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教育史之秦代的文教政策

秦代的文教政策
　　（一）社会概况
　　公元前２２１年，秦灭齐，最终统一六国。嬴政称始皇帝。中国的历史，从此时起进入秦代，揭开了中国中期封建社会的序幕。从这一时代起，中国就从初期封建制走向专制主义的封建制。秦代的统一，使土地所有的关系发生了变化，即中国的土地由封建领主所有完全转化为商人地主集团所有。土地所有关系之改变，必然要引起土地管理机构之相应改变，于是废封建为郡县，遂成为秦代历史的必然。当秦代统一天下后，全国的土地，皆掌握在商人地主手中，经过他们讨论如何管理这些土地，最后决定，施行郡县之制，把天下分为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监。随着土地所有关系的改变，土地的经营方法也改变了，这就是领主庄园制度的废除与地主佃耕制度的兴起。随着此制度的诞生，土地兼并，大部分农民遂失掉了土地，沦为大土地所有者的佃户。佃耕制较之庄园制总是有其进步的一面。佃耕制度刺激并发展了秦代的农业。秦代的农业由于土地所有关系的改变，佃耕制度的产兴，生产技术的提高和人工灌溉的推行等，已经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此时，秦代的城市手工业也发展到一定的水准。表现为冶铁事业兴旺，铁质武器普遍应用等。
　　秦代的手工业生产，较之前代，已经是一种更高的生产力之体现。由于城市手工业的发展，扩大了交换范围，为了适应商业交换全面发展的要求，秦代又把前代各自为政的经济制度宣布作废，确立全国划一的经济制度。一切旧的政治束缚和经济障碍都废除了。在税同率、币同值、车同轨、度同长短、量同大小、衡同轻重、政令统一、战争熄灭的条件之下，中国的商业交换出现了空前规模的繁荣。与此同时，秦代政府，一方面有计划地繁荣都市经济，另一方面又执行一种对商业的鼓励政策。由此可见，秦代人的活动，不仅突破了以前各封区的国境封锁，并且也展开了突破四周诸种族之包围的活动。
　　而这又奠定了后来两汉时代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基础。随着社会经济构造之转向，秦朝政权的性质，也因之而改变了，封建领主的贵族政治便最终地退出了中国历史，代之而起的是新兴的商人地主的政权。通过一系列的果断变革，在以秦始皇为核心的政治统治集团中，秦始皇以秦国国王兼军事统帅的资格，强化了中央集权制，开创了一代政治伟业。秦代政权性质的改变，使秦代的社会关系也有着与之相适应的改变。具体表现为旧贵族之最终的没落与转化，表现为农民和城市手工业者隶属关系之转移。秦王朝的统一和胜利，一方面使统治者欣喜若狂，另一方面却也令统治者有一种深思远虑。因为旧贵族中，还有不少人逃亡在外，是一股极危险的势力；而投降的旧贵族，又怀着满腹的旧思想，常常 以古非今 ，若不彻底地肃清，终是新政权的隐患。另一方面，农民虽已退伍，但大部分的农民，还保有武器，使新政权感到极为不安。为了巩固商人地主统治，镇压农民可能的反抗及残余贵族可能的叛乱，是统治者两项紧急的政治任务。开国之初，秦国的国策可用 崇法尚武 加以概括。这是服务于对外扩张的政治轴心的。对内的刑政包容在崇法的思想之中。天下初定之后，对尚武精神的提倡，不利于长治久安的统治目标，于是，尚刑取代了尚武的位置，统治的中心任务也由进取一变而成维护。于是，高压的强制促进统一的政令纷纷出台。这套大政方针，实际上成为教育宏观上的指导思想。在意识形态领域，在儒、法诸家对立争宠的态势下，始皇支持了法家，下令废黜诸子百家，独以法家 为定于一 的标准，使文化、教育均纳入官方的轨道，使法家的思想（实为皇权思想）成为官方法定的唯一意识形态。废黜百家之举，是百家争鸣的终结。在崇尚法刑的社会背景下，秦国的文教政策也因而染上了一层特有的色彩。
