,得知别人有书法字帖,便想方设法据为己有。最爱王羲之、王献之父子的书法作品,置于身边,随时观赏。
他的书法作品也属于行、草一类,传世不多。
卫夫人,名铄,字茂猗,晋汝阴太守李矩之妻。学钟繇笔法,正楷达到极高水平,后来做了王羲之的老师,在东晋书坛影响极大,是中国最有成就的女书法家之一。
谢灵运,陈郡阳夏人,袭封康乐公。诗书皆为东晋时的高手,做永嘉太守时留意山水,写出不少山水诗。他的母亲是王献之的侄女,于是他的书法受王羲之、王献之影响很大,草书在当时尤其为世人称颂。
羊欣,字敬元,泰山南城人。擅长隶书。他12岁时得王献之指导,书法技艺大增。曾写《续笔阵图》,总结学习书法的经验,又写《古今能书人名》,作为东晋重要的书法理论著作,传诸后世。
两晋时期如此多的书法家涌现出来,说明这种艺术活动得到了普遍的重视。那时士人们日益沉醉于玄学清谈,对人物的才情、风姿、言谈的超尘绝俗的美的讲求,和佛学相联系的对人的 神明 的观察体验,以及纵情山水的社会风尚,使这一时期人们对美的追求,已不同于魏正始以来的 平淡 ,要求一种既有形色又超于形色,难于捕捉、言传,又可直感、品味的美。难于言传的意境之美最适合于书法艺术来表现,书法家也在这样一种艺术创作的实践过程中,获得情感的满足与精神的升华。
3。王羲之与王献之
王羲之无疑是魏晋南北朝书法艺术的主要代表人物,仅就他在历史上被推为 书圣 ,并有唐太宗在《晋书》修纂时亲自为他作传,便可见一斑。
了解王羲之及其书法艺术作品,便可了解魏晋南北朝书法艺术的发展倾向。
王羲之字逸少,是东晋士族首领王导的从子,他的祖父王正在西晋时做尚书郎,父亲王旷任淮南太守,参与晋元帝永嘉南渡的决策,算是有功于朝。
王羲之随父亲南迁建康,作为侨姓士族首领的子弟,很快得到吴姓士族的承认,三定江南的周凯故意在一次宴会上将王羲之置于受尊重的地位,让他首先吃烤牛心,于是在东晋士族圈子里有了名声。他的书法作品很早就受到名士们所推崇, 为古今之冠,论者称其笔势,以为飘若浮云,矫若惊龙。 ①书法艺术造诣进一步提高了王羲之个人的社会地位,士族首领王导、王敦称王羲之为 吾家佳子弟 ,太尉郗鉴将女儿嫁给了王羲之。这样一种家庭背景与社会关系在那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 的时代自然不会受到冷落,在殷浩执政时,王羲之做了右军将军、会稽内史。他曾写信给殷浩,建议谨慎北伐用兵,又在饥荒时写信给权臣谢安,要求开仓赈济灾民,并要求减轻百姓所负担的徭役,表现出对政局与社会深刻的认识。不过,王羲之仍然与当时的执政者发生了矛盾,骠骑将军王述与王羲之关系不融洽,偏偏做了扬州刺史,王羲之作为会稽内史,将受王述管辖。 羲之耻为之下,遣使诣朝廷,求分会稽为越州,行人失辞,大为时贤所笑。 ②王羲之于是对吏治失望,终于 称病去郡. 王氏世事张氏五斗道 ,王羲之辞官后 与道士许迈共修服石,采药石不远千里 ,①基本是在道教的练功修养气氛中生活,在59岁这一年病终。虽然朝廷 赠金紫光禄大夫 ,但他的儿子们遵照他的遗嘱,并不肯去接受。
