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思想史之民国思想概述

民国思想概述
　　民国思想是中国思想发展史上重要的阶段之一。本书以民国时期哲学、文化及史学思想的历史发展为基本线索，概述民国思想史的大致趋势及一般面貌。
　　辛亥革命建立的中华民国，开创了中国历史的一个新时代。但民国的成立并没有结束清末以来持续进行的东西文化、新旧思想的争论，相反，却使这种争论更为普遍化、深入化了。民国初年，伴随政治上的动荡局势和帝制复辟的酝酿，思想界一度出现尊孔复古逆流，孔教会的成立、康有为 孔教救国 的宣传、舆论界 昌明国粹 的呼吁、学术界注重传统风气的抬头，凡此种种，都与民国精神不相吻合。与此同时，民国局面的不如人意，促进了另一批知识分子的深刻反思，引发了进一步宣传民主、科学，猛烈批判传统的新文化启蒙运动。
　　新文化运动的发动者是在吸收前人思想成果的基础上，从事他们的启蒙工作的。他们宣传的民主包括民主政治、民主精神两方面的内容，而尤重个性解放、人格独立。他们宣传的科学包括自然科学知识、科学精神与科学思想，而尤重科学的原则与方法。他们对传统儒家道德思想的批判比前人来得更猛烈、深入，从而使民主、科学观念得到了广泛的传播，使传统文化、伦理、道德及人生哲学等观念受到沉重的冲击，为西方现代思想的大量　　　　　传入打开了局面；同时提出了传统思想若要继续生存，必须改革自身这一现代中国思想发展应当面对的重要问题。
　　蔡元培在北京大学进行的改革和五四运动的发生，推动了新文化运动的深入发展。众多新刊物的出现为新思潮流行范围的扩大提供了条件。前期《新青年》杂志即已开始的输入西方文化思想的工作，到民国八年（１９１９年）以后，得到迅速扩展。西方不同国家、不同派别、不同时代的思想家和思想观念纷纷被介绍到国内。其中，杜威的哲学、马克思主义、罗素哲学、托尔斯泰与克鲁泡特金的思想、柏格森与杜里舒的哲学尤为引人注目。
　　杜威哲学以强调真理的相对性、实验性和实用性为特征，具有破除专制迷信，促进思想解放的价值与意义，比较适合 五四 时代知识分子反思传统、确立科学思想原则的需要，对时人有较强的吸引力。胡适以简洁明快的语言，系统介绍实验主义的历史发展、主要内容及杜威思想的精髓，加上民国八年至十年（１９１９- １９２１年）间杜威本人在华两年多的讲学，使实验主义哲学在当时产生的影响，超过其它任何派别。
　　马克思主义是在民国八年以后输入和传播的，并很快在社会政治思想和学术思想两个范围内产生效应。作为无产阶级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它在一部分新文化运动的领导者及青年学生中建立起一种新的信仰，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作为一种世界观和方法论，它则在哲学、文化、史学、文学、社会学等诸多学科领域产生了广泛影响。
　　罗素有着渊博的学识和闻名国际的声望，他在华９个月讲学所得到的舆论推崇，不亚于杜威。但由于他的理论哲学偏于高深，又加上他的政治思想摇摆于社会主义与自由主义之间，因此限制了他的哲学在中国产生影响的范围。
　　此外，托尔斯泰、克鲁泡特金的思想是中国无政府主义思想的理论来源。
　　柏格森的生命哲学和杜里舒的生机主义哲学为民国史上后来的唯心主义哲学等提供了理论依据。
　　众所周知，上述各派思想观念不同程度地为不同立场、不同派别的中国人所接受，形成了中国历史上少有的诸派并立、百家争鸣的局面。同时，由于各派别在一些众所关心的问题上的矛盾，从而引发了 问题与主义 、马克思主义与基尔特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以及科学与人生观问题等一系列论争。
　　在西方思想大量传入国内的同时，针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弃取，西方文化的采择，中国文化未来的出路等问题，不同的派别之间亦展开了一系列的争论。从新文化运动初期《新青年》与《东方杂志》的对垒，到民国八、九年间有关 调和 问题的讨论；从梁启超《欧游心影录》的发表，到围绕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展开的争论；从学衡派、甲寅派的相继出现，到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文化问题的阐发；一直到２０年代中期，民国思想界俨然形成了以梁漱溟、梁启超、梅光迪、章士钊等为代表的东方文化派，以胡适、常乃德、张东荪为代表的西化派和以中共党人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文化派之间的对立。
　　与上述情况相联系，民国十年（１９２１年）前后，史学界继本世纪初梁启超宣传 新史学 之后出现了波及面宽阔的新史学思潮。１９世纪末到２０世纪初在西方逐渐活跃起来的新史学理论系统的介绍和唯物史观在较广范围的传播，构成了这次新史学思潮的主流，并由此推动了史学思想与观念的进步和发展。
