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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学教育
１９世纪６０年代，洋务派引进西方教学内容和方法，在国内大办洋务教育，但是，在国内兴办洋学堂，仍然不能满足洋务事业发展的客观需要。日益增多的错综复杂的外交事务，需要有不仅通晓外语、而且通晓国内外社会和历史情况、具有外交才能的人，而同文馆以学习外国语言文字和培养翻译人才为主，学生只会外语，对外国社会情况了解很少，一旦真正接触外交事务，往往笑话百出；国内所设军事学堂，师资难求，设备陈旧，其训练出来的将弁人才，不足以应付强敌。洋务派因此认识到，虽然中国设局制造、开馆教习，似乎已有基础， 无须远涉重洋 ，实际上仍须派人亲赴外国学习。
奕？首先认识到 派出去 比 请进来 的优越性，他说： 购买外国船炮，由外国派员前来教习，若各省督抚处置不当，流弊原多，诚不若派员带人分往外国学习之便 ①。而曾国藩、李鸿章则进一步指出：选派聪颖幼童，送赴欧美各国学校学习军政、船政、步算、制造等学问，十余年便可业成而归，这样，中国就能掌握西人擅长之技，渐图自强了。
同治五年和同治六年，清政府曾先后派斌椿以及志刚、孙家穀等率使团赴西方各国游历考察。他们看到，西方各国之间互派留学生，掌握对方先进技术，归即延入书院，分科传授，精益求精 ， 其余军政船政直视为身心性命之学①。这些感受和体会引起洋务派的重视，而且，斌椿、志刚等人的游历，清除了中国人对远涉重洋的疑虑，增加了派人出国学习的可行性。
同治七年，清政府经蒲安臣之手，与美国订立《中美续增条约》，其中第七条规定： 嗣后中国人欲入美国大小官学学习各等文艺，须照相待最优国之人民一体优待。 ②这也为后来的赴美留学提供了条件。
在这种历史条件下，清政府终于同意将留学作为一项国策付诸实施，从而开创了留学教育的先河。同治十一年（１８７２）派出第一批留学生赴美。其后赴欧洲各国的留学生也相继派出。甲午中日战争后，又出现赴日留学的浪潮。与此同时，自费出国留学也有所发展。留学教育成为国内教育的补充。
①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十五，第 32 页。
①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二），第 154页。
② 《中外旧约章汇编》第 1册，第 263页。
（一）留学美国
１。容闳与早期幼童留美
洋务事业发展的客观需要，促使洋务派迈出了派遣留学生这一历史性脚步。然而，最初提出留学计划并且竭力促成此事的并非洋务派领袖曾国藩、李鸿章等人，而是第一个毕业于美国大学的中国留学生容闳。
容闳，字纯甫，道光八年（１８２８）出生于广东省香山县（今中山县）南屏镇。道光十五年（１８３５）随其父到澳门，入英国传教士古特拉富夫人办的教会小学读书，道光二十一年（１８４１）入玛礼逊学校读书，道光二十六年十二月（１８４７年１月）随该校校长美国的布朗博士赴美留学。抵美后，容闳进入马萨诸塞州的孟松学校读书，道光二十九年（１８４９）夏毕业后，得到乔治亚州萨伐那妇女会的资助，于第二年考入耶鲁大学。咸丰四年（１８５４），容闳取得了耶鲁大学的毕业证书，这时，他完全可以留在美国过富裕生活，但出于对祖国的热爱，他立下宏愿，决心让更多的中国人象自己一样来美国学习，接受西方新式文明的教育，以便能 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 ①。
容闳深知，在中国象他这样一个无权无地位的人，若想实施派遣留学生计划，首先必须把这一方案提到当权者面前，获得他们的认可，因此，咸丰五年（１８５５年）容闳回国后谋生取业，始终围绕着实现他的目标。他曾作过律师，当过翻译，经过商，但这些工作根本不可能帮助他实现自己的计划；咸丰十年（１８６０），容闳曾在南京会见过太平天国领袖干王洪仁玕，欲藉太平天国政府之力，除旧布新，实施其教育计划，然而随着太平天国的失败，容闳的希望又一次化成泡影。就在容闳几近绝望之时，机会终于降临了。同治二年（１８６３），经友人介绍，容闳结识了两江总督曾国藩，并奉曾命赴美国购买机器以筹建机器厂（即后来的江南制造局）。容闳圆满地完成了任务，由此获得曾的赏识。此后，他与江苏巡抚丁日昌经常往来，同治七年（１８６８）
他通过丁日昌向清政府条陈，请拨官费选派青少年赴美留学，但未能实现。
同治九年（１８７０年），天津教案发生，清政府派曾国藩、丁日昌等四大臣前往处理，容闳任翻译。事件了结后，容闳乘机向曾进言自己的留学教育计划，得到曾的首肯。不久，曾国藩和李鸿章等四大臣联衔上奏此事，得到清廷批准。曾国藩即招容闳到南京，商讨派遣留学生人数、经费、管理等一系列问题。同治十年七月十九日（１８７１年９月３日），曾、李拟定《挑选幼童前赴泰西肄业章程》，共十二条，决定派１２０名学生出国，分四批，每批３０名，按年分送。凡年龄在１３- ２０岁之间，资性聪颖、身家清白的学童，由亲属自愿与地方官签志愿书，考试合格后先入预备学校学习一年，方可赴美留学。幼童在国外学习十五年，不得半途而废，学成后亦不准在外国逗留，一律听候官府派用，不准另谋职业。派正副委员二人、翻译一人、汉文教习一人，负责留学生的管理。学生留学一切费用均由政府供给。
① 容闳：《西学东渐记》，第 22 页。
留学之事议定后，遂于上海成立留美事务所，由刑部候补主事陈兰彬任正委员，容闳任副委员，并成立预备学校，招收第一批学生。因当时风气未开，中国人仍笃信科举为正途，视出洋为邪门歪道，加之闭塞日久，对外国了解甚少，很少有人愿意让自己年幼的子弟背井离乡、远适异国、十五年不知生死的。是以３０名定额并未招满，容闳只得亲赴香港，在英政府所设的学校中挑选数人，才凑足定额。
３０名幼童在集训一年之后，于同治十一年七月初八日（１８７２年８月１１日）由陈兰彬率领自沪启航赴美。容闳则于一个月前先行，布置学生住宿诸事。其余三批学生亦于同治十二年（１８７３）、同治十三年、光绪元年（１８７５）
陆续照预定计划派出。
以上四批幼童到达美国后，都三三两两地分住在美国居民家中，跟美国人学英文、唱歌、跳舞、弹钢琴、绘画，由于朝夕相处，幼童们英语会话水平提高很快。
容闳在美国友人的帮助下，于康纳特克省（今康涅狄格州）首府哈特福德城的森孟纳街上设立了留美事务所办事处。同治十三年（１８７４），清政府应留学生事务所的请求，在哈特福德城克林街监造一幢大楼，作为中国留学事务所永久办公之地。第二年春，容闳等人迁往新址，此后幼童即由分散在美国人家中食宿改为集体食宿。