王羲之在政治上并无显著的成就,又与执政者不大投机,书法便成了他生活的主要内容。他幼时向卫夫人学习书法,卫夫人对他十分看重,向太常王策说: 此小儿必见用笔诀,近顷观其书,便智若老成。……此子必蔽吾书名。 王羲之在学习过程中曾 北渡江,游名山,见李斯、曹喜书;又之许下,见钟繇、梁鹄书;之洛下,见蔡邕石经;又于从兄洽处,见张昶《华岳碑》。 ②在遍采众家之长的基础上。王羲之创造了飘逸潇洒的行书、骨力刚健的楷书、神采飞扬的草书三种书体。王羲之的楷书作品有《黄庭经》、《乐毅论》、《东方朔画赞》等,但皆为三四分径的细楷,历代所传摹体肯定失真,自宋元时代的书法家便为真迹不可觅而遗憾了。王羲之的草书传世者有《十七帖》以下多种,字迹较楷书为大,但伪作太多,有真迹的原本几乎找不到了,只能凭借反复翻刻的誉本,略看一点精神。王羲之的行书以《兰亭序》最有名。这是王羲之任会稽内史时,于永和九年(公元353年)春三月三日,与名士40余人,会集于兰亭,饮酒赋诗,为众人所成的诗集作的序,称《兰亭序》,计有28行,约300余字。今所传者为其稿本,其中有数处尚有涂抹改写之痕迹,于是称为最神妙之佳作。只是这部《兰亭序》为许多人所摹写,传后世者不下数百本,一时真伪难辨。尤其是唐太宗李世民好王羲之书,将《兰亭序》真迹搜罗到手,欣赏了一生还不够,临终前遗命将《兰亭序》真迹陪葬昭陵。今日凡所见《兰亭序》,只能是当时喜欢《兰亭序》者的摹本了。此外,唐高宗时,僧人怀仁率其徒众,以一字易一金的办法,在全国搜求王羲之的字体,集成一块《大唐三藏圣教序碑》,现藏陕西西安碑林博物馆,是目前所见王羲之行书最精确的范本。唐代便有许多人学习此碑字体,到了宋元以降,学习此碑字体者已遍布天下。
① 林树中:《江苏丹阳南齐墓砖印壁画探讨》,《文物》1977年第 1期。
② 周仁等:《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和殷周时代制陶工艺的科学总结》,《考古学报》1964年第 1期。
①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工作队:《汉魏洛阳城一号房址和出土的瓦文》,《考古》1973年第 4期。
② 河北省临漳县文物保管所:《邺城考古调查和钻探简报》,《中原文物》1983年第 4期。
王羲之书法出众在历史上留下盛名,仅由《晋书》卷80《王羲之传》便可知一系列故事。如王羲之喜欢鹅,山阴有一道士想得到王羲之的书法真迹,故意养了一群好鹅。王羲之见了,很喜欢,反复要求买下来。道士说: 为写《道德经》,当举群相赠耳。 王羲之欣然命笔,为道士写好《道德经》,然后 笼鹅而归,甚以为乐 ,这便是历史上 书成换白鹅 故事的由来。
再如他曾去一门生家,见茶几干净,说话间在茶几上写了几个字, 真草相半.这位门生将茶几视为珍宝,每日欣赏这几个字,不料一天门生出门,他的父亲误将这几个字擦掉了, 门生惊懊者累日.又如王羲之在蕺山见一老婆婆,正在卖六角竹扇。王羲之在每件扇面上各写了5个字,老婆婆 初有愠色 ,王羲之说: 但言是王右军书,以求百钱邪! 老婆婆依其言行事, 人竞买之.过了几天,老婆婆又拿扇子来,王羲之 笑而不答.这些故事反映了王羲之的书法在他在世时便已受到推崇。
