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王朝的末路

清王朝的末路
　　（一）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形成
　　１。资本主义列强频繁发动的侵华战争
　　鸦片战争　　道光二十年（１８４０年），英国政府为实现商业扩张和保护鸦片贸易，出兵侵华，发动了鸦片战争。以此为起点，中国社会开始向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方向转折。
　　鸦片战争前，中英两国已有长久的贸易关系。由于中国封建自然经济对外来工业品的排斥抵抗，加以清政府对中外贸易的严格限制，英国的棉毛织物及金属制品大都难于找到销路。因而，在正常商品的交易中，英国一直处于入超地位。以英国工业革命后的情况而论，嘉庆末年至道光初期，中国输英货物，仅茶叶一项，每年即约值１０００万银元。同期英国输华工业品，各项价值总和，年均不过２００万左右，只及茶价的五分之一。工业品的输出有限和贸易上的巨大逆差，这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和资产阶级的逐利本性所不容。
　　于是，英国一方面借助于毒品走私，用贩卖鸦片扭转对华贸易的不利状态；同时采取其它方式，争取中国商品市场的对英开放。
　　乾隆、嘉庆时，英国政府就两次遣使来华，企图通过谈判使清政府放弃闭关政策，未能如愿。道光十四年（１８３４年），英国取消其东印度公司的专卖权，实行对华 自由贸易 ，从而，对打开中国门户有了愈加迫切的需要。
　　为此，英国政府派律劳卑做驻华商务监督，令其就便寻找机会，再作外交试探。律劳卑于当年赴广州，要求与两广总督建立直接联系。因此举违反清朝对外通商成规，遭到拒绝。这次交涉失败，英国资产阶级便纷纷鼓噪战争，在华英商并向当局提交了武装侵华的具体计划。英国政府也决计诉诸武力，只是认为尚无适当借口，不得不有所等待。就在此后不久，中国兴起了禁烟运动。
　　鸦片作为毒品被西方侵略者输入中国已非一日，但起初数量不大。自从英国加入这种贸易，特别是乾隆中期以后，英属印度政府制定了大量种植以对华倾销的鸦片政策，鸦片便潮涌而入。嘉庆时，每年平均已高达５０００箱，到鸦片战争前夕，更增至４万多箱。其结果，不但严重毒害了中国人的身心，而且导致数以亿计的白银外流，并由此引起银价腾贵、商业停滞、物价上涨等一系列社会问题。清朝统治也受到极大威胁：官吏兵丁纵私受贿、吸毒成风，造成官僚机构全面腐化、军队战斗力丧失；白银的流出，致使财政陷入危机。鸦片祸患到了如此地步，清朝当局不能不考虑制止。经过内部弛禁与严禁两派的争论，从道光十八年（１８３８年）起，清政府厉行禁烟，并派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到广州领导禁烟斗争。
　　林则徐（１７８５- １８５０年），福建侯官（今福州）人，是当时清朝大吏中少有的为官廉正、又有远见、主张对现实政治有所改革的进步官员，也是禁烟派的主要代表。此前在湖广总督任上，上书痛陈鸦片之害，力主禁烟，为道光皇帝所接受。及英军入侵，又组织抗战，成为抵抗派的首领。道光十九年（１８３９年）春，林则徐抵达广州，整顿水师，缉查烟贩，以严正果断的措施，粉碎了英国商务监督义律的阻挠破坏，迫使英美商人交出鸦片２万余箱共２３７万多斤。从四月二十二日到五月十五日（６月３日至２５日），将所缴鸦片在虎门海滩全部当众销毁。这一正义壮举，引起全世界注目，是禁烟运动的重大胜利。
　　中国政府的严厉禁烟，对英国的打击是至为沉重的。因为，在英国输华物品的总值中，鸦片占到５０％以上。英国靠鸦片贸易掠夺的中国白银，除弥补逆差之外，每年还有数百万两的余额。所以，尽管内部有人担心，用禁烟问题作出兵口实，会过分裸露政府的不道德，英国当局还是迫不及待，借此发动了侵华战争。
　　鸦片战争自道光二十年五月（１８４０年６月）正式爆发，时断时续，绵延了两年多。其间，关天培、葛云飞、陈化成等爱国将领率官兵奋勇御敌，致以身殉。广州三元里及江浙等地沿海群众也自发抵抗，积极开展反侵略斗争。
　　然而，清廷腐败已久，充斥于政府的，是琦善、奕山等一大批妥协投降势力，抗战力量不可能得到有效的组织与支持。相反，战事初起，清廷为求罢兵议和，即将抵抗派的中坚林则徐革职处分。这就注定了战争的失败。因此，人数不足２万的英军，得以攻掠沿海、进犯长江。而当英军兵舰逼近南京时，清政府便彻底屈服，于道光二十二年七月二十四日（１８４２年８月２９日）签订了中英《南京条约》。
　　《南京条约》是外国资本主义强加给中国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共十三款，主要内容有：中国割让香港；赔款２１００万银元；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五处为通商口岸；进出口货税须与英方共同议定；废除 公行 制度，许英商同任何中国商人贸易。
　　道光二十三年（１８４３年），英国又强迫清政府签订《五口通商章程》和《虎门条约》，作为《南京条约》的补充。所加条款，影响至巨的有：英人在华犯法，须交英国领事按英国法律办理，中国无权判决，这就是所谓 领事裁判权 ；中国如给予其它国家特权利益，应准英人均沾，这就是所谓 片面最惠国待遇.清政府签约求和的先例一开，欧美国家争相而至。道光二十四年（１８４４年），美、法两国仅以恫吓之劳，就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中美《望厦条约》和中法《黄埔条约》，除未获割地赔款，得到了同英国一样的侵略权益，并且各有扩大。诸如美国兵船可任意往来中国通商港口、许法国天主教公开传教等规定，均为前此条约所未有。这以后，比利时、瑞典、挪威等国也借 利益均沾 名义，取得了各种对华特权。
　　这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订立，使中国向整个资本主义世界敞开了门户。
　　从此，西方势力不断深入，把原来独立自主的古老中国，逐步变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
　　第二次鸦片战争　　第一次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的大门，英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满以为从此可以长驱直入，迅速占领中国这一广阔市场。然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战后十余年，英国的对华商品输出，除开头二三年有较为明显的增长，随后即呈迟滞状态。其原因，主要是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对外国商品的抵抗力顽强坚韧，非一记重炮所能轰毁。此外，英国及其它外商的鸦片走私日甚一日，中国白银被源源掠走，这也削弱了对外国商品的购买力。
　　但西方资产阶级认为，对华贸易的不景气，是前订条约限制太多所至，因而希望全面修改，以进一步攫夺侵华特权。
　　咸丰四年和咸丰六年（１８５４、１８５６年），英、法、美三国一致行动，两次向清政府提出 修约 要求，都被拒绝。侵略者自然不甘就此罢休。就在咸丰六年九月，英国借广东水师在本属中国人所有、为行不法而挂英国国旗的 亚罗 号船上拘捕海盗一事，蓄意干涉和挑衅，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
　　不久，法国也借口此前天主教神甫马赖私入广西被杀，与英国联合出兵。
　　英法联军于咸丰七年（１８５７年）秋末组成，随即攻占广州，将两广总督叶名琛俘送印度，而留巡抚柏贵等人作傀儡，实行殖民统治。之后沿海北上，于咸丰八年四月（１８５８年５月）攻陷大沽口，迫使清政府分别同英、法及参与侵略的美、俄专使签订了《天津条约》。第二年，英、法代表来华换约时，因拒走清方指定的进京路线，并以所携舰队袭击大沽炮台，为清朝守军所重创。于是，英法重组联军，再启战端。咸丰十年九月（１８６０年１０月），英法联军打进北京，肆行抢劫破坏，将举世闻名的圆明园一炬化为废墟。清政府屈辱投降，与英、法、俄三国又分别签订《北京条约》，以此结束了历时四年的第二次鸦片战争。
　　英、法等国借战争迫签上述条约，获得了一大批新的侵华权利。其中，《天津条约》及其补充条款规定有：外国公使常驻北京；增开牛庄（营口）、登州（烟台）、台湾（台南）、淡水、潮州、琼州、汉口、九江、南京、镇江等十个通商口岸；外国人可往内地游历、传教；修改税则，实行世界少有的低税率；由英国人帮办海关税务；鸦片贸易合法化，等等。《北京条约》除承认以上条约的全部内容，要点还有：开放天津为商埠；割九龙司给英国；赔偿英、法兵费各８００万两。沙俄获利最多，于享受他国权益之外，还割占了中国大片领土，这包括：咸丰八年四月（１８５８年５月），逼清朝地方当局签订《瑷珲条约》，割去黑龙江以北的中国领土６０多万平方公里；通过《北京条约》，把中国乌苏里江以东、连同库页岛在内约４０万平方公里的领土统统吞并；四年后，又据强加于《北京条约》的有关条款，逼订《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霸占了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４４万多平方公里的中国西部河山。
　　中国主权沦丧，莫此为甚。
　　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恶果，不止于中国的丧权失地。由于英法联军的进入北京，还促使清廷政权发生了利于外国侵略的变动。当时，咸丰皇帝逃到热河，留其弟恭亲王奕？在北京谈判。外国侵略者以咸丰皇帝及其身边的亲信重臣心存疑忌、不够顺从，对曲意求和的奕？刻意笼络和培植，希望清朝大权能归这类人掌握。咸丰十一年七月（１８６１年８月），咸丰皇帝在热河病死，遣诏以六岁的载淳继位，载垣、端华、肃顺等八人作摄理朝政的 顾命大臣.奕？被排除在外。载淳生母慈禧太后有极强的权力欲望，想夺取最高统治权，于是同外国侵略者支持的奕？合谋，于当年九月（１８６１年１１月）回到北京时发动政变，免除八大臣职务，并处死为首的肃顺等三人。所列八人罪状，是 不能尽心和议 ，一开始就表明了慈禧之流向外国侵略者的投靠。政变后，改原用祺祥年号为同治。奕？被任命为议政王，兼掌军机处和新设立的总　　理衙门。慈禧与名分尊于自己的慈安太后共同垂帘听政，但实权尽操于慈禧之手。从此，清政府在慈禧掌管下，对外国侵略者予取予求，卖尽国家而不计。
　　外国侵略者则登堂入室，再无障碍。中国之形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统治秩序，第二次鸦片战争可谓一大关键。
　　中法战争　从同治末年起，随着世界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的过渡，西方列强为分割领土和建立独占性的海外市场，对中国沿边蚕食鲸吞，展开了激烈争夺。光绪九年到十一年（１８８３至１８８５年）由法国侵略越南和中国所引起的中法战争，就是这一时期中国边疆危机中最为重大的事件。
　　法国久蓄并吞越南以入中国西南边疆，进而伸张势力于中国腹地的侵略野心。同治初期，法国占领了越南南部诸省，之后探明越南北圻的红河可通航至云南境内，便加紧向北部推进，以实现对中国西南地区的扩张。同治末年以后，法军侵入到红河三角洲一带。但由于刘永福所率广西天地会起义军旧部与越南军民并肩抵抗，侵略者屡受挫折，难于进展。光绪九年，越南王室内讧，法军于是乘机攻其首都，胁迫越南统治者投降。通过逼签条约，法国取得了对越南的 保护权.随即把矛头指向中国，要挟清政府撤退在越军队及刘永福所部黑旗军，开放云南边界。至此，中法间的直接冲突已经无法避免。
　　当越南北部危急时，越南政府曾多次向清廷求助。中国面临着法国入侵的现实威胁，同越南又是友好邻邦，有着长期形成的密切藩属关系，论情论势，都不容中国坐视旁观。这样，清政府派出了部分军队，进驻于越南北圻，并嘉奖原为政府敌人的刘永福，赏以官衔。但实际上清政府并没有真正抗法的勇气，无论派兵前还是出兵后，一直未断谋求妥协，致使临敌军将全无斗志。光绪九年十一月（１８８３年１２月），法军发起进攻，除刘永福的黑旗军以抗战无援致败，驻越清军大都不战而逃。短短二三个月的时间，侵略者就已逼近中国疆界。
　　前方清军的溃败，激起朝野上下的强烈不满。慈禧太后归罪于奕？，撤换了以他为首的所有军机大臣。随后，将朝堂上不谙军旅、却向喜言战的张佩纶等所谓清流派人物派赴海防前线。慈禧的举措并非意在抗法，前者出于政争的需要，后者则为减少求和的阻力。所以，人事变动后的清政府照旧妥协，于光绪十年四月（１８８４年５月）由李鸿章作代表，订立《中法简明条约》，承认法国对越南的统治，中国退兵。
　　条约达成，清政府以为从此事了。但仅过月余，法军即攻击驻在北越谅山，因未得命令而一时没有撤离的清军，再度挑起战争。这一次，战争扩展到了中国本土。清政府起初仍无战意，直到这年七月（１８８４年８月），泊于马尾港的福建水师遭法舰偷袭而全军覆没，才被迫对法宣战。法国舰队进犯台湾、定海受挫，退据澎湖。在越南北部，战事分东西两路进行。开始，东路清军节节败退，至次年二月（１８８５年３月），老将冯子才任各军统帅，自镇南关奋力反攻，一举收复谅山等地。西路黑旗军也大败法军于临洮，夺回十数州县。法军全线崩溃，震动之大，致令法国内阁倒台。
　　但军事上的胜利改变不了清廷政治上的腐败。谅山大捷之前，清政府已在海关总税务司英人赫德的操纵下，派英籍海关职员金登干潜赴巴黎谈判。
　　及前方奏捷，清政府竟视为求和的绝好机会，就在清军获胜的当月（１８８５年４月），授权金登干与法国订立停战协定，接着下令撤兵。同年四月（１８８５年６月），又由李鸿章签订中法《越南条款》，主要内容有：清政府承认法国与越南所订一切条约；中法双方勘定中越边界；法国在滇、桂两省得有开埠通商特权。法国不胜而胜，达到了发动战争的全部目的。
　　清政府用辉煌的胜利换取屈辱的和约，后果不只是法国势力得以侵入中国西南，更为严重的，是刺激了所有列强的侵华胃口，从而进一步加深了中国的边疆危机。
　　中日甲午战争　中法战争后十年，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日本又大举侵略朝鲜和中国，发动了甲午战争。
　　日本自明治维新起，就以吞灭中国和朝鲜为主要目标，确立了武力对外扩张的基本国策。在为此而炮制的 大陆政策 中，日本定有具体方案，计划分五期依次征服中国台湾、朝鲜、中国满蒙、全中国、全世界。同治十三年（１８７４年），日本入犯台湾，实施 大陆政策 的第一步，虽未得逞，却利用清政府的颟顸与妥协，吞并了琉球。此后，日本即集中力量侵略朝鲜，通过光绪二年（１８７６年）和光绪八年（１８８２年）两次逼订不平等条约，初步实现了对朝鲜的控制。
　　朝鲜同越南一样，与中国有着历史上形成的友好藩属关系，中国本应保护。但腐败无能的清政府搞所谓 以夷制夷 ，把欧、美国家一一引介到朝鲜来。这种引狼拒虎的办法，除为西方势力提供掠夺之便，根本挡不住日本侵略的深入。光绪十年（１８８４年），日本策动朝鲜政变未遂，便转而要挟清政府，于次年（１８８５年）订立条约，规定以后朝鲜有事，两国或一国要派兵，须互相通知。如此约文，无异于肯定了日本在朝鲜的特殊地位，为甲午战争时日本出兵朝鲜预伏了借口。而在此前后，日本已接连制定扩军计划，全力准备对中国一战。
　　光绪二十年（１８９４年）春，朝鲜发生 东学党 农民起义，朝鲜国王求援于清政府。日本决定乘机发动战争，于是设置圈套，竭力怂恿清政府出兵，诡称日本 必无他意 ①。及少量清军开抵朝鲜牙山，大批日军随即进占汉城、仁川一带。因起义军很快被朝鲜当局招抚，清政府建议中日双方同时撤军。
　　日方拒绝，并提出中日两国共同改革朝鲜内政的无理要求，意在激化中日矛盾，制造决裂。日本的战争意图已很明显，清廷内部就此出现帝后两党分歧。
　　光绪皇帝及帝党官僚主张备战抗敌，而以慈禧为首的后党集团则寄望于列强的干涉。主持对日交涉的李鸿章听命于操有实权的后党，一次又一次地乞求欧美各国调停，直到最后落空，才被迫向朝鲜增调军队，但为时已晚。六月二十三日，日本采取突然袭击方式，于丰岛海面击沉中国运兵船高升号，并向牙山清军发起进攻。战争实际上已经爆发。七月一日，中日正式宣战。
　　甲午战争进行了八个月，其间清政府不失一切机会求和，对抗战始终抱着消极态度，因而，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失败的结果。战争开始后，入朝鲜的清军被置于平壤，不筹战守，及日军来攻，将领左宝贵以身殉国，而主帅却下令撤退，一气逃过鸭绿江。八月十八日的黄海海战，中国北洋舰队因经费被清朝统治者挪用于享受挥霍，成军后再无改进，炮位、航速不及日舰，战斗中蒙受严重损失，只是由于邓世昌、林永升等爱国将士的舍身杀敌，才给敌舰以重创。但北洋舰队此后即奉令移驻威海卫港内，再不准出海，制海权于是尽归日本。九月末，日军侵入中国东北，轻而易举地占领了大连、旅顺在内的整个辽东半岛及辽南诸多要地。次年正月（１８９５年２月），坐困威海卫的北洋舰队遭日军围歼，全军覆没。至二月中旬，清军在山海关外溃败，清政府便决心不惜任何代价以求降。
　　光绪二十一年三月二十三日（１８９５年４月１７日），李鸿章代表清政府，在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主要条款是：１。承认日本对朝鲜的控制；２。中国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及澎湖列岛；３。赔偿日本军费２亿两；４。允许日本在中国通商口岸任意设厂。此外还有开放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商埠及给日本最惠国待遇等规定。