幼童们学习刻苦努力，很快便具备了进入公立学校读书的条件。进入小学、中学以后，他们与美国同学相处极为友好，而学业上的进步亦使老师感到高兴。中学毕业后，基本上按照洋务派办洋务事业的需要，进入各类专科学校学习物理、机械、开矿、造船、邮电、军事、农业、医学等课程。也有考入大学深造的，如詹天佑和欧阳赓分别考入耶鲁大学土木工程系和机械工程系，邝荣光、吴仰曾分别考入美国矿务大书院和纽约大学学习矿务。
留美学生都是十几岁的孩子，可塑性极强。他们生活在美国家庭之中，就读于美国学校，耳闻目染，潜移默化，言行举止逐渐被美国的社会风俗所同化，思想观点为美国文化所浸染。他们有的改穿西装，有的剪去长辫，有的跟随美国房东去教堂做礼拜甚至加入基督教；他们不愿读四书五经，不愿行三拜九叩大礼，也不愿背诵《圣谕广训》一类的东西。这些变化，在容闳看来很正常，然而在顽固守旧的陈兰彬等人看来，却是离经叛道的行为。陈兰彬常与学生发生冲突，容闳总是居间调停，并为学生辩护。陈兰彬认为容闳偏袒学生，极为不快，二人共事，时有龉龃。光绪二年（１８７６），陈兰彬就任驻美全权公使，他举荐吴子登任留美事务所监督。吴子登与陈兰彬一样，同是翰林出身，思想守旧，他刚到美国就把留学生召集到华盛顿使署严加训斥。接见时，留学生拒绝向其行跪拜礼，而代之以鞠躬礼，吴子登就大发雷霆，竟然责打学生。到留学事务所就任后，吴子登更是事事吹毛求疵，与学生及容闳发生了尖锐的冲突。于是，他连篇累牍地上书朝廷，报告学生的种种 叛逆 行为，并对容闳进行诋毁，说容闳如何不尽职，如何放纵学生，任其放荡淫佚，要求从速解散留学事务所，撤回留学生，并且说，如不迅速行动，幼童均将成为 洋鬼 ，不复为卑恭之大清顺民矣！
李鸿章不愿将留学生全部撤回，他认为 幼童在美颇有进益，如修路、开矿、筑炮台、制机器各艺，可期学成，若裁撤极为可惜 ①，因此一面尽力阻止吴子登带学生回国，一面调停吴、容二人之间的关系，这才使留美事务所的工作继续下来。
恰在此时，发生了美国国务院拒收中国学生的事件。从１９世纪七、八十年代起，美国掀起了一股排华恶浪，留美学生也受到歧视。光绪六年（１８８０），当容闳致书美国国务院，要求将部分程度已高的学生送入陆海军学校学习时，美国国务院竟背弃１８６８年《中美续增条约》第七条的规定，以极其轻藐之词拒绝说： 此间无地可容中国学生.此事发生后，吴子登又乘机兴风作浪，通过陈兰彬上书，奏称 外洋风俗，流弊多端，各学生腹少儒书，德性未坚，尚未究彼技能，实易沾其恶习，即使竭力整饬，亦觉防范难周，极应将局裁撤。 ②在此情况下，光绪七年五月十二日（１８８１年６月８日），总理衙门奕？等奏请将出洋学生一律调回，得到清政府的批准。由容闳极力倡导、洋务派出面支持、清政府耗费大量资金而兴起的第一次留学运动，就这样在美国政府的排华政策和陈兰彬、吴子登等顽固派的破坏下夭折了。
光绪七年（１８８１年）夏，除因故中途辍学、病故外洋、以及仍留在美国的２６名外，其余９４名留美学生分三批回国。这些学生中只有詹天佑、欧阳赓两人已从大学毕业，另有６０余人在大专院校就读，其余都还是中学生。
幼童们对被迫放弃学业非常不满和忧伤，如温秉忠回忆说： 命令下达，对幼童乃一忧伤之日，大多数再过一两年即可毕业，中途荒废学业，令人悲愤异常。 幼童们回国后，被分配到江南制造局、上海电报局、天津电报局、福州船政局等处工作或继续学习。多年以后，这批留美生中涌现出不少优秀人才。例如，毕业于耶鲁大学土木工程系的詹天佑，主持修建了京张铁路，这是中国第一条由中国人独立完成全部设计与施工任务的铁路。留美生周万鹏曾主持规划和勘造了宁汉、桂滇等电报干线，并辑录《万国电报通例》一书，由邮传部在国内推广，使中国电政逐渐趋向标准化，还将莫尔斯电报机改为新创的韦斯敦机，使上海电报局趋向当时世界先进水平。留美生邝荣光和吴仰曾是著名的采矿工程师，对中国近代最大的用机械开采的煤矿——开平煤矿贡献卓著。又如，留美生欧阳赓曾任中国驻旧金山和驻纽约领事，梁敦彦任过外交总长，唐绍仪为袁世凯政府第一任国务总理，等等，都是政治和外交界的著名人物。再如，唐国安是清华学堂校长，蔡绍基是北洋大学校长，在教育方面都有所建树。
① 顾廷龙主编：《李鸿章全集》（一），《电稿》一、第 6页。
② 《洋务运动》（二），第 164-165页。
虽然留美生靠着自身的奋斗，有不少人后来成为科技、军事、政治、外交、教育、文化等方面的人才，但从总体上讲，由于留美教育的半途而废，特别是由于清政府视留美生为 洋鬼子 ，歧视和防范他们，致使大批可能出现的人才被断送、被埋没。因此，早期留美教育远远没有收到预期的和应该达到的效果，而是一次失败的尝试。但是，幼童留美开拓了学习西方科学文化的风气，为今后的留学教育开辟了道路。
２。赴美留学的低谷期
首次官派留美教育虽然夭折，但风气已开， 种子既播，终不灭亡.１９世纪末期，中国陆续有学生自费留美，大多是随同传教士前往。例如，著名外交家颜惠庆就是光绪二十一年（１８９５）在传教士卜舫济的协助下留美的；国民党要人孔祥熙和著名实业家费起鹤则是光绪二十七年（１９０１）随 潞河书院的美籍教师麦美德赴美的。孔、费入境后，同入欧柏林学院学习，三年后毕业，又同入耶鲁大学进修，光绪三十三年（１９０７）二人同时学成归国。
这个时期，除自费留学生由传教士携往外，一些地方大臣也开始委托外国传教士携带和照料官费留美生。光绪二十七年（１９０１），北洋大臣袁世凯从北洋大学堂中选派王宠惠等八人赴美留学，委托著名传教士傅兰雅携往。
这是继留美幼童撤回后的首批官费留美生。其中，王宠惠、陈锦涛、张煜全三人在耶鲁大学分别学习法律、政法数学和政治，毕业时，王宠惠获得法律科第一名，毕业典礼上，代表全校四千余人致词，当地报纸曾竞相报道此事。
王宠佑、陆耀廷、胡朝栋三人在卜技利大学分别学习矿务和工程，吴桂龄和严锦镕分别在斯坦福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学习电学和政法。
此后的六七年间，又有一些地方督抚相继遣送学生留美，如光绪二十九年（１９０３）湖北省奏派刘庆云等１０人赴美留学，光绪三十二年（１９０６）北洋大学派遣刘瑞恒、蔡远泽等３１人赴美，次年又派马寅初、冯熙运等１２人赴美。在１９００- １９０７年间，官费留美学生总计约有１００余人，还有一些自费生。他们在美国成立了游学会，联络各大学的留学生。
３。庚款留美