王羲之的书法,实际是以行书和草书为其代表,他自己说: 我书比钟繇,当抗行;比张芝草,犹当雁行也。 又说: 张芝临池学书,池水尽黑,使人耽之若是,未必后之也。 ①看来是主张在书法创作过程中,表现自己的心绪与理想追求。如唐人孙过庭的评述: (王羲之书法)写《乐毅》则情多怫郁;书《画赞》则意涉瑰奇;《黄庭经》怡怿虚无;《太师箴》又纵横争折;暨乎兰亭兴集,思逸神超,私门诫誓,情拘志惨。所谓涉乐方笑,言哀已叹。 ①于是后人从王羲之书法作品中,透过由点与线组成的符号,可以品味到抑郁的情感,瑰奇的遐想,怡悦的心境,争折的意念,飘逸的情志。
唐太宗在《晋书?王羲之传》中说: 所以详察古今,研精篆素,尽善尽美,其惟王逸少乎!观其点曳之工,裁成之妙,烟霏露结,状若断而还连;凤翥龙蟠,势如斜而反直。玩之不觉为倦,览之莫识其端,心慕手追,此人而已。 基本概括出了王羲之行草书法的风神状貌。王羲之一家奉行五斗米道,东晋时称天师道,于是便有练功修养的实践。有传说: 晋成帝时,北郊更祝版,工人削羲之之笔,入木七分。 ②到底王羲之能使书墨渗入纸木中几分当然无法验证,不过,王羲之书法与中国古老的气功修炼有一定联系却是肯定的。
唐太宗说王羲之的字 状若断而还连 ,正是指在这种 一气贯通 情况下运笔的感觉。
王羲之在书法理论上也有一定建树,可惜后人托名王羲之的论著太多,鱼目混珠。一时难辨真伪,只能从一些古代文献中辑出只言片语,推敲王羲之的想法。这样一来,那些托名王羲之的书法论著,反而只能视作后人对王羲之书法的研究作品了。
① 将玄佁:《古代的琉璃》,《文物》1959年第 6期。
① 引自《本草纲目》卷八 金石、铜青 条。
② 《宋书》卷 14 《礼志 1》。
王羲之的7个儿子中有5人善书法,其中最有造诣者是其七子王献之。
王献之字子敬,因出身于王导这样的大家族,又有王羲之这样的书林圣手为父亲,自然是 少有盛名.他向来遇事不慌,举止镇定。他在屋里睡觉时,发现有一群小偷进来偷东西,他没有大声疾呼,只是慢慢地说: 偷儿,青氈我家旧物,可待置之。 小偷们立即惊逃。他与哥哥王微之同在一室,突然失火,王微之惊起而走,连鞋也来不及穿。王献之却是从容镇静,仍如平时一样信步出门。他曾与哥哥王微之、王操之一同去拜见权臣谢安, 二兄多言俗事 ,他在一旁不说话,谢安对他印象反而最好,说: 吉人之辞寡,以其少言,故知之。 ①由于受父亲影响,王献之自小便练习书法,在他七、八岁时,正在写字,王羲之悄悄到他身后,猛然去夺他手中的笔。
不料王献之握笔很紧,王羲之没有夺到,为此叹道: 此儿后当复有大名。 王献之在墙壁上曾写出一丈见方的大字,王羲之很欣赏,结果 观者数百人.权臣桓温曾请王献之在扇上题字,王献之误将墨落在扇上,随机应变,将墨迹改画成乌龟背负耕牛图,反而更加出名。晋太元年间,新建太极殿,谢安想请王献之题榜,不愿直言,试探说: 魏时陵云殿榜未题,而匠者误钉之,不可下,乃使韦仲将悬櫈书之。比讫,须鬓尽白,裁余气息,还语子弟,宜绝此法。 王献之知道谢安的用意,回答说: 仲将,魏之大臣,宁有此事!
