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性政权的建立和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发展

全国性政权的建立和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发展
　　（一）全国性政权的建立
　　１。山海关之战和定都北京
　　掌握清朝军政大权的摄政王多尔衮继承太宗的建立全国统一政权的战略方针，积极准备进攻明朝。顺治元年（１６４４年）春，他曾派人去陕西联络李自成领导的农民军，以图协谋同力，共灭明朝。但伫待多日，不见回信，后来得悉北京城已被李自成占领，决定利用这一混乱之机，集结倾国兵力，亲自率兵攻占北京，以完成清的一统大业。
　　与此同时，占据北京的农民军领袖李自成为防清兵入关，多次派人招降明山海关守将吴三桂，但未成功。在这种形势下，李自成于四月十三日率师东征，兵锋所及，直指山海关。
　　吴三桂得知农民军前来进攻的消息后，异常焦虑，立即派人向多尔衮乞援。四月十五日，多尔衮率清兵进抵翁后（今辽宁阜新境内），接到了吴三桂的乞援信，大喜过望，认为清军找到了一个理想的引路人；但对信中提出的以 财帛和 裂土 为乞援的条件十分不快，立即回书说，清军此次进兵不仅要消灭李自成的农民军，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在全国确立统治，要吴三桂认清形势，尽早投降清廷， 必封以故土，晋为藩王。一则国仇得报，一则身家可保，世世子孙，长享富贵，如山河之永也。 ①吴三桂接到多尔衮的回信后，感到在李自成大军压境的危急局势面前，只有降清才能保住自己的官爵和富贵，于是一方面在山海关城西石河一带集结军队，设阵布防，对付前来进攻的农民军，另一方面又急修书信，再次派人向多尔衮表达薙发投降的愿望。这样，在共同对付农民起义军的目标之下，满汉官僚地主阶级已相互勾结在一起了。
　　当多尔衮接到吴三桂第一封乞援信后，立即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并当机立断，改变了太宗一贯采用的侵明路线（即绕过山海关，越过长城，突入关内），整兵日夜兼程，直接疾驰山海关。
　　然而，李自成对满汉地主阶级的这种联合和勾结缺乏足够的估计，对即将到来的与吴三桂、多尔衮联军的作战更是认识不足，因而在思想上和军事行动上没有作出任何必要的准备。这就注定了李自成在这场激战中必然失败的结局。
　　四月二十一日清晨，李自成率领的农民军抵达山海关，当即展开攻夺关城的战斗。山海关是连接关内外的咽喉之地，形势十分险要，为兵家必争之地。它以关城为主体，四面各有一辅翼之城，东西名为东罗城、西罗城，南北名为南翼城、北翼城。李自成首先在西罗城前的石河一带，向吴军发起猛烈进攻。经过长达８个小时的激烈战斗，大批吴军被歼，死者枕藉，石河防线也被迅速突破。这时，只见农民军的一支精锐部队向西罗城逼近。明守将眼看抵挡不住，于是设计了一个伪降计，使天真质朴的农民军上当受骗，他们的进攻受到了挫折。与此同时，东罗城和北翼城的明军也陷于农民军的围困之中，濒临危殆，难以支撑。只有南翼城濒临大海，农民军无法进攻，而未有战事。至晚，激战一天的农民军未能攻克关城，暂且收兵回营，次日再战。
　　①　　 《清世祖实录》卷四。
　　当天晚上，多尔衮率领清军，经过了一昼夜２００里的急行军，来到关外１５里处，由于天色昏黑，咫尺难辨，屯兵不进。次日早晨，吴三桂得知清兵已到关前，急不可耐地要抓住这棵救命稻草。于是，他率领当地绅衿和一些亲军，在炮火的掩护下，突围出城，驰往清营，正式向多尔衮薙发称臣，投降了清廷。但是，多谋善断的多尔衮却不肯让清军轻易地投入战斗，而是令吴三桂先行回关，领军出战；由其兄弟英王阿济格、豫王多铎领清军尾随入关，隐蔽在关城之下，相机而动。
　　这时，李自成鉴于山海关城坚难以攻克，已改变战术，停止攻城，而是把６万大军沿石河西岸摆成一字阵式。这一天，李自成农民军和吴军进行了长达１０个小时的更为激烈的战斗。吴三桂虽然挥军死斗，无奈力不能支，被农民军团团围住，几番冲杀，均不能出围。正当双方战至精疲力竭之时，一直作壁上观的多尔衮看到时机已到，立即命令１０万清军①从阵右猝然杀出。
　　农民军对这突如其来的事变还未反映过来时，就已处于吴军和清军两面夹击之中，立即陷入困境。不料，这时天公也不作美，农民军刚一接触清军，即狂风大作，阵阵黄埃由远及近，咫尺难辨人影。这些使农民军很快失去战斗力，不战而溃。李自成只得带着余下的农民军战士向关内退却，二十六日回到北京，不久，多尔衮和吴三桂的追兵渐渐逼近，李自成只得于三十日退出北京，返回西安。
　　山海关战役是明清之际一次十分重要的战役，对交战各方均有举足轻重的作用。首先，清军靠坐收渔人之利，击败了农民军这个主要敌人，扫清了入关建立全国政权的障碍；其次，吴三桂引清兵入室，标志着满汉地主阶级联合和勾结的开始，汉族地　　主阶级从中认识到，要想把住自己的富贵和地位，唯一的出路就是投靠清廷；再次，农民军的受挫，导致其一蹶不振，不可避免地走上了彻底失败的道路。
　　李自成退出北京的第二天，即五月初二日，尾随而至的多尔衮率领清军到达北京，明朝官僚、地主纷纷开门迎降。多尔衮为尽快建立全国统一政权，需竭力扩大清统治的阶级基础。为此，他提出了 除暴救民 、 复君父仇 的口号，下令全国军民为崇祯帝服丧，官僚地主只要薙发归顺照旧录用，加封吴三桂为平西王，归降的地方官加升一级，废除三饷加派等等，以争取和笼络汉族官僚和地主阶级。
　　不久，多尔衮发现，京城内外人民经乱离之后，对清统治者惊疑未定，讹言遍地，而其中最为骇异的，竟有 讹传七八月间东迁者 ，这将对清朝统治极为不利。于是，他和诸王等商议，认为 燕京势踞形胜，乃自古兴王之地 ，定议建都燕京（今北京），派辅国公吞齐喀等人前往盛京（今沈阳）
　　迎驾 ①。
　　①　　 关于山海关之战中三方兵力数目，历来说法不一，本文从著名的明清史专家商鸿逵先生之说：农民军六万，明军和乡勇八万，清军至少在十万以上。这次战役 吴、清联军是以多于农民军三四倍的兵力来展开战斗的 （见《明清史论著合集》第 55 页）。
　　①　　 《清世祖实录》卷五。
　　九月十九日，清世祖和满族统治集团抵达北京。十月初一日，世祖祭告天地社稷， 奉太祖、太宗神主入太庙 ②，即皇帝位，国号仍为 大清 ，定都燕京，年号顺治。接着，举行了隆重的登基大典，接受王公百官的三跪九叩礼，礼成，颁诏天下。诏书一方面把清廷定都燕京说成是 荷天眷 、 顺民情 ，另一方面又祈求天地 佑助 ，使 我大清皇图永固 ①。这标志着清朝中央政权在全国的确立，从此一个新的皇朝出现在中国的历史舞台。
　　２。农民军的 联明抗清 及其败亡
　　从顺治元年（１６４４年）至康熙三年（１６６４年）的２０年间，清统治者在以武力统一全国的过程中，推行了极其残酷的民族高压政策，诸如圈占汉人土地，令汉人薙发和改穿满族衣冠，强迫汉人 投充 作满族贵族的奴仆，等等。清军所到之处，对当地人民实行民族屠杀政策，如曾在扬州、桂林、昆明实行屠城，其中就是汉族地主也不能幸免。正是这种民族高压（而不是像以往那样由于土地兼并等阶级压迫）政策，激起了汉族（包括其他一些少数民族）各阶层人士的强烈反抗，使民族矛盾上升为社会的主要矛盾，成为二十年战争的主要内容。参加这场斗争的人数之多，地区之广，来势之猛，声威之大，在中国历史上是罕见的。
　　顺治元年四月，河北三河县农民首先点燃了抗清的火炬。此后，抗清的烈火迅速燃遍了京畿腹地、黄河两岸、大江南北、西北西南等广大地区。包括市民、知识分子、商人及明朝王室和一些官僚地主在内的广大汉族人民，都投入了这场斗争，而农民军是斗争的主体力量。他们代表了人民的利益，受到了广大人民的同情与支持。
　　顺治二年初，清统治者分兵两路，一路由阿济格为主将，降将吴三桂为先锋，另一路由多铎为主将，降将孔有德为先锋，攻入陕西，在潼关大败李自成的农民军，迫使他们放弃西安，南下湖北。四月，李自成在通山县九宫山牺牲。与此同时，清廷又派肃亲王豪格率兵进攻四川张献忠领导的农民军。
　　次年冬，张献忠在川北西充的凤凰山战死。这样，两支庞大的农民军队伍由于骤然失去了统帅，而陷入困境。李自成余部北面有清军的穷追不舍，西面又有明朝镇守湖广的何腾蛟的官军，自成侄李锦被迫奉其妻渡洞庭湖，踞保山寨；张献忠余部孙可望、李定国等人的势力所及，仅有成都周围十余县而已。为了摆脱这种危急局面，李定国、孙可望、李锦等人总结了明末农民军流动作战的历史教训，提出只有 翼赞明藩 ，才能保住已有地盘，进而抗击清兵，取得胜利。这样，李锦便与明将何腾蛟和瞿式耜，李定国与南明永历王朝联合了起来。农民军联明后，不但改变了聚保山泽、腹背受敌的局面，而且推动了各地的抗清运动，并在抗清斗争中取得了一些可喜的胜利。
　　顺治元年五月中旬，在以史可法为首的明朝官吏的拥戴下，明神宗的孙子、福王朱由崧在南京称帝，年号弘光，建立了南明政权。这时，清军已大举南下，把兵力驻在河南归德，占领了南北运输交汇点的镇江，进攻扬州。
　　然而在南明王朝面临生死存亡的严重关头，内部却分成了两派，即以史可法、何腾蛟、郑成功为代表的抗战派和以马士英为代表的投降派。史可法虽积极抗清，但处处受马士英等人的掣肘，明江北四镇将领也拒不听其指挥。次年四月，清军围扬州，史可法困守孤城，城破被俘，不屈而死。五月，清军占领南京，朱由崧、马士英等被俘，福王小朝廷被颠覆。这样，何腾蛟、瞿式耜也因兵力孤单，感到要抵抗清军就非增强兵力不可。他们看到当时农民军虽处境困境，但兵力雄厚，因而就想依靠农民军建功立业。
　　②　　 章乃炜：《清宫述闻》卷二。
　　①　　 《清世祖实录》卷九。
　　顺治二年六月，明朝官绅张国维等人，在绍兴拥立明太祖第十世孙鲁王朱以海监国，建立了鲁王政权。不久，明礼部尚书黄道周和福建海盗、都督总兵官郑芝龙在福州拥立明太祖第九世孙唐王朱聿键为帝，建立了隆武政权。这两个统治集团在大敌当前的情况下，不以民族利益为重，相反为争 正统 水火不容，各自的内部也勾心斗角，热衷于争权夺势，无法形成统一指挥、配合作战。因此，纵然有张国维、黄道周这样的坚决主张抗清并恢复明朝一统天下的忠臣，也无济于事了。清朝统治者看到这些情况，以军事进攻和分化离间相结合的策略，先后诱降了拥兵自重的鲁王政权的方国安和唐王政权的郑芝龙，接着未费吹灰之力就击败了张国维和黄道周的抗清力量，摧毁了鲁王和唐王政权。
　　顺治三年（１６４６年）十二月，明两广官吏丁魁楚、瞿式耜在广东肇庆拥立明神宗之孙朱由榔为帝，建立了永历王朝。这是南明的最后一个小朝廷。
　　永历政权成立时，清军已控制了黄河流域和长江下游地区。四年，清军陷广州，攻肇庆，永历帝南逃两广间。李自成部将郝摇旗等从大局出发，自湖南来桂林，与何腾蛟等 分汎防御，桂林以安 ①。十一月，又大败清将佟养和于全州等地，佟养和仅以身免。五年，李锦、郝摇旗与何腾蛟、瞿式耜合作，又连续大败清军于岳州、全州，收复了衡阳、长沙等地。而在清军的后方，榆林军、吕梁山地区的起义军和关中的起义军也广泛地发动了攻势，曾参加过农民起义的陕甘回民也举行了反清起义。南北呼应，势相联结，出现了南明时期的第一个抗清高潮。
　　此后，何、瞿在战斗中先后身亡，李锦病故，抗清力量遭到很大挫折，抗清斗争也转入了低潮。永历政权被迫放弃肇庆、梧州，仓皇西逃，投靠了孙可望、李定国等领导的农民军。他们联合后，出现了南明时期第二次抗清高潮。它集中在两个战场上：一是李定国领导的湖广、四川、广东、广西、云贵的西南战场，一是郑成功领导的江苏、安徽、浙江、福建和海上的东南战场。其中，起主导作用的还是农民军为主力的西南战场。
　　顺治九年（１６５２年），李定国向清军发动了大规模的反攻。他统领的西南瑶、亩、僮、彝各族人民组成的军队，东出广西，下桂林，除掉了叛明降清并为清军充当急先锋的定南王孔有德，使清军精锐损失惨重。接着，李定国大举反攻湖南。衡阳一战，击毙了清敬谨亲王尼堪，迅速收复了两广失地，取得了历史上著名的 两蹶名王，天下震动 的前所未有的大捷。农民军另一将领刘文秀出兵四川，大败平西王吴三桂，克复了川南各州县，并与巴东荆襄等地由李锦的儿子李来亨和郝摇旗等人领导的夔东十三家军取得了联系。
　　①　　 钱秉镫：《所知录》卷中，《荆驼逸史》本。
　　当西南战场捷报频传时，东南战场也在郑成功的领导下进行着顽强不屈的抗清斗争。郑成功是郑芝龙的儿子，郑芝龙降清后，郑成功以厦门、金门为中心，继续进行抗清活动，并多次拒绝了清廷的招降。顺治六年（１６４９年）
　　八月，郑成功就开始使用永历年号。次年，他又率兵１０万，进攻漳州等地，有力地配合了李定国的抗清斗争。顺治十年，郑成功派张名振率师北上，破京口，截长江，驻营崇明。十六年五六月间，正当清军大举进攻李定国，云南告急时，郑成功发动了一次大反攻，从海道溯长江，直达南　京近郊，占领了镇江、芜湖等４州３府２４县，使清廷大为震动。但是，郑成功为一时的胜利而自喜，没有积极进取，而是拖延一月之久，贻误了战机，使清军赢得了喘息时间。七月下旬，清军抓住郑军将士庆贺郑成功生日而 卸甲饮酒 的有利时机，大败郑军。郑成功立脚不稳，仓促退出长江，返回厦门。这是清初抗清规模中最后一次大战役。它的失败，标志着全国抗清斗争已经进入尾声。
　　李定国在取得了桂林、衡阳大捷后，永历王朝被一时的胜利冲昏了头脑，内部矛盾开始激化。掌握朝廷内外大权的马吉祥为巩固自己的地位，利用孙可望的个人野心，竭力挑拨孙、李的关系。而孙可望为了树立个人权威，数次逼凌永历帝封他为秦王，同时又寻机杀害了在抗清中有骨气的吴毓贞等１８位永历朝臣，大大加深了农民军与南明政权的矛盾。在农民军内部，由于马吉祥的挑拨离间，孙可望对李定国的功绩由嫉妒发展到仇恨、破坏的地步。
　　清廷很快侦知这一重要情报，于顺治十一年（１８５４年）对农民军发动了一次攻势。由于孙可望的竭力破坏，李定国的军队连战皆败，损失惨重，广东、广西大部分地区相继丢失。从此，李定国在西南战场上，对清军只有招架之功而无还手之力了。顺治十四年，孙可望悍然发动了对李定国的战争，但由于不得人心，遭致农民军官兵的强烈反对。双方一交火，孙可望军在阵前倒戈，投奔李定国。孙可望见大势己去，仓皇降清，并呈上云南地图，暴露了农民军的军事秘密。
　　顺治十五年（１６５８年）春，在孙可望的指引下，清军三路进攻贵州，农民军抵敌不住，全线崩溃，被迫退回云南。这年底，李定国在云南西部磨盘山（今马龙县西北）孤注一掷，设立三层埋伏圈，准备歼灭穷追不舍的清军。
