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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葛亮错失乱世大势

时间:2026-10-31访问:3来源:历史铺

    公元263年,刘备苦心孤诣建立起来的蜀汉灭亡。这个在历史上存在了42年的帝国,终究没有完成它“兴复汉室”的伟大梦想。

 

    消息传来,许多怀念汉朝天下的老臣纷纷痛哭流涕,感慨“天道不公”!按说有经天纬地之才的诸葛亮辅佐,蜀汉再怎么不济,也不至于会亡国啊!

 

    但对于蜀汉亡国且没有统一三国的原因,,历来喜好历史的毛主席有不一样的看法。他甚至一针见血的指出:从隆中对开始,诸葛亮就为刘备策划了一条错误的战略路线!

 

    那么,熟读历史的毛主席为什么会这么说呢?“隆中对”究竟有哪些地方是错的呢?

 

    选人不明、用人不当

 

    诸葛亮作为一名军事家、政治家,在选人、用人方面有着自己的独到之处,他所用的“七观法”,至今仍然被一些企业家所推崇。

 

    七观法就是观察人的七种方法,通过对人的判断力、辨别力、分析力、自制力、牺牲精神、廉洁程度、契约精神这七种素质进行考察。

 

    如果这几个方面表现得都十分出色,那么这个人一定是个可用之才。其实诸葛亮的这种辨人方法并没有错,可是他错就错在用这个方法的时机上。

 

    刘备的对手曹操,虽没有诸葛亮的才能,但其用人却很有一套!一直都是“因材施用”,根据一个人的技能和特性安排工作。

 

    这样的话,投靠他的人络绎不绝,并且都有施展才能的机会。但是反观诸葛亮选人,德行、才能、品性缺一不可,还要择优录取。

 

    这样的话许多有能力的人不能被录用,转而投靠曹操。最主要的是,刘备正在创业之初,门槛又这样高,就造成了无人可用的尴尬局面,导致刘备初期起步就比别人要慢很多。

 

    除此之外,诸葛亮用人喜欢“唯亲是从”,也就是喜欢拉帮结派。这样的行为可以增加亲近感,但是在集团内部却容易造成帮派林立、互有间隙的情况,反而降低了整体的凝聚力。

 

    有一次,毛主席在和贴身警卫李银桥聊天时,谈起了诸葛亮用人不当导致丢麦城、斩马谡。

 

    毛主席说:关羽生性高傲,从心里瞧不起东吴所以才拒绝联姻。

 

    可偏偏诸葛亮没有注意这个细节,把最不能推行“联吴抗曹”方针的关羽安置在和东吴最容易起冲突的地方,这就是他在用人方面的一个错误。

 

    至于马谡,虽然熟读兵法,也曾经随军参谋,但是实际经验毕竟不多,并且脑中记着的都是那些兵法是死的。

 

    但作战则是要灵活运用,所以马谡在夸夸其谈的外表下面,是一个缺少实战经验的“新兵蛋子”。

 

    而且马谡为人心高气傲,总认为自己腹有锦绣,听不进别人的建议,执意把营地建在了缺少水源的地方,最后只能望着一场大火望而生叹,以致丢了人头。

 

    诸葛亮对街亭的重要性不会不知道,但是他却错派经验不足、应变不灵的马谡守卫,以至于造成街亭失守,整场作战的布局都要为之变化,从而导致北伐战役的失败。

 

    可以说,导致蜀汉后期屡战屡败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诸葛亮的用人不当。

 

    帅不临阵,难以应变

 

    毛主席认为,诸葛亮的身上还是有些官僚主义的,从诸葛亮的一些临阵行为上就能够看得出来。

 

    诸葛亮经常都是在台上发号施令,很少主动到前方去了解情况,美其名曰是:足不出户便知天下事。

 

    毛主席在看《资治通鉴》的时候,在描写挥泪斩马谡的这一段的旁边写了一段评语,主要是说:诸葛亮应该在作战时,到现场观察具体情况,以便针对战场所发生的一切突发情况。

 

