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6-10-30访问：3来源：历史铺
政府部门雇佣合同工或者临时工这件事情，其实并不是现代的创新，而是自古以来的历代王朝都是这么干的，这种国家部门的用工形式，其他的不论，有一点是很有益处的，即国家能用很小的公务人员编制，相对较少的公务支出，来维持庞大国家的正常运转，统治更多的人口。这一些事情，离我们最近的清王朝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在清代，各级官署的吏员都称之为“书吏”，这些书吏都不是国家正式公务人员，系政府部门雇员，和现在的合同工或者临时工性质差不多。清代的书吏分为两种，一种是京吏，即为各中央机构做事的书吏；另一种叫外吏，即为地方政府做事的书吏。这些书吏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各部门均普遍存在，如果说正式官员是政策决定者的话，那么，整个大清帝国的具体政务执行其实就是由这些人去完成的。
为了使国家财政尽量少支出一点，清政府核定的官员编制数是很有限的，以一个县为例，正式吃国家粮的人中，有知县1人、县丞1人、主簿1人、典史1人、巡检3人、驿丞1人，其他教谕、训导、闸官、税课大使、县仓大使、河泊所官、医学、阴阳学、僧会司、道会司各1人，总计为18人；还有绿营武职，其中游击1人、守备1人、千总2人、把总4人、外委6人，总计为14人，综上，清代一个县的正式公务人员仅有32人。
可以想象，如果靠这么点人去治理一个县，那是无论如何也玩不下去的。所以，各式各样的吏员就应运而生了。乾隆年间的学者洪亮吉曾估算过一个县的吏员（包括书吏、衙役、杂役人员等）数量，据他说，当时一个小县的吏员也至少有200个左右，而大县可能会达到千人之多。而这一数据到了清朝晚期，小县已达三四百名，而大县更是达到了惊人的二三千人之多。如此一来，有大小县城1300多座的清代，全国吏员总量较高时便达到170万人之多。
与现代不同，清代的吏员待遇国家是一概不管的，全部交由各级各部门或者各级官员自行解决，如此一来，就蛇有蛇道，鼠有鼠道了。
作为一个庞大的政府合同工临时工组织，清代各个地方的吏员基本都是有本地资深人士担任，这些人虽无编制，但有相当具体的行政权力，掌握着一个地方的各项政务大权，其中非常多的人业务娴熟、人脉熟络，心思机巧，老成精算。因此，即便是国家不给他们发待遇，他们也能从自己所接触的政府事务中获得相当大的“回报”，即攫取大量的法外收入。
他们的法外收入是怎么来的呢？第一是收受贿赂，在案件办理、征税收税、人员任用、工程实施等几乎每一个方面都攫取灰色甚至黑色收入；第二是巧立名目，变相搜刮。地方吏员的绝大部份收入都是通过这个手段得来的，因为国家规定的名目即便是能操作一点，能揣进自己兜里的也不算太多，而另立名目得到的收入，就能全部进入他们的荷包了。
第三便是欺压百姓，鱼肉乡里。有资料记载了当时福建泉州、漳州两地的“包征”、“包解”的状况。当时，一个新的州官赴任的话，“懂事”的各房书吏就会将争相将红包送进州官府中，这个红包当时有个专有名称，唤做“点规”。而州官能获得的“点规”多少，全看钱粮征收的多寡，也就是说，钱粮上得到的灰色收入越多，州官们收到的“点规”也就会越多。
由是，通过了科举，宣扬自己“勤政爱民”的大多数地方官，也会按照当时的潜规则收受“点规”，由此，他们也会对吏员们在政府事务上的各项操作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放任这些吏员去执行政务和命令，毕竟，官员们也不可能自己就能把这些事情给办了。而吏员们有了长官们的默许，就会更加肆无忌惮地欺压百姓，鱼肉乡里，天下苍生可谓饱受骚扰欺凌。
因此，一个国家适当增加编制，将执行政务的人员也纳入国家公务人员范畴，并由国家负责待遇发放是很有必要的，这样才能将尽可能多的公务执行人员纳入监管，减少一些贪贿横行、民众忧虑的现象。而这，可能也是我们现代国家在科学技术进步，工作效率大大增加的情况下，官民比例却远超古代王朝的主要原因吧。
只是，增加编制就必然会增加支出，且各级吏员在享受国家待遇的同时，也可能会存在监管不到位、尸位素餐、人浮于事等诸多情况。还有就是，人员编制如果增加了，就一定要注意提高工作效率，而不能在增加编制的情况下，依然毫无节制的大量使用政府雇员，因为这政府雇员的雇用并不要进行复杂的程序，相对进一个公务员来说，要简单直接得多，这样的话，就会大量增加地方暗箱操作、贿赂公行、人浮于事等各种情况。
最后，简单一句话，我们可以接受官民比例远超古代王朝的事实，这具备科学合理性。但在此基础上，一定要注重提高工作效率，注重实务第一，注重在现有编制内高标准完成工作任务，这是我们现代人应该全力以赴追求的行政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