　　但由于叛徒的告密，清军以炮火轰击伏兵，致使李定国的歼敌计划失败，李定国率军撤往滇缅边界，而永历帝则急急如丧家之犬逃往缅甸境内。顺治十八年（１６６１年），吴三桂率军大举入缅，俘虏了永历帝，并将其带回昆明处死。李定国得知消息，忧愤而亡。历时１５年的永历王朝至此也土崩瓦解了。
　　夔东十三家军当时的处境也非常艰苦。在李来亨、郝摇旗等人领导下，他们在荆襄、川东的丛山峻岭中屯田，种麦植棉，继续坚持斗争。顺治十六年，李来亨等率军由水道进攻重庆，支援李定国农民军。康熙元年（１６６２年），清廷即调动四川、湖广、陕西三省兵力，集中全力围攻这支抗清队伍。双方力量对比悬殊，李来亨等处于孤立无援的极为不利地位。经过一年多的苦战，郝摇旗、刘体纯等主要将领先后牺牲，李来亨等被围困在兴山县西的茅麓山上。此时，李来亨等在人员锐减、弹药粮草奇缺的情况下，依然勇敢地与清军鏖战。直至康熙三年（１６６４年）八月初，茅麓山被清军攻破，李来亨全家举火自焚，所部３万余人或死或散，无一人投降，显示了高尚的民族气节和威武不屈的战斗精神。
　　至此，长达２０年之久的全国范围的抗清斗争结束了，清朝在全国的统治获得了巩固。
　　从表面上看来，农民军联明抗清以失败而告终结，农民军一幕幕可歌可泣的壮举也已化为泡影，然而他们的鲜血并没有白流。清统治者从中认识到，在汉民族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国家里，要想稳定自己的统治，不取得汉族人民的支持是不可能的。因此，在顺治时期，就有限度地采取了一些争取人心的措施。顺治死后，即位的康熙帝在谈到秦末农民起义时指出： 久乱之民思治，秦民日在汤火之中，沛公入关，首行宽大之政，与父老约法三章，民心既归，王业根本已定于此。①因此，康熙帝能够顺应时代潮流，在各方面采取了许多有力措施，孜孜求治，把握人心动向，因势利导，于是在他的统治时期内，中国出现了一个统一、安定和繁荣的社会局面。
　　３。满汉地主阶级联合专政的政治体制
　　清朝是以满族贵族为核心、满汉地主阶级联合专政的封建政权。在这个政权中，皇帝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皇权高度集中；竭力维护满族贵族的利益，保证他们的特权地位；对汉族地主进行笼络和控制。
　　八旗制度与皇权集中的矛盾斗争　八旗制制度是清太祖努尔哈赤在统一女真各部的基础上创立起来的。由于八旗在开始时每一个旗都是一股独立的政治势力，旗权即是政权，旗主就是君主，本旗人都是他的臣仆，因此皇权集中的过程，就是与旗权相斗争的过程。清太宗皇太极即位后，剥夺了他们处理本旗政务的权力。太宗时期，皇太极掌握了除两红旗之外的六个旗，皇权得到了进一步的集中。顺治时期，又重演了皇太极夺旗的斗争。顺治八年（１６５１年），多尔衮死后，清世祖进行打击报复，夺了正白旗和正兰旗，自己掌握了四个旗（两黄和正白、正兰旗）。康熙、雍正时期，清廷进一步采取了许多削弱旗权的措施。康熙帝在各旗中设立都统和副都统，他们直接听命于皇帝，各旗旗主无权干预旗务。康熙帝晚年还派皇子管理旗务，加强了对各旗的控制。雍正帝即位后，更明确规定，各旗属下旗人只能直接听命于皇帝，旗主对旗下人不得擅自治罪，而必须奏明皇帝后由刑部处理。这样，到雍正时期，清代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
　　专制主义中央政权权力，只有通过一整套官僚机构组织才能得到充分贯彻和执行。清承明制。清初，中央行政机构大都仿自明代，但其机构官员由满汉分授，而真正掌握实权的则是满官，汉官不过唯唯诺诺而已。
　　清初，最高的中枢机构是议政王大臣会议，也称 国议 ，其成员都是满族权贵。一切军国大事均由他们商讨和决定。这种政治体制与中央集权相牴牾，因此康熙帝亲政、特别是他在清除权臣鳌拜之后，竭力削弱议政王大臣会议的权力。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档案和有关资料推测，康熙帝于康熙九年（１６７０年）前后在乾清门右阶下设立了南书房。从表面来看，南书房是才品兼优的翰林词臣（他们入值后称 南书房行走 ）为皇帝讲书、陪作诗词和习书法之所。实际上，这些翰林词臣由于为皇帝所信任，经常参与政务，受命起草诏旨，因而成为皇帝的亲信和顾问。这样，南书房自然也就成了皇帝处理政务的机要秘书班子和顾问处。这是康熙帝加强中央集权、制约议政王大臣会议的一个重要措施。
　　①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宫中杂件？南书房记注》。
　　雍正七年（１７２９年）三月，雍正帝鉴于对西北准噶尔部用兵设立了军需房，当时只是一个专办军旅粮糈事务的临时性机构。次年四五月间，雍正帝将军需房改为军机房，统办西北用兵的军机事务，职权扩大。后来，在军事实践中雍正帝发现，军机房办事缜密，人员精干，有利于皇权集中，于是在雍正十年将军机房改名为军机处。这时的军机处已不再单纯地筹办军务，而是替皇帝承写密旨，成为辅佐皇帝处理全国军政大事的核心机构。军机处设军机大臣若干名，一般由大学士兼任。军机大臣只能秉承皇帝意旨办事，裁决权完全出自皇帝。皇帝颁布的命令和指示由军机处直接传达给地方的督抚，称为 字寄 ，又因军机处位居内廷，故还称为 廷寄 ；皇帝批阅后的大臣奏折，称为朱批奏折，朱批奏折也交由军机处办理，军机处要将此件另录一份，称作录副，然后再交由内阁传有关衙门办理。从此以后，议政王大臣会议有名无实，满族权贵的实力受到了严重削弱，至乾隆五十六年（１７９１年）议政王大臣会议终于被明令取消。军机处的建立，标志着清朝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达到了顶峰。
　　承袭明制的中央政治机构清承明制，有内阁和六部。内阁是由内三院发展而来。顺治十五年（１６５８年），清廷改内三院为内阁，大学士兼殿阁衔，共分四殿（中和殿、保和殿、文华殿、武英殿）二阁（文渊阁、东阁），乾隆时期减去中和殿，增加体仁阁，于是成为三殿三阁。内阁虽是清廷的一个重要机构，位居六部之上，地位崇高，但内阁大学士权力不重，特别是军机处建立后，他们仅是一种名誉而已。
　　内阁的主要任务是票拟，或称票签。清代官员向皇帝奏事，一般是公事用题本，加印；私事用奏本，不加印。题本主要经由内阁办理，其程序是：内阁接本后拆封阅看，并提出处理意见供皇帝参考；题本上一角均贴有一张黄纸条，称贴黄；内阁将处理意见写在黄纸条上，进呈皇帝批览，称为票拟。
　　清代的六部同明代一样，也设吏、户、礼、兵、刑、工部，每部设满汉尚书各一人，侍郎各二人，以下属官有郎中、员外郎、主事等官。清初，各部院印务都由满官掌管，官权也握在满官之手。顺治十六年，顺治帝下令，今后各部尚书、侍郎，谁受事在先，就由谁来掌印，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汉官的地位。六部尚书均无权直接向地方官发布命令，只能奏请皇帝颁发诏旨。
　　各部的职掌，总括而言如下：吏部管全国文职官吏的任免政令，并铨叙品秩，稽考功过，以定赏罚升降；户部管全国的土田、户籍、赋税、钱谷；礼部管吉（祭祀）、嘉（庆典与册封）、军（征伐）、宾（接待）、凶（丧葬）以及学校、科举；兵部管全国武职官吏的任免、考核以及马政、邮传；刑部处理全国的刑事案件，制定律令；工部负责全国工程（建筑、水利）事务，鼓铸钱币。
　　清代还仿效明代，以盛京（今沈阳）为 陪都 ，置户、礼、兵、刑、工五部，无吏部（文官考核权归中央吏部），各部无尚书，只设侍郎，均由满人担任。五部分别掌管盛京的财赋、祭祀、军队武职官的铨选、旗人及边外蒙古的案件、营缮工程事务等。
　　明朝重任 言官 ，即六科给事中和都察御史，他们能上书言事，评论朝政。雍正元年（１７２４年）雍正帝以六科给事中改隶都察院，削弱六科的谏议权，加强都察院对朝臣的监察，有助于皇帝的集权。
　　清代还接受了明代宦官专权的教训，定都北京后即设内务府，管理宫禁事务。顺治时，在十三衙门前立有铁牌，一经发现宦官干政和交结官吏，立即处斩。顺治十八年（１６６１年），清廷撤消十三衙门，以其事隶内务府。自此，宦官专政之弊革除。
　　地方行政组织　清代地方行政区分为一般行政区和特别行政区两种。
　　清代一般行政区通称为 直省 ，康熙年间全国有１８行省，光绪末年为２３行省。其地方行政机关为省、道、府、县４级。
　　省是地方最高一级的行政组织，总督和巡抚是最高军政长官，属封疆大吏。总督一般管辖数省，巡抚只管一省。他们的辅助官员为布政使（藩司）、按察使（臬司），分管一省的民政和财政、司法刑狱。
　　道严格说来，并不是一个行政区，而是介于省和府之间的一级行政机构。
　　道员原为藩臬二司的派遣官，分守道和巡道两种。守道有固定的管辖区，主管钱谷政务；巡道分巡所管区域，掌理刑名事务。
　　府的长官为知府，管理一府民、刑、财政及统辖所属州县的长官，下设同知、通判等官。州（厅）和府本属同一级的行政单位。但州（厅）因为分直隶州、直隶厅和散州、散厅，故直隶州、直隶厅属府一级。州设知州，厅设同知。
　　州、厅（一般指散州、散厅）和县是清代基层的行政管理机构。州的长官方知州，厅的长官为同知或通判，县的长官为知县。他们管理州（厅）、县的一应事务，与其他官吏相比最为接近百姓，将朝廷的政令直接贯彻到百姓之中，故习称为 父母官.清廷为统治人民和监视人民，在全国实行保甲制（或称保甲法）。它虽是城乡的一种基层组织，但不是正式的行政系统。按规定，每十户立一牌头，十牌立一甲头，十甲立一保甲。每户门上均悬挂一牌，上书户主姓名、丁数，并入官府册籍，以便稽查。
　　特别行政区是：京师和顺天府、盛京的奉天府和各少数民族地区。
　　京师（北京）是清廷的神经中枢，设有九门提督，统领八旗步军营及绿营马步兵，保卫清廷的安全。另外设有都察院五城御史，管京师的缉盗、诉讼诸事。
　　京畿地区设顺天府，统领大兴、宛平二京县，设府尹一人、府丞一人。
　　盛京地区设奉天府，设府尹、府丞各一人。
　　（二）清朝政权的巩固和加强
　　１。削平三藩之乱
　　康熙三年（１６６４年），虽然农民军的 联明抗清 运动遭到了最后的失败，清朝建立起全国的统治，但当时南方有 三藩 势力割据数省；东南沿海有郑成功的势力，并占据着台湾；西北边疆则有蒙古准噶尔部上层分子的分裂活动。显然，不清除这些分裂割据势力，清朝的统治就不会巩固，国家也不会实现真正的统一。
　　三藩 是指吴三桂、尚可喜、耿精忠。明清之际，吴三桂、尚可喜和耿精忠的祖父耿仲明，趁明朝土崩瓦解之机，先后率所部降清，均被封为王。
　　当清军于顺治年间南下时，他们又充当了先锋，与清军共同消灭了南明王朝及农民军余部。之后，吴三桂、尚可喜、耿精忠受命分别留镇云南、广东、福建。这样，到康熙元年（１６６２年），吴、尚、耿便成为各据一方的藩王势力，世称三藩。
　　三藩形成的这种割据势力，极其严重地影响了清朝的统治。从康熙元年至八年鳌拜等四大臣辅政时期，三藩势力更得到了迅速发展。政治上，他们名义上隶属清廷，实则独霸一方，自行其事，并广泛收罗党羽，独揽人事、财政大权。其中，吴三桂最为跋扈。他用人，吏兵二部不得掣肘；用财，户部不得干预。他甚至可以向全国选派官吏，号称 西选 ，使 西选之官几满天下 ①。军事上，三藩各拥重兵。据推测，他们的兵额总数约１０万人，相当于八旗兵的一半。吴三桂在云南边陲不断寻衅，竭力扩张势力，如在灭掉水西土司安坤，迫使其妻率属他奔之后，随即占领了水西地区。经济上，三藩霸占田土，苛派加耗。吴三桂在云南的田　　庄星罗棋布， 管庄者杀人夺货，滋为民患 ②。尚可喜在广东海州、花山一带有数处 王庄.他们还向当地人民征收繁重的租赋。吴三桂在他霸占的田庄里所征收的赋税，一般超过民赋的十数倍。耿精忠统治下的福建农民，其处境也相当凄惨： 闽苦饷正供之外，催科多名。民以田听兵饷，所收不能十之一。 ①尚可喜和他的儿子尚之信仅从盐埠、渡税、总店、渔课、市舶五项中，每年即可收入白银数十万两。
　　对于三藩的种种罪恶行径，康熙帝感到极为忧虑。他把三藩和河务、漕运作为急待解决的三件大事，并将其写成条幅，悬挂在宫中柱子上。康熙八年，康熙帝亲政之后，采取了一些抑制三藩的措施，如严禁各藩王属下商人在各省贸易，还打算拟订裁减三藩兵力的计划，足见他已把拔除三藩这个清廷身上的毒瘤列入了议事日程。
　　康熙十二年（１６７３年）三月，尚可喜上书清廷，愿归老辽东，请以其子之信袭爵继续留镇广东。康熙帝认为这正是一个撤藩的好机会，即命令全藩撤退。吴三桂、耿精忠为试探朝旨，也先后上书假意请撤，皆被允准。
　　吴三桂试探撤藩之事竟成事实，不禁使他愕然失色，遂于康熙十二年十一月自称 兴明讨虏大将军 ，将反清檄文远近传扬。接着，尚之信、耿精忠和孔有德的女婿孙延龄，以及陕西提督王辅臣、孤守台湾的郑成功的儿子郑经等人，纷纷举兵响应。郑经甚至致书吴三桂说： 今者四海仰望惟殿下一人，未审军政之暇，亦知有天外孤臣否？ ②公开表示欲与吴三桂合作抗清，并将兵锋指向闽浙沿海地区。总之，不到半年，变乱的战火燃遍了半个中国。
　　①　　 《四王合传？吴三桂传》。
　　②　　 《清史稿》卷二五三，《李兴元传》。
　　①　　 乾隆《福建通志》卷七十，《艺文》。
　　面对三藩的变乱，康熙帝迅速而果断地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首先，在政治上分化瓦解三藩，集中力量打击吴三桂。圣祖在吴三桂举起叛旗后，立即向全国公布他的罪状，处死其在京的儿子吴应熊，以斩断吴三桂和朝廷大臣的联系；停撤尚、耿二藩，对耿精忠在京居住的兄弟予以宽容。此后，当耿精忠、王辅臣、尚之信等反清时，康熙帝始终持招抚态度，把他们的变乱说成是 无知被惑 ，表示自己作为一个皇帝，始终不谕地信任和依靠他们，决不会食言。第二，在军事上制定了一套正确、周密的作战计划：一方面派遣将士分赴荆州、常德、四川、安庆，阻截吴军和割断吴耿两军的联系，另一方面又积极部署后方，将山东衮州、山西太原作为后方军队的两大集中点。
　　变乱一发生，吴军来势迅猛，很快攻陷了岳州、澧陵、衡阳等地，并派人联络尚之信、耿精忠、王辅臣，数月之间控制了陕西、甘肃、四川、湖南、云南、贵州等省。吴三桂被这种暂时的胜利冲昏了头脑，自以为用兵之术天下无双，因此在攻下醴陵之后，即不思进取，命令军队不得渡过长江，企图压迫清廷和谈。但是，康熙帝早已看穿了他的狡诈心理，不仅不为所动，反而积极备战：命令清军挺进岳州，向吴军展开进攻；在多次专敕慰勉王辅臣失败后，加封忠于清廷的甘肃提督张勇、总兵孙思克和西宁将军王进宝为靖逆将军、左都督和都督同知，令他们率军先后攻克安定（今安西）、河州（今临夏）、巩昌（今陇西）、兰州、延安等地。王辅臣在平凉集结兵力，负隅顽抗。康熙帝再派大学士图海为抚远大将军，赴陕西征讨。康熙十四年（１６７５年）五月，图海在平凉大败王辅臣军，王穷蹙乞降，康熙帝下诏赦其罪。在此之前，康熙帝得知吴三桂企图谋结青海多尔济为援时，立即命张勇屯甘州防御，既割断了多尔济与吴三桂的联系，又使青海和硕特各部回归故地，维持了青海地区的安定。这就使吴三桂煽动蒙古叛乱，威胁北京的阴谋彻底破了产。