　　①　　 中国史学会主编：《中日战争》（二），第 546页。
　　《马关条约》给中国带来空前严重的恶果。其中割地一项，直接导致列强瓜分中国的狂潮。由于沙俄对中国东北久怀领土野心，中日刚一签约，它便拉拢法国与德国，用中国加赔３０００万两作条件，逼使日本退还辽东半岛。
　　随后，俄、法、德三国即为 干涉还辽 勒索 报酬 ，分别 租借 了中国的旅大、广州湾和胶州湾。英国不甘他国争先，同时强租了威海卫和九龙两地。战后不数年，中国沿海港湾就被列强抢占殆尽，沿边乃至内地大部分领土也被它们分割为势力范围，中国已到名存实亡的地步。其它约款同样影响至巨。准许外国人在华设厂，适应了帝国主义资本输出的需要，外国资本从此汹汹而入，使中国本就脆弱的民族工业受到更为致命的摧残和打击。而数额巨大的赔款，既底定了日本后来再次侵华的基础，又迫使清政府大借外债，从而造成中国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对帝国主义的全面依附。
　　八国联军侵华战争　　甲午中日战争后急剧加深的亡国危机，激起中国人民普遍的反侵略斗争。光绪二十六年（１９００年），以农民为主体的下层群众把斗争推向高潮，掀起了轰轰烈烈的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这一运动以 扶清灭洋 为口号，矛头主要指向在中国横行不法的外国教会势力，但也连及帝国主义其它形式的侵略。义和团于光绪二十四年（１８９８年）首起山东，后来遍及北方广大省区。清政府对义和团的态度，本质上是仇视的，但因统治集团内部分歧，所以时 剿 时 抚 ，对策摇摆不定。而义和团则得以乘间发展，到光绪二十六年春夏时，仅北京城内的义和团就多达十余万人。
　　清政府不能实力镇压义和团，帝国主义便合伙进行武装干涉。光绪二十六年五月（１９００年６月），英、俄、日、美、德、法、意、奥八国组成联军，自天津向北京进犯，遭到义和团及部分清军的沉重打击。八国集结重兵，进一步扩大侵略规模。侵略者打进了国门，清廷内部就和战问题展开激烈争论。
　　慈禧太后采纳端王载漪等人的意见，颁诏对各国 宣战 ，并下令招集义和团、 借御外侮.慈禧太后出此举措，动机别有所在。原来，两年前她通过戊戌政变重新垂帘听政，几次谋废光绪皇帝，都以列强反对而未果。半年前选立载漪之子为 大阿哥 ，也不为列强所承认。慈禧太后对此已深为不满，及八国侵华开始，又接到各国要其归政于光绪皇帝的谎报，对列强就更加怨恨，因而发出上述谕旨，想利用义和团同列强的相抗一抒怨气。如此用心，预示了真诚反抗外来侵略的义和团最终会被出卖。事实很快证明了这一点。 宣战 上谕刚下，慈禧就派人向外国使馆求和，作出要相机自行剿办义和团的表示。对当时南方各省督抚拒不执行 宣战 令，伙同帝国主义搞所谓 东南互保 ，清廷则非但不加斥责，反而给予肯定。清政府不是假抗战就是真妥协，义和团徒以血肉之躯，自然阻挡不住八国联军的侵略势头。
　　先是天津陷入敌手，到七月二十日，北京也被占领。接着，八国联军分路攻掠，相继侵占山海关、保定、张家口等地。这期间，沙俄还单独出动军队，抢占了东北三省几乎所有主要城市。
　　当北京陷落时，慈禧仓皇逃往西安。此前她已向侵略者乞降，亡命途中又发布严剿义和团的上谕。于是，清军掉转枪口，追随侵略者，将义和团运动彻底扑灭。但议和谈判并没有就此开始，原因是侵略者之间在要不要爪分中国等问题上互有矛盾，一时未能解决。直到最后才达成一致，公认以美国所谓对华 门户开放 政策为原则，即形式上保持 中国领土及行政之完整 ①。并决定继续维持以慈禧为首的清政府。这样，在光绪二十七年七月二十五日（１９０１年９月７日），清政府同侵华八国及使馆受到攻击的比、西、荷共十一个国家签订了《辛丑条约》。主要条款是：（一）中国赔款银４。５亿两，分三十九年还清，本息合计９。８２亿两，以关税、盐税及各地厘金偿付；（二）
　　在北京东交民巷专设使馆区，使馆区及北京至大沽和山海关的铁路允许外国军队驻扎，大沽炮台完全拆毁；（三）永远禁止中国人成立或加入反帝性质的各种组织，违者处死。
　　《辛丑条约》是对中国政治、经济、军事等主权一次全面性的大剥夺，而慈禧太后仅仅因为列强还容许清政府名义上的存在，竟无耻地宣称要 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这表明，清朝统治者已完全成为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工具。
　　２。清朝政治结构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化
　　帝国主义支配下的清朝政权　外国列强用接连不断的侵略战争，征服了清朝统治者，成为中国的主宰。而清王朝虽然名目依旧，但性质已改，变成受侵略者支配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政权。
　　自鸦片战争以来，外国侵略者或乘战胜之威，或援引片面的 最惠国待遇 ，强迫清政府签订了多达５００个以上的不平等条约，全面攘夺中国主权。
　　它们强割和 租借 了地域广大的中国领土，并在中国通商口岸建立不受中国管辖的 租界 ，实行纯粹的殖民地制度。它们还把持了中国海关，并享有协定关税 及在中国修筑铁路、开办厂矿企业、开设银行、发行钞票等诸多权力，从而垄断了中国的对外贸易、交通运输和金融财政，使中国的经济命脉尽操其手。军事上，它们不但可以派舰任意往来中国的领海、港口与内河，甚至驻军于京师重地，将清政府置于武力监控之下。而渗入中国各地的西方传教士，则以种种方式进行奴化宣传，从思想文化上配合列强的侵略。
　　此外，由于 领事裁判权 的规定，中国的治外法权已被剥夺，外国侵略者在中国逞凶肆虐、乃至横暴官府，清政府也莫敢奈何。仅此一端，即可见清政府这时的地位。
　　清朝政权的半殖民地性质，最突出的表现莫过于清政府同帝国主义驻华使团的关系。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欧、美各国公使相继入驻北京。作为侵华列强的代表，他们以征服者自居，直接控制清政府，随意干涉中国的内政与外交。以内政为例，同治元年（１８６２年），两广总督劳崇光因案降调，英法公使竟接连照会清朝当局，提出质问。又比如，清政府颁布一切涉及外事问题的法律法令，均须事先征得外交使团同意，否则无效。外交使团俨然成了清王朝的 太上皇.而清政府一如傀儡，凡事听从摆布。这方面， 蒲安臣使团 的派遣堪称典型。同治七年（１８６８年），清政府首次正式派使节出访欧、美，组成了所谓 中国使团.但为首的不是中国人，而是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连左、右协理，也分由英籍和法籍人员担当。蒲安臣率团先到美国，未经清政府授权，就同美国政府签订中美条约，许给美国招骗华工、扩大在华传教等侵略权益。其后到欧洲，又应允保护各国侵华利益的要求。
　　由此发端，清政府后来的任何重大外交活动，无不有外国人参与和操纵。
　　①　　 《美国外交文件》（1900年），引自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四），第 14 页。
　　清政府对外投降卖国，对内又根据帝国主义的需要，继续维持着反动腐朽的封建专制统治。它同外国侵略者勾结起来，阻遏中国社会的进步，镇压中国人民的反抗，使中国长期处于衰败落后、受人宰割的状态。所以，列强入侵后的清王朝，尽管政权形式与先前无大差别，而实际上已沦落为帝国主义的附庸，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性的政权。
　　清朝政府买办化的组织机构　与清朝政权性质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相一致，清政府的组织机构也不断调整变化。就初期情况而言，主要是下述机构的增置：其一、总理各国事务衙门。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简称 总理衙门 ，又称 总署 或 译署 ，是清朝中央政府的一个外交机构，于咸丰十一年（１８６１年）应外国侵略者的要求设立。清政府以往闭关锁国，无所谓外交，鸦片战争后才被迫同列强建立关系。但对外交涉事务一直由地方官员兼办，先后委之于两广总督和两江总督，附加衔名也只是 五口通商大臣 ，不具鲜明的外交色彩。这自然不适合外国侵略的需要。及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各国公使进入北京，便敦促清政府改变这样的外交机制，成立中央一级的专门外交机关，以便于控制清政府。
　　当时，留在北京的奕？为侵略者所驯服，并想乘机同肃顺争权，因而就此奏报逃到热河的咸丰皇帝，获得批准，遂有总理衙门之设。
　　总理衙门的体制仿照军机处，设总理大臣若干，分为三等。首席例从亲王、郡王等皇族简派，恭亲王奕？即为首任领衔大臣。其余或由军机大臣兼领，或在内阁及各部院满汉大臣中选任。下属办事司员为章京，按满汉各半的原则，分总办章京、帮办章京、章京及额外章京四级。这些官员都属兼职。
　　其内部机构，则有英国、法国、俄国、美国、海防五股和司务厅、档案房。
　　总理衙门名义上专办外交事务，但实际职权范围极广，举凡订约、通商、关税、海防、军务、传教、华工乃至筑路、开矿、办厂、通邮等等，无不归其所管，成了总揽一切 洋务 的总机关。因此，总理衙门设立后，清政府原行政机构吏、户、礼、兵、刑、工六部，职掌起了很大变化，有的权力削减，有的形同虚设。就连执掌军国大计的军机处，这时也只管内部事件，实权远不如以往之大。
　　总理衙门存在了整整４０年，光绪二十七年（１９０１年）根据《辛丑条约》的规定，改称外务部。其间它在外国侵略者的操纵指示下，通过签订条约及其它 洋务 活动，出卖了大量国家民族利益。维新派代表康有为曾斥之为 卖地卖民之店铺 ①，就深刻揭露了清政府这一机构的买办性。
　　其二、总税务司署。
　　总税务司署是清政府设置的海关机构，名义上从属总理衙门，实际上自始即由外国侵略者直接掌管，完全独立行事。
　　早在咸丰三年（１８５３年），外国侵略者就利用上海小刀会起义的机会，夺取了上海海关管理权。次年又强迫上海地方当局达成协议，由英、法、美三国领事各派一人做税务司，组成上海海关税务管理委员会，英方代表总负其责。咸丰八年（１８５８年），英、法等国借第二次鸦片战争迫签条约，规定中国各口海关 划一办理 、由外国人 帮办税务 ，第二年即强令清政府执行，任命英国人李泰国为中国海关总税务司。及总理衙门成立，当年（１８６１年）便正式设立总税务司署，初在上海，四年后迁至北京。从此，中国海关完全落入外国人之手。
　　①　　 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编：《康有为与保皇会》，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2年版，第 245页。
　　总税务司署的建制，是内设总务、机要、统计、汉文、铨叙五科及内债基金处、造册处（设在上海）、驻外办事处（设在伦敦），下属各海关则设正、副税务司。税务司的身份，本属清政府海关监督的助理，但实际上只对总税务司负责，且权力远在监督之上。自设税务司后，各口海关本为行政首长的监督，仅仅掌管 常关 、即内地关税一项，后来并规定，海关附近５０里以内的常关税收，也归税务司所管。
　　总税务司一职，自设总税务司署那年起，始终由英人赫德一人占据。他把持中国海关近半个世纪之久，至死始卸任，时间正是清朝灭亡之年。在任期间，赫德不但独霸中国海关的用人、行政、财务等大权，为本国及其它列强的对华经济掠夺大开方便之门，而且利用清政府对海关收入的日益依赖，支配中国政治，全面插手于中国的内政与外交。清政府也言听计从，其信任程度，就连与英国在内的外国侵略者订立条约，都要依靠赫德的 忠告 ，乃至求其协助。中法战争时，清政府胜而求和，就是受赫德直接操纵。于此可见，总税务司对清政府的影响之大，非列强的外交使团所能比。
　　除赫德外，总税务司署的科、处主管，各口正、副税务司以及海关所有其它高级职位，也一律由外国人担任，中国人只能充当不涉机密的一般职员。
　　海关是一国门户，这种由外国人管理中国海关的制度，充分显示出清政府的半殖民地属性。
　　其三、南、北洋通商大臣。
　　与成立总理衙门同一时期，清政府在上海和天津分设南、北洋通商大臣，简称南、北洋大臣，分别负责东南沿海及长江沿岸各口与直隶（今河北）、奉天（今辽宁）、山东三省的通商、交涉事务。初为专职，后改由两江总督与直隶总督兼任。两江总督和直隶总督得此兼差，地位较其他总督优崇，因而被当时崛起的湘、淮集团所分占，几乎成为惯例。其中，曾国藩及下属湘系人物连续任南洋大臣近四十年之久。淮系李鸿章则独掌北洋大臣二十八年，职掌除上述之外，还有招商、电报等诸多全国性 洋务 事项，实权为南洋大臣所不及。
　　南、北洋大臣列于总理衙门之下，但制度上并没有隶属关系，只是所办事项依例向总理衙门咨商、或由其代陈而已。所以，帝国主义经常同南、北洋大臣直接交道，通过他们取得侵略特权。这种情况，说明了清政府的买办化已不限于政权上层，同时也反映出清王朝中央专制集权的削弱。至袁世凯担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终于形成取代清王朝而继续为帝国主义效劳的北洋军阀势力。
　　（二）以太平天国为中心的全国反清大起义
　　１。太平天国的兴起
　　洪秀全与太平天国的建立　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使清朝封建社会内部的阶级矛盾加速激化，鸦片战争过去不到十年，就爆发了以太平天国农民战争为中心的全国各族人民反清大起义。
　　鸦片战争后，西方国家凭借通商口岸的增多和 协定关税 等特权，向中国大量倾销廉价工业品，日益深重地打击着东南沿海地区的手工业及农村自然经济，使广大手工业者失业破产、农民生计无着。外国对华鸦片走私和由此引起的白银外流、银贵钱贱等问题也日呈加剧之势，至道光末年，一两银价已高涨到２３００多文铜钱。与此同时，清政府为弥补战费和赔款所造成的财政亏空，又于各省普遍增加捐税和浮收，将漕赋丁银陡然翻成原来的数倍。
　　钱价的下跌和税额的上涨，加以官吏、地主乘机巧取豪夺，使本已困苦不堪的劳动人民背上更加沉重的负担。
　　人民群众无路可走，只有造反一途。战后九年间，各族人民的起义和抗租抗粮暴动，仅官方文件记载的就有２００多起，几乎遍及全国。其中，广西存在地主与农民、土著与客家及不同民族之间的多种对立，阶级矛盾尖锐而复杂，又地处偏远，清政府统治比较薄弱，因而成为各地反清斗争的总汇之区。有长期反清传统的天地会在广西省内广设山堂，湖南、广东的天地会乃至一些白莲教支派，在起义失利后也转入广西。太平天国兴起前，活跃于广西的天地会起义队伍多达数十部。但天地会组织散漫，纪律也差，且无明确的斗争纲领，不可能掀起大规模的反清起义。而洪秀全、冯云山等人所创立的拜上帝会，表现出与天地会大不相同的特点，所以振臂一呼，天下响应，使各地各族人民零星分散的反抗斗争汇聚为大起义的洪流。
　　洪秀全（１８１４- １８６４年），广东花县人，农民家庭出身，幼年受过儒家传统教育，后以家贫辍学，短时间务农后，做了乡村塾师。他曾四次赴广州应试科举，都落第而归。这使洪秀全抑郁不满。道光二十三年（１８４３年），他从一本基督教布道小册子《劝世良言》中受到启发，创拜上帝教，自称上帝次子，奉命下凡救世。也是塾师的冯云山首先受其洗礼。他们按不拜祖先、邪神的教义，打毁村塾的孔子牌位，结果失去了教席。
　　道光二十四年（１８４４年），洪秀全与冯云山到广西传教。因洪秀全这时只是想用宗教改变世道人心，其宣传脱离了穷苦人民的现实要求，因而收效不大。洪秀全于是返回花县，先后写了《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等作品，把基督教教义与儒家大同思想揉合在一起，提出隐含政治、经济以及男女平等的观念。他描绘了一个 天下一家，共享太平 的理想社会，但对实现途径，仍归结于个人的修身养性。直到三年后重赴广西，洪秀全才表现出反清思想。他写《原道觉世训》，将人间君主斥为僭越称帝的 阎罗妖 ，号召人们把它 击灭 ，从而为拜上帝教界定了推翻清朝统治的方向。这期间，冯云山一直在广西活动。他深入到桂平紫荆山，团聚穷苦农民、矿工等下层群众２０００多人，于道光二十七年（１８４７年）正式建立了 拜上帝会 组织，并吸收杨秀清、萧朝贵、韦昌辉、石达开等作骨干，形成领导核心，尊洪秀全为领袖。及洪秀全到来，又共同制定十款天条等宗教条规，作为会众道德与纪律的准则。
　　拜上帝会臻于完善，影响不断扩大。至道光二十九年（１８４９年），势力已由紫荆山附近州县发展到广东信宜、高州、清远一带。具体的活动也从破坏神像庙宇，逐步转变为同地主团练的武装对抗。次年夏秋，广西全省遭灾，饥民成群结队，天地会纷起暴动。洪秀全以起义时机成熟，下令各地会众到金田村 团营 ，编制队伍。天地会及与土著械斗败北的客家人也成批附从。
　　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十日（１８５１年１月１１日），洪秀全率众在金田宣布起义，建号太平天国。起义军近２万人，分别组成男营和女营。在最初一年多的时间里，太平军因领导人偏于保守而处于被动局面。先是在金田周围与清军苦战八个月之久，洪秀全乘激烈的战斗间隙登基称天王。其后攻入永安州（今广西蒙山县），又困据半年多。洪秀全在这里颁诏封王，杨秀清、萧朝贵、冯云山、韦昌辉和石达开各领东、西、南、北、翼等王位，西王以下俱受东王节制。同时制定官制、礼制和军规，并颁行天历，改易正朔。永安建制使太平天国初步具备了立国规模，但起义刚开始，它就袭用起一整套封建制度，也催使这个政权过早的蜕变和腐化。