　　（二）文教政策
　　１。文字改革文字改革是秦朝推行共同文字，促进共同文化形成的措施，也即是历史上著名的 书同文.战国时期，由于各诸侯国地理条件和文化传统不同，所用文字也存在很大差异，即使同一国内也往往几种文字杂相使用。一般说来，当时流行着古、籀、篆三种字体，这些异形字的出现，反映了我国文字的不断发展，是化繁为简、推陈出新的结果。事实上，随着生产的发展和社会生活的变化，自然需要新文字的产生。因此，在一定历史阶段内，新旧文字同时并存并不奇怪，何况分裂割据的战国时期。正如许慎指出的，战国时期 田畴异亩，车涂异轨，律令异法，衣冠异制，言语异声，文字异形 （《说文解字？序》）。
　　这种现象的存在，妨碍秦统一政令的施行和政权的巩固。所以，秦统一中国后，为了实行统一法度，力求文字的简化和字形的接近，直至统一文字是理所当然的，也是客观所需要的。而秦政权的统一，也有利于缩小原来各国文字方面的差异。《史记？秦始皇本纪》有这样一段记载： （二十六年）一法度衡石丈尺，车同轨，书同文字 ；秦始皇二十八年琅邪刻石中有： 器械一量，同书文字的记载；《李斯列传》中则说： 明法度，定律令，皆以始皇始，同文书。 这些记载说明秦统一六国后，确实开始了律令、度量衡、车轨和文字的统一工作。
　　周代使用的文字称 大篆 或称 籀文 ，字形复杂，笔画繁多，不宜书写。战国时期，由于割据分裂，文化发展极不平衡，文字也不一样，齐鲁地方通行一种简易的字体，称 古文 或称 蝌蚪文.秦统一后，李斯根据 大篆 和 古文 两种字体加以改造，使笔画更为简单易写，称 小篆 ，也称 秦篆 ，狱吏程邈又依据小篆再简化而创新的字体，称 隶书 ，就成为以后通行的方体字楷书的雏型。但这并不是说秦已完成了统一文字的工作，其实，在当时还是几种文字并存的，所以只能说，秦代文字在中国文字发展史上是处于新旧交替的时期，还远远没有定型。许慎《说文解字》也承认，秦代进行了文字改革，但未能实现文字的统一。 秦书有八体：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虫书，五曰摹印，六曰署书，七曰殳书，八曰隶书.秦代虽然存在几种字体的文体，但总的趋势是，由繁趋简、由难趋易、由杂乱而趋统一。而小篆和隶书的出现和使用，于文化学术的推广、教育的开展，是有重大意义的。正是在这种条件下，才出现了以小篆为字体的蒙学教材，如李斯编写的《仓颉篇》，中车府令赵高编写的《爰历篇》，太史令胡毋敬编写的《博学篇》。这些蒙童课本的编写，巩固了文字统一改革的成果。这种比较简单的小篆字体撰写的学童课本教授童子，当然比字体繁难的大篆要容易得多，学习效果也好得多，从教育角度来看是一大贡献。所以，秦代的文字改革，在中国教育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另一方面，方字的简化对推行统一政令，实现思想统一也极其重要，因为以这样的文字书写法令，便于识认，便于下级官吏和人民群众了解和执行，能够做到 普施明法、经纬天下（《史记？秦始皇本纪》），促进中央集权制度的进一步巩固和加强。
