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矛盾的激与清王朝的衰落

社会矛盾的激与清王朝的衰落
　　（一）封建剥削加剧与统治阶级的腐化
　　１。封建剥削的加剧
　　明朝末年，社会经济已是一个崩溃的破烂摊子；清军入关之初，又因连年用兵，战火不熄，社会生产力遭到了严重的破坏，经济状况久久不能复苏。
　　经过顺治、康熙、雍正到乾隆前期１００多年的发展，清朝已是政通人和，百废俱兴，出现了一个繁荣的鼎盛局面。然而，在这鼎盛局面的背后，社会矛盾却在日趋激化和发展。
　　土地集中和兼并极为严重。清朝定都北京后，满族贵族和汉族地主阶级为了巩固和扩大自己的政治、经济势力，运用各种手段拼命掠取土地。康熙时，北方７省土地已多归缙绅豪富之家，有土地的农民只占十分之三四，其余均沦为佃农。江南土地兼并的激烈程度更堪称全国之首。大学士徐乾学在家乡昆山县竟占四千余顷。当地有一句谚语： 百年田地转三家 ，乾隆时已变为 十年之间，已易数主 ，充分说明土地兼并的激烈程度。乾嘉之际，地主占有土地的数目更达到了惊人的程度。军机大臣和珅占地８千顷，直隶怀柔县一个郝姓大地主占有万顷膏腴之地；镇压农民起义的刽子手那彦成，仅在直隶易州一地就占有土地２６顷２８亩。许多封疆大吏、藩臬守令在任期间，都将搜括的钱财，在家乡增产置地。另外，许多商人、高利贷者也凭藉自己手中的大量货币，大放高利贷，以重利盘剥的方式掠取土地。土地兼并的发展，使土地日益集中在地主、富户手中，地价随之不断上涨。清初，一亩地不过数钱银子，康熙时已增至数两，乾隆时有的高达２０余两。这就必然造成大批农民无以为生，流离失所，或逃亡他乡。
　　地租高昂和高利贷苛重。广大农民失去土地以后，大部分沦为佃户和佣工，于是地主、富户便乘机提高地租率。到乾隆、嘉庆时期，佃户一般都要将收获物的一半交给地主、富户。但实际上，由于农民破产后，大都需租借耕具和籽种，以致要将全年收获物的２／３（有些地方甚至达到３／４）交给地主、富户。广大农民 终岁勤动，所得粮食除完交田主租息外，余存无几……虽获丰收，仅足偿欠 ，且佃户惟恐地主夺田另佃，往往 鸡豚布帛，无不搜索准折，甚至有卖男鬻女，以偿租者。此等风气，大概皆然。 ①一般佃农在生活上毫无保障，丰年尚不足温饱，一遇天灾人祸，则不得不忍受 驴打滚 的高利贷盘剥。有许多地区的地主、高利贷者八折出借，滚算月利，不出一年，利竟远远地超过了本钱。这样就更加速了农民的破产。
　　差徭繁重。广大农民还要受到清廷和地方政府的徭役、土贡等名目繁多的剥削。例如，京畿和直隶的差徭，向来有大差和杂差两项，一概摊派于民。
　　从表面上看，有按牛驴派的，有按村庄派的，有按牌甲户口派的，也有按地亩派的。但由于地主阶级可以用隐匿土地或其他办法逃避摊派转嫁于农民，无地少地的贫苦农民就不能不承担起繁重的差徭。据史载，当时有１０亩土地的农民，一年所交的差钱就比正赋多出十倍。如此沉重的差钱，只能逼迫贫苦农民卖田宅及其妻、子，必然使阶级矛盾日渐加深。
　　①　　 雅尔图：《心政录》卷二。
　　自然灾害频仍，人民生活困苦。我国是一个多自然灾害的国家，水旱、冰雹、风沙、蝗虫之害都是经年长见的现象。当清廷处在上升至鼎盛时期，由于统治者采取了发展生产和救荒赈灾等有效措施，人民的负担有所减轻，社会也相对安稳；但当吏治腐败、统治阶级骄奢淫逸和贪婪残暴的阶级本性恶性发展时，自然灾害在人为的作用下就愈益加重，人民生活也会更加困苦。
　　这样的典型事例不胜枚举。例如，嘉庆六年（１８０１年），北京大雨连绵，永定河水急剧涨发，直隶所属各州县民田、庐舍多半被淹。嘉庆帝虽再三下谕旨赈济灾民，而地方官却阳奉阴违，乘机贪污，或侵肥入己，或假手吏胥，从中冒滥，各地饥民领赈者不过十之三四。朝廷每发赈品一次，胥役就利用下乡登名造册之机大索钱文。农民如无处挪借，只得束手待毙；能挪借者，又遭到胥役的百般刁难。无依无靠的鳏寡孤独者屡屡饿死沟壑。
　　人口急剧增长，耕地不足，人民食不饱腹。乾隆时期，随着社会承平日久，人民生活相对安定，人口也急剧增长。据记载，康熙平定三藩以后，人口只有７０００万；乾隆初年，人口增长到１亿４千万；至乾隆五十五年（１７９０年），人口达到３亿。一方面人口剧增，另一方面由于土地兼并的激烈，耕地面积越来越少，致使米价上涨幅度越来越大。例如，江南苏州、松江、常州、镇江四府，在康熙四十六年（１７０７年）前，每升米仅值７文，雍正和乾隆初期也不过１０余文，到乾隆五十七年当地大旱时竟增至６０文，几十年间米价竟上涨了六七倍之多。米价的急剧上涨，给地主、商人囤积居奇谋取暴利提供了机会，反过来更加促使贫苦人民食不饱腹，有些人甚至以野菜、树皮、观音土聊且充饥。
　　总之，乾隆中叶以后，社会两极分化日趋激烈，贫者愈贫，富者愈富。
　　贫苦人民备尝了艰辛、苦难，失业农民流离失所，饥民遍地，阶级矛盾更趋激化、尖锐，社会更加动荡不安。
　　２。统治阶级的愈益腐败
　　乾隆中叶以前，清朝统治已达康乾盛世的顶峰；中叶以后，随着国力的日益强盛，商品经济迅速发展，社会财富不断增长和积累，整个统治集团和地主阶级志得意满，不可一世，奢侈腐化、巧取豪夺普遍成风。在这种形势之下，作为清朝鼎盛时代的最高统治者的乾隆帝，不是着力解决社会的主要问题，而是长于安乐，习于骄奢，游山水成性，嗜园林成癖，又纵恣声色，铺张无度。历史上有名的 乾隆南巡 就是确证。
　　乾隆南巡，就是指乾隆帝从乾隆十六年到四十九年止，先后６次南下江浙的活动。南巡中，除皇太后、皇后和妃嫔外，还有王公大臣及扈从官兵，总计２５００余人，可谓一支浩浩大军。行军中，陆路用马五六千匹，大车数百余辆，征调夫役不计其数；水路则用船１０００多只，首尾衔接，旌旗招展，蔚为壮观。６次南巡，耗资惊人。有人估算，除去御驾扈从官兵和地方官吏乘机敲榨勒索的难以计数外，６次南巡的各项花费总数达２０００多万两白银。这个数字相当于乾隆三十一年全年国家财政收入的一半。
　　乾隆帝还大肆兴修土木，修建宫殿、园林。圆明园在雍正时已有２８景，乾隆初扩建为４０景。乾隆十四年，为其母６０寿辰，又修建了清漪园（颐和园前身）。这一工程历时１５年，耗银近４５０万两。承德避暑山庄，在康熙时只有３６景，乾隆时扩充一倍，成为７２景。承德外八庙宏伟的寺庙群中，仅须弥福寿庙和普陀宗乘庙的鎏金铜瓦就耗费黄金３万两之多。
　　乾隆帝除了自己享乐，还 事太后孝，以天下养 ①。乾隆十六年、二十六年、三十六年，太后６０、７０、８０寿辰时，清廷举行的喜庆盛典活动一次比一次隆重、热烈，不仅向太后进献大量的金银珠宝、诗文书画、币帛花果等，而且在西华门至西直门外高梁桥的十余里大路上张灯结彩，搭起一座座楼阁，楼内以色绢堆成山岳，用锡箔铺成波涛。每隔一段距离还要设一戏台，内备四方之乐，不时敲打弹奏，游者如入蓬莱仙境。国家多年积累起来的物质财富，就这样大量地被高宗和皇室挥霍掉了。