　　耿精忠变乱后，曾进攻浙西，但因浙督李之芳全力抵御，未能得逞。后又联合台湾郑经对广东形成夹击形势，攻占了广东十个郡中的四个郡。康熙十五年六月，清康亲王杰书乘耿郑不和而互相攻杀之时，大败精忠，并迫使郑经退回台湾。十月，耿精忠在清军接连打击之下，走投无路，被迫投降，福建为清军收复。
　　广西孙延龄反清后，与投靠吴三桂的柳州提督马雄内江，为吴三桂擒杀。
　　康熙十五年五月，清军攻取了广西。次年五年，广东尚之信在清镇南将军莽依图的进攻和吴三桂逼迫助饷下走投无路，也投降了清军。
　　吴三桂在失去了陕西、福建和广东的援助后，其势也只剩云、贵、川、湘４省。由于长期的战争，吴藩府库空虚；吴军的横征暴敛，更使得人民怨声载道，以至于众叛亲离。为了维系人心，吴三桂于康熙十七年（１６７８年）
　　三月在衡阳称帝，国号 周.八月，清军压境，吴三桂气绝而亡。次年初，清军先后攻克了长沙、衡阳。十九年正月，清军提督赵良栋攻克成都。三月，赵良栋、莽依图从四川、广西两路进攻云南。二十年十月，清军在昆明城下大获全胜。三桂孙世璠自杀，余党马宝等被擒，械送北京，处以磔刑。至此，历时八年的三藩之乱全部平定，清廷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②　　 夏琳：《闽海纪要》卷下。
　　三藩均以复明为号召，因而这场变乱具有民族矛盾的性质。但实际上，吴三桂等人却未收到什么显著效果：直隶、山东、河南、安徽等地就无多大的反应；江南、西南、西北的响应者多为汉族官僚地主；在广大的人民和下层兵士中，不仅没有出现顺治年间那种轰轰烈烈可歌可泣的抗清景象，相反斥责三藩搞分裂的呼声愈益高涨。如康熙十五年尚之信反清时，广东人民就坚决反对，并断言 过了周三年，依旧归康熙 ①。原来支持三藩变乱的郑经，此时也察觉出三桂等人的狼子野心，痛斥说： 我在海外数十年，奉称明号。
　　今吴称周，耿称甲寅，是以来攻。尔家皆我敌国也。 ②这就充分说明，三藩之乱是为维护他们的割据分裂局面而进行的一场非正义的战争，是违背人民意愿和历史潮流的。
　　三藩之乱后，清廷的统治权力得到了进一步的集中和加强：参加变乱的各藩均得到了妥善安置，如吴三桂的部队悉配戍于辽东开原县东四十里的尚阳堡，在台站服役，尚可喜、耿精忠、孔有德的部属则被分别编入正黄、镶黄、正白、正兰旗汉军旗下，王辅臣的部队全被裁掉；地方官吏的任命得到了整肃。三藩变乱后，任意坐缺补官的擅权行动被废止，举官用人大权归于中央政府。另外康熙帝宣布废除三藩所施行的各种虐政，减轻广大下层群众的负担，从而使东南沿海和西南地方尽快从战争所造成的衰敝状态中得到恢复和发展。
　　２。争取和统一台湾
　　康熙元年，民族英雄郑成功为反对清朝统治阶级的民族高压政策与民族征服战争，为维护祖国领土主权，驱逐荷兰殖民者，在台湾建立了郑氏政权，奉明朝正朔，同时大力进行了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建设，获得了台湾人民和东南沿海人民的支持。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即清朝统治者在全国尚未站稳脚跟之时，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
　　不久，郑成功病死，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南明的几个小朝廷已相继垮台，农民军余部也被消灭，长达２０年之久的全国规模的抗清斗争基本结束。清圣祖亲掌大权后，接受了明末农民大起义的教训，根据当时国内的实际情况，采取了一系列比较开明，符合全国各民族利益的政策，社会开始走向安定稳固、休养生息的新时期，经济得到复苏和发展，人民生活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提高。
　　然而，郑氏政权统治下的台湾，此时却是另外一番景象。郑成功死后，其子郑经在争权夺势中取得胜利，继成功统治台湾。郑经即位后，继续奉早已不存在的明朝正朔，反对清朝。郑经家族利用特权，纷纷霸占田土，租佃盘剥，致使大批农民流离失所，台湾到处呈现井里萧条的景象，社会经济陷于停滞甚至倒退。同时，由于郑氏政权与清廷长期对峙， 舟楫不得越澎湖尺寸 ①，使台湾与大陆存在几百年的经济往来中断了。历来依靠内地供应的铁、布、帛、木柴和手工业品，这时均不能到台，致使高山族人民只能使用落后的生产工具，产量日渐低下，米价腾贵，民不堪命，人心思乱。在这种情况下，郑氏政权中的许多人和郑军中的官兵，以及广大台湾人民，也都盼望台湾早日归附清朝，实现祖国的统一。为此，郑氏家族和将士及人民向清廷投诚的络绎不绝。据史载，自康熙元年至三年止， 合计投诚文武官３９８５员、食粮兵４０９６２名、归农官弁兵民６４２３０名口、眷属人役６３０００余名口、大小船９００余只 ②。另外，人民反对郑氏集团统治的事件层出不穷。
　　①　　 王钺：《水西纪略》。
　　②　　 抱阳生：《吴三桂始末》，见《甲申朝事小纪》卷五。
　　①　　 康熙《诸罗县志》卷八，《风俗》。
　　康熙帝自康熙八年亲政以后，就矢志统一台湾。为此，他把争取郑氏作为清廷解决台湾问题的一贯方针，采取了许多行之有效的措施。
　　从康熙二年到十六年，清廷数次派人招抚郑经。但郑经始终坚持反清和分裂的立场，向清廷要求台湾 如琉球、朝鲜例 ，即与清廷保持属国关系，被拒绝。康熙帝严正指出，郑经是中国人，台湾居民大多来自福建，台湾必须归附于大陆。
　　康熙帝在招抚郑经失败后，一方面指令对郑经部属及台湾百姓进行招抚，另一方面又把在平定三藩叛乱中屡立战功的姚启圣升任福建总督，担负起恢复地方，统一台湾的重任。姚启圣和后来受命任福建水师提督的施琅，都忠实执行了圣祖制定的政策和策略，在政治和军事方面做出了显著的成绩。
　　姚启圣上任后，首先将郑军将领刘国轩逐出漳州、泉州，割断了闽人和郑军的联系，其次在漳州设立 修来馆 ，对来自郑军营垒的人，不论职位大小，一律按品级升用，给予重奖。很快，郑氏政权的五员大将廖琠等人和一些名将以所部降清，从而大大削弱了郑军实力。他还故意通过道士与刘国轩书信往来，以引起郑氏君臣自相猜忌。这些措施，进一步促进了郑氏政权的四分五裂。接着，姚启圣收复了海澄、厦门、金门，迫使郑经退守台湾，而留刘国轩防守澎湖。
　　康熙二十年（１６８１年），郑经死去，幼子郑克塽即位，大权操在权臣冯锡范手中。郑氏政权内部尔虞我诈，局面更加混乱不安。康熙帝得报，立即委派施琅任福建水师提督，率军进取澎湖、台湾。十月，施琅抵厦门视事。
　　他认为只要清军首先攻取台湾的门户澎湖，则胜势可居其半；然后大军压境， 遣员宣朝廷德意 ①，台湾便可不劳而定。
　　经过一年多的紧张准备，施琅于康熙二十二年（１６８３年）六月率军进攻澎湖。从六月十六日至十八日，清郑两军进行了激战，互有伤亡。二十二日，施琅分三路向郑军发起猛烈的进攻。施琅身先士卒，清军将士人人奋勇争先。
　　经过７个小时的海上鏖战，郑军寡不敌众，全军覆没，刘国轩急乘小舟逃回台湾。清军遂占领了澎湖３６岛。
　　六月二十三日，郑军在澎湖失利的消息传到了台湾，郑氏集团震慑无措。
　　郑克塽急忙召集群臣商讨对策。会上出现了两种主张：一是以建威中镇黄良骥为首的一些人，主张弃台，奔吕宋，继续反清；一是以刘国轩为代表，指出识时务者为俊杰，如今澎湖已失，人心涣散，大势已去，应顺从天意，归附清廷。在冯锡范的支持之下，郑克塽采纳了后一种意见，并随即遣使赴闽与姚启圣谈判。康熙帝抓住这一时机，立即给郑克塽下了一道敕谕，耐心开导他说： 尔等果能悔罪投诚，率所属伪官军民人等，悉行登岸，将前罪尽行赦免，仍加恩安插，务令得所。 ①
　　②　　 《清圣祖实录》卷十二。
　　①　　 施琅：《靖海纪事》卷下。
　　七月初，郑克塽派亲信冯锡圭等赴澎湖议和，正式表示归附清朝，听从安置。郑克塽等人在关键时刻能认清形势，作出这一顺应历史潮流的决定，对于促进祖国的和平统一，无疑起了重要的作用。
　　七月十五日，冯锡圭等到达澎湖，奉表归降。施琅将此事即奏清廷。康熙帝接到奏疏，正值中秋佳节，即席欣然赋诗，盛赞祖国的统一： 万里扶桑早挂弓，水犀军指岛门空。来廷岂为修文德，柔远初非黩武功。开帐受降秋色外，羽林奏捷月明中。海隅久念苍生困，耕凿从今九壤同！ ②八月十一日，施琅率领清军向台湾进发，十三日到达台湾，一路上受到台湾汉族和高山族人民的热烈欢迎。他们热情地为清军引路，送水送饭。十八日，郑克塽率领冯锡范、刘国轩以及所有文武官员，缴册印降清。
　　清廷对于回到祖国怀抱的台湾各方人士，均给予优惠待遇和妥善安置：将郑克塽、冯锡范、刘国轩等迎到北京，封官赐宅；对于郑氏广大官兵，愿意入伍及归农者，听其自便；对于归来的亡明宗室，给予屯田、种牛，安置在山东、河南等地。康熙三十九年（１７００年），圣祖又下诏说，郑成功不同于三藩，并非 叛臣贼子 ，令将其父子两柩归葬故地南安。这些措施，有力地保证了台湾问题的圆满解决。
　　康熙二十三年（１６８４年）四月，清廷在台湾设置了一府三县，即台湾府和台湾、凤山、诸罗三县，隶福建省管辖；又设官兵镇守：台湾设巡道一员、总兵官一员、副将二员、兵８千，设澎湖副将一员、兵２千。这些措施不仅增强了清中央政府的统治权力，而且密切了台湾同祖国大陆的联系，促进了台湾和东南沿海经济的发展。这对于抵御西方殖民者的侵略，维护祖国的独立和安宁，具有重要意义。
　　３。多民族统一国家疆域的奠定
　　清廷在削平三藩之乱和翦除台湾割据势力之后，便集中力量向天山南北路、青海、西藏、云贵边区和四川西北部发展，以最后完成祖国的统一大业。
　　平定蒙古准噶尔部的叛乱　　明末清初，我国北方居住的蒙古族分为漠南蒙古、漠北喀尔喀蒙古和漠西厄鲁特蒙古三大部。清太宗皇太极时期，统治者通过赐爵、联姻等方式，使漠南蒙古各部封建主迅速脱离明朝，转而归附了清朝；喀尔喀蒙古三部（札萨克图、土谢图、车臣）也遣使朝贡，与清廷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他们在清朝统一全国的过程中，均起了促进的作用。而居住在天山以北、阿尔泰山以南、巴尔喀什湖以东及以南广大地区的厄鲁特蒙古，由于距中原地区最远，与其他蒙古各部相比，经济比较落后。大约在明朝后期，厄鲁特蒙古已分为准噶尔、杜尔伯特、土尔扈特、和硕特四部。
　　他们不仅和比邻的喀尔喀蒙古经常发生冲突和争斗，而且内部也常因争夺牧场、牲畜而发生纠纷。
　　康熙初年，厄鲁特蒙古准噶尔部首领噶尔丹的势力迅速崛起。他用血腥手段吞并厄鲁特四部，控制着天山南北，成为一支强大的地方割据势力，构成了清朝一统大业的又一个严重的障碍。
　　①　　 蒋良骐：《东华录》卷十二。
　　②　　 《康熙御制文集》卷三十八下。
　　随着准噶尔部的日渐强盛，噶尔丹的野心和侵略胃口也越来越大。康熙二十六年（１６８７年）九月，他在沙俄殖民者的支持和怂恿下，悍然发动了对喀尔喀蒙古土谢图部的进攻。当时，土谢图部正在全力抗击沙俄侵略者，对噶尔丹的突然袭击全无准备，双方一交火，即全线崩溃。他们丢弃了马驼牛羊、庐帐器物，携妻带子向南迁徙。一路之上，死者枕藉，惨不忍睹。这时，沙俄侵略者却趁机向其上层人士威逼利诱，竭力要他们投靠俄国，以求庇护，但是，一向有爱国之心的蒙古大喇嘛哲布尊丹巴，坚定地认为蒙古各部的风俗习惯、思想信仰均与中原地区相同，断然拒绝了沙俄侵略者的诱降，一方面火速派人向清廷求援，另一方面率各部内迁至科尔沁草原一带。康熙帝得报，立即派人征调张家口、归化（今呼和浩特）等地的仓粮，星夜前往散发，同时又划出水草善地供其牧放马驼牛羊和生息。这就使沙俄侵略者诱降喀尔喀蒙古的阴谋可耻地破了产。
　　喀尔喀蒙古各部的内迁，使清廷认识到，如不采取果断措施，北方边境的屏障就有崩溃的危险。于是一方面行文噶尔丹，命令他撤出喀尔喀地方，另一方面又加紧调兵遣将，积极增强力量。然而，噶尔丹对清廷的命令阳奉阴违，自恃有沙俄撑腰，更加有恃无恐。康熙二十九年（１６９０年）五月，他又在沙俄的支持和怂恿下，驱兵攻入内蒙古。这时康熙帝清醒地认识到，噶尔丹一日不灭，边境一日不得安宁。康熙二十九年、三十五年、三十六年，康熙帝三次亲征漠北，先后在乌兰布通（今内蒙古自治区克什克腾旗南境）、昭莫多等地大败噶尔丹，歼其精锐，使其一蹶不振。三十六年二月，噶尔丹在清军的围困中粮尽援绝、众叛亲离，陷入极端孤立的境地，被迫仰药自杀。
　　康熙末年，由噶尔丹侄子策妄阿拉布坦治下的准噶尔部，经过一个时期的休养生息，又渐渐强大起来了。策妄阿拉布坦首先驱兵占领了南疆，很快就控制了天山南北两路。康熙五十六年（１７１７年），他又亲自率兵攻入西藏，占领拉萨，给当地人民带来了一场巨大的浩劫。于是，清廷又被迫进行 驱准保藏 的斗争。康熙五十七年（１７１８年）康熙帝命皇十四子胤禵为抚远大将军，统帅大军，前往征讨。次年，圣祖又册封了新的达赖六世，派兵护送入藏。康熙五十九年（１７２０年），清将延信、噶尔弼自青海和四川两路入藏，在藏族人民的全力支持下，进军非常顺利、迅速，并击败了策妄阿拉布坦。
　　九月中，拉萨举行了隆重的六世达赖喇嘛坐床大典。随后，清廷在拉萨派驻兵马、设立驿站，任命康济鼐和颇罗鼐二人协助达赖、班禅治理西藏。这样，策妄阿拉布坦企图吞并西藏，分裂祖国的阴谋也破了产。
　　雍正元年（１７２３年），被清廷封为亲王的厄鲁特蒙古和硕特封建主罗卜藏丹津，在策妄阿拉布坦的煽动下，公开武装反清。雍正帝急命川陕总督年羹尧为抚远大将军，前往征讨。年羹尧驻军西宁，截断叛军入藏通路及其与准噶尔的联系。次年二月，罗卜藏丹津势穷力竭，逃到了准噶尔部。于是，清廷在青海设立土司，又派驻办事大臣，加强了对青海的管理和统治。
　　罗卜藏丹津逃亡准噶尔后，清廷屡次要策妄阿拉布坦交出此人，均被拒绝。这说明能否战胜准噶尔是清廷完成一统大业的关键所在。起先想通过和谈解决问题，但因准部毫无诚意而未获任何结果。雍正五年，策妄阿拉布坦死，子噶尔丹策零继立，雍正帝认为时机已到，决心以武力解决准部问题。