使其若此,有以知魏德之不长。 谢安听说后,不敢再让王献之题榜了,但他又问王献之: 君书何如君家尊? 王献之说: 故当不同。 谢安说: 外论不尔! 王献之说: 人那得知! ②显然对自己的书法水准充满自信。
王献之最初向父亲学习书法,后来改变了手法和笔法,创造出结构微妙的今草 ,因为字体娟秀,也称 小草 、 游丝草 ,历来被奉为秀美字体的楷模。王献之书法以秀丽取代王羲之书法的飘逸,引起许多议论。唐人虞世南《书旨述》说: 王廙、王洽、逸少、子敬,剖析前古,无所不工……
制成今体。 认为王氏家族的书法是一个自然的发展演进过程,王献之是这种书法艺术流派的继承人之一。齐梁时的袁昂则认为王羲之书法 爽爽有一种风气 ,而王献之则 如河洛少年,虽皆充悦,而举体沓拖,殊不可耐.①无论后人评述如何,王献之终于以个人的书法风格,自成一家,为东晋书坛,增加了新的内容。他的成就,也是不可忽视的。
① 《管子?小匡》第二十: (桓公)筑五鹿、中牟、邺、盖与社丘,以卫诸夏之地.② 俞伟超:《邺城调查记》,《考古》1963年第 1期。
① 俞伟超:《邺城调查记》,《考古》1963年第 1期。
4。南北朝时期的书法家
南北朝时期,民族融和步伐加快,尤其是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更推进了南北文化的趋同。书法艺术更在这相互取长补短的历史潮流中发展,南朝与北朝都进一步涌现出具有代表性的书法家。这些书法家尽管艺术风格各异,但却共同显示出对美的追求,这又是书法艺术前进的动力。
北朝书法家大都未能留下姓名,目前最受推崇者为北魏时的郑道昭。郑道昭是荥阳人,他的父亲郑羲曾任北魏的兖州刺史。郑道昭受父亲影响从小练习书法,长大后因书法得名,曾任光州刺史,自号中岳先生,他的书法作品主要保留在山东莱州云峰山,至少有42种刻石至今保留。清代嘉庆年间,当时的书法家包世臣、张琦、吴熙载等极为推崇,视之为北魏碑刻的代表。
包世臣在《历下书谈》中说: 《瘗鹤铭》仅数十字,且字形多已剥蚀不清,无以见古人之笔法;《兰亭序》自唐代以来,几经覆刻,真象不能窥;即唐人之书,亦皆漫漶殆尽,惟北魏郑道昭之几种刻石,以地处僻远,幸免拓拓,尚能锋芒毕露,得窥见古人之笔意,至其姿势之圆劲遒美,一碑有一碑之面目,各种兼备。 杨守敬也说: 道昭诸碑遒劲奇伟,与南朝之《瘗鹤铭》异曲同工,擘窠大字此为极则。 ①郑道昭书法以刚劲有力著称,兼成刻石大字,气魄雄伟,观赏令人振奋。这在普遍性地追求秀媚、飘逸的时代,确实是恪守传统笔法,独树一帜的佳作。
南朝在政治上有宋、齐、梁、陈更叠替代,在书法艺术上却是一脉相承,书法家仍如两晋时期一样活跃,见诸史籍者有肖思话、范晔、丘道护、巢尚之、孙奉伯、虞和、王僧虔、张融、肖子云、陶弘景、徐僧权、庾肩吾、江总、释智永、江式等人。他们的书法创作实践,使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艺术园地,更加绚丽多彩。
肖思话是刘宋政权建立者刘裕的孝懿皇后肖文寿的侄子,父亲肖源之官至刺史。肖思话主要善写隶书,并且能弹琴,有较高艺术修养。他的书法秀媚,类似于羊欣之书体,但又较羊欣软一些,所以当时人们说: 思话书学羊欣之体势,上方孔琳则不如,下方范晔则有余。 他的书法作品可以出入宫廷,影响应是相当大的。肖思话在宋文帝执政时官至护军将军,屡次出征作战, 爱才好士,人多归之 ,②对推进南朝的书法艺术发展有一定作用。