　　乾隆帝和皇室的恣意挥霍和锦衣玉食般的生活，促使整个社会风气由俭向奢转化，王公大臣、官僚地主、八旗子弟，奢侈淫糜，挥金如土，腐化日深。与此同时，贪污成风。历史上著名的大贪官和珅招权纳贿，就是这一时期的产物。
　　和珅，姓钮祜禄氏，满洲正红旗人，以官学生在銮仪卫充当校尉，后因机灵善辩，仪表俊伟，深得乾隆帝宠信，很快就升为内务府大臣、户部尚书、文华殿大学士，任军机大臣二十四年，位极人臣，掌握着清廷的内外大权，俨然成为当时中国的 二皇帝.政治上，他独断专行，飞扬跋扈，曾经行文各省，令凡有奏折先将副本呈交军机处，然后上闻。他还控制官吏铨选大权，任人唯亲，遍置私党，对于不附己者，就在乾隆帝面前进谗言陷害。经济上，和珅为乾隆帝无休止的奢华聚敛钱财。正如著名史学专家邓之诚教授所说：乾隆帝的军旅之费、土木游观，悉索之于和珅，和珅索之于督抚，督抚索之于州县，而州县官又索之于广大劳动人民。从而形成了一个庞大的贪污索贿网，最终受害的则是下层群众，而和珅却依靠乾隆帝的倚重、信任，为自己搜刮了骇人听闻的巨额财富。在乾隆帝和和珅的纵容之下，朝野内外贪污聚敛、营私舞弊之风更趋弥漫。有的史家形容当时的情况是：文官贪赃、武官克饷，几乎是无官不贪，无吏不暴；连一向号称 清苦 的六部大员，也在挖空心思寻找贪污门路，于是吏部公开收受贿赂，户部吃 平余 （即除赋税和正项钱粮外，另立名目加征的部分），兵部克扣军饷，刑部吞没赎款，工部利用兴建工程渔利，礼部在科举考试时容情受贿。乾隆帝虽然把贪官污吏比同于恶棍奸民，严惩不贷，但各地揭露出来的贪污大案、要案迭出不穷。乾隆时期，在督抚、布政使如国泰、王亶望、陈辉祖、伍拉纳、浦霖等人的贪黩案中，一次抄没的财产即达数十万两白银。乾隆四十六年（１７８１年），甘肃布政使王亶望侵冒赈灾银两一案中，除他本人外，因贪赃２万两银以上而被处死的官吏共达２２人。这种贪污案的屡禁不止，就因为乾隆帝与和珅是官场贪污之风的总根源。难怪有人评论说，乾隆帝名为惩贪，而实为纵贪。
　　嘉庆四年（１７９９年）正月，乾隆帝去世，子嘉庆帝亲政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将权相和珅革职逮捕，并赐死狱中。朝廷的政治、军事及用人大权皆归嘉庆帝，皇权从此得到加强。此后，嘉庆帝打出了 咸与维新 的旗号，从各方面采取措施，稳定政局，安定民心，表现出一个中年帝王的睿智。但是，乾隆帝留下的内创累累的衰败局面已积重难返，将倾之大厦已无法扶正。吏治的腐败和地主阶级的奢糜有增无已。嘉庆元年至十一年，直隶司书王丽南勾结州县官吏侵盗白银达３１万余两之多，成为轰动朝野上下的著名案件。嘉庆一朝，皇帝 蠲免恩施 史不绝书，但事实上，嘉庆帝自己也觉察到，这种 恩施 的结果，只填满贪官污吏的腰包，百姓未沾一丝一毫的实惠。
　　①　　 《清史稿》卷二百十四，《后妃》。
　　清代，官吏的俸银都不高，办公费用短缺，因此在征收地丁钱粮和捐税时，都在定额之外提取一部分以供开支，叫做 陋规 ，这是在合法名义之下的公开贪污。当时，那些直接关系国计民生的漕运、盐政、河工衙门，都是官吏中饱私囊的重要基地。嘉庆帝亲政之初，就指出河工耗银数千万两中，已有一部分被各级官吏侵冒。嘉庆二十五年九月，道光帝即位不久即发布清查陋规的谕旨，作为自己锐意整顿吏治、进行改革的第一步。不料，谕旨一下，就引起了整个统治集团的轩然大波。朝廷内外官吏纷纷上疏反对，有的甚至公开叫嚷：陋规并不是一条立法所能限制住的。于是，道光帝向反对派让了步，收回谕旨，奖赏反对清查陋规的官吏，罢免了最初提此建议的军机大臣英和。一场改革就这样被扼杀在襁褓之中了。这充分地反映了吏治的腐败在当时已到了无可救药的地步，任何人对此均已无回天之力了。
　　清廷的财政也日益支绌。顺治时，由于清廷连年进行民族征服战争，财政经常入不敷出。顺治八年三月，银库仅存银２０万两，连付当时官吏的俸银都不够。康熙亲政后，战乱逐渐停息，社会生产力获得了迅速恢复，库存银急剧增长。康熙六年（１６６７年），库存银只有２４８８０００余两，五十八年（１７１９年）已达４７００万余两；雍正八年（１７３０年）又增长为６２００万余两；乾隆三十六年（１７７１年）更达７６００万余两①。但此后由于清廷连年穷兵黩武式的征伐，以及皇室的铺张浪费、官吏的竞相贪污、河工和漕运等巨额耗资，库存渐告匮竭。嘉庆末年，已 实有入不敷出之势 ①。于是，统治者采取了各种补救办法，捐纳即为其一。
　　捐纳，就是用钱买官，始于康熙平定三藩时。不过，当时捐官的人数、钱数均很少。从雍正朝始，捐纳成为户部每年正常收入的一个重要的来源。
　　嘉庆、道光两朝，财政上捉襟见肘的拮据状态愈来愈严重，清廷更靠捐纳弥补财政不足。于是，官场上到处充斥着以钱买官之人，仕途拥塞不堪。他们到任后，首先想到和要做的便是，用最短的时间把买官的钱捞回来，然后，再赚取更多的钱财。这种贪黩肥私的行为，产生了极为恶劣的后果：一是使官场贪黩之风更盛，吏治更趋败坏；二是官吏的聚敛财富，使国家财政收入减少，财政更趋拮据；三是官吏的横征巧夺，加重了人民的负担，使阶级矛盾更趋激化。
　　八旗兵和绿营兵日渐丧失战斗力。清朝军队主要是由八旗兵和绿营兵组成，八旗兵是清政权的支柱。清统治者定都北京后，为巩固政权，竭力使八旗旗人长期保持他们精于骑射的特长。但历史事实却与他们的愿望相违：由于八旗旗人获得了种种特权，其子弟受到了严重腐蚀，由他们组成的八旗军队也很快腐败起来。八旗兵在衣着方面竞相攀比，谁也不肯落于人后，又往往 耽于口腹 ，每月饷银一到手，争相去买酒肉，以图一醉方休。饷银花完后，又将支领的官米，贱价卖给米铺， 只顾目前得银使用，不肯稍为储蓄，而家中食米转零星用贵价向铺户籴买 ②，有的当月钱粮不足花销，又将次月钱粮典当出去，形成了恶性循环。如此久而久之，娴长骑射的民族特技就逐渐丧失了，八旗军队的质量日趋恶劣，战斗力也大为减弱。三藩叛乱时，吴三桂就说过： 清朝军中向者旧臣皆勇猛，今甚衰弱矣，焉能及前人哉！ ①事实也正是这样。康熙十六年，清安亲王岳乐在浏阳将吴军围困，连观战的吴三桂都以为吴军要全军覆没，然而瞬间风云突变，清军刚一交战即纷纷溃败，吴军冲锋向前，如入无人之境，大获全胜而归。这一仗充分暴露了八旗军队的腐败衰弱。
　　①　　 《康雍乾户部银库历年存银数》，见《历史档案》1984年第 4期。
　　①　　 《清仁宗实录》卷三百五十一。
　　清代中叶，随着统治阶级骄奢淫逸的恶性发展，八旗兵和绿营兵更趋腐败。八旗和绿营的将领串通地方官争相贪污受贿，过酒肉笙歌的享乐生活，兵士养尊处优，久不操练，成为货真价实的老爷兵。乾隆四十九年（１７８４年），乾隆帝至杭州阅兵，结果，号称精锐的八旗兵竟射箭箭虚发，驰马人堕地。
