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思想史之民国初年思想的发展

民国初年思想的发展
　　（一）辛亥革命后政局对思想文化的影响
　　辛亥革命作为一次资产阶级革命，推翻了封建清王朝的统治，建立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性质的中华民国，揭开了民国历史的第一页。由于革命的成果被袁世凯窃取，这个民主共和国出现后不久，就名存实亡了。随后出现了以袁世凯和张勋为代表的帝制复辟和反对复辟的斗争。这种政治状况对思想文化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１。帝制复辟与思想界的尊孔民国元年（１９１２年）二月十五日，袁世凯经临时参议院选举，成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并开始了他从独裁统治走向复辟帝制的一系列活动。伴随袁世凯在政治上的反动倒退，思想文化领域也相应地出现了一股尊孔复古的思想潮流。
　　辛亥革命民主共和政体的建立，从思想上极大地动摇了封建帝王的专制思想，使民主共和思想得到了广泛的传播。但是，作为一个有几千年封建专制制度历史的国家，根深蒂固的王权思想、封建的纲常礼教等等，并不是一次政治上的革命就能完全肃清的。一遇时机，它仍会沉渣泛起。辛亥革命的失败，民国政权的旁落，就给封建思想的复起提供了一个机会。民国元年，康有为、陈焕章等人发起成立了孔教会。孔教会成立的目的，陈焕章说得很明白： 焕章目击时事，忧从中来，惧大教之将亡，而中国之不保也。创立孔教会，以讲习学问为体，以救济社会为用。仿白鹿之学规，守蓝田之乡约，宗祀孔子以配上帝，诵读经传以学圣人。创始于内国，推广于外洋，冀以挽救人心，维持国教，大昌孔子之教，聿昭中国之光。 ①可见孔教会的成立主要是对辛亥革命所造成的结果不满。
　　同年１２月，孔教会的一些发起人张勋、麦孟华、陈焕章等上书袁世凯、教育部和内务部，请求准予立案施行。教育部很快就批示： 该会阐明孔教，力挽狂澜，以忧时之念，为卫道之谋，苦心孤诣，殊堪嘉许。 次年一月，内务部也批复 准予立案.这表明民间的守旧心理和政府的统治需要在尊孔方面达成了一致。孔教会成立后，出版了《孔教会杂志》，宣扬孔教，召开讲习会，宣讲经文，宣扬尊孔读经；要求定孔教为 国教 ，载入宪法；并在大成节和 丁祭 日举行隆重的祭孔仪式。孔教会是当时全国性的孔教组织，它在全国各地和海外华侨中设有许多支会和分会。
　　在孔教会的影响下，民国二年（１９１３年）以后，国内一些报刊杂志相率表现出了尊崇孔子的思想倾向。它们把辛亥革命后社会不稳定的根源归咎于不尊孔教，要求定孔学为一尊。民国初年的《时报》声称： 吾国今日大势之杌陧，未有危于废弃孔教者也。 ①认为： 孔教之于吾国，不特为数千年教育之宗，而政治、道德、人心、习俗，实无一不于孔教是赖，非定为国教，使之如日中天，则道德之败坏，人心之牿亡，政治之堕落，风俗之偷窳，将有不堪设想者。 ②民国四年（１９１５年）成都部分学人创办的《世界观》杂志也认为孔学即为孔教，应立为国教。
　　①　　 《孔教会序》，《孔教会杂志》第 1卷第 1号。
　　①　　 《尊孔女校开幕感言》，《时报》1913年 3月 19 日。
　　袁世凯在政治上进行帝制活动的同时，也在思想文化方面大力提倡尊孔读经。民国二年六月二十二日，他登上民国大总统的宝座不久，就发布尊孔令，宣称孔子 为万世师表 ，必须举行祀孔典礼， 以表尊崇.他还派人参加孔教会举行的祀孔大会，表示支持。随后，袁世凯相继作出祀孔礼仪应与敬天一律的特别指示；制定祀孔的具体办法；批准了在中小学修身或国文课程中恢复读经讲经的旧制度；并且，明令全国各地举行祀孔典礼。民国三年（１９１４年）九月二十八日，袁世凯亲自率领文武诸官到孔庙行三跪九叩大礼，举行大型的祀孔活动。由此，尊孔读经活动愈演愈烈。