范晔是东晋豫章太守范甯的孙子,出继给堂伯范弘之做儿子,袭封武兴县侯,善写文章,通音律,书法上工隶书。他官至左卫将军、太子詹事,但在统治者内部倾轧下于公元445年被告 谋反 而处以死刑。他著有《后汉书》,是著名的 二十四史 之一。当他在狱中时,曾为宋文帝白团扇上赋诗: 白日去炤炤,长夜袭悠悠。 宋文帝看后十分伤感。范晔又在狱中给诸生侄写信,对自己的史学、文学、音乐造诣较满意,唯独书法认为还不够,说: 吾书虽小小有意,笔势不快,余竟不成就,每愧此名。 ①其实范晔在小篆方面还是有成就的,当时的人们说: 羊欣之真,孔琳之草,思话之行,范晔之篆,各妙绝一时。 这位多才多艺的书法家虽然为封建专制政治所扼杀,不过,他所做出的多方面贡献,仍为历史所承认,并对后世有极大的影响。
① 《魏书》卷七《高祖记》。
② 《魏书》卷八《世宗记》说是 320坊里,但《洛阳伽蓝记》卷五说是 220坊里,今从后说。因 320坊里在当时的洛阳恐怕是容纳不下的。
① 范祥雍:《洛阳伽蓝记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8 年版第 387-388页。宿 白《北魏洛阳城和北邙陵墓——鲜卑遗址辑录之三》,《文物》1978年第 7期。
王僧虔,山东琅琊临沂人,刘宋时权臣王昙首之子,从小善书法,尤其会写隶书。宋文帝曾见他所书素扇,叹息说: 非唯迹逾子敬,方当器雅过之。 宋孝武帝擅长书法,十分推崇王僧虔的书法,王僧虔不敢在书法名声上超过宋孝武帝,写字故意用秃笔,字体反而雅有逸趣。宋明帝任命王僧虔为吴兴太守,由于王献之曾在吴兴任太守,两位书法家前后辉映,为本地人引以为自豪。齐高帝肖道成代宋以后,王僧虔仍以善书法受到重视。齐高帝曾与王僧虔论书法,齐高帝问: 谁为第一? 王僧虔答道: 臣书第一,陛下亦第一。 齐高帝又问:我书何如卿? 王僧虔答道: 臣正书第一,草书第二;陛下草书第二,而正书第三。 臣无第三,陛下无第一。 齐高帝 示僧虔古迹十一卷,就求能书人名 ,王僧虔 得人间所有卷中所无者;吴大皇帝、景帝、归命侯书、桓玄书,及王丞相导、领军洽、中书令珉、张芝、索靖、卫伯儒、张翼十一卷,奏之。又上羊欣所撰《能书人名》一卷。 ②这是对书法遗产的一次重要整理活动。王僧虔曾以飞白书法在尚书省墙壁上题辞,由于字体雄奇,被当时人视为《座右铭》。他的《让尚书令表》笔迹秀丽,被当时人看来可与王献之媲美。王僧虔又著有《书赋》,在书法理论方面也有较多贡献。
张融,字思光,吴郡吴县人。他善写草书,南朝士人们十分推崇,他自己也自夸其能。齐高帝喜欢他的书法作品,说: 此人不可无一,不可有二。 庾元威评述说: 融书兼众体而草最工。齐、梁之际,殆无有过之者。 后人看张融草书,见字体浑朴古雅,常误以为是东汉张芝的作品。
肖子云,字景乔,南齐高帝子豫章文献王肖嶷之的儿子。梁武帝肖衍代齐后,他 降爵为子 ,参与修《晋书》,任梁朝侍中、国子祭酒,侯景之乱时他 奔晋陵,馁卒于显云寺僧房,年六十三。 肖子云善草书与隶书,自称能摹仿钟繇、王羲之的笔法。他曾向梁武帝报告说: 臣昔不能拔赏,随时所贵,规摹子敬,多历年所。年二十六著《晋史》,至《二王列传》,欲作论草隶法,言不尽意,遂不能成,略指论飞白一事而已。十许年,始见《敕旨论书》一卷,商略笔状,洞彻字体,始变子敬,全范元常。逮尔以来,自觉功进。 梁武帝对肖子云书法评价甚高,说他的书法 笔力劲骏,心手相应,巧逾杜度,美过崔寔,当与元常并驱争先。 肖子云做东阳太守时,有朝鲜半岛上的百济国人来建邺求书法作品,见肖子云赴任上船,忙在船停泊的码头迎候, 望船三十许步,行拜行前.肖子云问其故,百济使者说: 侍中尺牍之美,远流海外,今日所求,唯在名迹。肖子云只好停船三天,专为百济使者写了30张纸的书法作品, 获金货数百万.①肖子云最善写飞白字体,梁武帝说: 献之白而不飞,卿书则飞而不白;斟酌二者,斯为尽善。 欧阳率评论说: 肖侍中飞白轻浓得中,如蝉翼掩素;笔迹健瘦,萦丝铁索;传者称之。其笔用胎发作心,故纤细无失。 他著有《五十二体书》一卷,体现出在书法理论方面的见解与造诣。