　　太平天国壬子二年二月（清咸丰二年二月，１８５２年４月），太平军从永安突围北上，改取流动作战方针，军事上变为主动。攻桂林不克，即北取全州，冯云山于此役中炮牺牲。此后全军进入湖南，连下道州、郴州等城。继攻长沙，城未下而萧朝贵负伤身亡，太平军于是绕道而进，攻破益阳、岳州（今岳阳），获大批船只，将参加起义队伍的水手组成水营。同年底（１８５３年１月），太平军占领武汉三镇，部队猛增到３０万人。随后沿江东下，连克九江、安庆、芜湖。太平天国癸好三年二月十四日（清咸丰三年二月十日，１８５３年３月１９日），太平军攻占南京，定为首都，改称天京，正式建立起太平天国政权。
　　湘军的乘势崛起　　太平天国起义的迅速发展，使清王朝很快陷入统治危机。军费开支浩繁，而国库几近一空如洗，无款可筹。作为清朝统治支柱的八旗和绿营，临敌即溃，大有土崩瓦解之势。为免遭灭亡，清政府一方面大事搜刮，用加重捐税、铸行大钱、滥发票钞、推广捐纳、创行勒索商民的 厘金 制度等种种办法，支撑濒于崩溃的财政。同时采取军事措施，命令各省在籍官绅举办团练，借以加强对抗太平军的力量。一时间，团练遍及全国。
　　但团练多属乌合之众，经不得战阵。要与太平军相抗，非组织训练有素的正规武装才行。清政府穷于应付，无此余力，曾国藩的湘军则就势而起。
　　曾国藩（１８１１- １８７２年），湖南湘乡人，出身地主家庭，道光末年官至侍郎。咸丰二年底（１８５３年初），因母丧正在原籍守制，奉旨担任团练大臣，督办湖南团练。于是借此名义，组建了一支与团练并不相同的地主武装，也就是湘军。但曾国藩为避自立军队之嫌，名之为湘勇。湘军分为水、陆两种，同于咸丰四年（１８５４年）春初建成。起初人数共计１７０００多，后来编制不断扩大。湘军的编练略仿明代戚继光成法，具体建制则有下述特点：将领骨干由曾国藩的同学、师生及同乡、亲友中热心功名的读书人充任，意在使有升官机会而肯于卖命；士兵由营官自行招募，但对象要以山区或偏僻乡间强壮而落后的农民为主，且需取保具结，以便于控制和指挥；官兵之间有严格的封建隶属关系，每营士兵只服从所隶营官，全军则尽归曾国藩一人号令。这种 兵为将有 的制度，一改八旗、绿营兵无专将的旧习，开了清朝兵制改革的先河，而晚清出现拥兵自雄的地方军阀，也是以此为发端。
　　湘军自成军伊始即对太平军作战，并构成严重威胁。只是开头几年里，由于满族权贵对汉族地主势力的崛起还存有戒心，其作用尚属有限。其后随着形势的变化，湘军日渐为清朝统治集团所依重，成了镇压太平军的主力。
　　太平天国的发展与政权建设　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为巩固和扩大胜利，于当年四月（清咸丰三年四月，１８５３年５月）即分兵北伐和西征。北伐军由林凤祥、李开芳等统率，自扬州出发，经皖北、河南、山西，转入直隶，仅用五个月时间，就进至天津城郊杨柳青。清廷震动，急调１０倍于太平军的八旗主力堵截。北伐军后援不继，逐步南撤，至太平天国乙荣五年四月（清咸丰五年四月，１８５５年５月），终以孤军深入而最后失败。
　　太平军直插清朝心脏地区的北伐，牵制了清军重兵，为西征创造了有利条件。西征军沿长江而上，很快攻占了安庆、九江、武汉等重要城市。并连克皖北庐州（今合肥）、桐城等２０多个州县。太平天国甲寅四年（清咸丰四年，１８５４年）春，西征军进入湖南，遭到湘军的抵抗和反击，被迫退至九江。
　　同年底，石达开率大军西上增援，于湖口和九江重创湘军。乘胜再克武汉，进军江西。太平天国丙辰六年（清咸丰六年，１８５６年）上半年，太平军集中兵力，先后击溃了包围天京的清军江北大营和江南大营。至此，太平天国控制了长江中下游自武汉至镇江等沿江重镇，占领了安徽、江西、湖北大部及江苏部分地区，军事上达到极盛时期。
　　在开展军事斗争的同时，太平天国着手政权建设，为此颁布了《天朝田亩制度》，作为施政纲领。这一文件的核心内容，是否定地主土地所有制。
　　它提出了 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 的原则，并制定了解决土地问题的具体办法，即：田分三类九等，依人口和劳力平均分配，无分男女，十六岁以上受全份，以下者减半。在此基础上，它还规划出社会经济生活的方案：每２５家组成一社会基层单位，称为 两.生产和分配都由 两 统一管理。每户农民既要种田，也要搞家庭副业。收获的农、副产品，除留足食用，剩余部分一律上交每 两所设的 国库.综观上述规定，其平分土地和均匀贫富的构想，反映了贫苦农民反对压迫、剥削和追求平等的强烈愿望。但社会经济生活的绝对平均主义，则脱离现实，违背了历史发展规律，根本不可能实现。所以，太平天国实际实行的，基本上还是 照旧交粮纳税 的政策，也就是承认地主占有土地和收租。
　　太平天国建立起军政合一的各级政权机关。其结构分为中央、省、郡、县四级。县级以上官员都由将领和王、侯担任。县以下，按照太平军的编制体系把农民及其它群众组织起来，逐级设置官吏，统称 乡官 ，一般是由民众推选。每户出一人为伍卒，无事耕作，有警为兵。这种乡官制度一直持续到太平天国失败。
　　经济、文化等方面，太平天国也多有变革。诸如在军队和政府机关、并一度在天京居民中，实行财产和缴获归公，生活必须品定额配给的 圣库制度 ；在天京取消商品交换，推行手工业官营；改革教育和科举，等等。其政策一本平等精神，但大都有悖于客观实际。因此，有些规定于颁行不久即不得不宣布废除，即使保留下来的，也随着太平天国的腐败而名存实亡。
　　２。太平天国的失败
　　太平天国领导集团的分裂　太平天国政权建立后，它的领导者们贵为王侯将相，依据封建的等级制度而享有与众不同的特权，加以统治阶级意识的影响侵蚀，很快蜕化变质。他们贪于声色，竞逐奢华，并为追求更高的名位和享受而各结宗派，展开争权夺利的斗争，终至酿成内部的变乱。
　　自定都天京，洪秀全即僻处深宫享乐，不理朝政，设有六部的东王府成了实际总揽一切的最高机关。杨秀清大权在握，又才能出众，为太平天国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于是威风张扬，专横无忌，不仅随意凌虐其它诸王，而且经常托名 天父下凡 ，挫辱洪秀全，致使上上下下，多衔怨恨。太平天国丙辰六年七月（清咸丰六年七月，１８５６年９月），在西征军取得重大胜利，清军对天京的包围也被解除后，杨秀清自恃功高，欲乘机进一步扩大权势，逼洪秀全封其为万岁.洪秀全假意应允，密召韦昌辉和石达开回京筹商对策。韦昌辉对杨秀清久怀不满，早想取而代之，回京后即杀杨秀清及其眷属，并屠杀杨部将士２万多人。石达开因责备韦昌辉滥杀无辜，也险遭其害，虽本人得脱，但全家都为所杀。石达开自安庆起兵讨韦。洪秀全对韦昌辉已起忧惧，见石部大军压境，便将韦昌辉及其党羽处死，平息了这场历时二个月的内乱。
　　杀韦昌辉后，洪秀全召石达开入京辅政。但这时的洪秀全已失去信任外姓的勇气，又封自己的两个兄长为安王、福王，牵制石达开。石达开恐蹈杨韦覆辙，于太平天国丁巳七年（清咸丰七年，１８５７年）率１０余万精锐部队出走，初在江西、福建等地活动，两年后远征西南。至太平天国癸亥十三年（清同治二年，１８６３年），终以孤军流动作战，在四川大渡河畔全军覆没。
　　天京事变是太平天国盛极而衰的转折点。由于这次内讧，太平天国失去了具有号召力的领导核心，军事力量也严重削弱。清军乘势反扑，重建江南、江北大营，围攻天京。湘军则连夺武昌、九江、镇江等地。太平天国在安徽、江西、湖北、江苏的占领区丢失殆尽，形势顿挫。
　　太平天国的后期斗争　太平天国因内部分裂而陷于危局，但客观形势尚可有为。当时，全国各地的反清起义风起云涌，加之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迫使清政府处处分兵，相对减少了对太平军的压力。洪秀全思图振作，将陈玉成、李秀成等年轻将领提拔为各军主将。陈玉成、李秀成协同配合，于太平天国戊午八年八月（清咸丰八年八月，１８５８年９月）再次击溃清军江北大营，横扫苏北清军。两个月后，又在庐州三河镇全歼湘军精锐李续宾部，使湘军元气大伤， 全军皆寒 ①，皖北复为太平军所有。太平天国庚申十年（清咸丰十年，１８６０年）夏初，展开天京破围战，清江南大营被一举荡平。太平军乘胜东征，攻占了江苏、浙江大部分州县。
　　军事上的胜利只是暂时的。太平天国后期，政治上愈加颓败。洪秀全疑忌外姓，只重亲族。其族弟洪仁玕自香港来到天京，寸功未立而当即封为干王，总理朝政。洪仁玕提出了带有资本主义色彩的《资政新篇》，主张仿效西方，虽不合于农民战争的实际，毕竟还算有所识见。至于拥据高位的洪氏其它亲属，非贪即庸，绝无德才服众之人。异姓将领对此不满，洪秀全便用滥封王爵以示恩，并借此分散陈玉成、李秀成等人兵权，以防势力作大。结果不但上下离心，军队也日益涣散。洪秀全本人则越来越求助于宗教迷信。
　　但自经天京事变，将士们目睹那些自称上帝之子的领导人互相残杀，对拜上帝教的信仰已经动摇。
　　①　　 胡林翼：《胡文忠公全集？书牍》卷十。
　　外部情况也发生了不利于太平天国的重要变化。江南大营和江、浙战场溃败的当年，清廷即改变了对曾国藩及其湘军的态度，由心存疑虑转为完全依靠，先是任命曾国藩为两江总督和督办江南军务的钦差大臣，接着又授予节制大江南北水陆各军的全权。曾国藩令其弟曾国荃率部攻安庆，派左宗棠带兵入浙江，使湘军成为同太平军作战的主干。两年后，曾国藩又派李鸿章仿湘军兵制建成淮军，开赴上海，成为江苏战场太平军的劲敌。这期间，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慈禧一伙以政变上台，确立了 借师助剿 的方针。湘、淮军与外围侵略者联合起来，太平天国面临更为险恶的斗争局面。
　　自身的败坏和反动力量的加强，决定了太平天国很难再有作为。太平天国辛酉十一年（清咸丰十一年，１８６１年）秋，由于李秀成一心经营江、浙，对陈玉成在天京上游的征战不予配合，湘军攻陷了安庆，直逼天京城下。陈玉成北走寿州，被叛徒诱捕牺牲。这前后，李秀成率部三打上海，虽给清军和英、法军队及美国人华尔的洋枪队以沉重打击，终以天京告急而不得不撤师回援。太平天国壬戌十二年（清同治元年，１８６２年）秋冬，李秀成在天京外围与湘军苦战，日久无功。此后仅年余时间，包括苏州、杭州在内的太平天国江、浙占领区，即一一失陷。天京已成孤城，李秀成劝洪秀全 让城别走 ，另图发展。奈何洪秀全已全无进取精神，只想困守。太平天国甲子十四年六月六日（清同治三年六月十六日，１８６４年７月１９日），天京被湘军攻破。此前洪秀全已经病逝。李秀成突围被俘，在囚笼中写了几万字的供词，最后被曾国藩所杀。天京的陷落，标志着太平天国的失败。但太平军并没有就此全部瓦解，其余部依旧打着太平天国的旗帜，在长江南北继续坚持了四年的斗争。
　　太平天国顺乎鸦片战争后中国反帝反封建斗争的需要而起，前后持续了十八年，势力波及十八省，并建立起自己的政权，无论对清王朝抑或外国侵略者，都给予了沉重打击，因而，虽以失败告终，其意义却不可低估。
　　３。太平天国影响下的各地起义
　　江南的天地会起义　太平天国农民战争时期，各地各族人民为当时的形势所鼓舞，纷纷揭杆而起，形成了全国范围的反清斗争高潮。江南各省的天地会及其支派，就先后发动了武装起义。
　　咸丰二年（１８５２年），广西天地会首领朱洪英、胡有禄在南宁起义，两年后攻占灌阳，建立了 升平天国.咸丰五年（１８５５年），应太平天国之约北上，拟与太平军会合。因中途为湘军所阻，又返回广西，同治十三年（１８７４年）始告失败。
　　咸丰四年（１８５４年），广东天地会首领陈开、李文茂在佛山起义，全省大部分州县的会党都起而响应。起义队伍称 红巾军 ，围困广州达半年之久。次年转入广西，于浔州建 大成国.六年后失败，余众加入了石达开部。
　　天地会系统的起义中，刘丽川领导的上海小刀会起义震动最大。咸丰三年八月（１８５３年９月），刘丽川率众占领上海县城及附近各州县，并建立政权，称 大明太平天国 ，表示愿归太平天国统辖。上海是五口通商的首要口岸，也是外国势力的侵华中心，因此，英、法、美等国侵略者立即出面，直接参与镇压。小刀会坚持斗争十七个月，于咸丰五年（１８５５年）初突围，刘丽川牺牲，部分起义军进入太平天国统治区。
　　除上述之外，四川、江西、浙江、福建、台湾等地也或前或后，都有天地会不同支派的起义。
　　北方的捻军起义　捻军是由清代中叶发源于淮北淝水、涡河流域的民间秘密团体 捻党 转化而来，以破产农民及其它劳苦群众为主要成分。咸丰三年（１８５３年）太平天国北伐军经过安徽、河南时，捻党纷起响应。咸丰五年（１８５５年），各路捻军会集安徽蒙城雉河集，推毫州（今毫县）捻军首领张乐行为盟主，并统一编制，分黄、白、红、黑、蓝五旗，人数共约１０万。从咸丰七年（１８５７年）起，捻军接受太平天国领导，张乐行初被封为 征北主将 ，后又受封 沃王.但他们 听封而不听调 ，不出境远征，并保有自己独立的组织系统，与太平天国实际上是一种联盟关系。不过，捻军也常常同太平军联合作战，前述太平军三河大捷，就有捻军的参加。
　　同治二年（１８６３年），张乐行兵败雉河集，被俘遇难，捻军陷入困境。
　　次年天京陷落，太平天国遵王赖文光率所部与张宗禹、任化邦等部捻军会合，被推为首领。赖文光依太平军的兵制整编捻军，并易步为骑，使捻军成为一支约１０万多人的骑兵武装，战斗力大大提高。同治四年（１８６５年）夏初，捻军采用流动战术，将清军八旗主力僧格林沁马队引至山东曹州（今菏泽），一举全歼。清政府令曾国藩督湘军重兵进剿，也被击败，又改以李鸿章为钦差大臣，督淮军围击。同治五年（１８６６年）秋，捻军突破运河防线，进入河南，于许州（今许昌）分成东西两部，一部由赖文光、任化邦统带，留在中原，另一部在张宗禹等率领下挺进西北，往联起义回民。
　　分军后，赖文光率东捻军转战于豫、鲁、鄂、皖之间。同治六年（１８６７年），东捻军在湖北大败淮军，但随后遭湘军袭击，退走山东，被淮军围困于登莱一带。赖文光组织突围失利，于次年初率残部南下，在扬州殉难，东捻军覆没。西捻军此时正在陕西同左宗棠湘军争战，得到东捻军危急的消息后，想用攻打北京以解东捻军之围，遂经山西进入直隶。至北京附近，遭清军围截，被迫南撤。同治七年七月（１８６８年８月），西捻军遭淮军与湘军合力围剿，溃败于山东茌平。至此，捻军起义最后失败。
　　西南、西北地区的少数民族起义　太平天国兴起后，西南、西北地区的苗、瑶、侗、水、彝、回、布依等诸多民族，都发生了反清起义。其中规模和声势比较大的，则有以下数起。
　　贵州苗民起义。这支起义军由张秀眉领导，咸丰五年（１８５５年）于贵州台拱发动后，迅速席卷贵州东南大部分地区，坚持斗争长达十八年。影响所及，省内其它民族也相继竖旗抗清，队伍多达３０余部。同治十一年（１８７２年）春，苗民起义遭湘军镇压，张秀眉被俘牺牲。
　　云南回民起义。从咸丰五年（１８５５年）起，云南各地回民即纷举义旗抗清，一年后形成两大势力，分别以马如龙和杜文秀为首。马如龙起义于滇东南，但他出身官宦人家，同治元年（１８６２年）即被招降，成为清政府 以回攻回 的工具。杜文秀于咸丰六年（１８５６年）攻占大理，建立了政权，所到之处减轻赋税，得到回、汉人民的共同拥护，队伍不断扩大，据有５０多个州县。其后多次围攻昆明，因马如龙伙同清军死守，未能攻克。同治十一年（１８７２年），大理遭清军包围，不久陷落。杜文秀服毒后自赴清营而死。
　　陕甘回民起义。同治元年（１８６２年），太平军一部攻入汉中，陕西、甘肃回民乘势起义，影响及于青海、新疆。及西捻军入陕西，捻、回互为应援，声势更加浩大。同治七年（１８６８年）捻军被扑灭，左宗棠督湘军全力进攻陕甘。同治十年（１８７１年）底，金积堡起义军首领投降，部众被湘军悉数杀戮，孑遗无存。同治十二年十月（１８７３年１１月），湘军攻破肃州，至此，陕甘回民起义全部失败。
　　４。太平天国打击下的清朝政权变化
　　清王朝依靠种种力量的支撑，镇压了太平天国及其推动下的各地各族人民起义，一时免于灭亡。然而，经过这场农民战争的打击，其统治地位严重动摇。这不仅表现为原先它所赖以存在的八旗、绿营几被完全摧垮，封建势力遭到前所未有的猛烈扫荡。影响更为深远的，是其内部的实际权力发生了转移，汉族地主的权力开始增大，地方权力也明显加重。
　　太平天国农民战争爆发以前，清朝军权悉由满族权贵掌握，封疆大吏也多是满人。而由于太平天国的兴起，湘军和淮军取代八旗、绿营，成为清朝军队的主干，清朝武装力量的指挥权由此移易，转到以曾国藩、李鸿章为代表的汉族地主手中。自湘军和淮军建立后，十多年内向各省军营保举的武职，数达１０余万，仅三品以上者就有１万多。地方军政长官从此也多数改由湘、淮将领为主的汉人充当，曾氏兄弟、左宗棠、刘长佑、刘坤一及李氏兄弟、张树声、刘铭传等一大批人都以军功而身膺疆寄，先后做了总督或巡抚。
　　清朝的总督和巡抚，向为地方最高长官，尤其总督一级，依规定综治军民，职权很重。但事实上，太平天国事起之前，不但各地兵政统由中央管辖，就是民政、财政和司法，也由直隶于中央的各省布政使司和按察使司所分掌，督、抚不过起督率作用，不能随意干预。而自湘、淮将领居于督、抚之位，因手中握有兵权，清政府为镇压太平天国和各地起义，又不得不依靠他们，不敢轻易得罪，这些人便借势扩张权力，把地方上的民政、财政、司法诸大权统统把持起来，使原本牵制督、抚权力的两司机构，降同督、抚属员。此后，督、扰专政成为惯例，既便不是湘、淮将领出身的，也都有权编练军队，实掌全省军政。清王朝的中央集权制度，自此破坏。
　　清朝政权的上述变化，削弱了清政府对地方的控制，也孕育着统治集团内部满汉之间日后矛盾的深化。而这些情况的出现，又潜伏下清王朝最终覆灭的危机。
　　（三）统治阶级的洋务运动
　　１。洋务势力的形成及其派系兴替
　　太平天国时期，清王朝内优外患，遭到人民起义和外来战争的双重打击。
　　一些明敏的实力官僚意识到，要维系清朝统治，传统的措施已难奏效，必须变通办法。通过对外战争的失败和借助外国力量镇压太平天国，他们对西方技术的进步有了实际体会，于是提出师法西洋的主张，并大力推行洋务 新政.此即后人所称洋务派和洋务运动的由来。
　　洋务运动历经同治、光绪两朝。其代表人物，中央政府中有恭亲王奕？、军机大臣文祥等满族权贵，地方上则有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及后起的张之洞等汉人督抚。这些洋务官僚各握实权，彼此矛盾，分为不同的派系。而在洋务运动中，各派势力或兴或衰，地位与作用不尽相同。
