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辽金夏教育史之宋、辽、金、夏教育概述

宋、辽、金、夏教育概述
　　公元１０世纪至１３世纪初，中国封建社会经过长达２００年的分裂割据之后，再次出现统一的局面。在这期间，中原和江淮流域的江南地区先后建立了以汉族为主体的北宋与南宋王朝；在北方则先后出现了以契丹族为主体的辽朝及女真族的金朝。其中，契丹族的势力一度南侵到中国北方原属于后唐辖地的燕云一带；金朝的军队则在公元１１２５年灭掉辽朝，占领了几乎全部辽朝故地，又于次年消灭北宋政权，占领了淮河以北的广大中原地区和关中平原，成为１２世纪初至１３世纪初北方最强大的割据政权。除辽金之外，北宋仁宗明道元年（１０３２年），盘踞在中国西北夏州一带的党项族人，也在其首领李元昊的统领下建立了西夏王朝，占领了大体相当于今宁夏、甘肃全省及陕北、青海一部分的广大地区，成为西北地区的主要割据政权。
　　在宋辽夏金分治割据期间，各个民族及其政权之间，除了间断性的相互兼并征伐之外，和平相处的安宁也时复出现，并保持着较宽裕的和平发展时期。各民族之间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方面也发生着广泛的交流，并通过这种交流和自身的改造，不断地缩小彼此间的文化差距，增进了民族文化的大融合，大大强化了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凝聚力和一体化进程。因此，这一时期，既被认为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二次南北朝割据时期，又被认为是继盛唐以来的又一次经济文化的繁荣时期，其科技文化、学术与教育的成就甚至远远超过盛唐时代，受到历代史家的高度评价。
　　北宋政权在公元９６０年建立之后，在政治、军事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有助于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以消除权臣擅政和藩镇割据的隐患，如削弱节度使的权力，制其钱粮，收其精兵；在中央，废除殿前都点检、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司，改设三衙统领，又设枢密使主管调动全国军队，使调兵权与领兵权析分为二，便于互相制约和皇帝控制；以枢密使与宰相对掌大权，号称 二府 ，又设三司使分掌财权，同时设置参知政事、枢密副使和三司副使以制约各部门行政长官的权力，并提高御史台和谏院的地位，以监督、纠劾大臣，大大强化了皇帝的权威。北宋皇帝大多崇尚文治，在文化教育方面，采取了一系列积极的措施。如在科举制度方面，不断扩大科举取士名额，鼓励寒俊之士读书仕进。对科举制度本身也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如建立了殿试制度，实行权知贡举制，实施了弥封、謄录、锁院等办法，以便增加科举考试的客观性，确保公平竞争，消除徇私舞弊现象，等等，从而大大刺激了宋代教育事业的发展。同时，宋初百废待举，国家虽无暇投入大量精力办学，但对于私人办学和书院采取了鼓励政策。庆历兴学期间，又恢复了久废的太学，诏令地方州县兴学，并广泛向州县学赐田，以资助地方教育。经熙宁、元丰兴学和崇宁兴学之后，北宋地方官学设置已相当普遍，并形成了相当稳定的管理体制和经费保障制度。中央太学也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太学内部实行三舍法，扩大学校的职能，沟通了养士与用士的环节，吸引了各地的读书士子。太学规模也不断扩大，由初创时的百余人，发展为崇宁初的３８００人。
　　同时，各种专科教育在宋代也受到重视，除了律学、算学、医学之外，还出现了武学、画学、书学等专科学校，此外还有专门研究道教的道学。南渡之后，绍兴和议既成，南宋逐步恢复了被战火焚毁的教育设施，重建太学、国子监等中央官学，并大力发展地方教育。南宋地方官学经费充足，设置完备，又加之科举录取名额较多，士儒读书仕进的机会便大大增加，因而极大地刺激了地方办学的积极性，使得南宋地方官学的成就在许多方面超过了北宋。
　　由于重视文化教育，宋代的科技文化事业也获得广泛的成就。以科技为例，我国古代的四大发明，有三项（指南针、印刷术、火药）是在宋代改进并获得应用的。在天文学方面，制造了世界上第一台 天文钟 （水运仪象台）和最早的 假天仪.数学领域，秦九韶的《数书九章》提出了 正负开方术.医药领域，官修的本草类书所收药物达１７４６种，为《唐本草》的一倍；官修的《太平圣惠方》收方达１６８３４种，余如针灸学专著《铜人腧穴针灸图经》、妇科专著《妇人大全良方》、儿科专著《小儿药证直诀》，均在相关的学科领域中占有重要的学术地位。此外在农艺学、建筑学、军事科技方面，宋代均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就。
