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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让中国人抢在了前面!”1967年,法国总统戴乐高怒不可遏捏着一张字条,拍着桌子质问面前缩得像一群鹌鹑的法国物理学家。仔细看,那张字条上白纸黑字刺眼地写着,“中国氢弹实验成功”,而那位让法国总统怒火滔天的关键人物,就是我国氢弹之父,共和国勋章获得者,于敏。

1950年11月30日,当时抗美援朝战场上,美军被坚定英勇的中国人们志愿军打的狼狈不堪,时任美国总统的杜鲁门气急败坏地在大洋彼岸华盛顿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发表了会考虑在朝鲜战场上使用核武器的言论。
此言一出,立刻引起轩然大波。同时,美国战略空军司令科斯蒂·勒梅,也嚣张扬言:“在朝鲜没有合适于战略空军的目标,然而我会在中国适当地方如满洲或俄国东南部(我国东北地区)投下几枚核炸弹。”
在暴虐张狂的美帝国主义的核威胁下,尚为年轻的于敏,发出了”是可忍孰不可忍“的怒呼。本着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于敏毅然决然放弃了正值巅峰时期的原子核理论研究,投入到自己本不感兴趣的氢弹理论研究工作中。
1961年的一个萧瑟寒凉的冬日,房间里深红的炭火奋力散发出自己的热量,照亮于敏和同事们紧锁的眉头。当时于敏正与同事认真地讨论原子核理论研究的下一步工作,我国核科学事业的奠基人之一钱三强先生放轻了脚步,在于敏身边弯下腰,声音压低,严肃地说:“老于,来一趟我办公室。”
也许是对于即将发生的事有所预感,于敏放下手中密密麻麻的演算纸和计量尺,扶了扶眼镜,严正起身,跟随钱三强的沉稳有力的脚步走进办公室。
一进办公室,钱三强就开门见山地说:“经上级批准,决定让你作为副组长,领导和参加氢核理论组,加入氢弹理论的预先研究工作。”
于敏眼神沉静坚毅,只是思索了一瞬,正准备开口答应,却见钱三强在他面前抬起手掌,示意他不要着急说话,郑重地说:“搞氢弹是很难的事啊,氢弹集工程,技术,科学于一体国防尖端武器,牵涉相当多的学科,而且也不太符合你的兴趣。我们要面对的不只是外部敌对势力的核威胁,还有对氢弹一无所知的局面。”
于敏当即打断钱三强的话:“但这是为了国家的发展需要,个人兴趣,困难都不值一提。”
正是根植于他思想中不移不变,科学救国的炽热之心,令他毫不犹豫地服从安排,为了祖国事业奉献自己的力量。然而是什么令于敏的爱国之心如此深沉?这就不得不说到他年少时一段险些丧命的经历。
那时天津正值初冬,与日俱增的寒冷拦不住少年人的脚步。于敏欢快地骑着刚学会的自行车,去往同学家还车。
一个开着吉普车的日本人,懒洋洋地坐在车上,拧动方向盘,不怀好意地操纵着庞大的车身直挺挺地碾向于敏瘦小的身影。于敏心下一紧,当即转动车把,将自行车调转方向,险险擦过吉普车的后视镜。
那日本人见并作恶并未得逞,恼怒地喊出一句日语,从那恶劣的语气中就能听出来,那是咒骂于敏的脏话。
这边刚学会骑车的于敏因为平衡不稳,在路上歪歪扭扭地驶出一段距离之后,跌倒在一位老农民的水果摊上,一只镜片在慌乱中脱落,摔得粉碎。
被老农民搀扶着站起来,于敏满心愤懑地望向扬长而去的吉普车,在心中立志,他一定要将这些在中华大地上肆意践踏的侵略者驱逐出去,一定要让中国强大起来,一定要让祖国的武装不落于人后,意图侵略中国的人不敢轻举妄动。
这份炽热的报国之心延续在他的生命中,成就在1967年6月17日罗布泊上空,声如雷鸣的巨响和遮天蔽日的蘑菇云中。
“我这个人不大流泪,也没有彻夜不眠,氢弹爆炸后就回去睡觉了,睡得很踏实。”镜头前头发已经花白的于敏如此说道。
他眼神深邃,若有所思地望向远方,透亮的方形镜片下一双满含思绪的眼睛,那目光如一把锋利的刀,精确地剖开世界微小之极——原子能的本质。
正是这样的人,这样的眼神,令我国在短短两年零八个月的时间里,实现了从原子弹到氢弹的突破,令中国挺直了腰杆站在世界面前,不再畏惧他国核武器的威胁。
于敏先生,是我们当之无愧的功勋,向功勋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