    毛主席认为我们的指挥员在这一点上就要比诸葛亮强,因为我军的传统就是不管什么员,首先要是作战员,即便需要冲上去肉搏拼刺刀,领导们也跟普通的战士一样会冲上去。

 

    另外,诸葛亮因为对前方情况掌握得不够及时,所以缺乏足够的应变方案。当初在做隆中对时,孙刘两家联合抗曹的政策并没有错。

 

    但是诸葛亮对孙权的契约精神过于信任,以致让关羽守荆州,他并没有提前做好荆州失守后可能产生后果的准备,所以当荆州失守、关羽殒命,蜀汉出现了一段时间的慌乱局面。

 

    所以与其说“大意失荆州”,不如说是诸葛亮没有意识到风险在前、缺乏应变措施在后,整体上来说是一次足以致命的战术性错误。

 

    另外,蜀国后期主动发动北伐,虽然有一定的客观条件影响,但不能否认诸葛亮当时并没有注意到蜀魏两国之间的差距已经拉大。

 

    当时魏国已经不再主动作战,而是把精力放在修养生息发展国力上,而蜀国却还沉浸在“必进中原”的想法中,不顾国力急于出关,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长途跋涉进行北伐。

 

    可以说,蜀国后期的被动局面,从某方面来说,诸葛亮保持惯有思想、缺乏应对方案,是要负有一定责任的。

 

    而造成这些问题的源头,则是“隆中对”时,诸葛亮为刘备策划的长远战略路线!

 

    战略失误,始于隆中

 

    诸葛亮在草庐时,给刘备提出的核心计划是“兴大义、复汉室”,政治策略是“联吴抗曹”,具体的战略方针则是“分兵占领荆、益两州”,一旦有需要即刻两路出兵,共同夹击。

 

    尽管这个策略在当时堪称“无懈可击”,但如果从实战角度出发,隆中对可谓是忽略了许多实际存在的客观因素,将一切都理想化了!

 

    甚至毛主席读到此章节时,也发出感慨:其误始于隆中对!意思就是,蜀汉的灭亡的祸患,其实早在隆中对是就已经埋下了!

 

    毛主席首先对诸葛亮提出的“联吴抗曹”方针给予认同,诸葛亮对当时整体大环境进行了深入分析,把当时天下的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进行了区分。

 

    认为曹操和刘备是主要矛盾,和孙权的矛盾是次要矛盾,刘备和孙权两个次要矛盾联合起来共同抵御主要矛盾。

 

    而毛主席的《论持久战》当中也有过这样的分析,其中说明:

 

    中日之间的矛盾是半殖民半封建的旧中国和帝国主义的日本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我们应该团结一切次要矛盾去对抗主要矛盾。

 

    毛主席认为:皖南事变既然已经发生,那就是不可逆的,但是却可以放下过去的国内纷争,国共之间完全可以一同对抗来自日本的侵略,那才是真正的主要矛盾。

 

    当然,如果国民党方面不准备合作,我们就可以适当地、有理有节地进行局部战争,但是要尽量避免民族矛盾升级。

 

    当时毛主席能够把隆中对的主要矛盾和当时国内的主要矛盾相对比,其实是已经把日本和中国的国情、国际环境进行分析,又结合三国时期的情况,所以才会有这样的评价。

 

    那么毛主席所说的隆中对中存在的错误都有哪些呢?

 

    毛主席认为:诸葛亮的“分兵”战略是一种错误。原本蜀国的兵力就不多,如果在以关羽、刘备、诸葛亮三方集团势力分开的话,每一支队伍的战斗力都会受到影响。

 

    并且荆州、益州两地相距千里之遥,如果要相互救援的话势必会受到时间、后勤等方面的影响。

 

    诸葛亮的分兵战略表面上是可以形成犄角之势,但实际上想要实现两面兼顾的作战效果还是很难的。

 

    西蜀前面有大山阻挡,防守尚且困难,想要翻越重山向外出兵前去救援就更加困难。毛主席的战略战术中,在与敌人不断周旋、进行游击战的同时。

 

    集中优势兵力有效地打击、消灭敌人;采用牛皮糖战术,通过运动战消耗敌人兵力优势,这都是游击战的经典理论。

 

