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宗教史之伊斯兰教的新气象

民国宗教史之伊斯兰教的新气象

　　（一）进入转折和动荡时期的中国穆斯林
　　中国伊斯兰教和穆斯林在清朝备受压制和摧残，所以对于旨在推翻帝制和追求社会进步的民主革命运动采取十分欢迎和积极参加的态度。孙中山先生看到这一点，指出： 回族（泛指信仰伊斯兰教的各族）在中国历代所受压迫最甚，痛苦最多，而革命性亦最强。故今后宜从事于回民之唤起，使加入民族解放之革命运动。 ①事实上，以民族平等为号召的辛亥革命，以及后来的五四运动、北伐战争、抗日战争等，都有穆斯林先进分子带领广大教民参加。例如上海清真商团，曾参加１９１１年光复上海之役，并和军民一起参加进攻南京的战斗。五四运动中，天津学生临时联合会副会长马骏、天津世界爱国同志评议委员郭隆真均为回族穆斯林，他们参予组织和领导天津的爱国运动，并带领民众到北京向北洋政府请愿示威。山东有回民外交后援会，支持学生爱国运动，会长马云亭及朱春祥、朱春涛因此惨遭军阀杀害。抗日战争中，穆斯林组织 中国回民救国协会 ，成立于１９３７年，后来由郑州迁往重庆，１９４３年改称 中国回教协会 ，白崇禧为理事长，唐柯三为副理事长，动员广大穆斯林与日寇作斗争。 八？一三 事变后，爱国阿訇达浦生组成中国回教宣讲团，赴南洋和阿拉伯各信奉伊斯兰教的国家，向外国穆斯林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暴行，争取国际人士对抗日战争的支持。吴忠县中阿师范学校校长、著名伊斯兰经学家虎嵩山提出 国家兴亡，穆民有责 的口号，向学生宣传抗日救亡的道理。冀中地区穆斯林马本斋组织回民义勇队，后改编为回民支队，宣誓 为国为民，讨还血债 ，六年间与日伪作战８７０多次，被称为打不垮、拖不烂的铁军。
　　民国建立，原来的民族压迫体制改变为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临时约法》规定： 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 ， 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 ， 人民有信教之自由.虽然在事实上主权未能回到人民，民族之间亦未能真正平等，宗教信仰自由也有许多限制，但中国穆斯林毕竟第一次从法律上取得了平等自由的国民地位，可以依法争取应当属于自己权益，并且确也摆脱了以往的悲惨和屈辱，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新的生机。伊斯兰教一扫长期沉闷的空气，日渐活跃起来，出现种种新的气象。
　　但是民国时期社会极不安定，前期有袁世凯称帝及失败，北洋军阀统治及混战，后期有日本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和列强对中国内政的干预，有国民党政府的统治及国共两党的斗争。国内外反动势力千方百计利用伊斯兰教，分化穆斯林队伍，以达到他们控制中国的政治野心。例如１９１９年至１９２０年间，日本人在甘肃、上海等地煽动中国一些穆斯林组织 狼头会 ，设总会于迪化（今乌鲁木齐），设分部于甘肃、青海、山东、东北三省等处，并设交通部于天津、上海、香港、厦门等地，鼓动回民 独立建国 ，实际上是想建立依附于日本的割据政权。此后直到抗日战争时期，日本派来从事中国回教活动的前后不下百人，皆以分割中国、统治中国为其目标。他们对中国伊斯兰教情况有详细调查，以备使用。七七事变后，日本华北军当局利用刘冠豪等人筹组伪 中国回教总联合会 于北京，其下设若干地区性总部，而以 华北联合总部 最具规模，每年支付经费在５０万元以上。其后又成立 西北回教总联合会 、 广州回教协会 、伪满回教民族协会 ，皆为日本军方和特务机关所控制。日本帝国主义挑拨回汉关系，策动回蒙互杀，插手新疆事务，阴谋组织 回回国 ，其狼子野心昭然若揭。此外，德国、英国也分别利用土耳其、阿富汗等国人，潜入新疆，窃取当地宗教权力，散布泛伊斯兰主义和大土耳其主义，制造民族分裂，以便从中捞取好处。沙皇俄国向来有扩张野心，利用本国中亚地区的穆斯林，串通新疆穆斯林中的野心家，妄图建立 独立伊斯兰教国 ，使大西北的边境不能安定。由于中国各民族的团结和广大爱国穆斯林的警惕与斗争，帝国主义的阴谋才未能得逞。
　　①　　 转引自白寿彝《中国伊斯兰史存稿》，宁夏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第41页。
　　中国穆斯林接受以往民族纷争的教训，在民族平等新思想的影响下，对于正确处理民族关系有新的认识，为维护民族团结作出了贡献。近代中国伊斯兰教文化复兴之倡导者王宽阿訇，在民国三年的《中国回教俱进会本部通告序》中，对广大穆斯林作出号召，其言曰：我最亲爱之穆民，其听之！回汉相处，千载有余，而乃交哄时闻，感情恶劣，殊非五族一家之道。汉、满、蒙、藏，譬犹兄弟，操戈同室，贻笑外人。总宜相亲相近，且勿疑忌疑猜。余各处演说，皆以此语反复言之。实不愿酿兄弟阋墙之祸，而妨碍闾里之安宁也。这种真诚促进回汉团结和民族和睦的言论，出于穆斯林领袖人物之口，标志着中国穆斯林的一种新觉醒，以宽厚和睿智去拥抱民主共和的事业，有利于中国民族关系的改善。
　　（二）穆斯林宗教社会团体的产生与发展
　　伊斯兰教在清代只有教派组织和清真寺教团，没有横向的组织联系，更无全国性团体。清末期始有留日穆斯林在东京组织清真教育会。辛亥革命发生以后，为了促进穆民之间的团结，以便在重建中华、抵御外侮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在先进分子带动下，陆续成立了全国性或地方性的伊斯兰教社会团体，它们与一般教团不同，并不直接组织教民的宗教生活，主要功能是加强穆斯林之间的联系，推动伊斯兰文化的复兴，进行各种保国保教的活动，有较强的社会参与性，这是自法律规定人民有集会结社自由以后出现的新气象。民国元年，中国回教俱进会成立，设本部于北京，设支分部于各省县。
　　民国十八年（１９２９年）中国回教公会成立，设总会于南京，拟设本支会于各省县。该会本是用以代替俱进会的组织，但偏远处之支分会并没有完全改组。
　　民国二十六年（１９３７年）冬，中国回民救国协会发起于郑州，次年夏在武汉成立，后迁至重庆，改名中国回教救国协会，民国三十二年又改名中国回教协会。这是规模最大的全国性伊斯兰教社团，为配合抗日战争而产生，在组织上取代了以前两会，已有的地方组织由协会改组，没有组织的则新设协会的分支会，全国联络系统由是而粗备。
　　还有以研究学术为主的中国伊斯兰教社团陆续在各地建立。民国二年，北京筹备 清真学会 ，规定宗旨为 联络学界伊斯兰教人，讲求伊斯兰教学问，兼阐发之于社会之上 （《清真学理译著》第一期）。民国六年，北京正式成立清真学社 ，得到京师警察厅总监批准。张德明等人在立案呈文中说：窃维宗教之主旨，要以道德为依归，道德之修明，则恃学术为先导。溯我清真古教，传入中国，千数百年，虽信徒日众，贤哲代出，而宏博学理，终未大昌。推原其故，皆由学者囿守一方，不能集思广益之所致。德明等有见于此，拟在京师牛街组织 清真学社 ，以阐明学理，研究学术各宗旨，藉联同教之感情，共勖学问之进步。虽宗教之信仰任人自由，而事业之进行悉遵法律。庶几道德因学术而愈明，学术以研究而愈进，宗教固可藉以昌明，社会国家亦胥获补益。
　　该学社认识到中国伊斯兰教传统的狭隘性，希望打破界域，集思广益，沟通与社会生活的联系，这完全符合社会的潮流，而且强调从研究学术入手，使学理昌明光大，这对于提高伊斯兰教的素质无疑是极为重要的。该学社在社员规约中指出，应提倡教理的讨论，避免人身攻击和其他是非，很有点新时代的精神。民国十四年，上海成立 中国回教学会 ，规模周备，作用宏大，其主要宗旨为：一、阐明教文（翻译经典、编辑书报、宣讲教义）；二、提倡教育（创设学校、设立藏书室、招待远方学子、设立天课部收集）；三、联络中外同教情谊；四、扶助同教公益事业；五、不涉政治（见上海《中国回教学会月刊》第一期）。民国十七年，北京各大学回教同学曾联合组织 伊斯兰学友会 ，男女会员近百名，来自数十省，分属３０多个大学以及中学，民国二十二年改组为 回族青年会 ，从此超出学术团体范围。北京还有 追求学会 ，上海还有 中国回教公会 ，南京有 中国回民教育促进委员会 ，甘肃有 回民教育促进会 ，青海有 回教青年学会 ，云南有 回教俱进会 ，其下成立 振学社.此外，还有 伊斯兰妇女协会.
