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三国志通俗演义》的“三本”思想

《三国志通俗演义》，实际上是说给有志王天下者听的英雄史诗。它宣扬忠义，但不止于崇尚忠义。崇尚忠义只是它对臣民人格的要求。作为中国历史小说的扛鼎之作，它的独特审美价值，更主要的还在于宣扬了一种“三本思想”，那就是：民心为立国之本，人才为兴邦之本，战略为成败之本。这种“三本思想”一以贯穿全书，成为作者褒贬诸镇的准则，不吐不快的方略，从而也就使作品成为一部千古不朽的形象的“资治通鉴”。作者的襟怀，作品的意旨，尽见于此。“民为邦本，本固邦宁”《三国志通俗演义》曾以追本穷源的笔法写出汉末天下大乱是“乱由上作”。谓三国之分实肇衅于桓灵二帝上不能体天心之仁爱，下不能纳良臣之谠论，禁固善类而崇信宦官，朝政日非，民怨沸腾，遂致一方面有黄巾之作乱，英雄之聚义草泽，诸镇之缮修兵革，另方面有何进之召外兵，董卓之乱国，诸镇之角立。这种追本穷源是独具匠心的，它不只从统治阶级内部矛盾与社会一阶级矛盾两个方面写出汉室已不可兴，齐桓晋文之业已不可再，还从所写的那逐鹿中原的群雄中让读者自己去选择谁是“仁德”之主。董卓乘十常侍之乱人持朝政，废少帝而立献帝，挟天子以令诸侯，自号为“尚父”：位望不可谓不通显。带甲数十万，又有吕布、李傕、郭汜、张济、樊稠为羽翼：兵不可谓不雄。差二十五万人夫筑郿坞，与长安城廓一般高下厚薄，周回九里，坞盖宫室仓库，屯积二十年粮食，“霸业成时履帝王，不成且作富家郎”：城不可谓不坚，粮不可谓不足，思虑不可谓不周。曾几何时，却暴尸街头。此无他，就在于“专权肆不仁”。“吾为天下计，岂惜小民哉?”竟成了他的指导思想。甚至，“尝引一军出城外，前行到阳城，时当二月，村民社赛，男女皆集，引军围住，尽皆杀之，掠其妇女财物，收万千余件，都装在车上，悬头千余颗于车下，连轸还都，先报董太尉杀贼，大胜而回。”甚至，尝留百官饮宴，却将北地招安降士数百人，“于座前或断其手足，或凿去眼睛，或割其舌，或以大锅煮之。皆未死，于酒桌几前反复挣命。百官战栗失箸，卓饮食谈笑自若。”甚至，民生其时，富亦死，贫亦死；贫者既死于离乡背井，沦为饿殍，富者复死于“匹夫无罪，怀璧其罪”。司徒荀爽曾劝董卓：“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卓怒曰：“乱道!”并即日罢之为庶民。一个蔑视黎元甚至以残杀无辜来张威的人，当然成不了什么气候，最终只能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杀董卓之时，日月清净，微风不起，号令卓尸于通道。卓极肥胖，看尸军士以火置卓脐中以为灯光，明照达旦，膏流满地。百姓过者，手掷董卓之头，至于碎烂。……城内城外，若老若幼，踊跃欢忻，歌舞于道。男女贫者尽卖衣装，酒肉相庆曰：‘我等今番夜卧，皆可方占床席也!’”这种对乱国害民贼臣的愤恨，正反映了乱世人对“仁政”的追慕。