    《孙子兵法》中曾经说过:我方专一敌方分十,那么就是我重而敌寡,能以众敌寡。这就和毛主席的集中优势兵力消灭敌人有生力量的观点十分契合。

 

    用毛主席的话说就是:攥成一个拳头打人。

 

    毛主席的经典战法的有效性,已经在我国的抗日战争以及解放战争中得到了证实。反观诸葛亮,却是七出祁山而未成。难怪毛主席说诸葛亮从隆中对时开始,就已经错了。

 

    精神可嘉 方法可取

 

    尽管对诸葛亮的战略并不认同,但是对诸葛亮的为人以及其他方面的才华却极为欣赏。

 

    毛主席还在湖南师范学习的期间,他就曾经在课堂上对诸葛亮的精神大加赞赏,并且表示自己将来也会向诸葛亮学习“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

 

    这句话出自诸葛亮的《出师表》,其中诸葛亮对后主刘禅的嘱托之情溢于言表,也把自己对蜀汉的忠诚表现得淋漓尽致。

 

    毛主席对诸葛亮的精神敬佩不已,并且也在用他的精神做着自己的座右铭。诸葛亮同样被毛主席称赞的,还有他的口才,也就是宣传技巧。

 

    提到诸葛亮的口才,人们第一印象就是“狠”。他只身前往江东,在满堂高才面前舌战群儒,骂王朗字字在理句句得当。但是毛主席并不是推崇诸葛亮的辩才,而是宣传。

 

    1930年。毛主席在红四方面军的工作会议上,对宣传工作的重要性加以强调,同时也说起了诸葛亮对老黄忠使用了激将法的故事。

 

    当时夏侯渊带兵进攻刘备,诸葛亮想让黄忠主动请缨,但是黄忠当时已经六十多岁,并没有按照诸葛亮的意愿主动请战。

 

    诸葛亮就用了激将法,把黄忠的“怒气”调动了出来,并且立下了军令状,这才有了老黄忠刀劈夏侯渊的故事,也就是人们所熟知的“定军山”。

 

    毛主席在会上对大家说,诸葛亮的激将法用得好,但是我们革命队伍中却很少用得上,我们能用得上的。

 

    是诸葛亮肯于动脑,能知道对方的喜好、能把对象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当然在宣传中的技巧还是要有的,但必不可少的还是方法和方式。

 

    正是因为毛主席十分注重宣传工作的重要性,所以在我们的队伍里才有国民党部队所没有的一个岗位:政工干部,也让战士们的思想能够更加统一。

 

    1935年红军的队伍路过安顺场,当得知刘伯承已经和彝族首领小叶丹顺利解决了民族问题并且结盟之后,毛主席十分高兴。

 

    在表扬刘伯承的时候也提起了诸葛亮当初“七擒七纵孟获”的故事,称赞刘伯承和诸葛亮比起来不差上下。

 

    诸葛亮七擒孟获的故事在建国之后仍被毛主席多次提起,一次是青海昂拉部落归顺,另外两次是1953年俘虏贵州布依族女土匪程莲珍。

 

    和凉山彝族少数叛乱分子,每次毛主席都是用这个故事对当地的领导进行劝导,说明处理民族之间问题的重要性。

 

    1955年,毛主席在和曾经开垦出南泥湾的王震会谈时,谈到了有关安置退伍军人的问题。

 

    毛主席告诉王震,诸葛亮当初就搞过开荒就业、巩固边疆的事情,开荒王震轻车熟路,能够安置退伍军人,还能提供一份工作,也未尝不值得一试。

 

    结语

 

    毛主席对诸葛亮的喜爱是众所周知的,他经常用诸葛亮的事情来褒贬、评论身边的人和事,但同样也是客观地、科学地去看待和分析诸葛亮。

 

    正如毛主席在莫斯科的一次会议发言中讲的那句话:单独的一个诸葛亮总是不完全的,也是同样会有缺陷的。

 

    我们中国有句成语叫“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不是说臭皮匠能力有多高,而是诸葛亮并不是高高在上的,他同样会有问题的,同样也是会被人们所超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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