　　经过一番紧张而繁　　忙的准备，七年三月，雍正帝下令两路征讨准噶尔。经过长达五年的战争，清军虽然消灭了敌方的一些兵力，但总的说来胜少而败多，己方经济、军事力量消耗太大，雍正帝感到长此下去，与己不利，于是主动提出议和。至此，准噶尔问题半途而废，清廷的隐患未能得到根除。
　　乾隆帝即位后，立刻把平定准部作为其祖、父未竟的事业。还在世宗丧期，他就指令额驸策棱必须亲自坐镇前线，时刻注视着准噶尔的动向。乾隆十年（１７４５年），噶尔丹策零死，准噶尔部为争夺汗位而展开了激烈的斗争。
　　策妄阿拉布坦的外甥阿睦尔撒纳在争斗中失败，于乾隆十九年（１７５４年）降清，被封亲王。在此前后，准噶尔部一些上层人士和广大贫苦牧民，急切期望尽早结束混乱局面，向往统一。这更增强了乾隆帝尽早解决准部的决心。
　　乾隆二十年（１７５５年）春，清廷两路进军，准噶尔军望风投降，不战自溃，准噶尔首领达瓦齐被俘，被乾隆帝赦免，并封为亲王，住居北京。此后，阿睦尔撒纳无理地要求清廷承认他为厄鲁特四部总汗，暴露了他阴谋吞并厄鲁特四部的野心。这一要求被拒绝后，阿睦尔撒纳便在当年九月公开举起反清的大旗。二十二年，清军又分两路进剿，声势锐不可当。阿睦尔撒纳眼见大势已去，仓皇逃至俄国避难，后死在那里。这样，长达数十年的准噶尔部叛乱，终被清廷平定。接着，清廷就在伊犁等地分驻将军、参赞大臣等，巩固了对天山北麓的统治。
　　平定大小和卓木叛乱　　居住在天山南路的主要民族是信奉伊斯兰教的维吾尔族。雍正时期，准噶尔部首领噶尔丹策零统治了天山南北麓，将不服其统治的维吾尔族首领玛罕木特囚禁于伊犁。乾隆二十年（１７５５年），达瓦齐被清军俘获，玛罕木特（其时已故去）的两个儿子波罗尼都、霍集占，即大小和卓木获得释放。波罗尼都返叶尔羌，继为首领，霍集占仍居伊犁。阿睦尔撒纳叛乱被平定之后，霍集占逃归叶尔羌，与波罗尼都密谋摆脱清廷的统治，于当年举起了反清大旗。双方相持了一年有余，至乾隆二十四年（１７５９年）夏，清军两路大举进剿。一路由将军兆惠率领，进攻喀什噶尔；另一路则由将军富德率领，进攻叶尔羌。沿途得到维吾尔族人民的热烈欢迎和响应，大小和卓木的同族额色尹、图尔都（即清史上有名的香妃的五叔和兄）积极配合清军作战。在清军的有力打击和维吾尔族人民的支援下，大小和卓木的军队全部被歼灭，波罗尼都和霍集占在仓皇逃窜中，也被同族人擒杀。清廷在最终取得了平定大小和卓木的胜利后，设立伊犁将军，成为统辖天山南北两路事务的最高行政长官；又在喀什噶尔等地设参赞大臣、领队大臣、办事大臣，隶属于伊犁将军。至此，清廷牢固地确立了对天山南北两麓的统治。
　　改土归流与平定大小金川　　我国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自元世祖忽必烈统治时期，就曾大量地由当地各部族酋长担任地方官吏，史称土官或土司。明朝一代和清朝初期，一些土司日益强盛，割据一方，与中央政府相对抗。这就严重地影响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和国家的统一。康熙帝即位后，对此问题曾予以注视，但未提到议事日程。雍正四年（１７２６年），雍正帝任命鄂尔泰为云南、贵州、广西三省总督，全权办理改土归流事宜。从雍正四年至九年，在湖广、贵州、云南、广西、四川５省广袤数千里的范围内，裁撤大量土司，代之以流官。至雍正十三年（１７３５年），县、长官司以上的土司被改流者达６０多个①。这对于加强少数民族地区和中原地区的经济、文化往来，促进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巩固和发展清朝的一统大业，均有进步意义。
　　①　　 参见张捷夫《论改土归流的进步作用》，《清史论丛》第二辑。
　　乾隆年间还有平定大小金川的战役，对巩固清朝的一统大业，也有促进作用。大小金川地处四川西北部，为藏族聚居地。四周万山丛矗，形势十分险峻，居民均住在石碉中。康熙五年（１６６６年），土司嘉勒巴归附清廷。雍正五年，清廷授予其孙莎罗奔为金川安抚司，莎罗奔自号大金川，以旧土司泽旺为小金川。乾隆十二年（１７４７年），势力日渐强大的莎罗奔率兵攻击邻近两土司。清廷派云贵总督张广泗前往征讨，但因道路险阻，始终未获大捷。
　　次年，清廷加派大学士讷亲前往督师。讷亲无谋略，一味令军队强攻碉卡，结果损兵折将，又因其位高而盛气凌人，与张广泗不和。清军进攻三个月， 未得寸进.乾隆帝怒斩张广泗，赐讷亲军前死，改命大学士傅恒督师。
　　傅恒到任后，调集邻省兵马，两路进剿，连克敌碉卡。莎罗奔恐惧乞降，乾隆帝赦免其罪，仍为土司。
　　数年以后，莎罗奔的侄子郎卡主持大金川土司事务。他不断侵扰小金川和邻近土司。乾隆三十一年（１７６６年），清廷命四川总督阿尔泰联合九土司再次征讨大金川。但阿尔泰不积极进取，反而采取姑息养奸之策，使大小金川释仇联结， 由是两金川狼狈为奸，诸小土司皆不敢抗，而边衅棘矣。 ①五年后，乾隆帝赐阿尔泰死，命大学士温福前往督师。温福采用以碉攻碉之策，白白折损了不少兵力而无功。乾隆帝再派阿桂督师，并征调健锐、火器二营精锐兵力进剿。三十八年（１７７３年）十月，清军克小金川，接着移师猛攻大金川。至四十一年（１７７６年）才将大金川平定。大小金川平，清廷在此设懋功厅（后改为县），四川西北部各土司也逐渐改土归流。清廷在这一带的统治最终确立了。
　　中央政府对西藏统辖的加强　　雍正五年西藏封建贵族阿尔布巴发动叛乱，杀害了康济鼐，又率兵进攻后藏，为颇罗鼐击败。之后，清廷升颇罗鼐为郡王，统理西藏事务。同时，又任命内阁学士僧格、副都统马喇为驻藏大臣，加强了中央政府对西藏的管辖。
　　乾隆十二年，颇罗鼐病故。其子珠尔墨特承袭郡王爵位后，分裂祖国的野心迅速地膨胀。他企图勾结准噶尔，共同反清，西藏的形势顷刻间变得十分严峻。清廷得此消息，即派四川总督策凌和提督岳钟琪入藏平叛。但他们还未进藏，达赖喇嘛已将叛乱平息。随后，清廷对西藏行政体制进行了改革，废止了郡王的封授，在达赖之下设置了处理地方事务的噶厦，它由四名噶隆组成，每一个人都无全权处理政务之权。这样，达赖喇嘛的地位提高，成为西藏宗教和行政事务的双重首脑；而西藏封建主的权力被大大削弱了。之后，清廷还规定，遇有达赖去世和幼龄达赖执政时，由驻藏大臣摄政。由此，驻藏大臣的权力也获得了提高。这对西藏局势的稳定，起了积极的作用。
　　乾隆五十六年（１７９１年），清军击退了尼泊尔廓尔喀族人的入侵。此役的起因和经过如下：乾隆四十五年（１７８０年），六世班禅至承德，为乾隆帝祝寿。乾隆帝优礼有加，赏赐他的金银不下数十万金，还有大量的珠宝、磁器、玉帛、架裟等，总价值颇为可观，充分显示了中央政府加强内地同藏族友好的愿望。不料，六世班禅因患天花在北京西黄寺圆寂，这笔巨额财富被他的兄弟仲巴呼图克图所独吞。他的另一个兄弟沙玛尔巴气忿不过，于是竟置民族和国家利益于不顾，在乾隆五十六年勾引廓尔喀军队入后藏日喀则。
　　廓尔喀军队所到之处，烧杀劫掠，给西藏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清廷得报，即派福康安率军入藏，在达赖喇嘛和广大藏族人民的支持之下，所向披靡，很快将侵略者逐出境，并乘胜越出国门，直至廓尔喀统治者求和，方撤兵回藏。应该说，这是一次正义的反侵略战争，对稳定西藏的社会秩序、捍卫民族尊严有重要的意义。
　　①　　 魏源：《圣武记》卷七，《乾隆再定金川土司记》。
　　此后，清廷为了进一步削弱西藏地方的分裂势力，加强中央政府在西藏统治权力，于乾隆五十八年颁布了《钦定西藏章程》，再次对西藏的政治、军事、宗教、经济等方面进行一些改革，其中规定驻藏大臣与达赖、班禅地位相等，为西藏地方政府的决策者；达赖、班禅及各呼图克图的灵童转世，必须在驻藏大臣的亲临监视下，集众喇嘛采取 金奔巴瓶 抽签来决定。
　　这样，乾隆时期就奠定了我国多民族统一国家的疆域：东北至外兴安岭、乌第河和库页岛，北达恰克图，西至巴尔克什湖和葱岭，南至南沙群岛、西沙群岛，东到台湾及附属岛屿、钓鱼岛。一个幅员广阔、国势强大的统一的封建国家巍然屹立在世界的东方。
　　４。巩固封建统治的措施
　　清朝统治者在定都北京以后，采取了一系列缓和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措施，以巩固封建统治。
　　对汉族地主和少数民族上层人士的笼络　　清统治者入关后，除了废止圈地、三饷加派、减免税粮、奖励垦荒和兴修水利，即从经济上减轻汉族地主、富户的负担外，还竭力从政治上笼络汉族官僚地主。
　　广泛招徕明朝官吏　　清朝统治者定都北京后就宣布：原明朝各衙门官吏，凡归顺者均照旧录用。明朝官吏冯铨、陈名夏等降清后，都曾官至大学士。中央各部也都有汉官佐理政务。地方官吏中，督抚在康熙时期多为满人，但汉官的比例却逐渐上升。乾隆时，已满汉各半。府以下官吏则大多为汉族地主。
　　实行捐纳制度。康熙时，清廷规定地主士绅及其子弟可以捐银得官。乾隆时则具体规定为文官可捐至道、府官，武官可捐至游击。
　　恢复科举取士制度。康熙七年（１６６８年），清廷正式恢复科举取士制度，以八股时文考试科举士人，成为有清一代定制。以后还不断扩充科举取士名额。
　　开设 博学鸿儒 特科。康熙十七年一月，康熙帝下令在北京开设博学鸿儒科，要内外官员推荐学行兼优、文词卓越之人来京，皇帝亲试录用。次年春，录取了５０人，均在翰林院供职。由于这５０人都是当时儒学名流，因而标志着汉族知识界已跪拜在清统治者的脚下了。
　　尊崇孔子， 崇儒重道.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是历代封建统治阶级的思想支柱。清统治者定都北京后，把尊孔作为拉拢汉族地主阶级及其知识分子的一个重要措施。顺治帝到京后，立即遣官祭 先师孔子.顺治二年，清廷为孔子加谥号为 大成至圣文宣先师.九年，世祖又颁布诏谕，把 崇儒重道 作为一项基本国策确定了下来。此外，统治者还大力访求和编纂图书，大肆宣扬忠君和三纲五常等封建伦理道德，借以束缚人们的思想，使之心甘情愿地为清朝统治服务。
　　大力笼络蒙古王公。早在清太宗皇太极时期，满族贵族统治集团就采取了笼络蒙古王公贵族的方针政策；入关之后，继续加强满蒙关系。这主要表现在：清朝皇室和蒙古王公世代联姻，赐给蒙古王公封爵和大量赏赉，允许他们定期进京朝贡和贸易。其中，尤为值得提出的是，康熙帝于康熙二十年在内蒙古喀喇沁、敖汉、翁牛特等部牧场内划地为界，建立了木兰围场，以行围打猎为名，联系蒙古王公贵族。康熙四十年以后，清廷在热河（今承德）
　　开始建行宫。五十年，热河行宫正宫建成，康熙帝亲题 避暑山庄 四字。
　　从此，热河行宫成为联系 生身 蒙古王公（即未出过痘的蒙古王公）的处所。另外，清统治者还建立了外八庙，均为宏伟壮丽的喇嘛庙。这是利用蒙古信奉的喇嘛教，作为对蒙古进行思想统治的工具。这些措施，对于密切蒙古王公和中央政府的关系，维护多民族的统一国家，都有进步意义。难怪清高宗说，它的作用超过了万里长城。因为长城对蒙古 防之愈严，则隔绝愈盛 ，而清廷的这些措施对蒙古 恩益深而情亦联，实良法美意，超越千古云 ①。
　　八旗常备兵制的建立　　清朝统治者是以 马上得天下 ，即以军事征服统一全国的。因此，他们把军队视作维护封建政权存在的根本，建立了八旗常备兵制，有满洲八旗、汉军八旗和蒙古八旗，总数约为２０余万人。其中，满洲八旗是清朝最主要、最基本的武装力量。
　　从拱卫形式来看，八旗兵又分禁卫兵（又称京营，或称禁旅八旗）、驻防兵（又称驻防八旗）。禁卫兵又分郎卫和兵卫。由镶黄、正黄、正白三旗旗人子弟中挑选出来的侍卫，负责保卫紫禁城各门，称为郎卫。守卫京师内九门、外七门的八旗兵，称为兵卫。兵卫军种繁多，有骁骑营、前锋营、护军营、步军营、火器营、健锐营、神机营，都是八旗兵中战斗力最强的军种。
　　郎卫和兵卫总数约有１０万人。另外的１０余万人驻防于全国各城市，称为驻防八旗。无论是禁卫兵，还是驻防兵，平时都是稽查 盗贼 ，防范人民；而当遇有反清活动、人民起义发生时，则立即进行军事镇压。
　　八旗兵外，还有绿旗兵，清初总数在６０万人左右。它是由招募的汉人和收编来的汉族地主武装组成的，与八旗兵一样，都是维护清朝统治、防范和镇压人民反抗的暴力工具。
　　大清律的制定和颁行　　法律与军队一样，都是国家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工具。清朝入关前，虽陆续颁布一些治罪条文，然而都是根据时势制定的，还没有一部成　　文法。清廷定都北京后，摄政王多尔衮命令刑部及有关部门均依《大明律》办案断狱，同时加紧制定一部新的法典。顺治四年（１６４７年），颁布了《大清律》。但是，它的条目多抄自《大明律》，所以，《大清律》只可看作是《大明律》的易名。康熙、雍正时，清廷又多次加以修订，于雍正六年（１７２８年）颁布了《大清律集解附例》。
　　乾隆五年（１７４０年），清廷终于修成了一部完整的法典《大清律例》，正如有的史家所说： 大清律可以说是集历代刑法的大成。 ①《大清律》把谋反 和 谋大逆 作为 十恶 之首，予以坚决镇压。
　　清代一些农民起义领袖和骨干分子，被生擒后均遭到了 凌迟枭首传示 、 剉尸枭首传示 、 斩绞 等酷刑，即使１０岁的孩子也不予宽恕，都是有力的证明。至于人民的集会结社，即使无任何政治目的，也在严加取缔之列，其头目也要受到斩绞或流放。在清朝极端严酷的专制统治下，人民没有任何的言论、行动自由，稍有不慎，就遭到残酷镇压。
　　①　　 和珅：乾隆《热河志》卷二十一。
　　①　　 翦伯赞主编：《中国史纲要》中册，第 290页。
　　对反清思潮的警惕与镇压　　一定时期的文化政策，总是该时期统治阶级思想的集中反映。由满族贵族所建立的清王朝，特　　别注意加强对思想文化领域的控制，以维护自己的统治。为此，他们对汉族地主阶级中任何反满思想和活动，都采取严厉的镇压。
　　箝制反满言论。清入关后，对凡是不利于满族贵族专政的言论，均予严厉取缔和坚决打击。其中最典型的，要数詹事府少詹李呈祥因上 辨明满汉疏 而被流徙盛京一事了。顺治十年（１６５３年）二月，李呈祥上疏要求各部院衙门裁去满官，专任汉官。顺治帝对此极为不满，予以严厉斥责，满官更是恨得咬牙切齿，纷纷参劾他。结果，刑部拟定斩决。顺治帝为平息汉官不满情绪，从宽免死，流徙盛京。
　　查禁、销毁和删改 违碍 书籍。清统治者为了压抑汉民族的民族意识，防止不利于封建统治的思想流传，还千方百计对书籍进行甄别和处理。顺治十六年，清廷下令将民间流传的《四书辨》、《大全辨》等书焚毁，开了查禁和焚书的先例。乾隆中叶，乾隆帝利用编纂《四库全书》的时机，对全国现存的书籍进行了一次规模巨大的、全面的检查，将其中不利于满族贵族统治，如在叙述明清关系史时，凡涉及清朝先世受明廷册封、揭露清军南下时屠城和烧杀劫掠暴行等史书、地方志书、传奇小说、戏曲杂文等，或进行查禁，或实行销毁，或进行删改。据章太炎先生统计，乾隆时被焚毁的书籍近３０００余种，六七万卷以上，书的种类几乎与《四库全书》所收之书相同。