　　袁世凯如此大力鼓吹、宣扬孔孟之道，无非是想利用封建时代的 伦理纲常 来维系人心，控制和阻止资产阶级民主共和思想的深入传播，以达到其在政治上专制独裁。当时资产阶级革命派的领袖孙中山就一针见血地指出，袁世凯的祭天祀孔，议及冕旒，司马之心，路人皆见 ③。章太炎也发表言论，指责 以孔教为国教，其名似顺，其心乃别有主张 ，并痛斥倡立孔教会神化孔子的举动，明确表示反对立孔教为国教。革命派认识到中国所谓忠孝节义等礼教，无一不与近世国家文化相违背，中国的出路不在复古而在革新，不在孔教而在科学。尽管这些驳斥尊孔复古的言论在当时显得很微弱，但毕竟揭露了尊孔教与专制复辟之间的联系，对民初这股复古逆流给予了一定的打击。
　　２。康有为的 孔教救国 论孔教会成立后，康有为被推为会长。他积极参与宣传孔教的活动是同他的孔教救国思想相关的。
　　首先，康有为主张推崇孔教，符合他君主立宪的改良主义思想。在他看来，在中国这样一个落后的国家里，要实现民族富强，挽救危亡局面，没有一个 乾纲独断 的君主实行近代立宪政抬是不行的，而政治上的君主立宪制度无疑应由传统道德观念加以维系。
　　其次，尊孔符合他 托古改制 的思想体系。他的一整套救国改良设想、措施，都是建立在对孔子学说的重新阐发之上的。抛弃孔子无异于抽去了他整个思想的精髓。
　　再次，提倡孔教与他对民初政局混乱、世风浇漓的忧虑相关。他认为民国成立虽一扫 中国数千年专制之弊 ，但 纪纲尽废，法典皆无 ， 触于目者，悍将骄兵之日变也，都督分府之日争也，士农工商之失业也，小民之流离饿毙也 ，如此 惨状弥布 ，几近 栋折榱坏 ，他实在 不能忍而不言.①于是民国成立不久，他即在《不忍》杂志和《孔教会杂志》上撰文，大声疾呼：以孔教救国！
　　②　　 《孔教问题》，《时报》1913年 12 月 22 日。
　　③　　 《中华革命军大元帅檄》。
　　①　　 《中华救国论》，《康有为政论集》（下册），中华书局 1981 年 2月版。
　　康有为反复申言，在欧美发达之国，未有不立宗教，不重道德者。各国宗教均有化民成俗，扬善抑恶之功。而中国 数千年奉孔子之道以为国教，守信尚义，孝弟爱敬，礼俗浑厚，廉耻相尚 ；孔子之道 博大如天，兼备四时 ， 尊天而兼敬祖，故仁孝并　　重 ； 敷教在宽，故能兼容他教而无碍 ； 兼言政治，却不碍信教自由 ①；实较它教更有优势。康有为宣称： 夫国所与立，民生所依，必有大教为之桢干，化于民俗，入于人心 ； 今欲存中国，先救人心，善风俗，拒诐行，放淫辞，存道揆法守者，舍孔教末由已。 ②康有为如此鼓吹孔子之道，还因为他认为共和制不适于中国。他认为中国 民习于专制太久，而不能骤改 ， 旧教伦理太深，而不可骤弃.他认为中国之旧法， 实中国数千年政俗所流传 ， 经累朝之因革损益，去弊除患，仅乃得之 ， 虽有专制之失，而立一统之制，其所得亦甚多也 ③。
　　中国立国数千年， 皆奉孔子之经，若一弃之，则人皆无主，是非不知所定，进退不知所守，身无以为身，家无以为家，是大乱之道也。 ④因此，在他眼里，只有中国数千年之文明、典章法律、孔子之道 合于国情，宜于民俗 ； 欲治人心，定风俗 ，应大力宣传孔子之道， 遍立孔教会 ⑤。
　　平心而论，康有为对民初政局的忧虑不无理由，他的孔教救国之论也确实是出于忧国忧民的考虑。但是，他在民主共和思想影响日渐深入的时候，去教人们转回头来遵守封建专制的伦理道德，难免有拉倒车之嫌。从客观的历史事实看，他尊崇孔教的主张无论出于何种愿望，也只能助长政治上的倒退和专制复辟的形成。因此，他的尊孔思想也就理所当然地受到革命者和发动新文化运动的进步知识分子的无情批判。