　　嘉庆十四年（１８０９年），清廷对其精锐之师健锐营、火器营进行了考核，结果２７０００名士兵之中，列为头等的仅有６０名。如此腐败的军队虽不能打仗，但在骚扰百姓、抢劫财物、拐卖妇女儿童上却变本加厉。由此可见，八旗兵和绿营兵军纪之败坏，军心之涣散，战斗力之削弱，必然促使清朝武备空虚，并逐渐丧失了对内镇压人民反抗、对外抵御西方殖民主义侵略的力量。
　　②　　 《清仁宗实录》卷一百。
　　①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整理：《康熙起居注》第三册，第 2040 页。
　　（二）各族人民的反抗斗争
　　１。民间宗教与秘密结社
　　清代的民间宗教（或称民间秘密宗教）和秘密结社，在明代的基础上进一步活跃和发展起来了。自京师以至穷乡僻壤，均有它们活动的痕迹。它们中的许多教派，还与农民的反清斗争相结合，成为农民起义的组织形式，严重地威胁着封建统治。
　　白莲教系统的民间宗教　　白莲教的创始人，是南宋高宗时的茅子元。白莲教创立后，尽管它只是一个并无任何政治目的的一般宗教组织，但在当时社会动乱不宁的情况下，依然为统治阶级所取缔。元代，它一度成为合法宗教，受到统治阶级的保护和扶持。自明初始，由于太祖朱元璋的严厉诏禁和镇压，白莲教才真正地成为一个民间秘密宗教了①。明末清初以来，随着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激烈、尖锐化，在统治阶级的残酷镇压下，白莲教在各地转向处于社会下层的农民、兵士、流民、手工业者、小商人中传教收徒，发展力量，逐渐形成了许多支派：罗教、红阳教、八卦教、黄天教、清茶门教、圆顿教等等。它们后来也各自繁衍成一些教派。现在从档案、史书、奏议、文集和地方志中查到的清代民间教派，名目已有１００余种，但这远远不是其全貌。需要指出的是，清代真正打着 白莲教 旗号的教派已不多见；另外，由于许多民族宗教教派都有反映自己思想信仰的宝卷问世，这就为其它教派的吸收、抄袭创造了条件，从而促使了各教派间的日趋混合。
　　清代民间宗教各教派的思想信仰，基本上是由儒、佛、道三家思想所组成，其中，孔孟儒家思想占有重要地位。例如，儒家思想中强调的三纲五常、特别是朋友之伦常、信义的标榜，都为民间宗教所强调和崇奉。也正是这样，它的思想信仰的内容可以说是一个大杂烩，它的宗教说教既浅薄而又荒诞不经。但仔细分析，其粗陋的俗言俚语中却又隐藏着下层劳动群众反对封建压迫、争取自身解放的思想精华。
　　清代民间宗教思想信仰的主要内容，有如下几个方面：龙华三会说（或三阳说）。清代民间宗教各教派都认为，宇宙自开创始至结束止，必须经历三个发展阶段：龙华初会、二会和三会，或称青阳、红阳和白阳，分别代表过去、现在和未来。龙华初会（也称青阳）由燃灯佛掌管，每年只有６个月，每日有６个时辰；龙华二会（也称红阳）由释迦佛掌管，每年有１２个月，每日有１２个时辰；龙华二会末期，劫灾将到，世人都会遭殃，于是弥勒佛下凡，拯救人世，所以三会（又称白阳）时由弥勒佛掌管，每年１８个月，每日１８个时辰。这种不同时期掌权者的更换和年月日的改变，反映了民间宗教改天换地的意图和愿望。
　　把无生老母尊为救世主、人类的救星。民间宗教认为，宇宙最初只是由一股混沌气组成的，无天地，无日月，无人物，犹如一个真空。后来，从真空中化成无生老母来。她不仅是一个创世主、人类的祖先，而且又是一个救世主、人类的大救星，她拥有很大的权力和地位。每当人世间的儿女受尽种种苦难时，无生老母都会派太上老君、佛祖、佛母等驾驶法船、金船去接他们，以便一同返回天宫，相伴她永享幸福和安乐。把无生老母当作人类的救星，显然是对封建时代神圣不可侵犯的专制皇权的挑战。
　　①　　 参见杨讷《元代的白莲教》，《元史论丛》第二辑。
　　在清代，每当阶级矛盾尖锐、激化时，一些对现存封建统治极为不满的教首，适应广大下层群众迫切要求摆脱压迫、剥削的愿望，利用上述思想信仰宣传、鼓动和组织群众，以进行反清武装起义。我们看到，从乾隆中叶至鸦片战争前的六七十年间，白莲教系统的一些教派发动了多次反清起义，使白莲教当之无愧地成为农民起义的一面重要旗帜。
　　天地会系统的秘密结社　　天地会大约创立于顺治、康熙之际。顺治初年，广东花山、阳平等地的农民军有 都 、 公王 和 总 的称号，内部编制也相当严密。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其 知吉凶 的方式： 昧旦以浓茶为献，视茶路以知吉凶。茶路者，茶在碗中，其气散为波纹，凝为物象，有兵至，则茶中分裂，珠花沸起，若出劫，卤获众多无患，则茶气为刀枪形外向，否则内向。 所有这些，正如著名的明清史专家谢国桢教授所说： 已开了天地会的风气。 ①当然， 开了天地会的风气 ，并不等于天地会已经创立，但至少说明天地会已在酝酿之中。顺治后期，虽然农民军的 联明抗清 已经败亡，但许多有识之士和农民军余部并没有放弃斗争， 妄立社名，纠集盟誓者，所在多有。 ②这里尽管还是没有提及天地会的创立问题，不过 纠众盟誓 已与天地会徒众入会的形式——歃血盟誓、焚表结拜弟兄相吻合的了。还须值得说明的是，第一，由于代远年湮，顺康时期的档案损失严重，天地会案卷很可能没有保留下来，所以在顺康时期，我们始终见不到 天地会 的字样出现；第二，天地会创立伊始，保密性极强，这就使人们轻易不能发现它。没有发现的事不等于不存在，这已是人所尽知的事实了。
　　那么，天地会到底创立于哪一年呢？天地会内部流传的一首诗很值得注意。该诗说： 木阳城内兵马动，木立斗世六十年，太子十三来结义，反转山河定太平。 ③这首诗中的 太子十三来结义 似乎为天地会创立的时间做了注解。
　　众所周知，农民军 联明抗清 失败后，南明的几个小朝廷也相继退出了历史舞台。但是一些反清志士由于憎恨满族贵族建立的清朝，依然眷恋明朝，把明思宗的儿子朱三太子作为一面反清的旗帜。顺康之际，朱三太子事件层出不穷。康熙十三年（１６７４年），吴三桂、耿精忠等三藩叛乱，给一些不明真相的下层群众、地主知识分子和士大夫重新点燃了 反清复明 的希望之火，于是大江南北纷纷举起反清起义，有的公开打出朱三太子旗号，歃血盟誓。 太子十三来结义 正是这一形势的反映。由上所述，可以看出天地会的创立时间，确应在顺康之际，最迟不应晚于康熙十三年。
　　上首诗中 木立斗世六十年 、 反转山河定太平 二句，反映了天地会成立伊始，就是一个反清复明的组织。天地会内部流传有 木立斗世清该绝 的诗句，有些学者认为 木立斗世 为十八、六十一、十三、三十二的分写，预示着清朝经过顺治十八年、康熙六十一年、雍正十三年至乾隆三十二年灭亡。这种解释与天地会的实质是吻合的。
　　①　　 谢国桢：《明末清初的学风》，第 272页。
　　②　　 《清世祖实录》卷一百三十一。
　　③　　 萧一山：《近代秘密社会史料》第五卷。
　　天地会在乾隆时期及其后，为避免被清廷破获和受到严厉镇压，不断更改和变换名称，如添弟会、小刀会、三点会、三合会、洪莲会等。乾嘉时期，天地会系统的秘密会社也组织了一些反清起义，如乾隆五十一年（１７８６年）