２０世纪初期，成千上万的中国青年涌向日本留学，其热烈的景象，极大地刺激了美国。一些美国来华传教士、外交官以及美国政府中的 中国通 ，认识到进入新世纪后的中国将发生剧变，此时 哪一个国家能够做到教育这一代的青年中国人，哪一个国家就将由于这方面所付出的努力，而在精神的和商业的影响上，取回最大可能的收获 ①。光绪三十二年（１９０６），美国伊利诺大学校长詹姆士在给美国总统罗斯福的备忘录中说： 如果美国在三十年以前已经做到把中国留学生潮流引向这一个国家，并使这潮流扩大，那么，我们现在一定能够使用最圆满与最巧妙的方式而控制中国的发展，使用从知识和精神上支配中国领袖的方式 ②。同年，在中国居住长达４０年的美国商人兼传教士斯密斯面谒美国总统罗斯福，力陈用退还庚子赔款的钱来培植中国留学生的好处。
所谓庚子赔款，是八国联军侵华后清政府被迫按照《辛丑条约》的规定向美国等国所赔偿的战争费用，赔款总额达白银４。５亿两，本息合计９。８亿两，其中美国分得３２００多万两，折合美金约２４００多万元。斯密斯即是建议将这笔钱部分退还给中国，用于将中国的留学潮引向美国。
在斯密斯、詹姆士向总统献策之后，罗斯福于１９０７年１２月３日在美国国会上正式宣布： 我国宜实力援助中国励行教育，使此繁众之国能渐渐融合于近世之文化。援助之法，宜将庚子赔款退赠一半，俾中国政府得遣学生来美留学，使修业成器，蔚成有用之才。 １９０８年５月２５日，美国国会正式通过了退款兴学 的议案。
１９０８年７月１１日，美国驻华公使柔克义将美国政府 退款兴学 的决定，正式通告给了清政府外务部，指明美国将所得 庚子赔款 中除了所谓 实应赔偿 的１３６５万美元外，其余的１０７８万美元，从１９０９年起至１９４０年止，逐年按月 退还 中国。双方商定，自拨还赔款之年起，初四年每年遣派学生约１００名赴美游学，自第五年起，每年至少续派５０名。根据会商结果，外务部和学部于宣统元年五月二十三日（１９０９年７月１０日）上《会奏为收还美国赔款遣派学生赴美留学办法折》，规定：一、设游美学务处，专司考选学生、管理肄业馆、遣送学生及与驻美监督通信等事。二、设肄业馆，延用美国高等初级各科教习，所有办法，均照美国学堂，以便学生熟悉课程，到美入学，可无扞格。三、考选学生分两部分：一部分年龄在１５- ２０岁之间，每年拟取１００名，要求国文通达，英文和专业程度可以直接插入美国大专院校，由学部和外务部联合在北京招考，同时由各省选取优秀学生送北京复试；另一部分学生年龄在１５岁以下，每年拟取２００名，名额按照各省所负担的赔款数额分配，由各省按定额选送学生。这些学生录取后，先送入肄业馆学习数月或一年，然后通过考试从两部分学生中各选拔出５０名送赴美国留学。未入选的学生，仍留馆肄业。四、津贴在美自费留学生。每年酌拨若干经费为奖赏自费学生之用，多者每年约５００美金，少者１００美金。
五、专设驻美学生监督。
① [美] 史密斯：《今日的中国与美国》，转引自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
② 《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下册，第 1105 页。
宣统元年五月二十三日（１９０９年７月１０日），游美学务处在北京成立，由外务部和学部共管，两部合派外务部左丞参议周自齐为总办、外务部候补主事唐国安和学部员外郎范源濂为会办。同时，在美设立留学生监督处，由容揆负责。
游美学务处成立后第一件事就是挑选第一年赴美学生。鉴于当时留日学生人多品杂，失之过滥，清政府在选拔庚款留美学生时比较严格。考试科目有经义、历史、地理、英文、高等代数、平面几何、平面三角、物理、化学等，全国共计６００余人参加考试，初试即淘汰了十分之九，再经复试，最后仅录取了梅贻琦、王世杰等４７人，于同年九月三日（１０月１２日）赴美。宣统二年（１９１０）又招考第二批学生，这次考试难度更大，考试科目中除中文论说外，其余均须用英文答卷，此外还必须从德文和法文中选考一门第二外语。考试结果，４００名应考者中，录取了竺可桢、胡适等７０名学生，于同年七月至八月间赴美。宣统三年（１９１１）六月，招考了第三批游美学生，录取了姜立夫、章元善等６３名。三批直接留美学生，共１８０人，都是２０岁以下的男生，大都来自国内各教会学校及省立高等学堂。此外，宣统三年，还曾挑选１２名１２- １３岁的幼童，于三年后送往美国中学就读。
游美学务处成立后做的第二件事就是筹建游美肄业馆，以使庚款学生赴美前有所预备。宣统元年九月（１９１０年１０月），清政府在北京西郊清华园设立游美肄业馆，次年十一月改名为清华学堂。清华学堂设有正副监督，均由游美学务处总办和会办兼任，美国派一名驻华使馆官员参与清华董事会管理学校。最早招收的一批学生共４６８名，除９４名入中等科外，其余均入高等科。宣统三年四月一日（１９１１年４月２９日），清华学堂正式开学，它是中国留学史上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所留学预备学校。
清华学堂的学制为八年，分高等和中等两科，学制各四年。高等科的三、四年级，大致相当于美国大学的一、二年级，学生毕业赴美后可以直接插入美国大学的二、三年级学习。在课程设置、教材选用、教学方式以及校纪校规等方面，清华学堂均参照美国学校办理。比如课程设置，上午的课程均仿效美国，设有英文、公民（美国公民）、数学、物理、化学、生物、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地理、历史（西洋史）等，一律用英文授课，用美国原版教科书；下午才是国学课程，如国文、修身、中国历史、中国哲学、中国文学、中国伦理学等等，用中文讲授，用中国教科书。在清华，重视美式教育，中文课程不受重视。
美国用退还庚子赔款的钱兴学，是其对华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意在同欧洲各国和日本争夺对中国的控制权，其用心极其深远，但它支持了清末新政中的教育改革，加强了清政府的亲美倾向，也提高了美国在中国的声誉，使中国学生的留学方向转向美国，留美教育再度兴起，宣统元年以后，中国留美学生人数迅速增加，宣统二年达到５００多人，宣统三年又增至６５０人，其中官费２０７人，自费４４３人。
４。留美女生
甲午战前，中国国内女禁未开，女学未兴，一般人家女子深锁闺门，足不出户。然而，却也有四位女子冲出深闺，先后赴美学习，她们就是中国最早出国留学的女留学生。