　　大兴文字狱。清朝统治者还利用望文生义、捕风捉影的恶劣手法，从挑剔文字入手，罗织罪状，而屡兴大狱。 庄廷■明史案 是清代历史上的第一起较大规模的文字冤狱。康熙二年（１６６３年），浙江富户庄廷■将明末人朱国桢编写的明史当作自己的作品，并请人增添和补写了明末天启、崇祯二朝及南明史事，该书奉南明小朝廷为正朔，公开诋毁清统治者。被人告发后，清廷将已死的庄廷■开棺戮尸，杀害了其弟及有关人士２００余人。雍正朝的文字狱，株连范围进一步扩大，即除了竭力泯灭汉族的民族意识外，还被雍正帝用作打击政敌的有力工具。如大将军年羹尧是雍正帝夺取皇位的功臣，雍正帝即位后，为摆脱受政敌攻击的窘境，有意杀其灭口。于是借年羹尧奏折内将 朝乾夕惕 错写为 夕惕朝乾 ，定其 不臣 之罪。雍正朝的文字狱，其最大的一起是雍正六年的曾静、张熙案。曾静派其门徒张熙游说川陕总督岳钟琪，希望他效法祖先岳飞起兵反清。岳钟琪向世宗告发此事。清廷在审案中，查出曾静的反清活动是受清初著名学者吕留良思想影响，于是把矛头集中在吕留良的子孙、门徒等。结果，死去多年的吕留良父子被开棺戮尸，其他有关人士分别被处以斩决、流放。雍正帝在处理此案中，还亲自编纂《大义觉迷录》一书，公开批驳吕留良极力阐述的华夷之辨，指出满洲人就是中国人，满汉实为一体，不应分为华夷之别；至于能否为天下君主，要看其是否有德。雍正帝认为，从这两点来说，自己完全有资格做中国的皇帝。应该指出，雍正帝编纂此书的目的在于打击自己的政敌，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但是，他的这些观点还是符合历史实际，有助于促进中国各民族的融合及维护国家的统一。
　　乾隆朝的文字狱，与康熙、雍正两朝相比，案件次数激增，株连范围更广，惩治程度更严酷。许多案件都是因对文字过分苛求挑剔，以至于把本来风马牛不相及的事，硬要东拉西扯在一起。如曾任大理寺卿的尹嘉铨，被抄家后在其文章中发现一句 为帝者师 ，乾隆帝便认为他狂妄自大，俨然以皇帝的师傅自居，将他处绞。
　　文字狱的出现和发展，表明了清代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和民族高压政策，达到了极点。它在清代历史上产生了极为恶劣的影响，使人们不敢议论当代的政治和社会问题，而被迫脱离实际，逃避现实，在故纸堆中寻找出路。
　　这就影响了人们对世界和中国问题的探讨，成为中国社会向前发展的思想障碍。
　　（三） 康乾盛世
　　１。皇权的巩固
　　铲除权臣　　顺治十八年（１６６１年），圣祖康熙帝玄烨即皇帝位，以明年为康熙元年。康熙帝即位时年方８岁，照例由大臣辅政。鉴于睿亲王多尔衮辅佐顺治帝独揽大权的教训，康熙帝的辅政大臣选择４位，而且全是外姓重臣，避免任用皇帝宗室的长辈，使４大臣互相制约，防止一人独揽大权。４位辅政大臣是：正黄旗人索尼、正白旗人苏克萨哈、镶黄旗人遏必隆和鳌拜。
　　规定，凡属军国大事，先由４大臣议定，再奏太皇太后裁决，将最高权力控制在皇室。但是，４大臣的权力不可能长期保持平衡。最初，索尼的权势稍重，凡大臣奏事都经索尼启奏，皇帝的批答也由索尼执朱笔代拟。但是，索尼历经四朝，此时已年老体衰，精力不足，难负重任。苏克萨哈虽年富力强，但爵位低于遏必隆和鳌拜，而且他所在的正白旗随着多尔衮的被纠劾而势力大衰，缺乏强大的后盾。遏必隆与鳌拜同为镶黄旗人，两人互相勾结排斥索、苏。鳌拜战功卓著，气势逼人，遏必隆每多迎合于他，于是鳌拜的权势渐重。
　　鳌拜利用大权安插党羽，把持朝廷重要部门，排斥异己，擅杀朝廷重臣，也不把太皇太后放在眼里，渐渐形成独揽朝权之势。康熙六年，辅政大臣索尼奏请玄烨亲政，朝廷尚未做出最后决定，索尼便病故。是年七月，太皇太后颁布康熙帝亲政的谕旨，但鳌拜却不肯交出大权，仍然无视皇权，我行我素。
　　索尼死后，苏克萨哈自知自己势单力孤，便上奏辞职还权，意在引导鳌拜等也一同辞职。鳌拜与苏克萨哈一向有隙，他觉察到苏克萨哈的作法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便欲置之死地而后快。于是，他罗列苏克萨哈２４条罪状，要求康熙帝将其处死。康熙帝深知鳌拜要铲除异己，不予准奏。权倾一时的鳌拜便上殿见君，攘臂挥拳地逼迫康熙帝准奏。在鳌拜的威逼下，康熙帝不得不处死苏克萨哈。此后，鳌拜的气焰更为炽烈。康熙帝在太皇太后的授意之下，设计除掉鳌拜。他以儿童好玩耍的志趣为由，选数百名与自己年龄相仿的上三旗健儿到宫中摔跤比武，暗地里却部署宫中擒鳌拜的大计。康熙八年（１６６９年）五月十六日，康熙召鳌拜进宫，令数百少儿将其生擒。同时，部署信赖的大臣在宫外将鳌拜的党羽一网打尽。从此，康熙将失落的皇权收归己有。在处理鳌拜的事件中，康熙帝以十五六岁的冲龄安排得如此稳妥果断，不露丝毫破绽，在朝野内外传为美谈。从此康熙帝被朝臣们视为一代英主，皇权空前巩固。
　　封匣立储　　从努尔哈赤称汗到雍正皇帝即位，清王朝内部出现了四次君位继承问题。努尔哈赤病逝之时，并未明确确立汗位继承制度，以至出现四大贝勒联合执政的局面。随着后金政权的迅速封建化，原始军事民主制的合议制政体已不再适合形势发展的需要，皇太极经艰难曲折的斗争终于将权力集中于一人，但仍未确定皇位继承法。皇太极死后，皇族内部各派势力明争暗斗，几乎酿成互相残杀的惨剧，只是由于大敌当前才形成调和，拥立皇太极第九子福临即位，是为顺治皇帝。顺治皇帝即位将皇位继承问题向前推进一步，它事实上确定了皇位继承的两个原则：即彻底废除了带有原始军事民主制的合议制政体，皇位继承　　人必须是先帝之子。但是，究竟如何在皇子中确立太子，在顺治朝和康熙朝均未得到完满解决。顺治帝得天花而死时年仅２４岁，８个皇子有４个早殤，其余尚在年幼，不存在着争夺继承权问题。
　　福临之所以在临终前册立玄烨为太子，只是因为玄烨出过天花，具有终身免疫力。至康熙朝则不然。康熙帝８岁登基，６９岁而殁，在位６１年，生皇子３５人，其中有２０个长大成人，个个精明强干、超群拔类，都具备继承皇位的能力。而康熙帝两立两废太子，储位最终未明确，致使诸皇子明争暗斗、拉党结派，皇族内部极不安宁。康熙帝也因之心力交瘁，晚年不靖。雍正帝胤禛即位，吸取康熙朝立储的教训，创立秘密立储法，其法为：皇帝亲自撰写册立太子的文书，一式两份，一份密封藏于匣内，置于殿内 正大光明 匾额之后，另一份密封交内府收藏，以备核对。这样做既避免了储位久虚，皇子彼此争斗、互相残杀，又可使已立为太子的皇子不致骄横日盛。此后，封匣立储法成为有清一代定制，有力地巩固了皇权。
　　翦除朋党　　朋党是以私人关系为纽带在朝中形成的任用私党、排斥异己、把持政府和舆论的有势力的官僚集团。朋党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皇权。康雍乾三朝对抑制皇权的朋党势力给以严厉打击。
　　康熙朝主要的朋党势力有明珠、徐乾学、索额图、噶礼。明珠，满洲正黄旗人，因力主裁撤三藩有功，受到康熙帝的重用，官至武英殿大学士，长期把持朝政。大学士勒德洪、余国柱，尚书佛伦、葛思泰、侍朗傅腊塔等人皆其私党，控制会推、票拟、选用都抚藩臬等大权，九卿官员皆迎合之。康熙二十七年（１６８８年）御史郭琇上疏弹劾明珠，列举明珠八大罪状，并云 其智足以窥探上旨，其术足以弥缝罪恶 ，引起了康熙帝的注意。传谕百官，指出明珠的罪行是，一人持议于前，众徒附合于后，百官任用不得其人，皆因其植党纳贿所致。诏令革去明珠、勒德洪大学士之职，交内大臣酌用，将余国柱革职、佛伦等解职，铲除了明珠集团。同明珠集团对立并互相攻讦的是以徐乾学为首的汉族官僚集团。徐乾学，江南昆山人，以文学著称，高士奇、王鸿绪、陈元龙、王顼龄等皆奉其为盟主。明珠被免后，徐乾学势力雀起。康熙二十八年（１６８９年）湖北巡抚张汧诬告徐乾学受贿，徐乾学以辞职为抗议，康熙帝借此机会准其辞去刑部尚书之职，改任书馆总裁这一清望之职。接着，郭琇等弹劾高士奇、王鸿绪植党营私，高士奇辞　去詹事府少詹事之职，王鸿绪辞去左都御史之职，都获准离京致仕。这样，徐乾学之党也被瓦解。噶礼，满洲贵族，在朝廷内外广结私党，尚书张鹏翮、穆和伦、张廷枢、侍郎赫寿、总督阿山等俱为其党。康熙五十年（１７０７）噶礼在两江总督任内主持江南乡试，与副考官赵晋营私舞弊，引起江南考生大哗。江南巡抚张伯行弹劾噶礼欺君，噶礼却反劾张伯年失职。噶礼的党徒在审理此案时都判噶礼无罪，将张伯行革职处以徒刑。这个案件的整个过程暴露了噶礼党羽之多且密。康熙帝力排重议，将噶礼罢免，恢复张伯行原职，沉重打击噶礼党羽。
　　雍正朝主要处理对皇权威胁最大的宗室结党案。雍正帝胤禛即位后，在争夺皇位继承权中失败的诸皇子不服，其中皇八子胤禩、皇十四子胤禵威望最高，对皇权威胁最大。皇长子胤禔、皇九子胤禟、皇十子胤■都麇集在胤禩的大旗下。雍正帝即位之初御制《朋党论》一文，指出 天尊地卑，而君臣之分定，为人臣者，义当唯知有君，则其情固结而不可解，而能与君同好恶 ，严厉禁止朝廷内外结为私党。并且对大臣说： 朋党小人，自古帝王之所必诛 ，形成一种结党必诛的气氛。为了防止诸王串通一气，雍正帝采取分化政策，封胤禩为和硕廉亲王，令其与一向顺从自己的怡亲王胤祥（康熙１３子）等同理政务；削去胤禵大将军职，降为郡王，调往遵化守陵；将胤禟发往西宁，旋削去贝子头衔，胤■也被削除郡王衔。雍正三年（１７２５年），胤禩、胤■互通密信的事被告发，雍正帝对朝臣公布其罪状，并表示以宽大为怀，不予追究。同年将胤禵降为固山贝子。雍正四年，时机成熟，雍正帝宣布将胤禩、胤禟开除宗籍，将胤禩更名 阿其那 （汉意为狗），胤禟更名 塞黑斯 （汉意为猪）。胤禩被拘入高墙，胤禟被发往保定。不久，两人病死。接着拘捕胤禵、胤■。雍正八年，从未参与朋党之争的康熙第三子胤祉也被削爵，死于拘所。受宗室朋党案牵连的数１０名宗室、贵族、显官或被革职，或被降级。雍正帝的异己势力完全被清除。
　　乾隆朝的皇权比较稳固，他所重用的两位大臣鄂尔泰、张廷玉都对乾隆帝尽忠尽责。但两人之间的关系龃龉，朝廷大臣分别依附两人，形成根深蒂固的门户之见，互相攻讦之事时有发生。鄂尔泰，雍正朝旧臣，受托辅佐新帝，乾隆初为军机大臣兼领侍卫内大臣，晋三等伯、赐号襄勤公，不久又兼任议政大臣，充经筵讲官，加太保，备受眷顾。张廷玉，亦雍正旧臣，与鄂尔泰共同受命辅佐新帝，乾隆初晋三等勤宣伯、加太保，主持军机处工作。
　　张廷玉在朝５０年，长词林２７年，主政２４年，军国大事都参与策划，许多重要文件都出自他手。两大势力势均力敌。乾隆帝２５岁登基，已经成年，他深知鄂、张二党之深固。因为两人系前朝旧臣，又忠心事国，乾隆帝为成就君臣关系之美谈而从来不予深究，他牢牢掌握用人大权，又多次降谕旨引用雍正帝的《朋党论》以戒之。乾隆六年（１７４１年）、七年，鄂尔泰、张廷玉分别遭到弹劾，而乾隆帝皆曲为维护。乾隆十年鄂尔泰致仕，不久卒于家。此后张廷玉权势更重。乾隆十四年（１７４９年），张廷玉致仕时连续发生几次居傲不谨的事件，被削去伯爵，仅以大学士身份致仕，被朝臣视为晚节未终。
　　同时张廷玉在内阁、军机处的亲信汪由敦也被解职。张廷玉派受到打击后，鄂尔泰派情绪高涨，两派互相斗讦，愈演愈烈。鄂尔泰的门生、内阁学士胡中藻公开宣称自己是鄂尔泰的第一门生，与鄂尔泰之子甘肃巡抚鄂昌遥相唱和，著诗文攻击张廷玉。早有铲除朋党之患的乾隆帝利用胡中藻、鄂昌的诗文大兴文字狱，将胡中藻斩首弃市，赐令鄂昌自尽。同年，张廷玉亦病逝。
　　乾隆帝在颁布处理胡案的谕旨中称鄂、张两派互视为匪类，群小依附，形成水火不容之势，令大臣们引以为戒。不久，又将鄂尔泰的名字撤出贤良祠，以儆来者。从此之后，鄂张两党销声匿迹。
　　２。边防的稳定
　　扼制沙俄东侵　　早在１６世纪中叶，俄国就觊觎西伯利亚一带。明万历九年（１５８１年）沙俄势力越过乌拉尔山脉东进，侵入西伯利亚地区，并逐渐得知我国黑龙江流域的富庶。崇祯十六年（１６４３年）十一月，沙俄雅库次克长官派波雅科夫率１３２名武装匪徒翻过外兴安岭到达精奇里江中游的达斡尔族头人多普蒂乌尔的辖地。清顺治七年（１６５０年），又一支沙俄武装势力在哈巴罗夫的率领下闯入黑龙江沿岸达斡尔族头人拉夫凯的辖地，攻占了雅克萨城。次年九月，哈巴罗夫流窜到黑龙江下游的乌扎拉村一带掠夺赫哲族人的财产。乌扎拉村居民将沙俄的暴行报告给清政府驻宁古塔章京海色。海色向朝廷汇报后奉命反击，在乌扎拉村重创沙俄侵略者，哈巴罗夫被击伤溃逃。
　　顺治十年，接替哈巴罗夫的斯捷潘诺夫继续入侵黑龙江流域。为了打击入侵者，顺治十一年（１６５４年）清廷派轻车都尉明安理达率兵从京师来到黑龙江流域，次年，在松花江下游重创斯捷潘诺夫匪帮。顺治十五年（１６５８年），清朝政府军在松花江口一带击毙斯捷潘诺夫，全歼斯捷潘诺夫匪帮。顺治十六年，清军收复雅克萨城。黑龙江中下游一带的沙俄势力全部被肃清。但是，沙俄势力仍然盘踞贝加尔湖以东地区，以清属茂明安部辖地尼布楚城为基地伺机进犯黑龙江流域。康熙八年以后，清廷多次派代表赴尼布楚建议双方协商解决两国争端，但俄方毫无诚意，并乘机扩大侵略，重建雅克萨城，并在精奇里河、恒滚河、乌第河流域建立了一批城堡，大肆掠夺和屠杀中国人。
　　康熙二十一年（１６８２年），沙俄入侵的问题引起了清朝中央政府的高度重视，康熙帝亲自巡行东北，对收复失地进行了战略部署。康熙二十二年，清理藩院致信俄方，严厉警告侵略者，敦促其迅速撤军。但俄方仍增兵不已。清朝中央政府反击侵略者的政策鼓舞了被侵略的各族人民，他们自发地组织起来打击侵略者，俄军在黑龙江流域的城堡相继被拔除。俄军退守雅克萨孤城。
　　康熙二十四年（１６８５年）清廷决心用武力收复雅克萨城。清军在都统彭春、黑龙江将军萨布素的率领下两次收复雅克萨城，迫使沙俄坐到谈判桌上来。
　　康熙二十八年（１６８９年），中俄双方签订了《尼布楚条约》，清政府作了妥协，承认沙俄对贝加尔湖以东的土谢图部部分属地和茂明安等部的占领，规定中俄东段边境以格尔毕齐河和外兴安岭为界，俄国承认整个黑龙江流域为中国领土。《中俄尼布楚条约》的签订扼制了沙皇俄国对黑龙江流域的侵略，使东北边界出现了百余年的安宁局面。
　　维护民族统一和领土完整　　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统治者顽强地维护着民族的统一和领土的完整，先后平定了蒙古准噶尔部少数上层贵族的分裂活动，平息了西藏、青海大农奴主的叛乱和 回部 布那敦、霍集占集团的分裂行为，挫败了廓尔喀对西藏的入侵，维护了多民族统一国家的领土完整。