　　宋代的商业、手工业经济也取得了突出的成就。以采矿业为例，宋代的河北、京东、陕西、河东等路均已大量开采石炭，河东及东京城乡居民已普遍使用石炭为燃料；在河北邢台、安徽繁昌、福建同安等地，都曾发现宋代冶铁遗址，徐州的利国监、兖州的莱芜监则是当时著名的冶铁地，说明宋代已形成了相当规模的冶铁能力。据统计，宋仁宗皇佑（１０４９- １０５３）间，全国每年的铁产量达７１２４。１万斤。在扩大燃料种类方面，沈括的《梦溪笔谈》已对石油能源的应用前景，做了大胆的预测。除冶铁外，宋代的金、银、铜、铅、锡等金属产量均已达到很高的水平，可以说是当时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冶金大国。其他行业如纺织业、染色业、造纸业、制瓷业、制盐业都达到了相当的生产规模和工艺水平。形成了门类较为齐备的手工业技术生产体系。
　　在商业领域，宋代已出现了一批人口在１０万以上的商业城市，首都开封更是店铺林立，昼夜经营，著名的《清明上河图》便是对这一繁荣景象的形象再现。宋代的都市州县已出现了行业性的垄断组织——商行，据统计，北宋都市开封至少已有１６０多行，南宋临安则有４１４行。商业行会的出现，表明宋代的商业经济已达较高的成熟水平。商业经济的发达，促进了货币形态的演变，宋代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并形成一定范围内的货币兑换业务。与此同时，与海外的商业往来也日益频繁，其数量之大，地区之广也远远超过了前代。
　　商业经济的繁荣与科学技术的进步，为宋代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并且与之相得益彰、互为依托，形成了中国封建社会中少见的 文治 局面。
　　建立在北方的辽金政权，也积极从事文化教育的建设，并推行汉化政策，在商业经济方面也与宋朝及周边地区建立了广泛的联系。
　　契丹建国之初，在积极对外扩张、频繁发动战争的同时，也未忽视文化教育工作。神策五年（９２０年）参照汉字，创造了契丹大字，其后又借回鹘文字，发明了契丹小字，两种文字与汉字并行于辽。此后，辽代在圣宗朝又参照汉制，创立了主要以汉人为考试对象的科举制度。辽圣宗鼓励汉族士儒参预辽朝政权，倡导学儒之风，并采取了有助于振兴文教的措施。辽代的中央与地方官学也基本是仿照汉制。辽太祖建国之初便在上京设置了国子监与国子学，太宗、道宗朝又先后设置太学、五京学，同时增建孔庙，祭祀先圣先师，不仅将孔孟等儒家学派代表人物视为士学的典范，并且规定以儒家经典为教育的基本内容，从而大体确立了以儒家学说为正统观念的文化政策，表明以契丹族为主体的辽政权，已自觉地归位到华夏文化的体制之中。
　　女真族为主体的金王朝，汉化程度较契丹族更为彻底。女真人不仅建立了比辽代更为完备的官学体制，并且将女真人纳入官学与科举之中，在中央与地方建立女真学，在科举中增设女真进士科，其学习内容也以儒家经典和诸子著作为主，又参据汉制，应试策论。在熙宗朝之后，女真的汉化倾向更为普遍，从皇帝到一般贵族竞相学习汉族文化礼仪，熙宗本人已是 尽失女真之故态 ，其后的海陵王完颜亮更是 嗜习经史 ， 见江南衣冠文物朝仪位著而慕之 （《金虏节要》，《北盟会编》卷一六六），并开始以华夏正统王朝的观念为据，迁都燕京，实现其 居天下之正 的理想。海陵王之后的世宗反对全盘汉化，并告诫女真人不要 寝忘旧风 ，但他极力推崇 唐、虞之圣 ，倡导儒家的伦理学说，仿照汉制，定祭五岳四渎礼，并自视为中原历代正统王朝的合法继承者。在这种观念的推动下，金代不仅在政治、教育方面出现了明显的汉化倾向，其都城规划、文学艺术、史学著述等均包含了浓重的汉文化意蕴，从而大大加速了中原与北方各民族文化之间的融合进程。
　　西夏在历史上曾一度受到吐蕃的压迫，因而其文化也受到吐蕃的影响。
　　隋唐时期，党项各部落归属隋唐政权，并逐步内迁，开始大量地吸收中原汉族文化。西夏建国后，于大庆元年（１０３６年）颁行西夏文字，同时又大量引进汉文典籍，其中主要是佛教经典，此外也包括儒家经典、诸子、史传、兵书、医书及版画等。政府还专设 刻字司 作为官方出版机构，出版西夏文及夏汉文字对译的图书。但目前有关西夏文化教育的史料极少，故至今我们无法对西夏教育的状况做出精确的描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