② 中国科学院考古所洛阳工作队:《汉魏洛阳城初步勘查》,《考古》1973年第 4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文物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518-519页。
① 中国科学院考古所洛阳工作队:《汉魏洛阳城初步勘查》,《考古》1973年第 4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文物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518-519页。
陶弘景,字通明,南朝著名道教首领。 始从东阳孙游岳受符图经法,遍历名山,寻访仙药。……性好著述,尚奇异……善辟谷导引之法.①南齐永明年间,辞官隐居,但与梁武帝肖衍交游。梁武帝代齐后,书问不绝,朝中有事还亲自到山中向陶弘景求教,陶弘景由此获得 山中宰相 之名。陶弘景书法在气势、骨力方面学习钟繇、王羲之,目前有《画版帖》流传。此外,著名的《瘗鹤铭》也被视为他的手迹。
庾肩吾,字慎之,8岁时能赋诗,有一定文学修养,曾与十余人 抄撰众籍 ,书法水平开始显露。他著有《书品论》,是南朝重要书法著作。袁昂的《古今书评》对庾肩吾的书法作品,有较高评价。
释智永是王羲之的七世孙,他与哥哥王孝宾均皈依佛门,住永欣寺阁上,临水池练习书法。每一支笔写得毫毛脱落,便称 秃笔 ,置于笼中,共积攒了5笼秃笔。他学习书法30年,写出《真草千字文》800本,浙江诸寺每寺置一册,于是传世甚多。由于请他写字的人太多,他只好用铁皮将门户包起来,称铁门限 ,还为所用笔修了一座墓,称 退笔冢 ,但来人依然不断。他的草书水平最高,代表南北朝草书发展的方向。
南北朝时期的书法家在楷书、隶书、行书、草书诸方面,都有创造与发展。一般说来,政府公文多用楷书;碑刻墓志,多用隶书;朋友之间交往常用行书;诗赋文章,爱用草书;但因人而异,并非人人遵守。正是有这样一种适应具体每一个人特性的艺术创作形式,因此才产生了如此丰富的艺术作品。
① 《魏书?释老志》。
5。南朝书法理论
书法艺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得到了异军突起的发展,各种书法作品争奇斗艳,使得书法理论也在士人的品评生活中建立,专门讨论书法技巧的论著更是大量涌现。士人们将书法创作实践与个人的品格相提并论,认为书法作品之 形 ,实为人心的传神写照,使得有关书法艺术的理论探讨具有特殊的美学价值。这种具有美学理论性质的书法理论作品,正是南朝书法理论的一个重要特征。
南朝书法理论与文学理论相仿,主要集中于政治形势上相对稳定一点的齐梁时代。代表人物有王僧虔、袁昂、梁武帝肖衍、庾肩吾等,他们继承了魏晋人物品藻的传统,但以书法艺术作品而推论人格与人心,无疑是一种在学术研究领域的创造。
王僧虔在谱系上与王羲之同属一族,前后仕宋、齐两朝,官至侍中左光禄大夫,书法作品深得当时的统治者所喜爱,以致梁代庾肩吾《书品》称他 雄发齐代 ,列中品之上,视为齐代执牛耳之人。这样一来,王僧虔的理论著作也极容易受到重视,现有《书赋》、《论书》、《笔意赞》等传世。