　　（三）伊斯兰学术文化事业
　　的蓬勃发展如果说明末清初是中国伊斯兰教学术的一个繁荣期，那么清末民初又是一个新的繁荣期，在经典翻译、学术著述、报刊创办和出版事业上都取得重大的成就。在经典翻译上，１９２７年中国回教学会将清代马德新所译《古兰经》残稿前五卷刊印，题为《汉译宝命真经》；《中国回教学会月刊》刊载了哈德成、伍特公、沙善余合译的《古兰经》前二卷。同年中华书局出版了李铁铮译《可兰经》，这是我国第一部汉文通译本。１９３１年，上海爱俪园出版姬觉弥主持翻译的《汉译古兰经》。以上两种虽是全译本，但作者不是穆斯林，教中视为欣赏文艺之作，不很看重。１９３２年，北平回教促进会出版了王文清（静斋）阿訇的《古兰经译解》，是中国穆斯林完成的第一部汉文通译本，措词立言，妥当真切，深得穆斯林的好评。其后还有杨仲明、刘锦标的《古兰经大义》（１９４７年）。１９３９年马坚回国，致力于《古兰经》翻译，抗战胜利前后译成，１９４９年出版了前八卷，后来几经修改，终于在１９８１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全部译本。这个译本做到了 忠实、明白、流利 ，在学术界评价较高。除《古兰经》翻译外，还有学术著作的翻译，如马坚译《回教哲学》，纳子嘉译《伊斯兰教》，李虞宸译《圣谕详解》，王静斋译《回耶辨真》、《伟嘎业》，杨仲明译《教心经》等。马坚还用阿文译《论语》，王静斋编《中阿新字典》。这些工作对于促进中国与阿拉伯的文化交流有积极作用。
　　在学术著述上，民国时期的作品大量涌现，对于伊斯兰教的教义、教理、教历、教法、教史进行多方阐述。其中比较重要的有：杨仲明的《四教要括》（总论回、耶、儒、释四教之宗派得失）、《中阿初婚》（介绍阿拉伯文法），马邻翼的《伊斯兰教概论》（总述伊斯兰教的理论），成达师范第一班学生的《斋月演词》（涉及教理、教法、教史及回教常识），万县伊斯兰师范学校的《回语读本》（分初高两级，共十二册），金吉堂的《中国回教史研究》（上卷为中国回教史学，下卷为中国回教史略，是中国穆斯林第一部中国教史之作），马松亭的《回教与人生》（详论回教对人生的态度），马玉龙的《礼法问答》（解释各项功课的意义与则例），马君图的《清真要义》（解释伊斯兰教各种主张），马自成的《历源真本》（对以往回历加以精心测勘），赵振武的《至圣实录纪年校勘记》（对刘介廉《至圣实录年谱》中的中西历对照失误加以勘正）、《西行日记》（详述朝觐经过）等。这一时期一些著名学者如陈垣、白寿彝、陈汉章、刘凤五、顾颉刚等撰写了大批研究伊斯兰文化的学术论文，包括史略概述、寺院古迹、人物掌故、教派门宦、文化教育、经典学说、各地概况，内容相当丰富（见李兴华、冯今源编《中国伊斯兰教史参考资料选编》［１９１１- １９４９］），其中如陈垣的《回回教入中国史略》，白寿彝的《中国回教小史》，陈汉章的《中国回教史》，刘凤五的《回教徒与中国历代的关系》，顾颉刚的《河州视察记》，庞士谦的《中国回教寺院教育之沿革及课本》，赵振武的《三十年来之中国回教文化概况》，王静斋的《五十年求学自述》等，都已成为相当重要的历史文献。这些学者有穆斯林亦有非穆斯林，但都熟悉伊斯兰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又接受了近代思想的洗礼，故而在其论著中表现出一种科学精神和贯通的能力，有些见解相当深刻，虽然在论述上还较为粗略，却已经为当代伊斯兰学术研究奠定了较好的基础。马子实（马坚）在埃及介绍中国伊斯兰教概况时，谈到所谓 孔教.他说： 一般认为是中国大哲学家孔子所创立，其实并非孔子所发明；因为那无非是古典中所记载的民族的风俗、礼仪及先王之遗教而已。这种宗教所崇拜的对象有三：上天，神祗，祖灵。 又说： 中国人尊崇孔子，好像回教徒尊崇圣人一样，他们到处设立孔庙，每年祭祀，所以一般人遂误认孔教为中国的一种宗教。其实孔教并不是宗教，因为孔子并未自称先知，同时他又没有显示奇迹，像其他的先知一样。 （《中国回教概观》）马子实在３０年代就明确区分了中国传统宗教与儒学，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同时代和后来许多学者都没有注意到这一重要的分别，由此可知中国穆斯林学者的观察力是多么敏锐非凡，他们的著作不仅为中国伊斯兰文化的研究积累了宝贵的资料，也可以成为一般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的重要参考资料。
　　在报刊创办上，成绩斐然。据统计，从１９０５年到１９３６年间，伊斯兰教刊物多达７０种以上。当然，由于经费缺乏和稿源不足，由于种种不利的客观原因，许多刊物旋立旋停；由于初创，大部分刊物流通范围小，发行数量少，地区分布很不平衡，主要在长江中下游。不过这也算是前所未有的学术事业，其影响是深远的。最早的中国穆斯林刊物当属《醒回篇》。民国年间，北京曾出过《清真学理译著》、《清真周刊》、《穆声周报》、《穆友月刊》、《震宗报》、《穆光半月刊》、《北平伊斯兰》、《正道杂志》等，上海办过《清真月刊》、《中国回教学会月刊》及《季刊》、《回教青年月报》、《伊斯兰学生杂志》、《改造》、《人道月刊》等，天津创办过《明德月报》、《伊光月报》等，南京创办过《天山月刊》、《突崛月刊》、《文化周刊》、《回教青年月报》等，云南创办过《清真月报》、《清真汇报》、《清真旬刊》、《清真铎报》等，镇江有过《清真月刊》、《回报》等，东北地区有过《醒时月刊》、《伊斯兰青年》等，青海有过《昆仑》、《回教青年》、《醒时月刊》等。民国年间创刊最早的是《云南清真月报》，创于民国四年；刊行最久的当是北平成达师范创办的《月华》（民国十七年创刊）和天津创办的《伊光》（民国十八年创刊）。关于办刊情况，现以云南《清真铎报》为例作简略介绍。