　　奕？为首的满洲系出现最早。第二次鸦片战争刚一结束，奕？等人就搞起洋务活动，建立了总理衙门。北京政变后，奕？因支持慈禧上台而一时倍获恩宠，掌握了外朝内廷大权。但为时不长，即遭慈禧疑忌，于同治四年（１８６５年）被加以植党营私的罪名，丢掉了议政王的名位，权势大跌。此后不断受到慈禧的挫辱打击，政治上已无多大影响。至中法战争时，一切职务都被革除，终于彻底失势。而满洲系中的其他洋务官僚，较有识见的文祥早死，担任三口通商大臣的崇厚则平庸无能，所办天津机器局，不久即被李鸿章接管。
　　因此，左右洋务运动的，主要还是厚拥实力的地方派系。
　　地方派系中，湘系本来最先崛起，但它的扶植者肃顺集团在政变中垮台，曾国藩为避嫌疑，于消灭太平天国后，将湘军主力大部遣散，从而削弱了自身势力。湘系内部也不统一，分成曾系和左系两个宗派。曾国藩先后担任两江和直隶总督，有过较大的权力。但同治九年（１８７０年）办理天津教案时，因杀无辜以媚外，遭朝野非议，不到两年即忧悒而死。至于左宗棠，刚刚办起福州船政局，就被调往偏远的西北，任陕甘总督十几年，声望、地位始终没有达到曾国藩那样的高度。相比之下，由湘系派生的淮系首领李鸿章反倒后来居上。
　　李鸿章自成体系比曾国藩晚得多，起初只在湘军帮办营务，咸丰十一年（１８６１年）奉曾国藩之命组成淮军，这才开始形成自己的势力。其后湘军大量裁减，而淮军益加扩充，李鸿章的实力很快超乎曾国藩之上。以此之故，再加李鸿章因素主对外妥协而为各国所支持，使善于弄权的慈禧太后不能不另眼相看，大加依重。曾国藩死后，李鸿章不但独据疆臣中职位最尊的直隶总督二十多年，并兼领北洋大臣、大学士等头衔，清政府的外交、经济、军事诸大权多归把握。因此，李鸿章经办洋务最多，影响最大，成为前期洋务运动的实际主持者。
　　洋务运动后期，淮系势力渐衰，自成一派的张之洞代之而起。张之洞原属与洋务派相抗的清流派，咸丰十年（１８８４年）迁升两广总督，受中法战争的刺激，思想大变，由清流党人转化为洋务官僚。五年后调到湖北，自此任湖广总督达１８年之久，期间办厂、练兵、兴学，多有兴革，成了洋务运动的领袖人物。
　　２。洋务派的思想体系与活动实践
　　洋务运动实质上是一场仿学西方的运动。由于它的推行者们出身经历、文化素养以及心理性格多所差异，加之其参加者不止洋务官僚，还有知识分子、商人和买办，对洋务问题的认识水平和具体看法不可能完全一样，但就学习西方的基本指导思想而论，洋务派是大体一致的。 借法自强 和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就是他们共同的理论与口号。
　　借法自强 是洋务派仿学西方的出发点。洋务派认为，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正面临着千古未有之 奇变 ，处今之世，要想国家 自立 ，出路首在自强 ，外国的态度，全视中国自身的强弱而定；而自强之道，则在讲求外洋各种机利火器，尽窥其中奥秘，用李鸿章的话说，就是 师其所能，夺其所恃 ①。毫无疑问，洋务运动初兴时，第二次鸦片战争已经结束，清朝统治阶级眼前的威胁主要是太平天国为中心的全国反清起义，因而，洋务派的 自强 势必包含消弥内乱的动机。但它有针对外国侵略的一面，这也是不可否认的。当然，由于洋务的兴办对外国多有依赖，清政府和大部分洋务官僚又畏惧外国的强大而遇事妥协，后一方面并没有真正做到。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是洋务派仿学西方的准则。所谓 中学 ，指封建专制制度和以伦理纲常为核心的封建思想文化。至于 西学 的概念，洋务派一般都以近代工艺技术和自然科学为限，只有少数人后来扩大了识见范围，对西方政治表现出一定兴趣。洋务派认为，中国的文武制度事事远出西方之上，所不如人的，只是科学技术而已。因此，他们把维护传统的政治文化体制作为治国兴邦的根本和基础，而将西学的引进当成巩固封建统治的手段和工具。这种 中体西用 的理论，决定了洋务运动的内容，也限制了洋务运动的发展。
　　洋务运动前后持续三十多年，大致分为两个阶段。同治末年以前，主要是在 求强 的口号下集中举办军事工业；其后重心转向 求富 ，着力于民用企业的兴建。
　　洋务派兴办军事工业，以咸丰十一年（１８６１年）曾国藩创办安庆军械所为起点，到甲午战争时，各地先后建成兵工厂共２０多个。其中规模较大的，有同治四年（１８６５年）李鸿章在上海、南京所办的江南制造总局和金陵机器局，以及同治五年、六年、光绪十五年（１８８９年）由左宗棠、崇厚、张之洞分别创建的福州船政局、天津机器局、湖北枪炮厂。这些工厂各被不同的洋务派系所控制，视如私产，但都属官办，其经费来自国库；产品直接拨给军队，不投入市场交换；经营管理也沿用官府工业的传统制度，因而具有浓厚的封建性质。不过，它们引用科学技术和机器生产，并雇佣工人劳动，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上表现出一定的资本主义色彩，对中国的近代化不无开创之功。
　　在创立军事工业的同时，洋务派还着手编练新式军队。最初是用近代方法训练陆军，至同治十三年（１８７４年）日本侵犯台湾，清政府受到震动，开始筹建新式海军。光绪元年（１８７５年），清政府计划以十年时间建成北洋、南洋和粤洋三支水师，先从北洋入手。光绪十年（１８８４年），三洋海军初具规模。次年清政府设立海军衙门，由醇亲王奕譞任总理大臣。李鸿章以会办大臣而握海军衙门的实权，为加强淮系势力，把经费主要用于北洋海军的扩充。光绪十四年（１８８８年），北洋舰队正式编成，拥有舰只２５艘，内中包括两艘巨型铁甲舰和七艘巡洋舰，在三支海军中实力最强。同军事工业一样，海军也被洋务官僚各自看成私有，战争中互不应援，福建水师和北洋舰队在中法、中日战争时的相继覆没，无不受此影响。
　　①　　 中国史学会主编：《洋务运动》（五），第 119页。
　　洋务派在举办军事工业和编练新式军队的过程中，遇到资金来源、原材料供应及交通运输等诸多困难，鉴于西方国家因工业发达而富强，于是兴办民用企业以 求富 ，借作 求强 途径。同治十一年（１８７２年），李鸿章在上海创立轮船招商局，民用企业由此发端。到甲午战前，洋务派所办开矿、冶炼、纺织、邮电、交通等各种企业共２０多个。其中比较重要的，除轮船招商局外，还有李鸿章于光绪四年（１８７８年）、五年相继开办的开平矿务局、上海机器织布局和天津电报总局，以及光绪十六年（１８９０年）张之洞创办的汉阳铁厂。这类企业主要采取官督商办形式，少数为官办或官商合办。就其性质而言，它们的资金多以私人投资为主，工人自由招雇，产品投放市场，生产旨在追求利润，所以，基本上已属资本主义的近代企业。但受洋务派 中体西用 思想的影响，这类企业又带有明显的封建属性，经营管理上的官僚政治色彩十分浓重。洋务官僚独掌企业支配权，商股无权参与领导；企业运营须服从清政府的要求；企业营利得向清政府不时 报效.加上某种企业一旦建立，洋务官僚往往借官势造成垄断，所有这些，都束缚和阻碍着民用企业的发展。
　　出于兴办上述事业的需要，在此期间洋务派还建立了一批新式学堂，并派人出国留学，设馆翻译外文书刊。这对传播自然科学和造就科技人材，无疑是有利的。像著名的铁路工程师詹天佑及启蒙思想家严复等人，就出自这时所派的留学生。
　　３。清政府内部关于洋务问题的矛盾与斗争
　　顽固派同洋务派的对立　　洋务运动中，清政府内部存在一股极端守旧的政治势力。他们以大学士倭仁、徐桐等满洲贵族为代表，主张维持一切传统的封建秩序，仇视任何外来的新事物，被人们称作顽固派。洋务派每有兴革，无不遭到他们的竭力抵制。双方围绕开设天文算学馆和兴筑铁路的斗争，就是两个典型事例。
　　同治五年（１８６６年），奕？等人奏请在此前创办的新式学堂京师同文馆内添设天文算学馆，招收科甲正途人员入学，聘请洋员任教。倭仁带头坚决反对，说立国的根本，不在权谋技艺，而在齐一人心、崇尚礼义。古往今来，从无凭恃技术而能振起衰弱的。若为求得一点外国末技而令知书识礼之人师事夷人，将使正气不伸，邪气愈炽，用不了几年，中国人就会全都归心于外国， 变而从夷.他还提出，如果非要学习天文、算学不可，也用不着洋人教习，中国 天下之大，不患无才 ①。奕？等进行了针锋相对的反驳，并以倭仁既知有此人才为由，上奏让他主持馆事。清政府表示同意，倭仁只得借故推托。天文算学馆最后算是建立起来了，但由于顽固派的煽惑，报考者为数寥寥。
　　从开始兴办民用企业起，洋务派就倡修铁路。顽固派群起而攻，力加阻止。他们说修建铁路将破坏田园、庐墓、风水，于民不便，并针对洋务派有关火车迅速便捷的宣传，提出铁路一旦修通，外国入寇就会朝发而夕至，很快深入中国腹地，这不啻开门揖盗。双方就此争论了近十年时间，直到光绪七年（１８８１年），李鸿章才修成一条长仅１１公里的唐胥铁路（唐山至胥各庄）。而通车时，顽固派仍不罢休，竟要禁止使用机车牵引，说是那会震动山川龙脉，使诸神不宁。其思想之愚昧，于此可见一斑。
　　①　　 中国史学会主编：《洋务运动》（二），第 30 页。
　　清政府内部会有顽固派与洋务派的斗争，同慈禧太后的精心操纵是分不开的。慈禧弄权有术。为维系大清王朝和保持自己的统治权力，她一方面依靠洋务派，允许他们兴办洋务事业；但同时又纵容顽固派攻击洋务活动，使洋务派不敢随心所欲，以免他们的势力过于膨胀、难以驾驭。同治末年后所谓 清流派 的出现，就是慈禧有意培植洋务派对立面的结果。当时，慈禧为限制洋务派，特别是奕？为首的一伙，将顽固派代表人物李鸿藻派充军机大臣。李鸿藻于是借身居高位之便，聚结张之洞、张佩纶、陈宝琛等一批言官，形成一股政治派别。他们放言高论，讥评时政，斥洋务派为 浊流 ，而以 清流 自命。中法战争期间，慈禧就是利用这批人的主战 清议 ，将政敌奕？彻底打下了台。及目的达到，慈禧回过头来又一一整治清流党人，只对转化为洋务派的张之洞另眼看待，保留了他的地位，而其用心，则在用以牵制李鸿章，以防后者独专洋务大权。李鸿章对慈禧的以上做法深为不满，以至私下里大发牢骚，希望光绪皇帝能够早点亲政，取代慈禧。
　　海防与塞防之争　同治十三年（１８７４年）起，在边疆危机的背景下，清朝统治集团就加强海防还是加强塞防，展开了一场论争。分歧的双方主要是在洋务派之间，顽固派则借机大发一通反对洋务的议论。
　　洋务活动开展未久，浩罕国（今中亚乌兹别克境内）军事首领阿古柏利用新疆各地反清起事后的割据混战，于同治四年（１８６５年）武装入侵，相继占领了南疆全部和北疆部分地区。英、俄两国为使阿古柏变成各自的傀儡，达到侵占新疆的目的，争相对其进行拉拢。由于阿古柏更多地倾向于英国，沙俄便在同治十年（１８７１年）直接出兵，强占了伊犁。整个新疆面临着被割裂出去的危险，而日本这时又侵犯台湾，造成东南海防和西北塞防同时告急。
　　清政府就此讨论，内部争论因之而起。李鸿章是 海防 论的代表。他以海防、塞防力难兼顾为理由，建议停撤西北各军，将筹边经费移作海防之饷；并主张放弃新疆，让阿古柏等或如云、贵的苗瑶土司自成部落，或如越南、朝鲜那样 略奉正朔 ，做为中国的藩属。这种论调，同当时英国驻华公使对清政府的游说如出一辙。左宗棠代表 塞防 论者，不过，他并不是不重视海防，而是认为海防和塞防应该并重，二者不可偏废。他强烈反对的，是李鸿章自撤藩篱，拱手出让领土的荒谬之见，认为新疆不复，则会后患无穷，因而力主全力西征。为此，他还表示不辞艰苦，愿意身当其任。左宗棠得到文祥等人的支持，最后被任命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
　　以上争论情况说明，在对待外国侵略的问题上，左宗棠不同于惯取妥协态度的李鸿章。事实也是如此。光绪二年至光绪四年（１８７６年到１８７８年），左宗棠亲率大军出师新疆，收复了天山南北除伊犁以外的全部领土。其间英国为挽救阿古柏的败亡，出面干涉，左宗棠痛加驳斥，表现出维护国家主权的严正立场。新疆失地的大部归复，为从沙俄手中收回伊犁提供了有力的保证。光绪七年（１８８１年），同持加强塞防之议的曾纪泽与俄国往复辩论，据理力争，终于改订前此崇厚所签《交还伊犁条约》，新订中俄《伊犁条约》虽未尽数收回俄国侵占之地，损失毕竟减少了２万多平方公里。其后经左宗棠建议筹划，清政府于光绪十年（１８８４年）在新疆建立行省，使新疆与内地的联系自此更加密切。
　　４。阶级关系的新变动
　　民族资本主义的出现　洋务运动时期，中国社会经济形态发生了明显变化。随着洋务企业对封建生产方式的突破，民族资本主义也开始发生。同治八年（１８６９年）上海发昌机器厂改手工为车床，同治十一年（１８７２年）华侨商人陈启源于广东南海开办继昌隆缫丝厂，标志了民族资本近代工业的开端，差不多是与洋务派兴办民用企业同时起步。
　　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的产生途径，主要是一部分官僚、买办、商人及地主自办近代工矿企业。以中小型为主的一些官督商办或官商合办洋务企业向纯粹商办方向的转化，也占一定比重。此外还有从旧式手工作坊或手工工场演变为新式企业的，但数量不多，这是因为，在外资打击下，多数手工作坊和手工工场都遭破产命运。
　　从同治八年到光绪二十年（１８９４年），民族资本创办的企业共有１００多家，大都集中于缫丝、火柴、印刷、面粉、轧花等轻工业及小型采矿业，重工业和交通运输业很少。其中，缫丝业在中国传统手工业中就比较发达，从原料、工人、经验各方面都有基础，所以发展最快。尤其广州地区，这一时期采用机器生产的缫丝厂多达６０来家，成为民族资本缫丝业的中心。上海也有这类企业出现，不过，由于这时上海已成进出口贸易的主要港口，附近江、浙一带盛产的生丝原料多被外国掠走，因而发展不及广州，机器缫丝厂仅６家而已。
　　无论哪类民族资本的企业，一般都投资很少，规模不大。大部分企业的资本是在１０万两以下，甚至只有几千两。而且设备简陋，技术落后。有许多工厂，只是部分程序使用机器，更多的还是依靠手工操作。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资本原始积累不充分；加以当时中国社会高利贷利息和地租剥削率极高，货币持有者对放债和购置土地更感兴趣；中国自身又缺乏累积社会资金的银行机构，从而使得民族资本在资金来源上十分短缺。
　　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力量脆弱，自始即处于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之下。外国资本及其在华企业，凭借资金雄厚和技术先进的优势，加以取得的侵略特权，在中国大量掠夺原料，廉价倾销商品，对中国民族工业极力打击和排挤。而中国民族工业不仅在原料收购和产品销售上受到巨大压力，还因技术、资金乃至原料、市场不得不依赖外国，往往被外资所控制。中国封建势力对民族工业的束缚和摧残也十分严重。甲午战争以前，商办的私人企业一直未被政府正式认可，并因此而时遭封禁。繁苛的厘捐杂税，无穷的摊派勒索，更是任何民族资本企业所难以幸免。所有这一切，决定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生长道路艰难曲折，发展极其缓慢。
　　资产阶级的产生极其类别　随着中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现，产生了中国资产阶级。由于中国资本主义近代工业在其发生、发展过程中，分为官控和民营两类，中国资产阶级也就相应地分成官僚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两个部分。
　　官僚资产阶级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政权相结合，具有浓厚的买办性和封建性。控制洋务企业的李鸿章、盛宣怀等人，就是这个阶级的早期代表。
　　他们恃仗权势，以各种方式吞蚀商股，化官产为私有，并使所属企业享受民族资本企业不可能得到的特权，由此造成自身资本和财富的迅速膨胀。又借官势实行垄断，压制和排斥民营企业，从而成为阻碍民族资本主义成长的反动势力。
　　早期民族资产阶级的构成，除前述私营新式企业的各类人，还包括投资洋务企业的多数 商股 ，他们的基本成分也是官僚、买办、商人及地主。
　　依经济力量的强弱，这个阶级有上层和中下层之分。一般说来，由官僚、买办、地主转化而来的，其企业的资金、规模和发展，优于出自普通商人和手工工场主的资本家，前者属于民族资产阶级的上层，后者则属于中下层。民族资产阶级各阶层同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之间，都是既相联系又相矛盾的，只在程度上各有不同，由此决定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具有两面性的特征。一方面，它受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所以有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要求；另一方面，它同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而又缺乏彻底反帝反封建的勇气。尽管有革命和妥协的两面性，民族资产阶级毕竟是当时新的社会生产方式的体现者，它所进行的维新与革命运动，都代表了历史前进的方向。
　　无产阶级的诞生与特点　　中国无产阶级是晚清社会最早出现的一个新阶级，先于中国资产阶级数十年。鸦片战争后，外国资本主义势力侵入五口通商地区，使当地的自然经济日遭破坏。破产的农民和手工业者为求生计，或入外资在华企业做工，或充口岸码头工人及外国轮船海员，第一批产业工人即由此诞生。洋务运动时期，随着洋务企业的兴办、民族资本企业的兴起和外资企业的增加，产业工人的队伍不断扩大。到光绪二十年（１８９４年），除码头工人没有统计数字外，全国产业工人总数约计１０万。
　　中国近代产业工人大多集中于沿海少数通商口岸。如上海、广州、汉口、天津四地，其产业工人约占全国总数的８０％，其中上海一地即占４６％还多。