　　在历时一百多年的维护民族统一的战争中，康、雍、乾三朝皇帝都表现了远见卓识和政治军事才干。康熙二十七年（１６８８年）当准噶尔部上层人物噶尔丹在沙俄势力的支持下发动叛乱时，康熙帝力排众议，毅然决定反击，并三次亲临前线指挥。第三次亲征时，远达漠北，当叛军远远望见康熙帝御营仪仗便不战自退。康熙帝亲率骑兵从巴彦乌兰山（在今蒙古人民共和国额尔多尼桑图附近）向北追击３天，奠定了战役的最后胜利。雍正帝继承乃父遗志，在噶尔丹策零再犯内地时，力排众议，采用主战派张廷玉的建议，派傅丹尔驻阿尔泰山，岳钟琪驻巴里坤，巩固了康熙平定准噶尔的胜利。乾隆帝号称 十全老人 ，自云在位期间建立十大武功：两次平定准噶尔叛乱、平定 回部 布那敦叛乱、大小金川叛乱、台湾林爽文起义、降服缅甸、安南、两次击退廓尔喀入侵。特别是在维护民族统一的战争中，乾隆帝每次都亲选将帅，运筹帷幄，批答奏章，训练士兵。每逢将士出征，他都举行盛大欢送仪式；每取得一次胜利都大赏有功将士；将士凯旋归来，举行隆重的郊迎仪式；在紫禁城内建紫光阁，绘功臣遗像以资供奉。这一切都极大地鼓舞了前方将士的斗志，成为保证战争胜利的精神支柱。在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关系中，土尔扈特部的回归祖国被传为美谈。土尔扈特部原为蒙古的一支，世居塔尔巴哈台（今新疆塔城）一带，明末被迫西迁，在额济勒河（今伏尔加河）下游过着游牧生活，仍以炎黄子孙自慰。顺治、康熙年间，其首领经常派使者到清廷进贡，表示不忘祖国。康熙五十一年（１７１２年）康熙帝派太子侍读学士殷札礼、理藩院郎中纳颜、内阁侍读图理琛等为中央使者不远万里前往额济勒河慰问土尔扈特部众。康熙五十三年，中央使团到达土部驻地，受到土部首领阿玉奇的隆重接待。阿玉奇一再表示回归祖国的愿望。但是，由于准噶尔部的叛乱，回归之路被阻。在俄国沙皇的统治下，土尔扈特部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大批青壮年被强征入伍，在沙俄对外侵略战争中死于非命者达七八万人之多。土部受到的民族歧视忍无可忍。乾隆三十五年（１７７０年）渥巴锡汗召集本部大酋长会议，一致同意重返祖国。十一月，渥巴锡汗率部誓师启程。
　　全部３３０００余户，１６９０００余人突破俄军四道封锁线进入哈萨克境内。因受到哈萨克部阻击，转道布鲁特（葱岭东北）。又受阻，改道哈萨克、布鲁特之边界的戈壁沙漠，水草断绝１０余天，饮马血止渴，于次年六月抵达伊犁一带，历时８个月，人口损失一半。清朝驻边大臣立即向朝廷汇报土部归来一事。
　　朝廷有人怀疑其归来暗藏诡计，建议拒绝接纳。乾隆帝力排众议，决定收抚土尔扈特部，拨银２０万两，购置生活物资给予救济，拨水草丰盛之处供其游牧，派额驸色有腾尔珠尔前往迎接渥巴锡到承德避暑山庄朝觐，赐渥巴锡为卓里克图汗，并谕修建普陀宗乘之庙，御笔撰写《土尔扈特全部归顺记》、《优恤土尔扈特部众记》两篇碑文立于庙中。乾隆帝对土尔扈特部的政策成为感召各边远民族内向的精神武器。康雍乾三朝的武功和民族政策互相配合，有力地促进了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巩固和发展。
　　加强边防海防　　清朝版图的边疆区多是少数民族聚居区，为了加强边防，在民族地区实行因俗而治，加强中央集权的双重政策。在内外蒙古地区，改造了原有的兀鲁思（大领地）、土绵（万户）、鄂拓克（小领地）制度为扎萨克制（盟旗制）。在内蒙原２４部中设立６盟４９旗，在外蒙设立４盟８２旗，在厄鲁特蒙古设立８盟３２旗，在青海厄鲁特蒙古设立２９旗。旗是中央管辖下的县级行政、军事单位，盟不构成旗的上级行政单位，只具有对旗级实行监督的权力。中央驻蒙机构直接对旗行使管理权。在回疆地区，改造了原有的伯克制，各城的阿奇木伯克（正城主）和伊什罕伯克（副城主）的世袭制改为流官制，由参赞大臣奏请皇帝简放，下级伯克由参赞大臣直接补任。
　　在西藏废除 汗王制 ，实行驻藏大臣、达赖、班禅 互参制.驻藏大臣掌握由四噶布伦组成的噶厦（行政会议），对四噶布伦以下各僧俗官员有任免权，掌管边防和边贸大权，由中央政府最后决定达赖和班禅的继承权。
　　为了加强中央集权，清政府在东北地区设立奉天将军、吉林将军、黑龙江将军，代表中央分区行使东北军政、民政、边防大权。在内蒙设立察哈尔都统、热河都统、绥远将军，在外蒙设立乌里雅苏台定边左将军、科布多参赞大臣，在新疆设立伊犁将军，在西藏设立驻藏大臣。在新疆又分南北两路。
　　北路设置乌鲁木齐都统、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在南路设立喀什噶尔参赞大臣，在叶尔羌、和阗、乌什、库车、阿克苏、巴里坤、哈密设办事大臣，在吐鲁番设领队大臣。这些将军、都统、大臣代表中央依照有关律令实行统治，有效地加强了中央集权和边境管理。
　　为了保卫边疆，清政府设立了卡伦和巡边制度。卡伦即哨所，清代卡伦分为三层，内曰常设，外曰移设，再外曰添设。常设卡伦为永久性哨所，移设卡伦和添设卡伦为夏季驻守之地。外卡伦距内卡伦少则数百里、多则千余里。当时最西部的卡伦达巴尔喀什湖地区，最东部卡伦达黑龙江口和外兴安岭。巡边制度系边防地区两个防区之间定期会同，沿边界线进行巡视，并将巡视结果报兵部备案。卡伦和巡边制度有效地巩固了北部边疆。
　　顺治、康熙之际，海防制度趋于完善。将整个海防分为七段：东北、直隶、山东、江南（含今江苏、安徽两省的长江下游防务）、浙江、福建、广东（当时广西无海岸线）。东北海防分为东西两段，西段的中心设在锦州，东段中心设在旅顺，皆在康熙初年确立。雍正四年旅顺水师增为二营。直隶海防中心在大沽，建于顺治初年，雍正四年于芦家嘴创设天津水师营，沿海各州县设立海墩２５处，分别置兵驻守。直隶水师每年与旅顺水师、登州水师会哨巡逻一次。山东海防以烟台为中心，顺治十一年（１６５４年）设水师都督驻于碣石；乾隆五十五年（１７９０年）又增设胶州、文登、即墨三个沿黄海岸的水师营，归烟台总兵官统辖。江南海防和江防联为一体。清初设镇海大将军驻京口，辖水师营。顺治十四年（１６５７年）设水军都督驻崇明、吴淞，从沿海到长江均设有哨汛，到雍正年间共有海江汛哨墩台３６０处。浙江海防康熙二年（１６６３年）定为钦差大臣巡视，以海宁、定海、镇海、玉环为四海防中心，海岸重点口岸达３０余处。福建海防分为五个段区：福宁、福州、兴化、泉州、漳州，顺治十七年（１６６０年）设防，有港口哨所３６０余处，重要海岸口岸２０余处，台湾回归后，又在台湾（今台南）、澎湖设防。广东海防以广州为中心，潮州、惠州、肇庆、高州、廉州、雷州、琼州皆设防。清初有兵船一百数十艘，不足时租用民船，长年巡缉。康熙五十六年（１７１７年），在广州海滨修建横当、南山两处炮台。嘉庆五年（１８００年），又在沙角增设炮台１处。嘉庆十五年（１８１０年），设水师提督驻虎门。嘉庆二十年，增设镇远炮台，置炮多具。嘉庆二十二年，建大虎山炮台，置炮３２具。道光十年（１８３０年），在大角山增设炮台１处，置炮１６具。道光十五年，在虎门炮台增置６０００斤以上大炮４０具，增设永安、巩固二炮台。道光十九年（１８３９年）至二十年林则徐又增设重炮。康熙时定制，由琼州府崖州协水师营负责巡视东沙、西沙、南沙等岛屿。
　　从国防意识来看，康雍乾三朝的边防意识强，守卫国土，保卫边疆；海防意识弱，尚未形成领海意识，重内轻外，重视防止海盗而忽视海外之敌的入侵。
　　３。文教的蔚兴
　　尊崇孔孟程朱之学　　皇太极图霸中原之时，就奠定了尊崇汉族文化、取士心得民心的长远方针。摄政王多尔衮继承了这一方针。顺治三年，首次开科取士，录取进士３００人，其中江南籍士子达１２８人，笼络了大批原来对清不满的知识分子，从心理上消弭了士子的反清意识，对政局的稳定起到重要作用。皇太极、福临的汉文化素养都比较高，康熙帝玄烨从小受父辈薰陶，笃信儒学。亲政之后，更清楚地认识到崇信儒学对稳定满族统治的作用。康熙八年（１６６９年），他排除权臣鳌拜的干扰，亲自率领礼部大臣到国子监视学，拜谒孔庙、在辟雍大殿举行临雍大典，表示了对孔学的尊崇。接着又恢复了孔、颜、曾、子、孟后裔之俊秀者选送国子监读书的制度，称为 圣裔监生例 ，并亲自挑选了孔门后裔孔兴询等１５人首批入监。他还在宫中特建传心殿，专门祭祀孔子，按时举行祭孔大典。出巡外地，每遇孔庙和学府都要题写额联，利用一切机会作出尊孔姿态。在五经中，他首重《尚书》、《春秋》，认为这两部书是 帝王之道 ， 经世之法.在四书中，他首重《论语》，认为《论语》一书具载 天德王道之全，修己治人之要 ①。康熙帝自己亦率先垂范，从康熙九年开始举行日讲和经筵，命讲官讲解经史，还把讲官的讲稿《日讲春秋解义》刊印成册，亲自为之撰写序文，颁发全国。为了运用汉文化进行统治，康熙帝还建立八旗官学、景山官学，令八旗子弟学习五经。为了提高八旗官学的规格，将其直属于国子监，超乎府学县学之上。
　　在孔学的诸多学派中，康熙帝更尊崇程朱理学。他采纳熊赐履的建议， 讲明正学，非六经、语、孟之书不读，非廉、洛、关、闽之学不讲 ，用程朱理学排斥一切。康熙帝为什么如此重视理学？因为程朱理学是巩固和维持封建制度的学说，系 扶持宇宙之栋干，奠安民生之柱石.一时间，程朱理学成为显学，甚至有人提出朱熹所注 四书 为先、而孔子所提倡的原始经典 六经 可缓的观点。康熙帝的倡导，造成了理学的繁荣，其另一方面则扼制早期启蒙思想的发展，社会思潮中保守思想益重。
　　①　　 《康熙政要》卷八。
　　恢复学校教育　　明末清初的战乱破坏了地方官学，顺治初即着手恢复学校，鳌拜辅政时恢复工作受阻，康熙帝主持国政后加快了恢复速度。清初浙江八府的８０多所学校在顺治年间修复或开工修复的学校计４０所，鳌拜辅政时仅恢复６所，康熙八年至二十五年，浙江八府各州县的学校都得到恢复。
　　在封建社会中，学校历来被视为 贤才之薮、教化之基、学术事功之根底 ，学校的兴办对于育才、教化、学术的繁荣起到促进作用，也吸引了大批士子。
　　但是，由于学校教育成为科举考试的附属物，学校日益成为士子进身的阶梯，空洞的八股文考试方式扼制了实学的发展。雍正年间又倡兴书院，以补学校育才、教化和学术的不足。雍正十一年（１７３３年）发布谕旨，令各省建立书院，选择文行兼优之士就读期间，使之躬勤励行，屏去浮嚣奔競之习，成为兴贤育才之一途。谕令发出后，清廷拨给每省帑金千两，筹建书院。直隶建莲池书院、山东建泺源书院、山西建晋阳书院、河南建大梁书院、江苏建钟山书院、江西建豫章书院、浙江建敷文书院、福建建■峰书院、湖北建江汉书院、湖南建岳麓书院和城南书院、陕西建关中书院、甘肃建兰山书院、四川建锦江书院、广东建端溪书院和越秀书院、广西建秀峰书院和宣城书院、云南建五华书院、贵州建贵山书院。乾隆年间，又进一步规定书院相当于京师的国子监，乾隆元年的谕旨阐明办书院的原因在于 国子监虽设于京师，而道里辽远，四方之士不能胥会.这样，在地方的府州县学之上又出现了官办的省级学校。也正因为如此，八股程式也进入书院。书院也成为科举的预备场所。
　　编纂类书丛书　　康熙年间，为了发掘和整理民族文化遗产，阐发诸子百家精髓，在康熙帝的倡导下编纂了许多宏篇巨著。可贵之处在于编纂的范围远远超出四书五经的范围。比较著名的有古代最完整的字典《康熙字典》，《骈字类编》、《分类字锦》、《佩文韵府》等都堪称文字学的巨著。《渊鉴类函》，系在唐类函的基础上博采诸书而增之，系一部大型类书。《历代赋汇》、《四朝诗》、《御制唐诗》、《历代诗余》、《全唐诗》、《全金诗》等整理了唐宋元明期间的诗篇。除此之外，还超出了历代文人的视野，整理和编纂了涉及社会生活，美术艺术等巨著。徐乾学等撰《古文渊鉴》，收录上起《左传》、下迄两宋时期的有关风化的记载。孙岳颁等纂《佩文斋书画谱》，系谈论书法、画技兼收历代帝王书画及画家传略的美术专著。王清奕的《曲谱》则是专门记载各种戏曲艺术流派及南北曲谱风格的艺术专著。
　　这些书籍的编纂对保存古代文化起到重要作用。
　　清代最重要的两部巨书为《古今图书集成》和《四库全书》。《古今图书集成》原系康熙三子胤祉的侍读陈梦雷等为胤祉所编的一部类书，原名《文献汇编》，或称《古今图书汇编》，康熙帝赐名《古今图书集成》，并命儒臣重加编校，历时１０年而无成果。雍正帝命蒋廷锡督率诸臣加速编定，雍正四年，基本按陈梦雷原稿排印。全书１万卷，目录４０卷，分６编、３２典、６１０９部。一为历象编，分乾象、岁功、历法、庶征四典；二为方舆编，分坤舆、职方、山川、边裔四典；三为明伦编，分皇极、宫闱、官常、家范、交谊、氏族、人事、闺媛八典；四为博物编，分艺术、神异、禽虫、草木四典；五为理学编，分为经籍、学行、文学、字学四典；六为经济编，分选举、铨衡、食货、礼仪、乐律、戎政、祥刑、考工八典。每典分为若干部，每部有汇考、总论、图表、列传、艺文、纪事、杂录、外编等目，分类清晰、内容丰富，从自然界到人类社会无所不包，堪称古代百科全书。该书武英殿印本只印行６４部，５７６函，分装５０００册，又目录２０册。文字采用聚珍铜字排版印刷，图以铜镂版印制，系当时世界上最精致的印刷品，是对中国文化和世界文化的一大贡献。《四库全书》是乾隆朝编定的一部规模最大的丛书，乾隆三十八年（１７７３年）奉敕开编，四十六年（１７８２年）第一份编成，五十二年（１７８７年）先后完成７份，以后又补充一些书籍入内，至五十八年（１７９３年）全部结束。当时参加编纂工作的有５００多人，许多著名学者参与其事，担任总纂官的纪昀出力最多。书籍的来源分为五种：御制本、内府本、各省採进本，私人进献本，永乐大典本。编定之后按统一规范抄写成书，共写７份，分别收藏于紫禁城文渊阁、圆明园文源阁，奉天皇宫文溯阁、承德避暑山庄文津阁、扬州大观堂文汇阁、镇江金山寺文宗阁、杭州西湖圣因寺行宫文澜阁。现存最完整的一份为承德文津阁藏本，共收书３５０３种，计７９３３７卷，分装３６３０册。同时编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对著录和未著录而存其目的６７０Ｏ余种书籍作了全面介绍。北四阁（文源、文渊、文溯、文津）称为内廷四阁，其藏书可供大臣查阅。其余三阁，即南三阁书籍可供士人抄录。
　　《四库全书》的编成是我国文化史上的一大贡献，是对有史以来当时现存书籍的一次大检阅，当时所见书的一半以上都收录其中，从《永乐大典》中辑出的已失书籍达７００余种。其内容，凡叙述宇宙之内所发生的事项无所不收，是旷古未有的一大文化工程。但编纂《四库全书》的活动本身却是功罪各半的。在编纂工作开始的第二年颁布谕令，要求编纂工作要 杜遏邪言 ，凡有 诋触本朝之语 的书籍一律销毁。据估算，查禁销毁的书籍达３千种左右，六七万卷之多。这是对民族文化的毁灭。