　　３。重视传统学术研究的倾向辛亥革命后，民国名存实亡的局面，也导致了部分人对西方民主共和思想的失望。从而在思想界引起了对以孔子学说为主要内容的中国传统学术研究的重视。
　　在尊孔问题上，虽有像康有为等人主张定孔教为国教的，但也有相当部分的学者主张从学理上研究孔子学说，以保持中国传统。辛亥革命后的一些报刊大多明确表示发扬中国国粹的宗旨。民国元年创刊的《中国学报》就主张 保存国粹 ， 倡导国学.该刊第七期发表了李天怀的《尊孔说》，表示要尊孔，但反对将儒学尊为国教。认为不尊孔和把孔子捧得过高都是不对的。为了给尊孔找到理由，一些主张尊孔者把孔子学说与民国以来的一些新观念附会起来。如有人认为 孔子作《春秋》实包含有世界主义、平等主义、博爱主义、非战主义，微言大意，散见于公羊、谷梁二家之师说。 ①也有人把孔子学说与 共和 加以联系，认为 孔子之政说，绝对的共和政说也。 ②
　　①　　 《中华救国论》，《康有为政论集》。
　　②　　 《孔教会序一》，《康有为政论集》。
　　③　　 《中华救国论》，《康有为政论集》。
　　④　　 《孔教会序一》，《康有为政论集》。
　　⑤　　 《中华教国论》，《康有为政论集》。
　　①　　 江瀚：《孔学发微》，《中国学报》第 1期。
　　②　　 薛正清：《孔子共和学说》，同上。
　　与《中国学报》差不多同时创刊的《学艺杂志》，也有同样提倡国粹的主张。他们认为：在欧洲文明大量输入之时， 求欧化而兼重国粹可也，弃国粹而偏重欧化不可也。数典而忘祖，舍田而耘，立见其败。 ③苌碧在《广司马谈六家要指》一文中提出： 儒家之学即教育学与政治学也；道家之学即哲学也；阴阳家之学即步算学也；法家之学即法律学；名家之学即论理学；墨家之学即社会学及自然科学；纵横家之学即交涉之学；杂家之学即各种应用学；农家之学即种植学；小说家之学即喜剧悲剧之学也。彼西土名人旦夕讲求夸为绝学者，何一非吾中国二千年前所阐发无遗者耶 ； 西学之原，始实皆窃吾周秦诸子之绪论发挥而光大之.因而他认为 学无中外，贵在适宜，如周秦诸子之学皆足与西学相印证，吾能博采兼收互为发明，则成一完全之学术不难矣。 ①民国四年（１９１５年）上海国学昌明社出版《国学杂志》。编者慨叹：开关以来，输入新学不少， 吾国先圣昔贤之留遗，因是而泯没者，岂少哉！ ②因此，创办《国学杂志》昌明国学，以学习古圣贤救国救天下之心，救国救天下之学。他们还认为经学是中国国粹之源，主张尊孔读经。该杂志第二期发表了《拟各校配置读经讲经议》，提出各学校应配置读经讲经课，每天一课时。初小读《孝经》，高小读《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和《诗经》，中学读《礼记》、《书经》，大学设经科，兼学群经。
　　一些研究传统学术的学者也活跃起来。如叶德辉于民国四年（１９１５年）
　　编成的《经学通诂》就是他在湖南尊孔读经活动中讲授经学的讲义。该书提出了读经要做到 六征 、 四知 、 五通 、 十戒.它称得上是一部经学研究著作，也是一部宣扬孔孟之道的教科书。
　　注重传统学术的思想倾向，在早期改良主义者身上也有不同程度的表现。譬如较早译介西方社会科学理论的严复，这时却认为民主共和制不适于民众觉悟还不甚高的中国。他本人也从介绍宣传西方学说，转向研究中国传统学说。他说： 鄙人行年将近古稀，窃尝究观哲理，以为耐久无弊，尚是孔子之书。《四书》《五经》固是最富矿藏，惟须改用新式机器，发掘淘炼而已。 ①显然，严复晚年认为孔子之书是值得研究的。为此，他提出在大学里设立专科研究探讨中国文化。