　　不仅集中于大城市，还集中于大企业。光绪二十年时，全国雇工５００人以上的中外厂矿有３９个，雇佣工人共计６。２万，占了当时全部产业工人的６２％。
　　中国工人阶级的这一特点，有利于自身的组织和团结，给工人运动的开展提供了便利条件。
　　中国工人阶级自诞生之时，就身受外国资本主义、本国封建主义和资产阶级的三重剥削与压迫。无论哪类企业的工人，都是在非常恶劣的劳动条件下，以极长的工时而挣极低的工资。不但生活艰难困苦，法律上也无任何权利保障。大批厂矿普遍实行封建把头制度，企业主们还利用封建的行会、行帮，对工人严加管制、随意惩罚。其残酷的程度，在世界上是罕有其比的。
　　因此，中国工人阶级从一开始就不断以罢工形式进行斗争，或反抗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与欺压，或针对本国业主及封建势力的压榨与凌虐，显示出强烈的革命性。
　　中国无产阶级是中国社会新的生产力的代表者，是最先进的阶级。不过，在马克思主义传到中国之前，它还处于自发状态，没有独立地登上政治舞台。
　　直到１９１９年五四运动之后，才完成向自为阶级的转变，担负起反帝反封建的领导任务。
　　（四）资产阶级的维新运动
　　１。维新派的思想渊源与嬗变
　　早期的维新思潮　中日甲午战争后，以康有为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派登上政治舞台，发起了旨在救亡图存的维新运动，要求变法改革，走资本主义道路。这一运动的发生，有着当时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和民族资本主义初步发展的背景。而就其思想渊源来说，则远在运动兴起之前，是鸦片战争以来进步的思想家们对中外情势的认识不断深化的结果。
　　龚自珍、魏源和林则徐等地主阶级改革家，堪称维新思想的先驱者。鸦片战争时期，有鉴于外国入侵和国家的积贫积弱，他们积极了解西方，寻求强国御侮的途径。其中，林则徐开倡导学习西方的风气之先，主持编译了《四洲志》。魏源则在此基础上，撰成《海国图志》一书，提出 师夷长技以制夷 的著名主张，建议设厂制造轮船、枪炮，并以此为起点，进而发展民用工业。而龚自珍以其思想的敏锐和大胆，揭露封建社会的现实矛盾，抨击清朝政府的腐朽统治，发出了调整君臣关系、变革用人制度等改良政治的 更法 要求。他们的这些思想，涉及到维新派关于改变封建专制、发展资本主义这两大课题，因而对后世影响很大，特别是龚、魏二人，大受后来维新派的推崇。不过，从实际情况看，他们提倡的向西方学习，重点是在工艺技术，而非自然科学理论，更非社会政治制度；他们吁求改革，主要还是出于巩固封建统治的目的。这同维新派的思想又有本质的区别。
　　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的冯桂芬，是个承上启下的人物。战后不久，他著成《校邠庐抗议》一书，将中国与西方作了系统的比较，认为中国不仅在军事上落后于人，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也有不如西方之处。由此提出学习西方自然科学知识、广泛采用资本主义生产技术、自办新式工业等一系列主张。并要求许士民自由上书皇帝，府县以下官员由乡民公举和监督，表现出一定的民主倾向。冯桂芬在政治上仍属地主阶级改革派，但他的思想比龚、魏等人显然前进了一大步，而成为维新派全面学习西方文明的前奏。他的《校邠庐抗议》深受维新派重视，戊戌变法前刊布流传甚广。
　　同治末年以后，随着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出现了早期资产阶级维新思想家。其代表人物，有王韬、容闳、薛福成、马建忠、郑观应、陈虬、陈炽、汤震、何启、胡礼垣等。这些人，多数是从洋务派及地主知识分子分化而来，因而开始阶段的思想还有较多的旧痕迹。自中法战争失败起，他们的认识水平显著变化，所提出的维新主张有了明显的资产阶级特征。这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首先，具有了比较明确的国家主权观念。反对外国侵略和维护民族独立，这是鸦片战争以来所有中国进步思想家的共同主张，但识见深浅大不相同。
　　地主阶级改革家们所注意的，主要是外国进行军事及经济侵略的现实。而早期资产阶级维新思想家，则开始从政治上考虑问题。他们认识到，外国强加的片面最惠国待遇、领事裁判权、协定关税等规定，以及中国海关由外国人管理的制度，是对中国主权的严重剥夺，后患无穷。因此坚决反对不平等条约，要求谈判修改，取消外国在华的这些特权。
　　其次，要求变法，全面学习西方。这方面比较突出的内容有二。一是提出商战 的口号，主张实行 重商 的经济制度，也就是发展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早期维新思想家认为，外国的经济掠夺是中国贫弱的主要原因，要立国自强以抵制外国侵略，最重要的莫过于振兴商务。因此，他们反对清政府限制民营企业的政策，要求如同西方那样提高工商地位，对民族工商业力加扶持。二是突破封建专制的传统观念，主张实行 君民共主 的议会政治。他们通过中外对比，初步认识到君主专制阻碍着国家的富强，认为昏君失政、佞臣弄权、草民积怨和民气不振，皆由此出，而西方国家的议会制度则可避免这种种弊端。但他们又不赞成取消君权，认为西方式的民主权力偏下，也有结党营私及遇事推托不决等诸多流弊。因而，他们主张在保留君权的前提下设立议院，使 君民共主 ，以避两极之偏。显而易见，他们所要的 议院 不过是归属于君权之下的议政机构，而非体现民权的立法机关，这同西方国家的君主立宪制度还有重大差距。
　　早期维新思想家刚从旧营垒脱胎，受封建传统思想的束缚还重，因而思想主张多有局限，也缺乏完整的理论体系。尽管如此，经过他们的努力而形成的一股维新思潮，为稍后而起的戊戌维新运动作了重要准备。
　　康有为的变法理论　康有为（１８５８- １９２７年），字广厦，号长素，广东南海县人。他出身于官僚地主家庭，早年饱受传统儒学教育，年过二十以后始从《海国图志》入手，涉猎西学书籍，由此获得西方社会政治与自然科学的启蒙知识。就对资本主义的实际了解而言，康有为本不如王韬、郑观应等早期维新思想家。但由于他立志改革，一经接触西学，即致力于变法理论的研究，建立起完整的思想体系，又使自己的活动一开始就具有实践性，因此能够超越前人和同辈，成为维新领袖。
　　中法战争后，康有为着手撰写《人类公理》，即《大同书》的初稿，其内容虽主要是对未来社会的构想，不代表康有为对现实的主张，但反映出他已动念于国家的改造。光绪十四年（１８８８年），康有为赴京应会试，第一次上书光绪皇帝，陈述 强邻四逼 的形势，请求 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 ，以挽救国家危亡。这是康有为鼓吹变法维新的开端。光绪十七年（１８９１年）
　　起，康有为创办 万木草堂 学馆，聚徒讲学，培养出梁启超、徐勤、麦孟华等一批维新运动的骨干。其间先后完成《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这两部著作，由此奠定了维新运动的理论基础。
　　《新学伪经考》刊行于光绪十七年。在这本书中，康有为把东汉以来历代封建统治者奉为经典的古文经学概予否定，说成是西汉刘歆为帮新朝王莽篡汉而编造的 伪经 ，与孔子无关，应称 新学.这样，就从根本上动摇了封建顽固派 恪守祖训 的立脚点，促使人们对维护封建统治的理论依据产生怀疑，转而去接受一种新理论。
　　《孔子改制考》于光绪十八年（１８９２年）写成，光绪二十四年（１８９８年）刊布。在这部著作中，康有为刻意制造历史根据，把孔子塑造成 托古改制 的古代改革家，以证明变法维新 合乎古训 、不违圣人之教。进而借今文经学的 三统 、 三世 说，提出和论证历史进化的理论，认为夏、商、周三代不同，故都因时变革；而人类社会必然要沿 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 三个阶段，依次演变递进，愈变愈好。他还牵强附会，把据乱、升平、太平三世，分别指为君主专制、君主立宪、民主共和三个时代，并强调当时中国须经维新由君主专制而进入君主立宪的必要。康有为对历史演进的划分和解释并不科学，但他确认历史是不断发展的，主张用君主立宪取代君主专制，这就直接冲击了封建顽固派 敬天法祖 的思想。
　　康有为抬出孔子作变法的护身符，并从儒家经典中寻找变法的理论和根据，这反映了资产阶级维新派的软弱和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的深厚。然而，他依变法的需要而对儒家经典任意取舍和发挥，在当时又是不可多见的大胆之举。因此，《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一经发表，立即在思想界引起极大震动，并以此而招致封建守旧势力的激烈攻击，被强令毁版。
　　２。 公车上书 与维新派群体的结成
　　以著名的 公车上书 为标志，变法维新由一种思潮发展为政治运动。
　　维新派则自此结社 合群 ，逐步形成为有组织的政治力量，并以积极的活动实践，不断扩大自身的社会影响。
　　公车上书 发生在光绪二十年三月末（１８９５年５月初），起因于甲午战败后《马关条约》的订立。当时，举国沸腾，群情激愤。康有为正在北京参加会试，于是发动各省应试举人１３００多人，联名上书光绪皇帝。康有为亲自起草万言书稿，痛陈民族危亡的严峻局势，指出对日割地赔款将会丧失人心，导致列强灭亡中国的恶果。就此，他提出了 拒和、迁都、变法 的主张。并特别强调： 改变祖宗成法 是立国自强的根本，要求光绪皇帝采取措施，行富国、养民、教民之法，发展工商业；同时改革政治制度，由各省士民公举 议郎 ，供皇帝咨询和讨论国家大政。这些建议，使本来属于封建士大夫的 公车上书 ，带上了明显的资本主义色彩。虽然这次上书因顽固派官僚的阻抑未能递达皇帝手中，但被传抄印刷，流布全国，摧动起势不可挡的变法潮流。康有为也因此而声名大振，取得了维新运动的领袖地位。
　　公车上书 后，康有为得中进士，授工部主事。但他未去就职，而是致力于变法的组织和宣传活动。就在这年六月（１８９５年７月），康有为在北京刊印《中外纪闻》（初名《万国公报》），译介西学，鼓吹变法，意在开通风气，为建立团体预作准备。次月，由康有为发起、帝党官员文廷式出面，正式成立了北京强学会，推时任户部主事的陈炽为会长。会员数十人，定期集会演讲。这是第一个中国资产阶级的政治团体，但成员不尽是维新派，一些政府官员，如洋务派的张之洞、刘坤一及道员袁世凯等，都捐资列名。李鸿章本想助款参加，因名声不好而未被接纳。英、法、美传教士李提摩太、李佳白、林乐知等人也具名加入，且为会中活跃分子。强学会的组成，同康有为的变法理论一样，体现着维新派政治上的软弱。此后不久康有为去上海办强学分会和《强学报》，依旧是借重于张之洞。当然，权势者的支持便于维新势力的壮大，所以两地的强学会一时颇有声势。守旧势力对此大为忌恨，时间不长，清政府即以 植党营私 的罪名将强学会查封。
　　清政府解散了强学会，并没有遏制住维新力量的聚集和维新活动的开展。相反，维新派以更加高涨的热情鼓荡变法，在全国各地大办学会和报刊、学堂，到光绪二十四年（１８９８年），总数已达３００余所。其中，这年春天由康有为创立的保国会不但定有详细章程，并明确规定了总会和分会的组织、权限、领导关系及会员权利，成为一个具有近代资产阶级政党雏形的全国性爱国团体，表明维新派作为一种政治派别，开始走向成熟。
　　在维新派中，梁启超、严复和谭嗣同是影响突出的佼佼者，对维新运动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梁启超（１８７３- １９２９年），字卓如，号任公，广东新会人。１７岁中举，后入 万木草堂 就学，是康有为的高足弟子和得力助手。光绪二十二年七月（１８９６年８月），维新派黄遵宪、汪康年等以上海强学会余款创办《时务报》，邀梁启超任主笔。他在报上连续发表《变法通议》、《论君政民政相嬗之理》等一系列文章，一方面发挥师说，用进化论观点阐述改革的必要，一方面批判封建君主专制、倡导 兴民权.他认为，君主专制是中国致弱的根源，要兴邦图治，必须改行君主立宪制度。梁启超系统阐发了变法维新的理论和思想，其论著不但内容新颖，而且论调激昂， 笔端常带感情 ，文字也流畅通俗，因而具有极大的感染力，深受爱国知识分子的欢迎。《时务报》风靡各地，梁启超也成为名闻天下的政论家和宣传家。
　　严复（１８５４- １９２１年），字又陵，号几道，福建侯官人。少年入福州船政学堂，光绪三年（１８７７年）被派赴英国学习海军，在那里接触和研究了西方社会政治学说。两年后回国，初在福州船政学堂任教，后任北洋水师学堂总教习。光绪二十三年（１８９７年），他在天津创办《国闻报》，与上海《时务报》相呼应，成为维新派的南北两大喉舌。这之前，他已在天津《直报》先后发表《论世变之亟》、《原强》、《救亡决论》、《辟韩》等文章，批判封建专制制度和封建主义旧文化，宣扬西方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思想。
　　随后翻译英人赫胥黎的《天演论》（原名《进化论与伦理学》），用加按语的办法，引伸生物界 物竞天择，适者生存 的规律，指出中国处于当今 弱肉强食 的世界，如不变法图强，将被优胜劣败这一 天演公例 所淘汰，亡国灭种。此译著陆续刊载于《国闻报》上，以西方资产阶级的进化论替代中国传统的变易观，震聋发聩，为变法维新提供了新的理论根据，对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乃至孙中山等革命党人产生了深刻影响。
　　谭嗣同（１８６５- １８９８年），字复生，号壮飞，湖南浏阳人，出身官僚家庭。青少年时倜傥不羁，鄙视科举，热心西学。中日甲午战败，谭嗣同深受刺激，主张变法，并在家乡倡办算学馆，开湖南新学之先。光绪二十二年（１８９６年）结识梁启超，推服康有为，自称私淑弟子。同年开始撰著《仁学》一书，书中盛赞资产阶级的民权、平等，痛揭封建君主专制和纲常名教的罪恶，并提出了 冲决网罗 的大胆口号。次年到长沙，协助支持变法的湖南巡抚陈宝箴、按察使黄遵宪、学政江标设立时务学堂，聘梁启超等一批康门弟子主持和任教。光绪二十四年（１８９８年）春，又与湖南维新志士唐才常倡设全省规模的南学会，每周集会探讨变法途径；并创办《湘报》，大造变法舆论。
　　谭嗣同等维新派的努力，加上当地官员的倾向进步，使湖南的维新运动蓬勃发展，成为全国最富朝气的一省。
　　３。戊戌变法的发生与失败
　　百日维新的出台与戊戌政变的发动　　光绪二十三年（１８９７年）冬，德国强占胶州湾，瓜分狂潮陡然加剧。严重的民族危机促使维新运动空前高涨。
　　此前继 公车上书 后，康有为曾于当年连上两书，因无结果，对上书本已冷淡。这时以局势紧迫，又赶到北京，第五次上书光绪皇帝，劝其仿效日本，速行变法，并出言尖刻，指出若不及时求变，皇上及诸臣非但再想歌舞湖山而不可得，就连求为长安布衣也无可能。与此同时，康有为还广泛联络各省在京官员和士大夫，分别建立粤学会、闽学会等以保本省为名目的地方团体。
　　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康有为用 保国、保种、保教 作号召，组成了前已述及的保国会。不久，又借德国士兵侵侮山东即墨孔庙事件，发动了有２０００多在京应试举人参加的第二次 公车上书.受这些活动的激励，光绪二十四年（１８９８年）春天，京城及外地一时呈现 人思自奋，家议维新 ①的局面。
　　维新运动的迅速发展，使有着爱国思想的光绪皇帝受到鼓舞，决心摆脱慈禧太后的控制，依靠维新派变法革新，实现国家富强的抱负。光绪二十四年初，光绪皇帝派翁同龢、李鸿章、荣禄等总理衙门大臣会见康有为，征询变法意见。之后令康有为具折详奏，并将所著《日本变政考》和《俄大彼得变政记》进呈。
　　康有为应诏，随即呈递了名为《请大誓臣工开制度新局折》的上清帝第六书。书中从 全变则强，小变仍亡 的思想出发，建议取法日本、全面改革，并提出三条纲领性变法措施，即：大誓群臣以革旧维新，而采天下舆论，取万国之良法；开制度局于宫中，征天下通才二十人为参与，将一切政事制度重新商定；设待诏所，许天下人上书。开制度局是其中的核心内容。依康有为的构想，制度局有更张政策、 重立法典 之权，类同立法机关的议院。
　　制度局之下，中央设法律、税计、工务、农商等十二局，地方则按道、县分设新政局和民政局，作为新政执行机构。康有为这时不再提向所坚持的设议院、立宪法等主张，主要是鉴于守旧势力太大，不得不有所改变。
　　在康有为上第六书前后，以慈禧太后为后台的顽固派表现得十分张狂。
　　他们大骂维新派是 乱成法 的叛逆，要求处死康有为，甚至发出 宁可亡国，不可变法 的反动叫嚣。保国会刚刚集会三次，就因荣禄等人以杀头究办会员相威胁而无形消散。光绪皇帝要军机大臣就开制度局拿出实施办法，守旧官僚们向慈禧太后请旨，公然抗命不遵。后党顽固派的态度指示了风向，地方上的封建势力从而有恃无恐。湖南的王先谦、叶德辉等旧派人物就煽动闹事，冲击南学会，捣毁《湘报》馆，将维新分子逐出省境，致使湖南维新运动在变法前夕陷于沉寂。洋务派官僚也随风转舵，张之洞发表《劝学篇》，激烈攻击维新派 开议院，兴民权 的政治主张。
　　面对顽固派的压力，光绪皇帝依然决定变法，于农历戊戌年，即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三日（１８９８年６月１１日）颁布了 明定国是 的诏书。从这天起始，变法进行了１０３天，故史称 百日维新.其间光绪皇帝根据维新派的提议，并权衡利害，颁布了一大批除旧布新的政令，主要内容有：政治上广开言路，允许大小臣民上书言事，并准各地自由开设学会、报馆；裁汰冗员，精减行政机构；准旗民自谋生计。经济上提倡商办实业，奖励发明创造，设立国家路矿总局、农工商总局和各省商务局、商会；改革财政，编制国家预算。军事上裁减绿营，精练新军，准备采行征兵制。文教上废除八股取士，改试策论；改各地书院为学校；创办京师大学堂；向国外派遣留学生。