　　的台湾林爽文起义、嘉庆七年（１８０２年）广东博罗等地的天地会起义、八年江西广昌等地的天地会起义等。其中，除了林爽文起义外，规模、影响都很小，其作用远远比不上白莲教系统的反清起义。直至鸦片战争后，天地会在反清起义中的作用才越来越大。
　　２。乾隆时期的反清起义
　　自乾隆中后期开始，清朝的统治由盛转衰，逐渐走向下坡路。这时，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日趋激化，中国大地到处兴起反清的烽烟。
　　王伦领导的清水教起义　　清水教是八卦教支派震卦教的易名。乾隆中叶，八卦教震卦教主王中为使本教有更多的独立活动的余地，将震卦教易名为清水教。
　　乾隆三十九年（１７７４年），山东寿张县因灾歉收，而地方官却横征暴敛，激起当地下层群众的强烈不满。于是，清水教徒王伦在当年八月末发动群众，举行反清起义。几天功夫，队伍达到２千余人，一举攻克寿张县城，杀死知县，乘胜攻占阳谷、堂邑。起义军所到之处，都没收地主、富户的财物分给贫民，受到当地人民的欢迎。
　　九月中，起义军击败了清山东巡抚徐绩的围剿，攻占了山东西北部大运河畔的临清旧城。由于临清是南北水路交通的枢纽，清廷控扼漕运的要地，所以它的失守引起统治者的极度震惊。乾隆帝立即命大学士舒赫德等人率健锐、火器营千余人前往镇压。王伦率领的起义军出城迎敌，因敌众我寡而败回。九月下旬，他们利用城内的每一条街巷、每一座房屋抗击清军，直至最后牺牲。
　　这次起义虽然规模不大，为时短暂，但却是此后一系列反清武装起义的序幕，为清朝统治走下坡路，发出了第一个信号。
　　甘肃撒拉族、回族人民起义　　乾隆四十六年（１７８１年），甘肃循化（今属青海）爆发了由苏四十三领导的撒拉族人民起义，三年后又爆发了由田五领导的回民起义，这两次反清武装起义由两族内部新老教派纷争引起，而清统治者采取扶植老教、镇压新教的策略，激起了两族人民的反抗。
　　乾隆四十六年正月，苏四十三率众起义，自称 回王 ，在回民的支援下，一直攻到了兰州城下。不久，清西宁将军伍弥泰等率援兵赶到，起义军人少力薄，撤离兰州，退守兰州３０里的华林山一带。
　　五月中，清廷派军机大臣和珅率兵围剿，为起义军所败。乾隆帝再派阿桂率火器营兵增援，经过两个月的激烈战斗，华林山寨被攻破，苏四十三和起义军战士全部壮烈牺牲，无一降者。
　　苏四十三起义被镇压下去以后，清廷对撒拉族和回族实行民族高压政策，终于在乾隆四十九年激起了以田五为首的回民起义。
　　当年四月中旬，田五率新教徒举行反清起义，先后进攻靖远、会宁，因力量薄弱而未能占据二城，田五也在战斗中不幸牺牲。田五牺牲后，其部下联合通渭的回民攻克了该城。西安副都统明善率千余人前往镇压，妄图一举夺回通渭，不料在行军途中陷入起义军的包围圈中，导致全军覆没。乾隆帝得报，急令福康安和阿桂等人调集重兵，前去围剿。起义军力不能支，全部退守通渭北６０里的起义据点石峰堡。六月底，清军将石峰堡团团围困，并切断了起义军的水源。时当三伏天，七日无雨，起义军口渴难忍，被迫突围而逃，清军四面截杀，无一幸免。至此，田五起义也失败了。
　　林爽文领导的天地会起义　　乾隆五十一年（１７８６年），台湾爆发了由林爽文领导的天地会大起义。这次起义的直接原因是从内地到台湾的贪官污吏对当地汉族、高山族人民的残暴搜刮。
　　林爽文，原籍福建漳州，乾隆三十八年（１７７３年）因 家道贫难 ①，随父母兄弟迁至台湾彰化县大里杙庄，以种田赶车度日。乾隆四十八年，他加入了天地会。五十一年八月，林爽文在当地吸收贫民入会，大力发展天地会组织。他在会内被称为 大哥 ，会员以兄弟相称。天地会势力的大增，引起了彰化地方官吏的极度不安，知县俞峻等率兵抓捕林爽文。于是，林爽文与同伴在各庄招集天地会员举行起义。十一月底，他们攻陷了彰化县城，杀死文武各官。十二月，林爽文又率起义军攻占台湾南路的要冲诸罗县城，并围攻台湾府城，但因清军防守严密而未能攻克。不久，起义军也被迫放弃了诸罗县城。
　　乾隆五十二年三月，起义军在大里杙建造土城，设立帅府，公推林爽文为盟主，定年号为顺天，并再次围攻诸罗县城，将闽浙总督常青困在台湾府城内。当时，整个台湾岛上，起义军声势浩大，南北两路起义军处处相联，而清军各守一方，无法联络。但是，各路起义军没有一个统一的部署和作战计划，加之缺乏战阵训练，战斗力不强，因而始终不能攻克诸罗县城和台湾府城。
　　九月下旬，清钦差协办大学士福康安率增援部队抵达台湾。接着，他指挥清军进攻围困诸罗的起义军，林爽文亲自率领起义军迎战，但寡不敌众，被迫撤离诸罗，退守大里杙. 清军在后穷追不舍，林爽文立脚不住，携带家眷一直跑到高山族居住的深山密林之中，隐藏了起来。乾隆五十三年正月初七，林爽文被搜山的清军俘获，后解送北京，在菜市口凌迟处死。至此，林爽文领导的天地会起义，在坚持了一年零三个多月后终于失败了。
　　湖南贵州苗民起义　　乾隆五十九年（１７９４年）末，湖南、贵州接壤地区爆发了苗民起义，这是清代苗民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反抗斗争。
　　这次起义是苗民为了反对汉族地主阶级掠夺土地和高利盘剥而发动的。
　　乾隆五十九年末，贵州松桃厅（今松桃苗族自治县）苗民石柳邓、湖南永绥厅（今花垣县）苗民石三保、凤凰厅（今凤凰县）吴陇登和吴半生、乾州吴八月等人秘密集会，约定次年正月各地同时举行反清起义。不料起义消息泄露，形势日趋紧张，石柳邓等率众提前起义，围攻松桃等地，各地苗民纷纷响应，霎时间起义军声势浩大。
　　乾隆六十年（１７９５年）正月，石柳邓率起义军围攻铜仁府几个清军重要据点。清廷急令云贵总督福康安率军前往镇压。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起义军采用飘忽不定的灵活战术，利用自己熟悉地形和走山地如履平地的优势，分兵伏击，屡创清军。
　　为了摆脱被动挨打的困境，福康安决定兵分三路，全力围剿石柳邓率领的起义军。石柳邓等主动撤退至湖南西部，与石三保等会师。八月，起义军在乾州建立统一指挥的领导机构，推举吴八月为苗王，石柳邓、石三保等为将军。这时，福康安感到，单纯的军事进攻已不可能将起义镇压下去。于是又采取了招抚的办法，以金钱和官爵收买了起义军首领吴陇登，先后诱擒了吴八月和石三保，使这次起义遭到重大损失。
　　①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天地会》（四），第 435页。
　　嘉庆元年（１７９６年）川楚陕农民大起义爆发后，清廷迫于当时的形势，假意与苗民言和，却集中力量围剿石柳邓。十二月，石柳邓在一次战斗中头部受重伤，不幸牺牲。但起义军依然未向清廷屈服，继续坚持反抗斗争。清廷转而在苗民居住区大量建造碉堡，设立关卡，召募乡勇，一直到嘉庆十一年（１８０６年）才最终把这次起义镇压下去。
