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经济史之西汉中期社会经济的繁荣与变革

西汉中期社会经济的繁荣与变革
　　（一）汉武帝加强中央集权的经济改革
　　经过西汉前期社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到汉武帝即位之时国民经济已相当繁荣。但在社会经济繁荣的同时，不利于统一帝国的经济因素也日益增长。
　　如地方豪强、富商大贾的势力迅速发展，土地兼并日趋严重；匈奴等周边民族政权对汉境的骚扰、掠夺不断升级；统一帝国面临着重新瓦解、分裂的危险。可见西汉前期的无为经济政策虽然有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但不利中央集权统一国家的巩固。早在文、景时期，一些有远见的经济思想家曾指出当时已经潜伏着瓦解统一帝国的种种危险，要求制定新的经济对策以加强中央集权的统治。于是，这些经济思想家拉开了西汉统治集团进行经济改革的序幕。
　　１。从无为经济到有为经济的转变贾谊（公元前２００年- 前１６８年）和晁错（？- 前１５４年）都是文、景时期著名的经济思想家。贾谊出生于洛阳，曾是儒家荀子学派传人吴曾的弟子，在汉文帝时担任过博士、中大夫、诸侯王太傅。晁错为颖川人，曾先后学习 申商刑名 和今文《尚书》，汉文帝时任博士、太子家令、中大夫，景帝即位后拜错为内史、御史大夫。他俩透过 文景之治的繁荣景象，洞察出无为政策掩护下日益滋长起来的不稳定因素，正在危及统一帝国的安全。为了及时克服自由泛滥的不良影响，使封建经济朝着有利于中央集权的方向发展，贾谊和晁错针对社会现实，提出了一系列的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
　　他们的经济思想代表西汉王朝的经济政策从无为到有为的变革。
　　（１）防备匈奴的经济策略西汉文、景时期，匈奴不断侵扰边境构成统一帝国严重的外部威胁。汉初国力不足，对其采取屈辱性的和亲政策，并 岁致金絮采缯以奉之.但匈奴并未因此而停止对西北边境的侵扰，甚至当时有些诸侯王还和匈奴贵族勾结，企图颠覆西汉政权。因此，如何解除外族对统一帝国的威胁，形成汉王朝必须变革图强的外在压力。随着文帝时期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统治阶级要求制服匈奴的愿望更加强烈。贾谊提议通过国家垄断铸币来控制、聚集社会财富，诱使匈奴人民归附朝廷，以瓦解敌方势力。贾谊还吁请文帝改变对匈奴的无为放任政策，积极采用经济手段积蓄实力，分化匈奴阵营，达到最后战而胜之的目的。同时，晁错也上书《兵体三章》，陈述了制服匈奴的基本方针。接着，他又向文帝提出《守边备塞？劝农力本，当世急务二事》，提出逐步制服匈奴的具体措施，把移民 守边备塞 和开垦边地 劝农力本 两件大事连同一起解决。
　　守边备塞 是摆在当时统治集团面前的一大难题。早在秦王朝时就采取了征发远方戍卒备边和移民实边两种办法。但秦统治者只是依仗行政暴力强制推行，终于激起民变。晁错认真地总结了秦王朝速亡的经验教训，并从申商刑名之术中得到启示，提出了通过物质利益诱导移民戍边屯垦的新方案。他建议组织移民首先必须在边境选择好地点， 相其阴阳之和，尝其水泉之味，审其土地之宜，观其草木之饶。然后营邑立城，制里割宅，通田作之道，正阡陌之界，先为筑室，家有一堂二内，门户之闭 ，且置家具田器。
　　接着依次招募 壮有材力 的罪人，免徒复作奴婢以及自由民前往， 皆赐高爵，复其家。予冬夏衣，廪食，能自给而止。 总之，晁错的徙民实边政策既考虑到封建国家的长远利益（如开垦边疆、省屯戍费等），又从当时的实际情况出发，顾及徙民的 人情 和物质利益，有其实用价值。因此，文帝采纳了晁错的建议， 募民相徙以实塞下，使屯戍之事益省，输将之费益寡，甚大惠也.①当然，晁错移民实边政策的经济意义并不仅仅如此，它还反映了统治阶级企图在全国范围内统一组织社会生产，平衡发展各地经济的战略意图。根据《史记？货殖列传》等篇的记载：西汉前期农业生产最发达的地区是关中、蜀汉、三河、齐鲁等地，这是一处东西走向的狭长地带。除比邻关中的蜀汉地区外，大体是沿着黄河及其主要支流而形成的农耕区。由于这一地带具有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加上历代统治阶级的长期经营，出现了 土地小狭，民人众 的现象。何况 逮文、景四、五世间，流民既归，户口亦息 呢？
　　所以随着人口的不断增长，将使这一地带的土地问题更加严重。而当时统一帝国的西、北疆和南疆，大多是地广人稀的地区。这些地区限于自然地理条件等因素，都是单家独户的小农无法自行开垦的地方。如果要改变这种人口分布不均的状况，封建国家必须动用一定的人力、物力才能做到。当时晁错也考虑到这种情况，故他在上书时说： 使（徙民）先至者安乐而不思故乡，则贫民（包括破产失去土地的小农）相募而劝往矣。臣闻古之徙远方以实广虚也 云云，正表达了晁错希求封建政权在广大国土内统筹安排、调配人口、平衡发展各地农业生产、 劝农力本 的战略思想。因此晁错移民实边经济政策在中国古代封建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到汉武帝时期，西汉王朝即配合进击匈奴的军事行动，实行大规模的军屯和徙民实边。
　　（２）抑商政策的新途径文景时期，自由泛滥起来的商品经济是瓦解统一帝国的内在危险。汉高祖曾经制定由国家统一规划的产品分配方式： 量吏禄、度官用，以赋于民.但在无为放任政策下，商品经济的发展参与社会产品的再分配，猛烈冲击着封建统一国家的社会经济秩序。出现了富商大贾 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过吏势，以利相倾 的局面，引起商人兼并农人、农人背本趋末的严重社会后果。说明商品经济正在侵蚀统一帝国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以小农为主体的封建自然经济。贾谊和晁错都已察觉到这一潜在的危险，故大声疾呼改变无为放任政策，采取新的经济措施来压抑商品经济的发展。
　　贾谊曾上《论积贮疏》说： 今背本而趋末，食者甚众，是天下之大残也 ，必须 殴民而归之农，皆著于本，使天下各食其力，末技游食之民转而缘南亩，则畜积足而人乐其所矣.他还针对文帝时期允许民间私自铸造钱币的危害，提出把铸币权收归国家的主张。贾谊认为私铸不但助长了地方豪强、富商大贾的经济势力，而且必然一时引起各地铸币轻重不一，相互折算， 大为烦苛 ，影响国家财政职能的正常运转。贾谊还特别强调私铸严重妨碍农业生产的发展。由于铸钱获利丰厚，所以人们不愿务农而从事采铜铸钱，那些铸钱的工商业巨富也乘机招引大批社会劳动力，使人们 释其耒耨，冶熔炊炭，奸钱日多，五谷不为多等等。因此，贾谊上书文帝，坚决反对 放铸 ，必须由中央统一铸钱。但他不赞成专靠法律力量禁止地方私铸，建议由国家垄断币材， 勿令铜布于天下 ，从而达到禁止私铸的目的。
　　①　　 《汉书？晁错传》。
　　贾谊还指出，国家实行铜垄断有七大好处，其中提到：由国家垄断币材，可使 采铜铸作者反于耕田 ，充实农业战线。而且， 铜毕归于上，上挟铜积以御轻重，钱轻则以术敛之，重则以术散之，货物必平。 即由中央控制铜资源，就能调节市场铜币与商品的比价。如果商品价格高，钱币比价低，则由中央政权采取措施回笼货币，以提高币制，平抑物价；如果商品价格低，钱币比价低，则由国家多向市场投放货币以提高物价，最终达到稳定商品价格的目的。贾谊还认为，由国家垄断币材， 以临万货，以调盈虚，以收奇羡，则官富实而末民困.①即由国家利用货币来控制商品市场的价格，并通过直接经营商业以获取大量商业利润，从而增加国库收入，打击 末民（商人） 的势力。
　　贾谊的建议虽未被文帝采纳，但他提出了由国家直接干预经济领域，推行抑商政策的新举措。贾谊在《谏铸钱疏》中，继承先秦时期的 轻重 概念，开始创造性地运用到中央集权国家控制经济活动的问题上。他所倡导的通过垄断铸币 以御轻重 的理论，到汉武帝时期得到充分的发展和运用。
　　如前所云，晁错也提出了抑商政策的新举措，即 贵粟政策.晁错向文帝上《论贵粟疏》说： 夫珠玉金银，饥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众贵之者，以上用之故也……粟米布帛生于地，长于时，聚于力……一日弗得而饥寒至，是故明君贵五谷而贱金玉.这段话虽然错误地认为货币的价值是由王权赋予的，具有货币名目主义的观点，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又表达了王权可以运用国家的权力影响商品价格的思想，这正是晁错实行 贵粟 政策的理论根据。
　　文帝从晁错之言，修卖爵令后，虽然从商人身上挖出了大量钱财，使国家和农民都得到好处，但商人因此而得到爵位，大大提高了自身的社会地位，从而为取消商人不得做官的禁令，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到汉武帝时期，封建国家起用大批商人作官，为国家经营管理工商业，以达到抑制民间商人之目的，就是沿袭贾谊、晁错的抑商政策新思路发展而来。
　　（３）削弱诸侯王的经济势力文景时期，无为政策下的诸侯王国更是统一国家陷入分裂的巨大危险。
　　当时匈奴贵族、诸侯王和富商大贾不约而同地串联起来。《汉书？淮南王传》载，历王长曾 谋使闽越及匈奴发其兵 ，而富商大贾也往往 交通王侯 ，三者组成瓦解封建统一帝国的联合阵线。因此，贾谊和晁错在试图制服匈奴、打击富商大贾的同时，强烈要求削弱诸侯王国的经济势力。当时诸侯王拥有多种经济特权，可以在封国内征收田租、算赋、口赋、赀赋、市税、山泽税等各项赋税，能够自行开发山泽资源，进行开山鼓铸、煮海为盐等经济活动，还可以在王国内征发徭役、兵役，随意支配本国的所有收入。随着文、景时期社会经济的发展，占据关东半壁江山的诸侯王逐渐形成一股足以和中央政府对抗的政治经济势力。如文帝三年（公元前１７７年），济北王兴居乘文帝亲自迎击匈奴的机会，发兵叛乱，事败自杀。
　　因此，具有半独立状态的诸侯王国的存在，不仅促长了封建割据势力的恶性膨胀，而且根本不可能使社会经济纳入有利于巩固封建统一国家的运转。当时的诸侯王国是封建专制统一国家进行政治经济集权的主要障碍。
　　①　　 《汉书？食货志下》。
　　文帝初期，年青敏锐的贾谊就已觉察到中央政权与诸侯王之间的矛盾发展到严重程度，必须采取有效措施来削弱诸侯王国的势力。他上《治安策》说： 欲天下之治安，莫若众建诸侯而少其力。力少则易使以义，国小则亡邪心。令海内之势，好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从，诸侯之君不敢有异心，辐凑并进而归命天子。 认为只有通过 众建诸侯 ，减少他们的封地，削弱其经济力量才能够加强中央集权的统治。文帝十六年（公元前１６４年），晁错根据当时形势的发展，提出 宜削诸侯事，及法令可更定者，书凡三十篇。孝文虽不尽听，然奇其才。 至景帝时，中央政权和诸侯王的矛盾冲突已达到一触即发的地步。故晁错再次上《削藩策》，直接了当地指出： 今削之亦反，不削之亦反。削之，其反亟，祸小；不削，反迟，祸大。 ①当楚王戊来朝时，晁错提议乘机处以死刑，可见晁错对诸侯王的斗争十分坚决。
　　景帝终于采纳了晁错的建议，先后削楚、吴、赵、膠西王的部分郡县并入汉地。这些都反映出晁错强烈要求削减一切能与中央政府对抗的经济势力，以便加强中央集权的思想。
　　以上我们从三个方面分别考察了贾谊和晁错的经济思想。这些思想都是为了克服封建统一国家面临瓦解、分裂危险而提出的经济对策。它们表明西汉统治集团在寻找政治思想统治新方案的同时，亦开始构想经济政策的新目标，希求动用封建政权的力量干预社会经济生活，使社会经济逐步按照封建统一国家的需要运转。因此，贾谊、晁错的经济思想，代表统治阶级在经济领域从 无为 到 有为 的转化。汉武帝时期，财政当权派桑弘羊的经济思想，正是沿着这一思路的深入发展。而且，贾谊和晁错初步为巩固封建专制统一国家设计出一幅田园式的经济蓝图。他们为防备匈奴提出的移民实边政策，开始冲击西北疆的畜牧业生产，抹煞各个地区不同的经济地理特征，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单一的小农经济模式。他们提出抑商政策的新措施，旨在真正压抑方兴未艾的商品经济，彻底构建起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结构。他们所提出的削藩政策，则要求政治经济权力的高度集中，以便国家控制社会经济命脉，推行一元化的经济体制。 固也，不如此，天子不尊！ 在当时社会生产力较低的状态下，要维持一个幅员广大的国土长期存在，除了推行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外，没有这样一套相辅相成的经济体制，是难以延续几千年之久的。当然，这不是他二人的主观幻想，而是当时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