　　在史学领域中，《清史稿》的编撰反映了传统史学思想的活跃。作为传统正史的历代各朝的史书，在本世纪初年的新史学思潮中，曾被认作封建王朝一家一姓的史书，和统治阶级的 相斫书 一起而受到了抨击和批判。民国之后，在尊孔读经这一思想氛围中，传统的史观、史法和记载形式又有了市场。民国三年（１９１４年）北京政府国务院得到袁世凯的批准，设立了由前清东三省总督赵尔巽为总裁的清史馆，组织了百余名史家和前清遗者，如缪荃荪、柯劭忞、张尔田、吴廷燮、王树枬等，经过一番准备后，开始依易代修史之惯例编撰清史。
　　在清史采用何种体例问题上，梁启超提出要将其编修成偏重新史的体裁，以反映社会的新变化、新情况。但大部分人员以 清史为结束旧史之时，不妨依据旧史 为由，决定采用旧史体例，仿照《明史》稍有变通。全书编写历经１４年之久，于民国十六年（１９２７年）大致完稿。无可否认，这部长达５００余卷的清史巨编，自有其重要的史料价值。然而，围绕该书编撰而起的争论，不能不说是民国初年新旧思想矛盾斗争的反映。
　　③　　 慕韩：《文学与国家关系》，《学艺杂志》第 1期。
　　①　　 苌碧：《广司马谈六家要指》，《学艺杂志》第 1期。
　　②　　 倪中轸：《国学杂志序》，《国学杂志》第 1期。
　　①　　 《与熊纯如书》，《严复集》。
　　（二）新文化运动的兴起
　　辛亥革命后的复古倒退，引起人们的反思。一些目光敏锐、思想激进的知识分子意识到：单纯的政治革命尚不足以救治中国，原因在于多数国人思想守旧，迷信盲从，无独立性，无自觉心， 立宪政治而不出于多数国人之自觉、多数国民之自动 ，与封建政治、奴隶政治没有两样①。因此，若想保住共和制度、实现真正民主，应该首先培养国民的自觉自动精神。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大力宣传现代文明意识，批判传统文化中的腐朽观念。民国四年（１９１５年）九月十五日，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第二卷起更名《新青年》。以此为主要阵地，一批新型知识分子发起了一场旨在更新民族文化、塑造新的国民性格的新文化启蒙运动。
　　１。民主与科学思想的宣传陈独秀（１８７９- １９４２年）谱名庆同，官名乾生，字仲甫，安徽怀宁（今安庆）人。自幼聪明、顽皮，感情易冲动，不怕鬼神，不畏强暴又同情弱者。
　　１２岁始读八股即生鄙夷之念。青年时值戊戌变法，阅《时务报》，深为所感。
　　又悉闻八国联军入侵，目睹沙俄士兵在东北烧杀淫掠，遂产生爱国救国之志。
　　自２２岁赴日留学开始，十几年间他用心最多的是两件事：参与组织革命团体，从事民主革命运动和编撰报刊，传播新知，牖启民智，宣传爱国革命。
　　民国三年（１９１４年）他在日本协助章士钊编辑《甲寅》杂志时，结识了高一涵、李大钊、易白沙、张东荪等。同年１１月，在《甲寅》１卷４号发表《爱国心与自觉心》一文，冒不爱国之恶名，恺切陈述爱国真义和自觉心之重要，被誉为 汝南晨鸡先登坛唤.正是这样的执著追求民主，勇猛无畏，使他成为在民国后政治、思想最黑暗的年代里奋起反击专制复古逆流，向千百年来封建文化发起挑战的急先锋。而民主与科学则是他用以启迪民智、反击传统的主要武器，也是新文化运动中的两个最为响亮的口号。
　　所谓民主，原本包括民主精神和民主制度两方面内容。但在产主现代民主观念与制度的西方国家，就价值观方面来说，有的重平等，有的重自由；就政治制度说，有的实行共和，有的实行立宪。这种情况对于引进民主观念的中国人不能不产生影响。一般来说，戊戌前后严复、梁启超等人从民族危机、国民智力程度出发，强调发挥个人能量的自由与国家统一富强的一致性，因而在思想上从事启蒙，在政治上则主张君主立宪或开明专制。戊戌至辛亥期间，邹容、孙中山宣传自由平等是为政治革命，建立共和国家造舆论。他们大多未从改造整个民族文化角度考虑民主的意义。新文化运动的发动者是在吸收前人对民主的认识，解决新时代提出的课题的基础上进行民主宣传的，他们不仅认识到具有现代民主观念的个性人格与现代民主制度不可分割的关系，也认识到树立现代民主观念与打破整个封建文化权威影响之间的密切关系。因此他们注重的是民主的价值观念与政治观念的统一；强调树立现代意识和批判传统观念的统一。