第一个赴美的是金雅妹。她在同治三年（１８６４）生于浙江鄞县（今宁波）
一个牧师家庭，后父母双亡，由美国传教士麦嘉缔收为义女。光绪七年（１８８１），１７岁的金雅妹被义父送往美国学医。四年后，金雅妹以优异成绩毕业于纽约医院附设的女子医科大学，成为中国第一个大学毕业的妇女。光绪十四年（１８８８），金雅妹回到中国，先后在厦门、成都等地行医。光绪三十三年（１９０７），她得到直隶总督袁世凯的帮助，在天津设立了医科学校，培养医学人才。
第二个赴美的是柯金英。她是福州人，光绪十年（１８８４）由福州教会医院资助赴美留学。柯金英先入俄亥俄州一所大学学习四年，毕业后又进入费城女子医科大学，四年后毕业，又实习一年，光绪二十年（１８９４）回国。回国后，柯金英主持教会设立的福州医院。光绪二十四年（１８９８），她受李鸿章派遣，出席伦敦世界妇女协会，成为中国出席国际会议的第一个妇女代表。次年，她又主持了福州的马可爱医院（后改为协和医院）。
第三个和第四个赴美的是江西女子康爱德和湖北女子石美玉。她们同在美国女传教士侯格办的学塾中学习，光绪十八年（１８９２）随同回国的女教师侯威赴美留学。二人一同进入密西根大学学医，光绪二十二年（１８９６）毕业。
回国后，二人在江西九江行医。光绪二十六年（１９００），石美玉在美国朋友的帮助下，在九江开办了仁德医院。康爱德也在当地人的帮助下，在南昌建起一座医院。
早期赴美的四位女留学生，是中国女子留学教育的开端，她们四人为中国早期的医学事业做出了贡献。同时，她们的留学，不仅对女子留学具有划时代的开拓意义，而且对国内女子教育的兴起也有很大促进作用。
甲午以后，留美女生小有增加。光绪三十一年（１９０５），有１９名中国女子在美国中等学校就读，全是自费生。与甲午以前的平民女子相比，甲午以后的留美女子多为开明官绅和富商买办家庭的千金小姐。例如，在美国留学的顾维钧回国结婚后携妻一同赴美读书。又如，留美出身的宋嘉树将自己的三个女儿霭龄、庆龄、美龄先后送赴美国威斯里安女子学院学习。光绪三十三年（１９０７），威斯里安女子学院接受了三名来自江苏的官费女生，这是中国女子官费留美之始。宣统二年（１９１０），中国在美国东部的留学生中，有３６名女生。可见，从深闺步出国门的中国女性在逐渐增多。
（二）留学欧洲
１。留学政策的改进
清政府派学生赴欧洲留学，是出于创办近代海军的需要。１９世纪６０- ７０年代，英、法、俄、美、日等国加紧对我国边疆进行侵略，促使清政府加快建设海军的步伐，但是人才奇缺，技术问题难以解决。为此，洋务派设立北洋水师学堂和福州船政学堂等学校，培植海军人才，但是这远远不能满足需求，于是，洋务派官员决定从福州船政学堂选拔优秀青年前往欧洲留学。
最早建议往欧洲派遣留学生的，是船政大臣沈葆桢。他在同治十二年十一月（１８７３年１２月）奏请从福州船政学堂前学堂学法语的学生中选拔若干人赴法，学习 其造船之方，及其推陈出新之理 ，从后学堂学英语的学生中选拔若干人赴英，学习 其驶船之方，及其练兵制胜之理 ，以期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这个建议过了月余被批准。光绪元年（１８７５）冬，沈葆桢乘福州船政局技术监督法国人日意格回国之便，派五名船政学堂的学生赴英、法参观学习。这五人中，魏瀚、陈兆翱、陈季同是前学堂学制造的，他们被安排在法国马赛、蜡孙两处船厂学造船；刘步蟾、林泰曾是后学堂学驾驶的，他们被安顿于英国高士堡学堂，并在大军舰上实习。虽然他们只是 游历生 ，且不久即归国，但仍不失为中国官派学生留学欧洲的开端。
光绪二年（１８７６），李鸿章也乘德国人李劢协回国之便，委托他带领陆军官弁卞长胜等７人赴德国军事学院学习水陆机械技艺。
以上两批学生只是留欧的开始。这两次派遣规模小、成效少，但为大规模派遣提供了经验教训，起到了探路的作用。
光绪三年（１８７７）春，李鸿章和沈葆桢等联衔上奏，要求把船政学堂有前途的毕业生送到欧洲深造三年，以学习世界上新式水师兵法以及新式轮船的制造方法和驾驶方法。这一次，清政府同意筹集巨资，组织正规的留学。
鉴于首次幼童留美因缺乏经验而在政策上出现了许多漏洞，李鸿章等人吸取教训，对留学政策做了许多改进：首先，制定《船政生徒肄业章程》，对学生赴欧留学的组织领导、经费调拨、学习课目、肄业院厂、上舰实习、游历考察、成绩考核、思想督查、学习年限、毕业要求、生活管理、纪律处分等各方面内容都作了翔实而周密的规定。这些严格的规定对日后留欧学习的顺利进行以及取得良好效果都起了一定作用。
第二，选任合适的留学生监督，并对之课以重责。早期留美，先后四名正监督都顽固守旧，反对西学。他们造谣诽谤，恶意中伤，极尽破坏之能事，导致了第一次留学事业的夭折。这一次，洋务派决定不再选用满脑子封建纲常名教的官僚，以减少阻力。经李鸿章推荐，清政府任命三品衔候选道李凤苞为留学生华监督。李凤苞是著名的科学家，究心历算，精通测绘，时任福州船政局总考工，故而当选。李鸿章还推荐了法国人日意格担任洋监督。日意格原任闽厂总督，熟悉船政事务，与学生情谊融洽，且与法国官厂、官学颇多联系，便于安插学生，延请教师。不仅如此，还对两位监督课以重责，规定此次留学所学技艺，必须 极新极巧 ，如果仍是老样， 则惟两监督是问 ；如留学生多数成绩优异，则两监督有奖；两监督要廉洁奉公、和衷共济。
第三，选拔精当的留学生。第一次派往美国的都是十几岁的孩子，固然有学习语言快、模仿和接受能力强等优点，但也存在学生过于年幼、独立生活能力差、既无中国学问根底、又无西方科学知识基础等缺陷。因此，此次赴欧留学生的派遣便注意到了这些问题。沈葆桢、李凤苞等人通过严格考试，从福州船政学堂精心挑选出２８名学生和艺徒。他们年龄在２０岁上下，具备独立生活和学习的能力，并且在国内已初步掌握了西方语言文字和西学的基础知识。选送这样的学生出国留学，比选送幼童节省费用，收效迅速，易于管理。
第四，加强对留学生学业的管理。规定每三个月由监督或聘请外国专家考查一次，在留学期满时，由监督全面考核，学成者回国；将成或未成者，可禀请延长学习半年至一年。留学期间，凡一切功课学习、游历见闻、日常生活，都必须详记日记，每半年汇送船政大臣考核，并咨送南北洋大臣复核。
留学生中如有无故荒废学业，不求进益，有名无实，以及有不良嗜好者，由留学监督追究处理。
第五，注重学以致用。留学生在学习了理论知识后，必须入工厂或兵船实习。学制造的在第二、三学年内，每年入工厂实习两个月；学驾驶的毕业后，上外国兵船实习二年。此外，留学监督可随时带领学生赴工厂、炮台、军舰等处参观，以期学用结合。