　　贾谊与晁错的经济思想，既有 大同 ，也有 小异.从思想流派来看，虽然贾谊 颇通诸子百家之言 ，但基本上属于儒家荀子一派；晁错则自幼研习申商刑名之术 ，主要属于法家一派。从性格特征来看，晁错 为人陗直刻深 ，具有法家 严而少恩 的特点；而贾谊 多自伤 ，具有儒家讲求内心反省的气质。从思想方法来看，晁错多强调物质利益、术数的重要性；贾谊更看重礼乐教化的作用，其 民本 思想也比较突出。在对待匈奴的问题上，贾谊具有儒家贱夷狄、 舍我其谁也 的英雄气概，故其 对策颇疏阔，不能与晁错之深识为伦比矣 ①。在对待重农抑商的问题上，贾谊具有儒家的战略眼光，献给最高统治者的是《论积贮疏》和《谏铸钱疏》；而晁错却急功近利，其对策是《论贵粟疏》，反映出法家 可以行一时之计，而不可长用也 的实用主义倾向。在对待诸侯王的问题上，贾谊采取 众建诸侯而少其力 的渐进办法，尚不失儒家 尊尊亲亲 之义；而晁错的削藩之策，则是法家惯技，是 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 的激进方式。
　　总而言之，如果晁错能代表当时新生一代的法家，那么贾谊可代表新生一代的儒家。百虑一致，殊途同归，他们在解决如何巩固统一的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统治的问题上，不由自主地合拍了。这暗示着当时一股黄老刑名、儒法交汇的潜流，终于到汉武帝时期汇合成 外儒内法 的时代主流。
　　①　　 《汉书？吴王濞传》。
　　①　　 鲁迅：《汉文学史纲要？贾谊与晁错》。
　　２。全面经济改革政策的实施在当时政治、经济形势的推动下，年轻有为的汉武帝毅然废止黄老无为政策，以儒家积极进取的态度全面加强中央集权建设。他在即位后十余年中， 外事四夷，内兴功利 ，发动与匈奴的大规模战争，又相继征伐两越，通西南夷，穿东夷，经营西域，耗费了相当多的人力财力。同时还多次救灾、移民、塞河、穿渠、筑城， 费数巨万.加上武帝好大喜功，穷奢极欲，追求长生不老之术，建造大量离宫别馆，过着荒淫腐朽的生活，也挥霍浪费了许多钱财。如此庞大的军政费用，不但把西汉前期积累的巨额财富消耗殆尽，而且造成西汉政权严重的财政危机。据《史记？平准书》记载，自元光二年（公元前１３３年）西汉与匈奴开战十年后， 大农陈藏钱经耗，赋税既竭，犹不足以奉战士.面对国家严重的财政困难，统治集团懂得，不能单靠取之于民的赋税来解决，因为沉重的赋税容易激起民变，秦朝速亡的历史教训犹在眼前，从而迫使汉代统治集团在赋税之外另找出路。由于西汉前期工商业的发展，贾谊、晁错等人已经提出由封建国家直接经营和控制工商业的新财路，这无疑是汉武帝及其财政大臣们理想的 生财之道.在无为政策下涌现出来的许多工商业暴发户，他们不但分割一部分国家编民的剩余劳动，使农民破产流亡，而且也不支持封建统一国家的大政方针。
　　吴楚七国之乱时，汉军中的一些列侯、封君，在出征前向商人 子钱家 借债，而除无盐氏外， 子钱家以为关东成败未决，莫肯予.他们在中央政权与地方王国斗争的关键时刻，态度暧昧，首鼠两端。又当汉武帝 外事征伐 的非常时期， 而富商大贾或蹛财役贫，转毂百数，废居居邑，封君皆低首仰给。冶铸煮盐，财或累万金，而不佐国家之急，黎民重困 ①。因而使封建政权的财政危机更加严重。为了摆脱封建国家的财政困境，确保对外征伐的顺利进行；同时为了打击富商大贾势力，由国家控制社会经济领域，进一步巩固中央集权，汉武帝开展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经济改革。
　　（１）币制改革西汉初年，币制很不稳定。高祖以秦钱重难用，令民铸荚钱；高后行八铢钱；文帝更铸四铢钱，让民间自由私铸。于是，诸侯王和富商大贾乘机铸币大发横财，形成对中央政权的严重威胁。景帝削减诸侯王国势力后，于中元六年（公元前１４４年） 定铸钱伪黄金弃市律 ②，禁止民间私铸货币。但至汉武帝即位时，民间私铸货币并未完全禁止，币制仍较混乱。建元元年（公元前１４０年），西汉政府下令废止通行的四铢钱，改行三铢钱。建元五年，又罢三铢，恢复四铢钱。不过，这些改革都没有取得明显的效果。
　　①　　 《汉书？货殖传》、《史记？平准书》。
　　②　　 《汉书？景帝记》。
　　自西汉政权与匈奴开战以后，货币问题更加严重。当时不仅封建国家的财政日益困难，而且富商大贾利用货币或私铸货币大发其财，加剧了国家的财政危机。于是，西汉政权 更造钱币以澹用，而摧浮淫并兼之徒 ①，再次改革币制。
　　武帝进行的几次币制改革，铸造的大多是虚币，如白金三品，白鹿布币，赤侧五铢等，它们本身的价值大大低于官方规定的面值。所以，这些虚币通过各种方式投入流通领域后，都能使国家赢利，暂时缓和国家的财政危机。
　　但虚币的出笼引起了豪富盗铸货币的狂潮。据《史记？平准书》及《酷吏列传》所载，这一期间因盗铸而犯罪者多达数百万人。由于大量伪造虚市投入流通，物价上涨，很快吞没国家发行虚币所得到的利益，并造成新的财政危机。可见虚币的出笼不仅没有达到改善财政的目的，而且也不能真正打击 浮淫并兼之徒.按照政治经济学原理，作为最重要的商品——货币是需要垄断的。但国家垄断货币必须符合经济法则。西汉统治集团汲取多次改币失败的教训，决心由国家垄断铸币权。元鼎四年（公元前１１３年），汉武帝下令取消郡国铸钱，销毁各地私铸之钱，严禁流通。同时由中央在掌管上林苑的水衡都尉下设置三官（钟官、技巧、辨铜）铸造五铢钱，作为法定货币，通行全国。五铢钱又称三官钱，其币值与重量相符， 重如其文 ，而且制作精良，式样规整，不易盗铸。同时国家还将铜矿产区置于中央统一管理，从根本上制止了伪钱的滥造。当然，这时国家大行告缗，带来巨额收入，盐铁官营也初见成效，使国家财政状况基本好转，也是币制改革成功的重要条件。由于国家货币的统一，进一步打击了浮淫兼并之徒，稳定了国家财政，加强了中央集权，从而保证其他经济改革的顺利进行。
　　（２）剥夺富商大贾元狩四年（公元前１１９年），正当大力进行币制改革的同时，西汉政权又颁布了算缗和告缗令。算缗令规定： 诸贾人未作贳贷卖买，居邑稽诸物，及商以取利者，虽无市籍，各以其物自占，率缗钱二千而一算。即对商人和高利贷等人加征财产税，先让他们自报财产，然后每二千钱征税一算（即１２０钱）。而对工商业兼营者， 率缗钱四千一算 ①。凡不是官吏或三老、北边骑士而有轺车者，每辆纳税一算。商人的轺车每辆纳税二算。五丈以上的船只纳税一算。同时规定：匿财不报或报而不实者，罚戍边一年，并没收全部钱财。有能检举揭发的，奖给其没收财产的一半，这就是告缗令。另外重申有市籍的商人和家属不得占有土地的禁令，违者没收土地和家僮。
　　算缗和告缗令的颁行，更是直接剥夺富商大贾的财产，以解决汉王朝的财政危机。算缗钱的税率分别为６％和３％，比一般赀赋的税率高２到４倍。
　　但这对拥有丰厚家赀的工商业户来说，还是可以承受的。最严厉的是告缗令，因缗钱的多少从未进行过登记，他们随时都有被诬告抄家的危险。故告缗令遭到许多人的非议。但汉武帝在张汤等人支持下，不顾任何反对，坚决推行此法。元狩六年，令杨可主持告缗之事。当时右内史义纵反对告缗，指挥部吏逮捕杨可的属下， 以为此乱民 ②。武帝得知后，以 废格沮事 罪，处死义纵。从此，朝廷内外无异议，全国告缗之风大兴。
　　①　　 《史记？平准书》。
　　②　　 《史记？酷吏列传》。
　　元鼎三年（公元前１１４年）， 杨可告缗遍天下，中家以上大抵皆遇告.武帝命杜周处理告缗案件，一般不得平反。于是，国家没收的财物以亿什，奴婢以千万数，田地大县数百顷、小县百余顷，住宅千万间。商贾中等以上的家庭大多因此破产。可见告缗令对富商大贾的经济剥夺非常严酷。
　　通过算缗、告缗没收的财产，虽然可以缓和封建国家的财政危机，但也影响了社会生产的发展。当时 民偷甘食好衣，不事畜藏之产业 ，不愿意扩大再生产。而且，富商大贾通过算缗、告缗的打击后，转而以经营田产为主。从此，商人大都以地主的合法身份出现，他们外事田业，内殖财货，使商业资本更加紧密地依附于封建地主经济。
　　（３）实行垄断经营早在春秋时代，齐桓公任用管仲为相，为增加齐国财政收入，就提出了 官山海 ——由官府垄断经营盐铁业的政策。西汉元狩年间（公元前１２２年- 前１１７年），以汉武帝为首的统治集团正在多方设法广辟财源，他们终于接受前人的经验，实行国家垄断经营盐铁等工商业的方针。
　　元狩四年（公元前１１９年），汉武帝起用大盐铁商人东郭咸阳、孔仅为大农丞，同时重用洛阳商人之子桑弘羊，由他们三人筹划管领盐铁之事。这三人言利事析秋毫，不久就向武帝提出了一套盐铁官营的方案。建议将冶铁、煮盐收归国家经营管理，其具体办法是：在产盐区设立盐官，募人煮盐，由国家提供煮盐的 牢盆 ，产品归官府收购，并运往各地出售。同时在产铁区设立铁官，负责采冶矿石，铸造铁器，并运往各地销售；在那些没有铁矿的郡国设立小铁官，负责管理旧铁器的收买改铸，以及新铸铁器的发卖。而且严禁私自铸铁、煮盐，敢私铸铁器煮盐者，钛左趾（钳左脚），没入其器物.①汉武帝立即批准了盐铁官营的方案。派孔仅和东郭咸阳到全国各地盐铁产区，选用有管理经验的盐铁富商充任盐官或铁官，建立起全国统一的盐铁专营机构。据《汉书？地理志》统计，西汉政权先后在２７郡设有盐官３５处；在４０郡设有铁官４８处。但据有关资料考证，汉代曾在２９郡设置盐官４３处；在４３郡设置铁官５３处。②全国各地的盐铁官都统属于中央的大农令（后更名大司农），使盐铁的生产和销售全由国家垄断。
　　由国家垄断经营的商品后来扩展到酒。自古以来，上从天子下至庶民都有酿酒、喝酒的风气， 百礼之会，非酒不行 ，③说明酒的应用范围很广，酿酒业在社会经济中的地位很重要。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罗列了３４种赢利的工商业产品，就把酿酒业摆在第一位。但酿酒业以前一直是民间自行酿制和销售，由少府征收酒税。汉武帝为了进一步扩大财源，接受 少府丞令请建酒榷之议，实行酒的专卖。《汉书？武帝记》载，天汉三年（公元前９８年）， 初榷酒酤.应劭注： 县官自酤榷卖酒，小民不复得酤也。 可见酒的生产和销售都由国家垄断经营。当时西汉政权还在各郡国设置 榷酤官 ，主持官府卖酒业务。
　　《汉书？食货志上》说： 长老皆言武帝时县官尝自渔，海鱼不出，后复予民，鱼乃出。 说明武帝时曾在沿海地区组织过官营渔业生产，试图由国家垄断经营渔业。但由于官营渔业弊病多，渔民消极怠工，使渔业收入骤减，所以不久即恢复民营收税之制。
　　①　　 《史记？平准书》。
　　②　　 参看罗庆康：《汉代专卖制度研究》，中国文史出版社 1991 年版。
　　③　　 《汉书？食货志》。
　　自汉武帝时期先后垄断盐、铁、酒等商品的生产和销售以后，为国家带来了巨额的财政收入，同时也堵塞了富商大贾发财致富的主要途径，真正起到了 建本抑末 的作用。但是，实行盐铁等垄断经营必然产生官僚化倾向，出现产品低劣、价格昂贵等现象。《盐铁论？水旱》记贤良说： 县官鼓铸铁器，大抵多为大器，务应员程，不给民用。民用钝弊，割草不痛。 又说： 盐铁贾贵，百姓不便。贫民或木耕手耨，土耰淡食。 《史记？平准书》亦记载： 郡国多不便县官作盐铁，铁器若恶，贾贵，或强令民卖买之。 可见盐铁官营也产生许多消极作用。
　　（４）推行均输、平准西汉政权在实行垄断经营盐铁酒诸业的基础上，进一步控制商品市场，推行均输平准政策，以排挤富商大贾势力，谋求更多的商业利润。
　　武帝元鼎二年（公元前１１５年），以孔仅为大农令，桑弘羊为大农丞，开始试办均输。元封元年（公元前１１０年），桑弘羊为治粟都尉，领大农，总管全国财政大权。桑弘羊于是提出均输平准的全套方案，得到武帝的批准，正式在全国推行。所谓均输，就是由国家统一征购、转销、调运货物。具体办法是：由大农令在各郡国设置均输官，以地方所收赋税为本，根据市场需要征购当地物产，然后转运到外地出售牟利。通过这样辗转交换，最终把国家所需货物运抵京师。据《汉书？地理志》，千乘郡设有均输官，《史记？循吏列传》称黄霸曾补河东均输长，说明均输法在武帝以后仍然推行。
　　所谓平准，就是由国家平抑市场物价。具体办法是：由大农令在京师设立平准官，接收均输货物，按照市场物价的涨落，贵时抛售，贱时收购，调节市场供需，维持物价稳定。