　　吸收西洋文化　　明清之际，正是西方文化向东传播之时。明末徐光启与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交游，得益匪浅。其后，徐光启发现按郭守敬大统历计算天时往往不验，便向崇祯帝建议用西洋人汤若望编制新历，因明亡而未竟。
　　清初，多尔衮继续任用汤若望编制新历，受到守旧派人士杨光先的反对。杨光先顽固地宣称： 宁可使中国无好历，不可使中国有西洋人 ，盲目排外。
　　鳌拜揽政时，汤若望及十余名随同他编新历的中国官员被杨光先诬告，除汤若望在太皇太后的庇护之下幸免于死，其余皆被处死。科学与偏见的冲突变成政治斗争。康熙帝亲政之后，摒弃世人对西方科学的偏见，采取实验的方法，同时任用比利时人南怀仁和守旧派各自编历，用实验加以证明，最后采用了南怀仁的科学编历法。康熙帝打开国门，广泛招徕有自然科学知识的西方传教士来华，康熙年间在华的西方传教士中对科学有贡献的达五六十人，他们分别来自日耳曼、意大利、比利时、西班牙、葡萄牙、法兰西、奥地利、匈牙利、墨西哥、波兰、立陶宛等１０多个国家。康熙帝还亲自向南怀仁和法国传教士张诚、白晋学习几何学，向葡萄牙传教士徐日升等学习天文数学，他还是中国第一个接受西方代数学的人。康熙帝在同西方数学接触的过程中深刻理解西方数学的科学性，他推荐当时中国有名的数学家梅文鼎、孙厚耀、何国兴、明安图等人从西方传教士学习数学，为西方数学传播到中国起到重要作用。他还聘用西方专家测绘地图。从康熙四十六年（１７０７年）开始用１０年时间采取实地测量的方法绘制出第一张科学而准确的全国地图《皇舆全览图》。在测量中第一次用数据证实了牛顿关于地球椭圆说的理论，因此，《皇舆全览图》在世界科学史上也是值得一提的事件。此外，康熙帝还重视西医，大胆地任用西医为御医。他用行政命令的办法推广种牛痘。他摒除世俗偏见和封建礼教毅然引进西方的人体解剖图。如此种种，为西方某些近代科学的传入创造了条件。
　　４。社会的安定
　　康雍乾时期的三位最高统治者勤于政事，励精图治，外治武功，内修文治，出现了较长时间的社会安定。
　　调整阶级关系　　首先是调整土地占有关系。明末农民起义从根本上摧毁了明宗藩对原有皇庄、官庄、庄田的土地占有权，原来在明宗藩土地上耕种的农民自然而然地成了土地的主人。清朝入主中原以后把明宗藩土地视为国有土地，令占有明宗藩土地的农民向政府交纳地价，方承认其土地所有权。
　　未交纳地价的农民没有土地所有权，他们一方面要向政府交纳土地租金，另一方面要向国家交纳田赋。负担不起地价和双重剥削的农民只好将土地撂荒，出现大片荒田。康熙八年（１６６９年），下令将明宗藩土地无偿交给耕地农所有，即 免其变价 ， 未变价田地，交与该都抚给原耕种之人令其耕种 ，承认该农民对土地的所有权。康熙九年又规定，耕种明宗藩土地的农民只交纳田赋，不再交纳地租①。这项政策称为 更明田 或 更名田 ，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土地占有关系。停止圈地也是调整土地关系的一项重要政策。清军入关，随之而来的满蒙汉八旗人口如潮般涌入关内。为了解决这批人的生活，顺治元年十二月，清政府颁布了第一道圈地令，凡近京各州县内无主荒田，明皇亲、驸马、公、侯、伯、太监等的土地尽行允许东来的诸王、勋臣、兵丁圈占。次年冬，又颁布第二道圈地令，把河间府、滦州、遵化等府州的无主荒地圈占给八旗人丁耕种。顺治四年正月，颁布第三道圈地令，在直隶４２个府州县内进行大规模圈地。这三次圈地的规模都很大， 分亲王、郡王，以里计；分上三旗及正蓝旗，以数十里计，余四旗以顷计 ②。圈地的范围也日益扩大，最初定为直隶的顺天、永平、保定、河间四府，后又扩大到直隶广平、大名以外的九府７２州县方圆２千里的范围内。其后随着八旗的移防，圈地范围扩大到山东、山西及江南省的北部（今苏北、皖北）一带。
　　圈地的对象也发生变化，由无主荒地扩大到有主良田。圈地令给北方农民带来了极大的灾难，在这块土地上耕种的农民变为满洲贵族和八旗的农奴。第三次圈地令下达后，由圈地而引发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激化，顺治四年中，清政府下达了停止圈地的命令。但圈地行为仍在继续进行。据统计，停圈令下达后圈占的土地占圈地总量的百分之十一左右。康熙五年（１６６６年）辅政大臣鳌拜发动了第四次圈地活动。镶黄旗人鳌拜企图把原多尔衮所属正白旗在永平府一带圈占的好地改拨镶黄旗，而另圈新地给正白旗。康熙八年，玄烨清除了鳌拜势力后下令停止圈地，并把当年圈占的土地退还给原主。并且宣布，今后永远不许圈地。从此之后，大规模的圈地活动才算终止，免使更多的农民流离失所。
　　①　　 《清圣祖实录》卷二十八。
　　②　　 王庆云：《熙朝纪政》卷四，《纪牧场》。
　　改革赋役制度　　封建社会的农民对国家承担两项义务，一是以自己的人身无偿地为政府服劳役。其后，这项劳役逐渐改为代役钱，即用货币顶替劳役，最后转化为丁口税，属人头税范围。为了保证人头税的征收，任何农民不许擅自迁徙和逃亡，违者有法律制裁。人头税实质上是政府用行政强制手段强迫农民依附于封建国家，限制其人身自由。二是农民作为土地所有者必须向国家交纳土地税，即田赋。明中叶以来推行的一条鞭法在一定程度上将人口税（役）纳入田亩税中征收，这一改革的方向是取消人头税。由于条件的不成熟，一条鞭法的基本原则未能完全实行，亦未能推广。康熙五十一年（１７１２年）清政府实行 圣世滋丁，永不加赋 的政策。这项政策的内容是，将康熙五十年应交纳人头税（丁口银）的２４６２１３２４人为定额，将这些人应交纳的丁口银总数定为全国应征丁口银的总额，永远不变。以后不必再每年核实人口、年龄以确定征税人数和税额。这项政策的目的有二，一是简化征收丁口银的手续，二是对新增加人口的优惠。但从社会发展的进程来看，其意义在于缓解了国家对农村人口的人身强制，为实施明代创立的一条鞭法创造了条件。康熙五十三年，有人建议将丁银摊入田粮内，即实行 摊丁入亩 的政策。这项政策是将人口税与土地税合一，以州县为单位，每亩耕地应纳税的理论计算公式是：全县应交纳丁口税总额
　　全县应纳田赋总额
　　全县应交纳的田税总额
　　全县应纳税田亩总数这项政策的实质是取消人头税，而将人头税的总额分摊到每亩土地中去，彻底改变数千年来 身有役、田有赋 的传统，变成身无役、田加赋，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人口多而无田少田农民的经济负担。户部否决了这项建议。但是，由于 圣世滋丁、永不加赋 的实行，摊丁入亩政策存着可行性，四川和广东两省各自实行了这项办法。雍正二年（１７２４年），雍正帝正式颁布谕令，在全国实行摊丁入亩。经过十多年的努力，这项政策在全国基本推行，在全国范围内取消了行之数千年的人头税。农民对封建国家的人身依附关系大大松弛，农村人口的迁徙流动不会造成户籍所在地税银的减少，因而人口的流动成为可能，为工商业的发展创造了条件。这项政策带来的另一结果是人口的迅速增长，在其后的一百多年的时间里，人口从不足一亿增长到咸丰年间的四亿多，以人丁兴旺为标志的社会繁荣达到了顶点。
　　消除奴隶制残余　　清朝入关前夕，满族社会正处在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变的过程中，保留着浓厚的奴隶制特点。满洲贵族及八旗旗丁都有一定数量的家内奴和从事耕作的工奴。入关以后，奴隶制残余被带到华北和中原一带。
　　圈地实行的地区，被圈占土地上的农民大量沦为旗地的农奴式的庄客，也有许多沦为家内奴仆。这些人失去了独立的户籍，被编入主人的附属户籍中，失去了独立的编户齐民的地位，成为主人的私有财产。不甘心接受奴隶地位的人大量逃亡，仅顺治三年（１６４６年）的几个月内便有数万奴隶逃亡，这些人被称为 逃人.为了巩固奴隶制残余，顺治三年制定了 逃人法 ，规定被抓获的逃人鞭打一百，归还主人；收留逃人的人要处以死刑，家产全部没收，窝主同一甲的相邻九户和甲长、乡约各鞭一百，并处以流刑流放到边远地区。这种落后的生产关系和维护这种关系的严酷的法律给社会造成严重后果，不仅逃人身受其害，许多编户齐民甚至士大夫之家也往往被指为 窝主 而深受其害。因此，不断地有人建议废除逃人法，但却受到严厉的处罚。
　　康熙年间，满洲贵族渐渐发现逃人法无补于社会，而放松了逃人法的贯彻，将窝主的死刑减为其他刑罚。康熙三十八年（１６９９年）将专门追捕逃人的兵部督捕衙门并入刑部，逃人问题渐渐淡化。与此同时，清政府又调整了官庄旗地依附农奴的政策。康熙年间三次颁令准许旗下壮丁单独开户，使之成为独立的编户齐民。乾隆年间，两次颁布命令，准许旗下壮丁 出旗为民 ，并准许出旗的壮丁购买土地，承认其独立拥有自己的经济，旗下壮丁的奴隶或农奴地位基本上得到摆脱，在一定程度上解放了生产力。
　　雍正年间还颁布了一系列法令消除原汉族地区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奴隶制残余。历史上遗留的奴隶制分为两类，一类是社会奴隶，如乐户、惰户、丐户、疍户；另一类是种姓奴隶，如皖南徽州府的伴当、宁国府的世仆。山西陕西的乐户相传是燕王朱棣发动武装政变推翻建文帝时誓死不归附朱棣的势力，朱棣成功后将他们编入教坊乐户，世代不许改业。浙江绍兴府的惰民相传是明太祖朱元璋的主要对手陈友谅的部曲，因反对朱元璋被定惰民，世代承袭贱民户籍。惰户中还有南宋末年坚决反元的南宋将领的后裔，在元初被编入贱民户籍。与惰户身份相同的还有江苏常熟、昭文二县的丐户。广州珠江上以船为家、以捕鱼为业的疍民历来不许与平民为伍，不许上岸安家，受岸上居民歧视，不列入齐民户口。这类贱民只许在社会上从事贱业，供社会各阶层驱使而不许反抗的人。安徽的世仆和伴当其来源不可考，此姓世世代代受彼姓役使，彼姓可任意殴打甚至处死此姓，官府不予保护，承认彼户对此户的特权。按着法律规定，上述这些贱民不许改籍，不许隐瞒身份，世代不许改业，不许入官学读书，不许参加科举考试，不许做官，不许与良民通婚，良民与之通婚者也失去良民身份转为贱民。雍正元年（１７２３）四月，朝廷宣布山陕乐户削除贱籍转为良民；九月，解除浙江绍兴惰民贱籍；雍正五年，安徽伴当、世仆开豁为良；雍正七年，宣布疍户与齐民平等；雍正八年，江苏常熟、昭文二县的丐户开豁为良。这些措施消灭了发达地区奴隶制的最后残余，是符合社会进步趋势的，是雍正帝推行的开明政策。
　　河道的治理　　黄河的安澜历来是社会安定的重要标志：黄河不畅，国无宁日。黄河的安澜反映了君主的贤明，吏治的清正，财力的充盈，民心的安定。宋以前，黄河自是黄河。元以后，国都在北，江南物资全赖运河转输，黄河畅则运河通，治河与漕运息息相关。入清以来，黄河与淮河在下游合流，治黄、治淮、治漕合而为一，事关国脉。顺治十五年（１６５８年），黄淮在山阳县（今安徽淮安）境内决口，康熙元年（１６６２年），黄淮在原武县（今河南原武县境内）、祥符县（今河南开封市）一带南北岸同时决口。康熙十六年（１６７７年）黄淮入海口积淤，河水阻于陆，水流四溢，山阳、高邮、宝应、盐城、兴化、泰州、如皋（今皆属江苏）７州县汪洋一片，成为湖区，沟口一带的运河淤为平地，山东、河南、安徽、江苏俱受其害。玄烨任用治水名臣靳辅为河道总督全力治理黄淮。靳辅在幕僚陈潢的协助之下提出本标兼治的 束水攻沙 之法的综合治理方案，前后１０年，黄河水患有所缓和，但离根治，尚需时日。
　　康熙亲政之初，即闻黄河水患、运河受阻、南粮不能北运，颇为焦虑，他把治河、治漕当作大事写在宫中柱上，时刻提醒自己关注河患。统一台湾以后，由于国内战事平息，玄烨开始亲自关注治河工程。康熙二十三年，他第一次南巡至苏州而还，途中多次考察治河情况。康熙二十六年（１６８７年），河道总督靳辅与巡抚于成龙在治河方略上有严重分歧，玄烨暗中称赞于成龙的方案。其后，靳辅受到攻击被罢官。于成龙接任河道总督，开始实行自己的方案，但每每失败，不得不按靳辅的方案进行。玄烨六次南巡，有五次把主要精力放在考察治水工程方面。每次视察，都亲临工地，有时甚至亲自测量，提出意见。回京之后，遍览古今治河典籍，研究治河方案。康熙三十一年（１６９２年），他亲自设计和指挥了治理永定河的工程，积累了实际经验。
　　康熙三十八年（１６９９年），玄烨第三次南巡时已对治河形成自己的看法。他任用张鹏翮为河道总督，他畅论靳辅、于成龙治河方案的弱点，提出自己的方案。而张鹏翮在治河方面没有自己的看法，有关方案均出自康熙帝之手。
　　按着新的方案，拆除一些水闸，导黄河入故道，减少河水往淮河下游的流量，再将黄淮下游的积水引导入海。这个方案是在靳辅方案基础上的改进。当初于成龙攻击靳 束水冲沙 方案，主张在淮河下游开挖河道，导积水入海，结果行不通。玄烨仍用靳辅 束水冲沙 之法，但却以引黄河归故道的方法，减少淮河受水量，使排水大于来水，比较快地收到效果。康熙四十六年（１７０７）
　　玄烨第六次南巡，此时河道已得到基本整治，虽尚有未尽人意的地方，但河区人民生活基本安定，玄烨心中亦十分满足。这次南巡他高度赞扬靳辅，说他排众议而不挠，竭精勤以自效 ，靳辅以后的治河大臣的治河方案虽略有变更，但基本按着靳辅的方案进行，即所谓 嗣后河臣，互有损益，而规模措置，不能易也.夸赞其 有功于漕运民生至大且远.由于康熙帝的精心治河，康熙四十二年（１７０３年）以后的４０年间河道基本畅通，很少发生决口之事。
　　整肃吏治　　吏治的整肃是社会安定的标志之一。康雍乾三朝君主都能牢牢把握用人大权，注重吏治的整肃。康熙朝，君主勤于政务，３次亲征漠北，３０余次巡行塞外，６次巡视江南，亲临治河工地，给臣子留下一个勤政爱民的良好形象。康熙帝在用人方面有三个显著特点：慎选官吏、褒奖清官、严惩贪赃。他对于地方官的选择尤为重视，认为地方官是直接统治百姓之官，贪赃无度则会激起民变。在地方官中，他首重督抚之选，认为督抚为各省地方官之首，廉洁与否，关系一方吏治清浊。新任督抚上任前都要受到他亲自接见，称为陛辞，他每次都要告诫他们爱养百姓。康熙帝的人才观十分明确，康熙二十年（１６８１年）二月，他接见即将赴任广西巡抚郝浴时说 为外官者以爱养百姓、惩贪奖廉为最重要，务使德胜于才，始可称贵.明确提出了 德胜于才 的用人思想。德与才的统一在于 惩贪奖廉.为了奖廉，他多次令有关部门推举清官。第一次是在康熙二十三年（１６８４年），直隶巡抚格尔古德、吏部郎中苏赫、范承勋、江南学道赵仑、扬州知府崔华、兗州知府张鹏翮、灵寿知县陆陇其在推举之中。第二次是在康熙二十九年（１６９０年），令从知县知州中挑选一批清廉之士担任监察官员，清苑知县邵嗣尧、三河知县彭鹏、灵寿知县陆陇其、麻城知县赵苍壁，这些人都是有相当廉洁声望的。由于康熙帝办事认真，这两次推举都不存在流于形式和以贪冒清的。