　　①　　 陈独秀：《吾人最后之觉悟》，《青年杂志》第 1卷第 6号。
　　新文化运动宣传的民主价值观念，首先是个人独立自主观念。陈独秀指出：近世以来欧洲历史被称为 解放历史 ， 解放云者，脱离夫奴隶之羁绊，以完其自主自由之人格之谓也。 那么，怎样才算有独立自主的意识呢？
　　陈独秀等人认为：他应该认识到　　　　　　个人的生存价值： 人间百行，皆以自我为中心，此而丧失，他何足言 ；他应该具有特立独行的精神： 青年立世，要当纵横一世，独立不羁 ；要作 世上最强有力的人 ，就是作那 最孤立的人 ；他应该独立思考，独立判断，敢于怀疑，破除迷信，凡事 求诸自心之真知灼见 ，勿盲从先贤圣人；他应该勇于进取，对社会 担干系，负责任 ， 应战胜恶社会，而不可为恶社会所征服 ；他应该有自治能力， 以勤力战惰性 ， 以大己战小己 ， 以人道战天行.所有这些从不同侧面体现出我有手足，自谋温饱；我有口舌，自陈好恶；我有心思，自崇所信，绝不认他人之越俎 ， 一切操行，一切权利，一切信仰，唯有听命个自固有之智能 的自主自立人格。这正是陈独秀等人理想中新型青年暨共和国民应具备的人格。
　　《新青年》创刊伊始即申明： 批评时政非其旨也。 但这个 时政 大抵是指现实中的政治问题，而不是指民主政治理想或观念。事实上，新文化运动的发起者们大力宣传独立自主价值观念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要在中国保住共和，实现 真民主.为此，他们一方面反复论证 共和国家与青年之自觉 之间的关系，强调民主共和 果能实现与否，纯然以多数国民能否对于政治自觉其居于主人的主动的地位为唯一根本之条件.与此同时，他们也十分注意民主政治观念的宣传。这种宣传大体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针对政治上出现的专制复辟活动，指出共和民主为世界政治进化之潮流，中国政治 万无超越此轨道逆此潮流之理 ；第二，批评 贤人政治 ，斥其 与专制同其界说 ；宣传由人民 自居于主人的主动的地位 ， 自进而建设政府，自立法度而自服从之，自定权利而自尊重之 的 自由的，自治的国民政治 思想；第三，辨明共和国家言论自由，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政府体　　　　　现人民意志、人民参政等原理。总的说， 自主的 人格观念与 自动的国民政治 观念构成了新文化运动所高扬的民主 观念的两个方面。将这二者联系起来看待，强调它们之间不可分割的关系，正是新文化启蒙时期民主思想的时代特色。
　　科学亦是近代以来即为进步知识分子关注和提倡的，它包括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科学精神、科学方法等多重内容。新文化运动的发动者着眼于科学对塑造新的国民性格，改造民族文化精神所具有的意义。 科学者何？吾人对于事物之概念，综合客观之现象，诉之主观之理性而不矛盾之谓也- -这实际上指的是一种认识与实际相结合的思想方法。它与迷信、盲从相对立，因而是反对封建主义和专制迷信思想的武器。从这个角度说，它与独立自主的民主价值观有着同样的功能。正是在这种科学观的指导下，新文化运动的发起者们将生物进化论、创造进化论、实证主义、实用主义以及互助论、唯物主义……都作为 科学 ，介绍到国内，并运用这些观念分析各类问题，指导文化革命、政治革命、社会革命的运动。不过，在这类科学思想方法以外，他们也介绍过一些西方自然科学家的思想和一些自然科学知识。