　　２。统一的文教政策秦代统治者，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制度，在文教方面也贯彻实施了集中统一的精神，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统一的文教政策，主要有：改化黔首，匡饬异俗的政策；书同文字，经纬天下的政策；颁挟书令，别黑白而定一尊的政策；还包括：行同伦，设三老以掌教化，禁私学以吏为师等政策。
　　秦始皇为了防止六国旧贵族复辟，在政治上采取种种措施，如把六国富豪和强族十二万户迁到咸阳、巴蜀、南阳等地，让他们远离故土，以便监视。
　　除此之外，对于可能引起割据的思想、民风习俗也加以限制，企图从思想上规范人民，做到 行同伦，黜异俗.为此，他曾五次出巡，一方面向人民显示权威功绩，另一方面则宣扬要 端平法度 ，规范群众，并使 后嗣循业，长承圣治 ， 垂著仪矩.从历史材料上看，除秦始皇二十七年（公元前２２０年）的巡行外，每次都以东方六国为主，其改化黔首，匡饬异俗的目的十分明显。尤其在秦始皇第三次巡行时，其主要目的之一就是要使人民改过迁善，不论远近同一法度，虽至老年也绝少犯罪。由此可见，统一思想，匡正民俗，不仅要改变原六国贵族的不同民俗、道德和思想，而且要教化百姓，使全国人民同一法度，统一思想，这是巩固统一政权所必需的。
　　秦始皇第五次巡行，在会稽山（今绍兴东南）祭大禹，刻石颂秦德。其中许多文字都是关于化民成俗统一思想的，特别对男女节操提出严格的要求： 防隔内外，禁止淫泆，男女絜诚。 意即严行男女内外之别，禁止淫乱行为，男女之间必须纯洁真诚，此其一； 有子而嫁，倍死不贞。 就是说，有子女背离丈夫再嫁，是失掉贞节的行为，此其二； 夫为寄豭（ｊｉā，音家，母猪），杀之无罪。 意思是，男子淫乱他人之妻，杀奸夫无罪，此其三； 妻为逃嫁，子不得母。 即为妻的逃其本夫改嫁他人，其所生子女不再称她为母亲，此其四；刻石要求天下人都要方正清白，洗涤污俗，接受美好的风俗、道德的陶冶，敦厚奋勉，奉行同一法律。并且还应该教育后代敬谨奉法，以实现 黔首修絜，人乐同则，嘉保太平 （以上引文见《吏记？秦始皇本纪》）。总之， 行同伦 融汇了各民族的风俗习惯，对促进中华民族共同心理状态的形成起了积极作用。
　　前面提到的 书同文 则以小篆为标准统一文字形体，消除了战国时期 言语异声、文字异形 的现象。 设三老以掌教化 使教育权完全控制在统治者手里。 三老 即由国家给予一定公职待遇、在民间中有文化的知识者。 三老作为基层组织的学官，充当着教师的角色。
　　秦自商鞅开始实行法家政治，此后秦便废黜百家，独尊法治。具体到教育领域，就形成了秦代统一而专制的文教政策。一系列统一的文教政策，加强了秦王朝对人民的法治教育、耕战教育和尊卑贵贱的思想教化。在这一系列的文教政策中，秦始皇还采纳推行了一项极端专制的措施，即 禁游宦.所谓游宦，是指通过游说宣传自己的主张，以达到从政做官目的的知识阶层。
　　这与战国时苏秦、张仪的合纵连横和游说讲学之风有一定关系，泛言之，宦与士几为同义语，士与读书人义近。因此，讲学求学，求师访友等教育活动、学术活动，都可视作游宦的具体表现。甚至可以加以推论，没有游宦，百家争鸣局面断难形成。秦统治者认为，士人的上串下联，物议纷坛，传播自由思想与主张，不利于秦的 一元化 政治的实施，甚至有颠覆朝政之害，于是明令禁止。换言之，禁游宦是要取缔人们流动、迁徙、集会、结社、会盟、讲学和言论的自由，使士人回到彼此信息不沟通的封闭环境中去。这一政策的颁行，对中国一盘散沙、乐土重迁的国民性的形成，产生了一定影响；当然，对学术交流和私学的影响则更为直接。
　　此外， 颁挟书令 以及 以吏为师禁私学 等文教政策，则导致了 焚书坑儒 ，造成了不可弥补的重大损失。