　　均输、平准政策的推行，消除了郡国贡输往来烦杂、运费有时超过货物本身价值的不良现象，而且有利于调剂物资，节制市场，打击富商大贾的非法活动，增加国家财政收入，使 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但均输、平准政策在实行过程中也产生了许多弊病，如有时均输官勒买的货物并非农民所生产的物品， 释其所有，责其所无。百姓贱卖货物以便上求 ，甚至 行奸卖平，农民重苦.①汉武帝时期，除在财政领域进行了上述改革外，在其他经济领域也进行了广泛的改革。如在各地相继设立工官、服官、铜官、楼船官等，大力兴办官营手工业。在西北边境广开屯田，迁徙居民，设置农都尉、田官等，兴办官营农业。同时在经济领域继续削弱诸侯王的权势，严厉打击豪强地主的土地兼并势力等等。通过这一系列全方位的经济改革，不仅充实了国家的财政收入，支持了汉武帝经略边疆的雄图，而且也直接或间接剥夺了地方豪富的经济利益，进一步在经济领域加强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统治制度。
　　自秦始皇建立专制集权的封建统一国家后，历届统治者都在寻求建立符合封建统一国家要求的经济制度。经过汉武帝君臣们的努力，终于初步完成了这一任务，从而奠定了中国封建经济制度的基本模式。不可否认，在当时生产力较低的状况下，由封建政权垄断货币，垄断经营工商业，能够集中国家人力、财力、物力开发社会资源，扩大生产规模，提高尖端科技水平，在一定程度上促进社会经济发展。但官营工商业对社会经济的发展也具有阻碍作用。最根本的问题，就是在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封建社会中，对国民经济实行垄断经营容易违反价值规律，往往以政治冲击经济，产生官吏因缘为奸、经营不善、危害人民等种种弊端。特别是官营工商业扼杀了民间工商业的正常发展，使封建经济只能长期沿着以农业为主体的自然经济道路缓慢行进。
　　①　　 《盐铁论？本议》。
　　３。调整财政管理机构为了适应经济改革的需要，汉武帝对封建国家的财政管理机构进行了全面调整。
　　（１）中央财政管理机构西汉建国以后，因循秦制，重建了中央财政管理机构。中央政权由丞相佐助天子总揽全国财政。一般由丞相负责审核中央官署用度，监管中央和地方郡国的财政执行情况。御史大夫为副丞相，主要履行财政监察职责。御史大夫有时和丞相一道领受郡国上计，负责监察考核计簿的真伪。
　　汉武帝时期，为了加强皇权，曾一度削弱丞相的权力。当时许多财政方略皆由张汤、孔仅、桑弘羊等人提出，丞相只是例行公事而已。而且，武帝还多次亲自主持上计，谴责丞相管理财政失职。但丞相名义上仍是财政方面的最高行政长官。
　　丞相的财政属官有长史两人，协助管理财政事务。有计相、记室掾史，负责郡国上计事宜。汉武帝全面推行经济改革后，进一步加强了对全国财政制度的监察管理。于元狩五年（公元前１１８年）设立司直， 掌佐丞相举不法 ①。司直在财政方面主要监督官商平准令和均输令是否营私舞弊；国家进行工程建设时是否有人以公谋私；官吏是否弄虚作假侵吞国家财产等等。《汉书？翟方进传》云： 故事：司隶校尉，位在司直下。 可见司直地位较高，他可以指挥其他丞相属吏，全面进行财政检查，在维护国家财政纪律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
　　中央除丞相、御史府外，具体管理财政的机构依然分为两大系统：一为管理国家财政的大司农，一为管理帝室财政的少府和水衡都尉。
　　大司农：西汉初年，大司农承秦制仍名 治粟内史 ，景帝时更名大农令。汉武帝太初元年（公元前１０４年）正式称大司农。颜师古云： 司农领天下钱谷，以供国之常用。 ①具体负责征收田租、刍稿税、算赋、赀赋、更赋、过更、算缗等赋税，还经营盐、铁、酒的制作专卖，从事均输、平准等商业活动，而且管理漕运和调拨物资，负责国家官吏的俸禄、军政费用等财政开支。大司农在中央和地方都设有官吏分管各项财政事务。
　　大司农在中央的佐官有大司农中丞，主管钱谷雇佣营建。还有大司农丞，管领盐铁或官营商业。武帝元封元年（公元前１１０年），根据桑弘羊的建议，又设大农部丞若干人，管理郡国均输盐铁。大司农在中央的属官有太仓令，主收贮米粟，负责供应官吏口粮并掌管量制。还有籍田令，负责安排皇帝亲耕，并掌管籍田的收获以供祭祀。帝王亲耕籍田的古老传统，不仅可告诫人君牢记祖宗创业之艰难，民间稼穑之疾苦，而且也是封建统治集团劝农务本的特殊形式。武帝征和四年（公元前８９年） 上耕于钜定 ，②曾率领百官远至齐国钜定举行籍田大礼。
　　①　　 《汉书？百官公卿表？序》。
　　①　　 颜氏注：《急就篇》卷四。
　　②　　 《汉书？武帝纪》。
　　汉景帝时，曾设大内掌管财货，与当时掌管谷货的大农令为平行机构。
　　武帝为了加强对国家财政的集中统一管理，将大农令更名大司农，统领谷货和财货，又将大内改名都内令，降为大司农属官。都内令除主管藏钱外，还管理贡献方物，所以都内是国家钱货的积贮之所，都内藏钱被称为 禁钱 ，一般不能动用。另有斡（ｇｕǎｎ，音管）官长，原属少府，掌管铸钱。汉武帝为了理顺财政关系，于太初元年将斡官长划归大司农，协助管理盐铁酒专卖事宜。汉武帝进行经济改革后，进一步扩大了国家的财政收入。先后在大司农下设均输令总管均输事务，统领各郡国的均输官。设平准令，负责收集天下委输，平抑市场物价。天汉三年（公元前９８年），武帝置榷酤官，专管官酒的销售。为了解决军粮的供应，武帝又设军事财政官騪（ｓōｕ，音搜）粟都尉，主要负责推广军屯区的农业技术，有时也带兵打仗。另外，还有治粟都尉，主管军事费用的筹措，协助大司农广辟财源。又设稻田使者，掌管公田出租，征收假税。
　　大司农除在中央机构设置佐官属吏分管各项工作外，还在地方郡国设立派出机构处理具体事务。《汉书？百官公卿表？序》云： 又郡国诸仓、农监、都水六十五官长丞皆属焉。 即指大司农在６５个郡国都设有仓长、农监、都水等属吏。其中仓长掌收藏官府米粟，或将米粟送达中央；农监长负责监督官田耕作；都水长主管所在郡国河渠的修治，平水灌溉，收取渔税。武帝时期，在各郡设立均输官。均输官又称均输长或均长，掌管 调均报度，输漕委输.①而且各郡国还设有均输监，负责监督均输事宜。他们在大司农均输令的指导下开展工作，形成全国上下一盘棋的均输管理监督系统。西汉政权还在各产盐地设置盐官。盐官又称盐官长，负责管理盐政。在铁矿产区设置铁官主管铁政。据汉印封泥，铁官又名采铁或铸长。自武帝实行盐铁官营后，各地盐铁官均归大司农统一管辖。《盐铁论？复古》说： 孝武皇帝攘九夷，平百越，师旅数起，粮食不足，故立田官。 可知武帝还在各地设立田官，如渠犁田官、騂马田官，北假田官等，掌管公田的租赁和收取假税。
　　为发展边郡少数民族地区的农业生产，武帝又置农都尉，掌屯田殖谷，并管理屯田区的民政。文献中所见有张掖农都尉，朔（方）农都尉等。田官和农都尉也是大司农设在各地的属官。
　　少府：西汉政权的少府仍为管理帝室财政的重要机构。为了适应经济改革的需要，汉武帝对少府机构作了如下调整：第一，在少府机构之外另设水衡都尉，专门管理上林苑及铸造货币等事宜。第二，将少府所掌管的一些税收及其相应机构转交给大司农。《汉书？食货志下》载： 盐铁丞孔仅、咸阳言：' 山海，天地之藏，宜属少府，陛下弗私，以属大农佐赋'. 于是，少府所辖的斡官、盐官、铁官等皆成为大司农的下属机构。第三，在各地陆续设置上官、三服官、铜官等机构，加强对官府手工业的管理。第四，打破了少府收入为皇室专用的常规，在非常时期往往以少府禁钱用于国家开支。
　　经过汉武帝对财政机构的调整，少府的主要税收来源为：少府所掌园池苑囿、山地荒野出假后的假税，私营工、商营业税，关卡税，７- １４岁儿童所交纳口赋的２０钱等。其财政开支为：天子及宫廷费用、天子祭祀及赏赐费用等。
　　①　　 王隆：《小学？汉官篇》。
　　少府在中央和地方都设有分支机构掌管各项事宜。驻京师的少府有丞六人，可考者有少府铜丞，西汉前期曾掌管铸钱。有少府狱丞，似主管诏狱。
　　还有一丞 掌中服诸物，衣服宝货珍膳之属 ①。平帝元始元年（公元１年），又置少府海丞主海税，置果丞掌诸果实。少府的属官有太官令掌宫廷膳食、酿酒、种菜、食用珍禽野兽及献四时果品，有汤官令主供饼饵果实、货食之事，还有汤官饮监，协助汤官令监督宫廷饮食。据史书记载，太官和汤官各有官奴婢三千人，每年用费均达二万万。还有太医令，掌诸医，主医药。《汉官》载，太医令有员医二百九十三人，员吏十九人 分管各项医务。并设太医监，督察诸太医诊病用药。有导官令，主择米，因导官使用女徒择米，故导官兼管犯人。若卢令，主藏兵器，关押犯罪的将相大臣及其亲戚妇女，并设郎中二十人主弩射。考工令主作器械，包括弓弩刀铠和祭祀、生活用器。
　　考工官署原名考工室，太初元年（公元前１０４年）武帝更名为考工。考工规模较大，有手工作坊若干，属吏多名。有东织令、西织令，成帝和平元年（公元前２８年）省东织，更名西织为织室。织室令主织作缯帛，供应京师宫廷被服，织作文绣郊庙祭服等，每年用费达五千万。又佽飞令，掌弋射凫雁，以供祭祀宗庙，兼造部分兵器。佽飞原名左弋，汉武帝太初元年改为佽飞，设九丞十二尉。有东园令，主作陵内器物。包括东园秘器棺椁、东园温明金缕玉衣等。有御府令，掌天子金钱珍宝、衣服等。胞人长，主掌屠宰货食。尚方令，主作珍宝器物，包括藏经之器及上好兵器、用器。自武帝开始，尚方令分为左、中、右尚方，手工工场的规模也随之扩大。钩盾令，主管京师附近苑囿、天子弄田（天子年幼试耕戏弄之田）及宝货。中藏府令，掌金银财货，兼作用器。又尚书令，侍奉天子日常工作和生活。武帝因游宴后宫，兼用宦官，称中书令，任用士人称尚书令。据《汉官仪》，尚书令下置有尚书四人 一人主匈奴单于营部，一人主羌夷吏民，一人主天下户口土田垦作，一人主钱帛贡献委输.成帝时又置尚书员五人。可知尚书机构的职权在逐步扩大。
　　少府在地方郡国兴办手工业，以满足宫廷官府的需要。约在景帝、武帝之际，西汉政权先后在郡县设置工官１０处。工官主要管理地方官营手工业，制造宫廷官府用品或兵器。其中设在蜀郡、广汉郡的工官主要制造贵重的漆器和金银器。每年耗费各五百万。工官的设置是封建政府控制地方经济、打击工商豪富、加强中央集权的重大措施。另在齐、陈留两郡设有服官，主作天子之服。又在几个产铜区设置铜官，主掌铜的开采和冶炼，然后运往各地制造器具。在近江海处设置楼船官，主楼船制造。另外还在产桔地设置桔官，主岁贡御桔；设金官主采炼金矿。采珠官主采珠玉。羞官主帝王膳食原料。
　　设圃羞官主进献海鲜。总之，少府设在地方的属官发展了郡县手工业，满足了宫廷官府的需要，但也为此耗费了巨额资金。
　　水衡都尉：元鼎二年（公元前１１５年），汉武帝另设水衡都尉，专管上林苑，成为与大司农、少府并行的三大财政机构。《汉书？食货志下》载： 初，大农斡盐铁官布多，置水衡，欲以主盐铁；及杨可告缗，上林财物众，乃令水衡主上林。 不久，武帝禁民间郡国铸钱，把货币铸造权收归国家，专令上林三官铸五铢钱，于是水衡都尉又主管国家货币制造，成为西汉王朝重要的财政部门。
　　①　　 《后汉书？百官志三》。
　　水衡都尉掌管的上林苑面积广大， 南至宜春、鼎湖、御宿、昆吾，旁南山而西，至长杨、五柞，北绕黄山，濒渭而东，周袤数百里 ①。四周筑有垣墙，长达２０多万米。据《关中记》等载，上林苑划分三十六区，其中有 宫十二，观二十五 ，还有十大名池，各种飞禽走兽、珍稀植物数千种等等。
　　水衡都尉除管理上林苑中的所有财产外，还负责管理武帝告缗所没收的部分钱物、田地、奴婢以及在上林苑中的铸钱业、官府手工业、各种税收与军政、民政等。
　　水衡都尉的佐官有丞五人，协助水衡管理上林，为天子出行张设供具，负责获取祭祀牺牲等工作。属官有上林令，主管苑中宫馆、禽兽，并负责巡守警卫；其下设 八丞十二尉.如上林诏狱，具体负责治理苑中禽兽宫馆。
　　上林水司空，管理囚徒。虎圈啬夫，负责苑内禽兽，上林中除虎圈外，还有马圈、彘圈、熊圈等。上林农官，管理所属公田。上林狗监，负责喂养天下猎犬。上林供府，负责制造铜器漆器等用具。上林寺工，负责生产兵器和用器。有均输令，主管上林苑内均输事宜，还负责将苑内一部分产品出售牟利，并设丞四人协理有关均输事务。御羞令，管理帝王离宫别馆、歇息之所，负责帝王膳食原料，并主持贡献御物。禁圃令，为上林苑所属小区域苑圃的主管官吏，管理苑中泉水，负责苑中栽培的蔬菜及苑田出租，并设有禁圃丞、禁圃尉、泉监分管各项事务。辑濯令，管理苑内河池船舶制造，下设辑濯士和黄头郎负责持辑、濯行船。上林三官：钟官令主钱的铸造，技巧令掌刻钱范技术，辨铜令管铸钱原料的分辨。《汉书？食货志下》云： 自孝武元狩五年三官初铸五铢钱至平帝元始中，成钱二百八十亿万余。 又六厩令，主苑内养马。每厩设令、丞各一人，其属官有马监、厩啬夫。衡官长，主平衡税收，兼管铸钱质量。水司空长，管理水利工程及有关罪犯。都水农仓长，主贮藏谷物。都水长，主苑内水利，同时管理三辅都水，包括浚河渠、修桥梁等。甘泉仓长，储藏管理水衡所收租谷。
