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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研究与高中文综资料精选.
日本帝国主义者在侵占东北以后,故伎重演,对中国的上海进行偷袭。这是日本蓄谋已久的侵略阴谋,其真实的用意是妄图在上海建立侵略华东和华中的桥头堡,扩大日本在上海的政治经济势力,并显示日本的军事实力,以威逼南京政府屈服。但在表面上,却似乎是为满洲“独立”而转移国际视线采取的行动;或是日本声称的由于中国的排日运动而采取的保护日侨措施。中国军民特别是第19路军将士英勇顽强,坚决抵抗,沉重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和战略企图,激发了全国人民的抗日热情。
图注:在“一·二八”淞沪抗战期间,中日双方的作战形势示意图
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轻而易举地完成了对中国东北几省区的军事占领。在此形势下,日本帝国主义者为扩大成果,打击南京的国民党政府,迫使其承认在东北的既成事实及实现独占中国的战略目标,从1931年11月起,又在中国的南方上海等地,先后制造了一系列侵略性的事件。日军以为和东北一样,可以轻而易举地实现理想目标,可这次却狠狠地碰了一次壁。
图注:国民革命军第19路军的军旗
位于中国东海岸中部,中国第一大河长江的入海口的上海,有着极其优越的地理条件,是当时中国的第一大城市和经济文化中心,也是远东第一的国际大都会。经过大革命的洗礼,上海具有良好的开展民族民主革命运动的社会条件和群众基础。九一八事变后,抗日救国活动在上海广泛开展,上海各校抗日救国联合会和教育界救国联合会分别成立,援侨会也组织集会,改组为“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
图注:国民革命军第19路军将士开赴上海抗日前线
在上海参加抗日救亡活动的,不仅有青年学生、工人群众,还有广大的市民、各阶层爱国人士。上海群众多次组织反对日本侵略、抵制日货等活动。1931年10月1日,上海爱国民众包围宝山路五区公署,抗议公安局警察禁止张贴反日标语的行为,区长游伯麓下令向群众开枪,打死工人2人,伤5人,造成宝山路惨案。此事激起上海群众愤恨。中共江苏省委发出指示,要求各级党组织抓住日军侵略事实,宣传动员群众自己武装起来,普遍建立宝山路惨案后援会,援助死难工友,反对国民党勾结日本帝国主义屠杀群众。
图注:吴铁城(1888-1953),字子增,祖籍广东香山,出生于江西九江。早年在江西九江同文书院读书,1909年经林森介绍加入中国同盟会。武昌起义爆发后,任九江军政府总参议官,负责办理与军事有关的工作,后被推举为江西省代表出席南京各省都督府代表会议,组织临时政府,制定宪法。1913年参加二次革命,后随孙中山先生赴日本,入明治法政大学攻读法律。1914年加入中华革命党。1915年8月5日奉孙中山之命前往檀香山主持党务,并任华侨《自由新报》主笔,力倡反对袁世凯。1917年回国任孙中山护国军政府大元帅府参军,军政府改组后,随孙中山去上海。1924年9月随孙中山北伐,任大本营参军长;10月回师广东参加平定商团叛乱,兼任广州市公安局局长。1927年6月任广东省政府委员兼建设厅厅长。1929年当选为中国国民党中央执委、国民政府立法委员、南京总理陵管理委员会委员。1931年任警察总监、侨务委员会委员。1932年1月任上海市长兼淞沪警备司令。1937年调任广东省政府主席。1939年开始主持中国国民党港澳党务,1940年任中国国民党中央海外部长,1941年任中国国民党中央军十七师师长兼广州卫戍司令。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任最高国防委员。1947年任国民政府立法院副院长。1948年调任行政院副院长兼外交部部长。1949年,移居台湾任总统府资政等职。1953年在台湾病逝,享年65岁。
1932年1月9日,上海《民国日报》对前一天朝鲜人李泰昌在东京樱田门外阻击日本天皇事件的报道中,使用了“不幸只炸副车”的词句。居住上海的日本“侨民”便借此肇事,声称是对日本的“不敬”,有损日本的名声,因此强烈要求日本驻沪总领事村井仓松向上海市长吴铁城提出抗议。吴竟然接受日方要求,同意取消报道,赔礼道歉,处分报纸负责人。中国方面采取委曲求全、息事宁人的态度,以为这样就可以使日本方面无可挑剔,化解矛盾,避免冲突。但事实证明,日本侵略者绝不会以此为满足。