　　民主与科学都不是中国社会原有的概念，新文化运动的发动者把它们作为现代中国人和中国社会必须具备的观念大力宣传，极大地促进了中国社会的思想解放，推动了中国思想文化的变革。但是，中国在当时尚远没有具备滋养这类现代观念的土壤。时人受传统的教化成俗意识的影响，对于观念变化与物质世界变化的依赖关系认识不足，对于民主、科学观念本身的认识亦相当肤浅，加上中国特有的政治本位传统和民族危亡的时局，以及后来世界思想潮流的发展变化等原因，使得这两个现代观念在后来很长时间里，未能如新文化运动发起者所期望的那样，成　　　为中国人和中国文化价值观念的核心内容。
　　２。对传统文化的猛烈批判新文化运动的发动者清楚地意识到，中国传统文化中道德理论说教已经深深浸淫于国民精神世界。如果不对传统的伦理道德、价值观念进行彻底整肃、洗汰，便无法使新的文明观念立足，新的国民性格也就无从建立。而且，袁世凯、张勋一类政治野心家，正是欲借助那些传统观念牢笼人民思想，从而达到独裁、专制的目的。因此，他们在宣传民主与科学的同时，对传统文化进行了猛烈批判。
　　陈独秀是首先向传统学说发难的人，他在《新青年》１卷３号《抵抗力》一文中将 老尚雌退，儒崇礼让，佛说空无 的 学说之为害 ，与 专制君主之流毒 及 统一之为害 并作造成国人 根性薄弱 的三个原因，发誓要 以热血荡涤此三因.他进而指出： 儒家三纲之说，为一切道德政治之大原 ， 三纲 之说使臣、子、妻成为君、父、夫的附属品，而丧失其独立自主之人格；忠、孝、节三者是 以己属人之奴隶道德.他号召青年 其各奋斗以脱离此附属品之地位。以恢复独立自主之人格。 ①民国五年（１９１６年）十月，为批驳康有为致书黎元洪、段祺瑞要求在宪法中保留孔教与 拜圣 之礼的提议，他接连发表《驳康有为致总统总理书》、《宪法与孔教》、《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再论孔教问题》等数篇文章及通信。
　　他指出：孔教不是宗教，即勉强称为教，立为国教是与信仰自由之说不符；并且 孔教与帝制，有不可离散之因缘 ；独尊孔氏，将造成学术思想之专制， 其湮塞人智，为祸之烈，远在政界帝王之上 ①。孔子之道与共和宪法相抵触，与新社会、新国家、新信仰不相容；以孔子之道为修身大本与民国教育精神不合；孔子生长在封建时代，所提倡之道德为封建时代之道德，所垂示之礼教为封建时代之礼教，所主张的政治为封建时代之政治。 封建时代之道德、礼教、生活、政治，所心营目注，其范围不越少数君主贵族之权利与荣誉，于多数国民之幸福无与焉。 ②有鉴于此，他认为 非独不能以孔教为国教，定入未来之宪法，且应毁全国已有之孔庙而罢其祀。 ③这实际上是提出了砸烂孔家店的口号。
　　易白沙（１８８６- １９２１年）是较早从孔子学说如何被封建统治者利用的角度提出问题的。他指出：先秦孔学 不过九家之一 ，汉代以下，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所谓尊孔不过 利用孔子为傀儡，垄断天下之思想.其所以至此，是因为孔子之道有其被利用的因由：其一， 孔子尊君权，漫无限制，易演成独夫专制之弊 ；其二， 孔子讲学不许问难，易演成思想专制之弊 ；其三， 孔子少绝对之主张，易为人所借口 ；其四， 孔子但重作官，不重谋食，易入民贼牢笼。 他说： 二千余年尊孔之大秘密既揭破无余 ，国人欲祈祷孔子 正人心，端风俗，励学问 ， 瞽说也.④
　　①　　 《一九一六年》，《青年杂志》第 1卷第 5号。
　　①　　 《宪法与孔教》，《陈独秀文章选编》（上册）。