　　《汉书？宣帝纪》注引应劭曰： 水衡与少府皆天子私藏耳。 但水衡和少府毕竟有所不同：水衡主要是聚财机构，并非像少府那样掌管宫廷内务及其庞大开支。而且，水衡所属上林三官铸造的五铢钱，不可能都是天子私藏，实际上也要充当国家公用。
　　通过武帝的经济改革，原属少府的许多收入分别转归水衡都尉和大司农掌管，使少府的收入大大减少。即使如此，少府的禁钱在非常时期也得支援国家财政。《汉书？食货志下》说：武帝时， 郡国颇被灾害，贫民无产业者，募徙广饶之地。陛下损膳省用，出禁钱以振元元。 又《汉书？贾捐之传》曰： 以往者羌军言之，暴师曾未一年，兵出不逾千里，费四十余万万，大司农钱尽，乃以少府禁钱续之。 可见自汉武帝全面调整财政机构以后，国家财政机构——大司农的税收职能进一步扩大，帝室财政机构——少府的税收职能进一步削弱；而水衡都尉的设置，为少府逐步转变成专管宫廷事物的机构起了过渡作用。
　　①　　 《汉书？扬雄传》。
　　据《汉书？王嘉传》记载，汉元帝时， 都内钱（即大司农掌管的钱）
　　四十万万，水衡钱二十五万万，少府钱十八万万 ，得知西汉中、后期中央三大财政机构收入的大致情况。
　　②地方财政机构
　　西汉政权的地方财政机构大体沿袭秦制。但汉初推行的郡国并行制不利于中央集权的统治。随着政治经济形势的发展，从文帝开始，景帝、武帝等陆续对地方财政机构进行调整，以便在经济领域内进一步加强专制集权的管理体制。
　　诸侯王国：前文提及，西汉初期诸侯王国封地大，人口多拥有多种财政特权，逐渐发展成为地方分裂割据势力。为了剥夺诸侯王的经济优势，西汉政权首先从削减王国的封地入手。根据贾谊、晁错的建议，文帝和景帝先后采取 众建诸侯而少其力 与 削藩 政策，不断削减和剥夺诸侯王的封地，逐渐形成了强干弱枝的局面。元朔二年（公元前１２７年），汉武帝进一步采纳主父偃的提议，颁行 推恩令.规定诸侯王可把自己的领地推恩分给子弟，建立侯国。于是王国的领地因推恩剖分日益缩小，而新建的侯国被纳于汉郡的统辖之下，故中央直属郡县的范围日益扩大。可见推恩令是 众建诸侯 和 削藩策 二者的综合运用，是一种和缓而有效的削藩办法。所以，汉武帝时期诸侯王国的封地大大缩减。中央直属的地区由汉初的１５个郡增加到８０多郡。司马迁指出： 诸侯稍微，大国不过十余城，小侯不过数十里，上足以奉贡职，下足以供养祭祀，以藩辅京师。而汉郡八九十，形错诸侯间，犬牙相临，秉其阸塞地利，强本干，弱枝叶之势，尊卑明而万事各得其所矣。 ①西汉政权在逐渐削减诸侯王封地的同时，又对其经济权力进行了种种限制。早在高祖时期，就由中央任命诸侯王国的丞相，由丞相协理监督王国的财政。而诸侯王自置内史管理财政。景帝平定七国之乱后，取消了诸侯王的治民权。罢省诸侯王国的官属，更名诸侯王国的丞相为相。并规定诸侯国四百石以上的官吏均由汉朝代置，诸侯王不得私自征收赋税和征发徭役。同时，景帝宣布废除诸侯王自置的少府，取消其在封国内收取山川园池市井租税的特权。有关少府管理的诸侯王宫廷事物，由中央选派的郎中令代管。而诸侯王的藏钱，则归私府长管理。这时，诸侯王国虽然仍保留政权的形式，但已和汉朝直辖的郡没有什么区别，诸侯王变成了 惟得衣食租税，不与政事 ①的封君。
　　武帝时期，进一步削弱诸侯王的经济特权，正式取消诸侯王经营铸钱、盐、铁、酒的权力，在诸侯王国的原料产地由国家设置铜官、盐官、铁官等统一管理。于是，诸侯王 私府 的大量财源被切断了。昭帝和宣帝时期，监管民政、财政的王国相的地位仍在郡守上。《汉书？元帝纪》：初元三年（公元前４６年）， 令诸侯相位在郡守下。 到成帝绥和元年（公元８年），西汉政权又宣布废除王国内史， 更令相治民，如郡太守，中尉如郡都尉。 ②王国属官完全与郡县一致。
　　而且，西汉政权还严厉惩治诸侯王的经济犯罪。景帝时临江闵王刘荣 坐侵庙壖垣（官外之余地）为宫.景帝派中尉郅都传讯， 王恐，自杀 ③。
　　武帝时也以莫须有的罪名，先后废除了９个王国。另外，中央政府还通过严格的上计制度控制诸侯王国的财政，要求王国所属各县按时向王国上计，王国同郡一道派计吏赴京师上计。王国还设有 长史，如郡丞 ④专管上计事宜。
　　①　　 《史记？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序》。
　　①　　 《汉书？诸侯王表？序》。
　　②　　 《汉书？百官公卿表？序》。
　　③　　 《史记？五宗世家》。
　　郡守：汉承秦制，在地方各郡设郡守掌管全郡的行政与财政。郡守在财政方面全权负责本郡的收入与支出，并监督其属县的财政。《汉书？王嘉传》说：今之郡守重于诸侯。 因此，郡守为郡级的最高财政长官。景帝中元二年（公元前１４８年），郡守更名太守，这显然是有意抬高郡守的威望而贬低诸侯王国的地位。汉武帝时对地方郡级财政机构进行了新的调整。首先，完善了京城近郊地区的行政财政管理机构。太初元年，（公元前１０４年），右内史改名京兆尹，由其监管长安东西市令、长安厨令、都水和所在铁官的财政职能。左内史改名为左冯翊，由其监管祭祀禀牺和左都水、所在铁官、云垒、长安四市长的财政职能。主爵都尉改名右扶风，由其监管畜牧、右都水、所在铁官、马厩、雍厨长的财政职能。京兆尹、左冯翊、右扶风为都城三辅，是西汉政权必须严格控制的重地要职，其财政地位高于外地太守。同时，汉武帝又陆续增设边郡，形成了全国共百余个郡国级地方行政财政统治网络。其次，加强了对地方郡国的财政监督。汉武帝于元封五年（公元前１０６年）设部刺史十三人， 周行郡国，省察治状，黜陟能否，断治冤狱，以六条问事，非条所问，即不省。一条，强宗豪右田宅逾制，以强凌弱，以众暴寡。二条，二千石不奉诏书遵承典制，倍公向私，旁诏守利，侵渔百姓，聚敛为姦…… 而且武帝还亲自主持上计，巡行各地，督察郡国财政。元鼎五年（公元前１１２年）武帝巡行至河东、陇西，两郡太守因没有准备好天子及随行人员的供张饮食，皆惶恐自杀。后来武帝发现 新秦中或千里无亭徼，于是诛北地太守以下 ，①对失职的太守实行严惩。再次，武帝加强了对地方物产、手工业的控制。其时政府实行盐铁官营，兴办地方手工业，先后在郡国设置盐官、铁官、工官、服官、铜官、桔官等，垄断了原料及基础工业，也就控制了地方的经济命脉。
　　当时，太守的财政职掌有征收赋税、征发劳役、调拨物质、接受捐献之权，并负责郡府日常开支，还有劝课农桑、救济贫民等责任。另外，太守对郡内官营手工业有监督之权，并督察县令、长及郡吏的贪污舞弊等违反财政法令的行为。太守还必须接受属县上计，考核县令、长政绩好坏，而且郡太守也必须安排布置向中央上计，接受中央的考核评定，最后由皇帝决定奖惩黜陟。
　　太守的财政佐吏主要有郡丞与郡掾。郡丞由中央任免， 三辅郡得仕用它郡人.如黄霸为淮阳人，徙至左冯翊， 察廉为河南太守丞。 ①郡丞经特许可行使太守的职权。其在财政上的主要责任是掌管上计，并有属吏书佐协助办理。郡掾由太守任免，人数较多，其中有专管计簿的郡掾。太守的财政属官有郡少府，掌郡府财物，供太守用度。有库令，掌管武器。西汉在边郡还设有农都尉，直属大司农，但亦受郡太守节制。
　　县令（长）：汉承秦制，在万户以上的县设令，万户以下的县设长。由县令（长）掌管本县财政，负责征收租赋，分派徭役，劝课农桑，救济贫民等。而且，每当秋冬岁尽，将县户口、垦田、钱谷入出、盗贼多少等情况向太守上计，并接受郡与中央的财政监督，皇帝经常对政绩优秀的县令、长给予奖励或提拔。同时，县令、长还负责监督设在境内的官府手工业，为其提供工匠及原料；并具有本县财政开支权，必须定期检查属吏主管的财物和帐目。县令、长的财政佐官有县丞，掌管文书和仓狱，其主要财政职掌是负责县上计。另还设有县马丞管理马匹，县徒丞管理刑徒。有的县还根据需要设有市丞管理市政，设平丞主持平抑物价，设水丞管理水利，设弋丞管理弋射，设空丞管理手工业，皆具有临时性。县令、长的财政属官有市吏，负责征收工商营业税。有令史、负责检查官仓等杂物。另有县啬夫多名，分管各项具体工作。
　　④　　 《续汉书？百官志五》。
　　①　　 《汉书？食贷志下》。
　　①　　 《汉书？循吏？黄霸传》并如淳注。
　　汉代还在有少数族的边郡地区设道，相当于县级单位。据《汉书？地理志》记载，西汉设有道３２个（但统计各郡的道只有２９个），道的长官称道长。中央对少数族实行优惠政策，一般只向部落酋长征收轻税或免征税收。
　　西汉初年，曾规定武陵蛮地区 岁令大人输布一匹，小口二丈，是谓賨布.①《汉书？食货志下》曰：武帝时， 诛羌，灭两粤，番禺以西至蜀南者置初郡十七，且以其故俗治，无赋税.但接受汉政权封赏的蛮夷道封君，一般只有封号与印绶，而无俸禄食邑。又《后汉书？南蛮西南夷传》载：宣帝地节三年（公元前６７年），汶山郡冉駹夷 以立郡赋重，宣帝乃省并蜀郡，为北郡都尉.可知西汉有时在边郡蛮夷地区设都尉，由都尉管理几个道、县。
　　但都尉不主管财政，一般只负责镇守关卡，分管几个县的军务。
　　县下有乡，大乡设有秩，小乡置啬夫，管理本乡的财政。由乡官征收赋税，征派徭役。他们可以根据乡民的实际情况 为役先后 ， 为赋多少.还设乡佐协助办理财政事宜。乡下有亭、里，设亭长里正负责收取赋税和摊派徭役等。这些基层组织的官吏还有劝民耕织、赡养孤贫的责任。
　　据《汉书？武帝纪》，汉武帝曾经２０余次亲自或遣使者巡行各地，察访为政得失，振贷老弱孤贫；并多次下诏嘉奖三老、孝悌、力田。可见汉武帝非常重视基层财政职能的正常运转。总之，经过汉武帝对财政机构的全面调整，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西汉财政管理机构。这套机构奠定了国家财政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地位，加强了上下左右对财政制度的监察体制，完善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官营工商业管理系统，更加强化了财政领域的中央集权统治，从而巩固了汉武帝的经济改革成果。
　　（二）昭宣中兴与社会经济的繁荣
　　汉武帝进行的经济改革虽然为国家聚集了大量钱财，但仍未完全满足日益庞大的军政开支。由于其时连年对外用兵，内兴功作，劳动人民的赋税徭役负担有增无已，使阶级矛盾越来越尖锐。元封四年（公元前１０７年），关东流民多达２００万口。天汉二年（公元前９９年）以后，南阳、楚、齐、燕、赵之间，不断爆发农民起义。汉武帝派 直接绣衣指者 分区镇压，但农民起义此伏彼起，难以平息。
　　严重的社会政治经济形势，使汉武帝感到不改变现行政策，就会重蹈亡秦覆辙。征和四年（公元前８９年），武帝下诏（轮台诏书）追悔往事，申明 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修马复令，以补缺，毋乏武备而已.从此，汉武帝停止对外征伐，实行 与民休息 、发展生产的政策，从而为昭宣中兴奠定了基础。
　　①　　 《后汉书？南蛮西南夷传》。
　　①１。盐铁会议与昭宣中兴武帝死后，霍光辅佐八岁的昭帝即位，继续实行武帝晚年 与民休息 的政策，致力于恢复发展农业生产。但当时统治集团内部存在严重的分歧和对立，主要是御史大夫桑弘羊，联合一部分人反对和干扰霍光推行 与民休息 政策。为了解决这一问题，霍光决定召集贤良文学，对政府现行政策举行一次大讨论，这就是西汉时期有名的 盐铁会议.（１）盐铁会议——一场关于社会经济政策的大辩论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８１年），执掌朝政的霍光以昭帝名义下诏，命丞相田千秋、御史大夫桑弘羊召集贤良文学６０余人，询问民间疾苦、国家政策得失等问题。会议期间，贤良文学与桑弘羊就西汉王朝的内外政策进行了广泛的辩论，其中以盐铁、酒榷、均输、平准等经济政策为主要议题。
　　盐铁官营、均输、平准、酒榷等经济政策，是桑弘羊在汉武帝时代提倡实施的。贤良文学首先对此发难，认为国家经营盐铁等经济事业与民争利，是民间疾苦的根源，要求废除盐铁、酒榷、均输等官。桑弘羊反对这一主张，并进一步阐明盐铁官营等政策对巩固中央集权封建国家所起的重大作用。桑弘羊指出：由于匈奴不断侵扰边疆，使汉王朝的边防经费大量增加，所以才 兴盐铁、设酒榷，置均输，蕃货长财，以佐边费.①而且，国家经营盐铁等事业，既能增加政府财政收入，又可防止 私门 垄断山海资源以成 并兼之事 和 奸伪之业.并通过官营工商业来堵塞大商人和地方诸侯图谋叛逆的财富之源，从而加强中央集权。桑弘羊还认为：由国家垄断经营工商业，也是同匈奴进行经济斗争的重要手段。《盐铁论？力耕》引大夫曰： 汝、汉之金，纤维之贡，所以诱外国而钓胡、羌之宝也。夫中国一端之缦，得匈奴累金之物，而损敌国之用，是则外国之物内流而利不外泄也。 桑弘羊所讲的这些基本属实，当时推行的盐铁官营、平准、均输等政策，的确在巩固中央集权国家方面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但是，国家垄断经营盐铁等经济事业，也给社会生产和人民生活带来了不良影响，贤良文学正是在这个问题上大作文章。他们指出国营铁业的许多弊病：如 卒徒烦（繁）而力作不尽 ，因官办工场使用奴隶及罪犯劳动，他们消极怠工，生产的铁器 多苦恶，用费不省.而且国营铁业按长官意志办事，不为社会需要生产，产品规格不合农民要求。同时官僚作风严重，铁器的经营和销售不考虑顾客的需要，使农民购买不便， 善恶无所择；吏数不在，器难得；家人不能多储，多储则镇生；弃膏腴之日，远市田器，则后良时.此外，产品价格昂贵，往往强迫人民购买，或强行摊派徭役。所谓 铁官卖器不售，或颇赋与民。卒徒作不中程，时命助之。发征无限，更徭以均剧，故百姓疾苦之.①