　　３。嘉庆时期的反清起义
　　乾隆时期，人民的反清起义中，除了王伦起义对清朝腹地略有威胁外，其余的都在边远地区，对清廷构不上 肘腋之患.而嘉庆时期的反清起义，除了在边远地区外，更扩展到清廷的心脏北京。这说明阶级斗争比以前更为尖锐激烈，清朝的衰败统治已日落西山，再也无法挽回了。
　　川楚陕红阳教大起义　　嘉庆元年，四川、湖北、陕西地区爆发了震撼全国的声势浩大的红阳教大起义，这是鸦片战争前清代规模最大的一次农民起义。在这次起义中，红阳教的两个支派，即以刘之协为代表的混元教起了舆论动员的作用，以宋之清为代表的收元教则是起义的组织、发动者①，起义的基本队伍是红阳教徒。
　　早在乾隆五十九年，在川楚一带活动的收元教首宋之清、齐林等被清廷查获。接着，清廷地方官吏大肆搜捕红阳教徒，弄得民怨沸腾，怨声载道，许多农民弃田逃走，盐户也纷纷失业。六十年冬天，刘之协、王聪儿（齐林妻）、姚之富、刘起荣、张汉潮等红阳教主要教首在湖北襄阳聚会，提出了 官逼民反 口号，决定分东、中、西三路于次年三月初十同时举行反清起义，并派人分赴各地准备。这时，在湖北长乐、长阳等地传教的张正谟、聂杰人等因另一头目被捕，于嘉庆元年正月提前起义，队伍很快发展到１万余人。各地纷纷响应，占据山寨，攻拔县城，惩办贪官。同年三月，王聪儿、姚之富、樊人杰、张汉潮等率众在襄阳黄龙垱举行武装起义，进攻襄阳、枣阳，起义军人数很快发展到５万人。四川、陕西两省的高均德、徐天德、王登廷、冉天元、王廷诏、苟文明等人也率众响应，一时反清起义风起云涌。
　　清廷调兵遣将，派湖广总督毕沅、陕甘总督宜绵、四川总督福宁、湖北巡抚曹龄、西安将军恒瑞等率兵围剿，但起义军很快蔓延到河南、湖北、四川三省。嘉庆二年，王聪儿、姚之富等出河南，攻入陕西。三年，他们回至郧西，为清军所困，跳崖自杀，其余部即与川东起义军结合，继续在各地顽强作战。同一年，川东起义军首领王三槐被清军诱擒至京处死，其他一些首领也先后牺牲。但起义军的力量并未因此而消沉，往往一个首领牺牲，又涌现出另一个领导人，此伏彼起，领导广大教徒和农民继续斗争。
　　嘉庆五年，起义军过涪江、嘉陵江，袭击川西，成都震动。嘉庆帝得报大怒，痛骂四川总督魁伦无能，赐其死。另一支起义军穿过岷山草原，转战甘肃秦州、岷州。清廷见起义军 愈剿愈炽 ，而官军又屡被击败。于是，一面以大量金钱为诱饵，招募乡勇，驱之为先锋，一面又采取 坚壁清野 、 筑塞团练 之法，尽驱乡民入塞，断绝起义军的粮饷接济。在激烈的战斗中，张汉潮、高均德等壮烈牺牲。冉天元与徐天德、王登廷等会聚四川，后被清军包围于苍溪，双方开始了一场规模较大的决战，结果起义军大胜，歼毙清军副将以下军官２０余名。冉天元联合各路起义军强渡嘉陵江进入川西，将主力集中于江油县的马蹄岗，准备用伏击战术全歼德楞泰率领的清军。德楞泰仅率数十亲兵据守山颠，以为必死，可惜当冉天元率众登山即将活捉德楞泰的时候，冉天元因乘马中箭跌入山涧，被俘遇害。起义军失去指挥，溃不成军，转胜为败。
　　①　　 参见许曾重等《刘之协在在川楚陕农民起义中作用的考察》，《清史论丛》第二辑。
　　嘉庆六年，川东起义军首领徐天德、王廷诏战死，起义军分散为６支，至嘉庆九年陆续被镇压。樊人杰部在湖北房县战败，樊人杰和５００名起义军战士牺牲，苟文明在宁陕厅花石岩被围困，跳崖殉难。
　　在清廷自诩胜利在望时，潜伏南山老林之中的苟朝九等部起义军，联合被遣散回籍、谋生无路的乡勇，声势又壮大起来。他们忽川忽陕，忽聚忽散，利用奇袭、埋伏和化装成清军的办法打击敌人。清仁宗诏令额勒登保以钦差大臣赴陕西，会同德楞泰、杨遇春进剿。直至十年正月，苟朝九战败牺牲。
　　这次大起义至此失败了。
　　嘉庆帝亲政之前，一切剿捕起义事宜均由太上皇乾隆帝亲自调度指挥。
　　嘉庆四年正月，乾隆帝临死前拉着嘉庆帝的手， 频望西南，似有遗恨.嘉庆帝亲政后，处治了大学士和珅和达州知州、武昌府同知等贪官，将 官逼民反 的罪责归之于他们，以息民愤。与此同时，他又集中了川、楚、豫、陕、甘五省兵力，先后又抽调京营满兵、蒙古兵、陕甘回兵、苗疆兵、广东兵，火器军资，不计其数，所耗军饷在２万万两白银以上。嘉庆帝还先后将没有作战能力和战场失利的督抚、将军等，或处死，或革职充军。他为了瓦解起义军，亲自撰定《邪教说》一篇，把 习教 和 谋逆 加以区别，声称习教者只要安静守法，朝廷绝不禁止。这些措施，虽不能马上奏效，但对起义军的活动造成了很大困难。由于起义军比较分散，长时期内没有一个统一的指挥和军事部署，更没有更高的革命目标，而且内部支派林立，各自流动作战，结果先后被清军各个击破。
　　这次起义沉重地打击了清朝的封建统治，成为它由 盛世 到衰落的转折点。
　　蔡牵领导的东南沿海渔民的起义　　乾隆中后期，东南沿海渔民在贪官污吏的敲榨勒索下，无以为生，许多人被迫下海为 盗.当时，浙江、福建海面就有凤尾帮、水澳帮等 海盗 组织，从事劫掠活动。
　　蔡牵，福建同安县人，自幼丧失父母，以弹棉花为业。乾隆五十九年，福建连年灾荒，他无以为生，遂下海为 盗.开始时在闽浙洋面倏东倏西，劫掠商人、富户，不断遭到清军水师的追击。
　　嘉庆七年（１８０２年）五月初，蔡牵率众突然袭击厦门的门户大担、二担岛清军营讯，揭开东南沿海渔民反清起义的序幕。此后，蔡牵运用飘忽不定的流动战术，不断对清军发起攻击。清廷鉴于蔡牵艇高船大，水师无法靠近，于是命水师提督李长庚督造大舰，配以重炮，从而加强了水师的实力，屡次击败蔡牵。
　　蔡牵屡受重创，认识到单靠流寇主义，在东南沿海难以立足。经过一段时间的考虑，决定夺取台湾，将其作为自己生身立命的基础。于是，他一方面派人与台湾的反清起义领袖洪老四等人联络，另一方面加紧作战前准备。
　　嘉庆十年十一月中旬，蔡牵率部在淡水登陆，击败清军。接着，他发布文告，称 镇海王 ，刊用 王印正大光明 印信，以号召台湾人民。这时，台湾南北两路起义军在洪老四等带领下纷纷响应。他们互相配合，协同作战，攻占了凤山县城，包围了台湾府城和嘉义县城，蔡牵还命令用沉舟填塞鹿耳门，以阻止清军增援船队的前进。
　　十一年正月，李长庚率领清军增援船队赶到，蔡牵急忙撤兵台湾府城，前去迎敌。李长庚占据有利地形，将蔡牵困在北汕。幸风浪将鹿耳门沉船掀出海面，阻挡了清军行进路线，使蔡牵从容突围，于五月驶回闽浙洋面。在清军和台湾地主武装的联合镇压下，洪老四等领导的起义军宣告失败。
　　此后，蔡牵的反清起义在闽浙洋面又坚持了４年之久，其间击毙了镇压起义的刽子手李长庚，给清廷以极大震动。直至嘉庆十四年八月，蔡牵在一次战斗中，因坐船被清军炮火击中，为不当俘虏而将己船沉于海，从而壮烈牺牲。这次起义也就彻底失败了。