《清真铎报》创办于１９２９年，马适卿、马慕青主编，纳忠实际负责，内容包括：伊斯兰教义、伊斯兰教育改革、经典翻译、伊斯兰国际、诗歌、散文等，约出版十五、六期，后因负责者离去而停顿。１９４０年复刊，云南回协负责人马伯安在复刊中阐述该刊宗旨： 我们希望各位教胞更进一步精诚团结起来，以爱宗教之热诚爱国家，一致奋起，各尽其最大的努力，以争取国家民族的独立、自由、平等；同时使教外的同胞，认识回教的真相与特色，而排除回汉原有隔膜与误会，使回汉同胞，真正的团结起来，共赴国难。 以抗日爱国和民族团结为旗帜，具有很大的号召力，使一批进步的穆斯林人士团结在该刊周围。从１９４０年到１９４９年，马坚、纳忠、白寿彝、沙德珍、纳钟明、纳训先后担任主编，只尽义务，不取稿费。经费除由云南回协少量补贴外，大部靠穆斯林捐助。到１９４８年发行量达２０００多份，出三十八期。从内容上看，主要有以下几类：第一类是拥护抗战，支援爱国民主运动的报导；第二类是阐扬伊斯兰教义与伦理的作品；第三类是介绍伊斯兰文化教育的作品；第四类是研究伊斯兰教史的作品；第五类是介绍中阿关系的作品；第六类是介绍伊斯兰教著名人物事迹的作品；第七类是介绍各省市穆斯林动态的报道。《清真铎报》存在时间久，发行量大，办得活泼有声色，是民国年间有代表性的伊斯兰教刊物。
　　在出版事业上也开拓出一个新局面。最早的销售伊斯兰文化书籍的书局为上海协兴公司，建立于１９３１年，由孟买、德里、叙利亚、土耳其等处，输入大量伊斯兰原文典籍在华出售，但该公司不从事出版。上海还有中国回教书局，由我国著名伊斯兰教音韵学家哈志麦士三创立，影印《教律经》、《喀最经注》、《门志德字典》等大部头书，方便了中国学子；同时还出版了《回教哲学》、《回教与基督教文化》等书。１９２９年中国穆斯林商人达静轩在上海创立穆民经书社，翻印各种版本的《古兰经》和阿文字典。在北平有成达师范出版部，从事输入外典与影印原典的工作，从浅显的《阿拉伯文读本》、《阿文法》、《圣训解释》，到最高的《古兰经》，无不有影印本。１９３５年影印埃及官版标准本《古兰经》（欧斯曼本）５０００册，字大行朗，极受欢迎。
　　该部又鼓铸回文铅字成功，从此中国才有本国的铅印阿拉伯文字经书。至于书店业的经营，还有成都经书流通处、镇江山巷清真寺、云南振学社、北平清真书报社等。出版经销事业的发展，加快了伊斯兰教文化信息的传布。
　　（四）伊斯兰教育从传统模式
　　向现代教育的转变长期以来，中国穆斯林只有经堂教育，即在清真寺设教，主要讲授原文经典，讲授方式基本上是私塾式的。清末新学兴起，有识之士或兴办学堂，或东渡留学。王宽兴学，成为近代伊斯兰教育兴起的标志。
　　他在北京兴办回文师范学堂与京师公立清真第一两等学堂，是为新式教育之雏型。辛亥革命以后，在王宽等知名穆斯林学者提倡推动下，一批新式回民中小学建立，完全打破了以往经堂教育的一统天下，十余年间，全国各地初等中等穆民学校不下六七百所，出现了经堂教育与新式学校并存而后者不断发达的新面貌，成为近代伊斯兰教育的新特点。１９２５年以后，专为穆斯林开办的学校有三类：第一类是固有的经堂教育，只授中阿文经典，至抗战前这类寺的教育已经不多，一些清真寺为适应新形势不得不在寺内附设带有近代特色的小学，或联合聘师讲授汉文；第二类是普通教育，其组织方式和讲课内容均遵照教育部的章程，与一般中学无异，唯增授一门宗教课，招收对象以回族子弟为主，回汉兼收；第三类是以宗教教育为主的中等学校，多数为师范性质，造就既有宗教学识又能适应新时代的穆斯林人才，授课学时中部定师范科目与宗教道德科目各占一半。比较有名的中学有：北平西北公学、云南明德中学、杭州穆兴中学、山西崇实中学、湖南偕进中学、宁夏中阿学校。比较有名的师范学校有：北平成达师范学校（初创于济南，后迁至北平）、上海伊斯兰师范学校、四川万县伊斯兰师范学校、宁夏省立云亭师范学校。
　　女子教育一般不被重视，１９３５年北平成立了新月女子中学、是伊斯兰教育的新创举。至于小学，全国各地凡有回民聚居的地方，无不设立回民小学，有不少规模宏大，设备完善。以上海为例，１９２８年创办伊斯兰师范学校，其宗旨是培养新型的伊斯兰教师范人才，其教学内容是汉、阿文并重，课程除伊斯兰教经典外，还包括算术、自然常识等。上海公立清真两等小学堂创办于民国前夕，发展于民国时期，办学宗旨是： 注重国民教育、兼重天方教育 ，课程有：汉文、自然常识、算术、英语和《古兰经》。在新疆，大毛拉阿布杜？卡德尔于喀什创办新式学校，自编有关宗教及普通教育的教材，教学方式及内容皆有创新。
　　出国留学是加强伊斯兰教国际交流和培养穆斯林高级人才的重要途径。
　　明清两代，中国穆斯林学者在赴麦加朝觐途中考察和研究伊斯兰文化并多有收获者不乏其人，但以就读外国大学的留学方式研读宗教学问者，始于清末的达浦生阿訇入埃及爱资哈尔大学。民国十年，王静斋阿訇偕弟子马宏道西行，王氏入埃及爱资哈尔大学，马氏入土耳其君士坦丁堡大学。其后王曾善自费留学土耳其君士坦丁堡大学，海维谅自费留学印度来克劳大学院。至此，留学风气虽开，然皆属个人行动。１９３１年，经与埃及当局商洽，中国派出首届学生派遣团４人赴埃及爱资哈尔大学学习，有上海伊斯师范学校的马坚，云南明德中学的纳忠、林仲明、张有成，由明德中学训育主任沙国珍（儒诚）
　　护送，并留埃监护。１９３２年，北平成达师范学校５名毕业生组成第二届中国学生派遣团，他们是：韩宏魁、王世明、金殿贵、马金鹏、张秉铎，由代校长马松亭护送。马氏在埃及觐见埃王福德一世，陈述中埃文化沟通的必要和责任，埃王深为赞许，表示愿意积极接受中国留学生，同意派遣教授二人来北平成达教学，并赠送一批伊斯兰教经典名著。１９３３年，爱资哈尔大学正式成立中国学生部，沙国珍任部长，同年埃及派达理、易卜拉欣二先生来成达师范讲授宗教课程。１９３４年，明德中学派遣纳训、马俊武、林兴华３人赴埃，是为第三届。同年上海伊斯兰师范学校派遣金子常、定中明、胡恩钧、林凤梧、马有连５人赴埃，是为第四届。留印之海维谅亦辗转来埃。于是爱资哈尔大学中国学生部有２０人之多，济济一堂，盛况空前。１９３６年，马松亭二访埃及，将影印欧斯曼本《古兰经》赠送埃及政府、学校和宗教人士，并将中国早年著名阿訇花爸爸手书的《古兰经》一部共３０本，赠送埃王法鲁克一世。经埃及国王与爱资哈尔大学新任校长穆拉额同意，决定再派２０名中国学生组成 法鲁克中国留埃学生团 ，计划在成达师范招考组团。后因 七七事变 发生，事被搁置，１９３８年，组织１６人，由庞士谦带队自广州赴埃及。