　　①　　 《汉书？西域传》。
　　①　　 《盐铁论？本议》。
　　①　　 《盐铁论？水旱》。
　　但贤良文学对官营盐业的指责不多，只是提出盐价太贵，致使人民买不起而淡食。他们所揭露出来的种种弊病，肯定在官营盐铁业中都是存在的。
　　由于官府垄断经营工商业，使价值规律不能充分地发挥作用，官方的意志必然取代市场经济的自然调节，产生官僚腐化作风，形成劳动效率低、经营不善、成本高、产销不对路、强买强卖等通病。官营盐业之所以弊端较少，并不是因为盐官经营得法，而是食盐的制作比铁器的生产简单，人们对食盐品质的要求单一等特点决定的。正因为如此，所以在中国封建时代，国家实行盐专卖的时间比其他商品更多更长久。
　　另外，贤良文学还指出了酒榷、均输、平准所产生的弊端。《盐铁论？本议》说： 县官猥发，阖门擅市，则万物并收。万物并收，则物腾跃。腾跃，则商贾侔利。自市，则吏容奸豪。而富商积货储物以待其急，轻贾奸吏收贱以取贵，未见准之平也。 这都说明官营商业与平准之法，采取人为的手段代替商品市场的自然调节，其结果往往适得其反。而官商的严重弊端在于 攘公法，申私利，跨山泽，擅官市 ，②他们往往利用职权损公肥私，危害社会和人民。总之，两汉王朝推行的盐铁官营、均输、平准、酒榷等经济政策，对社会生活和生产的不良影响较大。如果说，这些问题在汉武帝进行战争的年代，因急于解决财政危机而被掩盖，那末，当大规模战争已经停止，需要休养生息的昭帝时期，就显得十分突出了。
　　由此可见，贤良文学与桑弘羊之争，并非仅仅局限于对现行经济政策本身的评价，其弦外之音是：要不要在新的形势（即昭帝时期）下实现大政方针的转变？是全盘肯定汉武帝时期执行的经济政策，还是充分认识这些政策的局限性？是继续推行汉武帝前期好大喜功的富国政策，还是实行汉武帝晚年 与民休息 的富民政策？御史大夫桑弘羊把自己的毕业精力贡献给了武帝时期制定的官营工商业经济政策，为西汉王朝的财政建设立下了汗马功劳。但是，他舍不得在新形势下放弃自己一贯的主张。汉武帝在晚年的轮台诏书中，批评了桑弘羊等人当时提出的加重百姓口赋和屯田轮台的建议，认为这是 扰劳天下 、 重困老弱孤独的作法，并明确宣布从此实行 休养生息 的政策。桑弘羊虽然当时接受了汉武帝的批评，但在思想上一直没有转过弯来。因此，武帝死后，桑弘羊对坚持推行 休养生息 政策的霍光采取消极对抗的态度， 数以邪枉干辅政.①由于掌管朝政的霍光知时务之要，与民休息，不再重用 兴利之臣 桑弘羊及其子弟，故桑弘羊有一种 怀才不遇 的失落感， 欲为子弟得官，怨望大将军霍光.②桑弘羊对 与民休息 政策的不满情绪，在盐铁会议上不时流露出来。
　　如当时在反击匈奴取得决定性胜利后，贤良文学提出同匈奴 偃兵休士，厚币结和亲 ，是符合 与民休息 既定方针的。但桑弘羊却认为： 今以汉国之大，士民之力，非特齐桓之众，燕，赵之师也；然匈奴久未服者，君臣不并力，上下未谐故也.①他指责当时朝廷未继续出兵彻底打败匈奴，显然是和 与民休息 政策唱对台戏的。又如贤良文学主张以德教为主，刑罚为辅，向桑弘羊等人提出： 严刑峻法，不可久也.而桑弘羊则坚持推行严酷的法治政策，认为 令严而民慎，法设而奸禁.②贤良文学还多次阐明 不与民争利 的观点，桑弘羊却坚持国家专利的政策： 今夫越之具区，楚之云梦，宋之钜野，齐之孟诸，有国之富而霸王之资也。人君统而守之则强，不禁则亡.③其实，桑弘羊长期推行由国家垄断工商业的专卖政策，过分地强调了在流通领域中致富的观点，贬低了发展农业生产在创造财富中的作用。他认为商鞅使秦国富强不是靠农战政策，而是靠 外设百倍之利，收山泽之税，国富民强.贤良文学反驳他说： 利不从天来，不从地出，一取之民间，谓之百倍，此计之失者也.④指出所有社会财富，最终都是靠人民生产出来的。故当务之急是 与民休息 ，发展生产，如果 草莱不辟、田畴不治，虽擅山海之财，通百末之利，犹不能赡也.⑤
　　②　　 《盐铁论？刺权》。
　　①　　 《汉书？昭帝纪》。
　　②　　 《汉书？食货志下》。
　　①　　 《盐铁论？伐功》。
　　②　　 《盐铁论？刑德》。
　　总之，盐铁会议上的争论，实际上是围绕昭帝时期要不要继续贯彻武帝晚年 与民休息 的经济政策而展开的。当时掌管朝政的霍光，利用来自社会基层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贤良文学，打击了统治阶级内部的反对派- - 桑弘羊的势力，使 与民休息 的经济政策得到进一步的肯定。盐铁会议以后，尽管没有废止盐铁官营和平准、均输法，但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它们的发展规模。并根据贤良文学的意见停止了酒的专卖，采纳了他们在会上提出的降低盐价、赋民公田、招抚流亡、贷贫民种食、减免赋税徭等主张，这些都对昭帝、宣帝时期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产生了积极作用。
　　（２）昭帝、宣帝时期恢复发展生产的措施《汉书？昭帝纪》说：昭帝即位之时， 承孝武奢侈余敝师旅之后，海内虚耗，户口减半.面对这种局面，昭帝、宣帝时期坚持实行 与民休息 的既定方针，相继采取了许多恢复发展生产的措施。
　　第一，推行轻徭薄赋政策。昭帝始元二年（公元前８５年）， 诏毋令民出今年田租。 这是自文帝十三年（公元前１６７年）以来，再一次免除全国的田租。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８１年）， 令民以律占租.宣布只准按规定收租，凡制度以外的苛捐杂税一律免除。于是，将武帝时期律外而取的繁重赋税统统废止。除减免田租外，昭帝还不断减免口赋及其他杂税。元凤四年（公元前７７年），宣布 毋收四年、五年口赋。三年以前逋更赋未入者，皆勿收.元平六年（公元前７４年）又下诏： 天下以农桑为本。日者省用，罢不急官，减外徭，耕桑者众，而百姓未能家给，联甚愍焉。其减口赋钱。 于是批准减免３／１０。元凤二年（公元前７９年）， 令郡国无敛今年马口钱.①所谓 马口钱 ，即有马者按马匹数量出税。这是武帝时规定的苛捐杂税，昭帝宣布免除。同时，一些不利于生产的徭役和禁令，也先后被废除，以促进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
　　宣帝时期，继续实行 轻徭薄赋 政策。据《汉书？宣帝纪》，宣帝曾６次减免全国或部分地区的田租、租赋。同时，算赋、口赋也屡有减免。五凤三年（公元前５５年）， 减天下口钱 ，甘露二年（公元前５２年） 减民算三十.而且规定官吏 勿行苛政 ， 毋侵渔百姓 ，并多方设法减省徭役，使农民有更多的时间和钱物投入社会再生产。
　　③　　 《盐铁论？刺权》。
　　④　　 《盐铁论？非鞅》。
　　⑤　　 《盐铁论？力耕》。
　　①　　 《汉书？昭帝纪》。
　　第二，招抚流亡，假民公田。昭帝和宣帝在普遍推行轻徭薄赋的基础上，又重点救济那些破产流亡的农民和贫民，帮助他们重建家园，恢复他们从事生产的能力。通过赈贷钱粮、减免贡赋徭役等方式，以安抚贫民和 流庸.元凤三年（公元前７８年），又 罢中牟苑赋贫民 ，并开仓廪救济灾民。由于西汉政权采取各种安抚贫民、流民的办法，故 昭帝时流民稍还，田野益辟，颇有蓄积.①宣帝为了安置贫民、流民，除多次采取 赋民公田 的方式外，还首创了 假民公田 的新形式。《宣帝纪》载地节元年（公元前６９年）， 假郡国贫民田 ，并贷给种子、食物。地节三年，下诏 池籞未御幸者，假与贫民……流民还归者，假公田，贷种、食，且勿算事.这些假给贫民或流民的公田，不久即完全归他们占有，他们也成为地道的自耕农民。可知宣帝采取的 假民公田 的办法，是稳定社会、恢复发展生产的有效措施。
　　第三，加强官营农业、手工业生产。武帝时期，曾经广开三边屯田，组织官营农业生产。昭、宣时期，巩固发展了这一成果。《昭帝纪》载，始元二年（公元前８５年） 调故吏将屯田张掖郡 ，积极经营边郡屯田。为了发展屯田区的生产，徙民屯田，皆与犁牛。元凤三年（公元前７８年），下诏 三年以前所振贷，非丞相御史所请，边郡受牛者勿收责， 进一步优惠屯田军民。因为西汉政权长期在西北边郡屯田积蓄，到元帝初年，西河郡（今内蒙古东胜附近）以西十一郡以及二农都尉，已有可供大司农调拨的钱谷。①宣帝时根据大司农中丞耿寿昌的建议，还在沿边许多地方设立常平仓，谷贱则籴，谷贵则粜，以保障边地农业生产的顺利进行。
　　昭、宣时期官府手工业继续发展。齐三服官，蜀、广汉以及其他各郡工官，东西织室，生产规模庞大。盐铁业也很繁荣。《宣帝纪》云，地节四年（公元前６６年）曾下诏 减天下盐贾（价） ，以满足人民生活需要。铁器等官营手工业工场的生产管理得到加强，所以宣帝时期的 技巧工匠器械，自元、成间鲜能及之.第四，重用循吏，发展生产。与武帝重用酷吏形成鲜明的对照，宣帝善于选拔重用循吏。据《汉书？循吏传》，西汉王朝以宣帝时循吏最多。这些循吏用法持平，为政宽简，他们在安抚百姓、发展各地生产方面发挥了较大作用。如胶东相王成，治理地方有异等之效，据说流民归附自占者有８万余口。又颍川太守黄霸， 以外宽内明得吏民心，户口岁增，治为天下第一.北海太守朱邑廉平不苛，存问耆老孤寡，以治行第一入为大司农。渤海太守龚遂，以俭率下，劝课农桑，鼓励农户植树种菜，养猪喂鸡，发展家庭副业生产。南阳太守召信臣大力兴修水利， 民得其利，畜积有余 ， 百姓归之，户口增倍 等等。
　　总之，由于昭帝、宣帝实行与民休息、恢复发展生产的政策，促进了社会经济的高度繁荣。宣帝时连年丰稔，每石谷价只有五钱，边远的金城、湟中地区，每石也不过八钱。而且，手工业和商业都得到了发展。是以 天下殷富，百姓康乐 ，出现了 昭宣中兴 的大好局面。
　　２。农业生产的发展西汉时期农业生产的发展，主要表现在铁农具和牛耕的普遍使用、耕作技术的显著进步以及水利工程的大量兴修等方面。
　　①　　 《汉书？食货志上》。
　　①　　 参看《居延汉简释文合校》第 337页，第 214.33A简。
　　西汉初年，铁制农具已从中原推广到边远地区。《汉书？南越传》记载，刘邦和惠帝时岭南地区的南越国就从中原地区输进铁器和马牛等。文帝、景帝时，民间工商业发达，铁器是当时最为畅销的商品之一。武帝以后，由国家垄断铸造铁器，铁官遍布全国，铁农具的传播更加广泛。据近年的考古发掘，全国各地都有西汉时代的铁农具出土，包括新疆、甘肃、内蒙、辽宁、广东、广西、云南、贵州等边远地区。主要的铁农具有犁铧、？、锄、镰、耙、铲、镐、刀等。这时铁农具的种类增多，用来收割的矩镰和翻土碎土的铁耙，都是西汉先进的新式农具。犁铧有大、中、小各种类型，适用于不同的土质和耕作要求。１９５５年在辽宁辽阳三道壕出土的大铁犁宽达４２厘米，是当时为开沟作渠等农事活动而铸造的大器。还发现了西汉时期的铁犁壁，利用犁壁装置耕地，可以使翻土、碎土、起垄同时完成，提高犁耕的效率。
　　而欧洲犁耕直到１１世纪才使用犁壁，比我国迟１０００年左右。
　　西汉时期的牛耕方式普遍为二牛抬杠。在山西平陆枣园村发现的西汉末年墓内壁画牛耕图，就是二牛抬杠形式。《汉书？食货志》中所说的耦犁，也是二牛抬杠。这种耦犁是汉武帝时赵过发明的。耦犁的犁铧较大，有犁辕、犁壁装置，由二头牛牵引。其操作方式是一人牵牛，把握方向；一人掌犁辕，调节耕地的深浅；一人扶犁；耕土、翻土和培垄同时进行。后来改进了耦犁的构造，使用活动式犁箭以控制耕地的深浅，不再需要人掌辕。同时，扶犁人使用牛辔穿牛鼻导引耕牛，又省去了牵牛的人。于是，二牛三人的犁耕方式逐渐为二牛一人的犁耕方式所取代。另外，据甘肃武威磨咀子出土的西汉末年木牛犁模型明器，当时也有一牛一人的犁耕方式，但还不普遍。结合东汉的情况来看，二牛抬杠是汉代主要的犁耕方式，有的地方也兼用马耕。
　　西汉时期耕作技术已相当进步。随着牛耕技术的普及和提高，武帝至宣帝时赵过又发明了耧犁。这种耧犁有三根铁耧足，并配备可以播种的耧车。
