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6-10-31访问：3来源：历史铺
1933年开始，国民党反动派纠集百万大军，对中国共产党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第五次军事“围剿”。
此后，中央红军被迫转移，走向万里长征。
长征时期,红军边打边走,没有根据地作为依托，也没有后方安置伤病员、补给粮食弹药等物资,经济问题就此成了一大难题。
纵观万里长征，红军的军费来源主要有以下几个渠道。
中央苏区时期积累的财富
中央苏区时期，中共通过打土豪分田地、开展贸易等形式，财经状况一度大为好转。
例如1932年年初，毛泽民在资源丰富的江西大余县成立了一家钨矿公司，短短两年内就创造了620万银元的贸易总收入，为苏区红色政权攒下了一份厚实的家底。
这些积蓄成为了红军在长征中购买物资的主要经费来源之一。当时,随红军长征的苏维埃国家银行组成十五大队,毛泽民担任政治委员, 他带着一百多担的白洋和票子上路了。
此外，中央红军出发时, 共携带军费现金202.4万元，这些军费分散补充到各军团,军团再分散补充到各师团单位；而红二、六军团出发前，也要求部队尽可能多带金银等贵重物资。
战斗缴获所得
长征途中，红军每攻下一地一城，都会将缴获的钱财分给贫苦百姓，剩下的充作军费。
在贵州遵义，中央红军缴获了军阀王家烈5万多元银洋、价值数十万的香烟与食盐；在桐梓，缴获了当地官僚、地主藏匿的大量黄金和6万多元银洋；在曲靖会泽，没收了军阀安恩溥的10万元现洋、400多匹布料和近20万斤粮食；在昆明东马龙县，红军截获了云南军阀龙云部准备运送给国民党中央军薛岳部的军用物资，缴获了大批军粮、宣威火腿、普洱名茶、云南白药。
除了钱粮以外，红军还通过战斗补充了大量武器弹药，壮大了军事实力。
没收地主劣绅资财
1934年10月，红军总政治部规定红军进驻白区后，必须尽快摸清当地反动分子、地主的情况，然后将没收来的钱物按规则分配。
红军每到一地，都会请当地群众列出一份土豪劣绅的名单，核实审查后张贴在告示上，公之于众，然后没收其财物分发给群众。
这样一来，群众的积极性得到了极大提高，老百姓都积极响应“打土豪”政策。
例如红军第六军团在湘西期间，打倒了15家地主，缴获10多斤黄金，5000块银元和数十万斤粮食；中央红军在黔北湄潭打击了47家土豪，给群众分了5万斤粮食、500余头家畜和4万多斤食盐，当地百姓也投桃报李，彻夜不眠帮助红军赶制了8000多套棉衣夹裤过寒冬。
拍卖
红军战斗中得到的财物，除了发放给群众外,其余部分往往用来出售。
例如中央红军进占遵义时,王家烈家中被缴获的食盐和烟草，都被公开出售。每红军1元钞洋可买4罐白金龙香烟或者7斤盐,远比当时的市场价要低。
再比如1935年11月,红六军团占领新化城,没收了反动官府的许多盐巴 ,标明价格出售。有些群众实在没有钱,说清楚情况也可免费拿走。
红军在新化7日,单单靠出售“官盐”就赚到了3.6万元的收入。
这种方式，既可以筹集军费，还可以解除群众对红军的疑惧。
借贷
红军长征所经之地，有不少地方是没有群众基础的。
很多老百姓不了解红军的性质，或者受到国民党反动派的宣传，碰到红军后往往离乡背井，四散逃避。
尤其是爬雪山、过草地的时候，红军经过的地方大部分是藏区，自然环境恶劣。藏民受到国民党和土司的欺骗和胁迫，逃匿一空。
按照中央规定，由于宗教原因，少数民族的土豪列强不能打。因此，借贷成了红军解决给养问题的主要方式。
对于向群众借贷，总政治部严格规定了几大标准：不得强迫、必须留下借条及说明书、对急需的军用品须经军以上的政治机关批准后才能借。
1935年夏天，红一、红四方面军在川北地区会师，当时军粮告急，不得不收割地里的青稞来充饥。收割完后，红军会在地里立一块牌子，说明原因并留下联系地址，叫主人拿着牌子找红军换回银钱。
此外，部队还印发了借贷券，如果需要借粮但主人又不在的，就先留下借贷券，主人后续可以持此券到任何一支红军部队兑换银钱。
这种灵活的借贷形式，为解决特殊情况下的困境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会师，长征结束，创造了人类历史上一大奇迹。这期间红军历经千难万险，九死一生，虽然一直在流动作战，物资供给困难，却充分实现了后勤保障的机动与灵活，这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革命中的有效探索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