　　埃王所赠经书到华后，马松亭在北平东四清真寺筹建福德图书馆，聘请国内知名学者顾颉刚、陈垣、李书华、梅贻琦、张星烺、徐炳昶、白寿彝等组成筹委会。１９３６年图书馆启用，规模壮丽，这是中埃文化交流的成果。留学活动和学术交流扩大了中国穆斯林的眼界，提高了回族知识分子的素质，为中国伊斯兰学术的发展培养了一批高级人才。
　　（五）著名中国穆斯林学者
　　的活动与贡献清末民国时期，在中国伊斯兰新文化运动中涌现出一批有学识才能的新型学者，他们在革新和复兴伊斯兰思想文化与教育事业中做出卓越成绩，并影响到非穆斯林社会，他们中有些人一直活动到１９４９年以后。
　　王宽，字浩然，宛平人，北京牛街清真寺教长，生于清道光二十八年（１８４８年），卒于民国八年（１９１９年）。幼随叔祖著名经师王守谦学习，精通经术。
　　长而出任各地教长，承学之士不远千里来其门下求学，培养出一批人才，如达浦生、洪宝珍、景长荣、马善亭等皆其弟子。他的一生，最主要贡献就是提倡近代伊斯兰新式教育，产生重大影响。清光绪三十二年（１９０６年）由马善亭陪同，王宽出游埃及、希腊、罗马、土耳其等国，至麦加朝觐毕返土耳其。翌年，携带土耳其王哈米德所赠千余卷经书，偕同土宗教学者二人回国，传习古兰读法。痛感中国教育落后，受制于欧洲列强，遂锐意兴学，开发民智，开创新式学校教育。在京师创办回文师范学堂，由弟子达浦生主持教务、改良教法，增订课本，经学兼习汉文及科学，以造就师资。于光绪三十四年（１９０８年）在牛街礼拜寺后院创办京师公立清真第一两等小学堂，马邻翼为监督，还请南北知名学者为教员。复于三里河、花市、教子胡同、海淀等处设立第二、三、四、五小学堂。后因经费短缺，回文师范与小学停办，然而兴新学之风已吹向全国。王宽常对马善亭说： 提倡教育，宣传教旨，心智精神安静；振兴工艺，改良风俗，国家社会富强 ，热爱祖国，倾心教育，显示了一种博大宽厚的胸怀。辛亥革命中，北京混乱，用费困乏，王阿訇将自家房契衣服典当，所贷之款用以维持学堂教育和接济亲朋，闻者无不感动，甚至当铺老板也因其精诚而被感化，送回典质衣物并钦佩不已。清帝逊位，帝制余党陕甘总督升允负隅西北，反对共和，提督马安良举兵东向，威胁新生之民国。中央政府由民政部长赵智彦托人恳求王阿訇以宗教劝说之。王阿訇衷心拥护共和，于是急电回部八王、甘肃五马，解说共和真谛，劝其回心。
　　其劝马电文说： 共和成立，五族平等，信仰自由，无妨教典 ， 明鉴如吾兄，必能洞烛其好，不为一姓尽愚忠，而拂万兆之幸愿 ，劝其 通电诩赞共和，福被群生，名垂永世，岂只国家之幸，是亦回教之福也。 马安良于是转而拥护共和，升允见大势已去，遂远遁库伦。共和始基危而复安，西北人民不罹战祸，王阿訇之功实不可磨灭。１９１２年，王宽发起组织中国回教促进会，并任理事长。他在《中国回教俱进会本部通告》序中指出： 余游土耳其归国后，始知世界大势非注重教育不足以图存，遂即提倡兴学。未几，而清真学堂以立。然每叹吾教之散漫，欲筹收束之方，而末由也。天相中国，共和缔造，集会结社载在条文。宽乃纠合同志，创设此会，惨淡经营，苦心孤诣，曩昔之希冀竟能如愿以偿，岂非真主之默佑也欤。 他把爱国与爱教结合起来，提出了 兴教育，固团体，回汉亲睦 的口号，又奔赴绥远，发起组织了中国回教促进会分会，于是各地分会相继建立。王宽于１９１２年会见孙中山， 一见投契 ，当即表示坚决支持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事业。孙中山二次革命失败后，为反对袁世凯的复辟帝制和北洋军阀的倒行逆施，在广东重新组织革命力量以图北伐，曾函王宽，请其举西北实力参加革命。王宽即派门生孙绳武赴广州为革命效力。王宽一生随顺时代潮流，既是一位忠诚的伊斯兰教教长，又是一位勇于创新的宗教教育改革家，他生前虽然因世事艰难而未能诸愿皆遂，却奠定了现代回民教育的基础，后来之穆斯林教育家半出王宽之门，又从教育发展为一场伊斯兰文化的复兴运动。顾颉刚在《回教的文化运动》一文中指出： 这是近代中国回教徒第一次自觉发动的文化运动。 王静斋（文清）（１８８０- １９４９年），自幼受家教与经堂教育，青年时期外出负笈游学，先后投师于天津李春生阿訇、通县马保阳、宣化于勉翁、北京金五阿訇、津门刘绪魁等，颇广见识。后得锦幛，以阿訇身份传道授业。
　　清末，受聘任京都花市教长、奉天开源教长，渐习汉文。民国以后，在京津一带任清真寺教职，并致力于翻译写作工作。１９２２年靠教友资助，遂出国游学，经新加坡，赴印度，转埃及，考入爱资哈尔大学，这期间曾赴麦加朝觐，去土耳其考察，任职爱资哈尔大学中国学生部长。１９２４年回国，带回经书不下６００余种。１９２５年在北京赵文府等资助下，于东四清真寺专心翻译《古兰经》，历二十月而成，该书稿迟至１９３２年方正式刊行。１９３７年王氏又重译《古兰天经》，并扩大解注。王静斋后半生致力于伊斯兰教学术研究事业直到去世。除《古兰经译解》名闻遐迩外，还编译了《中亚字典》、《中阿新字典》、《伟嘎业》、《回教遗产继承法》、《回耶辩真》、《真境花园》等书，深得穆斯林称赞。他撰写的《中国回教掌故》、《五十年求学自述》、《中国近代回教文化史料》等数十篇文章，包涵了丰富翔实的资料，受到重视。又主办《伊光月报》，取得成功。
　　哈德成（１８８８- １９４３年），上海人，青年时曾广游各地，从名师求学。