图注:川岛芳子(1906年5月24日-1948年3月),又称川岛东珍,号诚之,汉名金碧辉,日本间谍。清朝和硕肃亲王爱新觉罗·善耆第十四女。民国元年(1912年)清朝灭亡,善耆欲借日本之力复国,将女儿显玗送给川岛浪速做养女。显玗从此更名川岛芳子,被送往日本接受军国主义教育,成年后返回中国,长期为日本做间谍。民国十六年(1927年)与蒙匪巴布扎布之子甘珠尔扎布结婚,实为对内蒙进行政治侵略的手段。民国十七年(1928年)前去上海从事特务活动。历任伪满洲国"安国军总司令"、"华北人民自卫军总司令"等要职,曾先后参与皇姑屯事件、“九·一八”事变、满洲独立运动等秘密军事行动,并亲自导演了震惊中外的上海“一·二八”事变和转移郭布罗·婉容等祸国事件,被称为"男装女谍"、"东方女魔"。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日本投降。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3月25日,川岛芳子被以汉奸罪判处死刑,在北平第一监狱执行枪决,终年41岁。
紧接着,遵照日本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大佐的电令,日本公使驻上海武官辅助官田中隆少佐勾结日本女特务川岛芳子,在上海制造了“日本和尚事件”。1月18日下午,住在江湾山妙法寺的日莲宗和尚、上海传教主任天崎启升和4名信徒做“冬季修行”。日莲宗是日本佛教的一个宗派,“冬季修行”是一种在马路上边走边祈祷的宗教活动。可这些和尚哪里是在修行,他们走到引翔港马玉路(今双阳路)中国人经营的三友实业社棉织厂外面时,看到厂里的工人义勇军正在操练,便动手向工人义勇军抛掷石子挑衅。工人们当然不依,要与这帮“和尚”论个道理。双方发生冲突,打斗起来。据日方声称,一名受伤和尚死于日本医院。
图注 :重藤千秋(1885-1942)陆军中将。日本福冈县人。1905年陆军士官学校毕业。1923年来华,任日本驻华公使馆副武官辅佐官。后以参谋本部副驻广东、上海。1930年任参谋本部中国课长。与桥本欣五郎同为法西斯团体"樱会"的主要人物。是1931年少壮军人发动武装政变三月事件和十月事件的主谋者之一。
日本方面竭力扩大事态。1月19日晚至20日凌晨,几十名日本浪人在宪兵大尉重藤千春的指挥下,袭击三友实业社棉织厂,拆毁竹篱笆进入厂内纵火,烧毁了厂房、工房和仓库,损坏30多台织机。此后,还与急忙赶来维持秩序的公共租界华籍巡捕发生冲突,砍死一名、砍伤两名华籍巡捕。日本暴徒也被打死一人、重伤两人。当天下午,数千名日侨举行集会,要求日本政府“立即派遣陆海军,坚决灭绝抗日运动”。会后又上街游行示威,沿途殴打行人,捣毁电车、公共汽车和中国商店,叫嚣要“杀尽中国人”,取缔一切“排日侮日之非法越轨行动”,解散“上海各界抗日救国委员会”等等。日本海军陆战队也荷枪实弹,乘着汽车在上海街头示威,支持日本浪人骚乱。
日本浪人极为嚣张、肆意挑衅,日本驻沪总领事村井也气势汹汹、蛮横无理地于1月21日向上海市政府提出所谓抗议和四项要求:(1)市长向总领事道歉;(2)逮捕处罚凶手;(3)赔偿医疗费用及抚慰金;(4)取缔排日活动,解散上海抗日救国会等各种抗日团体。22日,日本第一遣外舰队司令官盐泽幸一少将也发表声明,要求中国方面“反省”,并威胁中国:如不接受日方要求,将采取适当手段,以“保护帝国权益”。
图注:重光葵,(英文名:Shigemitsu Mamoru,1887年7月29日-1957年1月26日),日本在二战结束时的外务大臣,活跃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至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韩满州国政坛外交和第二次世界大战,长达40年,幕后参与甚至主导许多日本侵略各国统治及外交政策制订,并代表日本与盟国签订投降条约,最著名谋略为找出利用溥仪建立满州国,战后写出《『昭和の動乱』(上、下巻)》1932年4月29日于上海虹口公园爆炸案中被炸至重伤,右脚被炸断导致终身跛行。此后、出任过日本驻苏联大使、日本驻英国大使。东条英机内阁至小矶国昭内阁时之外务大臣。1944年到1945年任大东亚大臣。在日本宣布投降后的东久迩宫内阁时又再被任命为外务大臣。