留欧海军学生的派遣和管理，反映出清政府留学政策在总结派遣幼童留美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和深化。但是，此时的留学政策仍然存在很大缺陷，即，派遣缺乏长远规划，只是一种应急措施；派遣无定期、无定数；整个洋务运动的二三十年间，先后派遣留学生总计不过二百余人，对偌大的中国来说，只是杯水车薪；更重要的是，洋务派只要求留学生学习西方的技术，不鼓励甚至反对留学生广泛全面地吸收西方文化，因而无法造就改革社会、建设国家的高层次人才。
２。船政留欧生
光绪三年二月十七日（１８７７年３月３１日），由福州船政学堂挑选出的２８名学生和艺徒，在留学监督李凤苞、日意格的率领下，连同随员马建忠、文案陈季同、翻译罗丰禄，乘坐济安号轮船，开赴香港，二月二十二日（４月５日），由香港乘西国公司船放洋赴欧。
１２名学习驾驶的学生抵达英国后，分成两部分。刘步蟾等６名学生先上兵船实习，学习枪炮、水雷及布阵方法等知识和技术。另外６名学生，方伯谦等５人先人格林尼次官学，学习驾驶理论，后分别上舰实习；严复先入抱士穆德学校，后入格林尼次官学，曾赴法国游历。他是唯一没有上舰实习过的学生。
他们受到了当时条件下比较完善的教育，除了在学校里学习基础知识和在铁甲舰上进行实际训练以外，他们还历赴地中海、大西洋、美国、非洲、印度洋等地，学习操练、防守、行军布阵以及迎敌御敌之法。李凤苞还专门聘请英国和美国教习，向他们传授有关军火、水雷、电气等方面的知识。由于他们虚心求教，学习认真，训练刻苦，最后都达到了舰长的水平。
学习制造的学生抵达法国后也作了恰当的安排。郑清濂等３人进入削浦官学，吴德章等４人进入多郎官厂，他们学习了制造船身和轮机的理论。两年后，除一人病故外，其他人都取得了总监工官凭。这以后，他们又游历了英国、法国和比利时的船厂、轮机厂及熔炼铜铁厂，印证所学理论。另外，光绪元年（１８７５）曾经留欧的魏瀚和陈兆翱，这时和新留学生一起进入削浦官学，并赴比利时和德国的各大军工厂学习，他们二人的考试成绩屡列上等。
在法国，还有专门学习矿务学的５名学生。光绪四年（１８７８），李凤苞将他们送入巴黎矿务学堂。学习期满，他们全都取得了矿务总监工官凭。毕业后，李凤苞带他们到德国的哈次矿区参观。该处矿山集中，设备优良，采法先进，在欧洲首屈一指。留学生们在德国专家的指导下，研究探求淘洗、熔炼的技术，在短短的一周内，走遍了哈次矿区。
第一批留法的还有９名艺徒。其中刘茂勋等３人学习制造技艺，陈可会等３人学习制造鱼雷艇，王桂芳等３人则学习炼铁、炼钢等。
清政府派遣的第一批留欧学生和艺徒大都较好地完成了学习任务，他们于光绪五年到光绪六年（１８７９～１８８０）间陆续回国。
光绪七年（１８８１）十一月，李鸿章又奏请选派第二届船政学生出洋，赴英、法、德等国学习营造、枪炮、火药、制造、驾驶、鱼雷等技术。这批学生共有１０名，他们在学习期间，对各项知识和技艺莫不详求博览，因此对理论和实践都很精通。
光绪十二年（１８８６）三月，第三届船政出洋学生派出。其中，北洋水师学堂和福州船政学堂各有１０名学生赴英国学习驾驶、测绘和海军公法，另有１４名福州船政学堂的学生赴法国学习造船、土建、法律等。鉴于以往定期３年，时间短促，学生所学知识不全面，此次将学习制造的学生年限延长３年，而将学习驾驶的学生每年在船的时间由两个月改为六个月。这批学生，学驾驶的于光绪十五年（１８８９）前后回国，学制造的于光绪十八年（１８９２）
前后回国。
福州船政局曾拟于光绪十九年（１８９３）派第四批学生赴欧留学，因人事更替等原因，未及举办。光绪二十年（１８９４）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洋务派一手创办了数十年的海军一败涂地，全军覆没，派船政学生留学欧洲一事也就暂时停止了。
从总体上说，洋务运动时期几届留欧生的派遣，比较系统和集中，目标明确，方法得当，管理认真，安排细致，要求严格，特别是留欧生学习刻苦，成绩优异，各有专长，所以这一阶段的留学教育是比较成功的。这几批船政留学生陆续回国后，成为福州船政局和北洋水师的重要骨干力量，对中国造船工业和海军建设起了重要作用。
留欧学生魏瀚、郑清濂、吴德章、李寿田、陈兆翱和杨廉臣等人回国后，成立了福州船政局工程处，改变了福建造船厂过去那种工程技术由洋人把持（同治十三年以前）和封建官僚腐败无知、瞎乱指挥（光绪元年到七年）的局面，使中国造船业进入了自己设计、自己制造的新阶段。从光绪七年到光绪二十四年（１８８１～１８９８），福州船政局一直主要依靠回国留学生主持。这１７年是船厂生产发展的鼎盛阶段，留学生们共指挥设计建造了开济、横海、镜清、寰泰、广甲、平远（初名龙威）、广乙、广庚、广丙、福靖、通济等多艘兵船。这１７年也是船厂的技术突飞猛进的时期，留学生们运用所学到的知识，不断改进造船工艺，取得了显著的成就。船的排水量由１０００余吨增加到２０００吨以上，轮机马力由７５０匹增加到２４００匹；船的式样和性能也不断改善，以前只有铁胁木壳船，后来发展成铁胁铁壳船；以前只有常式兵船，后来增加了航海快船（即高速巡洋舰）和大型双机钢甲船。光绪八年十二月（１８８３年１月）建成下水的开济号，是我国第一艘自行设计制造的巡洋舰；光绪十三年十二月（１８８８年１月）建成下水的龙威号钢甲船，是当时世界上最新式的兵船。这些都充分显示了留欧学生的聪明才智。
在新式海军建设中，留欧生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仅在北洋舰队中，就有近二分之一的舰船由留学生担任管带（即舰长），如刘步蟾、林泰曾、方伯谦、林永升、叶祖珪、林颖启、黄建勋、蒋超英等，分别为定远、镇远、济远、经远、靖远、威远、超勇、澄庆号管带。这些驾驶和指挥人才，成为舰队的核心力量，对北洋舰队规章制度的建立和战斗力的提高都起了促进作用。例如，刘步蟾、林泰曾等针对北洋舰队装备不足、训练无方、自卫能力差等问题，写成《西洋兵舰炮台操法大略》的条陈，上奏李鸿章，提出加强舰队建设的合理建议。刘步蟾还参加了《北洋海军章程》的制订工作，由于他熟悉英法等国舰队建制，因此章程中许多规则都出自他之手。
在中日甲午黄海海战中，留学生海军将领和广大官兵一道英勇奋战，血洒疆场。右翼总兵刘步蟾在海军提督丁汝昌受伤后，代为指挥整个舰队作战，他镇定自若，机智灵活，指挥炮手击中日本旗舰松岛号。左翼总兵林泰曾勇猛顽强，在镇远号遭到五艘敌舰围攻时毫无俱色，指挥官兵奋勇杀敌。