　　耧播时 三犁共一牛，一人将之，下种、挽耧，皆取备焉，日种一顷.①耧犁的发明是播种技术的一次革命，它下种深浅一致，行距均匀，能同播三行，并将开沟、下种、复土三道工序一次完成。西汉末，这种耧犁已传到今北京、辽阳一带，在这些地方都发现了当时的铁制耧足。山西平陆枣园汉墓壁画还有一幅耧播图，与崔寔《政论》所记载的情况完全一致。
　　汉武帝时，赵过总结西北地区农民的生产经验，推行 代田法.代田法是先把耕地开成宽一尺、深一尺的沟，叫做甽；甽旁堆成宽一尺、高一尺的垄。然后把种子播在甽中，待苗长出后，逐次将垄上的土同草一起锄入甽中，培植苗根。这样使作物的根扎得深，既可耐旱，也能抗风。第二年耕作时使甽垄更代，即以原来的甽为垄，原来的垄为甽，轮流种植，以调节地力。
　　使用代田法耕种可比缦田（不作甽的田）每亩增产一斛至二斛以上。所以代田法在许多地方得到推广，居延汉简上也有实行代田的记载。先后发明推广代田法、耦犁和耧犁的赵过，曾在武帝时任军官搜粟都尉，这些适合官营大农业生产的耕作方式，应该普遍施用于西、北边疆军事屯田区。
　　汉成帝时的区田法是一种园艺式的集约耕种方法，适宜于北方旱作地区。分为开沟点播和坑穴点播两种。首先根据作物的不同特点，在土地上开沟或挖坑穴，并在沟内或坑穴内施用重肥，然后把作物点播其中。开沟点播一般种植禾、黍、麦、大豆、荏（苏子，油料作物）、胡麻；坑穴点播一般种植粟、麦、大豆、瓜、瓠（葫芦）、芋。区田法可以在熟田、平地、坡地和荒地上广泛施行，而且能够大大提高作物的亩产量。此外，还有溲种法、耕田法、穗选法、调节稻田水温法、桑苗截干法及各种作物栽培法等，这些都是比较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
　　①　　 《齐民要术？耕田》引崔寔《政论》。
　　西汉时期，水利事业很发达。汉武帝时，关中开凿了许多渠道，形成了一个水利网。元光六年（公元前１２９年），由水工徐伯主持，开凿漕渠，经过三年竣工。漕渠西起长安，东通黄河，全长３００余里。它不仅便利了漕运，而且可以灌溉田地万余顷。与此同时，又在关中洛水旁兴建龙首渠。渠首要从商颜山（铁镰山）经过，这里土质松散，易于坍塌，就用凿井的办法代替开沟，每隔一定距离打一眼井，井下相通行水，形成 井渠 ，通过七里宽的商颜山。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条地下水渠，是劳动人民的一大创造，后世所说的坎儿井就是利用井渠技术修建的。元鼎六年（公元前１１１年），在关中郑国渠上游又开凿了六条辅助渠道，灌溉地势较高之地，称为六辅渠。太始二年（公元前９５年），在泾水和渭水之间修建了白渠。白渠与郑国渠平行，长２００里，溉田４５００余顷。时人为之歌曰： 田于何所？池阳谷口。郑国在前，白渠起后。举臿为云，决渠为雨，水流灶下，鱼跳入釜。泾水一石，其泥数斗，且溉且粪，长我禾黍，衣食京师，亿万之口。 ①除此以外，当时还在关中地区修建了成国渠、灵轵渠和　　 渠。这些水渠大大促进了关中农业生产的发展。
　　另在关东等地区也兴修了许多水利工程。汉初羹颉侯刘信在舒（安徽庐江西南）建造七门三堰，灌溉田地。文帝末年蜀郡太守文翁，穿湔江口灌溉繁田１７００顷。武帝时在西北地区的朔方、西河、陇西、酒泉等郡，开渠引黄河或川谷之水以溉田。汝南、九江、东海、泰山等郡，开渠溉田各万余顷。
　　宣帝时，南阳太守召信臣开沟渎，起堤闸，其溉田面积达３万余顷。西汉末年，益州太守文齐 造起陂池，开通溉灌，垦田二千余顷 ，②等等。
　　治理黄河是汉武帝时期重大的水利工程。西汉前期，黄河屡次决口，造成严重水灾。元光三年（公元前１３２年），黄河又在瓠子（河南濮阳南）决口，受灾地达１６郡。武帝曾发卒１０万人治黄河，未见成效。元封二年（公元前１０９年）武帝自泰山回长安，路过此地，又发卒数万人堵塞决口。武帝亲自巡视工地，命令随从官员自将军以下，都要负薪填决。经过这次修治，黄河在８０年中没有发生过大的灾害。
　　由于水利事业的发展，铁农具、牛耕的广泛使用，耕作技术的提高，西汉时期的农业产量、耕地面积和社会人口都增长较快。关于西汉时期的粮食产量，各地当然差别很大。通而观之，估计汉初平均亩产一石半，合粟１４０市斤。西汉末年，平均亩产提高到二至三石，合粟２００至２５０市斤左右。据《汉书？地理志》所载，西汉末年有民户１２２３３０６２户，人口５９５９４９７８人，定垦田８２７０５３６顷。这些数字可以大体反映西汉农业生产的发展规模。
　　①　　 《汉书？沟洫志》并荀悦《汉纪》。
　　②　　 《后汉书？西南夷列传》。
　　３。手工业的进步随着西汉时期封建统治制度的巩固和社会经济的发展，手工业的生产经营体制逐渐定型，手工业的发展水平进一步提高。
　　（１）手工业生产的经营体制手工业生产的经营体制主要有三种形式：官营、民营和作为家庭副业的手工业。自汉武帝全面进行经济改革以后，手工业生产从属于封建经济的地位完全确立，手工业生产的三种经营方式随之定型，从而奠定了中国封建社会手工业生产体制的基本模式。
　　西汉前期，官府手工业的生产管理体制继承秦制，基本上由少府统一管理，其手工业产品主要供皇室和官府享用。汉武帝时期，进一步扩大了官营手工业的规模，对手工业生产的管理体制进行了新的调整，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汉制。这时由少府掌管的手工业部门有考工署，尚方署，主作兵器弓弩刀铠及礼器、食器和生活用器。东园署，主作陵内器物。东织、西织，织作缯帛、被服、文绣郊庙之服及祭服。少府还在地方设有工官主作用器和兵器；服官主作衣服；楼船官主作楼船；金银铜锡官掌金银铜锡的开采和冶炼；采珠官主采集珍珠；漆官掌漆的生产等。总之，由少府控制原料产地并负责制造皇室和官府所需的各种手工业品。由水衡都尉负责铸钱和铸造铜器。由将作大匠负责宗庙、陵寝、宫室的建筑，经费归大司农提供。由大司农负责盐、铁、酒的制作，下设斡官长主管，并在各地设盐官、铁官、酒官具体经营。
　　大司农所属的手工业与国计民生关系极大，其产品除满足皇室、官府需要外，还向人民出售，具有赢利性质，这是与少府等所管手工业的不同之处。
　　官营手工业所需原料一般由国家垄断或向民间征取。劳动力为服役的吏、卒、工匠，刑徒和官奴婢，也有少量的雇工。一般官营手工业作坊规模庞大，内部分工细密，有严格的生产管理和产品责任制度。正因为官府手工业可以集中国家的人力和物力，又有专门的手工技术人员，所以为皇室和宫廷生产的用品大多精美华贵，具有较高的工艺水平。但由于官府手工业产品不计成本，故耗费的原料和人工也是巨大的。而且，官府手工业的存在，满足了皇室和宫廷的需求，使社会失去了一个拥有最大购买力的集团，因而堵塞了商品经济发展的重要渠道。另一方面，由于官府手工业垄断了关系到国计民生的主要手工业部门，也使民营手工业改变了发展的方向。
　　西汉前期，民营手工业门类多，能够相对自由地发展，特别是当时一大批盐铁工商业者，他们拥有雄厚的资本，陶醉于自己经营的事业，具有相对独立的人格。其时工商业者不得做官的规定反倒使他们可以摆脱官场的恶习，专心从事经济活动，完全按照市场的价值规律办事。然而汉武帝经济改革的风暴，使民营手工业发展的面貌大为改观。其一是收买：随着工商业者不得做官禁令的取消，封建国家收买了一大批民间盐铁等商人，使他们放弃自己的事业，投入封建统治者的怀抱。其二是打击：通过算缗、告缗的推行，使相当多的民营工商业者的财产被剥夺，他们不愿扩大工商业生产的规模，宁可把钱花在吃喝与购买土地上。其三是限制：由于官营手工业门类、规模的扩大，民营手工业者为了求生存，逼迫他们不得不投靠官僚，依附地主，从事多种经营。从此以后，民营手工业者失去了独立的人格，他们往往与官僚、地主结合在一起，使民营手工业经济完全融入封建经济的整体之中。
　　西汉中期以后，民营手工业局限于纺织、制陶、漆器等行业。宣帝时大官僚张安世 家童七百人，皆有手技作事，内治产业；累积纤微，是以能殖其货，富于大将军（霍）光.①《后汉书？樊宏传》载，西汉末，大地主 （樊）
　　重……尝欲作器物，先种梓漆，时人嗤之，然积以岁月，皆得其用 等。这些规模较大的民营手工业作坊，主要劳动力是僮仆、佣工，其中很多来自逃亡的农民。另外，当时还有许多手工业个体户。
　　①　　 《汉书？张汤传》。
　　农民的家庭手工业也是西汉手工业生产的重要经营方式。这种家庭手工业以 女子纺绩 为主，实际上一家男女老幼都参与其事。家庭纺织业的原料——桑、麻，一般由农户自行生产，而且可以充分利用空隙时间和夜以继日地劳作，故生产成本低廉。同时，家庭手工业也是农民维持生存温饱的必要手段，可以因陋就简，随时随地进行。因此，家庭手工业具有顽强的生命力，不必依赖外界条件。西汉政权通过劝课农桑、皇后 春幸茧馆 ②等形式，鼓励家庭手工业的发展。缯帛是当时家庭手工业的主要产品，南方农村家庭生产的麻布也不少。
　　农民家庭手工业的主要产品主要满足自家的需要，但也投入市场出售。
　　西汉时期农民的税收以交纳货币为主，也促使他们把自己的农副产品投放市场。随着西汉中后期经济形势的变化，农户与市场的联系逐渐减弱。家庭手工业和小农业的结合日趋普遍和牢固，构成封建自然经济结构的基础。
　　（２）手工业生产的发展水平西汉手工业门类较多，有冶铁业、铸铜业、制盐业、酿酒业、建筑业、纺织业、舟车制造业、漆器业等。诸业都已发展到相当高的水平，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冶铁业、丝织业和漆器业。
　　西汉的冶铁业占有重要地位，无论铁器的种类、冶铁技术或是生产规模和产品质量，都比战国时代有重大发展。西汉前期民营冶铁业很发达，西汉中期以后国家设置的铁官遍及全国各地。据《汉书？地理志》所载，西汉河南郡设有６处铁官，而近年在河南地区考古发现的汉代冶铁遗址就有１５处，可见当时冶铁业的发展程度远远超出文献的记载。其中河南巩县铁生沟村、南阳北关瓦房庄、郑州古荥镇的冶铁遗址规模都很大。从这些遗址中可以看出当时从矿石开采到冶炼铸造的技术水平都很先进。郑州古荥镇遗址的炼铁炉，炉体呈椭圆形，鼓风设备良好，有座高炉估计可日产生铁一吨。炼铁遗址中的燃料除木材外，还有原煤和煤饼的残存，表明西汉时期已开始用煤冶铁。同时炼钢和铸造技术也取得很大进步，在北京大葆台西汉墓中出土的环首刀和簪，都是铸铁固体脱碳钢。当时工人还发明了粹火技术，就是在铸造刀剑时，把烧红的刀剑浸入水中，使其坚韧和锋利。由于西汉一代冶铁铸造业的发展，到西汉后期，铁器皿和铁兵器已基本代替了铜器，而占主要地位。
　　西汉的纺织业非常发达，尤其是丝织技术，处于世界领先的地位。当时植桑、养蚕、缫丝、织帛，是编户齐民普遍的家庭手工业。民营丝织业也相对繁荣，巨鹿陈宝光即其代表。西汉政权设在长安的东、西织室，设在襄邑（河南睢县）、临淄的服官之所，都是规模庞大的官营丝织业作坊。这些官营作坊为皇室和官府制造各种精美的丝织服装，用料考究，做工精致，耗资巨大。其中设在齐郡临淄的三服官主作天子 三服 ： 春献冠帻縰为首服，纨素为冬服，轻绡为夏服，凡三。 至元帝时， 齐三服官作工各数千人，一岁费数巨万.①当时的纺织工具有纺轮、络车、纬车、织机等，在山东、江苏出土的汉代画像石上，可以看出当时的织机是一种由竖机向平机过渡的样式，应为民间普遍的小型织机。织机经过不断改进，到汉宣帝时，民间丝织业家陈宝光之妻创造了一种高级提花机。这种提花机用１２０蹑，能织成各式各样花纹的绫绵， 六十日成匹，匹直万钱②。长沙马王堆西汉軑侯夫人墓中，出土大量丝织品，有绢、缣、罗纱、锦、绣、绮等，花纹色泽多姿多彩。其中一件素纱单衣，身长１２８厘米，袖通长１９０厘米，重量仅４９克（不到１市两）。这些都反映出西汉人民在丝织、印染诸方面都取得了重大成就。
　　②　　 《汉书？元后传》。
　　①　　 《汉书？元帝纪》李斐注；《贡禹传》。
　　西汉的漆器业也有很大发展。在民间有种植漆树、从事漆器生产的私营作坊。西汉王朝在蜀、广汉等郡设有工官，专门制造皇室和宫廷使用的漆器和金银釦（ｋòｕ，音寇）器（漆器加鎏金釦或银釦，称金银釦器），每一工官全年要花费５００万钱。当时的漆器有耳杯、卮、奁、盘、壶、鼎、钫、匕、匣、屏风等多种用品。它们一般以木为胎，然后进行髤漆等加工而成。许多漆器和金银釦器质地轻巧，造形美观，色泽光洁，镶嵌精致，纹饰秀丽，堪称工艺佳品。在北京大葆台西汉墓出土的漆器上，还嵌有玳瑁、云母、红白玛瑙等，它们与光亮的漆器交相辉映，显得更加艳丽多彩。当时漆器制作复杂，分工细密。其工种有素工，雕工、髤工、上工、铜扣黄涂工、画工、清工、造工、供工等。《盐铁论？散不足》说： 一杯捲用百人之力，一屏风就万人之功 即指这种情况。西汉的官吏和豪富，都很喜爱漆器，死后常用大量的漆器随葬。长沙马王堆一、二、三号汉墓出土漆器达７００件；江陵凤凰山１６８号汉墓，墓主虽为五大夫，也出土漆器１６０余件等等。甚至朝鲜平壤乐浪王盱墓、蒙古诺颜乌拉匈奴贵族墓中，也发现了大量的汉代漆器和鈤器，说明西汉时期漆器的生产空前兴盛。