与此同时,日本从旅顺港和国内大量增兵,在上海集结了23艘军舰、40余架飞机、1800多人组成的海军陆战队和三四千名武装侨民。1月23日,日舰大批开进黄浦江,驻沪日军已做好发动闪电战的准备。24日,日本特务机关派人焚烧了日本驻华公使重光葵在上海的住宅,并诬称是中国人所为。27日,村井仓松向上海市长吴铁城发出最后通牒,限28日18时以前对日方所提要求给予明确答复,否则日本海军将采取必要的行动。
图注:孙科(1891年10月20日-1973年9月13日)字连生,号哲生。广东香山县翠亨村(今中山市南朗镇翠亨村)人,孙中山长子。曾任中华民国考试院、行政院、立法院长。1907年加入同盟会,1917年在广州担任大元帅府秘书。1918年到1920年担任非常国会参议院秘书兼广州时报编辑。1921年任广州市长兼治河督办,后任广州市首任市长。1923年、1926年两次再任广州市长,1931年任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长,1932年任立法院长,前期主张反对联共,抗日战争开始后主张速行宪政、联共抗日,1947年任南京国民政府副主席,1948年与李宗仁竞选副总统落选,后再度出任行政院长。1949年辞职,后长期旅居香港、法国、美国等地,1965年任台湾当局领导人办公室高级咨议、考试院长,1973年9月13日病逝于台北,享年82岁。
在咄咄逼人的挑衅面前,国民党政府仍然试图通过妥协平息事态。行政院院长孙科于1月23日致电吴铁城:“对日方要求只有采取和缓态度,应即召集各界婉为解说,万不能发生冲突,致使沪市受暴力夺取。”于是,吴铁城先是命令公安局将殴打日本和尚的“凶手”强拿归案法办,继而下令取消上海各界抗日救国会。可是,日本对这些让步仍然不满意。村井坚持:凡是有抗日字样的各种团体非一律解散不可。上海市政府经呈请南京国民党政府后,于28日13时45分全盘接受日本提出的四项无理要求。然而,日本帝国主义者仍蓄意制造事端。
图注:盐泽幸一(1883-1943),日本海军大将。1932年上海一二八事变期间任日本第一外遣舰队司令官兼驻上海特别陆战队司令官。盐泽幸一,早年入长野县松本初级中学,海兵学校第32期。入校的时候成绩名次是190名内首席,毕业的时候成绩名次是192名内次席。妻子做议员北原阿智之助次女。在海兵学校的同学有有山本五十六,吉田善吾,岛田繁太郎,堀悌吉等。海兵学校中经常与和首席堀悌吉竞争。山本,吉田,岛田比他早1年晋升海军大将。由于他家是开养命酒酒店的,山本五十六就喊他『养命酒』。海军大学毕业后由于日英同盟的关系,作为观战武官被派遣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英国海军。随着平沼骐一郎内阁总辞职,米内光政也辞去海军大臣的职位,盐泽被后任海军大臣的吉田善吾海军中将任命为舰政本部长,由于名次问题他和吉田海军大臣产生矛盾,转任军事参议官。1940年9月5日,吉田辞去海军大臣的时候,横须贺镇守府司令长官及川古志郎成为海军大臣,作为及川的后任他成为被横须贺镇守府司令长官。日美开战的时候是军事参议官。山本五十六联合舰队司令长官战死了的时候,盐泽担任国葬的司祭长。同年盐泽幸一自己也得病死去了。有一个弟弟文艺评论家中泽临川。
公元1932年1月28日上午9时,大批日本海军陆战队员在上海登陆。当晚20时50分,日本第一遣外舰队司令官盐泽幸一在吴铁城已全面接受日方要求后,又向上海市政府递交最后通牒,声称为维持治安计,将以兵力“配备”闸北,中国方面应将军队及设施从速撤退。23时30分,在中国方面尚未答复这一新的通牒之时,日本海军陆战队便从淞沪铁路及虬江路两个方向向闸北的中国守军发动了突然进攻。日军驻沪海军陆战队第1大队出动的摩托车队,首先抢占北四川路陆战司令部北面的淞沪铁路天通庵路站,然后进攻闸北。当时还未及撤离防地的第19路军第78师第156旅(旅长翁照垣)张君嵩团,以及前来接防的中国军队当即向敌人猛烈还击。
图注:蔡廷锴将军亲临前线指挥部队与日军作战