管带黄建勋在超勇号中弹起火沉没后，带领官兵浮沉海中，用长绳相救，最后与舰艇同归于尽，年仅４３岁。管带林永升指挥经远号追击敌舰，不幸被鱼雷击中，船身碎裂，林永升阵亡，年仅４２岁。留欧生们在战斗中的英勇表现，谱写出一曲悲壮的乐章。
洋务运动时期的留欧生，主要都是军事和技术人才，但是也有个别先行者，对中国近代文化和思想的变革产生了巨大影响，这就是严复。严复在英国留学期间，接受了西方自然科学和社会政治学说的洗礼，与西方学术思想结下了不解之缘。从光绪二十年到三十四年（１８９４- １９０８），严复先后翻译了赫胥黎的《天演论》、亚当？斯密的《原富》、斯宾塞的《群学肄言》、穆勒的《群已权界论》和《名学》、甄克思的《社会通诠》、孟德斯鸠的《法意》、耶芳斯的《名学浅说》，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将西方各国的哲学、古典政治经济学、政治理论、社会学说、科学方法论等介绍到中国，从而在中国大地上掀起了一股社会启蒙运动的飓风，使中国思想界受到了极大震动。
３。实业留欧生
光绪二十七年（１９０１）清政府实行 新政 以后，明令各省选派学生出洋留学。光绪二十八年（１９０２），清政府正式饬令各省选派学生赴欧洲留学，光绪二十九年（１９０３），湖广总督端方奏清派遣学生赴欧学习实业，这个奏折是清政府将留欧重心由军事转向实业的起点。光绪三十年（１９０４），外务部与学务大臣共同拟订《游学西洋简明章程》六条，对留欧学生的语言、品学、监督及考核等，均作了详细规定，使各省官派留欧有章可循，开始走上正轨。
光绪二十九年（１９０３）管学大臣张百熙从京师大学堂速成科选派１６人留欧；两江总督张之洞从江南水师学堂毕业生中选拔８人赴英学习管轮驾驶，从陆师学堂毕业生中挑选８人赴德学习陆军；湖广总督端方在湖北各学堂中挑选８人留德，４人留俄，２４人留比，均学实业；广东学务处派送２人留欧。
光绪三十年（１９０４）四川选募１３名官员士子赴比利时学习路矿，２０名官员分赴欧美学习制造；湖南选派３人留比学习矿业；山西选派２３名举人留英学习路矿。
光绪三十一年（１９０５）江苏选派６人留英学习兵船驾驶；商部派遣１００人留比学习路矿；京师译学馆选拔５名优等生分赴英、德、法、俄４国留学。
光绪三十二年（１９０６）新疆伊犁将军挑选学生２０人留俄；直隶总督袁世凯选派５人留比，５人留德。
光绪三十三年（１９０７）陆军部与法国商定，每年选派１５人入法国陆军大学学习；江苏选派４人留学奥地利。
光绪三十四年（１９０８）浙江考选２０名学生留学欧美。
宣统二年（１９１０）邮传部考选１２人留学奥地利。
宣统三年（１９１１）浙江招考２０人，分送英、德、法、比四国学习实业。
另据清政府驻欧洲各国留学生监督呈报，光绪三十四年至宣统二年前后，中国留欧学生总计约５００余人。其中留法学生１４０余人，留英１２４人，留德７７人，留俄２３人，留比学生人数不详。
（三）留学日本
１。最初的留日学生
甲午一战，一向被视为 蕞尔小国 的日本，将老大的中华帝国打得惨败。消息传来，国人震惊，何以日本在短短几十年内便强盛起来？经过反思，许多人认识到，日本善于学取西洋文化，重视国民教育，实行君主立宪，拥有一支新式军队，因此工业得以迅速发展，国家得以迅速富强。很多人认为，既然日本原与中国处境相似，却能迅速强盛起来，那么中国亟宜效法日本，以期尽快收到与日本同样的效果。中国人向外国学习的重心，由此开始从西洋转向日本。
出于这种认识，甲午战后的第二年，即光绪二十二年（１８９６），清朝首次派遣唐宝锷、胡宗瀛、戢翼翚等１３名学生赴日留学。这些学生都是由总理衙门考试选拔出来的，年龄从１８岁到３３岁不等。当时的驻日公使裕庚将他们交托给日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嘉纳五治郎，由他负起全部教育责任。这就是最初的留日学生。
２。留日政策的制定
戊戍变法期间，维新派积极主张派遣学生留日。光绪二十四年四月十三日（１８９８年６月１日），御史杨深秀上《请议游学日本章程片》，提出： 日本变法立学，确有成效，中华欲游学易成，必自日本始。政俗文字同则学之易，舟车饮食贱则无费多 ①。同月，康有为亦上《请广译日本书派游学折》，指出 日本道近而费省，广历东游，速成尤易 ，请光绪帝派遣游学。
张之洞也竭力主张向日本学习，派遣留日学生。他在光绪二十四年（１８９８）撰写的《劝学篇》中，大力倡导留学、尤其是留学日本。由于《劝学篇》受到清政府的赞赏并广为刊布，张之洞的 游西洋不如东洋 的看法，在全国得到响应和执行，影响很大。
光绪二十五年（１８９９），总理衙门议奏 遴选生徒游学日本事宜 ，决定将 同文馆东文学生酌派数人，并咨行南北洋大臣、两广、湖广、闽浙各督抚，就现设学堂中遴选年幼颖悟粗通东文诸生，开具衔名，咨报臣衙门，知照日本使臣陆续派往 ②。这样，派遣学生留学日本便作为清政府的一项政策确立下来。同年七月，总理衙门还议奏了《出洋学生肄业实学章程》，对包括日本在内的留学办法做了具体规定。
在此前后，一些地方督抚先后派遣学生留学日本，如南北洋大臣派２０名，湖北２０名，浙江４名，费用由各省筹给。
① 《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五十一，第 34-35页。
② 《约章成案汇览》乙篇，卷三十二下，第 15-17页。
光绪二十七年（１９０１）清政府实行 新政 以后，多次通令各省选派学生出洋留学，并颁布一系列鼓励、管理和约束留学生的措施，主要有：其一、中央与地方分派，公费和自费并举。
清政府改变洋务运动时期单一的派遣方式，采取多方派遣的方针，中央各部、地方各省，以及各工商矿局，都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和具体情况酌情选派。此外，张之洞、刘坤一等鼓励各省人士自备资斧出洋游学，毕业回国后给以同等待遇，借此节省官费。在清政府的鼓励下，自费留学人数激增，并很快超过官费人数。
其二，制定鼓励留学生章程。光绪二十九年八月（１９０３年１０月），清政府颁布了张之洞所奏《奖励游学毕业生章程》，规定： 中国游学生在日本各学堂毕业者，视所学等差，给以奖励 ，对在日本普通中学堂、高等学堂及程度相等之实业学堂、大学堂、国立大学堂、国家大学院毕业者，分别给以拔贡、举人、进士、翰林、翰林升阶等出身；对原已有出身者，则视其所学程度，给以相当官职。以功名为诱饵，在当时的确吸引了不少人赴日留学，将其作为进身阶梯。