　　上述诏令并没有反映出维新派的全部要求，特别是维新派关于开制度局及停废厘金制度等建议，都未涉及。即使这样，顽固派也不能容。他们对新政命令或公开抵制，或消极对抗，使变法上谕大都成为一纸空文。而代表顽固派的后党集团，更是自变法伊始就筹谋扼杀变法的政变。四月二十七日，即变法诏令颁布后的第四天，慈禧太后就逼迫光绪皇帝连发三道谕旨，一是将支持变法的帝党中坚翁同龢开缺回籍，意在割断帝党与维新派的联系，使光绪皇帝无所依靠；二是规定二品以上大员受新职须到太后面前谢恩，借此使用人大权重归慈禧掌握；三是任命慈禧的亲信荣禄署直隶总督，统率董福祥、聂士成、袁世凯分掌的北洋三军，使后党控制了京津的兵权。
　　①　　 蔡尚思、方行编：《谭嗣同全集》上册，中华书局 1981 年版，第 269页。
　　对于顽固派的阻抗新政，光绪皇帝进行了反击。七月中旬，他将压制下属上书的礼部六名尚书、侍郎一并革职，提拔谭嗣同、刘光弟、杨锐、林旭四人为四品衔军机章京，参与变法机密。这样一来，变法进入高潮，而新旧两派的斗争也就更加激烈。京、津之间，慈禧和荣禄不断派人往来密谋，废黜光绪的传言随之而起。政变风声日紧，光绪皇帝密诏维新派筹商对策。康有为等人无计可想，密奏光绪，请重用在天津小站统带新建陆军的袁世凯。
　　光绪皇帝依议召袁世凯进见，破格授以侍郎。谭嗣同随后往劝袁世凯举兵救驾，诛杀荣禄，包围颐和园，结果被袁世凯告密出卖。其实，维新派拉拢袁世凯的举动早已引起顽固派的警惕，加以这时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来华，维新派露有借重其人之意，后党集团更感到政变再不能拖延。因此，在袁世凯叛卖维新派之前，后党集团已议定政变的最后步骤。八月四日，慈禧自颐和园赶回皇宫，预为布置。八月六日（９月２１日），正式宣布重新临朝 训政 ，将光绪软禁，并下令捕杀维新派。康有为、梁启超逃往外国，谭嗣同、杨锐、刘光弟、林旭、杨深秀、康广仁等 戊戌六君子 于八月十三日被杀。百日维新淹没在血腥恐怖中，新政成果仅存京师大学堂。
　　戊戌变法失败的原因与影响　戊戌变法的失败，从根本上来说，是因为当时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基础薄弱，封建传统又根深蒂固，从而革新与守旧之间阶级力量的对比相差悬殊，变法缺乏必要的社会条件。但作为一次自上而下的和平改革，维新派和光绪皇帝政治、思想的不成熟，也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
　　戊戌变法在民族危亡关头匆忙出台，准备不足在所难免。但作为变法的领导者和指导者，还是应该尽量做到整体规划、统筹安排。而变法期间，短短百日之内，光绪皇帝颁布的变法上谕几近２００道，既未虑及社会的承受能力，对改革后出现的问题也无补救措施，而且步骤零乱，没有主次先后和轻重缓急之分。结果，一开始就造成整个社会的震荡不安，招致各阶层守旧势力的同时反抗。即以裁汰冗员和政府机构而论，这涉及政治体制和旧有官员的出路，阻力本来就大，光绪皇帝和维新派对被裁人员如何措置又无下文，致使这批人无论守旧程度深浅，都痛诋变法，站到了后党一边。所以当时人认为，政变的发生，首先就在于裁官。再比如，数百万旗人久惯寄生生活，而变法中一纸准旗人自谋生计的规定，骤然取消了他们作为统治民族的这种特权，不能不引发矛盾，加之康有为提出改国号、易正朔、断发易服、满汉不分等要求，使这些人大受刺激，因而反应强烈，直至牵动满族统治集团。
　　仅此一项，就决定了变法必败无疑。康、梁总结变法夭折的原因，都提到满汉之争 ，殊不知这一情况的引起，同他们自己的思虑不周大有干系。所有这些，说明长于书斋的维新党人缺少政治经验，即使人数再多，也未必就能成就变法事业。
　　戊戌变法虽然失败了，但这场运动对中国社会所产生的影响，却是深远而又重大，意义不可低估。
　　首先，它顺应时代的要求，在民族存亡的关键时刻，不但以维新派的奔走呼号和流血牺牲精神激发了中国人民的爱国热情，而且把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民反对外来侵略，寻求国家出路的斗争提高到一个新水平。变法运动中，康有为所代表的维新派将救亡图存同独立地发展民族资本主义、改革社会制度联系起来，使传统的爱国主义在内容上得到深化；他们所提出的大兴工商实业、保护民族经济，特别是制定宪法、张大民权、实行君主立宪等政治主张，超过了此前所有改革思想家，从而在更为深刻的程度上促进了民族的觉醒。
　　其次，它掀起思想解放的潮流，起到了重要的民主主义启蒙作用。变法运动期间，维新派广泛传播西方资产阶级的民主思想和社会政治学说，并以此为武器，对封建专制统治和封建思想文化进行了前所未有的猛烈批判，从而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的兴起作了思想理论上的准备。稍后的事实表明，中国资产阶级的革命家和革命知识分子，大都受到过维新思想的启迪。
　　由戊戌维新开启的思想解放，可以说是这场运动的最大贡献。
　　４。维新运动的最后结局
　　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以保皇会为组织形式，在 勤王 的名义下，于光绪二十六年（１９００年）策划发动了一次武装起义。这是维新派政治活动的顶点，也是维新运动的最后一幕。
　　戊戌政变后不久，逃到日本的康有为、梁启超与专程赶来的唐才常共同拟定计划，准备在两广地区和长江流域起兵。为此，康有为决定以华侨为对象，广筹经费。光绪二十五年六月（１８９９年７月），康有为到加拿大，联络当地侨领，成立起保皇会。保皇会以 忠君爱国 为宗旨，把救光绪同 变法救中国 紧相联系，符合当时大多数海外侨胞渴求中国进步的要求，因而发展很快，时日不多即星罗棋布于日本、南洋、美洲、夏威夷、澳洲及香港、澳门等地，会众多达数十万。康有为等人借此团体大力开展宣传，向华侨劝捐助饷，到起义失败时，募集资金约３０万左右。
　　义和团运动爆发之际，康门骨干奉命加紧组织国内力量。唐才常负责长江流域。他联络维新志士，交结会党领袖，于上海成立 正气会 ，后改称 自立会 ，并以会党群众为基础，组成 自立军 ，又称 勤王军.与此同时，负责两广的徐勤等人也以各种途径，网罗了这一地区大部分会党首领及绿林豪客。光绪二十六年春夏，义和团运动高涨，八国联军侵华，康有为指示借机发难。七月初，唐才常邀集在上海的维新派和社会名流，倡设 国会 ，称 中国议会 ，揭出不承认满清政府统治、拥护光绪复辟、实行君主立宪的纲领。七月中，自立军一支在安徽大通竖旗举事，旋被扑灭。这前后，唐才常等几次运动张之洞，欲拥其据两湖 独立.张之洞未置可否，但到七月底，突然采取行动，派兵包围设在汉口的自立军总机关，捕杀唐才常等起义领导人。自立军未及全面发动即告失败，两广勤王队伍也悄然瓦解。
　　这次 勤王 活动的失败，标志了中国资产阶级运动史上的一大转折。
　　自此，革命开始取代维新，逐步成为资产阶级运动的主流。维新派也从此分化，一些人日益转向革命的立场。
　　（五）清政府的 预备立宪 与资产阶级上层的立宪运动
　　１。清政府的重行 新政
　　慈禧太后残酷地镇压了戊戌变法，但时隔两年，她自己也打起 变法 的旗号。其中的原因，主要是因为义和团运动中得罪了帝国主义，想借此讨好列强，以便在它们的支持下，应付日益严重的国内危机，继续维持反动统治。
　　光绪二十六年末（１９０１年初），因八国联军入侵而逃到西安的慈禧太后以清廷名义，发布 变法 上谕。次年三月成立督办政务处，派庆亲王奕劻领衔、李鸿章等人参与，作为 新政 的统筹机构。从这时到光绪三十一年（１９０５年），清政府采取了多项 新政 措施，兴革较大的，有下述四个方面：其一、改革政治机构，修订法律。依照《辛丑条约》的规定，清政府首改总理衙门为外务部， 班列六部之前.继而裁撤冗衙，云南、湖北、广东等巡抚衙门陆续撤销。同时裁汰书吏差役、废止捐纳制度，以整饬吏治。
　　光绪二十八年（１９０２年）开始修改律例，取消凌迟、枭首等苛刑，轻犯或以工代罚，或收容习艺。
　　其二、改革军制，编练新军和警察。宣布 变法 次年，下令裁减绿营、练勇，停止武科举，各省设武备学堂。光绪二十九年（１９０３年）在北京设立练兵处，总掌全国练兵事务，各省设督练公所，主管地方练兵。此后制定营规、营制，确定军制以镇（师）为单位，并规划在全国训练３６镇新军。这先后，由袁世凯在天津首发其端，各省相继组建巡警，光绪三十一年，清政府成立巡警部。
　　其三、提倡商办实业。光绪二十九年，清政府成立商部，着手制定一系列商务规章，允许私人资本自由发展，并对投资工商业及有发明创造者，分别等第，给予官衔等奖励。
　　其四、改革文化教育，废科举、兴学堂、鼓励出国留学。光绪二十七年，诏废八股、改试策论，到光绪三十一年七月，正式废除科举制度。这期间，要求各地按省、府、县三级分设大、中、小学堂，并制定了学堂章程，统一全国学制；还多次通令各省选派留学生，并定出奖励办法，无论官费、自费，学成归国者，一律按学业程度赏以贡生、举人、进士等名衔。光绪三十一年成立学部，统管全国教育。
　　清政府举办 新政 ，原意是在维护和加强自身统治。但因以上措施有不少确具改革性质，客观上有利于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新型知识分子队伍的形成。至于清政府的本来目的，并没有达到。相反，由于清政府为解决 新政 经费而增加名目繁多的新捐税，各级官吏借机勒索敲诈，下层群众不堪其苦，阶级矛盾更加尖锐。
　　新政 的另一个结果，是袁世凯北洋军阀集团的乘势崛起。这也是清政府始料所不及的。袁世凯于戊戌变法时卖主求荣，得到慈禧太后的青睐。
　　随后镇压义和团运动，又为帝国主义所赏识。光绪二十七年（１９０１年）李鸿章死去，袁世凯继任为直隶总督，地位虽高于其它疆臣，但这时的实力还不大。清政府推行 新政 ，给了袁世凯迅速扩张势力的机会。次年，袁世凯奉命参与督办新政事务。不久练兵处成立，名义上奕劻为首，实则袁世凯把持一切。他就此之便，于光绪三十一年最先练成北洋６镇新军，而直到清朝灭亡时，全国建制完备的新军总共才编成１６镇。袁世凯还广集党羽，安插亲信，使军政、警政、邮政、路矿等大权尽归北洋，从此成为手握重兵的最大军阀官僚。袁世凯是资产阶级革命的大敌，但清王朝日后的命运也为其所摆弄。
　　２。 预备立宪 的提出与立宪派的响应
　　清政府 变法 期间，帝国主义进一步加强了对中国的侵略。它们借清政府实行 新政 ，不但派出大批洋员，在中国军、政、商、学各方面占据要津，以 顾问 之名而行全面控制；而且疯狂扩大资本输出，掠夺航运、路矿权利，大量开办工厂，并垄断金融系统，尽操中国经济命脉。与此同时，列强之间还对在华权益展开了激烈争夺。日俄战争就是这一时期最为突出的事件。
　　沙皇俄国于八国联军侵华时趁机占领了中国东北三省，虽遭其它列强反对和清政府的反复交涉，迟迟不肯撤兵，企图永久霸占。这同日本吞并中国东北的既定政策尖锐冲突。光绪三十年到三十一年（１９０４年至１９０５年），日、俄间终于发生了一场战争。战争在中国领土东北地区进行，日本得英、美两国支持，最后打败俄国。双方签订条约，沙俄将其在南满特权，包括旅大租借地和长春至旅顺口的南满铁路，都转让给日本。腐朽的清政府无视国家尊严，战争中宣称局外中立 ，战争后又承认俄、日对中国主权的私相授受。
　　日俄战争在中国社会各阶层引起不同的反响。其中，资产阶级上层的政治代表们特别看重日本战胜俄国的事实，普遍认为这个亚洲小国所以能够挫败欧洲大国，根本原因就在于实行了立宪制度。从而，他们更加卖力地鼓吹立宪，并以此积极运动政府有关当局。而在统治集团内部，以洋务官僚和驻外公使为主的一些人，也就此提出 立宪 的要求和建议。这时候，革命的风潮激荡不已，清政府无计消除，于是用 预备立宪 的表示，作对付舆论和革命的办法。
　　光绪三十一年（１９０５年）六、七月间，清政府宣布派载泽、端方等五大臣出洋 考察政治 ，以作 立宪 准备。五大臣于十一月成行，分赴日本和欧美国家，半年后回国，提出立宪有巩固皇位、减轻外患、消弥内乱三大好处。经过亲贵重臣的一番争论，清政府于光绪三十二年七月（１９０６年９月）
　　正式颁布了 预备仿行宪政 的上谕。
　　清政府的 预备立宪 激起资产阶级上层的极大热情。就在当年十一月（１９０６年１２月），原来的维新名士、壮元出身的资本家张謇，联合汤寿潜（即早期维新思想家汤震）等人，在上海组成第一个立宪团体 预备立宪公会.随后，湖北的汤化龙、湖南的谭延闿、广东的丘逢甲等，各在本地成立了 宪政筹备会 、 宪政会 、 自治会 等同类团体。亡命海外的康有为、梁启超也倍感鼓舞，立时将保皇会改以 国民宪政会 名目（旋又改称 帝国宪政会 ），梁启超并于次年九月（１９０７年１０月）在日本建立 政闻社 ，随设总部于上海。这些人大造立宪声势，国内海外遥相呼应，形成了一个立宪运动。张謇和梁启超影响最大，成为资产阶级立宪派的领袖。
　　３。清政府 预备立宪 的举措与结果
　　名为立宪实则集权的官制改革　　清政府 预备立宪 的实际活动，由改革官制开始。就在发布 仿行宪政 上谕的次日，清廷做出 从官制入手 的决定。月余之后，首先颁定中央官制，确定设置十一个部，即：外务部、吏部、民政部（巡警部改）、度支部（户部改）、礼部（太常、光禄、鸿胪等寺并入）、学部、陆军部（兵部改）、法部（刑部改）、农工商部（工、商部合并）、邮传部（新设）、理藩部（理藩院改）。此外，三法司除刑部改法部，大理寺也改为大理院，都察院仍旧。并增设资政院、审计院和军谘府。后在宣统年间又设海军部，并改礼部为典礼院。光绪三十三年五月（１９０７年６月），变更地方官制，改按察使为提法使；增置巡警劝业道，裁撤分巡分守各道；各省设立审判厅。
　　官制改革徒有其表，无非将几个旧衙门换以新名，再添设一、二新机构做些点缀。然而，清政府此举却深怀用心，那就是借此消弱汉族官僚、尤其汉族地方大吏的权势，加强满洲贵族的中央集权统治。因此，官制改革之先，清廷就规定禁例，对专制统治中枢的军机处照旧保留，不许稍有所改；直关皇家的宗人府、八旗、太监诸事也不得涉及。至中央官制出笼，清政府口头上表示各部官员的任命 不分满汉 ，而事实上先前各部满汉平分的成例不复存在，变成了满七汉四，而且，地位重要的外务、陆军、度支等部俱由皇族亲贵执掌。改革后的地方官制，督抚向有的军、财两权，分别收归于陆军部和度支部。在这一过程中，拥有实力的汉族大吏如袁世凯等，曾企图仿效君主立宪模式，对官制做些实质性的改革，意在谋取更大权力，打破满洲贵族把持朝政的局面。这当然办不到。清政府不但彻底否决了由袁世凯暗中主使制定、内容包括取消军机处和设立责任内阁的改制方案，还立时打击袁世凯本人，革去其八项兼差并迫使交出４镇新军。随后又用明升暗降的办法，将袁世凯与另一厚拥势力的地方总督张之洞内调中央，使成空头人物。
　　清政府假 预备立宪 之名而行满洲贵族集权之实，非但未能达到强化清朝统治的目的，反而使原本追随其统治的汉族官僚产生离心倾向，造成满清王朝的益加孤立。
　　不情愿的资本主义法规移植　　清政府对立宪没有诚意，引起了立宪派的不满。他们一面借报章大发议论，批评清政府的拖延不动，同时联名上书请愿，要求清政府早开国会。光绪三十四年七月（１９０８年８月），预备立宪公会联络宪政公会、宪政筹备会、自治会等团体，邀集各省立宪派代表到北京，发动大规模请愿上书。有的省份，其请愿书上签名者多达２万人。清政府试图把立宪派的呼声压下去，拿政闻社开刀，以其内有梁启超等 要犯 而下令查禁。但立宪派未被吓退，声势反倒越来越大。一些地方督抚和朝廷臣僚也以各地人心浮动而奏请加快立宪步调。迫于内外压力，清政府于这年八月一日（１９０８年８月２７日）颁布了《钦定宪法大纲》，宣布以九年为立宪的预备期限。
　　《钦定宪法大纲》以《日本帝国宪法》为蓝本，内容分为 君上大权 、臣民权利义务 、 议院法要领 、 选举法要领 四项。第一项为正文，其余都属附录。从表面上看，《钦定宪法大纲》许给了臣民某些民主权利，如言论、出版、结社、集会自由、财产及居住不容侵犯；还提出了三权分立的组织形式，这在中国专制制度史上确实不曾有过。然而，大纲的真正立意所在，是要确保清王朝的封建专制统治。它的 君上大权 规定：皇帝有颁行法律、召集和解散议院、设官制禄、黜陟百司、总揽司法、统帅军队、宣战媾和等种种大权。显然，这同君主专制并无若何差别，远不是近代意义上的宪法。
　　宪法大纲公布后三个月，光绪皇帝与慈禧太后相继死去。三岁的溥仪继帝位，改元宣统，其父载沣摄政。较之慈禧太后在时，载沣执政后更重集权。
　　他首先罢黜袁世凯，令其回籍。随后以监国摄政王身份代理陆海军大元帅，派其弟载洵、载涛分任海军大臣和军谘大臣，将军权集中皇族手里。对政府各部主官也加大皇族比重，使皇室贵胄在中央占了压倒优势。由于此前清廷曾发过筹设各省谘议局和中央资政院的上谕，载沣虽无心立宪，但不能不虚为敷衍。这样， 预备立宪 中又有了这两种机构的开设。
　　各省谘议局同在宣统元年（１９０９年）成立，基本上为立宪派所控制，张謇、汤寿潜、汤化龙、谭延闿等分别担任了江苏、浙江、湖北、湖南等省的议长。依规定，谘议局有权议决本省行政兴革、预决算、税法、所负义务等事。但所议事项，须经督抚同意方可生效，也就是只能建言以备采纳，并无监督和牵制督抚之权，这同立宪国家的地方议会是不能相比的。尽管如此，谘议局议员由选举产生的方式，立宪派取得议论政治的合法地位，对封建专制毕竟是一种突破。而且，立宪派利用这一合法机构，敦促清政府加快立宪，并发起收回路、矿利权的爱国运动，以及缘此而逐步形成有组织的政治势力，都大不利于清朝统治。这些进步的方面，自然是多在清廷意料之外，非其诏设谘议局的初衷。
　　资政院于宣统二年八月（１９１０年１０月）正式成立，由贝子溥伦、侍郎沈家本分任正、副总裁，共设２００议席。议员半为钦定，半由各省谘议局推选。资政院职权有议定国家预算、决算、税法、制定和修改法律、弹劾大臣等等，貌似资产阶级议会。但同谘议局一样，其议决事项仍须请旨定夺。既使规定的权力，在载沣为首的满洲亲贵集团压制下也多难行施。不过，因为立宪派占有半数席位，正、副总裁又不太守旧，资政院还是起了一些作用，如开议后不时同清廷抗争，支持和发动国会请愿，都给清政府造成被动。