第19路军于1931年11月初从江西赣州调到京沪地区。全军辖3个师:第60师,师长沈光汉,驻防苏州、常州一线;第61师,师长毛维寿,驻防南京、镇江一线;第78师,师长区寿年,驻防吴淞、闸北、南翔一线。全军共3.3万多人。戴戟任京沪警备司令。第19路军卫戍京沪后,在上海人民抗日浪潮的推动和影响下,抗日决心是坚定的,但实际作战准备很不充分。主要原因是第19路军到上海不久,对敌情了解不多;南京国民党政府抱定不抵抗主义,从未向该军提供任何有关的敌情。直到1月15日以后该军从自己获得的情报中得知“日寇有扰沪企图”,且从日方提出的各项条件十分苛刻,判断敌人有发动侵略战争的可能。19日后,各防区赶紧构筑工事,“并决抱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之本旨”。但各要点修筑的工事十分简陋,多次向当局请求领取各种建筑材料也十分艰难。何应钦还于24日到上海,通知第19路军准备撤退。何应钦说:“现在国力未充,百般均无准备,日敌虽有压迫,政府均拟以外交途径解决。上海敌方无理要求,要十九路军撤退三十里,政府本应拒绝,但为保存国力起见,不得己忍辱负重,拟令本军于最短期间撤防南翔以西地区,重新布防。”就在这样的情况下,第19路军官兵同仇敌忾,积极准备抗击日军进攻。
图注:驻扎上海闸北地区的国民革命军第19路军,向日军奋起反击
1月28日深夜,日军以20余辆装甲车为前导,向闸北各路口的中国军队发动突然袭击。第19路军军长蔡廷锴命令第78师张君嵩团迎头痛击,绝不后退。战事发生后,蔡廷锴立刻赶赴龙华与淞沪警备司令戴戟面商抗敌大计。接着,他们又和19路军总指挥蒋光鼐等趁黑夜雪地步行到真如车站,设立临时指挥部,命令后方部队迅速推进上海。29日凌晨,蒋光鼐、蔡廷锴等代表第19路军军部向全国发出通电:“光鼐等分属军人,惟知正当防卫,悍患守土,是其天职,尺地寸草,不能放弃。为救国保种而抗日,虽牺牲至一卒一弹,绝不退缩,以丧失中华民国军人之人格。”
图注:蔡廷锴(1892-1968),抗日爱国名将,民族英雄。字贤初,汉族,广东罗定广府人。行伍出身,由士兵一步一个脚印升为19路军上将总司令,凭的就是过人的战功,最出名的就是率领十九路军在"一·二八事变"后奋起抗击日军,致使日军侵占上海的阴谋终不能得逞。使得世界上知道在东北不抵抗之后,中国还是有一批能打和热血的军人。后参与领导福建事变,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和红军签订了《反蒋抗日的初步协定》,1934年1月因内部瓦解而失败。抗战全面爆发后,一度复出,参与对日作战。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四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
驻守闸北的中国军队全线应敌。官兵们士气旺盛,以一当十,沉着应战,日军屡次进攻均遭失败。日军原认为中国军队不堪一击,没想到受顽强抵抗。在夜袭不能得逞的情况下,日军出动飞机、坦克助战。日军的飞机对闸北、真如等地肆意狂轰滥炸,战火弥漫,和平居民伤亡很大。日机欺负中国军队没有高射炮和高射机枪,低空飞行轰炸扫射。中国官兵义愤填膺,用步枪射击,居然击落敌机一架。顿时军民鼓掌如雷,军心大振。日军凭借战车和飞机掩护,多次向中国守军防线进攻,但均被击溃,日军伤亡甚重。日军自供:“战斗极为激烈”,“市街到处起火,火焰漫天,战场极为凄惨”,“战况不佳”。
图注:翁照垣(1892.12.16-1972.10.17),原名翁辉腾,又名翁嘉添,广东惠来人。中华民国国民革命军军人,打响淞沪抗战第一枪的抗日名将。他在淞沪抗战中英勇抗日,浴血沙场,名震中外。他一生爱国爱民,坚决抵抗日本的侵略,曾经多次北上抗日,但由于国民政府的不抵抗政策与腐败行为而告终。他在1949年携夫人许淑真移居香港,于1972年10月17日因心脏病发作而病逝,享年80岁。
日军猛攻两天都遭到上海抗日军民的英勇反击,为缓兵之计,日方要求英、美领事出面调停。经英、法、美等国领事的斡旋,日方1月29日20时向中国守军提出停战要求。中国军队同意停战,同时也加强部署和防御,严阵以待。第19路军第78师156旅旅长翁照垣于1月31日向记者发表谈话时说,感谢上海各界对军队的支援,“此后当更本初旨,努力杀敌,无论牺牲之何程度,必须流血到最后一滴,以保我中华国土及民族光荣。”
图注:国民革命军第19路军,在上海吴淞炮台抗击日军进攻
日军突袭闸北之后,紧接着轰炸和进攻吴淞要塞。吴淞为中国国防要塞,日军自1月31日出动军舰及十余架飞机进攻吴淞炮台,均被中国守军击退。同时,日军侵占江湾镇,坦克开过,房屋被毁,镇上一片断垣残墙,紧跟坦克车后的日兵头戴钢盔、手持枪支,对中国居民肆意枪杀。