　　又泛舟海外，历麦加、埃及、印度、锡兰，习英语与乌尔都语。１９２４年返回上海被聘为浙江路礼拜寺教长。翌年，成立中国回教学会，发行《月刊》，创译《古兰》。１９２８年在上海创办伊斯兰师范学校，其后选派学生赴埃及留学。１９３７年，日寇侵扰上海，市民蒙难流离无据，哈德成联络教绅，倡议设所收容，接济生活，使数千回族难胞得以全活。上海沦陷以后，哈氏隐居租界，研经之外，不忘救国救民，日处惊涛骇浪之中而能维持正气，领导东南教胞从事抗战，凡爱国抗敌志士道出上海，哈氏均予护持擘划，使其平安入出。１９４１年，太平洋战事起，上海租界沦于日寇之手，日伪逼迫利诱，均置不顾，遂微服离沪，历经皖、豫、陕、蜀，到达重庆，回教协会迎入会中，聘为编译委员会主任。既而苦于应酬，又不适恶劣气候，遂去云南蒙自，从事译经，日与弟子马坚切磋讨论。后积劳成疾，病逝于箇旧医院，其时１９４３年，享年五十六岁。哈德成述道论学，皆有精义。他论《古兰经》之华译，曰：不可译而可译。谓古兰具备道妙，其义无穷，虽有聪慧博学诚笃之士，不足发奥蕴于千万之毫末，故曰不可译；又谓至理不外于日用，而至隐恒在于至显，伊斯兰之大道烂如日月，窥道之士均可得而述，故曰可译。此处论道之言，显然接受了《中庸》 极高明而道中庸 的思想影响，故能具辩证眼光。又论 伊斯兰 一词含义，训为顺从、安宁、和平，即顺天命爱人类，以求世界之和平。又论 奋斗 之义， 奋斗阿文为 基哈德 ，义为竭尽己力以求和平，及和平无望，必以战斗，决不中途妥协屈服，以求真正和平之实现。又论伊斯兰教与别家学说之关系，曰：真理无二，各家学说之能自存天地间千百年者，其精必与清真教合，可取之以阐本教教义。可知哈德成的思想通达开明，主张和而不同，融合中阿文化，切近时代潮流而又不离伊斯兰教理正宗。
　　达浦生（１８７４- １９６５年），王宽得意弟子，是中国第一位赴埃及留学的穆斯林，早年协助王宽在北京办学，后担任过上海、甘肃平凉伊斯兰师范学校校长及甘肃回民劝学所所长兼省视学，１９４９年以后参予创建中国伊斯兰经学院并任院长。其一生经历中国三个重大变动时期（清、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在穆斯林中享有崇高威望。
　　马松亭（１８９５- １９９２年）一生主要业绩是创办成达师范学校，由济南而北京，再到桂林，又回北京，不辞辛苦，使成达成为一所著名的新式穆斯林学校，培养出一大批有才学的学生，为伊斯兰的新文化运动做出重大贡献，受到广大穆斯林的尊敬。１９４９年以后曾任伊斯兰经学院名誉院长。他在埃及正道会讲演中指出，新式宗教教育是建立于两个主旨上：一、造就合乎新社会环境的新阿訇，去领导已经到新社会上去的成熟的新青年；二、造就有充分宗教知识之新师资，到新式学校里，去领导正在要受欺骗的未成熟的青年（《中国回教的现状》）。
　　庞士谦（１９０２- １９５８年）曾任《月华》、《月华周报》主编，该刊在全国穆斯林中有很大影响。撰写过《中国与回教》、《中国回教寺院教育之沿革及课本》、《埃及九年》等作品，翻译过《脑威四十段圣谕》、《回教法学史》、《和平之使命》、《回教认识的派别》等书。１９３８年率领中国学生团赴埃及爱资哈尔大学留学，并任中国留埃学生部部长、法鲁克国王的东方事务顾问。
　　杨仲明（１８７０- １９５２年）是穆斯林著名翻译家，译有《古兰经大义》、《古兰经集注》、《亥帖注解》、《教心经注》，著有《四教要括》、《中阿初婚》。其译经的特点是细密。
　　马坚（１９０６- １９７８年）字子实，云南沙甸人，哈德成弟子。１９３１年赴埃及爱资哈尔大学留学，又曾就读于阿拉伯语文学院，曾以阿文著《中国回教概况》，并将《论语》译为阿拉伯文，都在埃及出版。在埃及留学八年，于１９３９年回国，在上海与伍特公、沙善馀两先生共洽译经事。抗战后期随哈德成至云南沙甸译经论学。１９４６年起任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教授，直至１９７８年去世。译著有：《回教哲学》、《回教真相》、《伊斯兰哲学史》、《伊斯兰教育史》、《认主学大纲》、《教典诠释》、《回教与基督教》、《穆罕默德的宝剑》、《回历纲要》、《阿拉伯简史》、《阿拉伯通史》等，主持编写了《阿汉词典》，此外，还有《悬诗》、《阿拉伯文学概况》以及一系列论文。他长期从事《古兰经》的翻译工作，其汉译本《古兰经》１９８１年出版后产生很大影响，而其基础是１９４５年奠定的。白寿彝先生认为这个译本超过以前所有的译本，它的出版 是中国伊斯兰教史上、中国伊斯兰研究工作上、中国翻译工作上的一件大事 （《古兰经》序）。
　　马邻翼（１８６５- １９３８年）湖南邵阳人，生于清末世，中年东渡日本，专攻师范教育，从孙中山先生游，接受革命思想而为同盟会会员。光绪二十九年（１９０３年）返国，与黄兴等人合作兴办湖南教育。光绪三十三年在邵阳创办清真偕进小学，又增办中学部，成为偕进学校。光绪三十四年到北京与王宽创办清真两等学堂，任监督。辛亥革命起，应黄兴密约南下见孙中山。孙中山就任民国临时大总统，任马邻翼为教育部首席参事。后来北上，任北京中华回教俱进会会长。旋改任甘肃提学使，建回教俱进会甘肃分会，创办兰州清真学校，该校成为西北回教教育中心。历任省教育司长、财政司长、甘凉道尹、教育所长、安徽教育厅长、直隶教育厅长、教育部部长、蒙藏委员会委员。曾创办凉州清真学校，担任西北公学和成达师范学校董事。马邻翼不仅是穆斯林的教育家，也是各族共同的教育家，为我国现代新式教育制度的建立，奠定了良好的基础。马氏著有《伊斯兰教概论》。