　　４。商业的发展与城市、交通的发达西汉的商业，在不同时期呈现出不同的发展面貌。西汉前期，封建政权实行 无为而治 的放任政策，农业、畜牧业和手工业发展迅速，民间商业十分繁荣，商品经济得以顺利发展。西汉中期汉武帝实行 有为 政策，对社会经济进行全面干预，民间商业受到打击和排挤，一度衰落，而官营商业相对发展。西汉后期，官营商业仍然存在，民间商业也很活跃。不过，这时商业的发展已经变态，不可与西汉前期商业的正常发展相提并论。
　　（１）西汉中、后期商业的发展西汉中期，汉王朝开始从事官营商业活动，实行盐、铁、酒、鱼的专卖，并在各郡设立均输官，转运贩卖各地土特产，设置平准官，控制市场物价等。
　　可见官营商业的规模庞大，实行专卖和贩卖的商品种类繁多，既有工商兼营的盐、铁、酒官，也有 行商 性质的均输官，还有类似 坐贾 的平准官，几乎垄断了所有的商业活动。由于这种商业活动具有垄断性、强制性，商品的来源不计成本，从事商业活动的人与商业利润没有直接关系，因此，这种官营商业活动不受价值规律的约束，不是社会生活过程中的有机组成部分，而是独立于生产之外的流通过程。这种流通不能有效地支配生产，对社会生产和生活都有不良的影响。正因为当时官营商业具有压价强购、抬价出售、供需脱节等弊病，所以给民间商业活动以可乘之机。
　　这时民间商业的生存空间大大缩小：一是官营商业霸占了民间广大的地盘；二是官营手工业的扩大，进一步失去上层皇室贵族的雄厚市场；三是国家陆续设立的桔官、羞官、圃羞官、漆官等控制了原料产地及其商品来源；四是民营手工业的衰退也使商人减少了货源和主顾等。特别是汉武帝收买一部分商人充任官商，同时剥夺了大部分商人的财产，几乎使民间商业活动窒息。但自元封元年（公元前１１０年） 不复告缗 后，国家的商业政策逐步放宽。官营渔业不久被废止。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１８１年） 罢榷酷官，命民得以律占租，卖酒升四钱.①而且，昭宣时期 与民休息 的政策和社会经济的恢复发展，都为民间商业的重新活跃提供了条件。
　　②　　 《西京杂记》卷。
　　除汉武帝非常时期外，西汉政权对商贾的主要税收是市籍税和市租。市籍税是对有 市籍 的商贾所征取的税收，规定纳税户在一定时期内集中把税款交纳给市场负责人——市啬夫。《汉书？何武传》说： （何）武弟显，家有市籍，租常不入，县数负其课，市啬夫求商捕辱显家 ，即反映了这种情况。所谓市租，就是对商贾所征收的市场营业税。《史记？齐悼惠王世家》注引《索隐》曰：市租，谓所卖之物出租。 市籍税一般按商人的财产（包括储存的现金、实物、货物）征税。《汉书？武帝纪》注引李斐曰： 一贯千钱，出算二十也。 是指 异时 ，即汉武帝前对商贾储存的现金征税，税率为２％。《汉书？翟方进传》注引张晏曰： 又牛马羊头数出税；算千输二十也。 推知对其实物财产征税，税率也为２％。《管子？幼官》提到 市赋百取二 ，就是对市场交易的货物征税，税率也为２％。可见这个２％的税率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有一定的内在联系。《汉书？食货志下》载王莽时规定： 贾贩贾人坐肆列里区谒舍，皆各自占所为于其所在县官，除其本，计其利十一分之，而以其一为贡。 这里提到商贾的市场营业税，也就是市租，按商业利润的１／１０征税。当时的商业利润是多少？《史记？货殖列传》指出，商贾们投入１００万钱的资金，可赢利２０万。若 不中什二，则非吾财也。 《汉书？贡禹传》也说： 商贾……岁有十二之利。 可见当时社会公认的商业利润率为２／１０。如果市租按投入的货物量征税，则税率为２／１０×u65297X／１０＝２％。由此可知，对商贾储藏的现金、拥有的实物和投入市场的货物均按２％的比例征收，就是征取商贾所得商业利润的１／１０。这与王莽时期明确规定的市租率是一致的。同时说明，西汉前期和中后期的大部分时间里，市籍税按财产的２％征税，市租也按投入市场商品的２％征税，其税率基本合理，故有利于民间商业的发展。
　　另外还有 关税 ，即商贾贩卖货物经过关口时所征取的税收。秦汉时期一般在内地要道和周边各族的交界地设置关口，如函谷关、玉门关、居庸关等。西汉一代，关税时停时征，大体西汉前期征收的时间少，而中后期征税的时间多。《汉书？武帝纪》云：太初四年（公元前１０１年）冬， 徙弘农都尉治武关，税出入者以给关吏卒食， 就明确提到征收关税。至于关税的征收量，据《管子？幼官》： 关赋百取一 ，即征收过关货物的１／１００，而东汉末延康元年（公元２２０年）庚戌令曰： 轻关津之税，皆复什一， ①则知东汉末年的关税率曾一度高达１／１０以上。推测西汉时期的关税率当在１％到１０％之间。较重的关税，对民间商业的发展有一定的影响。
　　①　　 《汉书？昭帝纪》。
　　①　　 《三国志？魏志？文帝纪》注引《魏书》。
　　西汉后期，中央集权的力量逐渐衰落，民间商业在宽松的政治环境中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但当时社会经济的基本格局，限定了民间商业的发展面貌。
　　首先，由于官营商业仍然占有广大地盘，迫使民间商业更加紧密地与官僚、地主经济结合，以求得更大的发展。如成帝时， 贵戚近臣子弟宾客多辜榷为奸利.大富商罗裒，用巨款 赂遗曲阳、定陵侯，依其权力，赊贷郡国，人莫敢负，擅盐井之利，期年所得自倍.①其次，由于民营手工业的衰落，边疆屯垦对畜牧业的冲击，使民间兼营手工业、畜牧业的商人大大减少，而贩运性商业，特别是为官僚、地主消费服务的贩卖商业，得到畸形发展。《汉书？货殖传》记载西汉后期的大商人，都是因其地利之便，从事贩运贱买贵卖致富的。所谓 商贾求利，东西南北各用智巧 ，就是指这种情况。再次，由于当时农民负担沉重，农业生产萎缩， 故民弃本逐末，耕者不能半.②大批游食末技之民的涌现，形成了民间商业的虚假繁荣。因此，西汉后期民间商业的兴盛，并非社会生产的有机组成部分，它因依附官僚地主而失去了商品经济的纯度；因其贩卖业的畸形发展而相对独立于生产过程之外；因其虚假的繁荣使各经济部门的比例失调。但民间商业的发展毕竟打破了官营商业的僵局，促使西汉商业深入而广泛地发展。
　　（２）城市和交通的发达随着西汉时期社会经济和商业的纵深发展，形成了遍布全国的大小城市、集市等商业网点。位于关中的都城长安是全国最繁华最富庶的城市，有１２门、８街、９陌、９市、１６０闾里。长安市场上充满了本地物产和官府手工业产品，还有从全国各地运来的货物，以及外族的特产，商业交往十分频繁。
　　其他如河南地区的洛阳，梁宋地区的陶、睢阳（今河南商丘南），漳河地区的邯郸，勃碣地区的燕（今北京市），海岱地区的临淄，东楚地区的吴（今江苏苏州），南楚地区的寿春（今安徽寿县），颖川、南阳地区的宛（今河南南阳），西楚地区的江陵，巴蜀地区的成都，扬越地区的番禺（今广东广州）等，都是各地区商业 四方辐凑，并至而会 的大都市。在这些地方都市中，以洛阳、邯郸、临淄、宛、成都发展最快，到西汉中、后期合称为 五都.此外，每一地区都分布着大小集镇和集市。还有驻军之处的军市、边境关隘之处的关市等。而且所有都市、集市都有大道或河渠相通，连成全国商业网络，使商品交换深入、持久、频繁地进行。
　　随着对外关系和海陆交通的发展，西汉时期的商业活动又向周边各族甚至外国寻求市场。由于汉武帝时期对边疆的经营，使秦汉之际的陆路交通进一步发展，当时重要的对外交通线有四条：一条自蓟出发，东北经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直到朝鲜半岛。故商贾 东绾秽貉、朝鲜、真番之利.①一条自长安出发，经河西走廊，塔里木盆地南北边缘，远达中亚、南亚乃至地中海东岸各国及南欧、北非等地。这就是著名的 丝绸之路.一条自巴蜀出发，经西南夷，通于身毒（印度）等地。当时中国的邛竹杖和蜀布等，已由商贾转运到这里。一条自番禺出发，经苍梧（今广西梧州）、郁林（今桂平），达于交趾、九真、日南（在越南境内）等地。《汉书？地理志下》说：这一带 近海，多犀、象、毒冒、珠玑、银、铜、果、布之凑，中国经商贾者多取富焉.当时的海外交通也很发达。比较明确的航线有两条：一条自齐（今山东北部）东渡渤海，达朝鲜半岛，然后南绕半岛，东到日本。史称日本为 倭 ，有百余国，其中最大者叫邪马台国。汉武帝时期，已有３０余国与汉通使，建立了政治、商业往来。另一条自徐闻（今广东徐闻）、合浦（今广西合浦）
　　乘船南行５个月，可达都元国（在马来半岛），又继续航行４个月，到邑卢没国（在缅甸沿岸），再航行２０余日抵湛离国（在缅甸沿岸），然后步行１０余日到夫甘都卢国（缅甸蒲甘城附近），再乘船航行两个月，最后抵达黄支国（在印度建志补罗）。回程可经已程不国（今斯里兰卡）、皮宗（在马来半岛），到日南等地回国。西汉商贾运往这些国家的商品有黄金器物和各种丝织品，换回来的货品有明珠、璧、流离、奇石等异物。近年来在广州、长沙等地经常发现玻璃、琥珀、玛瑙等物，其中有的就是从南太平洋诸国运来的。
　　①　　 《汉书？翟方进传》、《货殖传》。
　　②　　 《汉书？贡禹传》。
　　①　　 《史记？货殖列传》。
　　（三）各具千秋的经济思想
　　西汉中期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经济制度的重大变革，引起人们对社会经济活动的广泛关注。他们对西汉政权的现行经济政策，或给予支持，或表示反对，或提出修正方案，各自充分阐明自己的观点，形成西汉时期经济思想大讨论的热潮。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有：司马迁的 善因 论，桑弘羊的 轻重 论，董仲舒及《盐铁论》的经济思想。
　　１。司马迁的 善因 论司马迁（约公元前１４５年- 前９０年），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西南）
　　人，出生于史学世家。父司马谈，为汉太史令，精于史学，倾向于黄老学派。
　　司马迁自幼受家学熏陶，又从孔安国、董仲舒等名师学习。青年时代游历、出使全国广大地区。元封三年（公元前１０８年）继承父职任太史令。天汉二年（公元前９９年）因李陵事件下狱受腐刑，后获赦出狱为中书令。在司马迁父子任职期间， 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太史公仍父子相续纂其职.①最后由司马迁完成了《太史公书》（即《史记》）的编纂工作。因此，《史记》中反映出来的经济思想，实际上是司马迁父子共同的思想。特别是《史记？货殖列传》，其中有许多秦汉之际的民间经济史料，必然是由贴近于该时代的司马谈收集整理，这一点是我们研究司马迁的经济思想时必须注意的。
　　司马迁父子生活在 无为 经济向 有为 经济转变的历史时期，耳闻目睹不同经济政策给社会经济造成的不同影响，以史学家的冷静思考，提出了独树一帜的 善因 论思想。《史记？货殖列传》说： 善者因之，其次利道（导）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 所谓 善者因之 ，即指最好的经济政策是顺应民间生产、贸易活动的自然发展。这是对西汉前期 无为而治 、 从民之欲，而不扰乱 政策的充分肯定。所谓 利导之 ，就是指封建国家通过物质利益，运用经济杠杆，引导社会经济朝着利国利民的方向发展。 教诲之 ，意为采取 教化 手段，鼓励人们从事某些经济活动，并劝阻人们不适当的经济行为。 整齐之 ，即指封建国家通过法律等强制手段来整治、调节人们的经济活动。司马迁认为这些经济政策都有一定的可行性，但不宜广泛推行。所谓 最下者与之争 ，就是说最坏的经济政策为国家直接从事经济活动， 与民争利.这是对汉武帝时期进行盐铁官营、均输等经济政策的强烈反对。
　　①　　 《史记？太史公自序》。
　　由此可见， 善因 论是司马迁经济思想的核心。黄老学者慎到说： 因也者，因人之情也.①那么，人之性情是什么呢？司马迁认为，人们的天性是好利、好富的： 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者也 ，人人 耳目欲极声色之好，口欲穷刍豢之味.所以，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人们为了尽力追求财富和物质利益，使 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这就是说，因人之欲而不扰乱，能够使人的能力得到充分的发挥，物资资源得到尽力开发和利用，人们的欲望都能得到最大的满足，商品的供给和需求得以自然适应，商品价格也得到自然调节，各种生产、贸易都能自然、顺利地进行，社会物质财富也就自然增长， 上则富国，下则富家 ，使 政教发征期会 自然而然地实现最好的结果。这种 道之所符 和自然之验 ，就是司马迁 善因 论的理论基础。