图注:日军舰队旗舰“出云号”巡洋舰
日军要求停战是假,等待增援是真。1月30日,日军佐世保的第3特别陆战队474人在上海登陆。2月1日,横须贺第1特别陆战队525人在上海登陆。2日,日军将长江一带第1遣外舰队以外的舰船,以“出云号”为旗舰,由海军中将野村吉三郎为司令官,组成第3舰队,投入战斗。增援的日军和兵舰陆续开到之后,日军于2月2日下午停战日期未满之时即向中国守军突然发动猛烈进攻。日军利用炮舰优势,企图控制黄浦江的交通,舰上的飞机时时飞临闸北轰炸,但中国官兵仍坚守阵地。
图注:野村吉三郎(1877-1964)日本和歌山人。1898年日本海军兵学校毕业。参加过日俄战争。先后担任海军省副官兼海军大臣秘书、驻美大使馆海军武官、八云舰长、第一遣外舰队司令官、军令部次长等职。1932年担任第三舰队司令长官。一·二八事变爆发时,率舰队入侵上海。同年4月在上海举行的天长节庆祝会上被朝鲜抗日志士炸伤,失去一目。次年晋升大将,转任军事参议官。1937年编入预备役。1939年出任阿部信行内阁的外相。1941年任驻美大使,参加日美交涉,结果以失败告终。战后曾任参议员及自民党外交调查会长。
猖狂叫嚣可以迅速解决上海战事的盐泽此时被撤职调回国内,指挥上海战事的日军司令长官更替为野村吉三郎。野村2月7日接任后,随即集合海陆军进攻吴淞要塞。此时,上海日军已增至万人以上。11日,野村对西方记者说:“日军渡过蕴藻浜之日,即为日军行动终止之时。”又说:“日军在吴淞踏平华军濠沟之日,为时不远。请诸君拭目相观,届时即可结束华东之抵抗。”同日下午,日军不仅在闸北狂炸,还向蕴藻浜、曹家桥一线大举进攻,并不断增援。中国官兵猛烈抗击,双方肉搏,战况极其激烈。到晚上,日军被击退。
2月13日,日军司令官野村下达向中国守军发起总攻击的命令。日军由江湾、纪家桥、曹家桥三路进攻,企图夺取吴淞。日陆军一个大队一度越过蕴藻浜,进攻曹家桥,当即被警戒的中国守军发现。旅长张炎随即率部向后包抄,将渡河的千余名敌人三面包围。上午7时许,被围之敌拼死挣扎,企图突围。中国守军全力紧逼,双方展开肉搏数十次,坚守某阵地的60余名中国士兵,在最危急的时刻将火油浸湿全身,负重型炸弹,突然猛扑日军阵地,使日军阵线崩溃,无路可退,数百人溺水毙命。血战至晚上9时40分,日军全部被歼。曹家桥之战,中国官兵苦斗12小时,伤亡近千人。这是淞沪抗战开始后的第一次大血战。
图注:植田谦吉(1875-1962),日本陆军大将。生于日本大阪,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和日本陆军大学。1923年任第一骑兵旅团长,同年晋升少将,次年任第三骑兵旅团长。1926年任军马部部长。1928年晋升中将,翌年转任中国驻屯军司令。1930年改任第九师团师团长。1932年"一·二八"事变时,指挥第九师团侵略上海。1933年任参谋次长。1934年任日本驻朝鲜军司令,晋升大将。1935年任军事参议官。1936年调任关东军司令官兼驻满洲国大使。1939年因诺门罕战役失败去职。
野村企图几路包抄吴淞中国军队的计划,血战竟日,未能得逞。2月14日,张治中率第5军赶到淞沪,与第19路军并肩作战,更使吴淞要塞巍然不动。日军只得改变战术,利用空中优势袭击吴淞。日军多次进攻遭到惨败后,东京内阁再次撤换指挥上海战事的日军主帅。代替野村的日本陆军第9师团师团长植田谦吉根据日本天皇批准的敕令,火速增援上海。2月13日,日军第9师团第1梯队到达上海港。16日,该师团在吴淞全部登陆。此时,日军在上海的兵力近3万人,野炮六七十门,飞机60余架,并有舰艇数十艘集中于吴淞口。
2月18日,植田发出最后通牒,声称:中国军队“应立即停止战斗行为”,在2月20日午前7时前将现有第一线部队撤退完毕,午后17时前,从黄浦江西岸的曹家渡、周家桥镇及蒲淞镇以北地区撤退;从黄浦江东岸的烂泥渡及张家楼镇以北撤退,各撤退至租界线20公里地区。同时撤除以上地区的炮台等其他军事设施,并不得再设置。他威胁说:“以上各条如不见实行,日军不得己将对贵军采取自由行动,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就由贵军负责。”这真是强盗的逻辑,分明是在中国的土地上,却胆敢耀武扬威地“自由行动”,而且还要让中国方面承担责任。既是强盗,当然也不讲什么道理!