　　马自成（１８８６- １９３５年），河南洛阳人。青年时游学陕、豫各地，刻苦成才。年二十五应聘为洛宁长水镇教长，创办中阿小学校。后任辉县薄壁镇教长。又赴晋地与马君图、马维和等为友，创设崇实小学，建立回教俱进会，于是晋地回民教育焕然有生机。其时耶稣教闻人李佳白在开封召开各教宣传会，马自成应该市文殊寺之请，代表伊斯兰教前往演讲，宏论一出，四座皆惊，名声大震。返晋后建设崇实中学，而大学之筹划未能实现。民国十五年（１９２６）南游至上海，与哈德成、达浦生商讨《古兰经》之汉译问题。民国十六年，应开封文殊寺之邀为教席。民国十八年至北平入成达师范，任认主学及经解二讲席。民国十九年北平《月华报》辟古兰经解栏目，聘王为导师，又主讲哲学。二十二年任成达回文课程主任至去世。马自成虽提倡新式教育，但在教义学上主张 回到古兰经去 ，不随顺潮流，以图除去后世之穿凿附会而显示古兰真义。
　　白寿彝（１９０９- ），河南人，当代著名史学家，曾主编开封《伊斯兰》月刊，现任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对中国伊斯兰教史、回族史的研究成果甚丰，影响巨大。主要著述有：《中国回教史纲要》、《回教先正事略》、《中国伊斯兰经师传》、《云南伊斯兰史略》等，他在民国年间撰写的《中国回教小史》等十多篇重要文章，皆收入《中国伊斯兰史存稿》（宁夏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３年出版）一书中。
　　此外还有金吉堂、马以愚、纳忠、虎嵩山、赵振武、薛文波等一大批学者，形成近代穆斯林学者群体。
　　（六）民国时期重要地区的伊斯兰教状况
　　１。西北甘宁青陕的伊斯兰教西北的穆斯林是全国伊斯兰教的重心所在，在清朝民族压迫下，反抗最烈，遭受的摧残也最甚，按照白寿彝先生的估计，数次变乱之后，穆斯林之死者当在二三百万人以上，其生者恐也不过三四百万，而这些生者都已家属离散、产业丧失。但此后恢复也很快，到抗日时期，人口已达到九百万左右，其中青海约二十万，宁夏二十万，甘肃四百万，陕西四百万，绥远二十万，这与清末维新运动的兴起和民国废除清朝民族高压政策直接有关，也表现出中国穆斯林顽强的生命力。（参看白寿彝《西北回教谭》）从教派上说，分为旧派、新派和新新派。旧派历史最久，信徒也很多，在 五功 、 六信 上维持传统的规范，但婚丧嫁娶则混入不少中国风俗，习惯用语则受波斯影响。新派有四大门宦，即：哲赫林耶、虎菲耶、格底林耶、库布林耶。四者之中，由马明新创立的哲赫林耶最发达，到马元章时期，信徒不仅遍及西北，并远及东北、华北、华东及新疆南部。马元章是跨时代人物，卒于１９２０年。
　　活跃于民国年间的领袖人物是马元章之子马震武及马进西，其活动中心区域有甘肃的沙沟、张家川，宁夏的金积、板桥。新新派即依黑瓦尼派，自称遵经派，其主要特征是 遵经革俗 ，主张 一切回到《古兰经》去 ，创始人是东乡族马万福（１８５３- １９３４年）。马万福于清末提倡凭经传教，批评门宦和格底木某些礼仪不合经典，提出十条改革纲领，如：不聚众念《古兰经》，不高声赞圣，不多做祈祷，不朝拜拱北，不聚众忏悔，不纪念亡人等。因提出用依黑瓦尼来统一教派和门宦而遭到新老派的反对，难以在西北立足。民国七年以后，在青海军政领袖马骐、马驎、马步芳的大力支持下，依黑瓦尼推行到全青海，并在甘肃占据优势。在宁夏受到马鸿逵的支持也发展很快，又得力于虎嵩山阿訇的配合。虎嵩山主张讲经和教学要阿汉文并重，提倡用汉文宣讲伊斯兰教义，举办中阿学校，重视培养新型宗教人才，这些与依黑瓦尼的主张相一致，为后者的发展创造出较好的环境条件。马万福于１９３７年去世，依黑瓦尼分成两派，一派以尕苏个为首，奉行马万福原旨，称为 苏派 ；一派以马得宝（尕白庄）为首，主张对原旨加以修改，被称为 白派 、 遵祖派.依黑瓦尼派在组织上实行互不隶属的教坊制，清真寺的管理实行董事会制，成员由教民推选。民国年间西北回民教育发展很快，绥远设有回部小学，陕西有回坊小学，宁夏有云亭师范学校，甘肃有回民中小学及西北公学兰州分校，青海有回民小学一百余所、完全中学一所。（据白寿彝文，同上）
　　２。新疆的伊斯兰教及杨增新的宗教政策在近代新疆，伊斯兰教是主要宗教，信徒遍布全疆，约占全部人口的２／３以上。民国以来有７个民族信仰伊斯兰教，即：维吾尔、哈萨克、回、柯尔克孜、乌孜别克、塔吉克、塔塔尔，其中以维吾尔族人口最多，其次是回族，维、回构成新疆穆斯林主体。近代新疆的伊斯兰教经历了五种不同的社会政治环境。从１８８４年正式设省到１９１１年，是清代末年；从１９１２年到１９２８年是杨增新统治时期；从１９２８年到１９３３年是金树仁统治时期；从１９３３年到１９４４年是盛世才统治时期；从１９４４年到１９４９年是国民党直接控制时期。新疆与内地间隔较远，交通不便，内地乃至西北甘青的伊斯兰新文化运动及政治变革对它的影响不直接不强烈，形成宗教上的相对独立状态；新疆又处在祖国西北边陲，与中亚接壤，西方列强得以利用民族与宗教问题从境外向新疆扩张渗透，形成内外矛盾复杂交错的态势，使新疆的宗教问题成为边政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教派上说，主要有逊尼派、苏菲派、什叶派、依黑瓦尼派。
　　逊尼派是新疆信徒最多、分布最广的教派。什叶派为塔吉克族所奉信，是什叶派中伊斯玛仪派的支派霍加派，首领称 阿迦汗 ，被尊为人间 活主.苏菲派的依禅派在新疆的影响仅次于逊尼派，首领自称 圣裔 ，受到狂热的崇拜，其支派主要有：纳克什班第、哲赫林耶（黑山派）、虎非耶（白山派）、切西底耶、苏赫尔瓦地耶、毛莱威耶等，都主张苦行禁欲，宣扬对真主的神秘之爱，通过修炼，达到 神人合一.在新疆回族中，逊尼派称为 格底木 ，亦称 老教 、 清真古教 、 遵古教 ；回族中的苏菲派则分为哲赫林耶、虎非耶、嘎德林耶、库不林耶四大门宦，与甘肃宁夏同；虎非耶也被视为老教，与 格底木 一起，被称为 大坊 ，哲赫林耶则是 小坊 ，称新教。依黑瓦尼派即新新教亦传入新疆，其时较晚。其教派总的情况自清末到民国没有根本性变化。