　　３。 以法为教 法教是与礼教相对立的，是与 以吏为师 相匹配联系的。在奏未统一六国时，秦孝公就同商鞅、甘龙、杜挚三大夫讨论 正法之本.商鞅掌握秦国政权后，便强调以法制取代礼治。所谓 知者作法 而 贤者更礼（《商君书？更法》）。他还写了奏书，陈述 明主忠民产于今世，而散领其国者，不可以须臾忘于法 （《商君书？慎法》）。还说 圣人必为法置官也，置吏也，为天下师，所以定名分也 （《商君书？定分》）。结论是 法任而国治矣 （《商君书？慎法》）。到李斯受秦王朝重用时，便直接向秦始皇建议 若有欲学法令，以吏为师（《史记？秦始皇本纪》）。秦朝施行吏师制度的目的，最重要的在于造就一批舞文弄墨的刀笔小吏。吏师制度从此成为秦始皇统治时期重要的政治和教育决策，时间在秦始皇三十四年，即公元前２１３年。
　　以法为教 不仅把矛头指向儒学，也指向诸子百家，它把战国时期按照学术自由的原则建立起来的私学，通通予以取缔，这在韩非笔下，已经提得相当尖锐。如果说，韩非这一主张仅仅是一种舆论准备，李斯则以政府代言人的身份，宣示非予取缔不可， 人善其所私学，以非上之所建立 ； 闻令下，则各以其学议之，入则心非，出则巷议…… （《史记？秦始皇本纪》）。
　　秦代颁行 以法为教 政策，有其深刻的历史根源。首先是灭了六国，并不意味着从此天下太平无事。始皇在 堕名城，杀豪俊，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阳，销锋鍉，铸以为金人十二 （贾谊《新书？过秦上》）的同时，还 徙天下豪富于咸阳 加以集中管理、管制。由于二十九年出现始皇东游至博浪沙第一次遇刺，三十一年在首都咸阳第二次遇刺，凶手一直不曾逮捕归案，更使执政者感到，不实行严刑峻法，如连坐法，奖励告讦等，并使上自官吏，下至老百姓一体知法和守法，不足以保证始皇个人的安全和秦政权的巩固。
　　４。 焚书坑儒 为了巩固刚从分裂到统一的专制政权，秦始皇严施法治，压制其他思想，而持不同政见的儒生往往非议政事，因而引起中国历史上一桩空前的 焚书坑儒 事件。
　　焚书之议，也早在秦统一六国前开始。商鞅首先提出焚书。《韩非子》就有商鞅教秦孝公 燔《诗》《书》而明法令 （《韩非子？和氏》）之说。
　　而焚书作为禁私学、禁聚语的具体措施，当从李斯向秦始皇建议开始： 臣请史官非《秦纪》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 （《史记？秦始皇本纪》）。
　　秦始皇接受李斯建议，于是颁 挟书令 ，上演了中国历史上破坏文化的焚书悲剧。汉高祖继续实行秦代挟书之律，直到惠帝四年始废挟书之律。
　　焚书是事实，但是否如《旧唐书？经籍志》所说： 三代之书，经秦燔炀殆尽 ，和《隋书？牛弘传》所说： 秦始驭宇，吞灭诸侯，先王坟籍，扫地皆尽 呢？
　　第一，《秦纪》是为秦统治者歌功颂德并供秦王政的 子孙万世 施政借鉴之书，当然要保藏下来。但不属于《秦纪》的春秋战国 诸国之史 就难逃厄运。如司马迁所说： 秦既得意，烧天下《诗》《书》，诸侯史记尤甚，为其有所刺讥也 （《史记？六国年表？序》）。看来是春秋战国史书受损最烈。
　　第二，儒家 六艺 中《周易》因 为卜筮之书 ，所以 独不禁 （《汉书？儒林传》）。其他的按计划当在焚毁之列。但亦有被保全下来的，如 博士官所职 的要留供研究参考。不少经书则是学者和民间背着秦律私下保藏下来：有在孔壁中，如《尚书》、《礼古经》、《礼记》、《春秋古经》、《古孝经》、《古论语》等若干篇章；也有藏于 小岩屋壁 间，到秦亡方献了出来。清崔适就说： 《诗》《书》虽焚，' 六艺' 未尝缺焉 （《史记探原》卷八）。康有为也说： 秦焚六经未尝亡缺 （《新学伪经考》卷一）。