　　林清、李文成领导的天理教起义　　嘉庆十八年（１８１３年，癸酉年）九月，京畿和直隶、河南、山东三省交界地区爆发了天理教起义。起义分为京畿和直鲁豫三省交界地区两个战场。其中，京畿百余名起义军打进了被称为 固若金汤 的紫禁城，给予清廷以极大震动。史称 癸酉之变 ，或 紫禁城之变.天理教是京畿地区的青阳教、白阳教、红阳教、大乘教、荣华会和直鲁豫三省以部分震卦教、离卦教和巽卦教为主的八卦教的联合体，是由京畿大兴县人林清和滑县人李文成、冯克善创立的。它的基本群众是贫苦农民和小生产者，也有少量的小地主和下层官吏。起义前，教首林清、李文成、冯克善等进行了周密的准备，广泛宣传打天下的思想，扬言星象示变，有星射紫微垣，主兵象，乾坤即将扭转，为起义制造 天意 的依据。嘉庆十七年正月，他们聚会于滑县的道口镇，决定 应在酉之年，戊之月，寅之日，午之时，故以十八年九月十五日午时起事 ①，并决定，李文成按时在河南滑县起义，河南、山东、直隶同时揭旗造反后，立即直趋京畿；林清则在京城内响应，与李文成等里应外合，占领清朝统治中心。
　　嘉庆十八年八月底九月初，由于滑县天理教徒人多势众，铸造军械机密失泄，李文成、牛亮臣被知县强克■逮捕入狱。九月初七日，天理教首领冯克善、宋元成率５千教徒提前起义，一举攻下滑县城，救出李文成、牛亮臣，强克■逃到封邱后被迫自杀。接着，李文成在滑县署内设羽帐，帐后树一面大旗，上书 大明天顺李真主 七个大字，以牛亮臣为军师，宋元成为大元帅，又攻下了附近的军事据点桃源、南湖，以及屯粮要地道口镇，与滑县形成犄角之势。与此同时，河南的浚县、直隶的长垣、山东的定陶和曹县等地的天理教徒也纷纷响应，起义声势十分浩大。
　　李文成提前起义，由于清军的堵截拦阻，队伍未能迅速北上。林清对此毫无所知，仍按原计划进攻紫禁城。十五日一早，参加起义的京畿２００多名天理教徒分成东西两队，乔装改扮，潜伏在东华门、西华门外，由太监接应，夺门入宫。冲进东华门的５名起义者，很快即遭擒杀；冲进西华门的３０余名起义者，一直打到隆宗门，并企图越墙进入养心殿。这时正在尚书房读书的皇次子■宁（即后来的道光帝），闻变戎装上阵，登城垣，以鸟枪射击起义者。午后，留京的礼亲王昭梿等人带兵由神武门增援，又临时将准备派往滑县镇压李文成起义的千余名火器营官兵调入宫中，最后才把起义镇压下去。
　　①　　 兰簃外史：《靖逆记》卷五，《李文成》。
　　当时，嘉庆帝正在热河围猎，闻讯马上启程回京，并派吏部尚书英和先行回京处理善后事宜。英和回京后，派人逮捕了林清和太监。九月十八日，嘉庆帝草拟了 罪己诏 ，哀叹这次起义实为汉、唐、宋、明未有之事。第二天回京后，又感慨地说： 我大清以前何等强盛，今乃致有此事！ ①这是清朝统治中国１７０年来，最高统治者第一次对自己的统治权力产生巨大危机感的哀叹。二十三日，他又在中南海亲自审讯了林清和太监，并处决了他们。
　　嘉庆帝在镇压京畿天理教起义的同时，惧怕８年前已被扑灭的红阳教起义重演，一方面急派陕甘总督那彦成为钦差大臣，率兵前往滑县扑灭起义烈火，另一方面把习教和 谋逆 严加区别，借以瓦解起义力量。
　　从九月下旬至十一月初，在清军和地主团练的攻击下，直鲁起义军主力基本被消灭，起义地盘只剩下滑城、道日、桃源，双方最后决战的时刻来到了。
　　十月二十一日，清军击败了道口起义军，冯克善在混战中杀开一条血路，奔赴山东，企图联络当地教徒以支援起义。不幸，当他走至直隶献县时被知县逮捕，解往北京处死。十一月二十日，李文成在战略转移中，被清军包围在辉县西北６０里的司寨。经过一天的激战，李文成力竭，举火自焚，壮烈牺牲。十二月十二日，那彦成督兵攻陷了滑城，大元帅宋元成和李文成妻张氏英勇战死，军师牛亮臣等被俘牺牲。清军入城后，不仅对起义者进行疯狂的阶级报复，而且灭绝人性地滥杀无辜，滑城百姓 惧祸投缳者无虚室，溺死者无虚井 ①，到处是一片凄凉景象。
　　滑城的陷落，标志着林清、李文成领导的天理教起义的战火最后熄灭了。
　　陕西岐山三才峡木工起义　　嘉庆十八年十二月，陕西岐山三才峡地方爆发了由万五领导的木工起义。
　　陕西岐山县地处南山老林地区。自乾隆中期以来，各地破产的农民纷纷来此开荒度日；一些商人见有利可图，也来此开设木厂、铁厂，用包谷雇佣工人。嘉庆十八年，岐山一带阴雨连绵，包谷歉收，致使许多木工缺食。他们在万五的带领下向雇主借粮遭拒绝。于是，走头无路的三才峡木工跟随万五起义。嘉庆帝得知消息后，急令陕甘总督长龄率１５００人，星夜赶到陕西。
　　不久，李文成起义被镇压下去后，又迅速增调兵力增援长龄。他命令长龄和清军将领，不准对起义军进行招抚，定要武力镇压，并声言，谁要暗行招抚之事，就不配作大清国的臣子。嘉庆十九年正月，当万五率起义军转移到周至县山中时，误入清军埋伏圈，万五被俘牺牲。二月，三才峡木工的反清起义最后被镇压下去。
　　①　　 昭梿：《啸亭杂录》卷六，《癸西之变》。
　　①　　 赵如椿：《黎阳闻见录》。
　　４。道光时期的反清起义
　　经过乾隆、嘉庆两朝统治阶级的残酷镇压，农民起义军遭到了严重的损失，至道光前期，基本上处于停滞和积聚力量的时期。因此，这期间的农民起义无论从参加人数、起义次数和影响来看，都无法与前相比拟。
　　赵金龙领导的瑶民起义　　湖南衡、永、郴、桂阳四州郡，历来都是汉、瑶两个民族居住区。由于清统治者推行民族歧视和压迫政策，当地官吏和汉族地主对贫苦瑶民进行残酷盘剥，不断激起瑶民的怨恨和反抗。赵金龙领导的瑶民起义，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
　　赵金龙，湖南永州锦田瑶族人，以种地为生。他与常宁县瑶族人赵福才 以巫鬼神其众 ①，颇为当地瑶人信服。这次起义是由当地瑶族人与天地会众的纠纷事件引发的。
　　当时，湖南、广东的一些天地会员在官府的支持之下，屡次抢劫瑶寨的牛、谷。于是赵金龙在道光十一年（１８３１年）十二月底，与赵福才率领瑶民７００余人，在两河口杀死２０余名天地会员。次年正月，江华知县林先梁等为防止局势扩大，率兵围捕赵金龙等人。在这种情况下，赵金龙忍无可忍，率众据永州长塘的夹冲起义。永州镇总兵鲍友智等率兵千余人直逼夹冲，击毙起义军３００余人，掘了他们的祖坟。一月下旬，起义军进入蓝山县，并计划进占九嶷山为起义大本营。
　　湖南巡抚吴荣光闻蓝山告急，命提督海凌阿等进剿。海陵阿由宁远至蓝山，一路上恃勇骄横，也不侦探地形，冒雨由小路深入，结果中了义军的埋伏，海陵阿等被击毙。道光帝又派总督卢坤、湖北提督罗思举进剿。同时又下令带兵将领，务必将起义军诱至山外平野之处聚而歼之。
　　三月初，清军兵分南北两路，对蓝山起义军形成夹击之势。起义军粮草断绝，被迫出山，并准备东进至常宁县的洋泉镇，以重整队伍，结果被罗思举等合围。起义军消耗很大，企图以诈降松懈清军斗志。但罗思举不准义军投降，命令清军加紧进攻，先后消灭义军６０００余人，赵福才、赵金龙等人也先后战死。这次起义终于失败了。
　　曹顺领导的先天教起义　　道光十五年（１８３５年）三月初，山西赵城爆发了曹顺领导的先天教起义。这是清代前期最后一次，规模较大的反清起义。