王僧虔的《书赋》载《艺文类聚》卷74,在南朝书法理论中有开创性地位,其中说: 情凭虚而测有,思沿想而图空。心经于则,目像其容,手以心麾,豪以手从,风摇挺气,妍孊深功。 具有明确的指导意义。这实际是指出书法并非单纯再现的 写字 技巧,并无具体可见的摹拟对象,它只是书法艺术创作者个人 情 与 思 的物化形象。书法艺术创作者在其创作过程中,是通过情感与想象的作用,把不可见的心态化为可见的字体,这便是 凭虚而测有 、 沿想而图空 的意义。王僧虔认为在书法艺术创作过程中, 心经于则,目像其容 ,心是创作的主体,个人的艺术构思,形成了所创作对象的形状,又必须达到心手相应,即心中所想与手中所出相一致,才能 风摇挺气 ,产生出感人的生命气息。王僧虔认为这种具有生命气息的艺术作品,实际是有 形 也有 神 的。 形 的方面,是 沉若云郁,轻若蝉扬 ,如一种舞蹈动作。 神 的方面,则是一种类似音乐的 声 ,所谓: 托韵笙簧.王僧虔懂音乐,他专门写过《乐表》,于是他透过书法的跳跃性笔触,想到了音乐的节奏。这种具有音乐性的节奏感就是 韵 ,是一种需要体会的含蓄不尽的美。这样一来,书法艺术的神韵 ,便与绘画艺术的 气韵 相一致,都成为创作者自己的生命流动形式,谢赫 六法 的 气韵生动 与王僧虔的 风摇挺气 ,原来是异曲同工。 书 与 画 的艺术性,便在这样一种创造气氛中获得了统一。
王僧虔的《论书》是对历代书法家的评论,其中尤其强调 天然 与 功夫 的关系问题。他说: 宋文帝书,自谓不减王子敬。时议者云:' 天然胜羊欣,功夫不及欣'. ①这里 天然 是指字体形态,给人的一般印象, 功夫 ,则指书法家的创作实践经验积累程度。为此他评述肖思话 全法羊欣,风流趣好,殆当不减,而笔力恨弱.评谢综 书法有力,恨少媚好.在王僧虔看来,书法作品既给人以欣赏的美感,又要表现书法家艺术锤炼的程度,二者统一,才能称佳作。
① 罗哲文等:《佛教寺院》,《中国古建筑学术讲座文集》,中国展望出版社 1986 年版。
王僧虔的《笔意赞》则是对书法技巧的一种探讨。他说: 书之妙道,神彩为上,形质次之,兼知者方可绍于古人。以斯言之,岂易多得?必使心忘于笔,手忘于书,心手达情,书不忘想,是谓 求之不得,考之即彰。 ①这里将书法艺术作品之美分为 形质 与 神彩 两个方面。 形质 自然是字体的外貌形状, 神彩 是书法所表现的审美的情感、精神。他认为 神彩为上,形质次之 ,即将书法美的精神性置于首位。书法创作过程是一个 心 与 手 相互结合的过程, 心 的内涵,绝非字体的构思, 手 的动作,也并非对字体的重复,只有在 心 置于崇高的境界, 手 也到了与 心 一致的地步,才是心手达情 ,也就是得心应手的最佳状态。
这种突出艺术作品内在思想感情的深度与力度的看法,对于南朝书法理论体系的确立,有着巨大的影响。
袁昂字千里,陈郡阳夏人,由齐仕梁,官至司空,很得梁武帝宠遇,能书善画,公元523年奉梁武帝之命写了评论古今书法家的《古今书评》一书,基本是秉承梁武帝的意志所写的应酬之作。但全书突出了魏晋人物品藻的传统,于是又对书法艺术的人格与风格意识,有一定的推动作用。如说王羲之书法 如谢家子弟,纵复不端正者,爽爽有一种风气.王献之 书如河洛少年,虽皆充悦,而举体沓拖,殊不可耐.羊欣 书如大家婢为夫人,虽处其位,而举止羞涩,终不似真.师宜官 书如鹏羽未息,翩翩自逝.韦诞 书如龙威虎振,剑拔弩张。②这种品评方法自然有空泛而不确定的弱点,但却又能直接表达出感受,以高度精练的词句概括出某一作家的特性,又是中国传统的将审美境界与人生境界相联系方式的体现。魏晋以降,这种与个人欣赏关系极大的评论对于艺术作品的审美把握有极大作用,袁昂是传统方法的继承者,他的理论作品于是得到了当时社会上的广泛承认。