　　如果说，民国初期到２０年代末期中国思想界的变动主要表现在对西方思想的引入、介绍、疏解和一般地运用方面，那么，由　　　　　３０年代开始，借鉴西方思想，结合中国传统文化与现实社会实际的需要，形成自己的思想体系，便成为中国思想发展的主要趋势。这类新体系的形成，大体表现为两种方式：一是以西方思想为主体，根据中国人自己的理解或中国社会的需要，对其加以再创造。如张东荪的哲学糅和康德、柏格森、詹姆斯等人的理论，以注重认识为特征，形成了唯心主义的多元认识论和泛架构主义的本体论；叶青的哲学以辩证法立言，提出了哲学消灭论、科学与哲学统一论、物质与观念统一论和思维科学创立论；艾思奇、李达、毛泽东分别从不同角度，以不同方式，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社会学、认识论与辩证法作了系统归纳和阐发。二是以中国传统哲学为主体，借鉴西方科学方法，对其加以更新改造，如冯友兰借鉴西方的逻辑分析方法，运用中国传统的理、气等概念，对宇宙本体作出新的解说，并在此基础上创立了 新理学 体系；贺麟借鉴黑格尔哲学，就 心 的概念、知行关系等问题，对宋明理学特别是陆王心学作了新的阐释；熊十力运用中国传统儒学、佛学概念解释西方哲学中的基本问题，提出了 体用不二 、 翕辟 成变、心性与本体合一等学说；蒋介石、陈立夫鉴取西方法西斯主义与生命哲学观念，对传统儒家的人生哲学和王阳明 致良知 等学说进行了改造，提出了以 仁 为目标、 诚 为动力、 忠 、 孝 为主要内容的 力行哲学 和 唯生论 哲学。
　　在文化思想方面，这一时期先后出现了陈序经的较为系统的 全盘西化 论和中国文化建设协会与 十教授 的 中国本位文化建设 主张。在史学方面，民国二十年前后开始的社会性质与社会史论战，推动了唯物史观在社会与历史研究中的进一步运用。以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成果和吕振羽、范文澜、邓拓、侯外庐等人对历史理论与历史过程进行探讨的成果为标志，形成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派；而傅斯年史料学思想的提出与实践则代表了中国现代非马克思主义史学派的成熟。
　　纵观民国３８年间的思想发展史，可以看出其始终贯穿着东西文化、新旧思想的抉择弃取问题，这是民国思想发展过程中的第一个显著特征。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的矛盾，新思想与旧思想的冲突，是晚清以来中国思想界一直面临的重大问题。与以往不同的是，在民国时代大部分时间里，中国思想界呈现出明显的西方思想（包括马克思主义）占上风的趋向和传统思想改造更新的趋向。关于前者，民国八年以后新思潮广为流行与西方思想大量涌入反映出的趋新时尚；民国十二年（１９２３年）科学与人生观问题论战中科学派占据压倒优势的状况；３０年代在西方思想观念基础上展开的哲学问题论争等可为其证明。关于后者，民国八年西化派胡适提出以科学的方法整理国故主张；同期梁启超倡导以科学知识与科学精神医治传统学术的弊病；梁漱溟有关吸取西方文化精神， 批评的把中国原来态度重新拿出来 之说；及至３０年代冯友兰等对传统哲学所作的改造等可为其证明。西方文化对中国人来说固然是 新 ，经改造而更新的传统思想亦可说成为 新.由这个角度，民国思想史可以说是中国思想从传统走向现代的更新过程。
　　如果说汉武帝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至宋儒发明理学、重光道统，中国近二千年的思想基本上是以儒学经典的释扬为其主干的话，那么，民国以来思想的发展，特别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传统儒家思想的猛烈冲击，则开创了３０余年的思想多元化格局，这是民国思想发展过程中的又一个显著特点。
　　民国史上的思想多元化不仅表现在各不同学派的独立发展，而且尤其表现在不同派别、不同观点在众多问题上的争论。民初有复古尊孔与宣　　　　传新文化反孔之争，民国八年前后有东西文化之争，２０年代有中国古史讨论，３０年代有哲学问题论战和围绕中国本位文化建设与全盘西化理论展开的论争，连同前面提到的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思想观念的多次论争、科学与人生观问题论争等等，可以说，民国思想史是一部充满论争的历史。
　　思想多元化及各派之间的频繁论争，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民国时代思想发展与政治局势和政治斗争关系密切的事实。这是民国思想发展过程中的第三个特点。形成这一特点的原因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近代以来中华民族一直面临被列强宰割瓜分的危局，民国时期，这种形势并未根本解除。到民国二十年（１９３１年）和民国二十六年（１９３７年）更相继发生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进而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之事。应该说，正是对挽救国家、复兴民族道路的追求，加快了民国思想更新的进程。同时，中国人在追求真理时认识的觉醒和在救亡斗争中情感的充溢一起融进他们的思想之中。另一方面，民国时期始终没有形成政治统一的局面，原有的和继起的政治派别为实现各自的理想、主张，在从事政治、军事斗争的同时，亦十分注重思想上的斗争，这便使思想界的很多论争明显掺入政治色彩。到３０年代以后，这种色彩愈来愈浓，以致立于政派之外的思想派别也多被卷入带有政治气味的思想论争。这种现象对民国及后来思想的发展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