　　第三，诸子百家书未必全毁。像《管子》、《商君书》、《韩非子》为法家著作，不能动；《荀子》中也有法家观点，不会都付之一炬。东汉王充说： 秦虽无道，不燔诸子，诸子尺书，文篇具在 （《论衡？书解篇》）。
　　赵歧还说《孟子》 其书为诸子，故篇籍得泯绝 （《孟子题辞》）。
　　第四，医药、卜筮和种树的书，全部保留下来，是没有问题的。像医药和种树属于自然科学，与政治无关。至于卜筮书，秦有 占梦博士 ，也算博士官所职。秦始皇迷信神仙，曾派韩终等出去求不死之药，派徐市（即徐福）造大船，带了五百童男童女东渡求仙。《史记？秦始皇本纪》载三十五年 始皇梦与海神战，如人状 ，便叫占梦博士卜个吉凶。
　　第五，不在李斯建议之中的，虽与政治有关，也未曾焚毁。例如户口、赋税、地图、族谱。《史记？萧相国世家》和《汉书？萧何传》都记载刘邦进军咸阳，萧何 独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图书即图籍，方回《古今考》说 图谓绘画山川形势、器物制度、族姓原委、星辰度数；籍谓官吏版簿、户口生齿百凡之属.至于坑儒事件，《太平御览》卷八十六皇王部引《古文奇字》： 秦改古文以为大篆及隶书，国人多诽谤怨恨。秦苦天下不从而召诸生，到者拜为郎凡七百人，又密冬月种瓜于骊山硎谷之中，温处瓜实成，乃使人上书曰，瓜冬有实。有诏下博士诸生说之，人各异说，则皆使往视之，而为伏机，诸生贤儒皆主焉，方相难不能决，因发机从上填之以土，皆压死。 这一段记载是否可靠，还有待考证。
　　历史证明， 始皇之初，非不好儒.郑樵的《通志？校雠略》说到陆贾为秦之巨儒，郦食其为秦之儒生，叔孙通秦时以文学待诏博士。后来陈胜崛起山东， 二世召博士三十余人问故，皆用《春秋》之义以对 ，说明 秦未尝不用儒生与经学也.所以不少史家认为秦坑杀的不是儒生，而是那些搞迷信活动，不能满足始皇愿望的术士，儒生只是极少数。但不论史学家们怎样认为，坑儒事件毕竟在历史上真真切切地发生了。秦始皇三十五年，儒士侯生、卢生指责秦始皇为人刚愎自用，狂妄暴戾，专意任用刑狱之吏，施行重刑杀戮政策，使满朝文武百官畏威而不敢直言进谏。侯生、卢生等人的抨击使始皇大怒，于是下令御史审问诸生。诸生忍受不住刑讯，彼此互相告引，你诬我攀，因此罗致罪名者四百六十多人，秦始皇命令： 皆坑之咸阳 ，以警告后人。这就是历史上的 坑儒 事件。与 焚书 合称： 焚书坑儒.焚书坑儒，不论其严重性质如何，毕竟是始皇的虐政。焚书的原意为愚民，但它恰恰暴露了始皇和李斯之流之愚。后人章碣有《题焚书坑儒》诗： 竹帛烟消帝业虚，昔年曾是祖龙居，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 ；萧冰崖也有一首《咏秦》诗： 焚书初意欲民愚，民果俱愚国未墟，无奈有人愚不得，夜深黄石读兵书。 这些都是对焚书辛辣的讽刺。
　　总之，秦始皇焚书坑儒的目的，在于以法为治，禁止异端邪说。所焚者犯禁之书，所坑者犯禁之人。尽管如此，这种以焚杀的办法来禁止异端的手段是十分愚蠢的，也是达不到目的的。相反，却是对中国古代文化的一次极大的破坏，应该受到谴责。也正是由于秦始皇的独断专行，结果是 忠臣不敢谏，谋士不敢谋.造成统治阶级内部矛盾重重而趋于涣散，以致 孤立无亲，危弱无辅 （《史记？秦始皇本纪》）。应该指出，秦始皇的 燔烧文章，以愚黔首 的文化专制主义，不仅给中国封建文化带来十分严重的恶果，而且也加速了秦朝本身的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