梁武帝肖衍在文学、书法、音乐等方面都有极高的造诣,虽然他有三次舍身同泰寺的经历,并以倿佛为宗旨,却并不拒绝书法艺术对他所造成的美的享受与追求。他本不但善写各种字体,而且写了《观钟繇书法十二意》、《草书状》、《答陶隐居论书》等理论著作。不过,《观钟繇书法十二意》仅谈书法技巧,强调用笔与结构字体,对书法的美学理论谈及不多。《草书状》是个人对草书的欣赏,抒情比重大,理论探讨少。唯《答陶隐居论书》是与陶弘景的书信问答录,从书法的艺术的形式入手,论述书法作品对人的影响,有较高价值。他说: 若抑扬得所,趣舍无违;值笔连断,触势锋郁;扬波折节,中规合矩;分间下注,浓纤有方;肥瘦相和,骨力相称;婉婉暖暖,视之不足;棱棱凛凛,常有生气;适眼合心,便为甲科。 ①这是将书法创作过程中的诸因素进行统一审视后作出的结论,要求在抑扬、趣舍、连断、浓纤、肥瘦诸方面的和谐一致。书法作品既然是长短、轻重、浓淡、大小、密疏等点与线千变万化的形式,自然只能是在对立因素中寻求和谐统一的美感,这便是所谓搭配得 适眼合心 的秘密。萧衍重视的是感官的愉悦,不过,他强调美是在诸对立因素的相对平衡之中的观点,对于书法艺术的实质,应是有相当准确的把握。
① 中国科学院自然史研究所:《中国古代建筑技术史》,科学出版社 1985年版第 189页。
② 《南史》卷 75 、76《沈道虔传》、《臧荣绪传》、《吴苞传》、《沈麟之传》、《徐伯珍传》。
① 罗哲文:《中国古塔》,《中国古建筑学术讲座文集》,中国展望出版社 1986 年版。
庾肩吾一生与梁简文帝肖纲关系密切,官至度支尚书,他的书法理论在南梁后期有较大影响。袁昂《古今书评》作于公元523年,将同时代的庾肩吾收入书中,说明庾肩吾是当时极有地位的书法家,他以书法家的身份写了《书品》,即评述历代书法家,自然是一种具有权威性的判断。《书品》严格采取 九品论人 的办法,将书法家们分为由上上至下下的九品,文字简洁,然而精炼、准确。如称上上品的三个人:张芝、钟繇、王羲之,他作了如下评论: 张工夫第一,天然次之;衣帛先书,称为草圣。钟天然第一,工夫次之。妙尽许昌之碑,穷极邺下之牍。王工夫不及张,天然过之;天然不及钟,工夫过之。 ①这里说的天然 已有 天才 、 悟性 的意思, 工夫 接近于实践经验的积累。天才悟性与实践过程结合,这是优秀艺术作品得以不断出现的原因。庾肩吾说: 敏思藏于胸中,巧意发于毫铦。……
学者鲜能具体,窥者罕得其门。若探妙测涂,尽形得势,烟华落纸将动,风彩带宇欲飞,疑神化之所为,非人世之所学。 这种任其自然的创作态度,使得书法艺术因人而异,变化无穷,随时代的步伐而推陈出新。
南朝书法理论对于隋唐书法艺术空前繁荣有着奠基作用,书法理论家毫不掩饰对个性与自由的向往,并从艺术作品中去直观人生与人心,对于偏爱书画的士人来说,具有极大的吸引力,从而推动了创作实践的不断发展。南朝对于士族地主阶层来说,是一个逐渐走向没落的时代,政治上的失望与动荡,只好通过文化艺术来修补与弥合。士族地主阶层的没落与艺术作品的勃兴,正是这一特定历史环境的反映。
书法艺术是最具有中国文化特性的艺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士人正是在书法创作实践过程中,发现了一处最具有普遍意义的自由空间。那时的书法,不仅是文人间的彼此欣赏,而且是一种对民族文化传统的依恋。正是文字这一文化传统的载体与符号,强化着当时社会心理的认同,鼓舞人们对未来的信心。书法艺术的价值,早已放在民族融合与国家统一的天平上了。
① 《洛阳伽蓝记》卷二。晋太康寺,北魏重建后更名灵应寺。塔仍为三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