　　先天教渊源于八卦教中的离卦教。嘉庆二十一年（１８１６年）二月，山西忻州人王宁因离卦教屡遭清廷镇压，故将他所在的一支离卦教改名为先天教。王宁本人在教内被尊为 总当家 ，该教 每年四季之首做会敛钱分用 ①，完全是一个以敛钱为目的的宗教迷信组织。当年秋天，先天教被清廷破获，王宁等被绞决。
　　此后，表面具结改悔的王宁之徒韩鉴，又在赵城一带重兴先天教，发展教徒。道光二年，韩鉴收曹顺为徒。十四年，韩鉴因年老力衰，将教权交给曹顺掌管。曹顺掌教后，一改教内只知敛钱渔利的作法，利用当时因土地兼并和官吏敲榨勒索而激化起来的阶级矛盾，引导教徒走上反清起义的道路。
　　他自称释迦佛转世，能知人前生，信服者日益增多。
　　道光十五年二月，曹顺与其徒秘密策划起义，并定于当年八月十五中秋节之日，在平阳府、霍州、洪洞县、赵城四地同时起事。不料，三月初起义机密失泄，赵城知县杨延亮下令捉拿曹顺等人。瞬时形势异常紧张。曹顺和他的徒弟经过紧急磋商，决定提前举行反清起义，并预先派人把住交通要道，截阻清廷的来往文报；又封韩鉴子韩奇和徒弟张汶斌为领兵元帅，攻打赵城，然后再分头攻取霍州、洪洞县城，再合兵攻取平阳府。
　　三月初四日夜晚，韩奇率部分起义者秘密进入赵州城，与早已等候在那里的教徒里应外合，一举攻破县衙门，将杨延亮及其家属、幕僚３０余人全部杀死。次日，他们又分兵攻取霍州和洪洞县城，均被清军和当地乡勇击退。
　　当日晚，曹顺获知起义失利的消息后，立即惊惶失措地逃命，其他起义者也放弃了赵州城。三月二十二日，当曹顺和其他几名起义者在山东曹州观城县一座破庙中躲避时，被巡查的清兵捉获。曹顺被解至赵城，在杨延亮墓前 摘心至祭.
　　①　　 魏源：《圣武记》卷七，《道光湖粤平瑶记》。
　　①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朱批奏折》，嘉庆二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山西巡抚衡龄折。
　　曹顺起义的消息震动了清山西地方当局。在巡抚鄂顺安的命令下，清军急速前往围剿，但未到赵城，起义已失败。
　　（三）西方殖民主义的威胁
　　１。西方殖民主义对亚洲的侵略
　　正当清朝确立在全国的统治之时，欧洲进入了资产阶级革命时代。１７世纪中叶，以英国的资产阶级革命为开端，西欧主要国家陆续建立了资本主义制度。１８世纪初期开始的欧洲工业革命给资本主义创造了巨大的生产力。为了开拓世界市场，西欧资本主义国家加紧进行殖民主义侵略。１７７６年，北美独立战争取得胜利，英国在北美的殖民地大为缩小，英国殖民主义者便把目光由大西洋移向印度洋和太平洋。与此同时沙皇俄国的势力也在扩展。罗曼诺夫王朝的第四代沙皇彼得一世推崇西方，在他统治的最后十年（１７１５- １７２５年），以西方为模式建立了军事制度，用西式武器装备了军队；推行重商主义，在俄国建立工场手工业制度和君主专制制度下的参政院；推广了西方的教育制度和生活方式。但在总体上仍然保留着农奴制度。１７２１年１０月２２日，彼得一世正式将国名定为俄罗斯帝国。１７６２年，女皇叶卡特琳娜登基，经帕维尔一世、亚利山大一世到尼古拉一世的６０年间，俄国的农奴制度开始解体、工业资本出现并形成了资本主义的经济结构，促使１８６１年俄国最终废除了农奴制，形成一个东方专制主义的资本主义国家。正在向资本主义发展的俄国在对外侵略方面不甘心落后于西欧资本主义，积极向亚洲扩张。东亚的日本１８世纪中叶商品经济有所发展，１８世纪后期在许多生产部门陆续出现了工场手工业，到１９世纪中叶，工场手工业增加到２６７家，商人的社会地位有所提高。天宝年间（１８３０-１８４３年），各藩和幕府先后进行了改革。改革的内容有些体现了发展资本主义的要求，如采用洋枪洋炮、用西洋方式练兵、发展海洋技术、鼓励学习西方自然科学、创办西式企业。要求进一步改革的思潮正在发展，最终导致了１８６８年的明治维新。
　　西欧资本主义和沙俄向亚洲的推进分南、中、北三路。南路是经印度洋、太平洋向南亚和东南亚推进。首先是英国同法国争夺南亚。１６００年英国建立的东印度公司是英国侵略南亚次大陆的主要工具。１６３９年、１６６８年、１６９６年东印度公司分别建立了马德拉斯、孟买、加尔格达三个管区，各设省督管辖。这是英国通过东印度公司在南亚建立的间接统治。１７５７年，英国击败了法国支持下的孟加拉首领西拉杰，扶植了傀儡政权，取得孟加拉２４县的包税权，１７５８年东印度公司正式设立孟加拉管区。１７６１年英国把法国在南亚的势力驱赶到沿海五城。１７６４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击败了荷兰支持下的孟加拉、敖德、阿富汗联军，巩固了对孟加拉的统治，取得了对敖德领土的统治权。
　　１７７３年，英国国会通过了《东印度公司管理法》，将南亚由东印度公司管辖变为由英国政府管辖，英国政府派总督驻加尔格达，对南亚实行直接统治。
　　１７８４年，英国颁布法令，成立由英王任命的管理局管理南亚行政。英国在南亚的直接统治最终确立。印度成为英国向东推进的基地。在亚洲的太平洋沿岸，荷兰和法国分别占领了印度尼西亚和印度支那。１６０２年荷兰建立的东印度公司开始入侵印度尼西亚。１８００年，荷兰政府解散东印度公司，将印度尼西亚改归荷兰政府直接统治。１８０６年，法国拿破仑帝国统治了荷兰，法国势力延伸到印度尼西亚。被法国推翻的荷兰执政威廉五世逃往英国，帮助英国占领荷兰的殖民地。法国为了防止英国占领爪哇便任命了驻印度尼西尼总督。１８１１年英国占领了印度尼西亚。英荷签订条约，规定荷兰若获得独立便恢复荷兰对印度尼西亚的统治权。拿破仑帝国崩溃，荷兰重新独立，荷兰又重新取得对印度尼西亚的统治权。菲律宾从１５７０年以来就在西班牙的统治下，１９世纪中期，菲律宾人民不断举行反荷斗争，最终导致美国乘虚而入，１８９８年的美西战争，美国取代西班牙在菲律宾的统治。法国把侵略亚洲的重点放在印度支那。１７７１年，越南归仁府西山村发生了阮氏三兄弟领导的农民起义。逃往暹罗的越南统治者在法国主教百禄多的诱使下１７８７年同法国签割让土地、允许法国垄断越南贸易的条约。法国在北美和印度的殖民地大大缩小之后，便着力扩大在印度支那的统治。１８１７年法国要求越南履行１７８７年条约，受到拒绝。１８５８年法国正式发动了侵越战争，此后逐渐取得了对越南和整个印度支那的统治。
　　英、法、俄三国在向亚洲推进的中路极力争夺西亚和中亚。伊朗当西亚之冲，俄国企图在西亚和中亚扩大领地，法国企图从西亚打开通往印度的陆路通道，英国想扼制法国从陆路东进，并同俄国争夺南高加索一带。因而，英、法、俄三国首先展开了争夺伊朗的斗争。１７９７年，法国试图同伊朗建立反英同盟，未能达到目的。１８００年英国与伊朗缔约，规定不许法国进入伊朗和波斯湾沿岸。１８０４年俄国与伊朗发生战争，１８０７年法国与伊朗签约，共同反对俄英。同年，法伊关系破裂，伊朗又与英恢复谈判，１８０９年英国与伊朗缔约，规定伊朗同法国及一切反英国家断交。１８１３年，伊朗战败，俄伊缔约，伊朗将格鲁吉亚地区割让俄国，俄国海军独享里海海域的制海权。１８２６年，第二次伊俄战争爆发，伊朗再次战败，被迫放弃其在南高加索的一切权利。