　　司马迁从 善因 论的观点出发，提出 富无经业.他认为贵族官吏靠爵邑俸禄和壮士赴难、暴徒抢劫、妓女卖淫和从事农、虞、工、商等经济活动，都是致富的手段。但他把事农而富称作 本富 ，做工从商而富称作 末富 ，采取不正当手段致富为 奸富.并指出 今治生不待危身取结，则贤人勉焉。是故本富为上，末富次之，奸富最下.可见司马迁不赞成采取非法手段致富，而主张从事农、畜、工、虞、商、贾等正常的生产、贸易活动。虽然司马迁按照秦汉流行的 本 、 末 业之分，但丝毫没有轻视工商业的意思。所谓 本富为上，末富次之 ，只是以 危身 为标准，即农业生产为简单劳动，是致富最稳妥的手段，而工商业为复杂劳动，用以致富必须承担一定的风险。正因为有这样的区别，所以 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此言末业，贫者之资也.而且，司马迁特别重视商业，把商业看作社会生产活动的必要和重要组成部分，成为我国古代认真研究商品经济的伟大思想家。司马迁还十分尊重商人，专门为先秦及汉初的一批富商立传，记述他们的事迹和致富经验，创立了以个人为本位的 治生学 ，成为我国古代微观经济管理思想的杰出代表。
　　总之，司马迁的善因论及其经济观点，是对西汉前期 无为 经济的全面肯定和经验总结，也是对汉武帝时期 有为 经济的全盘否定和认真批判。
　　他的经济思想充分体现了以黄老之学为主兼融各家的倾向，在中国封建时代独树一帜，接触到了资本主义经济中的商品生产、自由贸易、生息资本、平均利润等问题，因而受到近代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推崇。不过，司马迁的经济思想在当时具有理想主义的成份。虽然 善者因之 的政策能够促进社会生产的迅速发展，但到一定时期，必然随着贫富分化的加剧，地方豪富经济的恶性膨胀，导致统一帝国的分裂。在当时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的经济条件下，要维护统一帝国的长治久安，尽管 与之争 出自下策，然而它是中国古代封建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
　　２。桑弘羊与 轻重 论桑弘羊（公元前１５２年？- 前８０年），洛阳人，出身商人家庭，自幼有心算才能，１３岁入宫充武帝侍中。元狩三年（公元前１２０年）受命理财，历任大农丞、治粟都尉、大司农等职，成为武帝进行经济改革的得力助手。昭帝年幼继位，他与霍光、金日ｃ、上官桀共同辅政，任御史大夫。因桑弘羊与霍光政见不同，卷入燕王旦和上官桀父子谋反事件，被处死。有关桑弘羊的史料散见于《史记》、《汉书》等，其经济思想主要体现在《盐铁论》中。
　　①　　 《慎子？因循》。
　　中国封建经济发展的道路，与西欧封建经济的发展具有明显的差异。西欧从奴隶制到封建制的过渡，曾经过对城市和商品经济极度破坏的过程，所以西欧封建社会初期，自然经济几乎处于笼罩一切的地位。而中国从奴隶制到封建制的过渡，并未阻碍城市和商品经济持续发展。在我国封建社会前期工商业不断发展的事实面前，必然引起人们对商品生产的广泛关注。有的人主张强行压抑工商业的发展，提出了重农抑商政策。有的人要求维护民间工商业的发展，提出了 善因 论的观点。有的人则主张由封建国家直接从事工商业活动，运用商品流动理论来干预、控制社会经济生活，于是，形成了我国古代独有的经济学说—— 轻重 论。
　　轻重 作为一个经济范畴，是随着春秋时代金属货币的使用而产生的。
　　它通过货币的轻重来分析货币价值及其对市场的影响。由于战国秦汉时期商品经济的发展，到西汉文帝时， 轻重 已被人们用来研究商品流通领域中货币与商品的比价问题。贾谊就曾提到国家垄断币材 以御轻重 ，达到平抑物价、增加财政收入、打击商人等目的，表明这时轻重论思想已有重大进展。至于成熟而完整的轻重论学说，记载在《管子》轻重诸篇中。可见轻重论是经过春秋战国秦汉历代积累，由人们共同创造的经济思想成果。当然，生活在汉武帝时期的桑弘羊，是轻重论学说的集大成者和全面执行者。当时由桑弘羊提议并付之实践的盐铁、平准、均输等政策，其理论基础就是轻重之学。
　　桑弘羊在《盐铁论》中，充分阐明了自己的经济观点，他作为商人的后代，非常重视工商业的作用。桑弘羊认为，工商业和农业一样，是人们生活不可缺少的。各种各样的 养生送终之具 ，必须 待商而通，待工而成.如果没有工商业，就不利于农业的发展，满足不了社会生活的需要， 故工不出，则农用乖；商不出，则宝货绝。农用乏，则谷不殖；宝货绝，则财用匮。 （《本议》）正因为如此，桑弘羊认为工商业也能使国家致富， 富国非一道 ，不一定非搞农业不可， 富在术数，不在劳身；力在势居，不在力耕.（《通有》）这就是桑弘羊轻重论思想的主要根据。
　　桑弘羊作为封建国家的财政当权派，主张由国家 塞天财，禁关市 ，垄断山海之利，垄断铸币和直接从事工商业活动，以取得支配社会经济生活的轻重之势，使 天下之下我高，天下之轻我重.（《力耕》）然后由国家利用轻重之术，即通过控制商品、货币流通等经济手段，在国内排斥富商大贾， 建本抑末，离朋党，禁淫侈，绝并兼之路 ；（《复古》）在国外则损敌国之用，使 外国之物内流而利不外泄 ，实现富国除害的双重目的。
　　同时，桑弘羊还提倡扩大消费，认为 古者宫室有度，舆服以庸；采椽茅茨，非先王之制也 ， 不可大俭极下 ，他引用《管子》的话说： 不饰宫室，则材木不可胜用，不充庖厨，则禽兽不损其寿。无末利，则本业斯出，无黼黻（ｆǔｆú，音府服，祭服上的纹饰），则女工不施.主张通过 节奢刺俭 （《通有》）来加速官营工商业的发展，使轻重之术更充分地发挥作用。而且，桑弘羊还把官营经济事业扩展到农业领域，赞同广兴屯田， 置任田官以赡诸用.（《园地》）显示出他对轻重论的继承和发展。
　　总之，轻重论在汉武帝时期经过桑弘羊的充实和推广，已扩充为包括轻重之势、轻重之学和轻重之术的封建国家宏观经济管理体系。它是以东方法家——管子的思想为主，兼融各家思想的结晶。轻重论主张由国家广辟财源， 不赋百姓而师以瞻 （《非鞅》）的思想，它关于国家对经济活动的管理和调控不可单纯依靠行政命令、必须运用经济规律等思想，都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和可行性，对后来的两千年封建社会产生了巨大影响。但是，轻重论强调流通而不重视生产。认为 富国何必本农 ，（《力耕》）只要通过轻重政策控制流通领域就能起决定作用。因而在理论上颠倒了主次关系，付诸实践也会妨碍社会生产的正常进行。另外，轻重论过分地夸大了国家政权对经济的反作用，主张由国家对社会经济进行 有计划 的全面干涉，从而限制了市场价值规律的自然调节，势必给经济发展，给国家和人民都招来不良后果。汉武帝时期全面实行轻重政策的社会效应，从正反两个方面说明了上述情况。
　　３。从董仲舒到《盐铁论》董仲舒（公元前１７９年- 前１０４年），广川（今河北枣强东）人，专治《公羊春秋》。景帝时举贤良对策后，任江都王相，又迁胶西王相，不久辞职家居。他是汉代新儒学的创始人，其经济思想史料散见于《汉书？董仲舒传》、《食货志上》等，集中于《春秋繁露》一书。
　　董仲舒生活在文、景、武帝时期。面临当时社会经济形势的发展变化，他从维护封建统治的长治久安着眼，提出了 调均 社会财富的思想。《春秋繁露？度制》说： 孔子曰：不患贫而患不均。故有所积重则有所空虚矣。
　　大富则骄，大贫则忧，忧则为盗，骄则为暴，此众人之情也。圣者则于众人之情，见乱之所以生，故其制人道而差上下也。使富者足以示贵而不至于骄，贫者足以养生而不至于忧，以此为度而调均之，是以财不匮而上下相安，故易治也。 可见董在财富分配问题上丰富发展了儒家的中庸观念。他的经济思想就是围绕这一问题而展开的。
　　由于封建统治阶级总是依仗权势侵吞大量的社会财富，率先破坏各阶级阶层占有财富的均衡状态，所以董仲舒在试图 调均 财产分配比例时，把注意力主要放在统治阶级方面。他提出 诸有大奉禄，亦皆不得兼小利与民争利业 （《度制》）的原则，限制封建官吏 因乘富贵之资力 ，非法占夺劳动人民的财产。而且要求封建国家也不要与民争利，使 盐铁皆归于民.吁请统治集团 省宫室，去雕文，举孝悌，恤黎元 （《五行变救》）， 薄赋敛，省徭役，以宽民力.同时，董仲舒又针对官豪地主广蓄奴婢、兼并土地之风，提出 古井田法虽难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澹不足，塞并兼之路……去奴婢，除专杀之威 ①的建议，在中国历史上首创 限田限奴婢 的主张。这些措施都是为了使 利均布，防止出现 富者奢侈羡溢 ，骄而僭越； 贫者穷急愁苦 ，铤而走险的失控局面。
　　董仲舒认为，人们都有追求物质利益的欲望，关键在于封建政权对人们的欲望进行正确的引导。他希冀封建君主 常以爱利天下为意 （《立元神》），通过发展农业生产来满足人们基本的物质利益。故董仲舒提出调节各阶级经济关系的前提是： 富者足以示贵 ， 贫者足以养生 ，反映出当时封建统治集团积极进取、勉强事功的精神。为了使人们节制非分的贪欲，董仲舒建议采取以教化为主、刑赏为辅的手段进行劝导。他曾告诫封建统治者： 正其道不谋其利，修其理不急其功 （《对胶西王越大夫不得为仁》），即要求统治阶级遵循封建国家整体的大道理，不要只顾私人眼前的小功利。但并非苛求人们完全抛弃功利。仅是 不急其功 而已。这句话在《汉书？董仲舒传》中却成为 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 ，改变了董的原意。
　　权衡他的义利观，不过是通过仁义道理来约束统治阶级，以便 调均 财利的适度分布，怎能 不计其功 呢？
　　①　　 《汉书？食货志上》。
　　可知董仲舒的经济思想是以儒家为主，兼融黄老、法家等学说，着重探究如何协调国家与国民之间的经济关系问题。他既反对由国家全面干涉和控制经济生活，也反对放任无为的经济政策。主张从国家的整体和长远利益出发，对社会经济活动进行 利导之 、 教诲之 乃至 整齐之 ，以把握社会财富在国家、各阶级阶层之间的分配比例。因此，董仲舒在经济问题上所体现的整体观念、均衡原理以及民本思想，闪烁着新儒家经济理论的光辉。
　　但他的经济思想局限于财产分配领域，在如何进一步发展生产方面没有多大建树，而且他所提出的经济措施多理想化而少实用性，其贯穿在经济问题上的中庸思想以及经济从属封建政治的原则，也包含着一定的保守、封闭观念，这些弱点随着时代的推移，在那些正统儒家经济思想中越来越清楚地表现出来。
　　在昭帝时召开的盐铁会议上，贤良文学推崇董仲舒的新儒学，经常引用《春秋繁露》的语言作为立论的根据。他们的经济思想亦大多承袭董氏，且更具保守和教条化。《盐铁论？本议》记文学说： 窃闻治人之道，防淫佚之原，广道德之端，抑末利而开仁义，毋示以利，然后教化可兴，风俗可移也。今郡国有盐铁、酒榷、均输、与民争利。散敦厚之朴，成贪鄙之化。是以百姓就本者寡，趋末者众。夫文繁则质衰，末盛则本亏。末修则民淫，本修则民悫（ｑｕè，音却，忠厚），民悫则财用足，足侈则饥寒生。愿罢盐铁、酒榷、均输，所以进本退末，广利农业，便也。 这是贤良文学在盐铁会议上的第一次发言，即开宗明义反对 与民争利 、请罢盐铁等，表明他们基本承袭董仲舒的思想。但他们围绕 罢盐铁 所阐述的理由，却偏离了董氏的原意。如贤良文学所谓 开仁义，毋示以利 的崇义贬利观点，就扼杀了董仲舒包含追功求利的进取精神。董氏虽然重视农业，但没有 抑末 的言论，他们却积极主张 进本退末.董氏反对统治集团挥霍浪费，在他们那里变成了 防淫佚、尚敦朴 的安贫乐道思想。可见这时以贤良文学为代表的儒家经济思想，把 圣人之道 当作教条，已明显趋向保守。
　　《盐铁论》一书由桓宽编次整理而成。桓宽，汝南人。汉宣帝时举为郎，官至庐江太守。《盐铁论？散不足》提到 宣帝建学官 ，说明此书是在宣帝死后，汉元帝时定稿的。盐铁会议留下的书面材料经过桓宽的加工润色，处处渗透着他本人的观点。《盐铁论》赞赏贤良文学的崇义贬利，进本退末、安贫乐道思想溢于言表，被诸史列入儒家类，充分反映了汉元帝时期儒学的守旧观念。自元帝以后，西汉政权重用纯儒，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完全确立，加上西汉王朝的经济开始衰退，更加重了经济思想界的沉寂和保守气氛。而且，从董仲舒就流露出的宜少近古 的经济复古思绪，也成为西汉后期的新动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