其三、多派、速成。为鼓励留学，清政府对留学资格不加限制，不问出身，不论学历，以多为贵。留学生中，有六七十岁的老翁，也有仅十余岁的幼童；有新式学堂毕业生，亦有科场旧人；有豪门子弟，也有平民百姓；有缠足女子，亦有蓄发和尚。多数人出国前不懂日语，出国后只能入中小学学习。清政府实行新政 ，改官制急需法政人才，兴学堂急需师范人才，因此向日本大量派遣法政和师范两种 速成 生。这些 速成 生到日本后，集中编班，日本教师用日语授课，由翻译转述。学习时间长则二三年，短则三五月。当时许多青年学子急于求成，趋之若骛。
随着留学规模的扩大，留学政策的弊端逐渐暴露：留日生人员混杂，鱼目混珠者日益增多；速成留学，教育水准过低，留学生仅以取得文凭为目的等等。有鉴于此，清政府感到有整顿与限制的必要。光绪三十二年（１９０６），清政府颁布《管理游学日本学生章程》，通令各省以后派遣留学生，无论官费自费，都必须具有中学毕业程度，通晓留学国语言，能直接进入国外高等学堂。同年七月，学部又通令各省停止选派速成科留学生。光绪三十三年（１９０７），清政府与日本文部省商定，自光绪三十四年（１９０８）起，１５年内，每年向特约的５所日本高等以上学校选送１６５名官费生，此项经费由各省分担。以后各省一律停派省费留学生。光绪三十四年，清政府下令，以后凡官费留学生一律学习理工科，以此解决学生只学法政的问题。
清政府派遣留学生的目的，是希望培养能维护封建统治的人才，但留学生出国后，反清意识日益滋长。清政府深感忧惧，只得对倾向革命的留学生严加防范。光绪二十九年（１９０３），清政府颁布张之洞拟奏的《约束游学生章程》，规定：学生 如妄发议论，刊布干预政治之报章，无论所言是否，均属背其本分，应由学堂随时考察防范，不准犯此禁令 ；对 妄发议论 的学生，要加以训诫制裁， 如有不遵，即行退学.还规定，留学生除编辑教科书及翻译所学讲义外， 无论何等著作，但有妄为矫激之说，紊纲纪害治安之字句者 ，都必须从严禁阻。
３。日本政府的吸引
甲午战后，日本政府染指中国的野心日益增强。为达到控制中国的目的，日本政府采取对中国改革施加影响的政策。日本政府认识到，影响未来中国政治发展的重要途径之一，便是教育中国留学生。光绪二十四年（１８９８），日本驻华公使矢野文雄在给外务大臣西德二郎的信中毫不掩饰地宣称： 如果将在日本受感化的中国新人材散布于古老帝国，是为日后树立日本势力于东亚大陆的最佳策略。其习武备者，日后不仅将仿效日本兵制，军用器材亦必仰赖日本。清国之军事将成日本化。又因培养理科学生之结果，定将与日本发生密切关系。此系扩张日本工商业于中国的阶梯。至于专攻法政等学生，定以日本为楷模，为中国将来改革之准则。果真如此，不仅中国官民信赖日本之情，将增加二十倍，且可无限量的扩张势力于大陆 ①。
基于上述原因，日本政府对接纳中国留学生表现出异乎寻常的热情。例如，同年，矢野文雄以日本政府名义劝诱中国政府向日本派遣留学生，并表示提供经费。又如，日本为了使中国学生能顺利学习，在国内开设了弘文学院、成城学校、日华学堂等预备学堂，专门为中国留学生补习日语等。
① 河村一夫：《驻清公使时代之矢野龙溪氏》，《成城文艺》第 46 期第68-69 页。
４。留日高潮的出现
关于留日学生的人数，因所据资料的不同，各种著述说法不一，目前尚无十分确切的统计，现仅就有关资料列举几种：
虽然具体数字有些出入，但还是可以看出：从１９０１年到１９０５年，仅几年时间，留日学生即由二百多名猛增至八千多名。一年内即有八千多名中国人负笈东渡，求学日本，这不仅是中国留学史上空前的盛况，也是 到此时为止的世界史上最大规模的学生出洋运动 ①。这一留日热潮的出现，是由多种原因造成的：一是因为清政府将留学作为 新政 的重要措施之一，加以组织督导，并制定奖励政策加以鼓励；二是因为日本政府将接纳中国留学生作为对中国施加影响，从而达到控制中国的目的而采取的一项策略；三是因为光绪二十九年（１９０３）颁布了新学制，以及光绪三十一年（１９０５）废除了科举制，新式学堂取代了科举考试，从此仕途出身统归学堂，但学堂供不应求，而且 学堂之出身不如出洋留学之易而优 ，因此很多人到日本留学；四是因为光绪三十年（１９０４）日俄战争的影响，日本战胜强俄，使中国人再次对日本刮目相看，致使留日学生迅速增加；五是因为许多中国人感慨于日本短短几十年便超越欧美， 雄长东方，震铄寰宇 ，希望中国能以日本为榜样，激发志气，奋起直追，为寻求自强之道和振兴国家的良方，东渡日本留学。当然也有很多人将留日当作进身仕途的捷径。尽管目的不一，但中国人却将视线一齐投向了日本；六是因为赴日较赴西洋路近费省，加以文字相通、风俗习惯相近。
① [美] 费正清：《剑桥中国晚清史》1985年中文版，第 393页。
光绪三十二年（１９０６）年以后，留日学生人数逐年下降，这一方面是因为光绪三十一年（１９０５）发生了 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事件 ，日本文部省根据清朝驻日公使的要求，颁布《关于清国入学之公私立学校章程》，引起留日学生的极大愤慨，二千多人辍学回国，以示抗议；另一方面是因为清政府采取了限制留学的政策，取代以前的鼓励政策。
５。留日学生的学习和社会活动
留学生到日本后，大多数因不通日语及学科程度太低等原因，无法直接进入日本学校学习，一般是进入日本人专为中国留学生开设的学校学习日语和普通学科，毕业后，一部分人取得文凭即回国，另一部分再进入日本高等学校或专门学校进修。
由于留学浪潮年年高涨，面向中国留学生的学校纷纷在日本各地开设。
这些学校兼顾大学预科教育及中等程度的教育，有正规的学校，也有私人开设的 学店.其中比较正规和著名的如下表（根据［日］实藤惠秀《中国人留学日本史》所记制表）：
留学生完成日语和普通学科课程后，有一部分进一步入大学或专门学校学习，毕业人数约为留学人数的十分之一。１９０１- １９１１年毕业于日本各大学的中国留学生人数如下（采自［日］实藤惠秀《中国人留学日本史》第１１３页）：
有一些留学生仅为混得留学资格，终日嬉戏，不上课听讲，视学校如传舍，借抄讲义，应付考试；但大多数留学生，是为救亡图存而东渡求学的，他们热切求取日本和西方的科学文化知识，鲁迅回忆说： 凡留学生一到日本，急于寻求的大抵是新知识。除学习日文，准备进专门的学校之外，就赴会馆，跑书店，往集会，听演讲 ①。