　　②　　 《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同上。
　　③　　 《再论孔教问题》，同上。
　　吴虞（１８７１- １９４９年）从家族制度与封建专制主义之间关系方面批判孔子之道。他以史书上所载大量材料证明孔子及其弟子 认孝为百行之本 ；指出 孝之范围无所不包 ，因而成为二千年专制政治与家族制度的 联接之根干 ；家族制度与专制政治 遂胶固而不可分析 ①；将孝与忠联系起来， 也就是教一般人恭恭敬敬的听他们一干在上的人愚弄，不要犯上作乱，把中国弄成一个' 制造顺民的大工厂'②。他进一步分析礼与孝的表里关系，指出： 以家族的基础为国家的基础 ，便彻底剥夺了人民独立之自由，一个人即使摆脱社会上的束缚，终脱不开家族圈的牢笼， 终不能脱离宗法社会.他还列举了历史上大量因孝活埋其子，自割其身的例子，以及由孝演成的纳妾，溺女，婚姻徒为传宗接代之具的事实。这样吴虞的批判就从理论对比分析层次展拓到历史实证的层次，从外在的表面深入到内里的实质。
　　吴虞对礼教 吃人 的认识，部分地来自于鲁迅小说《狂人日记》的启发。《狂人日记》借一个狂人之口，揭露了 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写着' 仁义道德' 几个字 ，而 从字缝里看……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 吃人'.它第一次揭露了封建道德吃人的本质。
　　新文化运动在砸烂孔家店的同时，还对千百年来束缚人心、戕害性灵的鬼神迷信观念，以及旧文学、旧戏剧等进行了猛烈的批判，并且开展了以白话文代替文言文，以现代人道主义文学、写实文学取代 文以载道 的 桐城 、 八股 的文学革命。所有这一切都是为新文化的确立扫除障碍。由于文化问题本身的复杂性，他们的批判免不了带有一些矫枉过正，或以偏概全，或失之主观的地方，但是，首先他们所批判的传统文化主要是儒家的道德观念，并非整个中国文化。批判者如吴虞甚至屡屡征引老、庄、墨子等学说思想作为批判武器。其次，即使对于儒家本身所批判的也主要是其中的纲常礼教观念。至于孟子的 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之语，勤、俭、廉、节、诚、信等价值观念，以及儒家的 大同 理想等常为新文化运动发起者们借用。再次，新文化运动发起者的潜意识里存在着道德价值取向，借思想解决问题的行为方式取向等等。这些因素决定了新文化运动的反传统是有限度的。
　　然而，新文化运动在民国思想史上的意义却是十分巨大的：它反映了近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在思考中西方差距，寻觅救国道路的过程中，继器物、制度之后，在精神文化层面的觉醒；它对以儒家学说为代表的传统观念的深刻揭露，大大动摇了传统意识形态在知识分子心目中的地位；它影响和造就了一大批具有自由观念、开放意识的知识青年；它为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现代思想的大量输入打开了大门，同时也就为民国思想在一个新的氛围里，新的层次上的更新发展创造了条件。
　　④　　 《孔子平议》，《新青年》第 1卷第 6号、第 2卷第 1号。
　　①　　 《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论》，《新青年》第 2卷第 6号。
　　②　　 《说孝》，《吴虞文录》卷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