　　４。立宪派幻想的破灭
　　宣统元年诏令开设谘议局后，立宪派忙于张罗议员选举，对清廷用漫长的九年拖延立宪，一时顾不上做出太大反应。及各省谘议局成立，立宪派头面人物各成议长，便拾续此前做法，再次开展上书请愿活动，要求速开国会，组织责任内阁。从这年十二月（１９１０年１月）到宣统二年九月（１９１０年１０月），由张謇发起，各省谘议局代表齐集北京，接连发动了三次大请愿。前两次均告失败，至第三次，资政院参与其间，各省督抚也纷纷催请，清政府被迫宣布缩短预备立宪期限，定于宣统五年（１９１３年）召开国会，并立即设立责任内阁。部分请愿代表就此罢手，其余多数仍不满意，计划继续请愿施压，因遭清廷禁阻而未成。
　　宣统三年四月（１９１１年５月），清政府宣布成立责任内阁，取消旧内阁和军机处。责任内阁以庆亲王奕劻为总理大臣，下设十部，各部官员不再称尚书、侍郎，概用大臣称号。阁员共计１３名，汉族仅得４席，满族多至９人，其中又有７人属于皇室，因被称为 皇族内阁.立宪派本想借立宪改变皇室贵族专权，分享政治权力，结果却适得其反。
　　他们又以各省谘议局联合会的名义上书请愿，要求内阁改组。清政府加以拒绝，并将请愿代表逐出北京。至此，立宪派的幻想完全破灭，一些人开始随风向而转，投向革命派一边。而清政府则因借立宪而行皇室集权的阴谋充分暴露，彻底成了举国喊打的孤家寡人。及辛亥革命爆发，清政府再颁较带立宪意味的《十九信条》，不但无人肯信，而且为时已晚。
　　（六）资产阶级革命与清王朝的覆灭
　　１。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形成
　　孙中山与资产阶级革命的萌动　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萌发于维新运动兴起之际，义和团运动后渐成潮流。而孙中山则是这一革命的伟大先行者。
　　孙中山（１８６６- １９２５年），名文，字逸仙，后在日本从事革命活动时曾化名中山樵，人称中山先生，遂以此为号。他出生于广东香山县（今中山市）
　　翠亨村一贫苦农民家庭。少时在家乡读过三年私塾，１２岁投奔侨居檀香山的大哥孙眉，在那里的英、美两所教会中学读书五年。之后相继求学于广州、香港，光绪十八年（１８９２年）于香港雅丽医院的西医书院毕业后，即在澳门和广州行医。
　　孙中山直接受到西方资本主义教育，又生逢列强侵入、清廷腐败的时代，求学时期就产生了改革现状的思想。中法战争前后，他与同窗密友时发反对清朝腐朽统治的议论，赞扬太平天国领袖洪秀全，并以 洪秀全第二 自许，表现出一定的反清倾向。不过，直到中日甲午战争以前，就其基本思想来说，还没有超出维新派的范畴。光绪二十年（１８９４年）夏，他曾通过郑观应、王韬等人的帮助，到天津上书李鸿章，提出不涉民主要求的 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 四项主张，并强调这是 富强之大经，治国之大本 ①，与革命显有距离。不久，中日战争爆发，清政府的投降妥协面目很快暴露无遗。面对民族的危急存亡和举国激愤的民情，孙中山终于走向革命道路。
　　光绪二十年十月（１８９４年１１月），孙中山在檀香山动员关怀祖国命运的华侨，组成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的革命团体 兴中会.《兴中会章程》揭示清政府反动昏聩所导致的严重民族危机，发出 振兴中华 的口号。次年正月（１８９５年２月），孙中山在香港成立兴中会总部，于吸收会员的誓词中提出 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 的纲领，首次表达了资产阶级革命派推翻清朝政权，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政治目标。
　　香港兴中会总部建立当年，孙中山即着手联络广东各地的会党及清军，计划于重阳节（１８９５年１０月６日）在广州起义。因谋事不周，起义未及举行，就被当局镇压，７０多人被捕，兴中会重要成员陆皓东牺牲。这时候，维新变法运动正在蓬勃发展，追求进步的人们大都醉心于此，所以这次起义没有引起多大的社会反响。
　　广州起义失败后，孙中山受到通缉，逃往日本，随即转赴檀香山和美洲大陆，次年（１８９６年）又到英国伦敦。抵达伦敦未久，孙中山被清政府驻英使馆派人绑架，准备秘密押运回国，后经他在香港学医时的英籍老师康德黎奔走营救，获得释放。经过这次蒙难，孙中山开始以中国革命的领袖人物而知名于国际。在欧美期间，孙中山认真考察西方国家的实际情况，深入研究资产阶级社会政治学说，民主革命的思想进一步成熟。
　　光绪二十六年闰八月（１９００年１０月），孙中山又策划发动了广东惠州起义。起义由兴中会骨干郑士良负责，以会党为主力。起义军２万人，在惠州三洲田打响，沿海岸向厦门方向进发，因粮械无继，血战半月后解散。对这次起义的失败，爱国之士恨其不成，多表惋惜，这反映了资产阶级运动的潮向由维新开始转到革命。
　　①　　 《上李鸿章书》，《孙中山全集》第 1卷，第 8页。
　　新型知识分子群的出现及其向革命的转变　　自光绪二十七年（１９０１年）
　　清政府推行 新政 以后，随着废科举、兴学堂和派遣留学生，新式学校迅猛增加，出国留学蔚成风气。其中，留学生以赴日本者为最。光绪二十六年（１９００年），留日学生不过１００余人，光绪二十九年（１９０３年）已达１３００人，两年后更增至８０００多。留学欧美的较少，也有数千。至于入国内学堂的，据对光绪二十九年的估计，不下数万。这批知识分子，特别是留学生，接受资本主义的教育和熏陶，思想日益资产阶级化，从而形成了一个新型的知识分子群体。
　　与旧式文人不同，新生的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思想进步，政治敏感。在民族危难的刺激下，他们满怀救国热情，积极投身于爱国运动，并由此而纷纷走向革命，成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中坚和领导力量。
　　从光绪二十六年（１９００年）起，由留日学生发端，新型知识分子们就开始建立爱国团体，进行政治性活动。到光绪二十八年（１９０２年），章炳鳞在日本倡开 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周年纪念会 、蔡元培等在上海组织 中国教育会 ，已表现出反清革命的倾向，学界风潮也接踵而兴。而继后发生的 拒法 、 拒俄 运动和 《苏报》案 ，则成了大批新知识分子由爱国而向革命转变的关键环节。
　　光绪二十九年三月（１９０３年４月），广西巡抚王之春用出卖民族权益换取法国军队镇压会党起义，留日学生和 中国教育会 先后发起集会，通电抗争。爱国知识分子还就此发表文章，直指清政府是卖国魁首，表示出推翻清廷的强烈愿望。
　　拒俄运动紧接拒法运动爆发，同在这年三月，导火线是沙俄拒不按期撤走八国联军侵华时入占中国东北的军队，并提出扩大侵略的无理要求，从而激起中国人民的激烈反对。上海各界人士率先集会抗议，北京、湖北、江西等地学生罢课示威，予以响应。与此同时，留日学生集会于东京，主张对俄开战，还组成 拒俄义勇队 （后更名 学生军 ），表示愿为国家效命抗敌。清政府对此非但不予支持，反而勾结日本政府勒令义勇队解散，又密令各省督抚，对回国运动抗俄的学生代表随时查拿处死。爱国而遭压制和迫害，这使爱国知识分子受到极大刺激。学生运动由此发生重大变化，反清成为与爱国紧相联系的内容。同年四月留日学生黄兴等人组织 军国民教育会 ，就把实行反清的 民族主义 定为立会宗旨，随后并派会员归国策动起义。
　　拒俄运动后两个月，清政府制造了轰动全国的 《苏报》案.《苏报》原系倾向于维新的上海小报，名气平平。及爱国学潮兴起，它挺身支持，刊文鼓荡，自此为东南学界所注目。稍后蔡元培等成立 爱国学社 ，《苏报》为学社师生提供发表言论的园地，政治倾向益趋激进。光绪二十九年（１９０３年），《苏报》连续刊载放言革命的文章，特别是摘登章炳麟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并以大量篇幅推荐邹容的《革命军》，在社会上引起很大反响。
　　清政府深为忌恨，于这年五月串通上海租界工部局，将《苏报》及爱国学社一并查封，并逮捕了章炳麟等人。邹容自投监狱，备受折磨，两年后死于狱中。清政府伙同外国势力摧残进步力量，激起国人义愤，促使更多的爱国志士趋向革命。
　　众多知识分子由爱国而走上革命道路，标志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初步形成。
　　革命思潮的传播与革命团体的涌现　　革命派知识分子自始即重视宣传，于初步形成时期在国内外创办了多家报刊，并编译出版了一批书籍，大力鼓吹 排满革命 和西方民主主义思想。尤其光绪二十九年起，一些原属维新派或带有维新色彩的刊物也转向革命，民主革命思潮的传播大有一日千里之势。在此期间，涌现出不少著名的思想家和鼓动家，章炳麟、邹容和陈天华即为其中的杰出者。
　　章炳麟（１８６９- １９３６年），号太炎，浙江余姚人。维新运动时曾参与变法宣传。光绪二十六年（１９００年）反对自立军拥光绪复辟，与维新派彻底决裂，自此倡言革命排满，不遗余力。所著《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痛驳康有为中国只可立宪不能革命的谬论，斥责光绪皇帝是 未辨菽麦 的小丑，称颂革命为改造国家之 良药 ，对启发人们的民主觉醒起了很大作用。
　　邹容（１８８５- １９０５年），字蔚丹，四川巴县人。幼年时受维新运动影响，即关心国事。光绪二十七年（１９０１年）留学日本，隔年回到上海，发表《革命军》，热情讴歌革命，颂扬民主，号召打倒帝国主义的 奴隶总管 清王朝，永远根绝君主专制，提出了按照西方资产阶级政体模式开创 中华共和国 的主张。此书的问世，对知识界震动巨大，一版再版，销量居革命宣传品第一。
　　陈天华（１８７５- １９０５年），字星台，湖南新化人。留日学生。光绪二十九年（１９０３年）写成《猛回头》、《警世钟》，深刻揭露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和清政府的卖国罪行，阐发民主革命的道理，号召各阶层人民共同争取国家独立，推翻 洋人的朝廷.这两本小册子采用白话文和说唱形式，不但深深打动了知识界，在下层群众中也广为流传。
　　革命思潮的广泛传播，推动了革命派在组织上的联系，以新型知识分子为主的革命团体接连出现。光绪二十九年十二月底（１９０４年２月中），黄兴、陈天华、宋教仁等在长沙成立了 华兴会 ，推黄兴为会长。黄兴（１８７４- １９１６年），原名轸，字廑午，号克强，湖南善化（今长沙）人。光绪二十七年（１９０２年）以武昌两湖书院高材生被张之洞选派日本留学。次年参加拒俄运动，愤于清廷压制爱国，趋归革命，于组成军国民教育会后回到湖南，筹组革命团体。所创华兴会以 驱除鞑虏，复兴中华 为口号，有会员５００余人，建会后即联络会党准备起义。不久事泄，黄兴亡走日本，组织也未受大损。同年六月（１９０４年７月），湖北吕大森、刘静庵、张难先等在武昌成立 科学补习所 ，以 革命排满 为宗旨，成员多为湖北新军中的青年知识分子。这个团体与华兴会原订同时起事，因后者事败而受牵连，遭到破坏，但后来 日知会 又在它的基础上成立。同年十月，蔡元培、章炳麟、陶成章等在上海成立 光复会.此会成员主要是江浙一带知识分子及会党，另有商人、工匠和少数地主士绅。因其成份较杂，内部宗旨颇多歧异，而以排满复汉占主导地位。除这三个团体外，还有一些类似的小团体出现于福建、安徽、江西等省区。所有这些团体各有自身特点，但在反清革命这一根本问题上存在共同之处。它们的产生与扩大，使革命派日渐成为有组织的政治势力。
　　２。资产阶级政党的建立与革命运动的开展
　　同盟会的成立与三民主义的提出　　独立分散的团体形不成强大力量，形势的发展有待于统一政党的领导。孙中山为此作了积极努力。
　　自惠州起义失败后，孙中山以日本为基地，往来奔波于南洋和欧美各国间，广泛开展宣传和组织工作，扩大了革命的影响，加强了同华侨、会党和知识分子中革命派的联系。在这个过程中，孙中山逐渐被广大革命派所了解，成了最具号召力的革命领袖。
　　光绪三十一年（１９０５年）夏，孙中山自欧洲回到日本，倡议并筹划建立统一组织，得到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等团体和留日学生中革命分子的赞同。七月二十日（８月２０日），在东京召开了 中国同盟会 成立大会。到会１００多人，通过了《同盟会章程》，确定以孙中山提议的 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 为革命纲领；推孙中山为总理，并组成领导机构，设总部于东京。同盟会的成员，最初主要是中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后来有其他阶层加入，但前一类仍占大多数。
　　同盟会具备了近代资产阶级政党的规模，它的成立，使革命派有了统一的领导中心和明确的斗争目标，有力地推动着革命高潮的到来。
　　同年九月（１９０５年１０月），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创刊。在《民报发刊词》中，孙中山将同盟会纲领概括为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
　　民族主义即 驱除鞑虏，恢复中华 ，意思是推翻满族当权的清王朝，建立汉族当权的统一民族国家。无庸讳言，内中夹杂有大汉族主义思想。但就其基本方面来说，它所针对的，主要是满族统治者。孙中山曾就此做过解释，指出反满并非尽灭满族，只是反对祸害汉人的满洲人，说明不同于狭隘的种族复仇。他还把反满同挽救民族危亡联系起来，认为非先推倒满洲政府，无以避免瓜分之祸，更见其出发点是在争取国家独立。当时，清王朝对内实行阶级和民族压迫，对外已成帝国主义侵华工具，所以，民族主义这一口号受到各阶层民众的广泛拥护。
　　民权主义即 创立民国 ，也就是推翻封建君主专制，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度。中国人民受君主专制的重压几千年，代之以民主共和是历史的一种进步，因而这一观念能够深入人心。尽管孙中山和同盟会所设想的民主共和国只属于资产阶级，在当时中国的社会条件下也无实现的可能，这种主张的提出，仍不失有历史意义的重大贡献。
　　民生主义即 平均地权 ，其基本内容，是用 核定地价 、 涨价归公的办法限制对土地的垄断。具体方法是将私人土地划定价格，买卖时如有上涨，超过原定地价的部分归于国家。这实际上也就是一种土地国有的办法。孙中山的本意，是想以此防止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贫富分化与对立，以避免革命成功后又发生新的革命，试图 毕其功于一役 ，将创立民国的 政治革命 同西方国家劳动阶级正在开展的 社会革命 一齐完成。孙中山的民生主义显然带有浓厚的空想成份，但它表达了对劳苦群众的真挚同情，也触及到民主革命的基本问题，即封建土地问题，因而仍有着不可忽视的积极意义。
　　同盟会的三民主义纲领是中国资产阶级第一次详细阐述的比较完备的民主革命政纲，在动员和组织人民群众推翻封建帝制、建立共和国的斗争中起了巨大作用。但它有重大缺陷，既没有明确提出反对帝国主义和从根本上解决农民土地问题，也没有明确提出摧毁整个封建势力，而只重反满。因此，它不是一个彻底的民族民主革命纲领。这决定了资产阶级最终不能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务。
　　革命派对立宪派的论战　　在资产阶级革命的酝酿过程中，有相当一段时间，革命派同立宪派前身的维新派思想分野不清。戊戌变法之前之后，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曾两度与康有为、梁启超代表的维新派谋求联合，只是光绪二十六年（１９００年）两派各搞 勤王 和起义时，康、梁同孙中山争夺会党，并把檀香山兴中会员拉入保皇会，双方组织联系方告中断。但直到光绪二十九年（１９０３年）以前，两派在思想上并没有完全决裂。其后随着革命思潮的兴起，两派开始张帜对抗。及至同盟会成立，康、梁保皇会以清廷宣布了 预备立宪 ，益加坚持君主立宪主张而大攻同盟会纲领。革命派组织力量，全面反击。这样，从光绪三十一年到三十三年（１９０５年至１９０７年），双方各以创办于东京的《民报》与《新民丛报》为主要阵地，展开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大论战。
　　双方争论的焦点，集中于要不要排满革命、要不要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及要不要改革土地制度这三个问题。
　　首先，立宪派宣称，排满革命会招致国家内乱和外国干涉，要 爱国 就不应排满革命。革命派驳斥说，清政府反动腐朽，是中国民变蜂起、遭人侵略的根源，要爱国就必须施以革命手段，推翻清政府。革命派对清政府罪行和本质的揭露是深刻的，但对关键问题的回答显得十分幼稚。他们提出，只要把革命控制在一定范围，使之 有秩序 地进行，符合国际法，不搞触犯外国利益的 野蛮排外 ，就可以防止 群众暴动 ，避免外国的干涉和瓜分。这种天真幻想的理论，表现出资产阶级的软弱，对立宪派的反驳也是无力的。
　　其次，立宪派认为，中国国民素质低下，不具备行使共和政治的能力，因而必须经过君主立宪，才能实行民主共和政体, 。革命派进行了有力的批驳。
　　他们以各种事实为例，指出民主共和是人心所向、不可抗拒的时代潮流，中国也只有 兴民权、改民主 才有出路。并指出，中国国民才智不下于欧美民族，只要摆脱专制压迫，就有能力实行民主政治。这种观点，在当时是很先进的。