　　民国年间，统治新疆时间最长、在宗教问题上设施最多的是民国前期的杨增新，他有政策，也有理论，直接控制和影响着新疆宗教的发展。杨增新（１８６４- １９２８年），云南蒙自人，清末任甘肃知县、知州、道员等职。１９０７年调新疆，历任阿克苏道尹、镇迪道尹兼提法使、布政使。辛亥革命时他拥兵自重，继而被袁世凯任命为新疆军政府都督，在北洋政府时期一直是新疆的最高行政长官，统治新疆长达１７年。１９２８年，他宣布易帜，被国民党南京政府任命为新疆省主席，同年被刺身亡。杨增新的家乡及他任职的甘肃、新疆，均为穆斯林聚居地区，故接触伊斯兰教较多，而他为了搞好政务又注意调查研究，积累宗教知识和处理宗教问题的经验，遂成为民国年间少数熟悉宗教、有系统思考、注意掌握宗教政策的高级官吏之一。他曾自豪他说： 本省长于回教内容研究已数十年，为维持地方起见，不得不加以慎重 ，又说： 本省长服官甘新两省已数十年，于甘肃回教门户之源流，深明大略.他的有关政令、文书皆收入《补过斋文牍》，从中可以看出他处理新疆伊斯兰教已形成一套成熟的理论方针策略，计其大端有以下数项。第一，认定对新疆伊斯兰教只能实行 开放主义 ，不能实行 压制主义.一者由于新疆西连中亚，信仰相同，关系密切，弄不好会引起国际性的联合反响，他说这种 地理、人种、宗教上之连带关系，从开放主义入手，其祸尚迟而缓；从压制主义着手，其祸更速而烈 ；二者由于 新疆汉人不过百分之一，若不取得九十九分蒙、哈、回缠之人心，而欲一分之汉人压制九十九分之民族，我知其必败也 ，而且 压力愈重，其反抗力亦愈大.这是从政治统治和民族关系的角度论证不能压制宗教信仰。第二，强调政教分离，不赞成以行政手段干预纯宗教事务。这主要表现在教坊阿訇是否由官府指派的问题上。
　　１９１８年３月他下达《通令》，规定地方官吏不得派充阿訇，理由有四： 阿訇为地方传教头目 ， 此宗教上关系，宜由百姓自择品望素孚者充当，不宜由官派充者一也 ； 流派不同，其传教之人亦不同 ， 此人地关系，不宜由官派充者二也 ； 即经典通晓未历各级之经验，即未为众人所推许，勉强从事，易起冲突，此人心不服，不宜由官派充者三也 ； 大凡品行端方之人，不肯轻入衙署，其入署运动者，非罔利营私之徒，即暗传邪教之辈 ， 此徇私作乱，不宜由官派充者四也.第三，笼络和重用穆斯林上层人士，建立忠实于己的穆斯林依靠力量，实行 以回制回 的方针。他曾明白地宣称： 用新疆之人，以守新疆，此增新素来办事宗旨.他十分注意结好哈密王沙木胡索特，与之拜为兄弟，帮助他镇压农民起义，给予优厚的物质资助，使哈密王信服于他，哈密地区的政事因而得以控制。１９１２年，他创建 回队 ，招募五营回兵，自任统带，以后又增至十五营，清一色的穆斯林士兵，直接负责人是马福兴，马氏是老教领袖，在他带领下， 回队 成为杨增新的嫡系部队，在维持新疆治安上起过重大作用。马福兴被杨增新提升为喀什提督，其子马继武为协台。当马福兴私欲膨胀，怀有异心时，杨增新又重用新教首领马绍武剪除马福兴，并任命马绍武为和田道尹，后为喀什道尹。杨增新正是通过马福兴、马绍武这样的穆斯林领袖人物控制了新疆的局势。第四，禁断伊斯兰教的门宦教派，避免教争起祸。清代甘青发生的所谓 回乱 ，都是先有教派门宦之争，后有官府的干预利用，演而为大规模的动乱和镇压。
　　杨增新看到这一点，他说： 甘肃回族多门宦，故争教之案亦多，如光绪二十一二年河湟之乱即因争教而起 ， 分门别户，易起争端，前清甘肃地方回民往往因争教酿成大祸，皆由于此。 有鉴于此，杨增新采取措施，防止甘青地区门宦之争渗入新疆。新疆维吾尔族穆斯林尚无门宦，只在回族中有其影响。民国初年，依黑瓦尼派领袖马果园出关传教，杨增新以 宗旨不正 的名义将其拘留，后来又押解到甘肃监禁。兰州灵明堂门宦的播道者靠福堂到哈密等地传教，也被杨增新逮捕，监禁达数年之久。此外，不许本省回民分门别户，同时禁止因分教派而新建清真寺， 因关内回民出关，每添一寺，即含有分门别类之性质。 由此之故，在甘肃盛行的哲赫林耶等门宦，未能在新疆广泛发展。第五，制定各种法规政令，对宗教活动严格限制和管理。
　　杨增新的政教分离是有限度的，他只是不干预阿訇的选择，对于宗教活动仍采取种种措施予以限制。不准私设道堂，不准在家聚徒念经，只准教民在公设的礼拜寺举行活动，担心良莠不齐、借谋不轨。不准教民念《古兰》、《聖训》以外的经典，以防止有人 擅传邪教.既不准甘肃等地阿訇到新疆传教，又不准一地阿訇到另地传经布道，以防借机串连，徒生是非。严格限制去麦加朝觐，申请者需交银六百两，以 补助公益 ，这是经济性限制措施。
　　第六，无情镇压本地区的下层穆斯林人民起义和革命运动。杨增新对于宗教信仰还算是宽容的，但事情一旦变成武力反抗斗争，便毫不留情地采取暴力剿杀，辅以招抚与分化。１９１２年哈密爆发农民起义，杨增新派李寿福劝降和收编了起义队伍，尔后又招抚和捕杀了起义领袖铁木耳和穆依登。１９１４年，杨增新又镇压了吐鲁番的艾买提反抗封建压迫的斗争。又利用 回队 屠杀南疆哥老会成员，仅三年中就处决二百人以上。第七，反对外来势力利用宗教渗入和控制新疆，同脱离祖国的分裂主义倾向作坚决斗争。他严令禁止地方学校聘请土耳其人充当教习，以免意外之虞。又下令查禁外人充当阿訇，认为事关新疆治安，不能不防。　１９１８年库车买买铁力汗在英人支持下发动叛乱，即被扑灭，首要分子一律枪毙。马福兴勾通沙俄，阴谋在南疆建立 独立伊斯兰国 ，杨增新配合南疆民众，一举击破，维护了祖国领土的统一和完整。杨增新并不盲目排外，对于正当经商活动仍予以保护。
　　金树仁统治时期，在 改土归流 的措施上处置不当，激化了社会矛盾，引起哈密农民起义，并扩大到全疆，而起义领导权落到封建领主、上层宗教人物、泛土耳其、泛伊斯兰主义者手里，在喀什、和田建立了封建割据的伊斯兰政权。　　１９３２年和田建立 伊斯兰王国.　　１９３３年又有 东土耳其斯坦伊斯兰共和国 出现。同年金树仁被推翻，盛世才上台。盛世才消灭各割据政权，镇压了农民起义，重新恢复了新疆的和平统一。他宣布 各民族一律平等 、保障信教自由 、 保护王公、阿訇、喇嘛、活佛的地位及其权力.事实上，他实行独裁统治，对宗教的 保障 是有限的，而干预和迫害却时常发生。