午后16时,蔡廷锴等接到植田的最后通牒,认为措词“荒谬”,完全可以置之不理。蔡廷锴吩咐第19路军驻沪办事处以外交方式对其答复。前线部队仍对进犯之敌予以痛击,算是对日军最后通牒的回答和警告。
日军在屡攻屡败后不断增援,并调整策略,发动新的进攻。从2月19日起,日军飞机对上海附近的城镇乡村实行大肆轰炸,接着又用重炮对中国守军阵地进行密集轰击。在作战前线,敌我双方相距不过200米,敌炮兵及飞机均已失去作用。中国守军沉着应战,双方肉搏数次,敌人不能前进,仍退回原处。
日军将进攻重点放在位于闸北至吴淞之间的江湾和庙行。从2月20日晨6时到9时,先是日机协同重炮兵向中国防线全线大轰炸,继而出动步兵和坦克部队,分两路进犯张华浜一线的杨树浦一线。中国守军给敌人以重创,迫使其退回原阵地。次日,植田亲自指挥步兵数千人,在飞机、大炮的配合下,又向中国守军阵地发起猛攻,双方伤亡惨重。日军的飞机、大炮将中国守军的工事大部炸毁,中国官兵有不少被活埋牺牲。战斗至23日黎明,日军试图从江湾车站包抄江湾镇,中国守军英勇抗击,多次冲锋,生俘日军一少佐及士兵数百人。日军支持不住,被迫撤退。
图注:孙元良(1904年-2007年5月25日),原籍浙江绍兴,1904年出生于四川成都华阳。黄埔军校一期毕业。曾任国民革命军第八十八师师长、第22集团军司令官、国民军第5绥靖区司令官等职。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率部在庙行一线顶住日军攻击;"八·一三"淞沪会战时,坚守闸北阵地76天,后参加南京保卫战;1944年,率29军在独山阻挡猖狂的日军,使这里成为了日军侵华的终点站;1949年后去台湾,2007年5月25日,孙元良在台北去世,终年103岁。
驻守庙行镇的中国守军原为第19路军,16日起由增援的第5军接防。军长张治中下辖第87师、第88师和陆军军官学校教导总队,全军共2万多人。按张治中部署,第87师孙元良的第259旅和宋希濂的第261旅负责胡家庄沿蕴藻浜北岸经曹家桥至吴淞以西一线;第88师钱伦体的第262旅、杨步飞的第264旅,负责由江湾北端经庙行镇、周巷至蕴藻浜南岸一线;教导总队一部负责狮子林南北闸汭、川沙口、浏河口、杨林口、七丫口沿江一线警戒。
图注:宋希濂(1907.4.4-1993.2.13),字荫国,汉族,湖南湘乡人。自东征、北伐、抗日到解放战争时被俘,宋希濂历经重要战役数十次,曾获青天白日勋章,有"鹰犬将军"之称。黄埔军校第一期步兵科、日本千叶陆军步兵学校中国将校班、陆军大学将官讲习班第一期、陆军大学将官班甲级第一期毕业。曾任国民革命军第71军军长、第11集团军总司令、新疆省警备司令、华中"剿匪"副总司令兼第14兵团司令。1949年被中国人民解放军俘虏,后作为战犯接受改造,1959年12月特赦。1980年赴美探亲,后定居美国。1982年8月任纽约"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首席顾问。1984年参与发起成立黄埔军校同学会,任副会长。1993年2月13日因患严重肾衰竭在纽约逝世,享年86岁。
为了攻占庙行镇的中国守军阵地,日军倾巢出动。自2月20日起,日军飞机轰炸不停,数千发炮弹倾泄到中国守军第88师阵地。在张治中亲自指挥下,第87师和第61师也先后投入战斗阻击日军,中国军队形成三面夹击进犯之敌之势,使敌遭到惨败,庙行阵地转危为安。日军第9师团及久留混成旅团伤亡惨重,中国守军旅长以下官兵千余人壮烈牺牲。此后数日,敌人不断轰炸,屡次进攻,均被击退。南京政府电称:“庙行镇一役战斗使我军声誉在国际上提高十倍。”中外报纸也称庙行镇一战达到了淞沪战绩之最高峰。
2月20日晨8时,日军以坦克、铁甲车各10余辆、步兵4000余人,在飞机和重炮的掩护下,分两路向天通庵及八字桥方向发动了猛烈进攻。驻守八字桥的第19路军第61师官兵用机枪、手榴弹勇猛抗击敌军,双方展开了血战。其间,第19路军将士以顽强的牺牲精神,争先恐后向敌人发起反击。敌我双方伤亡惨重,战斗一直持续到3月1日,日军屡战屡败,被迫缩短防线做战略撤退。
在日军对江湾、庙行的进攻遭到挫败的情况下,日本内阁会议于2月23日决定,火速派遣陆军前往上海增援。于是,日军参谋本部决定成立上海派遣军司令部,由前田中内阁陆相白川义则大将接替植田,并增派陆军第11师团、第14师团和100多架飞机来华,以便向上海发起更大规模的进攻。
图注:白川义则(しらかわ よしのり,1869年1月24日-1932年5月26日),日本大正时代的陆军大将,是一个双手沾满中国人民累累鲜血的战争罪犯。日本爱媛县人,1890年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一期,参加过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陆军大学毕业后曾留学德国,沿着精英路线一路升到关东军司令,任上帮助张作霖镇压郭松龄,在陆军大臣任上拉拢蒋介石,三次出兵侵略山东,包庇河本大作,后任军事参议官,一二八事变后被昭和天皇钦点率军攻击上海,命令100架飞机在上海市内狂轰滥炸,炸毁了大片建筑,致使数万中国人民和外国侨民丧命。最终,迫使十九路军退出上海,签订停战协议。1932年4月29日在上海虹口公园被王亚樵派遣的朝鲜爱国者尹奉吉刺杀,5月26日伤重不治而死。追晋男爵。