　　最后，立宪派对同盟会的 平均地权 表示了最为坚决的反对。他们说土地私有乃天经地义， 土地国有 则违背社会经济的 自然法则 ，会妨害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从而危及 国本.革命派驳辩说，土地为生产要素，不当私有，同为一国之民而土地多寡不均，是 地权失平 ，要改变这种不合理现象，只能靠土地国有政策，也只有如此，才能调动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在这个问题上，革命派旗帜鲜明，但失之于理论混乱，一些人往往把 平均地权 当作社会主义纲领来宣传，结果被梁启超所抓住，讽刺革命派不识社会主义为何物。
　　这场论战，革命派方面阵容强大，革命的宣传又和当时剧烈动荡的阶级斗争形势相适应，因而占了压倒优势。而立宪派几乎主要由梁启超一人操刀握笔，很快不支。梁启超两次向《民报》试探言和，均遭拒绝。最后《新民丛报》停刊，论战随之结束。
　　同盟会领导和影响下的武装起义　　同盟会成立后第二年起，革命派便开展武装斗争，接连发动起义。
　　光绪三十二年（１９０６年），同盟会总部派刘道一、蔡绍南等人联络湖南浏阳、醴陵和江西萍乡的会党，发动了首次起义。起义军以会党首领龚春台名义发布檄文，宣布起义宗旨是破除专制政体、 建立共和民国.这次起义得到贫苦农民、煤矿工人及部分清军响应，队伍达３万多人，攻占数州县后始被清军重兵镇压下去。
　　继萍浏醴起义后，孙中山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连续六次发动了两广和云南沿边的起义，即光绪三十三年四月（１９０７年５月）潮州黄冈起义，五月惠州七女湖起义，八月钦州、廉州、防城起义，十一月镇南关起义，次年二月（１９０８年３月）钦州马笃山起义，三月云南河口起义。这些起义基本上都是依靠会党，群众基础不广，准备也不充分，带有单纯军事冒险性质，所以旋起旋败。
　　在同盟会组织一系列起义的这段时间，光复会革命党人也在浙江和安徽发动了两次起义。光绪三十二年（１９０６年）起，陶成章、徐锡麟和女革命家秋瑾等在浙江联络会党，组成光复军，并在绍兴创办大通学堂作为据点。次年，秋瑾主持大通学堂，与任职安徽巡警学堂及巡警处的徐锡麟约定同时举事。五月末，徐锡麟刺杀安徽巡抚恩铭，率巡警学堂学生攻占军械局。失败后被俘就义。大通学堂以此暴露，秋瑾也被捕壮烈牺牲。次年十月（１９０８年１１月），熊成基又率部分新军在安庆发难，事败后只身逃亡。这两次起义与同盟会都有一定联系。秋瑾本具同盟会身份，熊成基后来也成同盟会员。
　　以上起义失败后，革命党人的武装斗争一时沉寂。原因是同盟会自成立以来，就因内部对三民主义纲领意见不同而有所涣散；对孙中山只重南方沿边起义，原华兴会中的一些人也持异议。随着起义连连失败，同盟会中的派别矛盾不断加深。光绪三十三年（１９０７年），两湖、四川部分同盟会员另组 共进会.加入同盟会的陶成章等人本来就以原光复会名义单独活动，这时更闹分裂，于宣统二年（１９１０年）建立光复会总部。其间还几次出现倒孙风潮，这都分散了组织起义的精力。
　　到了辛亥革命前夕，全国斗争形势呈现空前发展局面，孙中山领导下的革命党人乘机而动，在广州又发动了两次起义。第一次广州新军起义是在宣统二年正月（１９１０年２月），仓促而发，旋起旋败。第二次即著名的 黄花岗之役 ，宣统三年三月（１９１１年４月）由同盟会负责人黄兴亲自发动，一度攻占总督衙门，因属单纯军事冒险，最后也失败了。这次起义牺牲１００多人，多为孙中山调自各省的重要骨干，同盟会领导力量由此大为削弱。但这些烈士献身理想的壮烈事迹和精神，振奋了全国的人心。
　　３。辛亥革命的爆发与中华民国的建立
　　引发辛亥革命的保路风潮　　光绪二十七年（１９１０年）以后，各地群众自发的反帝反封建斗争不断发展，到宣统时已呈全面高涨的形势。抗捐抗税和抢米风潮遍及全国，少数民族起义和清军哗变事件也时有发生。反对帝国主义掠夺铁路矿山的 收回利权 运动声势最大，往往数省人民一致行动，并因此而取得了一定胜利。各种斗争的风起云涌，说明全国广大群众已对现实充满了反抗情绪。一遇适当时机，就将汇聚成一股强大的洪流。
　　宣统三年四月（１９１１年５月），清政府在成立 皇族内阁 后，颁布了一道 铁路干线国有 的上谕，随后与英、美、法、德四国银行团签订粤汉、川汉铁路借款合同，将湘、鄂、川、粤四省人民经过艰苦斗争才收回自办的这两条铁路的修筑权，重又出卖给帝国主义。清政府这一倒行逆施的卖国行为，立时触发了整个社会久已积蓄的不满。全国各地，无处不起抗议声浪。
　　相关四省的各阶层人民尤难容忍，由立宪派发起，纷纷罢市、罢课、罢工，集会游行，很快形成为具有广泛群众性的保路运动。
　　在各省保路运动中，属四川规模最大，斗争也最为激烈。这年五月（１９１１年６月），川路股东代表在成都召开会议，成立保路同志会，宣布以 保路、废约 为宗旨，全省响应。七月初，成都全城罢市、罢课，随即发展为全省抗粮抗捐，数千万人卷入了运动。立宪派尽力把运动限制在 文明争路 的范围，但清政府高压激变。七月中旬，四川总督赵尔丰逮捕保路同志会负责人蒲殿俊、张澜等，并枪杀请愿群众，造成震动全国的成都血案。于是矛盾激化。革命党人乘机联络会党，组织保路同志军，在各县发动起义，并一度包围省城。八月四日（９月２５日），主持四川同盟会的吴永珊（吴玉章）等在荣县宣布独立，建立了当时全国第一个革命政权。革命党人首先突破清王朝在四川的统治，由此拉开了辛亥革命的序幕。
　　武昌起义与各省的响应　　四川保路运动迅猛发展的新势头，使各省革命党人受到极大鼓舞，积极准备武装起义。而武昌起义的爆发，则成了各省云响影从的号炮。
　　在 九省通衢 的武汉，革命派一向活跃，先后出现过不少革命团体。
　　最后形成文学社和共进会两大组织。这两个团体都以开展新军工作为重点，但一直是分别活动。宣统三年（１９１１年）夏，对在南方起义表示不满的宋教仁、谭人凤等于上海成立同盟会中部总会，主张在长江流域起义，于是推动武汉这个团体商谈合作。不久，文学社和共进会组成统一的起义领导机构，文学社的蒋翊武为革命军总指挥，共进会的孙武为参谋长。同时制定了起义计划，拟于中秋节（１０月６日）发动，后以准备不足延期。但八月十八日（１０月９日），起义机关暴露，主要领导人或死或伤或逃离武昌。湖广总督瑞澂下令按所获名册搜捕党人，形势极其危急。在失去领导的情况下，革命士兵们自行联系，毅然依议发难。
　　八月十九日（１０月１０日）晚，武昌城内新军中的革命党人打响了起义的第一枪，经过一夜战斗，次日一早即占领了武昌城。汉阳、汉口也在两日之内归于革命士兵掌握。起义进程中，革命士兵们发扬革命首创精神，成立了湖北军政府，宣布国号为 中华民国.然而，他们缺乏经验和自信，在组织政府时，错误地认为非请有名望地位的人出面领衔不行。于是强行拥立刚刚杀害过革命党人的原清军协统黎元洪作军政府都督，推立宪派首领、谘议局议长汤化龙当民政部长。这样，革命党人用浴血奋战赢来的政权，轻易地就被旧势力所捡取。
　　武昌起义后，全国各地的革命党人纷起响应。湖南革命党人焦达峰、陈作新最先行动，与武昌起义仅隔１２天，就发动起义，占领长沙，成立了军政府。此后短短一个月，陕、赣、晋、滇、沪、贵、浙、苏、桂、皖、闽、粤相继宣布独立。到九月末（１１月中旬），全国二十四个省区中，总计已有十四个脱离清廷统治。这些省区的独立不全由起义而来，许多是立宪派与旧官僚合谋采取应变措施，用独立的名义抢先抓取政权。江苏巡抚程德全就是更换衙门的旧牌号，摇身一变而成为军政府都督。即使经过起义的，有的也同湖北一样，革命党人自动把政权让给立宪派；有的则因革命党人丧失警惕，在旧势力所搞的政变中将政权失掉。因此，政权真正掌握在革命党人手中的，只占少数。这种情况说明，就在革命迅速高涨的形势下，已经存在着失败的危机。
　　南京临时政府的成立　　随着各省的纷纷独立，建立统一的中央政府提到议事日程。为争夺未来政府的支配权，各派政治力量重新组合，形成湖北和江浙两个势力集团。它们分别发出通电，要求各省派代表商讨组织中央政府，但对会议地点和政府所在地问题，一个要在武汉，一个要在上海。最后江浙集团暂时退让。十月十日（１１月３０日），各省代表会议在汉口英租界举行。
　　当时，袁世凯正对武昌方面进行和平试探，立宪派和革命派内部产生妥协倾向。所以，代表会议通过《临时政府组织大纲》后，未按规定选举总统，而议决临时总统一席虚位以待袁世凯反正。会议尚未结束，江浙联军攻占南京。
　　在江、浙、沪三都督的坚持下，各省代表又改到南京开会。会议对总统席位仍持原议，决定临时总统正式选出之前，先举大元帅代行总统职务。于是湖北、江浙两集团又就大元帅人选展开争斗，久不能决。
　　正当代表会议处于僵局时，孙中山从海外归来。孙中山是公认的革命领袖，革命党人一致同意由其出任总统席位，立宪派和旧官僚也因舆论所向，不得不表示赞同。十一月十日（１２月２９日），各省代表会议选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正式改国号为 中华民国 ，定１９１２年为民国元年，改用公历。
　　１９１２年１月１日，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职，宣告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
　　１月３日，各省代表会议选黎元洪为副总统，并通过孙中山提出的国务员九人名单，组成临时政府。１月２８日，各省代表会议改组为临时参议院，作为立法机关。
　　在孙中山为首的南京临时政府中，革命派居于主导地位。虽然副总统和九部总长中有六人都为立宪派或旧官僚，但临时政府实行总统制，孙中山拥有最高权力。而且，各部次长由孙中山直接任命，绝大多数都是同盟会骨干；加以立宪派和旧官僚多持消极态度，不到职任事，部务实归革命党人。起立法作用的参议院，同样也为革命派所掌握。因此，南京临时政府不失为一个具有资产阶级共和国性质的政权，它的成立，标志了中国几千年来封建帝制时代的终结。
　　南京临时政府是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革命政权。在其存在的三个月中，颁布了一系列有利于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和有关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及文化教育的法令。特别是在孙中山的主持下，临时参议院制定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和资产阶级民主自由原则法律化，这是辛亥革命的一项重要成果。
　　南京临时政府毕竟是中国资产阶级的政权，一成立就暴露出这个阶级的弱点。对外，它宣布承认清政府同帝国主义缔结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幻想以此换取帝国主义的同情与支持；对内，它很少关心广大农民的利益，尤其没有满足农民的土地要求。这种政治上的软弱性和革命的不彻底性，注定了南京临时政府的夭折和辛亥革命的迅速失败。
　　４。革命派的妥协与清朝政权的结束
　　清政府的挣扎与袁世凯的起用　　武昌起义爆发后，清政府令陆军大臣荫昌率北洋军南下镇压，但北洋军队受开缺后客居漳德的袁世凯暗中操纵，荫昌指挥不灵。帝国主义者要求起用袁世凯，清廷内部的袁世凯势力也发出同样的呼声。摄政王载沣被迫任命袁世凯为湖广总督，到前线督师。袁世凯为借势谋取军政大权，以两年前被载沣罢官的同样理由，即 足疾 未愈，拒不受命，继而通过徐世昌，提出组织责任内阁和统掌军权等六项出山条件。
　　这时，张绍曾、吴禄贞等新军将领发动了 滦州兵谏 ，清廷在北方的统治也露不稳。迫于形势，载沣不得不如袁所请，于这年九月中旬（１９１１年１１月初）宣布 皇族内阁 解散，委任袁世凯为总理大臣，另组责任内阁。
　　袁世凯控制了清政府全部军政大权，立即着手稳定北方局势。先是使人暗杀新军第六镇统制、革命党人吴禄贞，并将第二十镇统制张绍曾免职。随后镇压新军管带王金铭、施从云、冯玉祥等人发动的滦州起义，将王金铭、施从云和策动起义的革命党人白雅雨杀害。
　　与此同时，袁世凯使用武力和谈判两手政策，对付脱离清朝统治的南方政权。他一方面命令北洋军队向革命军猛烈进攻，连陷汉口、汉阳，一方面又几次派人与黎元洪和黄兴联系，以举他为总统作条件，商讨停战议和。黎元洪有意投靠袁世凯，黄兴等革命党人也对袁世凯抱有幻想，把他看成中国的拿破仑和华盛顿，希望他转向革命，推倒清廷。于是就有了前述各省代表会议虚总统之位以待袁世凯的议案。之后袁世凯故意留下一攻即破的武昌不打，转与南方谈判。
　　南北议和与清帝退位　　南北议和原拟在汉口举行，因江浙集团的反对，改在上海。十月初（１１月下旬），议和谈判在英租界市政厅正式开始，伍廷芳和唐绍仪各为南北代表。谈判中，双方就停战、国体等问题讨价还价。在各国驻上海领事的压力下，停战协议很快达成。而政体一事，究竟采取共和还是立宪，双方意见难于统一，最后商定由各省派代表召开国民会议解决。
　　对于袁世凯来说，君主立宪与民主共和本无所谓，他所想的只是把国家政权夺归自己。由于这时候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孙中山做了临时大总统，袁世凯大感不快，立即宣布双方所订协议无效，并撤销唐绍仪的代表资格，中断谈判。为迫使南方就范，袁世凯还指使冯国璋、段祺瑞等北洋将领联名通电，叫嚣誓死抵抗共和，赞成君主立宪；并令张勋所部向南进攻，威肋南京。
　　为维护民主共和的原则立场，孙中山主张回击袁世凯，并命将出师北伐。
　　但当时的南京临时政府，处境极其艰难，也不能真正行施号令。帝国主义对孙中山为首的这个政府始终不予承认，还以财政封锁和武装示威催迫南京政府向袁世凯尽快妥协；南京政府内的立宪派和旧官僚，以张謇为代表，与袁世凯互通声气，而与孙中山大唱反调；革命党人严重分化，许多人革命意志急剧衰退，或但求禄位，或走向堕落。一些人不但自己不再革命，还攻击孙中山 恋栈 、舍不得丢掉总统位置。孙中山无可奈何，只好让步。此前他在当选临时大总统后，就向袁世凯致电表示过自己 暂时承乏 、 虚位以待 之意，这时又电令伍廷芳向袁世凯重申：只要清帝退位和袁世凯宣布赞成共和，临时政府绝不食言。１９１２年１月上旬，汪精卫还代表南方，同唐绍仪缔结了同样内容的密约。
　　袁世凯得到南方同意让权的确实保证，回头即对清廷施压，进行逼宫。１月１６日，他上奏清廷，请开皇族会议决定 帝位去留.之后称病不朝，而阴使不久前狂叫誓死反对共和的那帮将领再度联名通电，要求皇上立即退位，确定共和政体，并且扬言，如不依此，就率全军将士进京。一部分满洲少壮亲贵组织 宗社党 ，试图抗拒，其领袖良粥不久即被人暗杀。外受革命党压力，内被袁世凯把弄，清皇室已经无路可走了。
　　２月１２日，在得到保留清帝称号、清帝仍可居住紫禁城、民国政府每年拨给皇室４００万元费用等优待条件后，垂帘听政的隆裕太后携小皇帝溥仪在养心殿举行了封建的清王朝最后一次朝见礼仪，宣告退位。统治中国２６０多年的清王朝，由此寿终正寝。到１９２４年冯玉祥发动 北京政变 时，又废除清帝年号，将溥仪逐出皇宫。
　　清帝退位后，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国家政权落归代表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袁世凯。自此，辛亥革命催生的中华民国，就只剩下一块空招牌。
　　六、结　　语
　　在清代２７６年的历史中，中国社会经历了从封建社会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转变的历史过程。清代前１９６年的历史曾创造了晚期封建社会的繁荣，并最后奠定了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基础，为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清代后５１年，在西方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侵略下，中华民族面临着被肢解被瓜分的危机。
　　中国人民的反侵略斗争、农民阶级的反封建斗争此伏彼起，扼制了西方列强的侵华野心，打击了腐朽没落的封建制度。封建统治阶级内部发起的洋务运动和 立宪 活动同人民的革命斗争交织在一起，他们企图通过所谓 自强 、 自救 措施来挽救封建制度的灭亡。但这一切努力在历史的发展面前只能是徒劳。洋务运动以后兴起的民族近代工业造就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这两个新兴的阶级。资产阶级改良派和革命派相继登上了历史舞台的中心，都企图用自己的蓝图来塑造中国。资产阶级的改良运动虽然没有取得任何成功，但维新运动所鼓吹的新思想却在社会上广泛传播。资产阶级革命派发动的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却未能改变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质。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在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外壳下继续发展并日益尖锐。在封建社会内部产生的新的阶级势力和政治力量在民主共和国的外壳下以更快的速度发展。这些政治力量的发展将逐渐改变中国政治斗争的格局，最终结束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在中国的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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