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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1月,一二八事变爆发后,蒋介石与汪精卫之间的矛盾已不可调和,形势异常紧张。张学良深知部队并非日本人对手,遂电令整理华北政务,出兵东北。这一举动立即引起了全国范围内对东北军力量的关注和警惕。 在军事上,张学良意识到必须由委员长亲自下令,以集全国之力对日作战。他对汪精卫的回复“必须是委员长亲自下令”表示认可,并正式将张学良推上政治舞台,抬高其地位。同时,张学良开始组建北平分会,将其扩大为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并以国民政府的名义发布任命张学良为副委员长的命令,负责华北地区军政事务。 据历史记载,“榆关事件”发生在东北军撤回关内后三个月,日军挑起该事件。这一事件不仅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怒与不满,更促使了张学良重新调整部队,意图重整旗鼓,一雪前耻。 在日本人的眼中,张学良的军队在撤退时仅三个月就取得了“榆关”,这种迅速而惨重的失败,使其声名狼藉,社会各界舆论纷纷要求其引咎辞职,激进者甚至喊出“杀张以谢国人”的口号。舆论的压力下,张学良被迫致电请求辞去职务,蒋介石欣然批准了他的决定。 辞职后的张学良先后游历意大利、瑞士、德国、法国、英国、丹麦和瑞典。此时,东北军已群龙无首,而各方势力都在期待其回归。张学良离任后,蒋介石本想借机将东北军纳入自己麾下调入自己的司令部,但遭到两位师长张廷枢和黄显声的坚决拒绝,他们认为不应再重蹈一战覆辙。 蒋介石内心清楚,没有张学良的东北军难以指挥,于是决定重新启用东北军,并成立西安剿匪司令部。命张学良为副司令(蒋介石为司令),负责陕西、甘肃、宁夏、青海四省驻军的“剿匪”事宜。这一举措在西北局势中颇具巧思,削弱了东北军和西北军的实力,还可能围剿红军,因其底盘的关系,二人之间的关系一度针尖对麦芒。 张学良明白东北军西北的生存需要与杨虎城搞好关系。为此,他先退一步,要求东北军的人不得出任陕西地方政府官员;并决定将东北军大部分都驻扎在远离西安的前线。之后,他又派出秘书去和杨虎城沟通,传达其来西北是奉命行事,并无任何企图争夺地盘之意。 张学良此举,既缓和了两军关系,也试图说服杨虎城展开合作,因为两军有着相似的遭遇,在战斗中遭受过惨重损失。东北军和西北军均被日军围剿三个月后全歼三个师的兵力,而杨虎城的西北军则仅三旅的兵力被吃掉。 张学良和杨虎城二人认为不应与红军为敌,应联合起来共同对抗日本人。从民族大义上来说,他们两人联共抗日是政治目的;但从个人利益角度来看,蒋介石借机削弱东北军和西北军的实力,使其与红军斗,无论输赢,蒋介石皆为胜利者。提出联共抗日也是他们的自保手段。 1936年4月,张学良和杨虎城在洛川秘密会谈,决定实行东北军、西北军联共抗日的方针,以应对蒋介石的强硬政策。这一三方一体的西北大联合局面初步形成,形成了“西安事变”的顶峰。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和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对飞抵西安督战的蒋介石实行兵谏,至此,他们二人合作达成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