从2月29日起,日军在白川指挥下对中国军队发动总攻击,投入兵力达到10万人左右,而第19路军和第5军的总兵力仅3.5万多人,加上日军有大批飞机和军舰的助攻,双方实力悬殊。3月1日,日本援军加入作战,用重炮、野炮、钢炮和飞机连续轰炸中国阵地,步兵乘机进击。中国守军白刃相搏,双方伤亡惨重。同时,日军利用浏阳方面中国守军兵力单薄的弱点,强行登陆,占领浏河。这样,中国军队面临着侧、后方的严重威胁。
图注:国军抗日爱国名将,新中国成立后,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也是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领导人之一。原名本尧,字文白,安徽省巢县(今巢湖市)黄麓镇洪家疃人,黄埔系骨干将领,中国国民革命军陆军二级上将,爱国主义人士。1932年"一·二八"淞沪会战时任第五军军长,在上海抵抗侵华日军;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张任第九集团军总司令兼左翼军总司令,参加上海”八·一三”抗战。1937年11月,任湖南省主席,因失误导致"11.13长沙大火"事件而被革职。1945年,调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兼三民主义青年团书记;1949年,致电陶峙岳将军和新疆包尔汉主席,促成新疆和平解放;1969年在北京病逝——张治中将军介绍。
为此,蒋光鼐、蔡廷锴、张治中等商量提出两个方案,一是全线撤至第二防线,重新部署,等候援兵到达,再图反攻;二是以最大代价与敌拼一个你死我活,在原阵地作战。经请示上级,决定采取第一方案。本日,前线战事激烈,因援兵不济,有的阵地已被敌人冲破。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蔡廷锴3月1日下令:本军由当晚9时开始将炮兵、辎重、伤兵先行撤退,其他部队仍须与敌保持接触,并注意布防阻敌追击。于是,第19路军撤向太仓、嘉定、黄渡第二道防线;张治中的第5军则由原地转进常熟一带布防。3月3日,坚守吴淞的3000名守军和400余名铁血军及百余名义勇军奉令撤兵。
图注:张世希(1903-1990),别字适兮,生於安徽桐城,周岁时迁居江苏江宁。1924年春到广州,入黄埔军校第一期第四队学习,毕业后任军校入伍生队区队附,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排、连、营长。参加两次东征和北伐。1928年起任中央军校武汉分校教导第一团团长,后所部改编为第十四师第七十九团,调任教导第一师第一团团长,嗣所部改编为国民政府警卫军第一师第一团,旋又改编为第八十七师五一七团,仍任团长,参加一二八淞沪抗战娄塘一役若不是517团奋勇死战,一旦日军趋葛隆,陷钱门,直下铁路,第5军和第十九路军的退路就全断了,那后果是不堪想像了。后调往古北口长城抗战,升任第八十七师二五九旅旅长、副师长,第四师副师长,1934年入陆军大学特别班第二期,毕业后调任国民政府参谋本部少将高参。抗日战争爆发后,任中央军校步兵科少将科长、第二学生总队总队长,1939年任军政部第十四补充处处长。同年4月授陆军少将,后任新编第三十三师师长,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部参谋长。先后参加鄂北会战及浙赣抗战。1946年起任徐州绥靖公署参谋长,陆军总司令部副参谋长,陆军总部郑州指挥所副主任。1948年9月授陆军中将﹐当选第一届国民大会代表。后任首都卫戍副总司令。第七绥靖区司令官,京沪杭警备副总司令。1949年7月任福州绥靖公署副主任。同年9月撤到台湾,续任"国大代表",1954年任"光复大陆设计研究委员会"委员。后移居美国﹐ 1990年10月9日在美国逝世。
中国第5军第87师第259旅从太仓转移至葛隆镇附近的娄塘镇一带时,突然遭到从浏河而来的日军袭击。时至中午,日军增至8000余人,第517团四面被围,孤军奋战,以巨大的代价,击退了敌人的进攻。正在这时,独立旅前来增援,第517团余部在团长张世希的率领下向日军发起最后冲击,击退日军后,抵达外冈与第88师会合。这次战斗阻滞了日军的进攻速度,为第19军和第5路主力的转移争取了时间。
图注:朱耀章(1901-1932),著名抗日英雄。出生于画家家庭。少年时期就读于浦阳学堂。因家境贫寒而辍学,随父学画艺。1926年考入黄埔军校第五期。1927年分配在国民政府陆军第一军二十一师当见习排长,后升为连长、参谋。不久,又被选入军官团第一期学习。毕业后,充任警卫军第一师一团少校团副,后调任陆军第八十七师二五九旅五一七团一营少校营长。1932年一二八事变爆发后,代表全旅188名官佐向国民政府请缨抗日。2月14日,请缨获准,进发上海。2月18日接替19路军部分防务,驻宋庙行镇。2月20日,日寇发起进攻,朱耀章率全营官兵迎战,与日寇浴血奋战,多次打退敌人的进攻。1932年3月2日在与日寇的激战中壮烈牺牲。
在突围战斗中,第517团第1营营长朱耀章身中七弹、壮烈牺牲。此前,他于2月28日在前线有感作成《月夜巡视阵线》诗一首,表现了中国官兵士气高昂,宁碎头颅,保我河山的英雄主义精神。诗中写道:月愈浓,星愈稀,四周妇哭儿啼,我男儿百战死,壮士十年归,人生上寿抵百年!无须留连,听其自然!为自由,争生存,沪上鏖兵抗强权,踏尽河边草,洒遍英雄泪,又何必气短情长,宁碎头颅,还我河山!