留学生在日本，除了游手好闲和 一心只读圣贤书 者，一般都很重视阅读富有民主革命思想的书刊，著译文章，编印报刊，参加留学生组织的各种活动。为了联络感情，激励志节，留日学生于光绪二十六年（１９００）成立了励志会。该会成员，最初并无政见分歧，但在义和团运动失败后，逐渐分成两大派。一派以章宗祥、金邦平为代表，主张实行君主立宪；一派以张继、叶澜为代表，主张推翻满清政府，建立民主共和国。渐渐地，推翻满清的主张在留学生中占了优势，许多人由赞成君主立宪转向主张革命。
光绪二十七年（１９０１）冬，由励志会会员范源濂、蔡锷等发起，并得到驻日公使及其他方面协助，于次年建成了清国留学生会馆。会馆是留学生的世界，是留学生全体活动的场所，有会议场、演说场、日语教室和俱乐部，也是留学生翻译和出版书刊的总部。
光绪二十八年（１９０２），叶澜等组织了留学生中最早的革命团体——青年会。次年３至４月间，拒俄运动高涨时，青年会组织了拒俄义勇队，夏天时改名为学生军，后又改名为军国民教育会，会员达二百多人，宗旨从 拒俄御侮发展为 革命排满.军国民教育会成立后，各省会员多归国宣传共和精神、组织革命团体、策划起义和暗杀等活动。其中，湖南学生黄兴等于光绪三十年（１９０４）在长沙成立华兴会，浙江学生则于同年在上海成立光复会。光绪三十一年（１９０５）同盟会在东京成立，最早的参加者大多是留日学生。冯自由所编《中国同盟会最初三年会员人名册》中，共录９６０人，留日学生约占８０％。他们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骨干力量。
① 《鲁迅全集》，第 6卷，第 558页，《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
６。女子留日学生
女子留学日本，发韧于光绪二十七年（１９０１），她们是跟随父兄或夫婿一起赴日的。光绪二十八年（１９０２），女留学生有十余名。当时华族女学校的校监、实践女学校和女子工艺学校的创立者下田歌子女士，曾给这些女学生亲切的指导。随着留学热潮的兴起，中国女性留日人数也次第增加，且单身留学者渐多。著名的女革命家秋瑾就是光绪三十年（１９０４）夏只身赴日留学的。光绪三十一年（１９０５），湖南派２０名女学生留日，攻读速成师范科，这是清政府首次以官费派遣女留学生。此后，江西派了１０名官费女学生，云南也派了１３名。光绪三十三年（１９０７），奉天女子师范学堂派出２１名女学生，到实践女子学校读师范科。到这一年止，仅东京一地，就有近百名中国女留学生，并且有留日女生会的组织。为了方便这些女留学生，实践女学校开设了中国女子留学师范科（一年毕业）和工艺速成科（半年毕业），成蹊女学校亦设有一年毕业的速成师范科。女子留日学生的数量虽然仅为男子的１％，但她们的活动同样有很大影响。如秋瑾，留学归国后创办《中国女报》，积极从事民主革命和教育活动，为推翻清朝统治和妇女解放作出了巨大贡献。女子留日，对光绪三十三年（１９０７）中国《女子师范学堂章程》和《女子小学堂章程》的颁布、女子教育制度的确立，也有促进之功。
７。留日学生的巨大贡献
留日学生对中国近代的政治、军事、文化、教育等方面均有巨大贡献。
对这一点中日两国学者的研究是有共识的。
首先，留日学生有力地推动了中国革命的进展。实藤惠秀在《中国人留学日本史》一书中做过如此评价： 中国人留学日本史，一方面是近代中国的文化史，另一方面又是近代中国的政治史。 辛亥革命前，不少革命活动是在日本策划酝酿的，而许多留日学生是这些活动的组织者和参与者。其中许多人成为爱国运动的骨干。留日学生还参加了同盟会举行的多次武装起义，直至辛亥武昌起义。可以说，在中国革命的实践行动中，没有一次是没有留日学生参加的，以至《支那革命外史》的作者北一辉说：留日学生制服简直就是革命军制服。许多留学生还为革命的成功抛头颅、洒热血，如在宣统三年（１９１１年）广州起义中牺牲的 黄花岗七十二烈士 里面，就有八人是留日学生。除进行武装起义等活动外，留日学生还发行报刊，宣传革命思想，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发展也起了很大推动作用。从光绪二十六年（１９００）《译书汇编》发刊起，留日学生出版了《国民报》、《游学译编》、《湖北学生界》、《浙江潮》、《江苏》、《直说》、《二十世纪之支那》、《醒狮》等具有革命思想内容的报刊。光绪三十一年（１９０５），留日学生又为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工作，对同盟会民主革命纲领进行宣传和阐释，并与康有为、梁启超等保皇派创办的《新民丛报》进行论战，宣传革命思想。
此外，留日学生还著书立说，阐述革命理论，进行反清革命宣传，影响最大的是陈天华著的《猛回头》、《警世钟》和邹容著的《革命军》。对于留日学生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过程中的贡献，孙中山先生给予了高度评价，他指出：中国民主革命， 留东学生提倡于先，内地学生附和于后，各省风潮，从此渐作 ①。
① 《建国方略》，《孙中山选集》上卷，第 175页。
第二，留日学生促进了清末教育改革和新教育的发展。留日生中学师范的很多，例如，１９０３年３月至１０月，留日毕业生１７５人，其中师范生７１人，约占４０。６％；１９０３年１０月至１９０４年４月，毕业生２８８人，师范生１５３人，约占５３。１％；１９０４年４月至１０月，毕业生４２６人，师范生１８９人，约占４４。３％。１９０４年，《奏定学堂章程》规定速派人到外国学习速成科师范及完全科师范以后，各省争相派遣学生赴日学习师范，这些学生回国后大多任教于各地学堂。除此之外，还有很多学生在留学时并未学师范，回国后也担任了教职。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由于新式学堂大量兴起而引起的师资不足，对新教育的发展有很大贡献。不仅如此，留日学生翻译的日本和西方各国科学及教育书籍，大量输入国内，为新式学堂提供了大量教材和参考读物。当时留日学生成立的比较著名的译书团体有（根据董宝良《中国教育史纲（近代之部）》第３０４- ３０５页记述制表）：
留日学生翻译出版的教科书，为缺乏教材的中国学堂提供了大量教材；他们翻译出版的日本和西方教育理论书籍，将外国教育理论和方法介绍到中国，给清末教育界提供了借鉴，促进了清末教育改革和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