　　康熙四十年（１７０１年）又一次命内阁移文给有清廉官声的七八位督抚，让他们推举属下居官清廉的官员。他亲自表彰的清廉官员见之记载的有二三十位之多。他亲口赞扬永宁于成龙 今时清官第一 ，彭鹏 居官清正、不爱民财 ，张鹏翮 一介不取 等等。君主大事表彰清官形成了一个很好的吏治导向。与扬善的同时，康熙帝还严惩贪官。康熙二十三年（１６８４年），侍郎宜昌阿、巡抚金傐乘查抄三藩逆臣尚之信家产时，将部分财产归入私室，同时还有侵蚀兵饷、敲诈商人财产的行为。玄烨发现后立即予以严惩。康熙二十五年，惩办贪赃总督蔡毓荣。二十八年，惩办湖北巡抚张汧. 道员王永祚分取赃物、道员祖泽清勒索民财等，都受到严厉处分。
　　雍正帝以勤政、俭朴自律、猛严治国著称，在位１３年，吏治整顿，官场相对而言极为清正。雍正帝是以勤政闻名的皇帝，他处理公务一丝不苟，讲求效率，雷厉风行。他审阅各衙门奏章、题本、大臣奏折从不假手他人。据估算，他在位１３年，平均每天阅读４０份奏章、题本，每年达１４０００余件，１３年合计约１９万件。经他批示的奏折约在３万件左右。从他阅读公文和批改奏折的数量来看，他真是一位日理万机的君主。他经常召见大臣谈话，据载，雍正五年（１７２７年）四月十六日一天之内他１１次接见大臣，每次三四个人，向他们了解情况。雍正帝身居九五之尊，有享不尽的富贵，但他却提倡节俭，爱惜社会财物。他主张移风易俗，反对用金银等贵重物殉葬，反对浮华的婚嫁，提倡节约粮食，少开烧锅少酿酒。他也能以身作则，用膳时，不丢弃一粒饭粒，还经常告诫大小臣工爱惜五谷。他严于律己，对大臣们的要求也极为严厉，小至签票不符、朝班不齐，大至吏治腐败、财政亏空等事无不严厉要求。在朝廷的各类大政中，他把用人当作最重要的事， 治天下惟以用人为本，其余皆枝叶事耳.他甚至认为用人比缉盗还重要，他曾说 治天下急务，首在用贤敷教，次者缉盗安良 ①。在用人方面，他最重才能，不拘出身。他主张 凡有才具之员，当惜之教之 ②。他所重用的田文镜、李卫都不是进士出身。田文镜出身于杂职，但他办事认真，遇事会想办法，老成干练，便不拘一格地将他升为巡抚。李卫是靠捐纳得官的，也因办事干练而升任巡抚。雍正帝还把他们治理州县的经验合刊成《钦定州县须知》颁发中外。他整顿吏治不是从个别贪官入手，而是把治贪与财政结合在一起。他深知，财政的亏空是与官吏的贪赃联系在一起的。他登基的第四天便发布上谕，指出财政亏空的严重性。接着发布谕旨，令户部传谕各总督、巡抚，限三年之内将本管财政稽查清楚，凡有亏空，必须如数补足，倘若限期内不完，从重治罪。他接连不断地发出谕令督催。谕令之急、催促之严，令封疆大吏们震惊。在雍正 猛严 的政令下，贪官为之震慑，仅一年多的时间，亏空基本补足。雍正帝还极力保护敢于严厉打击贪官的能臣。田文镜在山西、河南清理钱粮亏空时，整肃吏治，打击贪官。当有人弹劾田文镜的严苛时，雍正帝以 天下巡抚第一 来加以回护，甚至要把弹劾之人判处死刑，逼令他说田文镜好。雍正帝吏治的严明，使官场贪风大为敛迹，在位１０余年出现了少有的吏治清廉、财政充盈的局面。
　　乾隆帝弘历在吏治方面兼采康熙的 宽仁 和雍正的 猛严 ，实行宽严相济的方针。所谓严，主要是对贪官污吏严。他把贪官污吏比做妨碍庄稼生长的杂草和残害生灵的鬼狼。乾隆十二年（１７４７年）他一次处死一批官位显赫的贪污犯。他在解释为什么不按常规判以 死缓 时说，判死缓不足以警告其他贪官。乾隆四十六年（１７８１年）四十七年，他连续处死犯贪污罪的浙江巡抚王亶望、陕甘总督勒尔谨、闽浙总督陈辉祖、山东巡抚国泰，山东布政使于易简、江西巡抚郝硕、闽浙总督伍拉纳、福建巡抚浦霖、浙江巡抚福崧等高级官员。甚至皇贵妃高佳氏之弟、两淮盐政高恒因贪污也被处死。
　　高佳氏请皇后出面说情，皇后授意其弟傅恒当面向乾隆帝求情，也被拒绝。
　　乾隆帝直截了当地对傅恒说： 即使皇后的兄弟犯法，也要严办.态度之坚决，令国舅战栗失色。不过，在乾隆帝严厉肃贪之时，当时最大的贪官和珅却因善于投其所好而免受处罚，留下了祸根，致使肃贪工作未能进行到底。
　　至乾隆晚年甚至出现贪风日盛的局面。
　　①　　 《雍正朱批谕旨？范时绎》。
　　②　　 《雍正朱批谕旨？鄂尔泰》。
　　５。经济的繁荣
　　顺治年间到康熙中期的４０年间，是清代社会由动荡恢复为稳定的时期，也是经济由残破恢复常态的时期。这一时期社会的安定和经济的恢复为康雍乾盛世的出现创造了条件，而经济的繁荣也是构成康雍乾盛世的主要内容之一。
　　农业生产的发展　　明末清初，由于连年战乱，农业生产的基本条件遭到破坏，耕地面积大量减少。明万历八年（１５８０年）全国耕地面积为７亿亩，顺治十八年，耕地面积恢复到五亿五千万亩，尚未达到明万历初年的水平。
　　康雍乾时期，耕地面积逐年扩大。据《大清会典》、《户部则例》等资料统计，康熙二十四年（１６８５年）耕地面积恢复到６亿亩，雍正二年（１７２４年）
　　耕地面积恢复到七亿二千万亩，超过了万历八年的水平，乾隆三十一年（１７６６年）达到七亿八千万亩。另据《清实录》的资料进行统计，康熙二十四年耕地面积为五亿九千万亩，雍正二年（１７２４年）为八亿九千万亩。据专家分析，这个数 比较可信 ①。也就是说，到雍正年间耕地面积大约比明万历八年增加近２亿亩，增长幅度为２８。５７％。
　　农业的发展不仅表现为耕地面积的扩大，还表现为农业生产技术的提高和新作物的引进。清代的农业生产工具同前代相比并没有本质上的进步，但农业生产技术却有了明显的提高。双季稻在长江以南亚热带地区的推广大大提高了单位面积产量。唐代以来江南一年两收制主要是水稻与小麦的双季生产，水稻亩产在肥田沃土地带约为四石五斗左右，小麦亩产为五斗至一石。
　　双季稻取代小麦，肥田沃土地带亩产总计可达六石五斗左右，亩产量提高１８- ２０％。同时，高产作物水稻向北方推广。明万历年间京津地区曾试种水稻，收效不大。康熙年间，水稻种植在京西玉泉山一带、天津府宝坻县、丰润县一带试植成功，为水稻在北方的大面积推广创造了成功的经验。雍正五年（１７２７年），天津地区的水稻获得大丰收，从根本上改变了京津一带粮食品种结构。一些新作物的引进对农业生产的发展也起到重要作用。蕃薯是明末从南洋引进到福建的新作物品种，具有耐旱、高产、生产周期短、适合瘠贫土地生长的特点。清代蕃薯在全国广泛推广，对于提高瘠贫地区粮食单产起到重要作用。与蕃薯推广的同时，玉米的引进也获得成功并得到推广。玉米的特点是耐寒、高产、适合薄田生长，清代玉米在长城以北的推广，使北方高寒地区有了耐寒高产作物，对于塞北土地开发和移民的涌入创造了物质条件。由于玉米的引进，南方山区也有了可供山区耕作高产作物，促进了山区农业经济的开发。
　　①　　 戴逸主编：《简明清史》第二册，第 325页。
　　除粮食作物之外，桑、棉、麻、茶、靛、蔗、烟７大经济作物的种植得到发展。其中桑、棉、麻３类作物是农本经济的重要内容，历来受到统治者的扶植。明初朱元璋规划的农家经济模式是，每一农户种田若干，种桑、棉、麻若干，形成以家庭为单位各类基本生活资料无所不产的模式。他提倡的种植桑、棉、麻不过是加强农家的经济自给性。清代桑、棉、麻的生产则出现了高度商品化的特点。江南地区的桑蚕举世闻名，形成以杭州、嘉兴、湖州为中心的包括苏州、常州、松江、镇江、江宁各府在内的江南八府桑蚕饲养区。广东珠江三角洲地区形成桑基鱼塘的立体经营模式，桑蚕业的发展引人注目。此外，在北方和西南地区柞蚕饲养成功，特别是贵州北部地区的柞蚕业与四川盆地的桑蚕业互相促进，形成西南地区的蚕丝业中心。棉花的种植更是遍布黄河上下、大江两岸、湖湘闽广，形成了以松江府为中心的东南产棉区，直隶、山东、河南的北方产棉区，湖北、湖南、江西的中南部产棉区，闽广的南方产棉区。麻的主要品种是苎麻，它作为苎布的生产原料深受市场欢迎。集中产地分布在湖南、江西、粤北、闽西一带山区丘陵地带。茶、靛、蔗、烟４大作物从其兴起之日就具有浓厚的商品特点。清代取消茶的专卖、茶叶种植和采集迅速发展，最重要的产区是福建武夷山，浙江、苏南、豫南、安徽、四川、湖北、湖南、江西、广东、广西、云南都有名品出产，产量亦不少。靛蓝作为染料是随着棉布商品化而广泛出现的商品。从直隶（今河北）
　　到两广，从江浙到川贵，可以说无地无之，而集中的产区则在靠近棉布产区的苏南、浙东、闽北、赣东北一带，有些地方出现连片的靛草种植。收获之后，稍事加工成靛，即变成远销的商品。蔗作为制糖原料分布在四川、广东、广西、福建、湖南、江西、浙江、台湾一带，而以四川、广东、台湾为集中产区。烟草是明代引进清代推广的主要经济作物之一。其大面积种植始于福建，闽西的永定是最早的烟草种植基地，其后向湖南、江西发展，湖南的衡阳、江西的玉山都是重要产烟区，乾隆年间更推广到全国，北起黑龙江，南至钦州湾，东起江浙沿海，西至云贵川陇，许多农民甚至弃五谷而种烟草、改良田为烟地。
　　经济作物的广泛种植吸引了大量商业资本下乡收购，农民得到货币的数量显著增长，促进了农村经济的繁荣，许多地区购销两旺、小墟集发展为大市镇，大市镇发展为工商业中心。
　　工商业和城市的发展　　康熙初年废除班匠制度，手工业匠人对官府的人身依附关系基本解除，政府允许原来列入 匠籍 的手工业匠人自行开业，促进了民营手工业的发展。由于经济发展条件的变化，清代手工业出现多方位的变化。
　　首先是传统农家手工业的发展。丝织和棉织是传统的农家手工业。由于清代停止向农户征收绢帛、绸锻和棉布，农村的丝织业和棉织迅速向商品化发展。棉布生产遍布产棉区，许多地区家庭主要劳动力（男子）取代辅助劳动力（妇孺）从事棉织业，棉织业由家庭副业变为家庭主业，在全国形成百余个棉织业中心，生产的棉布以全国为市场。丝织业的发展水平高于棉纺织业，在江南和珠江三角洲地区出现了独立手工业丝织作坊，甚至还出现了一批大机坊，采用雇工织绸和坊外机户领料加工的两种形式，生产规模有所扩大，有的还形成了工场手工业的生产方式，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并有向市镇集中的趋势。其次是以资源为条件的后起的农村手工业，如制糖业和造纸业，生产规模都比较大。制糖以甘蔗为原料，生产的季节性很强，甘蔗收获后，有资本之人在农村就地设厂雇工制造，四川、广东、台湾都广泛采用这种形式生产蔗糖。造纸业以嫩竹为原料，春天取料，超过季节长成壮竹便不能造纸，所以春季有财力的人拼买竹山，雇工采伐，沤竹成浆，铺浆为纸，也都有相当的规模。闽、浙、赣、皖山区盛产嫩竹的地方都成为造纸业的基地，江西的玉山、浙江的龙游往往有富商大贾进山买竹，设厂造纸。
　　第三是城市手工业的发展，其中以金、银、铜、铁、锡、漆器的制造加工为主。广东铸铁业、安徽芜湖的煅铁业、浙江杭州的锡泊加工业都有一定的规模和广泛的市场。尤其是佛山的铁丝线产品系全国独一份的优质产品，畅销全国和海外。第四是原来由官府垄断清代允许民营的手工业行业得到迅速发展。比较著名的是江西景德镇的瓷器烧制业，民窑的发展十分瞩目，乾隆时景德镇已发展成为烟火十万家的以瓷器生产为主的手工业市镇。四川自贡井盐业的民营盐业吸收了大量的商业资本进行井盐生产，生产规模远远超过官营井盐。第五是矿业，银矿、铜矿、锌矿是历来禁止民营的矿业，清代在官府控制下准许民营，在铜、铅、银矿产地比较集中的西南地区民营矿业的发展常常聚集数万，十数万乃至数十万各类从业人员和寻机出卖劳动力的流民。铁矿和煤矿业是允许民间自由经营的矿业，康雍乾时期继续发展。其他产品零星的手工业行业的作坊分布在城乡市镇。
　　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推动了商业的繁荣。清以前的大商业资本主要集中在盐业。清代前期，米业、烟业、丝绸业、棉布业、茶业、药材业、糖业、矿业的商业资本的发展和聚积已使盐业商业资本大为逊色。明代山西商帮统治北中国商业、徽州商帮统治南中国商业的局面已经被打破。直隶帮、山东帮、浙江帮、福建帮、广东帮、四川帮、江西帮商人足迹遍全国。这些商帮以经营农副产品，日用工业品为主，形成的非垄断利润已经大大超过徽帮、晋帮盐业资本的垄断利润，某些商帮商业资本的数量超过千万两已不是罕见的。
　　由于商业资本的活动，清代商业流通网已扩大到东北黑龙江流域，西北天山、阿尔泰山一带，西南的前后藏地区，北方达中俄（今蒙俄）边界的恰克图一带。在边远地区形成了一批商品集散市场。如吉林的宁古塔（今黑龙江宁安县），黑龙江的卜奎（齐齐哈尔），外蒙的库伦（今蒙古国乌兰巴托）、恰克图、科布多，新疆的乌鲁木齐，西藏的拉萨、察木多（昌都）、日喀则，云南的腾越，广西的百色。康熙中叶对内解除海禁以来，沿海港口兴起为商业贸易中心。辽东的营口，直隶的天津，山东的烟台、胶州（今山东青岛），江苏的赣榆（今属连云港地区）、上海，浙江的乍浦、宁波，福建的福州、泉州、厦门、台湾（今台湾省台南市），广东的潮州、广州、海口等重要港口都是在康雍乾时期发展起来的。沿边和沿海贸易中心的出现，形成了一个内环中国的商业贸易圈。在次边远地区也出现了一批商品集散市场，充当内地到边疆的贸易中转基地，如湘西的洪江镇、大佣所，云南的昭通，川西的打箭炉、松番，青海的玉树，新疆的哈密，甘肃的西宁府丹噶尔厅、宁夏府的石咀山，内蒙的包头、归绥（即归化和绥远西城，在今呼和浩特市），直隶北部的张家口等。这些沿边、沿海、次边远地区的贸易中心同以长江为中轴的横向商业交通干线和以运河、富春江、赣江、北江（珠江水系）为中轴纵向商业交通干线相勾连，形成了覆盖全国的商品流通网，促进着商业的发展和繁荣。
　　在全国商业网的范围内涌现出一批工商业都会，京师北京、直隶天津、山东济宁、江苏江宁（南京）、苏州、扬州、上海、浙江杭州、广东佛山、广州、四川重庆、成都、山西太原、河南开封，湖北汉口都是全国的著名商业都会。这些商业都会的人口大多超过１０万，占地面积大，既是大的商品集散中心，又是巨大的商品消费中心，同时聚集着门类齐全的手工业行业和商业服务设施。有一些大都会还有具有代表性的手工业，如江宁的丝织业、佛山的制铁业，汉口的茶品加工业等等。
　　康雍乾时期农业的发展，手工业和商业的繁荣超过了历代王朝，各地各行业发展的不平衡更为明显。但从总体上看，经济繁荣区的范围大大超过以往任何一个历史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