图注:蒋光鼐(1888年12月17日-1967年6月8日),字憬然,广东省广州府东莞县虎门(今属广东省东莞市虎门镇)人,杰出的爱国民主人士和政治活动家,功勋卓著的抗日名将,淞沪抗战总指挥,民革的卓越创始人和领导人,新中国纺织工业的主要领导人。蒋光鼐1913年毕业于保定军官学校,参加过辛亥革命,曾任国民革命军师长,第十一军副军长,参加过北伐战争和中原大战。1930年任第十九路军总指挥、上将兼淞沪警备司令 。淞沪抗战时,蒋光鼐担任总指挥,率领十九路军将士奋勇抵抗,给日军以迎头痛击。日军对我军阵地及民宅、商店狂轰滥炸,发动了四次总攻,却均遭败绩,蒋光鼐指挥军队在闸北、江湾、吴淞、曹家桥、浏河、八字桥一带展开了多次战役,日军先后四次更换主帅,死伤近万人。淞沪抗战沉重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气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日斗志。新中国成立后,蒋光鼐历任广东省政府委员,纺织工业部部长,他是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一届全国政协常委及民革第二、三、四届中央常委。1967年6月8日病逝于北京。蒋光鼐的骨灰先是存放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1997年与蔡廷锴一同迁葬于广州19路军淞沪抗日阵亡将士陵园将军墓。
在全国和上海人民的全力援助下,驻守淞沪地区的中国第19路军在总指挥蒋光鼐、军长蔡廷锴的指挥下,拒令调防,奋起抗击侵略者;随后,张治中请缨杀敌,组成第5军参战。中国军队在33天的血战中,仅以蔡廷锴、张治中孤军抵抗众多的强敌,表现了中国抗日将士为国家为民族,维护正义与和平,不惜献出生命和鲜血的英雄主义和爱国主义精神,令侵略者为之胆寒,令全国人民为之鼓舞。中国爱国官兵不畏强暴,显示出强大的战斗力,给侵略军以迎头痛击,迫使指挥上海战事的日军司令长官数易其帅。无论是盐泽幸一、野村吉三郎还是植田谦吉、白川义则,都遭到声名大震的第19路军和第5军的联手反击。“一·二八”抗战,写下了中国抗日战争史上光荣的一页。
据粗略统计,在这次日本对上海发动的侵略战争中,中国官兵壮烈牺牲4400余人,负伤达7000余人。中国人民损失了16亿元的财产,牺牲了几万无辜和平居民的生命,战火毁坏最严重的闸北战区一地,有五六十万人无家可归。全国重要的文化机构,商务印书馆和东方图书馆,被敌军的战火全部烧毁。1932年1月29日上午10时,日机蓄意轮番低飞轰炸中国最大的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商务印书馆印刷厂80余亩土地上一片火海,厂房和印刷机全部被毁。2月1日上午8时许,附属于商务印书馆的东方图书馆也燃起大火,大量孤本、善本及中外图书杂志毁于一旦。建于1924年、总藏书达到46万余册的东方图书馆,在日本侵华战争中被炸毁,这是中国文化事业的重大损失。蔡元培于2月2日致电国联文化工作委员会,抗议日本海军陆战队和飞机20余架叠在上海之闸北,横施暴行,故意摧残文化机关,炸毁中国最大出版事业之商务印书馆和暨南大学。
图注:尹奉吉(윤봉길,1908年6月21日-1932年12月19日),朝鲜独立运动家,被称为抗日英雄。1932年4月26日,尹奉吉加入"朝鲜人爱国团",在王亚樵的策划下,接受金九的委派,进行刺杀日寇的任务。1932年4月29日,在上海虹口公园成功刺杀日本陆军大将白川义则,被当场逮捕,同年12月押送日本,在石川县金泽日本陆军基地内壮烈就义。
日军暴行激起中国和各国人民的极大愤恨。沪战结束后不久,适值4月29日为日本“天长节”,即日本天皇裕仁的诞辰日。韩国志士尹奉吉在虹口公园投掷炸弹,重创日本高级军官,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作为尹奉吉助手的李东海是一位身材娇小、眉清目秀的女性,时年23岁。尹奉吉进入虹口公园后,她在外面接应。尹奉吉爆炸成功后,不愿牵连他人,因此大义凛然就地投案。后被押到日本东京军事法庭受审,1932年12月在日本金泽就义,时年24岁。李东海奉命转移后,改名李东林,先到广州,后到延安,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这是后话。
中国永远不会亡国,因为“一·二八”事变已经看到了国人决心,为日后胜利奠定了精神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