　　１９４３年国民党势力进入新疆。１９４４年，盛世才被迫下台，同年爆发了三区革命。在外国势力煽动下，泛土耳其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在新疆流行，伊敏、艾沙等分裂主义分子到处活动，但在广大爱国穆斯林面前仍然是孤立的，不得人心的，他们失败后纷纷逃往国外。由于新疆各族穆斯林的团结奋斗，境内外的分裂主义阴谋始终不能得逞，新旧军阀的统治也不能持久，新疆终于迎来了它的新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３。北平、上海、云南等地的伊斯兰教
　　北平回民一向甚多，据３０年代中期统计，全市穆斯林共计１７万余，占全市人口十分之一强。由于此地常为国都，穆斯林文化人士较多，在全国伊斯兰教中占有重要地位。穆斯林的分布以牛街为第一集中区，东西两寺皆规模宏大，历史悠久，其他聚居区有花市东部、朝外南中街、朝内豆芽菜胡同及禄米仓一带、德外大关及马甸、三里河等。全市清真寺共４６处，其中女寺５处，以牛街礼拜寺和东四牌楼清真寺最负盛名。穆斯林多从事珠玉、青菜、骡马、牛羊、驼行等行业。各礼拜寺皆附设大学，学生多至二三十人，少亦三四人，专门研究教义；又多附中学，为补习性质；多设小学，讲授阿文、教义。自王宽兴学以来，北平成为新式教育发展最快的地区之一，著名学校有成达师范学校、西北公学、清真中学、新月女学等。穆斯林社团组织，有民国元年成立的中国回教俱进会，继起者有穆友社，伊斯兰学友会（后更名为回族青年会），追求学会，北平市回民公会。穆斯林刊物亦多于他处，据３０年代中期统计，先后创办的刊物有十九种，其中以《月华》最有影响。穆斯林名人马松亭、孙绳武、王静斋、赵振武、达浦生、白寿彝等，皆以北平为其重要活动基地。
　　上海有伊斯兰教始于元朝，最早的宗教建筑为松江古清真寺。鸦片战争以后建立南寺（１８５０年后不久），属老教派，北寺（１８６９年）， 外国寺（浙江路清真寺），药水弄清真寺，日晖港清真寺；民国时期建西寺（１９１９年），鸿寿坊清真寺，重庆路清真寺，汾州路清真寺（沪东清真寺），北站清真寺，江宁路清真寺，浦东清真寺，真如清真寺等。４０年代西北哲赫林耶门宦在景星路建清真寺。东北穆斯林在宝山县江湾镇建清真寺。２０年代建立四所女寺：高墩街清真女学，西仓桥清真女学，顺昌路清真女学，白玉坊清真女学。１９０９年上海清真董事会成立，它所组织的上海清真商团参予了辛亥革命。１９２５年上海中国回教学会成立，开展了新式教育运动，陆续创办了伊斯兰师范学校以及清真、敦化、云生、伊光等小学，初步改变了上海穆斯林文化落后的状况。近代上海有影响的穆斯林社团还有：福佑路回教堂纳捐人代表会、上海回教堂理事会、回教青年研究社、伊斯兰教译经社、上海回教宣传所（后改为 中国回教宣传所 ），以及穆斯林妇女组织 同德会 、 坤宁会 、上海伊斯兰教妇女协会等。出版机构有中国回教经书局、穆民经书社、上海伊斯兰学生杂志社、上海中国回教改造杂志社、上海人道月刊社、上海伊斯兰妇女杂志社、绿旗月刊、协兴公司等。上海穆斯林商人资财雄厚，在该市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其传统行业牛羊屠宰业、鸡鸭店、馒头饼铺、清真饭菜馆、牛肉店、皮毛业、古董玉器业等。上海穆斯林在全市人口中不到百分之零点五，居住较为分散，在汉族居民包围中从事商业活动，不能不受汉族习俗风气的影响，例如教派纷争不明显，在婚嫁丧葬节日的仪规上出现一些不同于西北西南聚居区的变化。在教派上，依黑瓦尼派迅速兴起，并占据了优势地位。
　　云南一向是中国伊斯兰教重镇，回民众多，历史悠久，名人辈出，晚清以来在近代中国伊斯兰教复兴运动中起过巨大作用。云南穆斯林比较集中的地方，有省城昆明，滇南蒙自，滇西巍山，以及玉溪、盘溪、寻甸等地，其中以沙甸（属于蒙自）最为著名，素有 小麦加 、 滇南伊斯兰教圣地 之称。１９０８年，在日留学的３６名回族先进青年，在云南回族青年保廷梁、王廷治、赵钟奇等发起下，创办了《醒回篇》，梁为编辑长，《醒回篇》讨论伊斯兰教教务的改进和实施新式伊斯兰教育的方策，暗示民族革命的意思，表现出清末中国伊斯兰教改革的新气象。辛亥革命以来，在民主革命和民族平等口号鼓舞下，云南穆斯林积极投身于社会进步事业，很多人前后参加过蔡锷领导的 重九起义 和 护国首义 ，出现了赵钟奇、孙永安和马伯安等爱国将领。１９１２年，云南建立中国回教俱进会滇支部，马敏斋、马俊卿、马伯安等主持，力促回汉团结，着手提高穆斯林的文化水平。为实施新式教育，采取三种办法：一是将人才送出省外国外培养而后回省服务，如白亮诚、杨文波、马聘三、李敏生、沙国珍、马坚、纳忠、李芳伯、马子静、马慕青等；二是引进外省人才为推进本省新式教育服务，如白寿彝、哈德成、夏康农、曹礼吾、刘幼堂、张质斋等名学者都曾在云南回民学校工作过，是热心回族新式教育的引导者和骨干力量。１９２３年昆明开办高等中阿并授学校，１９４３年蒙自沙甸创办养正学校，以阿文宗教课程为主，兼授汉文普通课程。１９２９年创办明德中学（昆明），１９４３年创办私立兴建中学（蒙化）、鱼峰中学（沙甸），他们以普通中学课程为主，辅以阿文和教义，更具有民主和新式教育的特色。此外各地普遍兴办回民小学，课程有国语、历史、地理、音乐、美术、体育、算术、卫生等、另有一小部分宗教课。新式回民学校为国家培养了一大批有文化、有见识的爱国的穆斯林人才，促进了云南回族的文化事业，对伊斯兰教的改革也有推动作用。由于这些学校还招收其他民族学生入学，培养出的人才许多从事于较大范围的各项活动，从而有利于消除民族间的隔阂，使穆斯林更快地走向社会，与中华民族大家庭联系得更为紧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