　　俄国在西亚全面击败了英法势力，逐渐向中亚推进。清嘉庆、道光之际，俄国势力推进到巴尔喀什湖西岸一带，居住在湖西的许多哈萨克牧民被迫迁徙到巴尔喀什湖以东的中国境内。英国在西亚的失利导致其以海路为中心向南亚东亚推进。英国以印度为基地扩大对阿富汗和缅甸等国的侵略。
　　在北路，俄国凭借地理优势经亚洲北部的西伯利亚地区独自向中国推进。俄国一方面制定了占领整个黑龙江地区的军事计划，企图把势力发展太平洋西岸，取得太平洋的出海口；另一方面，以中亚为基地攫取我国西北地区的领土。
　　这种形势表明，在清嘉庆、道光之际，西方资本主义已对中国形成了一个有缺口的包围圈。俄国占领我国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地区，这个包围圈就更严密了。　１８６８年日本走上了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中国就完全被资本主义及其殖民地所包围，中国处在四面临敌的状况。早期最大的威胁来自俄国和英国。
　　２。俄国图谋侵占我国领土
　　《中俄尼布楚条约》签订以后，俄国从来未打消对中国领土的野心。条约墨迹未干，俄皇彼得一世（１６８２- １７２５年在位）就确定了抢占黑龙江口的目标，并打算亲自到西伯利亚和黑龙江流域考察。雍正五年（１７３２年）签定《中俄恰克图条约》的俄方代表萨瓦建议把中国人清除出黑龙江。雍正十一年，俄臣郎克从北京返回俄途中就给俄皇提出书面建议：趁中国的准噶尔部叛乱，不失时机地把俄国边界推向黑龙江。乾隆五年（１７４０年）俄皇政府提出一个备忘录 ，叫嚷要修改《尼布楚条约》。乾隆十八年（１７５３年）俄皇政府正式向清政府的理藩院提出 黑龙江问题.乾隆二十一年（１７５６年），俄国正式向中国要求黑龙江的航行权。乾隆二十七年（１７６２年）叶卡特琳娜上台后，制定了对中国作战计划，成立了对华作战指挥中心 特别军事委员会.嘉庆、道光年间，俄国侵华势力主张占领黑龙江流域的叫嚣更为露骨，还不断地派人到黑龙江流域勘测地形、绘制地图、搜集情报，论证黑龙江流域从来不是中国领土等，加紧入侵的准备工作。
　　在中国西部边界，俄国不断地吞食中国领土。大约在乾隆中叶，俄国边界向东推进到额尔齐斯河上游至沙宾达巴哈一线，开始同中国接壤。此后，俄国势力不断向中国境内移动，设标树栅、建房筑屋、开垦耕地、建立渔场。
　　乾隆二十四年（１６８５年）、二十八年、三十六年、三十九年（１７００年），清朝边防部队多次驱除俄人出境，并采取一系列加强边防措施，将三年一巡的卡伦改为每年一巡。道光二年（１８２２年）俄皇颁布《关于西伯利亚吉尔吉斯条例》，正式并吞了巴尔喀什湖以西、以北的哈萨克草原，并且扬言继续把边界向东推进。道光五年，俄国军队闯入巴尔喀什湖以东的中国领土，建造房屋，企图永久驻扎。由于清政府的据理力争，俄军被迫撤离出境。
　　３。英国企图打开中国国门
　　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中国被英国视为极大的商品市场和廉价的原料供应地。英国取得南亚地区的统治权之后就开始寻求打开中国国门之路。英国的东印度公司是英国从事对华贸易的主要工具。雍正、乾隆之际，英国对华贸易在各国对华贸易中已居于首位。以各国出入中国唯一的对外贸易口岸广州的商船计算，乾隆十六年（１７５１年）英国商船约占半数，乾隆五十四年（１７９０年）英国商船已占七成。英国从中国主要进口茶和丝织品，而英国的商品很难打入中国耕织结合的自给自足的经济结构中，因而英国对华贸易连年出现逆差。为了扭转贸易逆差，英国便极力在中国谋取贸易特权。乾隆五十九年（１７９４年）英国使者马戛尔尼携带英王国书率领７００多人的使团出使中国。
　　英国要求中国允许其政府派商务机构常驻北京，允许其在北京建立商馆直接从事贸易，要中国在舟山和广州附近各割出一小块地方归其商人居住并存贮货物，要求对英国商品减税。乾隆帝在热河行宫接见了马戛尔尼，给予优厚的礼遇，但拒绝了英国的一切要求。英国的要求没有达到，便寻机占领澳门。
　　澳门早在明万历年间就被葡萄牙以欺骗的手段强行租界，但澳门的主权始终毫无争议的在中国政府管辖之下。嘉庆七年（１８０２年），英国借口防止法国攻占澳门派六艘兵舰停泊在澳门附近，企图寻机进驻澳门。广东地方政府发现后立即令其出境。嘉庆十一年（１８０６年），法国吞并葡萄牙，英国借口以保护澳门，派海军高级将领率１３艘军舰开往澳门海面，公然登陆，分兵占领澳门各要塞的炮台。他们致书两广总督表示抵御法国，保护英、葡与中国的贸易，协助中国官军清剿海盗。两广总督明确警告英国：澳门是中国领土，不是葡萄牙领土，法国胆敢侵犯，自能抵抗，与英军无关。勒令英舰撤离。
　　英军置之不理，澳门商民惊恐不安，关门停业。两广总督和广东巡抚连忙在海面封锁布防。英军悍然派三艘军舰闯入虎门，闯入珠江，直抵广州。碣石镇总兵官派水师截断珠江航道，迫使英舰撤出珠江。在清政府的压力下，英军向葡萄牙索要６０万元军费，然后撤出澳门。从此之后，英军则无视中国主权，经常派军舰出入虎门海域。嘉庆二十一年（１８１６年）英国再次派使来华，亦不得要领而归。
　　道光初年，美国的对华贸易有所发展，成为英国对华贸易的有力竞争对手。道光十三年（１８３３年），英国为了加强对华贸易，英王任命律劳卑为贸易监督到广东，代表英国政府综理各商对华贸易，不久又废除了英国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的垄断权。从此，中英之间的贸易升格为政府间的交涉。第一任贸易监督律劳卑于道光十四年农历六月抵澳门，他无视中国主权，乘军舰直抵黄埔内港，又改乘商船不经通报和允许直抵广州。广州当局拒绝交涉，令其先回澳门，正式履行进入广州的手续，律劳卑拒不接受。广州当局被迫暂时中断中英贸易。八月初五日，律劳卑率两艘军舰突破虎门炮台直抵黄埔，蛮横煊耀武力。两广总督卢坤调集水陆诸军封锁律劳卑所住商馆。十九日，律劳卑中暑生病，英舰被迫退出广州。九月初九日，律劳卑病死澳门。继任贸易监督鲁宾逊虽不敢在广州海域乱闯，却上书英王，建议不必与中国广州当局交涉，强行占据珠江口外一小岛做为根据地。道光十六年（１８３６年）英国废除贸易监督制度，将驻广东的贸易监督改为驻广东领事。第一任英国领事义律就任不久就向英国当局建议，用武力打开中国国门。英国的侵华战争正在酝酿之中，只是在等待时机，寻找借口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